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1873年：同治皇帝放弃跪拜礼

1873年，日本岩仓使团自欧美归国。他们在海外见到了眼花缭乱的近代文明，意识到欲谋求日本的振兴，不但需要引进先进技术，还需要更新政府组织结构，还需要改变与世界相处的思维方式。这之后，日本派出了更多的海外考察团。

清廷在1873年也做出了 "巨大的改变"，那就是终于放弃了跪拜礼，允许各国驻华公使以鞠躬礼觐见同治皇帝。

空前绝后的失礼行为’

1872年10月15日是同治皇帝大婚的日子。

各国在京使节早已做好了受邀观礼的准备。岂料送来的并不是请柬。距离婚礼举行还有两天时，总理衙门派了两名官员，其中之一是刚刚出使法国道歉归来的崇厚，去拜访了各国驻华公使。拜访的目的，是请求他们切勿在皇帝大婚之日上街行走，请求各使馆约束本国在京之人当天必须待在家里。

公使们普遍不高兴。法国公使热福理在给本国外长的信函中说，在10月13 日的那个傍晚，"我发现其他公使们很愤慨，甚至比我更为愤慨；他们曾相继接到同样的致意（即请求他们不要在婚礼那天外出），可是他们以很坏的态度对待这种致意，并且各自用自己的方法予以回答"。英国公使威妥玛、美国公使镂斐迪、俄国公使倭良嘎哩，也都没给来访者好脸色\有些人甚至大怒，

"当面予以教训”，只是骂完后也没什么办法，“但无如何，许而从之” 2。毕竟，邀请与否是清廷的自由。「

清廷如此失礼，究其根源仍是在纠结“公使们见了皇帝如果不肯下跪怎么办”。近代外交讲究平等，各国驻华公使断然不会下跪；传统体制讲究宗主国的体面，外邦使节不跪上国皇帝，真是岂有此理。自乾隆五十八年（ 1793）马戛尔尼率使团来华后，这种纠结就一直存在，从未得到解决。

当然，在乾隆时代，问题是好办的。洋人们虽然抗拒跪拜，地方官员与主管藩属事务的礼部却自有"妙计"。比如他们可以毫不迟疑地按照朝贡体系的需要，去篡改使团的外交文书。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董事长佛兰西斯•培林曾派人送信给两广总督郭世勋，请他转呈乾隆，说马戛尔尼使团将要来华，目的是促进商业关系。若忠实于原意，信的开篇翻译成中文应该是：

最仁慈的英王陛下听说，贵国皇帝庆祝八十万寿的时候,本来准备着英国住广州的臣民推派代表前往北京奉申祝敬，但据说该代表等未能如期派出，陛下感到非常遗憾。为了对贵国皇帝树立友谊，为了.改进北京和伦敦两个王朝的友好交往，为了增进贵我双方臣民之间的商业关系，英王陛下特派遣自己的代表和参议官、贤明干练的马戛尔尼勋爵作为全权特使，代表英王本人谒见中国皇帝，深望通过他来奠定两者之间的永久和好。特使及其随员等将要马上起程。特使将携带英王陛下赠送贵国皇帝的一些礼物。这些物品体积过大，机器灵巧。从广州长途跋涉至北京，恐怕路上招致损伤，因此他将乘坐英王陛下特派的船只直接航至距离皇帝所在地最近的天津港口上岸。请求把这个情况转呈北京，恳祈皇帝下谕在特使及其随员人等到达天津或邻近口岸时予以适当的接待。3

显而易见，这是一封以彼此地位平等为基础书写的外交文件。但经清廷官员翻译后鼓捣出来的版本，却变成了下级对上级毕恭毕敬的呈文，许多关键语句被大幅篡改（有些甚至没有翻译）。于是，乾隆看到的奏议稿就变成了这样：

英吉利国总头目官管理贸易事百灵谨呈天朝大人，恭请钧安。我本国国王，管有牙兰也密屯、佛兰西、爱伦等三处地方，发船来广州、贸易。闻得天朝皇帝八旬大万寿，本国未曾着人进京叩祝万寿，我国王心中十分不安。我国王，称，恳想求天朝大皇帝施恩通好，凡有本国的人来广州与天朝的人贸易，均各

