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1883年：太后欲雪庚申之耻

以引进先进器械与先进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自强改革，自1861年起，拥有过长达二十余年的黄金时光。在这段年岁里，清廷虽仍与欧美列强摩擦不断，但因坚持住了条约外交的大方向，并没有再发生类似英法联军入侵那样的战事，可谓内乱消弭、外事平息。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黄金时光结束了。

地方督抚与清流台谏普遍主战

中法战争的起因是法国入侵越南。

法国对越南的觊觎始于19世纪50年代。1858年，法国远东舰队炮轰了越南土伦港。1860年，法国强迫越南阮氏王朝签订割地、赔款，允许传教通商的《西贡条约》。到1867年，法国已在越南南部六省建立起了 "交趾支那”殖民政权，设总督府管辖治理。此后，法国势力仍不断向越南北部渗透，并开始关注澜沧江与红河航道可通往中国的云南地区。1873年11月，法军北进，攻占了河内、海阳等地，阮氏王朝不得不向驻扎在中越边境保胜地区的刘永福黑旗军求助—黑旗军原是天地会反清武装的一支，因不敌清军而退入越南境内，在当地开辟山林聚众耕牧。黑旗军在河内击毙了法军将领安邺(Francis Garni-er),但无力挽救整个局面。1874年4月，越南被迫签订《第二次西贡条约》向法国开放红河航道，法国正式成为越南的保护国。

1875年，法国将上述变化通知清廷，要求清廷制止“中国徒党”在越南的活动，并在云南开放一处通商口岸来连接红河航道。总理衙门此时正与英国交涉“马嘉理事件"，弄得焦头烂额，不愿同时与法国交恶，但也不愿放弃越南宗主国的身份，故恭亲王奕祈回复法国说：越南自古就是中国藩属，早已习惯接受中国保护；云南开放通商目前还做不到；至于在越南活动的“中国党徒” 黑旗军，他们不受清廷管辖，而是受了越南国王的邀请。1

越南阮氏政权也不甘心内政、外交乃至军事皆受法国干预，一度试图引入西班牙的力量来制衡法国。未果后，阮氏政权又将期望寄托在了清帝国身上。 1876年与1880年，越南两次无视《第二次西贡条约》的规定，继续向北京派出了朝贡使臣。清廷则指示驻英法两国公使曾纪泽前往巴黎，以越南宗主国的名义，就越南问题向法国政府提出质询。法国政府不愿与清廷交涉，回复称这是法国与越南的事情，无任何必要对清廷解释。2

在清廷内部，1881年12月至1882年2月，还有过一次围绕越南问题的最高决策层讨论。

先是总理衙门呈递了两份文件。内中说：就常理而言，中国应该援助越南。法国已占据越南南部的膏腴之地，如今又增添军舰筹集军费，打着“捕盗”的名义想要吞并越南全境。越南与中国接壤，且红河航道可通轮船，这意味着“越南海口旬日可至云甭”，所以这是一件"关系中国大局"的事情。可是，越南积弱已久，朝廷如果明确对越南表示不要投靠法国，那么越南就会事事向中国求助，我们的力量有限，迟早难以为继；朝廷也可以秘密嘱咐越南不要再与法国签订新条约，可如果法国军队压境，越南没有力量抵抗，还是会向中国求助，但我们实际上也没有应付法国的办法。3

文件还说，总理衙门已与福建巡抚丁日昌、驻法公使曾纪泽、北洋大臣李鸿章三人商议过越南问题，得到了如下建议：一、以查办土匪为名在中越边境驻军；二、与越南政府联络互通声气；三、采取各种手段破坏通商，包括在中越交界地带多设关卡，堵塞峭壁恶溪间的必经之路，向自越南入境的商品征收重税使其无利可图等；四、调拨部分水师军舰南下，控制住红河航道，使敌人有所顾忌；五、派军舰随招商局的运米船前往越南以壮声威；六、派干员前往越南秘密侦查收集情报，与越南政府联络助其自强。总理衙门说，“臣等再四筹商，目前办法止有如此"，实在想不出别的手段，只有这些治标不治本的办法。4 •

由这两份文件不难窥见，总理衙门正处在一种势所当为又力所难及的困境当中。

总理衙门的这些文件，由朝廷下发给南北洋大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广西巡抚、云南巡抚等高级官员。朝廷要他们仔细看过之后，就越南问题各自出具意见供朝廷采纳。

