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本书采用了半编年半专题的写作形式。

所谓半编年半专题，指的是书中内容虽以时间先后顺序来排布，但并未将 所有事件罗列其中，而是自每一年中选出一项与改革关系最为密切的事件，围 绕该事件做集中论述。自1861年算起，至1911年清廷灭亡，满打满算晚清改革 持续了51年，书中共论述了51桩与改革有关的事件。这样做的好处是，从纵向 上看，可以提供一个较为清晰的改革演化脉络；从横向上看，方便观察每一桩 具体改革事件的缘起与成败；整体上有助于回应这样一个问题：这场绵延了半 个世纪的改革，其终点为什么会是辛亥革命？

按笔者的理解，晚清改革的终点之所以是辛亥革命，是因为这50年的改革 并不是一条不断上升的曲线，而是一条倒U形曲线。其分水岭，也就是倒U形 曲线的顶点，是1884年的甲申易枢，慈禧将以恭亲王奕诉为首的军机大臣全班 罢免。曲线的前半段，改革的基本趋势是艰难突破种种阻碍坚持向前；曲线的 后半段，改革的基本趋势是减速放缓，最后走向了反改革。改革趋势的这种 变化，具体体现为改革主持者与参与者、改革阻力、改革目的与改革对象的 变化。

在甲申易枢之前，改革的主持者是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祈，具体的推动者 是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等地方督抚，以及部分"正眼看世界"的知识分 子。改革的主要阻力来自统治阶级内部根深蒂固的愚昧，这也是改革推进速度 缓慢的主因。

改革的短期目的，是扭转咸丰皇帝的施政路线，重新团结官僚集团以重塑

政权向心力，并缓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以便腾出手来彻底镇压太平天国—"庚申之变"前，咸丰皇帝自命雄才，大量起用酷吏与主战派人士，对内部环 境与外部环境皆持高压与强硬立场。咸丰皇帝死后，清帝国进入由慈禧太后与 恭亲王奕诉"同治"的新时代，随即对内取消高压做法，对外变主战立场为主 和立场。改革的长期目的，则是引进列强的先进技术，包括征税技术和军事技 术，来提升清帝国的实力，尤其是提升军队的战斗力，以达成抗衡列强乃至制 服列强的目的。当时流行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8之说，本身便清晰点明了这场 改革的终极目的是制服嚣张的夷人、重塑天朝的荣光。

为达成该目的，外交系统、军事系统、税赋系统和教育系统，皆是主要的 改革对象。外交系统由理藩院转型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正式与近代条约外交 制度对接，并向外派驻使节。军事系统大量换用洋枪洋炮，致力于建设自己的 近代化兵工厂，并采购洋船组建了近代海军。税赋系统主要是引进近代关税制 度，并开征厘税，大搞鸦片财政，让清帝国的税收有了大规模增长。教育系统 的主要培养对象是外语翻库人才、能够操作近代机器的人才、能驾驶近代军舰 的人才。在甲申易枢之前，大部分改革派人士，上至慈禧太后与恭亲王，中至 洋务派地方督抚，下至民间开明知识分子，都支持上述改革目标和改革手段。

1883年爆发的中法战争，被清帝国朝野上下视为检验洋务自强改革成效的 一场“大考”。上至慈禧太后，中至内外群臣，下至民间士绅，皆认为清帝国 在经历20余年洋务自强改革之后，当有足够的能力与法国军队一战，保住越南 这个藩属国，当有足够的能力让"庚申之变”的耻辱不再重演。于是，在这场 "大考”中，地方督抚中对战事持保守立场的李鸿章遭到慈禧太后的严责，朝 廷中对战事持保守立场的恭亲王奕诉和总理衙门众大臣更是被集体逐出决策中 枢。此战最后以战场上互有胜负，和约里没有赔款，甚至还以"中越往来，言 明必不致有碍中国威望体面" 9这种文字游戏宣布保藩成功的方式结束。这种结 束方式，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清帝国朝野对20年洋务自强改革的期望，让他们觉 得清帝国确实再也不是一个可以任凭数千洋兵纵横驰骋的弱者—-至少慈禧太 后本人是这样认为的。 、

甲申易枢之后，王与后“同治"的时代彻底结束。了解改革真实含金量的 恭亲王奕诉被逐出中枢，不了解改革真实含金量的慈禧太后成了雎一的强力决

策者。太后安坐深宫，既无法像前线将领那般直观感受到清军与法军在海、陆 两线上的巨大差距，也无从体察法国在不赔款、不割地的前提下愿意签订和约 的真实逻辑。朝野内外的多数人也是如此。于是，中法战争后的清帝国上下普 遍笼罩在一种虚骄的氛围之下，之前的洋务自强改革不但没有继续深化至体制 层面，反而开始减速。能直观体现这种虚骄心态与改革减速的一项史实就是： 在中法战争结束的同一年，洋务改革的主持者慈禧太后便不惜耗费巨资，开启 了三海重修工程%太后觉得中兴已大体完成，享乐的时刻已经到来。

