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1874年：清廷被日本耍得团团转

清帝国在1874年遭受的最大冲击，是日军以弱旅入侵台湾，而已改革多年 的清军却无力将之驱逐，只能褒赞日军侵台乃"保民义举"，以向日本政府支 付白银50万两的代价解决争端。

这是一次衡量改革成色的危机。

日本使团给总理衙门设圈套

1871年12月，琉球国派董使节乘船向清帝国进贡，途中遭遇暴风雨迷失航 向，漂荡至台湾南部，与当地土著人发生冲突，50余人被杀，12名幸存者在当 地汉人的帮助下逃至福州，由清廷安排送归琉球。

次年，日本胁迫琉球成为内藩，并"册封"琉球国王尚泰为琉球藩王。再 次年，日本外务大臣副岛种臣率使团来华，以交换中日《修好规条》为幌子， 试图给总理衙门设一个圈套。

这个圈套要说来就是：日本使团副使柳原前光与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等 人，围绕台湾土著（生番）杀害琉球使者一事谈话。柳原前光以琉球已并入日 本为由，声称日本政府有权介入此事。毛昶熙不承认日本吞并琉球，称“本大 臣只闻悉生番曾掠害琉球国民”，不曾听说此事与日本有任何关系。柳原前光 坚持说日本"抚慰琉球最久"（指琉球曾长期向日本进贡），所以定要为琉球 被杀之人讨个公道，责备清廷没有惩治“狂暴虐杀琉民之生番”。毛昶熙则解 释说：台湾岛的土番（土著）分"生番"和“熟番”两种，杀人的是生番，这 些人还不服"王化”管束，目前"姑置之化外，尚未甚加治理”「柳原前光遂 抓住“置之化外”这个把柄，声称既然清帝国管不了这些生番，那么日本将 “立即前往'征伐'"。1

在这个圈套里，柳原前光玩了一套文字游戏，刻意将清廷天下观语境里的 “置之化外”等词，曲解成了近代主权理念中的"番地无主”，进而宣称日本 可将其据为己有。

中国的传统天下观，讲究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历代中央王朝皆 自视为文明的中心，然后依照"王化”程度的不同，将整个天下区分为多个层 级。中央王朝之外，是番、苗、夷及土司；再往外是纳贡称臣的四裔藩属；再 往外是未知之地。柳原前光很清楚，如果直接问毛昶熙台湾那些"东部土番之 地”是否属于清帝国，得到的必定是肯定回答。所以他故意绕了一个大圈子， 诱使毛昶熙说出了 "姑置之化外”这样的话。

柳原前光懂得如此这般给总理衙门众大臣设圈套，与美国人李仙得 (Charles Williain Le Gendre )的指导有直接关系。

李仙得原是美国驻厦门兼台湾领事。1867年2月，美国商船罗佛号(Rov-er) 在台湾东海岸洋面失事， 登岸人员被岛上"生番”所杀。李仙得找到闽浙总 督衙门交涉。福建的官员普遍不懂何谓主权国家，只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故依 据传统天下观理念，以当地土番“非归王化"为由，拒绝为事件负责。李仙得听 不懂清廷官员口中的那套天下观，也搞不懂什么叫"王化”。他视清廷为主权国 家，也知道清廷一直视台湾为领土，不容他国侵入，故对清廷官员的推托相当 不满，曾责备道：

两百年来，中国人在台湾的活动地区，配合着中国政府施及台湾的行政权 力……西岸的居民，经常贩购生番地区的物产，而生番地区出产的樟脑，且成 为台湾官府的专卖品，不容外人自由采购输出，违者则严行惩治，所谓生番地 区"非归王化”的说法，实毫无依据。2

虽然与李仙得直接交涉的福建台湾镇总兵刘明灯、福建台湾道兼学政吴大 廷，丝毫不觉得拿"非归王化”搪塞外人有何不妥，但当时的总理衙门因长期 办理对外交涉，对领土主权已有初步的认知。故在获悉“罗佛号事件"后，立 即密函指示闽浙相关官员，要他们一定要牢牢守住台湾生番居住之地也是大清 领土这条底线：

