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起义公社

无套裤汉暴力攻占杜伊勒里宫之后，国民议会的政治权威似乎已经衰微，起义公社旋即开始提出意味深长的要求，这些要求狂悖无道、并无先例。它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国民议会，要求掌握几乎所有的最高权力，推翻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并要求确立自身全新的合法地位，而这种合法地位源自民众的叛乱意志。代表团由叙尔皮斯·于格南率领，他是一名来自南锡的律师，此前一直在巴黎担任海关官员，近来当选起义公社的社长。

他说：“民众委派我们来见诸位，并委托我们向诸位声明，他们满怀信心地再次赋予你们权力，但他们同时也委托我们向诸位声明，他们作为逼迫他们采取必要的反抗压迫的非常之举的判官，只认可法国人民、你方主权机构及我方主权机构在公民大会会面。” [57]

这番装腔作势且艰深晦涩的讲话意在说明，起义公社并不认可国民议会的政治合法性，因而要求召集法国民众举行大选，以选出一个新议会。

新议会将被称为国民公会，以表达对建国不久的美国于五年前成立的制宪会议的敬意。但是，这个新议会的选举将有两个关键之处完全不同于其前身。其一，选举将赋予男性公民普选权，排除之前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别，以及有行为能力的公民与无行为能力的公民之间的差别。其二，选举不再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而是当众投票，并根据名册大声唱票（àhautevoix）。 [58] 这一创新之举的目的当然在于让选民承受围观者带来的最大限度的政治压力与政治胁迫。不久之后，革命法庭的选举流程相仿，目的相同。

国民议会很快同意举行选举，也答应了新的选举条件。议会赞成暂时剥夺国王的权力，但拒绝了彻底推翻国王的要求。虽然合法地位源于民众意愿的这一概念是引人注目的全新提法，但是起义公社的领袖们显然也对此半信半疑。除非他们确实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正当性，以及合法地位必须来自这样一个切实通过全国性选举产生的机构，否则他们何必要求选举新的国民议会？

无套裤汉要挟议会中资产阶级人士的第一阶段的行动并未持续多久。从8月10日推翻君主制到9月21日国民公会的创立，前后不过六周，等到国民公会正常运作之后，它迅速开始维护自身作为新国民议会在当权地位上的正当性。然而，这六周的时间充斥着各种出人意料的事件：法国遭到入侵，一支普鲁士军队围攻并占领了法国的两处地位非同小可的要塞；巴黎爆发了几起暴力的反动运动，譬如残忍的无套裤汉当中的暴民进入几座监狱，屠杀了千余名囚犯；再者，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瓦尔密战役中，硝烟散尽，法国大获全胜，随后普鲁士人不仅撤离了已占领的要塞，还全部撤出法国。

1792年8月11日，在推翻君主制的第二天，罗伯斯庇尔加入了起义公社。想必他是刻意拖延，或许意在看清形势的发展，因为他几天后就充当起公社中最强硬苛刻的公众代表之一，而且很快成为了无套裤汉事实上的领袖。当然，他从不在穿着打扮与言行举止上效仿无套裤汉。无套裤汉可能按照工人的传统打扮来穿戴—紧身短上衣、宽松长裤、蓬松的头发，外加一顶帽子；米什莱告诉我们，罗伯斯庇尔起床后一向精心打扮，为假发套涂脂抹粉，穿上宫廷服饰，包括丝质长袜和裙裤。 [59]

推翻国王之后的几天里，罗伯斯庇尔以起义公社或其中某一选区的名义，率领三个气势汹汹的代表团来到威望尽失的国民议会的法庭。8月15日，他来此要求惩办那些在8月10日保卫杜伊勒里宫的人，他称此举为人民正义的复仇。他的用意不言而喻：无套裤汉希望设立特别法庭审判这些人。早在4天前，即8月11日，新上任的国民自卫军指挥官安托万·桑泰尔就已告知国民议会，倘若议会不立即对杜伊勒里宫的瑞士籍守卫进行军法审判，那么后果自负。国民议会拖延了两日；之后，推翻国王方才一周，它居然就同意了设立特别法庭审判反革命分子，如果这些人罪名成立，当即处以死刑，那么反革命分子就是那些杜伊勒里宫的守卫。特别法庭的职权范围不包括审判国王。鉴于此，叛乱分子显然认为他们需要一个得到合法承认的国民议会。

