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恐怖统治

恐怖统治自1793年9月5日正式宣布开始，到1794年7月28日结束，持续了10个月的时间。恐怖统治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政策，实施过程也没有特定的程序。其主旨似乎就是支持罗伯斯庇尔及其革命政府，主要的方法是向所有事实上或者有可能对共和国构成威胁的人施加死亡威胁。

新政府最紧迫的挑战是应对法国其他地区对巴黎无套裤汉专政的一轮抗议，并挫败这群无套裤汉对日益艰难的生活状况持续增长的抗议。

随着1793年9月29日《惩治嫌疑犯条例》的颁布以及随后的革命军动员，恐怖统治正式开始实施。革命军是9月5日起义示威者要求建立的军队，旨在执行新的限价制度—“最高限价”（前面已经论述）。与之前的限价制度相比，这次限价制度并未取得更好的效果，在很多方面的表现甚至更加糟糕。新的制度过于详细，需要实施越来越多、越来越严苛的监督来保证实施，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企图规避这一制度。限制工资则几乎让所有人都感到不安：在乡村，很多农民发现他们无力支付雇工的工资；在城镇，很多无套裤汉发现他们的工资将被大幅削减，因为战争、征兵以及随后的劳动力短缺已经造成有效工资水平远远高于法律规定的最高工资。

革命军的首要目的是在必要的情况下使用武力征用必需的物资来保证充足的食品供应。革命军包括6000名士兵和1200名炮兵，每人每天工资40苏，军队归无套裤汉将军夏尔·龙桑统领。夏尔·龙桑参加过国民自卫军，担任过上尉，之后一路晋升，成为战争部部长让-巴蒂斯特·布绍特的副官。革命军的第二个目的是充当恐怖统治的准军事武装，负责执行《惩治嫌疑犯条例》。起义者的要求只针对巴黎，但是在起义的引领下，在各地雅各宾派、社会俱乐部和国民公会派驻地方的特派员的领导下，法国各地的革命军队自发组织起来，成为推行恐怖政权有关政策的重要力量。各省的革命军队一度达到56支，总人数约3万人。 [148]

《惩治嫌疑犯条例》制定得比较随意，没人知道恐怖统治期间到底有多少人被捕。肯定超过数万人，甚至达到数十万人。美国历史学家唐纳德·格里尔估计总数约为50万人，马蒂厄和索布尔认为在30万左右。将这些数字与法国当时的2800万人口相对比，估计被捕人数最高达到总人口的1.8%左右，相当于成年男性总人口的5%。 [149]

总体来说，这些嫌疑犯名义上是在巴黎公安委员会的监督下，由地方革命军或者各区的革命委员会实施逮捕。革命委员会是巴黎各区的分支机构或其在法国各地的对应机构。1793年3月21日，为了应对两个前线传来的噩耗（法国西部旺代起义军取得一系列胜利，以及法国军队在东北的内尔温登被奥地利人击败）造成的一波恐慌，国民公会曾下令建立监察委员会，实际上是地方的警察委员会。恐怖统治实施之后，《惩治嫌疑犯条例》赋予这些委员会相关权力，逮捕一切“自由之敌”。

因此，尽管法国缺乏有效的全国政府体系，但是从1793年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却建立了由2万余个警察委员会组成的网络，尽管完全未经培训、纪律涣散、缺乏组织并且不受控制，但这个网络却有权将恐怖统治付诸实施。这种基于地方的逮捕嫌疑人制度显然顺应了地方的要求，反映了地方的意见。很多被捕的嫌犯都是贵族，很多还是外国人；但是更多的逮捕记录上只标着“嫌疑犯”，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是陌生人或者外来者。这项法律设计的初衷是满足地方的愿望，事实的确如此，该法律肯定被地方用来打击报复敌人。由于很多嫌疑犯并未被指控具体罪名，很多犯人没有经过审判就被直接关进狱中，直到罗伯斯庇尔倒台之后才被释放，平均被关押的时间约为8个月。