告以生番虽非法律能绳，其地究系中国地面，与该国领事等辩论，仍不可 露出非中国版图之说，以致洋人生心。3

在总理衙门的政治话语体系里，台湾生番地区属于"中国地面”，是中国 疆土无疑；同时，生番未归“王化”，尚在清廷法律的管辖之外。这两个事实 是可以并存的，后者不构成对前者的否定。自1683年将台湾纳入清政府统治以 来，清廷的理番政策始终基于传统天下观理念，依据王化程度的高低，将台湾 全岛民众划分为民、番两级。番又分为"深居内山未服教化”的生番和"杂居 平地遵法服役”的熟番；前者属于化外，后者须纳番饷；当朝廷的王化有了成 效，生番便可向熟番转化。4

李仙得身为美国领事，无法理解，也无法认同这套"编民一熟番一生番” 分类治理的天下观秩序。他只能以近代主权理念来解读"未归王化”这种中式 术语，然后将之错误地等同于“番地非中国领土，故中国对番人杀害美国船员 不负责任"。最后，在清廷派员全程参与的情况下，"罗佛号事件”以李仙得 与台湾土番缔约告终。s

让清廷没有想到的是，李仙得卸任美国驻厦门领事后，担任了日本外务省 的顾问。他依据1867年处理“罗佛号事件"的经验，开始向日本政府推销“台 湾番地无主论”。研究者认为，李仙得这样做至少有两重动机。首先是“源于 李仙得对清政府的失望"，对清廷在"罗佛号事件"中的处理不满意。其次是 李仙得本有意趁清廷不懂国际法，对主权概念理解不到位，在台湾制造土番与 地方政府的冲突，但当时的美国政府不支持他的这种冒险，"李仙得的台湾策 略，常常成为美中之间的矛盾摩擦点，使驻华公使镂斐迪不胜其烦，一再对他 提出批评，使他非常气愤。他转而将自己的理想寄托在日本身上……李仙得想 利用日本来实现其野心，日本也利用了李仙得的知识和建议”。6

明治政府得到李仙得的智力支援后，既了解欧美近代主权理念，也深悉清 廷传统天下观理念下的外交漏洞。于是就有了副岛种臣1873年率使团出使清帝 国给总理衙门众大臣设圈套之事。 ：

副岛种臣来华时，清廷正忙于处理外国公使要求觐见同治皇帝一事。清廷 破例允许副岛种臣与各国公使一同觐见同治皇帝，且特别礼遇他不必行跪拜

礼，也不必与各国公使们一同行五鞠躬礼，只行作揖礼即可。清廷如此安排有 两个用意。一是结好日本，希望两国互相亲近以对抗欧美；二是借抬高日本使 节的觐见地位，来变相降低欧美各国公使的地位。总理衙门众人似乎完全没有 意识到，副岛种臣此行是要为日本吞并琉球、侵占台湾套取政治口实。

为免引起清廷警觉，抵达中国之后，副岛本人绝口不提琉球与台湾之事， 只低调派遣副使柳原前光前往总理衙门套取话语。柳原前光与总理衙门大臣毛 昶熙、董恂等谈话时，也刻意先从无关紧要之事说起，然后以恍若不经意的方 式，猝不及防提及1871年琉球民众被台湾土番所杀之事—这种谈话方式，显 然是在复制李仙得当年与福建官员的谈话，只要总理衙门官员像当年的福建官 员那样，以"非归王化"之类的术语来推卸政治责任，日本使团此行便算完成 了任务。毛昶熙一开始的回应颇为得体，明确强调琉球与台湾“二岛俱我属 土”，琉球民众被台湾土番所杀之事如何裁决纯属大清内政，日本无权过问。 但当柳原质疑清廷为何只抚恤琉球人、不惩罚台湾土番时，缺乏警惕性的毛昶 熙等人，不自觉地使用起了传统天下观术语来解释：

