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1896年："甲午后改革"遇挫

关于甲午战争之后的改革，长期存在一种固化印象，即将1898年的百日维 新与甲午年的惨败直接联系起来，视百日维新为甲午之败的反思与挽救。这种 印象漏掉了极重要一环：1896—1898年这三年，清廷中枢其实也在推行改革， 这个推行者主要是光绪皇帝。

与其说后来的百日维新是对甲午战争失败的回应，不如说是对1896—1898 年“甲午后改革"失败的回应。

皇帝的十万新军计划流产

按光绪皇帝对甲午惨败的反思，"甲午后改革”应该包括四项核心内容： 一、军事改革，采用西法练兵，包括陆军与海军；二、财政改革，采用西法整 顿财政并发展工商业（鼓励开矿）；三、教育改革，采用西法变更学制，抛弃 科举设立学堂；四、兴办铁路创设邮政，效仿欧美列强大搞基础设施建设。¹

除了第四项得到部分落实外，前三项改革皆未能够按照光绪皇帝的意志 推行。

先说练兵。

甲午战争期间，清廷成立了以恭亲王奕诉、庆亲王奕勤、翁同稣、李鸿 藻、荣禄为主要成员的"督办军务处”（简称督办处），作为中枢最高军事机 构。《马关条约》签订后，督办处又成了实施军事改革的领导机关。督办处当 时主要干了两件事：一是裁汰旧军，编练新军。旧军指的是八旗、绿营和湘 军、淮军，新军指的是袁世凯在小站以“西法”所练的北洋军:二是试图要求 全国的枪炮厂用统一标准生产制式武器，以改变清军枪械种类繁杂、弹药补给 艰难的弊端。2这当中，第一件事最受光绪皇帝关注。

清廷决定以"西法”重新编练新军，始于1895年12月8日。该日，督办处上 奏光绪皇帝，说袁世凯拟出来的"改练洋队办法”和“聘请洋员合同及新建陆 军营制饷章"，都很周详妥当。所以请旨赋予袁世凯权限，让他负责督练新建 陆军。3光绪于当天下旨批准，明确指示这次练兵的大方向是“大抵参用西法， 此次所练系专仿德国章程"，严令袁世凯须体察朝廷筹集饷银不易，启动变法 更不易，必须"严加训练，事事核实"，万不可重蹈勇营的旧习气，否则“惟 该道是问，凛之！慎之！"。4上谕只有指示和警告，没有任何温言与鼓励。八 天后，12月16日，袁世凯正式接手新军的编练工作，"小站练兵"开始。

光绪皇帝的批复谕旨之所以如此严厉，是因为袁世凯并非他选定的练兵之 人；“小站练兵"这种模式，也不符合光绪最初的设想。

清廷中枢意识到整个陆军需要推翻重来，约始于1894年10月。该月23日， 清廷将参与过黄海之战的德国前陆军军官汉纳根召至京城，以备总理衙门咨 询。10月28日，汉纳根与德璀琳应邀前往总理衙门，与恭亲王奕诉、庆亲王奕 勘及总理衙门大臣翁同解、孝鸿藻、张荫桓、汪鸣銮、敬信等人会见。会面阵 容如此豪华，可见中枢的重视程度。

据翁同稣日记，这次谈话持续了一个半时辰，也就是三个小时。汉纳根向 清廷提供了三项建议：一是前线的清军宋庆部应该撤回来，但要慢慢撤，不能 一溃千里。二是向智利购买七艘军舰，要连船带人一起买过来。三是要重新招 募十万新兵，用欧美的方式训练。s军机处给皇帝的汇报中，也详细记载了这次 谈话：

问：现在倭兵已越奉边，关外防务更吃紧，据你看来，刻下应以何法 制胜?