参与讨论的地方督抚大多数持主战立场。

南洋大臣刘坤一回复说，应及早定策扶助越南，否则其覆灭指日可待。越南若亡，中国的云南与广西就失去了屏障，边患无穷。他基本同意总理衙门提出的办法，仅对自越南入境的商品征收重税一事存有异议，理由是法国与清廷缔结有通商条约，清廷没法强迫法国商人按新规定缴税，最终受损的只会是来中国做生意的越南商人，只会将这些越南商人推向法国的怀抱。5广西巡抚庆裕在回复中说，应该加强边防驻军，建议朝廷以明发谕旨与刘永福的黑旗军建立联系，以便有情况时能互相接应3云贵总督刘长佑的意见最为激进，也更匪夷所思。他认为法国人此举志在吞并整个越南，但“此非法人之罪，而东夷日本之罪也"，理由是日本先出兵台湾，又吞并琉球，朝廷没能给予日本应有的惩罚，激发了各国对大潘的轻视之心，最后才有了法国在越南胡作非为“敢于窥我门户”。所以，为今之计是趁着法军尚未大举出动，越南尚未灭亡之机，

"先讨日本以复琉球"，如此外人震恐，可以达成不必与法军开战而保住越南的效果。7

相对而言，地方督抚里意见最为务实者，当属两广总督张树声。张说，朝廷以官军暗助刘永福的黑旗军，并非长久之计。一者，帮助越南本属理直气壮之事，如果海军已然成型，本该调集大军直指顺化，北断海防，南捣西贡。可惜目前力量不许可，只好偷偷摸摸援助黑旗军。二者，法国人已觉察到黑旗军中有大清官军存在，扬言一旦查实将攻击广东，可见掩耳盗铃之法只可暂用，持久下去是要露馅的。张建议朝廷先礼后兵，先将法国侵略越南的种种行径做成宣传资料"遍告诸国"，也就是捅到国际上去。若法国能因此回到谈判桌上，自然是好；否则就只好诉诸战争。

张树声还说，如果走到诉诸战争的那一步，他对朝廷有一项殷切的期望，希望最高决策层一定要放权给前线将领，不要和战不定。既不要因为一点小胜就膨胀，也不要因为一点小败就惊惶。要镇定沉稳，做好战争至少持续一年的心理准备。法国劳师远征，我军以逸待劳，打持久战是有优势的。8

清廷的高层大讨论还在进行当中时，1882年3月，法国以越南政府无力驱逐黑旗军为由，以"代劳"的名义出动军队控制了河内。清廷的应对，除了继续强化中越边境地带的军队部署，继续以越南宗主国的立场命曾纪泽与法国政府交涉外，还让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Albert Bour6e)展开谈判。该年12 月，李鸿章与宝海达成了一份备忘录，核心内容是中国答应撤军(主要指黑旗军)；法国承诺不侵占越南土地不损害越南主权，两国联合保证越南独立；中国许可法国经红河水路前往云南贸易。

但该备忘录没能升级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原因是法国政府与清廷高层均不愿认同该备忘录。在法国，茹费理(Jules Franqois Camille Feny )内阁对扩张殖民地非常热衷，执着于同英国开展殖民竞争，法国议会也在1883年5月通过了一项550万法郎的远征越南的军费案。清廷这方面，军机重臣、地方督抚与清流台谏均以主战派为主流，李鸿章的主和意见很难得到朝野舆论与最高决策层的支持。⁹

当时主战的地方督抚，除前文提到的南洋大臣刘坤一、云贵总督刘长佑、广西巡抚庆裕、两广总督张树声之外，还有左宗棠、彭玉麟、曾国荃、刘铭传、唐景崧等。主战的清流台谏有李鸿藻、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周德润、黄体芳、盛昱等。可谓声势极盛，在朝廷内外占据了绝对上风。