杀人者皆属生蕃，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日本之虾夷，美国之红蕃， 皆不服王化，此亦万国之所时有。⁷

如此，柳原前光就获得了他所想要的"置之化外，未便穷治”八字。至于 毛昶熙后面那句"日本之虾夷，美国之红蕃，皆不服王化”，因明显是在拿日 本北海道的虾夷人和美国的印第安人来举例说明"置之化外”不等于非本国领 土，也不等于非本国子民，故日方档案干脆弃而不录。8

1873年7月，副岛种臣返回日本，侵台的准备工作随之紧锣密鼓开始部 署。1874年2月6日，日本政府通过了《台湾蕃地处分要略》。该《要略》依 据李仙得的指导，大力渲染副岛种臣使团通过诈术和断章取义得到的“置之化 外，未便穷治”等字眼，将其当成证明台湾土番部落"为清国政府政权所不及 之地" "为无主之地"的核心依据。《要略》第一条便声称：• “台湾蕃地，为 清国政府政权所不逮之地，其证据在于从来清国刊行之书籍，特别是去年前参. 议副岛种臣使清之际，清朝官员之回答，可以判其为'无主之地'。”9

同年4月11日，日本政府正式组织侵台军，名曰"台湾生番探险队"。5 月，日本海军中将西乡从道率陆海军官兵3600余人，分乘三艘军舰和一艘运输 舰，正式进攻台湾。¹⁰

步步落在对方的算计里

对日本政府在1874年4月之前的种种侵台部署，清帝国自中央到地方，几乎 全都一无所知。

福建省台湾府的地方官员接获过下级报告，称日本军官曾进入台湾牡丹社 等地查看山势地形并绘制详细报告；也接到过台湾口税务司爱格尔(Henry Edgar) 的来信，称日本有意调兵来台讨伐生番。但福建的官员没有认真对待这些 信息。他们反称"牡丹社系属番界，彼如自往剿办，在我势难禁止"，其担心 仅止于日军胜利后会盘踞番社不走。至于处置建议，则是消极的"一切惟以镇 静处之”。¹¹ .

清廷中央首次获悉日本侵略台湾的情报，是在4月中旬。先是英国驻日公 使巴夏礼(Harry S.Parkes)将日本准备出兵台湾之事，用电报告诉了英国驻华 公使威妥玛。威妥玛在4月16日收到电报的当天即告知总理衙门。两天后，总、 理衙门才由董恂出面与威妥玛会见。威妥玛向清廷提了四个问题：一是台湾生 番居住的地方，是否属于中国版图？二是若该地属于中国版图，此次日本出兵 有无得到清廷的同意？三是若该地不属于中国版图，日本此次出兵是否可以不 经过中国领土？四是承前一个问题，若出兵须经过中国领土，是否已得到中国 的同意？ I?威妥玛说，清廷的答复将决定英国是否认同日本的行动，以及是否 允许英国人参与日本的行动。

总理衙门拖到5月20日，才以书面形式向威妥玛提供答复：一是去年副岛种 臣来华，并未与本衙门讨论派军队去台湾"征伐生番之举"。二是他们现在出 兵，没有给中国递送过任何照会。三是这些生番虽然风俗不同，治理他们的法 律也不同，但"其地究属系中国地面”。¹³ '

日本方面，其先锋部队5月3日即已抵达厦门。为绸缪日后的交涉，并为日 军的行动争取时间，日本驻厦门领事刻意选择违背惯例，将“征台书”送给了

厦门同知，而非身在福州的闽浙总督李鹤年。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厦门同 知官位低微，不能就日军的行动做出允准或否决的决定，必须要请示闽浙总督 李鹤年，这就给日军争取了时间。若直接送至闽浙总督李鹤年处，大概率会被 直接喊停(琉球民众与台湾生番冲突一事，就是由李鹤年负责处理的)，日军 就会陷入被动。二是闽浙总督可与总理衙门直接沟通，继而会引发清廷中央的 对日交涉，这也不利于日军的行动。日本这手把戏造成的结果是：闽浙总督李 鹤年接到"征台书"已是5月8日，他随即将事情报告总理衙门；而日军已于前 一天，也就是5月7日，在台湾登陆成功。5月11日，李鹤年以"琉球国即我中山 国疆土……台湾在中国应由中国自办，毋庸贵国代谋"14为由，与日方交涉要求 其撤兵时，日军早已在台湾开始了侵略行动。