相好，但望生理愈大，饷货丰盈。今本国王命本国官员公举辅国大臣吗嘎尔尼差往天津，倘邀天朝大皇帝赏见此人，我国王即十分欢喜，包管英吉利国人与天朝国人永远相好。此人即日扬帆前往天津，带有进贡贵重物件，内有大件品物，路上难行，由水路到京不致损坏，并冀早日到京。另有差船护送同行。总求大人代我国王奏明天朝大皇帝施恩，准此船到天津或就近地方湾泊。我惟有虔叩天地，保佑天朝大人福寿绵长。4

"我国王心中十分不安” “恳想求" "施恩” “赏见” "包管”这类语句字眼的增入，自是为天朝上国的"体面”增色不少。乾隆读了也是颇为高兴，自觉“成功"收获了英国国王的崇拜、敬仰与诚惶诚恐。

由马戛尔尼转递的英王乔治三世给乾隆的信函，同样被修改得面目全非。原信的开篇部分，若忠实于原文，其翻译应该是这样的：

英王陛下奉天承运，事事以仁慈为怀。践祚以后，除随时注意保障自己本土的和平和安全，促进自己臣民的幸福、智慧和道德而外，并在可能范围内设法促使全人类同受其惠。在这种崇高精神的指导下，英国的军事威力虽然远及世界各方，但在取得胜利之后，英王陛下对于战败的敌人也在最公平的条件下给以同享和平的幸福。除了在一切方面超越前代增进自己臣民的繁荣幸福外，陛下几次派遣本国最优秀学者组织远航旅行，作地理上的发现和探讨。⁵

显而易见，这些文字的主旨是向乾隆介绍"日不落帝国"开拓殖民地的巨大成就。可是，经清廷官员粉饰修改之后，呈送给乾隆阅读的版本却变成了这样：

英吉利国王热沃尔日敬奏中国大皇帝万万岁。热沃尔日第三世蒙天主恩，英吉利国大红毛及佛部西依拜尔呢雅国海主，恭维大皇帝万万岁，应该坐殿万万年；本国知道中国地方甚大，管的百姓甚多，大皇帝心里长把天下的事情、各处的人民时时照管。不但中国地方，连外国地方都要保护他。他们又都心里悦服，内外安宁。各样学问各样技艺，大皇帝恩典，都照管他们，叫他们

尽心出力，又能长进生•发，交通精妙。本国早有心要差人来，皆因本境周围地方俱不平安，耽搁多时。如今把四面的仇敌都平服了，本境平安，造了多少大船，差了多少明白的人漂洋到各处。6

严格说起来，这已经不能算是"粉饰”和"修改"，实在是一种重写。原信开篇是在以一种克制而自豪的笔调，向乾隆介绍大英帝国的伟业。重写后的版本，却完全变成英国国王在吹捧"中国大皇帝"。更要命的是，原信的末尾说，使团此次来华是希望两国建立一种平等的外交关系："英国现在正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因此英王陛下认为，现在适逢其时来谋求中英两大文明帝国之间的友好往来。" 7经中国官员之手后的新版本，却变成了英国前来朝拜瞻仰大清：“如今闻得各处惟中国大皇帝管的地方一切风俗礼法比别处更高，至精至妙，实在是头一处，各处也都赞美心服的，故此越发想念着来向化输诚。" 8如此这般颠倒文意，不免让人生出一种感慨："要是世界上没有英文、法文、拉丁文、西班牙文、葡萄芽文等文字，或者发生了什么天灾人祸将这些文字记录的史料全部毁灭了，必定会有一批史学家根据清朝官方的记载考证出在18世纪末年英国向清朝'称臣纳贡’的事实，作为大清帝国的声威已经超越欧亚大陆和英吉利海峡的证据，同时也可证明英国必定已内外交困，国势衰弱，所以不得不远航万里来归顺输诚，以寻求清朝的庇护了。" 9

在翻译上做手脚这一 "妙计”，乾隆皇帝其实是知道的，甚至可以说受到了乾隆皇帝的鼓励。

为了忠实传达信息，马戛尔尼使团在组建时即致力于物色翻译人才。他们找到了两名中国出身的神父—周保罗与李雅各。二人不懂英语，只会拉丁语和意大利语。好在使团内有优秀的拉丁语人才，可以由使团先把文件从英文翻译成拉丁语和意大利语，再由神父翻译成中文。周保罗在使团抵达澳门后辞职而去，剩下的李雅各与略通中文的小斯当东（使团副使之子，时年12岁），虽不能拟出符合大清官场礼仪的文书，但将英方的真实意图用中文表达出来，大体还可以做到。乾隆最早见到的中文礼品清单，就是使团自己翻译出来的，因里面有"遣钦差来朝"等字句，乾隆读到后大为不满，下旨给军机大臣说：' “该国遣使人贡，安得谓之钦差！”这么写岂不是"以英吉利与天朝均敌”？