事实上，《惩治嫌疑犯条例》明目张胆地抛弃了革命派建立法治政府的基本原则，罗伯斯庇尔明确表示，他认为没有必要证明对嫌疑犯的指控：“根据名声指控个人犯罪，不存在书面证据，但是证据写在所有愤怒的公民心中。” [150] 托克维尔则对恐怖统治持迥然不同的意见，他写道：“大革命是由最文明的一群人筹划，而由最野蛮和粗鲁的一群人执行的一场革命。” [151]

革命政府面临的第一项也是最艰巨的一项挑战（这也是革命政府存在的一个主要原因）来自内战。吉伦特派被推翻之后，法国各地内战频发。实际上，内战带来双重挑战：一是巴黎的中央政府能否镇压起义军，二是能否约束平定起义的军队。

政府似乎成功化解了第一项挑战：随着10月9日收复里昂，10月17日在绍莱彻底击败旺代起义军，以及12月19日攻陷土伦，到1793年年底，法国各省的起义已经偃旗息鼓。第二项挑战则更加棘手。在弗朗索瓦·韦斯特曼将军公开吹嘘他1793年12月在旺代杀了多少起义军之后，他被召回巴黎，与丹东以及一堆朋友和伙伴一起被绑起来送到革命法庭，被判处死刑并被送上断头台。路易·马利·图雷乌将军同年晚些时候接过行动的指挥权，当他对自己的“地狱纵队”以及近乎种族灭绝般地杀害大量旺代起义军吹嘘不已时，他也被召回巴黎并受到审判，所幸被宣判无罪。

让-巴蒂斯特·卡里耶，因为在南特对叛军实施大规模屠杀（包括臭名昭著的“溺刑”）而声名狼藉，最终被人告发，并于1794年8月被召回巴黎。但他直到同年12月，罗伯斯庇尔倒台之后很久，才被送上革命法庭。革命法庭判他死刑，而他是来自国民公会的众多特派员中唯一一个遭受极刑的人。

内战期间，巴黎的革命派大体上赋予地方指挥官或特派员自由权力，但里昂的情况则不一样。在围攻里昂的过程中，国民公会派了9名特派员监督进攻。其中职务最高的特派员是救国委员会委员、罗伯斯庇尔最亲密的支持者乔治·库东。攻陷里昂之后，他很快被召回巴黎，原因是他太过温和，让-马利·科罗·德布瓦和约瑟夫·富歇取代了他的位置。这两人手段更加残忍，他们同意（如果不算直接下令的话）对近1900人执行死刑，包括在布洛托平原利用大炮发射霰弹，制造了臭名昭著的大规模屠杀。富歇被召回巴黎，罗伯斯庇尔正式指控他，将他逐出雅各宾俱乐部，但仅此而已。科罗·德布瓦也被召回，但是作为救国委员会的委员，几乎没人能够动他。直到罗伯斯庇尔倒台之后，他才被审判并被驱逐到法属圭亚那。

显然，大革命在管理方面的致命弱点是政策制定者和政策执行者之间界线不清。特派员的身份就反映出这种责任不明的情况。

与此同时，冷酷的恐怖统治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促使法国军队从接连遭受失败转而开始获得胜利。1793年年初发布的第一项动员令，即所谓的“30万征兵”，并未招够应募人数。一个原因是征兵在多地的农民中间不得人心。这些农民，尤其是远离战场的农民多数无意参军，因为征兵并不是全国统一行动，而且对于入伍对象的界定口径不一，政府将选择权交给了地方部门。然而，1793年8月23日，无套裤汉成功地推动国民公会实施另一项全国总动员，从此之后，服兵役制度在全国统一实施，18岁～25岁的未婚男性和单身男性必须服兵役。革命派希望此举能招募48.3万人，最后，尽管经过长期耽搁，面对装备不足，并且因逃兵、医疗证明免除服兵役等原因出现漏损，最终成功招募到30万人。