相较之下，反对出兵越南者寥寥无几，仅广东巡抚裕宽、北洋大臣李鸿章、云南布政使唐炯、总理衙门章京周家楣及赋闲在家的原驻英法公使郭嵩煮等数人而已。裕宽主张"听越南自为之"，中国没必要介入*李鸿章觉得与法国开战可能会“扰乱各国通商全局，似为不值，更恐一发难收，竟成兵连祸结之势”"，他觉得清廷海军绝非法国海军的对手，云南、广西的陆军依赖人数优势和对山地环境的熟悉，与法军"交战似足相敌"，但在武器装备上也是不如法军的%唐炯不主张派军出境作战，理由是"耗三省之力而为越南守土”实在是无丝毫之利，反有可能给国家带来不测之危。他建议朝廷可通过暗助刘永福的黑旗军来拖延时日，不可“务一时主战之虚名，贻将来全局之实祸" ‘\周家楣则说，若真要与法国开战，也要等到中国向德国购买的先进军舰到货之后再动手，现在还不是时机。M

时间进入1883年，越南的局势急速恶化。5月，黑旗军与控制河内的法军

（ 500余人）发生战事:法军将领李威利（Henri Laurent Riviere ）被击毙。7 月，越南国王阮福时去世，越南政府的高层权力斗争失控。先是31岁的阮恭宗即位，仅3天就被辅政大臣阮文祥、尊室说等人废黜，另立37岁的阮福昇为帝。皇帝与权臣角力，朝政一片混乱。法军趁机由远东舰队司令孤拔（Am6d金 Courbet）统帅北侵，兵临顺化城下。8月25日，越南政府几乎未做任何讨价还价，便与法国签署了《第一次顺化条约》，宣布"越南承认并接受法国保护，法国管理越南政府一切对外国的关系，包括对中国的关系在内”% 越南的外交与军事自此完全被法国控制。

越南国内局势恶化之快,大大出乎清廷预料。作为应对，清廷采取了三项措施：一、自广西与云南调集数万军队进入越南北部，与黑旗军协同驻守，并向刘永福拨银10万两。二、请求美国出面调停，因法国拒绝调停，只能作罢。三、命李鸿章、曾纪泽继续与法国驻日公使脱利古（Arthur Tricou,法国驻华公使宝海被调回法国，新公使履任之前由脱利古暂代驻华公使职务）交涉，但交涉没有结果。¹⁶

1883年11月29日，越南权臣阮文祥等再次发动政变，废黜阮福昇并将之毒死，另立14岁的阮简宗为帝。12月中旬，法军水陆并进，向驻扎在越南北部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中法战争正式爆发。

"自信"源于洋务改革20年

主战派之所以在1881-1883年的越南问题上长期占据上风，与持续20余年的洋务自强运动带来的"自信”有直接关系。

比如，曾纪泽主战的理由之一是"中国水师渐有起色，如拨数艘移近南服，（可）使敌人有所顾忌，并自据红江以为控制” I7。所谓"中国水师渐有起色”，即是自信洋务自强改革已有20余年，清廷已具备相当实力，可与法国做 -1番抗衡。

浙江道监察御史丁振铎也是主战派。他主战的底气同样来自20年的洋务运动。在给朝廷的奏折里，丁说：洋人并不足惧，"彼非必财力远胜于我，而狡诈则有余；我非遽有不如，而因循过甚，但几冀和局，苟且旦夕之安"。丁还

说，这不是自强的正确路径，“国家不吝度支，办理海防，机器岁费千百万，筹备二十年，若竟一用不施，何必多此尾闾哉？ " I8清流重臣陈宝琛的观点与丁振铎几乎如出一辙："窃见我中国年年论自强，日日言御侮……二十年来练兵简器……然每逢横逆之来，犹不敢轻言一鼓。”、

丁振铎的"筹备二十年"与陈宝琛的"二十年来练兵简器”云云，均是在高声强调：朝廷改革已有二十年之久，当可与法国一战。用山西巡抚张之洞的话来说就是：时代已经变了，今日中法冲突的局势，与1840年“庚子之变"和 1860年"庚申之变"的局势，已是全然不同：“彼无助兵之与国，我多习战之宿将，此与道光庚子异者也；彼有后忧，我无内患，此与咸丰庚申异者也。” 2。二十年的自强改革，让张之洞充满了自信，敢于说出"今日法越之局惟有一战”这般铿锵有力的话语。

然而，亲身参与海军建设的李鸿章，却不敢有这样的自信。他在奏折里说：“臣于海防筹办有年，因限于军费，船舰不齐，水师尚未练成，难遽与西国兵船决胜大洋。" 21他不认为清廷有限的几条军舰，就足以与法国远东舰队相抗衡。