此后，在乾隆的严密关注下，清廷组织起一支由外国来华传教士构成的翻译团队，专门按照清廷的意志来"翻译”（或谓篡改）马戛尔尼使团送来的文书，并将乾隆给英王的救谕翻译为英文。1。因清廷对翻译内容实施严格管控和审查，翻译团队成员、法国传教士贺清泰（Louis Antoine de Poirot）只能在给马戛尔尼的信函中无奈说道：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乾隆给英王的）敕谕中塞进一些对英王陛下致敬的语句；因为皇帝对待我们欧洲的国王们就像对待他们属国的小王一样，而这些小王只不过是皇帝的奴才而已。¹¹

这种"妙计” 一直持续到马戛尔尼使团觐见完乾隆离开中国。英方文献说马戛尔尼使团以英式单腿下跪的礼节谒见了中国皇帝；中方文献则记载使团正使"行礼如仪"。口 23年后，英国再次派出阿美士德使团来华。使团的副使正是当年随马戛尔尼使团来华的小斯当东。清廷负责接洽的官员向小斯当东询问马戛尔尼使团当年觐见乾隆皇帝时使用何种礼仪，小斯当东回答说"所有礼节虽经目睹，实系年幼不记得"，又说马戛尔尼回国后告诉英国国王"系依照本国（英国）礼节行礼"。报告送到嘉庆皇帝面前，这位比父亲乾隆更重视“天朝上国”体面的皇帝，愤怒于使团只肯“脱帽三次，鞠躬九次"，在报告上写下了 "所言甚属欺诳" "支吾可恶"的朱批，然后将使团赶出了中国。"

可是，在1872年，即将大婚的同治皇帝已没有办法复制乾隆皇帝的“妙计”，也没有办法再现嘉庆皇帝的强硬。他的父亲咸丰皇帝在“庚申之变"里被英法联军赶出紫禁城，仓皇逃亡热河并最终死在了那里。清帝国早已没有以武力驱逐英国驻华使团的实力。更何况《天津条约》里，已有中英两国地位平等的明文规定。加上"最惠国待遇"的存在，该规定意味着所有与清廷建交的欧美国家，都已通过条约的形式获得了以近代平等礼仪觐见清帝国皇帝的权利。

清廷唯一能做的只剩拖延。所以咸丰宁愿死在承德也不肯回京、,决不给各国驻华公使觐见的机会J所以，咸丰死后，清廷又以同治皇帝年幼、太后乃妇道人家为由，长期将各国公使拒之于紫禁城外。到了 1872年，同治皇帝大婚，

清廷干脆做出了空前绝后的失礼之事，不但不邀请各国公使，还要求他们不要在婚礼当天出门。清廷担心的，是各国公使在婚礼上不跪拜同治皇帝，仅行鞠躬礼，会让参加婚礼的群臣惊愕莫名，严重冲击皇帝在本国臣民前的体面。为了保住这种旧式的、面向被统治者的小体面，清廷宁愿干出空前绝后的失礼之事，宁愿放弃新式的、面向国际社会的大体面。

恭亲王战战兢兢做汇报

但事情终于还是来到了拖无可拖的那一天。

1873年2月23日，年满18岁的同治帝正式宣布亲政。次日，英、法、俄、美、德五国公使，集体向总理衙门递交照会，要求觐见同治皇帝以表祝贺。所有的托辞都已失效，以恭亲王奕诉为首的总理衙门大臣，只好联名给各国公使回函，说将会前往使馆与五国公使面商此事。

第一次谈判是在3月11日。英国公使威妥玛代表各国提了两点意见：一、使臣带着国书来到他国"系两国和睦之证"，他国最高执政者不予接见“系和睦不极之据”。二、《天津条约》已经写得很明白，各国公使觐见不可再迫行三跪九叩之礼。现在各国公使要求清廷依照《万国公法》兑现《天津条约》里的承诺。双方没能谈妥，又在3月14日举行了第二次谈判，也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难有共识。3月21日，五国公使联合给总理衙门送来一份《各国节略》，内中有“中华若仍以使臣必须下跪，则再为唔谈，似未免徒费日时矣"这样的句子。这些话，显示五国公使已经失去了耐心。