借助新征的军队，革命派取得了几场重要的胜利，开始击退奥地利入侵者：9月6—8日翁斯科特战役；10月15—16日瓦蒂尼战役；12月26—29日威森堡战役。这一轮从失败向胜利的关键转变燃起了人民群众对征兵工作的热情，到1794年春，随着全国总动员的顺利开展、征用物资的稳步推进和武器制造的国有化不断提升，救国委员会已经建立起12支、总数为100万人的军队。这些军队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具有高度统一性。在大革命的初期，效忠国王的传统军队和革命派建立的国民自卫军之间存在明显的分裂。传统军队由贵族军官领导，身穿白色制服（因此被称作“白军”）；国民自卫军则选定了自己的军官，身穿蓝色制服（被称作“蓝军”）。 1793年春，革命派决定建立统一军队，并逐渐排除阻力，合并了白军和蓝军。这个过程进展缓慢，但是建立了对所有级别普遍适用的纪律标准，全面清理了军官队伍，大量启用前途光明的年轻将领。

与特派员不同，军队将领一旦战败，通常会遭到无情的惩罚。1789年，50岁的让·尼古拉·乌沙尔已经服役35年，但他仍然只是一名上尉。大革命爆发以后，得益于他的平民身份，1793年迅速升迁，一开始被擢升为摩泽尔方面军司令，随即又被提拔为莱茵河集团军司令，再然后是北方集团军司令，并取得翁斯科特战役的重大胜利。然而，从此以后，厄运接连降临：他违抗救国委员会的命令，决定撤退，但撤退失控演变成溃败。他被剥夺指挥权，被逮捕并移交革命法庭，被判处死刑，并于1793年11月15日被送上断头台。拉扎尔·奥什则比较幸运：他早期从普通士兵迅速晋升为上尉和少将，在凯泽斯劳滕战役中被奥地利人打败，但迅速调整战略，于12月在沃尔特一雪前耻。尽管妒忌心强的年轻对手让-夏尔·皮舍格吕将军争取到了圣茹斯特的支持，于1794年4月1日将他逮捕，但是他侥幸逃过死刑判决，并在罗伯斯庇尔倒台之后被从狱中释放。

恐怖统治不断增强，根据《惩治嫌疑犯条例》控告嫌疑人，在革命法庭象征性地展开公审，然后在协和广场的断头台公开执行死刑。如果说恐怖统治旨在阻止反革命骚乱，那么它没有达到目的。因为尽管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的主导地位丝毫没有被动摇，但是他的无套裤汉同盟不断就自身的困境和政府政策的不足提出抗议。罗伯斯庇尔通过打击抗议的主力忿激派来做出回应，他将忿激派的领袖雅克·鲁斯逮捕起来。鲁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多次进出监狱，但他继续发行报纸，组织政治运动，直到他获悉自己将被送上革命法庭。他觉察到自己大势已去，于是拔刀自戕，并于1794年2月10日因伤口发作而死。

鲁斯被逮捕之后，罗伯斯庇尔发现对其他愤激派人员实施恐吓更加容易。巴黎人权区邮政局的雇员让-泰奥菲勒·勒克莱尔发行了一份煽动性的报纸来纪念马拉，但是当他收到雅各宾派的严重警告之后，他立即关闭报社并离开巴黎。另一位邮递员，受人欢迎而又喜欢信口开河的街头演说家让-弗朗索瓦·瓦雷被捕入狱数月，之后便缄口不言。在男人占主导地位的世界中，两名女性抗议者显得鹤立鸡群。一位是30岁的克莱尔·拉孔布，她曾经是法国南部的演员，来到巴黎参加大革命。她因和他人创建女性革命团体“革命共和派女公民俱乐部”而闻名，先后担任该俱乐部秘书和主席。当政府禁止她参加革命活动后，她重又拾起演员生涯。另一位女性是25岁的巧克力销售员波利娜·莱昂，她从大革命一开始就参加革命，是“革命共和派女公民俱乐部”的联合创始人。她1793年嫁给勒克莱尔，后来在政府的胁迫下放弃了革命，回归家庭生活。平息愤激派的举动展示了罗伯斯庇尔和其他资产阶级革命者维护统治的决心。他们已经不情愿地实施了限制物价和工资的措施，但他们不想再做出更多妥协。他们应对抗议的方法就是更严厉的恐怖统治。