李鸿章的这种不自信，让与之关系密切的清流干将张佩纶颇为不解。张写信给李，责备李的立场“过示谦和”，实在是太软了些，结果只能是“似欲冀豚鱼之格，而转失整虎之威” 22,既无法期望法国人得到教化而觉悟，反倒会失掉我大清的国威。张还说，“公处人臣极地，负天下盛名，舍力持正论、厚集边防，无可言者；若舍和无策，务徇敌求，人人能之耳” ²³——唯一正确的立场就是努力搞好边防；一味以退来满足敌人的要求，那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事情。

张佩纶与李鸿章交情深厚（张后来做了李的女婿），所以这些激烈的言辞，只写在私人书信之中。朝中其他人则不然。比如，掌贵州道监察御史刘恩溥在奏折里猛烈攻击李鸿章，说他“近年暮气渐增"，已无进取之心，说他持主和立场是只想着"保位贪荣”，故凡事都因循苟且。刘还拿"改革已有二十年”来说事，指责李鸿章"办理海防二十年，靡费数千百万，半系调剂私人，开销正款……国家安用此重臣耶？" 24 •

刘恩溥的奏折给李鸿章带来了很大压力。12天之后，李给总理衙门呈递了一份处理越南事务的建议书。朝廷在接到建议书后的第四天，给李鸿章、左宗

棠等一干督抚重臣下发谕旨，要他们从速整军防备法国的攻击。谕旨特别提及李鸿章："李鸿章筹办海防有年，为朝廷所倚任，天下所责备，尤应勉力图维，不得意存诿卸” 25。这些文字里潜藏着慈禧的不满与警告，李鸿章自然是明白的。

曾几何时，洋人的坚船利炮是慈禧心中挥之不去的噩梦。“庚申之变”随咸丰仓皇逃亡，给慈禧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刺激，让她在之后的垂帘听政中，对洋人的武力威慑存有一种惊弓之鸟的心态。1870年的天津教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以同治皇帝的名义发给曾国藩的谕旨里，对处理事件的具体方案一字未提，却一再强调朝廷的期望是“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一6。所谓 "和局固宜保全"，意思是高调的口号不妨多喊，但与法国开战万万不可；所谓"民心尤不可失"，意思是朝廷不能直接表态说要惩办参与打杀的民众，但这个事得做，且不妨交由曾国藩来做。

1883年的慈禧似乎已经没有了这种惊弓之鸟心态。“筹备二十年” "二十年来练兵简器” "办理海庙二十年”……这些措辞在1882—1883年频繁见于督抚将帅和清流台谏的奏章，是慈禧自信心骤增的主要原因。1882年，清军在朝鲜平定壬午兵变成功，也给了她很大的鼓舞。所以，同样是中法冲突，1870 年，慈禧给曾国藩的指示是必须保全和局；1883年，慈禧对待李鸿章，却是不断将其逼向主战派的阵营。

慈禧逼迫李鸿章成为主战派的方式颇为独特。1883年12月21日，慈禧下达了一份上谕给李鸿章，命他加强防务。随上谕一同送来的，还有一份御史秦钟简对李鸿章的弹劾。上谕只有寥寥数语，弹劾的文章却相当之长，且措辞极为严厉。下文系部分摘录：

维当今重臣莫如李鸿章，朝廷倚任亦莫如李鸿章……或谓其交通洋夷以为奥援，或谓其拥恃淮军以要权力……自李鸿章总督直隶，今日买船，明日置炮，此处筑台，彼处设垒，岁费国家数百万金，而每有震惊，一味议和。夫洋寇果来，折诸外洋，诚非兵船不可；折诸内地，诚非炮台不句8顾李鸿章只知言和，船械军垒，何所用之？且和，尽人所能也。朝廷倚李鸿章为折冲御侮之臣，凡所请求，无不俞允。而李鸿章仅一和为报称，又觊开销之利，众役繁