4月14日，恭亲王奕诉将总理衙门与五国公使谈判的情况，以密折的形式向同治皇帝做了一次集中汇报。这份意味深长的汇报，将奕近这位大清改革掌舵人困于两难、战战兢兢、欲引导同治皇帝做出务实决策的微妙心态，全部表露无遗。

笔者试将该汇报无删减拆分为几个部分，逐一略作解读，以管窥奕诉的难处与隐秘用心。 ,

第一部分：

查觐见之事，载在咸丰八年所定条约。即觐见二字而论，自系尊崇中国之意。从前各国使臣时尝论及。臣等因中外礼节不同，难于定议。各国使臣每谓该国向无拜跪。考之各家记载，亦谓其国不习此仪。凡臣下见君，以免冠俯首立地而叩为敬。即臣衙门奏派志刚、孙家毂，出使各国，暨臣崇厚出使法国，亦均立而见之。"

此乃汇报开篇。奕诉先提醒同治皇帝，说各国公使要求觐见有条约依据，是先帝在咸丰八年定下来的。然后又安抚他说，“觐见"二字已含有尊崇我大清的意思，各国使臣也认同这种尊崇。继而又替各国公使解释，说他们一再强调自己的国家不存在跪拜之礼，不是虚言，总理衙门派了志刚等人去欧美考察，可以证明确实如此。

第二部分：

同治六年预筹修约，臣等将此事函商各督抚将军大臣，拟令酌中定礼。嗣据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条复，以敌国使臣，不必强以所难。英约中载明碍于国体之礼，是不可行。其不肯拜跪，已有成议。并谓酌中定制，于义无取等语。此时各疆吏有谓皇上尚未亲政，可以正言阻拒者。臣等因此论仍系不许之许，从未据以驳辩。惟以应候圣裁，应先议礼为说。

这段是回顾往事，向同治皇帝介绍1867—1868年，总理衙门与18位地方督抚将军就"外国使臣觐见礼仪” 一事展开的讨论。其中，曾国藩、李鸿章与左宗棠三人的意见是：一、那是敌国使臣，与藩属国不同，不必强人所难；二、条约里已有规定，各国使臣不能跪拜已是定论；三、可以在大清的三跪九叩和洋人的免冠鞠躬之间，寻一个中间方案。当时也有其他反对的声音，奕诉特意将曾、李、左三人的意见挑出来说，实隐约可见他本人的立场。

回顾1867年总理衙门下发给督抚将军们的讨论大纲，其实也可以知道，早在那个时候，奕诉的立场就已偏向于放弃三跪九叩，然后在中外礼仪间取一个中间方案。当年的讨论大纲里有这样一段话："今夷并未自进于中国，而必以中国之礼绳之，其势有所不能。若权其适中者而用之，未卜彼之能否听从，而

本衙门亦不敢主持独创此议。第不许入觐，我实无辞。究应如何？惟希公同商酌。” 16大意是：那些夷人并没有被中国同化，要用中国的礼仪来约束他们，形势上做不到。若在中外礼仪之间取一个“适中"的方案，既不知道对方会不会同意，本衙门也不敢独自做出这种主张。至于不许外国使臣觐见，我们也已经找不到理由了。究竟该怎们办，请众人一起商议。

奕诉既然早在1867年就已愿意接受某种各退一步的中间方案，如今借着回顾往事介绍曾国藩、李鸿章与左宗棠当年的意见，自然是想小心谨慎地将这种方案传递给年轻的同治皇帝。

第三部分：

此次联衔照会，词意俱属恭顺。虽未便遽加拒绝，阻其恭敬之忱，亦不得不迎机以导，仍就礼节与之熟商力争。彼谓条约中有碍于国体之礼，为不可行。则告以碍于中国国体，亦不可行。彼谓条约允以优待；则告以中国相待，能优于礼之中，不能优于礼之外。彼谓唯跪拜之礼，有碍国体者不能行，此外均可商酌；则告以唯跪拜之礼，最关中国国体，首先议定，此外始可从容拟议。加以譬晓百端，反复辩诘，几于舌敝唇焦。辩论既久，各使臣谓我等五人，非敢固执，惟本国向无此礼，如一经拜跪，即不得为本国之人。其词颇为迫切。

这是奕诉向同治皇帝报告本次谈判的具体过程。奕诉深知这位年轻的侄子对洋人素无好感。1870年，天津教案爆发时，同治皇帝便对帝师李鸿藻说过：越将就，洋人就越出乱子，"若得僧格林沁三数人把截海口，不难尽歼此辈” "。这种"词气甚壮"（翁同稣语），“庚申之变”前的咸丰与奕诉也曾有过。只是经过“庚申之变”后，奕诉不会再说这类豪言壮语。可是久为人臣，他也深知要用怎样的话术，才能让这位年轻侄子对自己的谈判工作感到满意。