汉云：据我看有三样办法：要接济宋（庆）提督兵力，并须请旨令其勿与 倭兵大战，亦不可不战。如遇倭来，与之小战，以牵缀之，且战且走，一步步 缓退，此间后路接应亦可赶到。要速买智利出售战船。一要加练新军十万。三 者并行，阙一不可。 ♦•

问：你所说加练新兵十万，应于何省招募？天津人可用么？

汉云：天津人甚好，若募四万人，两月可以招齐。此外，山东、山西、河

南亦可招数万。

问：几时可以练成？

汉云：至快亦须六个月。6

复出的恭亲王奕诉当时更倾向于寻求列强调停来实现中日停战。一再追问 汉纳根最快要多久能练出十万新兵的主要是帝师翁同解，翁同解的背后是光绪 皇帝。30余年改革造不出能战的军队，期望用六个月练兵十万来扭转战局，只 能说是病急乱投医，想要抓一根救命的稻草。但即便汉纳根有超能力，可以在 六个月里练成十万新军，势如破竹的日军也不会突然停下来坐等六个月。焦虑 万分的光绪皇帝听完军机处的汇报后，一度有意当面召见汉纳根再问计策，但 被恭亲王、翁同稣与李鸿藻三人力阻7。

三天后，胡燃恭来见翁同稣，说他昨天也见到了汉纳根，觉得"此时实无 办法” \所谓"实无办法"，仍是指战场形势已无可挽救C 11月1日，翁同解 与李鸿藻再次在总理衙门会见汉纳根与德璀琳，谈话内容仍是如何练兵十万， 如何向智利等国购买舰船。谈话从下午两三点开始，持续至日暮才结束。翁同 嘛的感受是“所言虽有条理，究无良法” \虽然如此，翁同解次日觐见慈禧 时，仍选择“力保”起用汉纳根。¹⁰

其实，督办处众人并不愿意将练兵之权交给洋人。n月14日，翁同解再次 前往督办处讨论用洋将练兵一事。恭亲王与庆亲王都在，荣禄出面提出强烈 的反对意见。翁同稣在日记中写道：“仲华（荣禄）力争不可，乃发电致胡臬 （婿架），谓三万最妙，至多不过五万，非余意也。” ^H据此可知，本日的争论 中，翁同稣的主张被荣禄抨击落了下风，以致练兵十万的原计划被无奈裁减为 "三万最妙，至多不过五万”。另据荣禄给陕西巡抚鹿传霖的书信，他与翁同 解争论时，在场的恭亲王、庆亲王与李鸿藻，均持作壁上观的态度：

日前常熟欲令洋人汉纳根练兵十万，岁费饷银三千万，所有中国练军均可 裁撤，拟定奏稿，由督办军务处具奏。鄙人大不以为然，力争之；两王及高阳 （李鸿藻）均无可如何，鄙人与常熟几至不堪，使暂作罢议。及至次早，上谓 必须交汉纳根练兵十万，不准有人拦阻，并谕不准鄙人掣肘云云，是午间书房

已有先入之言矣，奈何！……当争论时，鄙人谓："中国财富已属赫德，今再 将兵柄付之汉纳根，则中国已暗送他人，实失天下之望。"渠谓”此系雄图， 万不可失之机会"等语，不知是诚何心！ 口

荣禄虽然在督办处吵赢了翁同解，但他第二天就见到了光绪皇帝措辞严厉 的谕旨。谕旨中说，汉纳根“赶募新勇十万人，选派洋将，用西法认真训练…… 海军单弱，亦亟须购置船炮，自成一军”等主张都是很中肯的，日军此番赢了大 清，正是"专用西法制胜"。所以，汉纳根的主张“实为救时之策"。皇帝已经 决定采纳，决不许督办处的王大臣们掣肘：

着照所请，由督办王大臣谕知汉纳根，一面迅购船械，一面开招新勇。招 募洋将，即日来华，赶速教练成军。一切章程，责成臬司胡炳蔡，会同该员悉 心筹画，禀明督办王大臣，立予施行，不令掣肘。至一切教练之法，悉听该员 约束。倘有故违，准该员据实申星，按律严办，绝不宽贷Q钦此。13

