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攻占巴士底狱

1789年7月11日国王罢免内克尔，直接导致革命的重心陡然从凡尔赛转移到巴黎，从国民议会审慎的安和局面转变为首都街道上大量无套裤汉们（sans-culottes）群情激愤的骚乱状态。革命发生前，“无套裤汉”一词有时用以代指贱民或渣滓。1791年3月，它出现在一本保皇主义的小册子里，用来称呼穷困潦倒的普通人。他们得此称呼，多半因为不穿裙裤或大礼服裤，而且他们的穿着不像宫廷打扮那般雅致，既无优雅的镶缀外套，也无精心打理的抹粉假发。但是，随着革命的开展，政治上的势利看法出现扭转，该词成为了政治立场正确的革命用语，用来形容巴黎的“爱国”人士。这些无套裤汉并非现代的无产阶级，他们身处各行各业—店主、屠夫、面包师、手工艺人、工匠，雇员的教育背景也参差不齐—文盲与未受过良好教育的，以及有文化修养和间或受过教育的。依循全新的革命传统，无套裤汉身穿工人的衣服—宽松长裤和紧身短上衣，并在不涂脂抹粉的头发上戴一顶帽子。随着革命的发展，支持革命者必须穿着这种制服。相比之下，许多革命派领袖总是穿着传统的礼服，例如，罗伯斯庇尔常常打扮得雍容华贵，身着得体的裙裤，头发上施以脂粉。当然，巴黎以外的城镇也不乏类似打扮的普通人。但是，唯独首都的无套裤汉们凝聚而成的群众力量多次在革命的关键时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无套裤汉们听闻从凡尔赛传来的三级会议上发生的事件和内克尔遭到撤职的消息后，第一反应是攻击和捣毁对进城商品收取关税的征税关卡，袭击令人生厌的税务员的雇工，他们被称为“包税人”。国王曾短暂地动用德意志皇家兵团的军队，控制在巴黎皇家宫殿周围游行示威的人群，但雇佣兵们早已回到营房，无所行动。现在，这支先前与示威群众交好、由优秀的法兰西卫兵组成的军队离开了营房，再次加入示威者的阵营，参与这场群众骚乱。

示威者随后的反应是搜寻武器，以防国王的军队向他们发起进攻。革命即将演变为暴力冲突，并处于群龙无首的无政府状态。1789年7月13日，数千名骚乱分子聚集在巴黎市政厅（市政府大厦）周围，要求市政厅提供武器。市政府大厦（H?tel deville）的行政官员明显无力控制局势，市民中的头面人物（他们近来作为选举人走到一起，从巴黎选举代表派往凡尔赛召开的三级会议）当下决定成立起义军的公民委员会，要求获得参与城市管理的权利（三年后推翻君主制之时，这将是建立起义公社可做前车之鉴的先例）。市长雅克·德·弗莱塞勒起初拒绝了他们，后来迫于民众骚乱的压力，同意12位选举人进入市政厅；7月13日当天，改革后的大会在市政府大厦举行了首次会议。实际上，会议的首项措施是确定成立资产阶级民兵组织，成员来自巴黎的60个行政区，每个区应征 800名男子，共计4.8万人，以平息骚乱，维持城市秩序。

弗莱塞勒宣布为该民兵组织配备1.2万条步枪，这些步枪将由沙勒维尔运至巴黎，但是游行的人群不愿等待，他们希望立刻武装起来。7月14日早晨，他们涌进规模宏大、庄重威严的军事医院—荣军院，全然不顾院长的反对，夺来3000条步枪，分发给其他示威者。

然而，这些步枪远远不够。示威者期望得到更多的武器，他们想要子弹、火药和大炮，而他们相信巴士底狱的堡垒中肯定有这些武器。此刻，他们血脉贲张。

通过建立国民议会，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开始掌控政治体制，他们很快将1789年7月14日进攻巴士底狱的行动视作对旧制度臭名昭著的标志性建筑进行的一场极富象征意味的攻击。巴士底狱曾经的确是镇压人民的标志性建筑，用来残忍地监押政敌。但是在1789年7月，只有7名囚犯关押于此，守卫者也仅是30名瑞士雇佣兵与80名荣军。总之，进攻巴士底狱并不能很好地彰显革命热情，只不过因为它易于得手而已。