所以，奕诉在汇报中细致描述了谈判经过。这些谈判经过替换为白话后，大致是这样的： ,-

五国公使：条约里写明了，不可以施行有碍我们的国体的跪拜礼。

总理衙门：非跪拜礼有碍大清国体，也不可以施行。

五国公使：条约中已经写明，礼仪方面要对我等实施优待。

总理衙门：是有写优待，但得是在中国之礼的范围内优待，不能优待到范围之外。

五国公使：只有跪拜之礼，有碍国体不能施行，其他都好商量。

总理衙门：只有跪拜之礼，对大清国体最要紧不能退让，其他都好商量。

奕诉细致描述这些场景的目的，是努力想要给同治皇帝留下一种“总理衙门在谈判中很强硬”的印象。之后的"譬晓百端，反复辩诘，几于舌敝唇焦”，更是直接自述苦劳。再之后，则是介绍总理衙门的强硬立场带来的成果：五国使臣被逼到没有办法，只好说出“不是我们非要固执，实在是本国没有跪拜之礼，如果跪拜了，以后我们就没法在自己的国家做人”这种话。这大约也是实话，因为若同意跪拜，即意味着外交上的绝大失败，使臣的政治生命也就结束了。耐人寻味的是奕诉的表述方式，比如各国公使"其词颇为迫切" 云云，大有一种总理衙门将各国公使逼到了墙角的感觉。

第四部分：

臣等原知彼国从未娴习之礼，未易强以必行。而借笔舌之力，如能就我范围，固于体制较免窒碍，亦借以折其虚侨桀惊之气。且使彼之所谓外国制度，君臣并立相见，及各国使臣代其国主行事，如其国主亲来，各等非理之说，无可乘闲置喙。今历次辩诘后，彼等于前项非礼之说，不复引援。复于彼国觐见常礼，免冠三鞠躬者，愿为免冠五鞠躬。所谓鞠躬，即彼国俯首立地而叩之礼，兹拟倍加恭敬以将其诚。并声明于觐见时，由在前一员奏词称颂，复将所奏之词先期知照臣衙门，以见并无妄渎。其意若以该使臣等如此尽礼，傥再不准举行，是中国不能以礼待人，势将执为口实。臣等窃思咸丰八年所定条约，业经奉旨允准约内觐见一节，庚申之事，各国皆以之借口，今各使臣复竭诚吁请，臣等仍不能不与往返辩论。 ,

这是奕祈再次试图含蓄引导同治皇帝接受一种介于中西礼仪之间的折中方

案，也就是所谓的"免冠五鞠躬"之礼。这番引导层层递进，颇有技术含量：先强调各国公使绝不会接受三跪九叩之礼，总理衙门也清楚无法强迫他们接受。再强调总理衙门已通过强硬谈判，成功迫使各国公使收回他们的许多谬论，比如君臣并立相见不分上下，公使代表等同于国主亲自前来等。然后说各国公使被逼无奈，只好同意将他们的"免冠三鞠躬"之礼，升格为“免冠五鞠躬”之礼。为了让同治皇帝更愿意接受，奕诉还补充说所谓鞠躬就是他们那边的俯首叩头之礼；还说洋人们为了表示恭顺的诚意，愿意将觐见时的讲话稿提前交给总理衙门审核。最后，奕诉说出了自己的两点看法：第一，各国使臣已是"如此尽礼”，若再不允许他们觐见，我大清不能以礼待人将会成为他们的. 口实；第二，回顾往事，觐见问题曾在"庚申之变”中被各国拿来作为借口。

最后这些话，实际上是在含蓄提醒（或谓威胁）同治皇帝，不要为了一些没必要的体面，重蹈庚申之乱的覆辙。

别等他国用武力逼迫才改

同治皇帝看完奕诉谈判汇报之后，没有按奕诉的期望做出决策。

享受不到各国公使的跪拜，十八岁的年轻皇帝心中十分不甘。正如知名学者茅海建所言，"自亲政后，同治帝对西礼觐见并未多发议论，但奕诉等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心里都十分清楚，其意存不甘，更何况谏台对此攻击甚猛，同治帝每次都将此类折片发给总理衙门"，可谓"帝意明朗"。18