当然，自4月16日接到威妥玛的情报，到5月20日向威妥玛做出书面答复， 这期间总理衙门也没有闲着。威妥玛之后，法国驻华使馆首席翻译德微理亚 (Jean Gabriel Deveria )、总税务司赫德、西班牙公使丁美露(F.Otinmsias ) 等，都曾来总理衙门询工可过日军侵台之事。总理衙门由此联想到：副岛种臣上 一年率团来华时，其副使柳原前光在总理衙门那番关于"讨伐生番"的随意谈 话其实蕴藏深意。继而下令南北洋大臣、闽浙总督与福州将军查明情况上报。 到5月11日，已探听到确切消息的总理衙门，正式照会日本外务省，质问其为何 没有任何商议与知会就擅自兴兵台湾，且声明全台湾皆系中国领土¹⁵。

直到同年7月15日，日方才以一种傲慢的语气正式回复清廷照会。此时距 离日军侵台已过去四个多月。日方迟迟不做回复，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刻意拖 延以便谋求更好的局势；第二是清廷没有驻日使领馆，也没有驻日使节，如此 重要的外交照会，只能托付给由总理衙门雇佣的一名英国人带去日本。此人并 非专使，因事路途耽搁，导致照会迟至6月4日才送抵日本外务省。这第二个原 因，又给了日本政府拖延回复照会以绝好的理由。I6

固守"天朝上国"的礼仪尊荣，不愿向海外派遣常驻使节，以致对海外情 形完全茫然无知，是清廷在“1874年日军侵台事件”中步步落后的重要制度因 素。固守传统天下观，对近代主权国家观所知甚少，则是清廷在"1874年日军 侵台事件"频频落入日方陷阱的重要文化因素。所以，此次事件也成了晚清天 下观与国家观此消彼长的一个分水岭。总理衙门第一次急切地意识到，必须接

受《万国公法》构筑起来的国家主权观念，在对外交涉中不能再延续“天下 观”时代的那些用词。5月14日，清廷发布上谕明确声明："生番地方,本系中 国辖境，岂容日本窥伺。”

当闽浙总督李鹤年在奏章里再次使用“番地腹地究有区分” I7这类句子， 将台湾领土按"天下观”理念区分为"接受王化的台湾腹地"和“未受王化的 台湾番地”时，总理衙门以上谕的形式严厉批评了李鹤年，上谕说："番地虽 居荒服，究隶中国版图……该督惟当按约理论，阻令回兵，以敦和好，不得以 番地异于腹地，听其肆意妄为也。" I8稍后给李鹤年的另一封谕旨说得更明白： "生番居中国土地，即当一视同仁，不得谓化外游民……事关海疆安危大计， 未可稍涉疏虞，致生后患。" I9

“置之化外，未便穷治"这类说辞，正被日本政府拿着大作文章。教训在 前，总理衙门终于明确禁止疆臣们在对外交涉中使用"化外游民”这类词汇。

“古今所罕有的大业”

日本政府正式回复清廷照会时，其在台湾的战事已基本结束Q原住民战 败，或撤入深山或选择投降，日军开始做长期驻扎台湾的计划。

清廷的处理手段是武力与外交双管齐下。

武力方面，先是于5月下旬派遣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统合闽浙地区 的人力物力资源，前往台湾主持海防；稍后，李鸿章又调派了淮军洋枪队十三 营赴台，使清军在台的兵力较之日军有了优势。外交方面，清廷的主要顾忌是 美国政府（具体而言是美国驻日公使）能否放弃对日军的支持。美国两任驻日 公使——德朗（CEDelong,任期到1873年10月）与宾含（JABingham ）,都 曾是日本侵台行动的支持者。其中，德朗正是将李仙得介绍给日本政府之人。 李仙得为日军征台招募美国现役军人、雇用美国轮船等，得到了二人的认可和 支持。