8月17日至18日晚，特别法庭的法官与陪审员由巴黎各选区分别开会选举产生，之后公社审查了当选者的政治正确性。罗伯斯庇尔膺选为最高法院院长，但他拒绝上任，理由是很多被告可能成为他的私敌。到了选举陪审员之时，那些入选者要逐个当庭陈述：“本人是某某，家住某某地址；您有任何反对意见吗？”陪审员必须逐一大声宣读他们的裁决。

新法院当即开庭，并在五天后作出首例死刑判决。死刑犯是阿诺·德拉波特，他是王室的前大臣，也是国王秘密资金的定期分发者；他于1792年8月23日被送上断头台。然而，定罪的节奏不足以满足民众的要求。特别法庭成立的最初两周，仅有三名死刑犯被判死刑，另有三人的罪名不成立。之后的十周，有59人被送交法庭，但只有22人被判死刑。

革命早期，断头台被设计成一种公平可靠且尽量无痛的死刑方式。在旧制度下，贵族享有被剑或斧砍头处决的资格，平民则可能以多种方式被处以死刑，其中多数惨无人道：绞刑、火刑、车裂刑与车轮刑。而在大革命中，执行死刑的方法对所有人一律相同，不分等级。 [60] 约瑟夫·伊尼亚斯·吉约坦医生是新近当选的代表之一，他建议使用斩首机，这种斩首机由德国竖琴制造商多皮亚斯·施密特发明，并由法国外科学会秘书安托万·路易改进。1792年4月25日，斩首机在格列夫广场首次投入使用，处死了一个名叫佩尔蒂埃的小偷。

特别法庭由国民议会设立，但其权力目前已转移到起义公社的手中。正如傅勒所说，总体而言，起义公社是无套裤汉的代表会议。它吸纳了若干具有潜在暴力倾向的市区草莽之徒，而在288名（数目不定）代表中，约有100人是小店经营人或手工艺人，此外还有45名专家、20名公务员、23名律师与5名牧师。起义公社主要由上层社会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这些革命者参加了之后国民公会的竞选，并成为了山岳派的中坚力量。

起义公社的若干代表早已赢得了革命领袖的声望，譬如罗伯斯庇尔与丹东。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鉴于让-保尔·马拉民粹主义者的名声，他竟未入选起义公社；马拉之前是一名愤世嫉俗、体弱多病的医生，后来因为《人民之友报》的发行，他成为了大革命中最具煽动性、读者最多的小册子作者。目前尚不清楚他为何在8月9日至10日落选起义公社。大概是因为他未能结识忘形之交，也可能是因为他常常身体不适，但米什莱坚称其实是罗伯斯庇尔将他拒之门外，因为罗伯斯庇尔厌恶且鄙视他。米什莱说：“这位政治人物（罗伯斯庇尔）固执己见、小心谨慎，平时衣着考究，头戴扑粉假发，他憎恶他人的不洁。” [61] 事实上，大家彼此看不惯。马拉是恣意张扬的清教徒，作为平民之友，他特意惹人注目地呈现出邋里邋遢、不洗不梳、披头散发的模样。值得注意的是，议会中的雅各宾派成员勒内·勒瓦瑟描述马拉时说：“这个魔鬼般的狂热分子激起了我们某种反感与麻木的情绪。他们第一次带我去见他时……我怀着强烈的好奇心端详着他，就像注视着某些丑陋的昆虫。他衣冠不整，脸色苍白，双目无神，这些都令人厌恶与不悦，使灵魂感到悲哀。” [62]

雅克·鲁是公社最为聒噪的成员之一，他曾是一位牧师，后来成为左翼最激进的活动家之一。他同来自博讷努威尔选区的新闻记者雅克·勒内·埃贝尔意气相投，后者因创办《杜申老爹报》而臭名远扬，因为这份报纸充斥着有伤风化的新闻与不堪入耳的言辞，但他本人乐此不疲。

新近加入的皮埃尔·加斯帕尔·肖梅特更为典型。他先前当过船上侍者与医学学徒，后来作为一名极端主义革命的演讲者，在民粹主义的科德利埃俱乐部初露峥嵘，而在1792年6月20日与8月10日的两轮示威活动的准备过程中，他先后证明了自己作为热心参与者的革命资质。 [63] 当年晚些时候，曼努埃尔入选国民公会后，肖梅特当选起义公社总务委员，埃贝尔担任其副手。