谕旨没有点名，但荣禄准确读出了其中含义，知晓皇帝是在警告自己，知 道谕旨的意思是"不准鄙人掣肘”，否则将严惩不贷。于是，四天之后，11月 18H,翁同稣再次前往督办处与众人商谈招募洋教练用四个月练兵5000人的计 划，“两邸（指恭亲王与庆亲王）颇属意，令到津明告汉纳根再办” \会上无 人反对・，恭亲王与庆亲王都表态同意，说到天津与汉纳根商议后再办。无人反 对，是因为众人已经了解，起用洋人重新练兵是光绪皇帝的意志。

汉纳根能够得到光绪的青睐，与皇帝的知识结构有很直接的关系。自1891 年起，光绪即开始有意搜集阅读与西学相关的书籍报刊，尤其喜好阅读广学会 出版的论述改革的著作。这种阅读经验让皇帝对"西学"有着极大的好感。

光绪青睐汉纳根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主张有助于皇帝实际掌控军权。

按汉纳根提交给光绪的方案，此番紧急练兵，同时建设新式陆军和新式海 军，需耗时“五六月闲暇”。陆军方面，“应练战兵十万人，前后分作两队， 军制悉照德国良法，一统帅主之”，这个统帅只能是皇帝。但是，皇帝不能亲 自前往军中主持事务，所以须指派一名“亲藩"，也就是可信赖的皇族中人代

行统帅之职（当是指恭亲主），该统帅大概率不懂如何以西法练兵，所以需要 为他配备一名〃洋员”作为军师（当是指汉纳根本人），各营将领也均须配备 一名洋将作为教习，来协助他们练兵。海军方面，主要的问题是"近八年中未 曾添一新船”，器械已远远落后于时代，须斥巨资购买新式军舰，然后"另派 一洋员为全军水师提督”，该提督须接受光绪皇帝的直接领导。¹⁵

尽管得到了光绪皇帝的鼎力支持，汉纳根的"十万新军计划"最终还是流 产了。汉纳根后来回忆说，自己洞察到清廷的军队存在两大取败之道："一曰 无总帅，督抚各自保封疆，分而不能合；一日无名将，提镇各未谙韬略，愚而 不能明”。军队分散操控在地方督抚手里，上面没有一个总的统帅，兵力集中 不起来；军中各级将领都没接受过近代军事教育，都是些愚昧之辈，谈不上有 名将。所以在向恭亲王当面献策时，提出了选练十万御林军，"特简西员为总 统，舍仰秉庙谟之外，疆吏不得节制”的方案，也就是使用外国将领为总统 帅，军队只听命于皇帝，不听命于督抚。正因如此，皇帝和恭亲王、庆亲王都 赞同该计划；同样也正因如此，该计划遭到了督抚们的集体抵制，最后归于 失败：

两邸帅俱已嘉许，事垂成矣，更不料疆臣心大不惬，似疑皇上独揽兵权， 而分隶各省之兵必渐将解散也者。遂各巧构形似之言，荧惑圣听，无奈概作罢 论……原疆臣力阻之故，盖不愿以兵权归诸朝廷也，疆臣为谁？余不必指其姓 氏也，要其酿就一败涂地无从收舍之势，实自此策之不用始。I6

汉纳根的这番归因，有部分不确之处。比如他说恭亲王和庆亲王都很“嘉 许”他的计划。事实是这二人虽未表达明确的反对意见，但也未旗帜鲜明地支 持光绪的新军计划。汉纳根说"疆臣心大不惬”，不愿支持光绪组建御林军， 则是事实。据张荫桓日记，李鸿章（当时尚坐镇直隶）对此事，即明确持反对 态度：