改革减速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外交方面，总理衙门从改革的重心所在，沦 为疲于奔命的中外冲突救火员，"知己知彼、融入国际社会"成了空谈。军事 方面，陆军的近代化改革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几乎停止，北洋水师也受限于经 费，只能以残阵宣布成军。军事体制层面的变革（比如成立独立的海军部）更 是无从谈起。经济领域的改革则止步于官督商办，曾经的明星企业轮船招商局 由兴盛迅速转向衰落，中枢全力扶持创办的汉阳铁厂长期炼不出一根合格的钢 轨。科举改革更是毫无动静。当改革已然减速，虚骄却日甚一日时，悲剧很快 就发生了。1894年的甲午战争不过是悲剧的开幕，1900年的"庚子之变”才 是悲剧的高潮-—晚清改革始于“庚申之变"中京城失陷、皇帝外逃的奇耻大 辱，最后又回到"庚子之变"的京城失陷、太后携皇帝外逃。历史转了一个40 年的大圈，又回到了起点。

在这个改革减速的过程中，改革的主持者和参与者不断分化重组。许多以 前反对过"师夷长技”的朝野士绅，在经历各种现实教训后，变成了呼吁引进 先进技术和先进器械的积极分子。许多以前只主张"师夷长技"的朝野士绅， 也在经历各种现实教训后，变成了呼吁实施制度改革、变君权时代为民权时代 的积极分子。

这场分化重组，扼要说来就是：

一、19世纪90年代以前，改革派全部集中在朝廷，支持朝廷搞洋务自强， 不存在立宪派，也没有革命党，几乎无人主张变君权时代为民权时代。

二、甲午战争之后，革命党人与立宪派零星出现，但均未成型，能将自强 改革与民权转型结合起来讨论的知识分子虽有却不多，影响力有限。此一时 期，大多数改革派支持朝廷。

三、1900年，慈禧太后的荒唐决策给国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促成了革命党 人的迅速发展壮大，立宪派也声势大增，开始在朝野不断发出向民权时代转型 的呼吁。日俄战争后，这种趋势变得更加明显。以各种"议会不得干预"为主 要内容的《钦定宪法大纲》出台后，许多立宪派也与朝廷离心离德了。

这当中最巨大的变化是，原本身为改革主持者的慈禧太后，逐渐成了改革 的阻力，成了亟须被改革的对象。

19世纪80年代之后的各种现实教训，让改革者们渐渐意识到，"船坚炮 利”固然是重要的改革目标，合理的中枢决策机制同样必不可少。技术与装备 再先进,置身于僵化乃至异化的体制中也是无法发挥效用的。中法战争期间, 中枢的朝令夕改与不负责任已让身在前线的两广总督张树声颇为不满，促使他 于临终之际上遗折呼吁朝廷开设"议会""作为新的中枢决策机构，以避免中 枢决策沦为权斗的工具。甲午年的惨剧同样在很大程度上被归因中枢决策机制 的问题，受慈禧与光绪、翁同嘛与李鸿章等人的权斗影响太深。而最让体制内 改革派痛心的，莫过于1900年慈禧太后独断专行对各国列强宣战，再次吞下京 城沦陷的苦果，《辛丑条约》中还出现了天文数字般的赔款额度。这一惨痛结 局让许多体制内官员和体制外知识分子再次痛感中枢决策机制存在严重问题。 两广总督陶模在"庚子之变”后上奏，明确请求开设议院，提出“议院议政， 而行政之权仍在政府”的构想，便是希望以“议院"这个新机构为新的决策中 枢，来取代慈禧太后的独断。¹²

再往后，慈禧太后启动所谓的"新政"，追求以《钦定宪法大纲》来收回 地方督抚手中的财权、兵权和人事权，以重塑皇权的无远弗届和至高无上；地 方改革派督抚和民间改革派知识分子则希望通过预备立宪、成立资政院和t咨议 局等措施，让国家转型进入民权时代，让自己的权利获得制度上的保障。拒绝 让清帝国进入民权时代的慈禧太后和她的继承人，也就很自然地成了改革的反 对者，成了被改革的对象。

这条倒U形改革曲线，正是晚清50年改革最后以辛亥革命收场的主因。半编 年半专题的写作形式，当有助于更清晰地理解这条悲剧性的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