不过，清廷的外交顾忌很快便消失了。以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为首，各国 驻日公使（包括俄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在内），集体表态反对日军侵台。巴 夏礼于4月16日驳斥日本政府：“我本人曾在清国逗留二十多年，一直认为台湾

全岛都为清国政府所有,.而实在难以理解贵国政府以何理由确定其非清国政府 所有？故贵国政府又以何种理由认为此次出兵之地在清国政府的管辖之外？ " 稍后又多次批评美国驻日公使，责备其支持日本出兵台湾违反了国际法："既 然美国与清国为邦交之国，如协助他国攻打清国领土，清国可要求其进行赔 偿。若据日内瓦国际条约，则日后请求仲裁裁断之时……美国应为第一要犯， 实为理由充足。”压力之下，美国驻日公使宾含不得不改变立场，向日本政府 表态中立，同时不允许美国船舶及现役军人参与此事。如

稍后，日本政府派遣李仙得以“特别办务使”的身份来华，试图利用其前 美国驻华外交官的身份，.在与闽浙总督李鹤年等人的谈判中起到威慑作用，并 侦查清廷的备战情况。但李仙得甫抵厦门即被美国方面下令逮捕，转交美国驻 沪总领事馆关押。至日军撤离台湾后，才被美方释放。²¹

失去了外交奥援，也没有了国际舆论支持，且驻台日军已因疫病死亡600余 人（总人数约6000人，之前的战斗仅阵亡20余人），再加上清军在台湾的布防 已渐成规模。如此种种，让日本政府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不得不回到谈判 桌上来。

1874年8月，日本政府派大久保利通为全权大臣，来北京与总理衙门谈判。

9月份，大久保抵达北京。他此行做了不少国际法方面的准备，拟用国际法与 中国辩论台湾“番地"的主权问题。谈判长达40多天，中日五次会谈，均是讨 论“番地”主权问题。大久保利通频繁援引《万国公法》，总理衙门诸大臣在 “番地”主权问题上寸步不让，对《万国公法》则采取回避态度，以求避免再 度坠入对方的文辞陷阱。恭亲王给大久保利通的照会中明言："即以万国公法 言之，贵国举动是否与公法中一一相合，自有公论，本王大臣未能详悉泰西公 法全书精义，不敢据以问难。"文祥也在回复中说，"公法专录泰西事，中国 不在其列"，以《万国公法》之“万国"并不包括中国为由，拒绝与大久保展 开讨论。"

在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的斡旋下，中日两国最后签订了一项《北京专 条》。条约内容如下： -

兹以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本国本意为该番是问,

遂遣兵往彼，向该生番等诘责。今与中国议明退兵并善后办法，开列三条于 后：一是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二是 前次所有遇害难民之家，中国定给抚恤银两。日本所有在该处修道建房等件， 中国愿留自用，先行议定筹补银两，另有议办之据。三是所有此事两国一切来 往公交，彼此撤回注销，永为罢论。至于该处生番，中国自宜设法妥为约束， 以期永保航客不能再受凶害。23

清廷在条约中做出了极其巨大的妥协，不再追究日军的侵略行为，反承认 日军出兵的动机是"保民义举”（日方所拟原文是"日本国此次所办义举"， 不仅是要洗白动机，还试图洗白整个行为）。以购买日军所修道路建筑为名， 变相满足了日本的赔款要求，后来实际支付了约50万两白银。"台湾生番曾将 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 一句，被日本政府认定为清廷承认遭台湾番民杀 害的琉球民众属于“日本国属民”（总理衙门所拟原文是"琉球人"）。侵略 者毫发无损，反在无战场优势和国际环境优势的情况下，于谈判桌上得了 "义 举” "赔款"与"琉球人被承认为日本国属民”三项丰厚的利益。