于是，奕诉呈递汇报奏折的第二天，就有翰林院编修吴大徵上奏，反对接受跪拜礼以外的任何觐见之礼。他的理由是："朝廷之礼，乃列祖列宗所遗之制，非皇上一人所得而私也：若殿陛之下，俨然有不跪之臣，不独国家无此政体，即在廷议礼诸臣，问心何以自安：不独廷臣以为骇异，即普天臣民之心，亦必愤懑而不平。" I9

吴大徵说自己写这道奏折是因为听了 "道路传言"。耐人寻味的是，他奏折里的某些内容，显而易见是在有的放矢，隐隐透露出他其实已经知晓奕诉的汇报内容。比如他劝皇帝不必担忧洋人的武力，认定洋人“断不肯以小节而‘ 开大衅”；又说恭亲王等人一向公忠体国，"必不遽遂其请”，肯定不会同意

洋人不跪拜的要求；还说假如总理衙门“挽回无术”，不得已跑来请求皇帝下旨，“伏愿皇上独奋乾断，坚持不允”，请皇上一定要站稳立场坚决不答应，这样才不会让天下臣民失望。

吴大激开了第一炮，随之而来的便是朝野舆论的狂轰滥炸。皇帝不做任何表态，只派人不断将反对跪拜的折子送往总理衙门，奕诉和下属们只好与五国公使继续做焦头烂额的谈判。据说在谈判中，总理衙门大臣文祥一度将杯子摔到了地上，可见争执的激烈程度。2。

4月24日，朝廷将吴大徵等人的奏折送至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处，要他拿出一个具体意见。李鸿章在回奏中表现出了极大的决断力，其意见总结起来大致包括如下几点：

一、欧美各国与大清乃是"敌体平行之国”，不适用藩属国的跪拜之礼。

二、欧美各国无跪拜君王之礼，"中国亦无权力能变更其各国之例"。

三、不允许各国公使觐见，“于情未洽”，会影响国家之间的关系。虽然目前不至于立即引发战争，值中外交涉事件繁多，“彼求之十数年，迄今仍不准一见”，愤怒怨恨日积月累，以后稍有冲突，就会被各国拿来做开战的借口。

四、今天或许可以成功拒绝觐见，"仍不能拒之于日后"，但不可能永远成功拒绝觐见。"甚至议战议和，力争而许之，则所失更多，悔之亦晚矣"，等到发生了战争再来议和，再来允许觐见，就更不划算了。

五、有人担忧此事一旦开启，洋人就会得寸进尺，以后但凡碰到点什么事，就要跑来觐见皇帝，不获允许就要发生外交决裂的风险。这是“不谙夷情之语"，是无知者的胡乱猜想。洋人要求觐见是表示友好，不是有事要来具体商量。况且我们也可以制定规章，不允许随时觐见。

六、现在是“数千年一大变局"。我大清以前只有对待藩属国的礼，没有对待"与国”的礼。不但我大清没有，历朝历代的圣贤们也没有留下这方面的礼经。不过，制定新礼的权力属于皇上，非我等臣子可以“妄拟”。皇上以大度的胸怀制定出新礼，“天下后世当亦无敢议其非者”，后世没人敢说这有什么不对。²¹

与那些"天朝上国"的迷恋者与怀念者不同，李鸿章清晰地知晓自己所处

的时代，是一个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大变局需要大转型，觐见之礼的变化，不过是这转型中的微末之事。他早已无意在这个问题上继续纠结。所以，在回奏的末尾，他告诉皇帝，早在同治六年（ 1867 ）,自己就已明白"此事终在必行，而礼节不能强遵”，这次回奏也仍持同样的意见。

李鸿章的这道回奏对奕圻是极大的支持，对同治皇帝则形如浇了一盆凉水。

1873年6月14日，在辩论往返了三个月之久后，总理衙门终于下定决心为谈判做个了结。奕诉一干人等努力为同治皇帝争得了如下权利：

一、皇帝在接见时"或坐或立自便，或赐茶酒，或别有荣典，均为君恩，自非（使臣）必、应讨请"。也就是皇帝接见使臣的时候怎么舒服怎么来，各国使臣不能用规章制度来约束皇帝。

二、使臣觐见的时候，"不敢首先论及事务。国主若肯首先问及，应听主张”，也就是在觐见的时候不许提任何实质性的要求，如果皇帝先提起来，听着就好了。如果使臣"逮然奏称，国主亦可以礼却谢"，皇帝可以直接拒绝讨论各国使臣在觐见时提出的任何实质性要求。

