第十八章　1793年内战

1793年夏天，吉伦特派被推翻之后，法国面临三个方面的战争：西部旺代地区的起义；国内多个地区所谓的“内战”（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吉伦特派的倒台引起的）；国外与欧洲同盟国家的战争。

旺代起义与内战之间存在相似之处：两者都是反抗巴黎的起义。但其产生根源、表现形式和战争结果又迥然不同。

旺代起义只是反对巴黎革命政府的局部战争，导致战争的原因不是吉伦特派的倒台，而是1793年2月24日国民公会要求招募30万士兵。3月3日，数百名年轻人在绍莱附近抗议，表面上是反对遴选士兵的办法，实则是反对参加一场距离遥远且与他们毫不相干的战争。从此以后，周边地区起义此起彼伏。

据统计，旺代地区发生的战争多达五次，持续时间长达八年，直到18世纪末才结束。最重要的战争发生在1793年，主要波及卢瓦尔河口附近的四个省—旺代省、下卢瓦尔省、卢瓦尔省和德塞夫勒省—双方死伤惨重。

从某些方面讲，“战争”一词用在这里并不恰当：这几乎是一场完全自发的起义，起义者主要是乡下农民，没有组建正式军队，缺少武器装备，没有全面的物资供应，甚至没有固定的领袖。起初，他们依靠简易的农村武器，例如矛、镰刀和猎枪，之后他们主要是从抓捕和击毙的共和国士兵手中缴获步枪等武器。他们丝毫没有准备进行组织有序的战斗，而是临时召集在一起实施游击战术。

旺代起义有时被当成捍卫天主教的战争或者保皇战争，事实并非如此。诚然，当地农民经常前往教堂，支持他们熟悉的牧师，而且有些农民确实支持君主制度。当地有些贵族的确挺身而出担任起义军的指挥官，例如年仅21岁的富于浪漫气息的拉罗什雅克兰侯爵亨利·迪维吉尔，他作战勇猛、品貌风流，在当地颇有名望。战场上流传着他具有传奇色彩又催人奋进的呐喊：“我冲锋，跟上我；我撤退，杀了我；我战死，为我复仇！”第二年他死于战场，年仅22岁。但是旺代战争不是由当地贵族发起的；这一年早些时候，国王被处决时，旺代并没有发生起义的迹象。起义发生之后，保皇党成员和天主教势力纷纷加入，他们大言不惭地为自己取名，譬如“天主教王子军”。但是这些名字都是事后临时编造的，他们并没有组成旗帜鲜明、井然有序的军队。

6月9日，起义军在索米尔取得第一次重大胜利。6月18日，他们占领昂热；6月29日，他们包围了南特。至此，他们没有准备继续战斗。个别将领，例如掌权的尼古拉·斯托夫莱，在拉罗什雅克兰的支持下，意欲向巴黎进军，但大多数人表示反对。他们更倾向于退回西部。起义军主要是地方抗议者，并不是反革命分子，他们无意远离家乡。

在巴黎，革命者对旺代起义始料未及，因而彻底陷入慌乱。他们对外部战争尚未做好准备，更不要说平息内乱。理论上讲，西部驻扎有所谓的海岸部队，分驻在三处地方：拉罗谢尔、布雷斯特和瑟堡。但是这些部队基本上编制涣散，主要是各地的流浪人员。因此，国民公会花了较长时间才做出全面应对，第一个举措就是派议员作为全权特派员，接管地方政府，控制地方军队和民间团体。一开始，由于应对比较仓促，再加上派出大量特派员，这些特派员的权责模糊不清且相互冲突，局势变得更加混乱。但是，巴黎的革命派逐渐掌控了局面，10月1日国民公会下令西线军队结束旺代战争。10月15至17日，共和国军队在起义军兴兵之地绍莱给予起义军致命一击。

这一轮起义拖延了一段时间，但是到了年底，随着12月23日起义军在距离圣纳泽尔不远处下卢瓦尔省（如今的大西洋卢瓦尔省）萨沃奈的沼泽中惨遭屠杀，起义趋于结束。得胜之后，共和国将军弗朗索瓦·韦斯特曼骄傲地写信给国民公会说：“旺代起义军已经不复存在。我刚才已经将其埋葬在萨沃奈的沼泽之中。我将儿童践踏在马蹄之下，将妇女屠杀殆尽。我没有留下一位犯人来指责我，我已经将他们赶尽杀绝。” [121] 但他说错了：他并没有将起义军赶尽杀绝，他们仍然不时地发动起义。