故此，大久保利通在条约签订之后兴奋地说："呜呼！此诚为古今所罕有， 终生所无的大业！ ” 24在日记中，大久保还坦言，若清廷拒绝退让，则日军唯有 再启战端，他很忧心日军敌不过清军，且认为日军对清朝宣战没有合法名义，不 但会在国内引起舆论争议，还会招来国际社会的干预，最坏的结果可能会损害到 日本的主权独立。所以，觉察到清廷有意退让以寻求和平解决时，大久保没有与 日本政府沟通，抓住时机做出了签订和约的独断决定：

经仔细考虑，此次奉命任务，实为极不易之重大事件，如不得终结……战 端不得不开之期可以立待。若然，不但胜败之数固然可惧，且我无充分宣战之 名义……届时，不但人民有议论，且将受各外国之诽谤，蒙意外之损害，终而 招致损及我独立主权之大祸，亦不能谓其必无。然则和好了事，原为使命之本 分，故断然独决。25 '

清廷其实也大致了解日本所面临的困境。总理衙门之所以愿意如此这般了

结事端，主要有两点原因。

首先，清廷对自身军事实力的评估，似要低于日方对清军实力的评估。李 鸿章盘算清廷实力，尤其是海防情状，并无把握在台湾彻底击败日军。这一 点，由他与沈葆桢之间就台湾问题的往来书信不难窥见。李一面全力支持沈葆 桢，一面又提醒他，"闽中洋枪队太少，不足以敌彼陆军，根炮兵船不足敌彼 铁船。又，华人驾驶轮船，素未见仗，亦虑战阵尚无把握"，赫德也曾告诫 总理衙门"中国兵敌不住日本"。李提供给沈葆桢的保台策略，是“谕以情 理” 〃示以兵威"。26

这种对自身实力的判断，直接促使李鸿章在1874年9月致函总理衙门，建 议出资"抚恤琉球被难之人"，对日军士兵也以"远道艰苦"的名义做一点犒 赏。如此，朝廷主动出钱赏赐而非被迫赔款，既保住了体面，也可以让日军从 台湾离开有台阶可下。即所谓的"俾得踊跃回国，且出自我意，不由彼讨价还 价，或稍得体，而非城下之盟可比，内不失圣朝包荒之度，外以示羁靡勿绝之 心。”李鸿章还说，他自’己知道这个建议"为清议所不许”，一定会遭到朝野 清流们的攻击，但"海防非急切所能周备，事机无时日可以宕缓”，国家的海 防建设短期很难有效果，台湾之事又不是可以长久拖延下去的问题。²⁷

其次，与日本政府一样，清廷此时也有一种内忧外患之感。

内忧方面，主要是指年轻的同治皇帝经过一年左右的亲政，此时正准备磅 礴释放自己的欲望，雄心勃勃筹划着要将权柄从总理衙门和地方督抚手里收 回。具体表现为悍然下令重修圆明园，以及借军机泄密案等事由对大清官僚系 统展开大整顿。直接参与对日交涉的奕诉、李鸿章和沈葆桢，都被卷入了这场 风波之中。

外患方面，日本固然忧虑在国际社会缺乏奥援，清廷的状况其实也好不了 太多。整体而言，包括1870年天津教案在内的频繁的民教冲突，以及1873年的 各国公使觐见事件，都让清廷很难对欧美各国抱有信任之感，事实上清廷也从 未与任何一个欧美邦交之国建立起亲密的关系。欧美各国在这次中日交涉里， 虽基本上都承认台湾是清廷的领土，但中日之间发生战争不符合各国利益，这 种支持仍是有限度的。比如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既反对日军征台，也不希望. 清廷对日宣战。所以，他一面积极将日本政府的行动告知清廷，另一面又在中

日谈判期间充当了大久保利通的斡旋者，前往总理衙门劝说清廷部分满足日本 政府的无理索求。

众人坚信明治维新是乱源

日军自台湾撤离后，李鸿章给沈葆桢写了一封信。

内中提到，朝廷以抚恤的名义对日赔款“未免稍损国体，渐长寇志”， 但这样做也是不得已。"若自启兵端，无论胜负，沿海沿江糜费，奚啻数 千万”。以50万两白银解决争端，省下那数千万“陆续筹备海防”是更为划算 的事情。