让·尼古拉·帕什也是叛乱的主要参与者。他来自卢森堡地区的选区，早前作为公务员名声甚佳，先是效力于海军部，随后服侍王室，后来又在内政部任职。叛乱发生后，他受到提拔进入战争部，先是担任秘书长，之后战争部部长一职突然空缺，他出人意料地走马上任。在战争部，他任命弗朗索瓦·格扎维埃·奥杜安接任秘书长一职，奥杜安之前是牧师，也是起义公社的创始人之一。1793年1月，奥杜安迎娶了帕什的女儿，证婚人则是桑泰尔与埃贝尔。

权力突然从国民议会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手中转入起义公社的无套裤汉手中，这意味着无套裤汉能够利用新到手的权力为自己谋利。叛乱者政权的着力点在于，虽然革命破坏了就业，战事又进展糟糕，管理不善且领导不力，但是战争不久后创造了很多新的工作岗位，而无套裤汉们能把这些工作分配给他们的朋友。革命引发了通货膨胀与粮食短缺的问题，从而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困难，而战争起初让社会处境雪上加霜，一定程度是因为战争迫使男性丢下工作，离开家园，而且被迫抛下田地。此外战争还抢占了平民生活所需的经济资源。但是法国人开始控制住所面临的军事威胁之后，战事的管理随即为平民创造出许多就业机会：直接的工作机会便是进入日益壮大的战争部，间接的但更重要的工作机会则源于军工行业与军需供应行业。

米什莱声称，战争部在1792年迅速创造出1万个工作岗位，另外雅各宾俱乐部的全体成员次年都入职战争部的管理部门，先后解决了个人和亲属的就业问题，合计又创造出1万个工作岗位。 [64] 鉴于包括男性、女性与儿童在内，巴黎共计60万人口，这就意味着战争部不仅大规模扩张，并彻底由雅各宾派及其盟友无套裤汉把持，而且还显著地为无套裤汉提供了工作机会。战争、叛乱与战争部构成一台三管齐下的机器，鼓动、激化并推进了巴黎无套裤汉的革命之路。

对于起义公社而言，刻不容缓的问题是加强构建自身作为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叛乱分子释放了巴黎人民的群众力量，现在他们必须加以控制。他们认为可以率先采取措施建立警察国家，以此平息饱受剥削的下层阶级的众怒，从而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建立了监察委员会，该机构隶属于巴黎警察局并负责社会治安，然后他们号召巴黎各选区在起义公社的帮助下建立各自的监察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最初旨在监视或调查革命的所有嫌疑分子与敌人。自1791年11月以来，在过去的9个月里，顽固的牧师悉数被贴上“反抗法律的嫌疑分子”的标签；在1792年8月10日暴乱行动的群众骚乱之中，嫌疑分子与革命敌人的范畴不断扩大，几乎失控：贵族、移民的亲属，再到任何可能被指控为嫌疑分子的人。起义公社授权监察委员会搜查住宅—不需搜查令即可强行进入民众家中—并赋予他们迫令嫌疑分子缴械及将其监禁的权力。法国各地的很多市镇都受此启发，效仿巴黎的起义公社；据估计，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各地总共建立起多达2万个监察委员会。在政治危机时期，这种面向所有人大范围下放警察权的做法，无疑为群众的疯狂与恐慌创造了理想的制度条件。

起义公社建立的实际上是秘密警察委员会，其成立的一大初衷便是获得作为捍卫革命抵御国内外敌人的爱国力量的公信力。战争正处于关键时刻，不伦瑞克公爵的军队在8月19日，即推翻君主制九天之后，越过了边境，据闻不伦瑞克告诉参谋称，这将是一场不战而胜的战争，如同一场军事巡逻。8月23日，龙韦的要塞落入侵略者之手。8月30日，凡尔登的要塞遭到围攻。起义公社下令监禁顽固的牧师，逮捕保皇派记者，查禁他们的刊物，并将他们的印刷机转赠爱国的印刷商。起义公社列出了逮捕人员的名单，这些人被认定为反公民者、牧师或斐扬派成员。短短几天之内，大约3000名嫌疑分子在巴黎遭到监禁。