然而，这仍是一座规模宏大、令人生畏的堡垒，城墙高30米，宽阔的护城河静静流淌，守卫者还有大炮。示威者试图跟巴士底狱的狱长洛奈侯爵贝尔纳·德·儒尔当谈判，希望他交出部分大炮。但是因误解连连，枪响义起。尚不清楚是谁先开的火，但有100名袭击者死去。为了终止屠杀，洛奈侯爵让步投降，示威者承诺不会威胁他的生命安全。他被揪往相距不远的市政府大厦，却在押解途中惨遭杀害。此外，弗莱塞勒在市政厅的台阶上被枪决，跟洛奈侯爵一样，他的头颅也被砍下来，被戳在一根长矛的尖上游街示众。

为了给这类谋杀事件寻找正当理由，有人声称当局曾经密谋饿死巴黎民众。当月稍晚，另外两名高级官员伯迪·德·索维尼及其岳父约瑟夫·富隆都以同样的借口被处以死刑。

那群攻陷并占领巴士底狱的人，或者自称参与攻陷行动的人，后来被冠以“巴士底狱的征服者”的称号。市政府大厦委托市政工程负责人皮埃尔·弗朗索瓦·帕罗瓦拆除巴士底狱，他将一些残垣断瓦当作纪念品出售。

巴士底狱沦陷后，巴黎的选民们在市政府大厦为巴黎公社（Communede Paris）举行了成立典礼，西尔万·巴伊担任市长，拉法耶特担任民兵司令，而被冠以新名号“国民自卫军”（Gardenationale）的民兵组织（民兵则被称为国民卫兵）组成了国民自卫军部队，他们在之后的革命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宫廷中的保守派，即王后与国王的幼弟阿图瓦伯爵，听闻巴黎传来的消息，力劝路易十六逃往梅茨市，那里安若磐石，靠近边境，而且他将受到亲卫军的保护。但是他决意留下，坦然让位于革命派。7月15日，他前往议会发布通告撤回军队，议员们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7月16日，他召回了五天前遭他罢免的内克尔和其他大臣。

次日，路易十六去往巴黎，拜访了在市政府大厦任新职的巴伊和拉法耶特。途中，人们对他的态度相对冷淡，但他走出市政府大厦时，佩戴了红蓝相间、代表着首都显眼色彩的玫瑰形帽徽，周围响起了礼节性的掌声。国王此举似乎是大张旗鼓地支持在巴黎建立更加民主的地方政府的理念。这无异于天方夜谭，他很有可能只是承认新成立的市政府，表明自己希望他们成功维持秩序的态度。不论是何种情况，巴士底狱沦陷后，随着巴黎市政府大厦角色的转变，法国各地城镇也出现了类似的民主改革浪潮。

与此同时，7月15日晚，凡尔赛听闻攻占巴士底狱的消息后，以阿图瓦伯爵、孔德亲王、康迪亲王、布罗伊元帅、布雷德伊男爵等人为首的贵族纷纷动身逃离巴黎。国王的另一位弟弟普罗旺斯伯爵则留守凡尔赛，国王及其家人亦然。

大革命的进程中多次出现移民风潮，往往是为了应对动乱，而这是第一次。无人知晓大革命时期最终逃离法国的总人数。据一项研究估测，总共有15万～16万人，约占法国人口的0.6%。约莫一半以上的流亡者出身第三等级；由于反对教会的革命运动，还有1/4是神职人员。出身贵族的流亡者所占比例很小，可能只有2.5万人，当然他们要么在宫廷威名显赫，要么坐拥万贯家财。富裕阶层逃离法国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对奢侈品和服务业的需求急剧下降，而那些为贵族提供服务或作为仆人服侍贵族的人的失业率相应上升。

总之，巴士底狱的沦陷并不像国内传奇间或诉说的那样，标志着法国大革命的开始：国王为保王位在凡尔赛屈服于第三等级的理由还充分一些，之后三年的革命本质上受到资产阶级革命派实施的政治措施和议会程序的影响。但是，推翻巴士底狱的确标志着巴黎民众首次介入革命斗争，无套裤汉在斗争中最初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盟友，后来却成为他们强有力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