兴。其言日"外洋铁船以千百计"。无论不实，即使确有此数，岂能尽撤各埔之防来犯中国？李鸿章而为此言，所购之船，何所底止？岂将尽购夷船，而后与夷战耶？……使李鸿章忠于为国，二十余年，整军经武，必当卧薪尝胆，誓灭逆夷。而乃张夷声势，恫吓朝廷，以掩其贪生畏死、牟利营私之计，诚不知是何肺腑！尤可异者，海疆每有夷患，廷议方言用兵，李鸿章必先索百万或数百万，一似北洋向无经费也者，一似淮军向无饷精也者，一似炮台营垒兵船军械诸事从未兴办也者。明知库帑空虚，司农仰屋，乃故为此要挟以固和局。然则谓其以夷人为奥援，纵未必然，谓其不忠，能自解耶？……我国家二百余年……统兵诸将散其部众者，正复不少，独淮军久而不撤，处处屯扎，岁费国家又数百万金，不特耗国已也。今试问勋臣宿将，有能代统淮军者耶？……然则谓李鸿章挟淮军以揽权，纵或不然，谓其不忠，能自解耶？非特此也。李鸿章出其资财，令人贸易，沿江沿海，无处不有。深恐启衅洋夷，则商本亏折，是以断不欲战。夫既不欲战，则断不能战。今日夷事方棘，畿辅所任惟李鸿章，臣能无惴惴乎？ ”27

上面这段引文里，秦钟简针对李鸿章的弹劾，共计有四大项：

一、朝廷每年给李鸿章那么多钱，让他今天买军舰，明天买大炮，整军经武已有20余年，但李鸿章给朝廷的回报，却是每遇中外冲突就主张言和，而非消灭"逆夷” 。这般夸耀洋人、恐吓朝廷，只为掩盖他贪生怕死、谋取私利的隐秘动机，实在该死。

二、每次海防危机，朝廷想对外开战，李鸿章就跑出来索要上百万两乃至几百万两银子的军费，好像朝廷从没给北洋发过军费，从没给淮军发过粮饷一般。明知国库空虚，仍以这种手段来为难朝廷，以满足和局。说李鸿章与洋人同伙或许太过，说他对朝廷不忠可谓板上钉钉。

三、我大清立国200多年，许多统兵将帅解散了自己的部队，只有淮军一直都不解散，还每年耗费国家数百万两军费，且只听李鸿章一人调配指挥。说李鸿章挟淮军以揽权或许太过，但说他对朝廷不忠也可谓板上钉钉。

四、李鸿章手中控制着多家企业（比如轮船招商局），沿江沿海到处都有他的生意。与洋人开战会损害他的买卖，这才是他不肯对洋人开战的根本

原因。正所谓不愿意开战，自然就会找出各种理由，对朝廷大谈特谈不能开战。当下的国际环境如此险恶，京畿重地却交在了李鸿章这种自私不忠之人的手上，实在是危险至极。

最后，秦钟简建议朝廷立刻罢免李鸿章的一切职务，念他往日有过功绩，可以宽恕性命，允许回到家乡隐居了此残生。

慈禧将这样一份长篇大论、言辞激烈的弹劾文字，附在简短的谕旨里，送至李鸿章手中，是想要传达一种怎样的信息可谓一目了然。所以，仅仅6天之后,1883年12月27日，李鸿章就呈递奏折作为回应。李在奏折里主要讲了三点意见：

一、中外交涉是大事，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谋画之始断不可轻于言战，而败挫之后又不宜轻于言和”。当前局势，法军既已进攻我军，我军当然没有罢兵撤退的道理。但朝廷要给前线将领指挥进退的空间，不能从京城“遥制”前线；也要对前线将领有宽容胜负的余地，不能一遇败仗就自乱阵脚“望风震慑"。

二、朝廷要有定见，不要被舆论牵着鼻子走。“夫南宋以后，士大夫不甚知兵，无事则矜愤言战，一败则惬懦言和,浮议喧嚣，终至覆灭”。南宋之后的读书人不懂军事，无事之时就满腔愤慨主战，一遇败仗又无计可施想要言和，折腾来折腾去，终于闹到亡国的地步。朝廷应该"决计坚持"，做到沉稳镇定，“不以一隅之失撤重防，不以一将之疏挠定见，不以一前一却定疆吏之功罪，不以一胜一败卜庙算之是非"，不因为某处阵地失守就仓皇撤掉整条防线，不因为某位将领的异议就轻率改变之前的认知，也不要拿一时进退来判定前线督抚将帅的功罪，不要拿一时胜败来质疑战略决策是不是错了。