相比之下，通常称为“内战”的战争，范围更加广泛，在法国多个省和省会城市都爆发了武装抵抗。有历史学家将其称为“联邦党人起义”，但是这实际上只是个宣传口号：山岳派企图利用各种反叛运动嫁祸于吉伦特派，声称内战是叛国的吉伦特派策划的反革命阴谋，污蔑他们想借机在法国建立联邦国家。当然，事实并非如此。当吉伦特派的拉索一年前说“巴黎应该与所有其他省份一样，在法国发挥1/83的影响” [122] 时，他并不是说法国应该成为联邦国家，而是说法国应该由全国性的权力机构——国民议会统治，而不应该由起义公社独揽大权。

在这些起义中，有些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支持吉伦特派，抗议将他们从国民公会中清除，而其他起义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反抗山岳派和巴黎无套裤汉掌握绝对政治权力，这给山岳派的宣传提供了两个动机。但其他起义则是由于地方支持革命和反对革命两股势力之间的斗争引起，个中原因各不相同。

无论如何，在一段时间内，巴黎和各省的关系变得扑朔迷离。诚然，山岳派和巴黎无套裤汉对国民议会发动了政变，然而，在此之后，无套裤汉起义者们的立场似乎摇摆不定。他们被动员起来打倒吉伦特派，但并没有挑战国民公会的合法性，没有要求选举新的国民议会。

而且，截至目前，被捕的吉伦特派党人的命运依然充满变数。救国委员会理应作为政治权力的核心，但是救国委员会的成员仍然主要是温和派人士，在巴黎最近一次起义之中，该委员会完全无动于衷。6月5日，救国委员会敷衍般地为吉伦特派讲话，呼吁前国防部部长、如今的巴黎市长让·尼古拉·帕什交出指控对方的证据，“缺少证据的话，必须向国民公会声明证据不存在”。然而，帕什不以为意，没有任何表示，因此对吉伦特派的审判悬而未决，但是案子并未撤销。

12名被禁的吉伦特派成员立即逃离巴黎，另外8名也陆续离开。但是留在巴黎的代表则大胆挑衅：个性张扬、家境富裕的波尔多律师韦尼奥大声要求对他进行审判。被清出国民公会的吉伦特派成员的同事们为他们打抱不平。6月6日，52名代表集体公开抗议，6月18日，另有19名代表加入，之后又有5人加入。多人离开巴黎，追随他们的吉伦特派同事，帮助他们在各省寻求支持者。巴黎以外的地方对政变的反应不一。巴黎邻近省份对国民公会的新主人—山岳派和起义公社保持忠诚，法国中部地区（包括安德尔省、谢尔省、克勒兹省、科雷兹省、康塔尔省和阿列省）亦是如此。但是在地方重要的人口中心，尤其是历史悠久、地理位置重要、地方观念强烈的地方，包括西北的卡昂和诺曼底大部分地区，西南的波尔多和巴约讷，地中海地区的马赛和土伦，以及中部的里昂，人们纷纷抗议。

吉伦特派被推翻之后六个星期，1793年7月13日，马拉在自己的浴室 [123] 被夏洛蒂·科黛刺杀。这位虔诚的24岁姑娘从家乡诺曼底专程赶来，将匕首藏在裙子里。她不是吉伦特党，但她认为马拉应该为6月2日的政变负责，杀了他会带来和平。四天之后，科黛被送上断头台。

然而，在法国各地，尽管所谓的“内战”因为山岳派在巴黎发动政变而成为焦点，实际上这些战争几乎是偶然爆发的，反映的是地方的权力斗争。大革命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在法国各地激起了政治动荡，导致民怨沸腾，纷争不断。在多数地区，巴黎的议会豁免权遭到侵犯，迫害吉伦特派倒是其次，地方的政治斗争才是关键。在一些较大的城镇，起义反映出的是当地资产阶级保守派与共和党人和雅各宾派的冲突。其他的起义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冲突，因为掌管附近各省的官员代表的是农民的观点和利益，这些人相对保守，而掌管城市的官员则更加倾向于革命派和共和派。