最后，李鸿章说，希望此事之后“忍小愤而图远略，抑亦当事诸公之用心 欤？往不可谏，来犹可追，愿我君臣上下从此卧薪尝胆，力求自强之策，勿如 总署前书所云，有事则急图补救，事过则仍事嬉娱耳！" ²⁸

透过这些文字，不难窥见日军侵台对李鸿章造成的刺激之深：清帝国数千 里海岸线，竟无一支新式海军可用。相似的刺激也见于主持总理衙门的奕诉。 在1874年11月5日的奏折里，奕诉说，自"庚申之变"以来，朝廷一直力求自强 御侮，但"至今并无自强之实"，本年竟发生了日本侵台的屈辱事件，“若再 不切实筹备，后果不堪设想" ²⁹o奕诉呈递这道奏折的时间，是中日签订和约后 的第五天。

另一位总理衙门大臣文祥，也在1874年底给朝廷的密奏里说，此次处理日 军侵台事件，之所以选择和议而非开战，就是因为日本购有两艘铁甲船，而我 大清的铁甲船购买一直没有进展：

夫日本，东洋一小国耳，新习西洋兵法，仅购铁甲船二只，竟敢借端发 难。而沈葆桢及沿海疆臣等佥以铁甲船尚未购妥，不便与之决裂，是此次之迁 就了事，实以制备未齐之故。若再因循泄沓，而不亟求整顿，一旦变生，更形 棘手。3。 ・、

此时，这位奕诉的得力助手身体状况已相当糟糕，只剩下约一年半的寿

命。文祥自己似乎也意识到人生大限即将到来。他在奏折里说，自己现在“精 神益惫，病复增剧"，已无法前往总理衙门办公，但国势如此使人忧心，只 要一息尚存，就不敢缄默不言。他希望朝廷速做决策，将之前想买却没买成 的铁甲船、水炮台与相关军械，"赶紧筹款购买，无论如何为难，务须设法 办妥"。

随后，朝廷下令让李鸿章、沈葆桢等沿江沿海省份的将军督抚共计15人， 集体详议如何筹办海防事宜，限期一个月拿出结论。由此启动了晚清的第一次 海防大讨论。

讨论的焦点集中于日本的潜在威胁。当时存在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日本的 明治维新是一次失败的改革，必会导致日本国内生乱，然后这些乱民会重演明 末的倭患。代表人物是文祥、刘坤一与丁日昌等人。文祥在给朝廷的奏折里 说，"彼国近年改变旧制，大失人心。叛藩乱民一旦崩溃，则我沿海各口，岌 岌堪虞。明季之倭患，可鉴前车”，如果日本出现叛乱，大清沿海各通商口岸 就危险了。江西巡抚刘坤一则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将日本天皇比作赵武灵王， 说据他听到的消息，明治改革下的日本已经"财尽民愁，亡可立待"，所以很 担心日本亡国后中国会遭池鱼之殃，正所谓"第瘦狗将毙，难免肆毒于人”， 疯狗死掉之前是要咬人的。³¹

江苏巡抚丁日昌，也对明治维新持否定态度，在给总理衙门的回函里，丁 说“船械一切自强之具"很有必要效法洋人，但人心风俗仍要坚持大清模式， 否则就会像"日本之更正朔易衣冠，为识者所窃笑也”。32福建巡抚王凯泰也 说，明治维新在制度上倒向洋人，被洋人沉重盘剥，这是他们铤而走险侵略台 湾的原因，日本迟早会因此灭亡，正所谓"改革旧章，一从西人；又重利盘剥 之，贫困几不能支。于是铤而走险，兴兵扰台。论者谓其内乱将作，终必败 亡"。但真正的危险不是日本灭亡，而是洋人兼并日本后会给中国造成肘腋之 患。为避免这种结局，他建议清廷派使臣驻扎日本，联络拉拢讽谕开导，使其 远离洋人亲近中国。33