尽管马拉并非经选举产生的起义公社代表，但是监察委员会会长艾蒂安·帕尼斯深谋远虑，拉拢马拉作为首批非官方成员入会。罗伯斯庇尔想必默许了对马拉的任命，这说明罗伯斯庇尔对马拉的反感远不及马拉共和主义者的资历重要。

起义公社批准了各选区进入常设会议状态，这（正如我们所见）意味着无套裤汉不必征求许可，能够随时举行会议或辩论会。然而与此同时，起义公社试图对其代表甚或是议会中的民选议员进行政治肃清，从而加强对他们的控制。起义公社还决定将驻守巴黎的国民自卫军数量缩编至48个营，每个选区分派一个营。

国民议会设法通过强化巴黎省的地位来抵制起义公社的要求（巴黎省的级别更高，包括巴黎市及周边地区）。但是罗伯斯庇尔率领一个代表团来到国民议会抗议，并于8月13日获批一纸法令，禁止省一级干涉安全与警察事务，这些现在统统囊括于起义公社的职权范围之内，而省一级的权力仅限于征收税款和公共财政。

国民议会再次试图维护自身权威，它组建了名为临时执行委员会（Comité exécutif provisoire）的新内阁，任命了若干前任大臣，这些大臣大多是国王于6月13日罢免的吉伦特派人士：让-马利·罗兰任内政部部长，艾蒂安·克拉维耶任财政部部长，约瑟夫·塞尔旺任战争部部长。颇具争议的是，丹东曾在公社的行政机关担任总务委员曼努埃尔的第二助理，如今官复原职，但国民议会却将他调离起义公社去主管司法部。在批准非国民议会议员担当新任大臣的投票表决中，丹东成为最大赢家，因为他在285张选票中得到了222票的认可。丹东来自于在选区与起义公社中并行发展且奉行民粹主义的科德利埃俱乐部的圈子，马蒂厄称呼他为“立场模棱两可”的丹东。 [65]

在这关键时刻，全体法国人都意识到他们现在需要处理国家的权威危机。国家没有元首，政府也没有首脑；国民议会与起义公社之间分裂的政治权威闹得人心惶惶—谁来指挥战争，尤其是谁能掌控已有败法乱纪之嫌的将军统率的军队。

事实上，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并无行之有效的国民政府体系。两年前，革命派对法国地方行政当局实行了意义深远的改革，地方行政当局由此得以在当地践行更为充分的民主制度，管理市镇与省一级的事务。从那以后，这项改革大致上获得认可，延续至今。然而，他们并未建立起中央政治当局能够有效管控全国的国民政府体系。

在旧制度下，法国的政治权力被广泛地分散化并趋于多元化，地方管辖权多种多样。国王掌控全国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军队与身兼军队指挥官的省长，但主要还是倚仗总督，总督实际上是国王在法国各地的个人代表，他们行使国王对民政事务的管辖权，包括公共工程与征税。基本上正是通过授予这些总督相关的权力，国王才得以统治整个国家。（拿破仑·波拿巴上台后仿效旧制度建立了全国性的省长制度，在每个省派任一位省长，该制度明显受到总督制度的启发，至今仍在沿用。）国王已被暂停职权，事实证明他似乎是这套政治体系的基石，既然如此，这套体系的其他部分似乎都不知不觉地暴露出其固有的缺陷，逐渐坍塌。

为了应对这场危机，巴黎主要的政治机构—国民议会、部长会议与起义公社—都建立了类似但彼此对立的准国民政府体系，这种体系依靠一种新工具，即授予重权的特别代表。新制度实施的首日，即1792年8月10日，国民议会委派了12名议员深入军队，每支军队三名代表，以重申国民政府的权威，这些代表“有权暂停将军与所有其他军官及政府官员的职务，不论文职官员抑或军事官员，如果形势需要，甚至可以逮捕他们，并委任临时负责人”。 [66]

国民议会还选派了18名代表去法国各省任上，部长会议也派遣了12名由丹东挑选的代表奔赴16个省。起义公社不甘示弱，于9月上旬指派24名特别代表赶赴巴黎周边各省以及西部各省，维护自身权威。

这种向个人代表下放权力的措施是重要而非凡的一大创举。秋季选举结束后，国民公会由此明确拓展出一个全新的概念，即特派员（envoyés en mission）。在这一时期，这些代表被赋予特别权力，甚或几乎无限的威权，包括就地正法的权力。原则上，国民议会的特派员返回后对国民议会负责，其中一些人被依法追究了责任；但在当时，他们的行为实际上难以管束。起义公社的特派员仅对起义公社负责。简而言之，这是在法律范畴之外进一步推动革命的又一创举。