吉伦特派被推翻之后，首先奋起反抗的地区是诺曼底大区，从厄尔省和卡尔瓦多斯省开始，随后，布列塔尼大区的五个省份相继加入：非尼斯泰尔省、伊勒-维莱讷省、北部滨海省（如今的阿摩尔滨海省）、莫尔比昂省和马耶讷省。卡尔瓦多斯省首府卡昂成为西部抵抗力量的总部。共和国瑟堡驻军指挥官费利克斯·温普芬率领两个骑兵团前去平息起义。

在西南地区，波尔多市当局驱逐了两名国民公会代表以及之后被派去谈判的另外两名代表。当地政府下令组建一支1200人的军队，并呼吁召开所有起义省份会议。在图卢兹以及西南地区，当局从监狱释放保皇党，并将雅各宾党囚禁起来。在南方的尼姆市，雅各宾党被解除武装，投进监狱，雅各宾俱乐部也被关闭。

在里昂，地方局势的影响力比国家层面的内战更大。当时，里昂的城市规模仅次于巴黎，人口远远超过10万。从社会构成上看，里昂独一无二，它是法国唯一由单一高级制造行业——丝织业——支配的城市，因此，也是唯一类似无产阶级的城市。丝织业让里昂富裕繁荣，但是大革命造成大量贵族移居国外，对丝织品的需求陡然下滑，丝织业工人集体失业。1790年，里昂估计有2.5万名工人依赖公共救助，也就是说，失业率高达50%。 [124] 贫困状况十分严峻，已经成为常态。到了1793年，贫困更趋严重。

深重的地方经济危机带来巨大的社会压力，平民党、资产阶级、吉伦特派、雅各宾派甚至保皇党之间不断连横，政治冲突持续不断并且日益升级。有时，冲突似乎与巴黎的斗争步调一致（抑或交替进行），但实际上，这种冲突有其自身的地方动因。

6月初，里昂的温和派一度占据上风，他们首先宣布忠于不可分割的共和国，之后突然倒戈，与邻近的起义省份和起义城市，例如马赛、尼姆和波尔多取得联系。7月15日，他们将蛊惑民心的平民派领袖约瑟夫·沙利耶送上断头台。他与路易·米歇尔·勒佩尔捷（国民公会议员，在投票处死国王之后，1793年1月20日被一名保皇党代表刺杀）和马拉（7月13日被夏洛蒂·科黛刺杀）并称为大革命“三烈士”。

马赛是法国仅次于里昂和波尔多的第三或第四大城市，人口约10万，在革命初期，是最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1793年1月，激进的雅各宾派接管了马赛并通过推行恐怖政策，强制征税，警察以干涉和关押嫌疑人来震慑民众。到这一年的春天，普通百姓已经受尽折磨：4月底，地方各区起来反抗雅各宾派，并下令驱逐国民公会派驻的两名代表；5月，各区将该城内雅各宾俱乐部的领导人逮捕。当马赛人民听到6月2日吉伦特派在国民公会被推翻的消息后，马赛和巴黎之间的关系彻底决裂，当地政府试探土伦等其他起义中心城市的态度，联合抵制巴黎无套裤汉的专制。

短期来看，马赛起义者在宣布忠于大革命原则的同时，似乎要求一种独立于巴黎当局的联邦制度，因为他们通过地方各区来行使直接民主。但是市政机构很快被商人阶级的领导者接管，其中很多人是反革命分子，甚至是保皇党。尽管工人阶级所在街区出现了一起雅各宾派起义，他们公开宣布了一条非革命政策—脱离巴黎成为独立联邦。

临近港口土伦是法国地中海舰队总部，该地区一直是土伦及周边地区激烈政治斗争的主场：雅各宾派和忠于革命的军方曾经企图掌控该城，而保皇党则掌握了地方各区和部门。1792年夏，当地多次出现针对政府官员的群众暴力事件，但是在8月10日君主专制被推翻之后，雅各宾派取得控制权并恢复了秩序。然而，一年之后，1793年7月12日，民众起来反抗雅各宾派压制性的专制统治，于是保皇党再次掌权。他们关闭了雅各宾俱乐部，绞死了24名俱乐部成员。国民公会意欲派遣两名特派员进行干预，但保皇党逮捕了这两名特派员。8月27日，两支革命军队即将抵达土伦，迫于紧张形势，保皇党向盟军投诚，将城市、海港和法国地中海舰队的58艘战舰拱手献给英国地中海舰队总司令塞缪尔·胡德上将，英国士兵进入城市。他们还发消息向国王的弟弟普罗旺斯伯爵宣誓效忠，但后者并未回应。盟军将土伦置于新总督查尔斯·奥哈拉少校的管辖之下。