另一位因抗议革命造成的破坏而闻名的女性是奥兰普·德·古热（1748—1793），她是知识分子、小说家和剧作家，通过写作而不是街头示威来表达抗议。她为废除奴隶制、争取女性的政治和性别权利而笔耕不辍。她在朋友、孔多塞的妻子索菲·德·格鲁希的住处发表了最有名的思想：“妇女如有上断头台的权利，当然非更有上演讲台的权利不可。”吉伦特派倒台之后，古热作为吉伦特派的同情者和秘密的保皇分子而被捕。1793年11月2日，她因煽动叛乱和保皇思想而被判处死刑，并于第二天被执行死刑。

恐怖统治的主要工具是革命法庭。革命法庭于1793年3月在巴黎建立，职责是审判被指控犯有各种模糊罪行的人，包括反对自由或平等，损害共和国统一和完整，或者是破坏国家内外治安与安全。《惩治嫌疑犯条例》通过严格限制出版自由，以及呼吁逮捕“所有发表反动作品的专制和封建残余分子及自由之敌”，来扩大自身的职权。1793年12月5日的一项法令（霜月14日法令）禁止发表挑战救国委员会的言论，延续了这一趋势。不少省份纷纷建立临时地区革命法庭，但是1794年5月21日，政府决定集中实施恐怖统治，关闭了各省的所有法庭，所有审判均于巴黎举行。

在开始的几个月里，革命法庭尊重法律，公允判案，无罪判决多于有罪判决。吉伦特派倒台和内战爆发以后，山岳派决定革命法庭的有罪判决必须达到政治上可以接受的数字。法庭庭长雅克·蒙塔内是一位曾在图卢兹接受传统培训的律师，他被指控为温和派并被撤职。革命法庭得到很大程度的扩大和加强，马夏尔·约瑟夫·埃尔曼取代蒙塔内当了庭长。这名来自阿图瓦省和加来海峡省的34岁刑事法官是罗伯斯庇尔的老相识和忠实追随者。他举止沉着，言谈安静，外表凶恶。他斜视比较严重，看起来似乎只有一只眼睛正常。他是恐怖统治忠实的仆人，但他没能满足罗伯斯庇尔的期望，也被开除，1794年4月他的位置被罗伯斯庇尔的另一位好友勒内·弗朗索瓦·迪马取代。

革命法庭新的检察长是47岁的律师安托万·康坦·富基耶-坦维尔，他来自皮卡第大区的小贵族家庭，曾担任巴黎夏特雷法院的检察官。1783年，年近四十的他陷入困境，失去工作，债台高筑。在接下来的9年时间里，他的生活和事业一直十分黯淡。但是，1792年，他被革命记者卡米耶·德穆兰拯救，后者正是他的远房堂弟。德穆兰还是丹东的朋友，受丹东保护。丹东短期担任司法部长时，他曾将司法部联合秘书长的重要职务交给德穆兰。因此德穆兰能够帮助堂弟成为8月17日法庭陪审团主席，该法庭成立的目的是专门审判杜伊勒里宫的守卫者。

3个月之后，1792年11月29日，第一个政治法庭被关闭。然而，当革命法庭建立之后，富基耶-坦维尔被任命为检察长，他很快就把自己变成典型的行尸走肉般的芝麻小吏，充当罗伯斯庇尔和恐怖统治的爪牙。他总是早上8点来到办公室，与刽子手见面，安排当天执行死刑需要的囚车。晚上，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他离开法院，前往救国委员会报告法庭的工作。他经常遭到罗伯斯庇尔及其支持者的责备，原因是他办事效率低下，革命法庭处事过于平和。罗伯斯庇尔逐渐破坏法庭的程序，减小辩护的所有可能性。富基耶-坦维尔则遵循新的程序，小心办事。

罗伯斯庇尔倒台之后，恐怖统治最终结束，迪马、富基耶-坦维尔和埃尔曼都因充当恐怖统治的帮凶而被送上断头台。1794年7月28日，迪马与罗伯斯庇尔同一天被送上断头台。富基耶-坦维尔和埃尔曼于10个月之后，即1795年5月7日，与革命法庭的另外14名成员一起被执行死刑。