三、大清在觐见礼仪上如果可以“通融改易"，那么外国也必须对本国之礼“酌议变更"，这样才算公平。而且"中外礼节不同，碍于国体之处，不得勉强"，如果大清不愿意，外国不可以武力相逼。各国公使须附加一项声明，说跪拜是不可能的，但愿将三鞠躬的礼节增为五鞠躬。总理衙门也同时声明：不跪拜不符合大清礼节，具体怎么办，"应候大皇帝谕旨"，意思是这个核心问题总理衙门不能也不愿做主，最后得留给同治皇帝圣裁。

四、只有带着国书且初次来华的外国使臣，才可以要求觐见皇帝。觐见之前要就礼节言词做一番演习。在哪里觐见，在什么时候觐见，得听皇帝的安排。以后无论是哪个国家的使节来华，都得按这回的觐见礼节办，不能再有变化。

五、觐见之事不能经常搞，“迟早恭候谕旨遵行，不能一人随时请觐"，什么时候安排觐见得听皇帝的，各国使臣不可随时请求觐见。•大清将来如果派使臣带着国书去各国，你们的君主接见或者不接见，“仍听各国之便”，全由’ 你们说了算，我们不做强求；同样，我们的使臣也有请求接见或者不请求接见

的自主权，你们不能干涉。对这部分规定，各国公使都不满意，但总理衙门坚持不肯让步。²²

在给同治皇帝汇报时，奕祈等人将谈判形成的各种文件，比如记录谈判情形的《照会》和《节略》等，一并呈递了上去，其中也包括李鸿章那道极具决断力的回奏。

奕诉告诉同治皇帝，各国公使此次态度言辞都还算恭顺，没有露出什么要挟之意，但他们这次究竟会不会因要求觐见失败而像咸丰十年那样诉诸武力，自己“究亦未敢谓有把握「，所以，“允其请于要挟之时而力不能杜,与允其请于恭顺之际而体尚无伤，此中得失之机，不待智者而决”，与其等他们启动武力威胁然后我们再同意觐见，不如现在趁他们言辞恭顺就同意算了。同时，奕诉还请求将总理衙门呈递的文件与李鸿章的奏折，全部发给群臣阅看商议。23

奕诉这样做，既是在给同治皇帝施压并剖析利害，也是在为自己和总理衙门谋求全身而退。慈禧与同治皇帝明白此中玄机，所以未将此问题下放到朝堂公开讨论，当天即颁布谕旨，允许各国使臣觐见。

洋人被皇帝的天威“吓坏了”

1873年6月29日，清晨6点钟，俄国公使倭良嘎哩、美国公使镂斐迪、英国公使威妥玛、法国公使热福里、荷兰公使费果弥，由德国驻华使馆的璧斯玛充当翻译（德国公使李福斯回国，璧斯玛兼任德国代表），依次进入紫光阁24 （以抵达北京的时间为顺序），以平等国家代表的身份，觐见了同治皇帝。

此时，距离马戛尔尼使华，已过去了整整8.0年。

觐见的整个过程是这样的：皇帝坐于紫光阁的“大内坛之座”。各国公使从左门人殿，抵达宝座前方，向同治皇帝鞠躬一次；前进数步，再鞠躬一次；进至宝座之足下，第三次鞠躬。然后各据其位，由俄国公使“读一演说辞”，站在他身后的翻译负责将之译为中文。演说完毕，各国公使前进一步，将国书放在宝座下的黄桌之上，再鞠躬一次。同治皇帝微微欠身向前，以示接受国书。恭亲王跪在内坛的地上，与同治皇帝细声说话。同治皇帝命他转告各国公使，说国书已经

收下。于是恭亲王起身走下台阶，来到各国公使面前，复述了皇帝的话。然后再次上坛跪下，耳听皇帝的细语。听毕起身下坛，向各国公使转述皇帝对各国君王总统的问候，以及对彼此间外交和睦顺利的期望。至此，觐见仪式结束，各国公使再鞠躬，然后退出（因崇厚上一年赴法国就天津教案之事呈递国书，法国公使再次上前呈递了法方的回文）。25

1873年的这次觐见，是一次双方均不满意的妥协。

欧美舆论认为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伦敦新闻画报》1873年9月13日的一篇报道说，"到目前为止……西方世界主要列强的代表在觐见中国皇帝时已经不必磕头。然而在仔细审视觐见礼仪的细节时,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一些令人不快的东西，它们反映出中国人不想承认'洋鬼子'的地位要高于'朝贡者'