第二种意见是明治维新大有成效，日本与欧美各国往来交好，志不在小。

此说的代表人物是李鸿章。李的奏折似有含蓄修正文祥谬误的用意：

该国近年改变旧制，藩民不服，访闻初颇小斗，久亦相安。其变衣冠，易 正朔，每为识者所讥，然如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添置电报、煤铁 矿，自铸洋钱，于国民生计不无利益。并多派学生赴西国学习器艺，多借洋 债，与英人暗结党援，其势日张，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藐视中国，有窥 犯台湾之举。³⁴

李鸿章认为，欧美各国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却不同，它近在 咫尺，时刻窥探大清虚实:“诚为中国永远之大患"。李的主张是：铁甲船、 水炮台等先进武器要赶紧引进，当然也要慎重，不能花了大价钱买回一堆过 时的旧货。同时应赶紧向海外派驻公使，如此既可以联络外交，也可以窥探敌 情。李还追溯往事，说早在同治十年（1871）,曾国藩与自己就请求过朝廷派 使臣常驻日本，遗憾的是直到现在也没有落实。言下之意，是在含蓄责备朝延 因循守旧。

遗憾的是，李鸿章对日本与明治维新的这种看法，并不是1874年清帝国朝 野的主流认知。朝堂之上大多数人更愿意相信明治维新是失败的，更愿意相信 日本放弃中华正朔与华夏衣冠是一次灾难性的选择。民间知识界的认知倾向也 是如此，比如浙江海宁人陈其元游历甚广，在1874年撰成《日本近事记》，将 明治维新形容为一场"焚书变法"，说维新后的日本已是人心思乱，中国正宜 选将练兵，趁日本尚未醒悟之机直捣长崎攻入东京：

往者日本国王不改姓者逾二千年，国中七十二岛，岛各有主，列为诸侯。 自美加多（注：即天皇）篡国，废其前王，又削各岛主之权，岛主失柄而怀 疑，遗民念旧而蓄愤，常望一旦有事，乘间蜂起。彼昏不悟，尚复构怨高丽， 使国中改西服效西言，焚书变法，于是通国不便，人人思乱。今宜思管子攻瑕 之说，乘中国寇平未久，宿将多存，劲旅未散，有事东洋，亦借以练习船炮， 兴起人材……今中国海疆，自琼崖迄于辽碣，回环几二万里，若欲处处设防， 中国劳费固已不支，而又未能保处处无虞也。诚选劲旅万人，径捣长崎，逼进 倭都，则彼先已夺气，将撤兵自救之不暇，断无余力以犯我。兵法所谓批亢捣 虚、形格势禁、攻其所必救也，夫是之谓以攻为防。"

这种“直捣长崎攻人东京”式的轻视与乐观，也影响到了同期的"塞防与 海防之争"。

所谓“塞防与海防之争"，缘于日军侵台同期，清帝国的西北边疆也发生 了领土危机。清廷财政有限，无法兼顾东南万里海疆与西北万里边疆。于是， 究竟该以何者为先，就成了争论的焦点。原本的"海防大讨论”也顺势演变成 “塞防与海防之争"。争论没有结果，因海防与塞防皆是迫在眉睫必须解决的 问题，不存在暂时放弃或延迟处理某项危机的操作空间。但又必须有所选择， 故清廷最后采纳了左宗棠和稀泥式的建议：“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 重” 36,实际上不过是哪里出事救哪里。于是，海防建设如李鸿章所担忧的那 样，再度陷入了 “有事则急图补救，事过则仍事嬉娱耳”的境况，且直接体现 在了数据上：

1875—18 84年10年间，西征和塞防军事支出白银达8000万两，占10年间整 个国家财政支出的1/10。1875-1894年20年间，海防经费总共筹款约4200万两， 其中一半以上用于北洋海军建设，约1000万两为宫廷所挪用，主要用于修建颐 和园。³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