革命派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缺少行之有效的国民政府体系，他们也逐渐发现自己缺乏国民的认可。叛乱者的暴动本质上是一起以巴黎与民粹主义为基础的事件，这场暴动迫使首都与法国其他大部分地区发生冲突；这一定程度上跟推翻国王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巴黎的无套裤汉主张对国家其他地区施以权威。法国大部分地区对推翻国王深感不安；大多数人传统上是君主主义者和保守派，所以不少人对巴黎暴民的暴力行径惊愕不已。同样，大多数法国人都是相当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被革命派跟神职人员之间持续的冲突，以及教会在顽固的牧师与忠实的牧师之间的分裂所异化。最重要的是，大多数法国人不认同巴黎公社之中最激进的成员从内心对天主教会所有的公开示威行动以及基督教本身所怀有的敌意。

然而，引发众怒的争端在于巴黎公社对国家主权的要求。在大革命的第一阶段，民众无疑接受了国民议会手握的新权力，因为它经由全国选举产生。但是他们未曾料到自己会被巴黎的无套裤汉统治。起义公社的兴起不仅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无套裤汉与资产阶级革命派之间持续的斗争，更造成了巴黎同法国若干省份之间的内战。

与此同时，巴黎所面临的迫在眉睫的问题便是平息无套裤汉的骚动。攻陷杜伊勒里宫之后，起义公社当局随即要求重新建立特别法庭，试图以此安抚他们。国民议会一周内就同意了。但这远远不够，无套裤汉仍在酝酿一种公共危机的情绪。8月11日晚，市政府大厦的警察局为桑泰尔送去一封短信，警告称：“先生，我们已经得知有一份计划正在制定当中，要进攻巴黎的几座监狱，以除掉全部囚徒，并将他们就地正法。” [67]

推翻君主制之后，约有1000名嫌疑犯立即遭到逮捕，其中包括贵族、牧师与誓死保卫杜伊勒里宫的瑞士籍士兵。牧师主要被集中关押于赤足修道院与圣菲尔曼神学院，这两地都已变为监狱；巴黎几座主要的监狱（亚巴意监狱、巴黎古监狱、夏特雷监狱）此时大约关有2000名囚犯，其中2/3是平民罪犯。谣言四起，据说保皇派密谋释放囚犯并为他们提供武器反击爱国的革命者。各派新闻记者—埃贝尔、安托万·约瑟夫·戈尔萨斯与让-路易·卡拉等人—都力主将革命之敌就地正法。报纸《人民演说家》的出版人路易-斯坦尼斯拉斯·弗雷龙毫不避讳地呼吁进行大屠杀：“监狱里到处都是罪犯；当务之急莫过于立刻让社会摆脱他们。”

有人不由自主地会认为蛊惑人心的政客马拉是这些声明的幕后推手，因为早在1790年12月，他就曾疯狂但含混地呼吁屠杀“1万人，甚至10万人”。现在他故意火上浇油地写道：“最后一着，也是最可靠、最明智的做法，便是全副武装冲向亚巴意监狱，拖出卖国贼，尤其是瑞士军官及其同伙，并用利剑将他们置于死地。” [68]

在起义公社各派成员的唆使之下，新闻界掀起一场狂热的运动，无套裤汉受此煽动进而陷入疯狂。普瓦索尼地区的选区通过了以下决议：“鉴于国家面临的累卵之危与牧师可恨的阴谋诡计，本选区下令处死关押于巴黎、奥尔良及其他地区监狱中的全体牧师与嫌疑分子。” [69] 这份决议得到了另外三个选区的支持：卢森堡选区、卢浮选区和方丹-蒙特莫朗西选区。

迫于起义公社的压力，国民议会通过了一整套全面的镇压法令，支持声势日益浩大的反牧师运动。8月18日，议会镇压了某些宗教会众，并禁止在公共场合穿戴宗教服饰。议会下令将所有拒不宣誓忠于《教士公民组织法》的神职人员放逐到法属圭亚那殖民地，并强迫牧师宣读一则新写就的忠诚宣誓誓词，纵然是那些按原先的誓词宣誓过的牧师也不例外：“我宣誓忠于国家，全力维护自由，维护平等，维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有必要，为执法而献身。”