三、天津是京城的门户，"臣练军简器十余年于兹，徒以经费太细，不能尽行其志。然临敌因应，尚不至以孤注，贻君父忧。伏祈圣躬颐神加餐，毋以法船到津挟和为虑。臣事君治军，惟矢一诚，输写愚忱，语多越次，无任悚惶之至"。—臣我在天津练兵、造买军械已有十几年，虽因经费短缺无法随心所欲大展拳脚，但应对外敌，还不至于只靠某种单一手段。请太后与皇上安定心神、多多吃饭，不必担忧法国军舰来天津要挟和谈。臣我侍奉皇帝、治理军，队，唯有尽忠与尽责而已。2K

李鸿章的这番回应明显旨在自辩，目的是维护住来自慈禧的信任。前两点，既是就中法战争的现状提出中肯意见，也是针对秦钟简的弹劾文字做含蓄驳斥。“南宋以后，士大夫不甚知兵”云云，即是指秦钟简这类人物。第三点主要是就忠诚问题向慈禧表态。"尚不至以孤注"这类话语，既对应着弹劾者 "每有震惊，一味议和”的批评，也是为了让慈禧安心；坚称"经费太细，不能尽行其志"，则不过是在陈述和强调实情：海防经费的多寡，台谏言官们未必清楚，慈禧一定心知肚明。此外，通观整篇回应，李鸿章未再强调“水师尚. 未练成，难遽与西国兵船决胜大洋"这类意见，可知慈禧借台谏的弹劾来压逼李鸿章支持对法开战的目的已经达成。

李鸿章的服从，意味着"改革二十年当可一战”这种自信，已成为清廷上层的共识。

局内人忧惧改革的含金量有限

就统计数据而论，清廷在1883年表现出来的自信，并非毫无来由的狂妄。

毕竟，在军备方面，这20年里，京畿与各省仿效欧美已先后创办大小军工厂十余所，自产与购买的新式枪炮也已成为清军的主流装备。马尾船厂自 1869—1885年已造出26艘兵船;江南制造局也出厂了7艘兵船；此外还从英国、法国、德国、美国购买了约20艘炮船兵舰。无论陆军还是海军，较之1861年均已有长足的进步2:

在财政方面，因引入近代化海关，并开征厘税，政府的收入也有了很大提升。在19世纪60年代，厘金每年可为清廷增收1200万一1500万两白银，关税每年可为清廷增收700万—800万两白银。同治朝末期的年财政收入已达到6000余万两白银，较之道光时代多出了约2000万两。进入19世纪70年代之后，因海关贸易的扩张及鸦片种植的普及，这两笔收入仍在高速增长。1885年前后，清廷的年财政收入已增长至8000万两白银左右3，

这些显而易见的进步，增强了慈禧太后、军机处、总理衙门、•清流台谏与地方督抚将帅们一致的自信。

然而，那些真正身在局中，亲手参与推动了上述改革之人，却很清楚这些

"进步"的含金量其实很有限。

比如，清军装备的近代化枪械虽多，但武器种类与规格高度不统一。据美国人贝福德（Charles Beresford ）的不完全统计，“中国所用来福枪就有十四个不同的种类，从最新型的起到古老的抬枪为止。常常同一个连队用的武器样式就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之下，各省军队共同作战不但危险，而且也不可能”。及武器弹药的种类与规格如此混乱，不但影响战场合作，也会给训练带来麻烦，还会带来后勤补给上的无序与无力一一不但运至前线的弹药与军队正使用的枪械未必匹配，后方兵工厂也未必能够满足前线提出的生产需求。

再比如，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武器的迭代速度很快。清廷作为毫无创新能力的追赶者和搬运者，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很自然地成了一个严重问题。李鸿章在1881年与黎召民讨论仿造西洋武器时，就提到“各国皆有新式后膛枪”，江南制造局所仿造的林明登已是落后产品，所以造出来之后“各营多不愿领”。李建议说，若江南制造局要仿造洋枪，“必须择一新式”，比如 “英之亨利马梯呢、法之格拉、德之毛瑟、美之哈乞开思”，这些更先进的武器皆可仿造"。仿造更先进的新枪械，既意味着需要一大笔新的资金，也意味着清军的装备种类又变多了，从训练、合作到后勤补给，难度都会提升。

李鸿章对中法战争前景不抱乐观态度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法军当时已普遍用上了更先进的后膛枪，而清军还在普遍使用落后的前膛枪。1882年初，李鸿章致信总理衙门，谈了清军与法军开战无胜算的两大"不可恃“。第一项是法国海军强大，而中国既没有得力的兵船，也没有优质的水雷。第二项则是：