1793年6月中旬，法国83个省中有60个省名义上反对巴黎政权，至此，所谓的“内战”臻于顶峰。然而，这断然不是协商一致的叛乱，总体来说，只能算作表面、脆弱和局部的动乱。尽管表面上支持吉伦特派的势力比较强大，他们却从未制定一致的反击策略，相对比较容易被击溃。因此，与旺代起义不同，“内战”转瞬即逝。然而，最糟糕的是，当巴黎革命者最终击败起义军后，他们没有表现出宽容和仁慈，相反，通常实施极端的惩罚措施，有时极为野蛮。

在诺曼底，起义迅速被镇压，奉命前往安抚这一地区的让-巴蒂斯特·罗贝尔·兰代尽可能减少镇压行动。在波尔多，无套裤汉所在各区推翻了支持吉伦特派的当局，起义迅速结束。

在南方，政府动用让-巴蒂斯特·弗朗索瓦·卡尔托领导的军队打败起义军。他首次入伍时尚未成年，之后放弃了军旅生涯，当了一名珐琅画工。1789年，他再度入伍，当了拉法耶特的副官，经过接连的快速升迁，他已经官至中将，掌管着阿尔卑斯山军队。这支部队中有一位年轻的炮兵军官—24岁的拿破仑·波拿巴。

卡尔托8月25日攻下马赛，及时避免马赛落入英军手中，但未能阻止土伦失陷，土伦两天之前被移交给胡德上将。卡尔托的军队9月开始围攻土伦，攻打了三个多月，最终于12月19日收复土伦，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波拿巴提议对海港实施炮轰。此时，围困土伦的军队中挤满了权势煊赫的特派员，包括保罗·巴拉斯和他的死党路易-斯坦尼斯拉斯·弗雷龙、克里斯托弗·萨利切蒂 [125] 和罗伯斯庇尔的弟弟奥古斯丁。

巴拉斯（保罗·弗朗索瓦，巴拉斯子爵）出身于普罗旺斯的富裕贵族，16岁作为绅士之子参军，28岁官至上尉时离开部队，移居巴黎，开始享受生活，靠财产度日。37岁入选国民公会，投票支持处决国王。但他大部分时间都远离巴黎，作为特派员与军队待在一起。在土伦，巴拉斯与波拿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利用其特派员的身份将波拿巴从中尉擢升为上尉。收复土伦之后，特派员们一致推荐授予波拿巴准将头衔。

随着土伦的攻陷，巴拉斯成为该城的主管之一，大权在握的他肆意贪污腐败、巧取豪夺。由于巴拉斯臭名远播，因此救国委员会的罗伯斯庇尔将其召回巴黎。据说，巴拉斯返回巴黎时，罗伯斯庇尔对他不理不睬，因此为了报复，他聚敛党羽反对罗伯斯庇尔。也有人说这个故事被简单化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巴拉斯在热月（法兰西共和历的11月，相当于公历7月19日到8月17日）10日罗伯斯庇尔倒台和判处死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巴拉斯的腐败名声轰动一时，但绝非个案。在大革命的这一时期，直到罗伯斯庇尔倒台，腐败的机会与诱惑迅猛增长。战争的扩张以及随之而来的军需供应，为合法和非法生意创造了巨大的机会。通货膨胀此起彼伏，为金融投机创造了广袤的空间。由于战争和通货膨胀的上升而新发行的大量货币投入教会财产的买卖。内战之后的动荡造成的政治后果导致隐性权力落入特派员群体手中，一些特派员肆无忌惮地滥用权力，假公济私，作奸犯科。