国民议会继续禁止宗教游行，没收了用于弥撒的金银宗教器皿以及教堂大钟，并剥夺了教会登记出生、结婚与死亡的权利，这项官方职能现移交于民政当局。这场运动不但如以往那样针对顽固的牧师，即所谓的革命之敌，更是冲着基督教会的方方面面而来，无关乎它与革命之间的关系，法国人曾称之为神父。

在法国，人们对宗教各持己见。作为启蒙运动的后继者，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可能在多数情况下至少都质疑基督教教义，很多人无疑对天主教会及其在旧制度下滥用的特权颇有微词。但是大量乡村人口，尤其是农民，在某种意义上无疑都是信徒，或者说最起码对传统宗教仪式与牧师在当地社区所扮演的角色习以为常。

只提一项反教会的措施—拆除教堂钟—即可表明巴黎的无套裤汉与法国其他地区的大多数人格格不入。自古以来，法国乡村就一直生活在钟声的旋律中。教堂的钟声提醒人们做晨间弥撒和午间祷告，庆祝新婚与胜利，为逝者默哀，也警告危险的来临。第一批革命者在《人权宣言》中承认了宗教的权利，但是巴黎公社的无套裤汉素来将科德利埃修道院大钟的钟声视为恐慌的信号，他们现在似乎下定决心要让革命彻底世俗化，因而自以为能够轻易地让农民的生活远离钟声。这必然使得他们与大部分法国人发生冲突。

与此同时，军事形势日益严峻。普鲁士人已经占领了龙韦的要塞，正围攻凡尔登的要塞，这两地都被视作巴黎与东北部边境之间重要的防御据点；但是战争部、国民议会与起义公社似乎都束手无策、犹豫不决。1792年9月2日，时任司法部部长丹东来到国民议会，发表了一篇振奋军心的演说，这篇家喻户晓的演说载入了大革命的史册：“即将敲响的大钟并非恐慌的信号；它是发动冲锋抗击本国敌人的指令。先生们，为制敌于死地，我们急需勇气，挺身而出的勇气，视死如归的勇气，这样法国才能得救！”他得到了雷鸣般的掌声。米什莱似乎认为丹东始终期盼国民议会赋予他某种形式的最高权力。但是国民议会并没有这样做。

丹东对监狱大屠杀闭口不谈，但他一定知道这近在眼前。他随后回到家中，好几个小时未再露面。

当天下午，国民议会与起义公社总理事会结束会议，但是监察委员会仍在召开会议。与会者包括会长帕尼斯、马拉及其他几位同僚。

监察委员会的办公场所在塞纳河中部西岱岛上的市政厅。 [70] 这里不仅是市长的官邸，而且跟高等法院与巴黎古监狱同处于一片建筑群，此地建有一片牢房，由监察委员会管理。当时市政厅的所在地如今恰好被创立已久的巴黎警察总部—巴黎司法警察总局占据，乔治·西默农与其他法国侦探小说家的读者想必对这个地址烂熟于心：36总局。

1792年9月2日，市政厅的牢房里关押了很多囚犯。当天下午，监察委员会下令或准许（尚不清楚是哪一种形式）其中24人转移至相距不远的左岸地区的亚巴意监狱。 [71] 他们被押上6辆出租马车带走。若干囚犯是牧师，身穿教袍。车队缓慢行进，途中遭到歇斯底里的人群的包围，就在即将到达目的地时，囚犯们在车内或正欲逃跑时遇袭，并被长矛与其他凑合使用的武器杀害。

另一帮由形形色色的无套裤汉—小店经营人与手工艺人、同盟军与国民自卫军—组成的队伍此刻正向沃日拉尔大街的赤足修道院进发，人们都知道这里关有很多更顽固的牧师。他们手握步枪、长矛、马刀和棍棒，群起而攻之，屠杀了188名牧师与3名主教。在亚巴意监狱，暴徒们强行闯入牢房，发现了五六十名之前守卫杜伊勒里宫的瑞士籍卫兵或国王侍卫队的卫兵，于是将他们灭口。