恐怖统治的第一个表现是根据《惩治嫌疑犯条例》进行的大规模逮捕行动，逮捕人数可能达到50万人。其中很多人都没有遭到起诉，因为根本没有相关证据。但是1793年9月至1794年8月期间，他们被关押的时间长短不一。恐怖统治致死的人数相对少很多：根据格里尔的估计，死亡人数总计可能为3.5万～4万。数字之所以很不精确，是因为这个数字包括在内战期间被不加区分地屠杀的所有人数，例如在南特、里昂和土伦大规模执行死刑的人数。如果只计算经过正式审判之后被判死刑并逐一执行的人数，恐怖统治的受害者人数降至16594人，其中有一半是在1793年11月到1794年1月的第一轮恐怖统治期间遇害的。

我的印象是，在大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物中远超过40%的人死于暴力。在我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逐渐列出了一个人物名单，这些人在大革命的不同阶段出现，到最后，总人数达到290人。在这290人中，有84人，即29%的人被执行死刑，主要是被送上断头台；41人，即14%的人遭遇其他形式的暴力死亡，其中有些是为了躲避断头台而自杀。换句话说，在大革命的历史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中，有43%死于暴力。当然，这份名单丝毫都不科学，它只是我在阅读中搜集的。几乎所有的死亡都发生在1793—1794年。

仅巴黎的革命法庭起诉的人数就多达5343人，其中2747人（超过51%）被判死刑并被执行。被执行的人中，20%属于以前的贵族，9%属于教士，71%属于第三等级，而在第三等级中，41%为工匠，28%为农民。恐怖统治众多的受害者所犯罪行并不严重，除非他们被当地的仇人视作革命的敌人：4/5的人被指控的罪名都比较笼统，例如阴谋反叛、价值观扭曲、意见不一致或者发表不当作品，甚至拥有一幅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画作就可能以宗教狂热罪被送上断头台。 [152] 如果数量如此众多的案例如此匪夷所思，那么革命法庭的某些程序在运行过程中，肯定受到了胡乱猜忌和公众狂热情绪的影响。

实行恐怖统治的目的是为了加强革命政府的权威，从很多方面来讲，它收到了相应的效果。然而，现在大革命进入了狂乱和恐怖时期，充满公私指责，充满秘密弹劾和背叛，充满喧闹的抗议、诡诈的政治阴谋和不断升级的残酷镇压。

几乎从革命一开始，革命派的政策—从成批处置教会财产和大规模发行指券开始，就制造了鼓励投机、催生腐败的土壤。即使在早期相对纯真的日子，腐败也十分流行，罗伯斯庇尔因为没有同流合污而赢得“不可腐蚀者”的绰号。如今，蓄意废除国家的基本法律原则创造了全民违法的条件，与此同时，由于政策失当导致法国陷入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混乱，造成投机倒把、贪污腐败更加猖獗，尤其是一群比较聪明、肆无忌惮和胆大妄为的人充分利用了混乱和风险的契机。因此，政府在恐怖统治的巅峰时期进行两起重要的腐败和金融犯罪的象征性公审，就绝非偶然了。这些审判的真正目的是政治目的，但这完全被掩盖起来，法律案件主要或部分是捏造的。然而，事实是，腐败和金融犯罪已经渗透到革命的心脏。

除了腐蚀大革命的心脏，恐怖统治还成为大革命灵魂生死斗争的中心。在这种斗争中，在越来越占主导地位的罗伯斯庇尔的阴影下，雅各宾俱乐部是道德和政治问题争论与解决的剧场。罗伯斯庇尔要求统一思想，持不同意见的人受到惩罚，最后一招便是被逐出雅各宾俱乐部。雅各宾俱乐部长期以来一直是大革命期间主要的辩论中心之一。如今，它已然成为恐怖统治的道德工具之一。

米什莱将雅各宾派描述成大革命时期的裁判官，这个比喻令人印象深刻。德穆兰早在1791年就在他的报纸《法兰西和布拉班特革命报》中做了类似的比喻，他说：“雅各宾俱乐部是法国真正的研究委员会……他不仅是胁迫贵族的最高裁判官，而且是进行正当的指控、帮助所有市民的伟大改革者。” [153] 到1793年，在恐怖统治下，它的职责从改革转变成镇压。