在里昂，共和国军队1793年8月9日开始攻城，战争持续了两个月。10月9日，里昂投降。巴黎的革命派决心对起义者实施前所未有的酷刑，这么做在一定程度上是为在当地遇害的雅各宾派领袖沙利耶报仇雪恨。有关条款在国民公会发布的法令中做了明确规定，国民公会派遣两名特派员让-马利·科罗·德布瓦和约瑟夫·富歇前去实施。科罗·德布瓦之前当过巡游演员和剧院经理，在起义公社中发挥领导作用，最近被任命为救国委员会委员。富歇是南特一名船主的儿子，受过严格的天主教会教育，几乎得到牧师职位。然而，他辗转法国多个城市，担任数学和物理教师。在阿拉斯的时候，他成了罗伯斯庇尔的密友，差点还与罗伯斯庇尔的妹妹夏洛蒂订婚。

该法令写道：“里昂将失去它的名字。”

里昂将被称作“解放的城市”。它将被彻底毁坏，富人生活的所有场所都将被毁。里昂将只剩下穷人的房屋，只剩下被误导和被剥夺权利的爱国者的家园、工业设施以及用于人文和公共教育的名胜古迹。在里昂的废墟之上，将竖起一根柱子，为后世留下见证，记录这座城市的保皇党所犯下的罪行及其遭受的惩罚，上面刻着以下文字：“里昂对自由发动了战争，里昂不再。” [126]

实际上，里昂的毁坏程度远不如威胁中的那么严重：防御工事悉数被毁，但富人的600所房屋，只有50所左右遭到彻底毁坏。

从10月9日到12月9日两个月的时间里，人民遭受的惩罚，规模之大、范围之广、程度之惨令人震惊。第一批，法庭通过行刑队执行了106例死刑。第二批，将79人送上断头台。第三批，法庭开始大规模行刑，通过所谓的“齐射”，在所谓的“布洛托平原”，面向人群发射炮弹，屠杀了268人。根据详细的相关记载，在里昂被执行死刑的总人数可能接近1900人。 [127]

而对于旺代战败的起义军，惩罚更加凶残，南特的情况尤为严重。南特是一座约有8万人口的大型港口城市。尽管南特并未加入起义，数千名旺代地区战败的起义军涌入南特，企图进入港口，等待英国人前来搭救。地方政府并不欢迎这些避难者，数千人被关进监狱。到1793年秋末，南特的监狱关押了6000余名嫌犯，大多数人深受饥饿和疾病的折磨。国民公会派让-巴蒂斯特·卡里耶作为特派员到南特平息和惩戒起义分子。

卡里耶是奥弗涅人，性格古怪、暴躁、孤僻而沉默。他的性格捉摸不定，时而沉默寡言，时而激动无常。他酗酒成瘾，喜欢独来独往。当他到达南特时，他以为自己会被起义军包围，因此雇佣了一支40人的红色卫兵，建立了一支秘密警察队伍。1793年12月17日，他继续利用自己的权力，不经任何司法程序，对24名所谓的“土匪”（其中包括4名未成年人）执行死刑。仅过了两天之后，他又处死了27人。起初，受害者被成群拉出去枪毙。约2600人以这种方式被处死。之后，这种方式显得太慢、太麻烦，卡里耶便发明了臭名昭著的“淹刑”，以“共和婚姻”的名义将男女犯人赤身绑在一起，装上驳船，拖到卢瓦尔河中央，沉入河底。这种形式的杀戮主要在夜间进行。卡里耶还“利用南特上流社会的女性嫌犯组织狂欢晚会” [128] 。据估计，1793年11月至1794年2月期间，2000～5000人被以这种方式成批淹死。与此同时，一个军事委员会在勒芒和萨沃奈击败起义军之后围捕了4000名起义军逃亡人员，对他们实施了枪决。全部加起来，卡里耶可能在南特杀害了1万人。

1794年2月，他被召回巴黎。但屠杀和复仇行动并未结束。尽管旺代起义军1793年12月23日在萨沃奈遭遇惨败，但部分起义军拒绝投降。西线军队总司令路易·马利·图雷乌将军决心平息起义，所到之处，无论男女老少，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据估计，他所谓的“地狱纵队”屠戮的人数达到旺代省总人口的一半，暴力行径堪称种族灭绝。但图雷乌的野蛮政策并未平息起义，实际上，起义持续了很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