监察委员会此时试图维护自身权威，它昭示道：“同志们，你们受命审判亚巴意监狱的全体囚犯，视同一律，毫无区别。签署人：帕尼斯与塞尔让。”（艾蒂安·帕尼斯是会长，安托万·弗朗索瓦·塞尔让是委员会成员。）于是，斯坦尼斯拉斯·马亚尔从亚巴意监狱的暴民中挺身而出，自发扮演起非官方法官的角色。绰号“重创”的马亚尔曾当过兵，也做过地方长官的属下，而且还在大革命中目前为止所有重大的街头示威活动中身先士卒。1789年，他在攻克巴士底狱的战斗中处在最前线；当年晚些时候，他率领市场妇女从巴黎游行至凡尔赛；此外，他还在8月10日参与了攻占杜伊勒里宫的行动。现在，他在监狱的庭院里主持一系列即席“审判”，其他的无套裤汉或旁观者则充当陪审员；那些被判有罪者当场被斩首。

杀戮又持续了数日，另外几座监狱也未能幸免：9月3日，地点是巴黎古监狱；9月4日，则是夏特雷监狱、圣菲尔曼神学院与硝石库监狱。9月7日，大屠杀方才停止。杀戮正在进行时，有人担忧地问司法部部长丹东如何看待暴徒，据说他很不耐烦，无动于衷地回应道：“我压根不在乎那些囚犯；让他们尽力而为吧！” [72]

目前尚不清楚监察委员会是否有意结果市政厅囚犯们的性命。纵令这是无心之举，委员会却以起义公社的名义在一份由丹东签字的声明中公然支持与赞许屠杀行动，这份声明于次日（9月3日）发布，并下发至所有省：

“起义公社迫不及待地通知各省的兄弟们，监押于巴黎监狱之中凶恶的密谋分子已被人民处死；他们打算向这群敌人进攻之时，对他们而言似乎势在必行的正义之举压制住了躲于墙内的众多叛国者造成的恐惧；毫无疑问，长期经历置国家于深渊边缘的背叛行动之后，全国将要加紧采取这种对公共安全至关重要的措施。” [73]

罹难者人数总计1090～1395人，或者说约占巴黎囚犯总数的40%～45%。这些杀戮的目的何在？无人知晓。最常见的看法是，经历8月10日杜伊勒里宫的战斗后，暴力事件使得民众满腔义愤，唯有更多的杀戮才能平息他们的怒火。另一种看法则是托辞，起义公社在其声明中声称，迫于近在眼前的普鲁士人的入侵，民众处于恐慌之中，并且产生了强烈的恐惧情绪，他们担心一旦爱国的军人去往前线，国内的革命之敌—顽固的牧师、逃亡贵族与其他人—将冲出监狱，杀害他们的妻儿。可以断定的是一些革命者蓄意挑起了一场鲜血淋漓的对牧师恨意满盈的公众运动，马拉尤其如此，而监狱大屠杀给大革命留下了无法抹消的污点。

无论如何，前线传来的消息令人震惊。到8月底，普鲁士人已经占领了法国的龙韦的要塞，正围攻凡尔登的要塞。对巴黎民众而言，他们无疑认为普鲁士的入侵不可阻挡；普鲁士人于9月2日占领凡尔登时，恐惧感似乎更为真实，即便这条消息在大屠杀开始后才传入巴黎。龙韦和凡尔登的陷落似乎为普鲁士人征服巴黎开辟了道路，于是几位部长开始讨论将政府搬迁至法国中部的布卢瓦。丹东制止了这场会谈，并要求国民议会批准动员3万人参军的命令。

普鲁士直接的军事威胁很快便不复存在。9月20日，凡尔登沦陷尚不到三周，法国人便在瓦尔密战役中击败了不伦瑞克公爵，普鲁士军队顺势撤退。然而，由于通货膨胀和食品短缺，经济急剧下滑，从而使得这场战争的破坏性影响更为严重。尽管巴黎当局能够通过公共采购缓解食品价格的上涨，但这并不能解决食品短缺的问题。食品供应系统的持续不稳定促使无套裤汉中最激进的政治煽动者日益迫切地要求严格控制食品价格，彻底打破资产阶级革命者拥护的经济自由主义。

秋季选举过后，国民公会得以在短期内利用其民主合法性控制起义公社。但是罗伯斯庇尔很快便将再度动员起义公社成员与无套裤汉及其在战争部的支持者成为他的盟友，加入他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对手—所谓的吉伦特派—之间生死攸关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