1791年由于国王逃跑造成的危机结束之后，雅各宾派大肆扩张，到1793年9月，将各省雅各宾俱乐部加起来，全国雅各宾党人数可能达到约50万人，因此，到恐怖统治实施之际，雅各宾党已经形成完整的全国网络，成为隐形的政府。他们在巴黎的主要聚会场所是圣奥诺雷街的多米尼克修道院。米什莱认为，雅各宾俱乐部成员无形中继承了多名教会修士们的特点，这些修士们的秩序就是13—16世纪天主教宗教裁判所的动力：

“有什么样的建筑，就有什么样的居民。新的居民与原有的居民一样，遵循固定的思想和狭隘的正统观念……他们态度僵化、一成不变，这对他们来说十分必要，因为在现实中，他们的信条十分模糊。无论形势发生什么变化，无论对他们的信条带来什么偏离，他们都坚持不变。” [154]

米什莱惟妙惟肖地描绘了雅各宾俱乐部的个性和权力，认为它是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警察。雅各宾党信奉什么新的教义，那就是正统教义，反对它就会被逐出俱乐部，甚至被送上革命法庭。

“被驱逐出雅各宾俱乐部绝非小事”，米什莱说，“这个可怕的组织，尽管形式上是俱乐部，实际上却是指控犯罪的陪审团。俱乐部的会员名单就是名副其实的生死簿。” [155]

恐怖统治的第一名高级受害者是路易十六的遗孀，前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她生于1755年，1770年嫁给路易，当路易1774年继承王位时，19岁的她成为王后。他们的长子路易·约瑟夫·弗朗索瓦·格扎维耶1781年10月出生，并于1789年夭折。次子皇太子路易·夏尔生于1785年3月27日，在父母被执行死刑之后仍被收监。他可能死于监狱，时年10岁，死亡日期可能是1795年6月8日。

国王被执行死刑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被从唐普尔堡的塔楼转移到塞纳河中西岱岛上守卫森严的裁判所附属监狱，现在这座监狱成为著名的“断头台前厅”。她于1793年10月14日被送上革命法庭，被指控的罪名是叛国罪。审判毫无阻碍，因为她遭到大众的厌恶，经常被怀疑是奥地利统治家族的成员，并且与法国的敌人结盟。两天之后，即10月16日，她被定罪，并于当天被推上断头台。

而对吉伦特派的审判则长期拖延，问题重重。部分吉伦特派成员在1793年6月2日被推翻的时候就被软禁在家中，待在巴黎，尽管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离开。其他人则已经逃离，仍然逍遥法外，包括夏尔·巴尔巴鲁、加代和巴黎前任市长佩蒂翁。推翻吉伦特派在（非吉伦特派）议员中间引起了愤怒的抗议，73名议员因为抗议而被指控和逮捕。但他们并未接受审判，主要是因为罗伯斯庇尔插手干预—或者说下令如此。在被推翻的吉伦特派议员中，有21名议员最终于1793年10月30日被送上革命法庭。 [156]

指控的罪名十分荒唐：包括“背信弃义”“憎恨巴黎”“封建主义”以及顶替其逃跑的同事承担推动内战的罪名。

巴黎公社群众的力量推倒了吉伦特派，而指控的主要见证人包括起义公社行政长官和检察长肖梅特及其副官埃贝尔。两人都是无套裤汉的坚定支持者和罗伯斯庇尔的严厉批评者。两人分别被以不同的莫须有的罪名，于1794年春天在前后相距三个星期的时间内，被送上断头台。

21名接受审判的吉伦特派成员包括吉伦特派创始人、恣意张扬的39岁记者、冒险家布里索；来自波尔多市的40岁律师，在国民议会中成长为吉伦特派明星的韦尼奥；来自波尔多的38岁富商布瓦耶-丰弗雷德；他的好友和妻兄弟、来自波尔多和南特的富有贸易家族的迪科；来自波尔多的35岁律师让索内，埃尔曼和富基耶-坦维尔两人都对他的才智和辩论技巧忌惮不已。

米什莱说：“审判中没有半点矫揉造作。所有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审判的结果只有死路一条。他们无视革命法庭这一时期仍然沿用的所有程序。没有出具任何文件。没有任何辩护律师。多名被指控的人员被禁止发言。” [157]