（这是对所有到北京宫廷来的外国使节们的称呼）” o ²⁶

清廷方面，同治皇帝也对洋人站立在自己面前一事很不高兴，所以各国公使以五鞠躬之礼觐见这一史实，从未被载入《穆宗实录》和同治皇帝的《起居注》。这两份文档，本该详细记录朝廷的政务大事和皇帝每天的所有活动。关于觐见情形，《清穆宗实录》里只有“于紫光阁前瞻觐” 27七个字，《起居注》中也只有"……等九人入觐见，上温语慰问” 28这样一句含糊话。

不过，当事人的不满意，并不妨碍不明真相的围观者们依据个人喜好，以一种"我愿意相信”的方式进行各种想象和臆测。比如当年的《京报》29对觐见情形有这样一段荒谬绝伦的记载：

英公使先诵国书约二三语，即五体战栗。帝日：“尔大皇帝健康。"英使不能答。皇帝又日："汝等屡欲谒朕，其意安在？其速直陈。"仍不能答。各使皆次第捧呈国书。有国书失手落地者，有皇帝问而不能答者，遂与恭亲王同被命出。然恐惧之余，双足不能动。及至休息所，汗流泱背，以致总署赐宴，皆不能赴。其后恭亲王语各公使曰：“吾曾语尔等谒见皇帝，非可以儿童戏视，尔等不信，今果如何？吾中国人，岂如尔外国人之轻若鸡羽者耶？ ” 3°

《京报》这些不知从何处“脑补"出来的荒唐情节—洋人被同治皇帝天威震慑到张不开口、拿不住国书，也迈不开腿，搞到最后是汗流泱背、狼狈不

堪—似乎也传播到了当时著名的经史学者李慈铭的耳中。在《越绶堂国事日记》“同治十二年六月初五日"条下，李慈铭写下了这样一段离奇的文字：

六月初五日。是日巳刻，上御紫光阁见西洋各国使臣。文武班列。仪卫甚盛。闻夷首皆震栗失次，不能致辞，跟叩而出。谓自此不敢复觐天颜。盖此辈犬羊，君臣脱略，虽跳梁日久，目未睹汉官威仪，……今一仰天威，便伏地恐后，盖神灵震叠，有以致之也。第

大意就是洋人不过"犬羊"，见了我同治皇帝的"汉官威仪”，全都被吓坏了。

因臆测程度有差异，这种"六国公使被天朝皇帝吓坏了"的情节，在1873 年存在着多个版本。平步青是同治元年的进士，在翰林院里做过编修和侍读，于各国公使觐见同治皇帝的前一年辞官归隐。他在笔记里说，癸酉年（ 1873）秋天，从京城的“谦益长号”传出来一张“时事纸"（大约就是指《京报》之类的东西），里面说：同治皇帝亲政之后，风调雨顺，天下太平。各国使臣要求觐见，提出了 "欲乘肩舆进太和门，带刀上殿，要皇上下宝座，亲受国书” 的非分要求，惹怒了总理衙门大臣文祥，“摔茗碗粉碎，厉色以争"，把茶碗摔得粉碎，才粉碎了洋人的非分要求。到了觐见的那一天：

神机全营屯西苑门，皆明装露刃。法、米、英、俄、布、日本六国，共十二人，皆准其带刀，总理司员引进苑门。每进一门，即将其门上锁。至阁阶之下，总理大臣引上阁阶。皇上登宝座，使臣行六鞠躬礼，不跪。阶旁设黄案，使以次立读国书。居首者读至数句，即浑身发战，不能卒读。皇上问国王好，亦不能答。皇上又问，屡次求见，有何话说，亦不能答。其次者则奉书屡次坠地，而不能开声。经恭亲王当众嘲笑"草鸡毛”，令人掖之下阶；不能动步，坐地汗喘。十二人摇头私语，不知所云。延之就宴，亦不能赴，仓皇散出。恭王云："说是大皇帝不可轻见，你们不信，今日如何？我中‘国叫此为草鸡毛！"举国以为笑谈。当时离宝座不过数步，据其自云，并未瞻仰天颜。人人皆言渠眼中必另有神物景象，故如此战栗也。m

洋人们带刀上殿，神机营露刃列阵，前脚进门后脚锁门，恭亲王当堂群嘲 "草鸡毛”……较之《京报》和《越缨堂国事日记》，平步青读到的故事，多出了许多江湖气息，给人一种大清朝堂犹如水浒聚义厅，大清君臣犹如剪径强人的错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