法兵人持一后膛枪，操练熟悉，药弹备齐，兼有轻炮队相辅而行，离水近处兵轮大炮又可夹击，此西洋用兵定法也。滇、桂各营后膛快枪既少，或有枪而缺子弹，操练又素未讲求，轻重炮位更少，徒以肉搏梃击取胜。"

事实上，问题还不只清军前线普遍装备着更落后的前膛枪。因清廷的军事改革重练兵而不重练将，前线将领多出自行伍（八旗绿营）与儒生（湘淮军），而非由近代军事学堂培养的专业人才。这些将领普遍缺乏学习能力和学习动力，不但对近代军事思想一无所知，对近代军事器械的迭代也往往手足无

措无法适应。所以，中法战争期间会出现这样的奇景：时任广西巡抚、东线清军北宁前敌指挥的徐延旭，最喜欢使用的武器，既不是落后的前膛枪林明登，也不是先进的后膛枪毛瑟与哈乞开思，而是古老的抬枪。

在与越南官员吕春威笔谈时，徐延旭曾如此吹嘘抬枪：

洋人炮虽快，然一炮只一子，我抬枪一炮可容数十子，是一炮可敌其数十炮矣，故用抬枪得力，其法与放鸟枪同。可同往看看。打洋人是抬枪得力，一炮可装卅余子，并可及七八十步，不用逼码铜帽，不怕用竭。易用过子母炮，子母炮须会放，抬枪则人人能放。³⁴

此时的徐延旭，已是一位身体多病的老人—清廷的军事改革不愿过多碰触军事体制，既无将领培养系统，也没有引入将领退役制度，导致大量高龄体弱、知识结构严重落后的“宿将”，构成了清廷军队的核心指挥层。徐延旭对抬枪的迷信发自内心。他在北宁战事爆发前夕，曾上奏朝廷请求大量拨给抬枪来补充军备。他还解释了自己宁愿选择古老的抬枪，也不要洋务兵工厂生产的新式兵器的原因：

闻道光年间东省御夷，系用抬枪更番间发取胜。而抬枪之合用则以湖南打造者为最，前此东征皆于湖南取给。诚以抬枪子多而及远，且子药皆可自造，随时解营，不至如逼码用竭，其枪便为废物。"

由徐的这些话语和文字不难看出，他之所以钟爱古老的抬枪，主要是三大原因：一是徐的认知严重停滞，仍留在40年前"道光年间东省御夷"的经验里，他对抬枪与新式洋枪威力的比较完全是错的。二是徐所辖部队显然并没有完成近代化改革，至少没有学会如何使用新式洋枪，所以更喜欢用"人人能放”的传统抬枪。三是新式洋枪品类繁杂，弹药补给困难，让徐延旭望而却步。总而言之，这场荒唐的抬枪迷信，直接原因是徐延旭本人无知迂腐，深层原因则是清廷军事改革金玉其表、败絮其中，含金量严重不足。

战事的发展，恰如李鸿章所担忧的那般。清军在越南北宁战场上，始终处

于武器数量与质量远不如人的状态。战事爆发后，前线将领黄桂兰、唐景崧等均迅速意识到清军武器装备上的劣势，不断急电朝廷请求援助武器弹药。法国北圻远征军总司令米乐（Charles-Theodore Milbt）在一份军事报告中说，1884 年2月24-25日与清军的一场战斗中，"敌人（清军）约有300多支长枪（系指冷兵器里的长枪）及700把长矛”兆。

徐延旭钟爱的抬枪，在英国战地记者斯各特（J.G.Scott）的眼里，也形同笑话：

他们……辛勤放射抬枪，但不能伤人。这就是敌军在Tnmg-Son（中山，一个清军的防守阵地）所有的炮火。敌军只要有几根相当好用的枪，那就是极难攻的阵地；只要用林明顿枪及勇气来防守，其设计得很好的交织炮火，必已使法军付出高昂的代价。事实上法军未曾付出任何代价，便占领了七座"炮台" 和二十来个村庄……³⁷

遗憾的是，以上这些局内人对“改革含金量”的忧惧，并不能被时代的旁观者们所理解，一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未听闻过前膛枪与后膛枪（中法战争之后，清军吸取教训，才开始致力于配置后膛枪）。1883年，雌伏已久的“天朝上国"，以20年改革为底气，迫切想要依赖已然升格的国力在战场上挫败法军，一雪"庚申之变"的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