审判自1793年10月24日开始，持续数天却毫无进展。10月30日，救国委员会向国民公会引入一项法令，允许革命法庭庭长在审判三天之后询问陪审团，他们是否凭良心宣布裁决。法令经过相关程序送达国民公会需要时间，因此埃尔曼将审判暂停几个小时。法令直到晚上8点才送达法庭，这时，陪审团未经任何深入讨论，突然判处吉伦特派成员死刑。他们于第二天，即1793年10月31日被执行死刑。 [158]

除了布里索、韦尼奥、布瓦耶-丰弗雷德、迪科和让索内之外，被判处死刑的还有51岁自学成才的作家和热情的革命者让-路易·卡拉；来自阿朗松市的42岁律师夏尔-埃莱奥诺尔·迪弗里什·德·瓦拉塞；来自塔恩省的30岁卡尔文教牧师马克-大卫·拉索；还有巴黎贵族中的退休军官、56岁的让利斯侯爵夏尔·阿历克西·布吕拉·西耶里。判决下达之后，瓦拉塞拔刀自刎，在法庭上当场毙命。

大多数被判软禁之后逃脱的人最终遭到逮捕。42岁的出庭律师让·安托万·拉法格·德·格朗热纳夫逃回波尔多的家中，但他于1793年12月被捕并在当地被执行死刑。来自圣埃米利永的35岁律师加代参加了卡尔瓦多斯省未遂的起义，然后逃到波尔多，1794年6月，他在当地被捕并被执行死刑。来自马赛的26岁律师巴尔巴鲁逃到了法国西部，然后与佩蒂翁和来自埃夫勒的33岁律师弗朗索瓦·比佐一起逃到圣埃米利永。他们在乡下躲藏近10个月，但1794年被人发现踪迹，三人分别自杀。最后，还有50岁的孔多塞侯爵马利·让·安托万·尼古拉·卡里塔，尽管他不是吉伦特派的正式成员，但他却对推翻吉伦特派表示反对。他逃离巴黎，但在缺席审判的情况下被判死刑。他在首都之外的乡下被发现并被拘捕，之后在一家乡村警察拘留室中毒死亡，很可能是自杀身亡。

少数人得以幸运逃脱。来自瓦尔省格拉斯的38岁香水商人马克西曼·伊斯纳尔成功逃脱并一直躲藏到罗伯斯庇尔倒台。1795年2月，他返回巴黎并重返国民公会议员的岗位。来自雷恩的40岁出庭律师和法学教授让-德尼·朗瑞奈逃到家乡，隐匿踪迹18个月，并于1795年3月再度进入国民公会。另外，来自巴黎的33岁小说家和图书馆员让-巴蒂斯特·鲁韦先后逃到法国西部、波尔多，并最终在瑞士化险为夷。他也于1795年3月重回国民公会。

然而，对吉伦特派的象征性公审和执行只是恐怖统治的开始。前任内政部部长让-马利·罗兰·德拉普和妻子让娜·玛丽·菲利庞曾是吉伦特派的友人和赞助者，两人皆因吉伦特派被禁而成为目标。丈夫成功逃脱，但是妻子被捕并于1793年11月8日被审判，被指控的罪行是阴谋叛国。她于当天被定罪并被执行死刑。身处断头台，她大声疾呼：“自由啊，假你的名义犯了多少罪啊！” [159] 她的丈夫在鲁昂顺利躲藏五个月。当他获悉妻子被害时，意欲回到巴黎接受公审，但之后他改变主意，于1793年11月15日自杀身亡。

“平等的菲利普”（之前的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约瑟夫）是法国最富有的人，也是国民公会议员，他曾投票赞成处死他的堂弟路易十六。连罗伯斯庇尔都不相信他可以做到这一步：“‘平等的菲利普’可能是唯一一个本能自救的人。” [160] 但当他的儿子夏尔特公爵与迪穆里埃一起起义时，奥尔良公爵于1793年4月6日被捕并在马赛被关押数月。9月3日，他被送上革命法庭，被指控与吉伦特派相同的罪名并被判处死刑。他于11月7日被执行死刑。他像平时一样衣着华丽、装扮光鲜，走上断头台时说道：“真的，这一切看起来很荒唐。” [161]

“最终”，米什莱评价说，“他如愿以偿：保全了钱财，却失去了头颅。” [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