傅相言：云眉向不知兵，又升转在迩，岂合以此相累？至汉纳根，虽有才 而不易驾驭，不图内间抚番至此。¹⁷

"云眉"指胡煽恭。胡当时奉了光绪的谕旨，正与汉纳根商议练兵的具体 问题。在李鸿章看来，胡端禁对军事一窍不通，且按惯例升官在即，绝不会愿 意去配合汉纳根练兵；汉纳根是一个有才能但难以驾驭的人，将十万大军交到 他的手里，是一种巨大的冒险。

李鸿章对汉纳根的这番评价是否中肯不得而知（至少汉纳根自己不会如此 评价自己）。但他对胡端栗的判断是准确的一一此前，胡墉某已向光绪回奏， 对汉纳根的计划大浇冷水。先说“十万新军计划"所需费用高昂，筹集艰难。 洋将的工资加上购买军械而费用，再加上华洋员弁及兵伏的薪饷，每年需要 4000余万两白银，这还不包括购买军舰的费用。无可奈何只能暂且减为三万新 军。又说汉纳根此人虽然在黄海之战中曾为大清出过力，但他“此次建言，似 欲多购船械为牟利起见”，很可能居心不良，将军队交到他手里，再起用一大 批洋将，日后恐怕难以约束。总而言之，必须想一个办法，"使汉纳根无掣肘 之虑，而臣亦得操驾驭之权，于事方有实效”。¹⁸

可以看到，胡燔菜的回奏（十万裁减为三万，汉纳根这些洋人不可信）， 与荣禄在督办处与翁同袜争辩时所持论调高度一致。有理由怀疑胡是在听闻中 枢的反对意见之后，故意迎合中枢才如此回奏—胡当时既不想主持练兵，也 不想卷入中枢的政治旋涡。他那句“使汉纳根无掣肘之虑，而臣亦得操驾驭之 权”，看似是在响应光绪的谕旨，实际上却是在给光绪出难题：既不许掣肘汉 纳根，又要确保胡端禁可以掌控汉纳根的行动，这显然是做不到的事情。在给 军机处的汇报中，胡的意见直白得多，明言汉纳根"自命为军师、总统，并设 军务府，一切兵权饷权均由伊主政"，他提醒中枢，对汉纳根的主张"万不可 轻许"。I9

除了荣禄、胡端茶与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也明确反对汉纳根的"十万 新军计划"。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欲用洋将，必须令归外省督抚节制衿 束，断不可令径归总署及督办军务处，方能听用。" 2。

内外皆无支持者，光绪只能宣布终止汉纳根的练兵计划，将"以西法练 兵” 一事交托给胡墉菜。新军规模也从十万人缩减成了5000人（胡一度希望扩 充至1万人，但被督办处否决）。鼓捣了一年左右的时间，胡炳禁共计招募编 成一支4750人的部队，包括步队3000人，炮队1000人，马队250人，工程队500

人，号为“定武军”。

这支定武军虽然号称一切操练章程都按照西法来办理,但胡端蕖终究是个 对军事一窍不通之人，用李鸿章的话说就是“向不知兵"。中枢对胡缺乏信 心，胡对自己的前途也另有打算。1895年底，胡离开定武军转去督办津芦铁 路。得到荣禄、刘坤一、李鸿章、王文韶等人青睐的袁世凯进入督办处的视 野，成了定武军的新统帅，成了负责练兵的新人选。

袁世凯的"小站练兵"，虽然也以西法为准绳，还因于1896年将军服、营 房全面改成西式而引来朝中言官的弹劾包但这支部队与光绪皇帝最初所寄望的 “十万御林军”终究不是一回事。袁世凯的背后站着的不是皇帝，而是署直隶 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

附带一提，另一支在1896年成型，同样仿效德国军制，以西法训练的新部 队“自强军”，背后站着的也不是皇帝，而是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张之洞。张 之洞稍后调任湖广总督，另设新军并聘请德国军官操练，"自强军”在两江总 督刘坤一手中渐渐沦为靠边站的摆设。新军的振兴与沦落，均取决于地方督抚 而非皇帝。

皇帝的财政整顿计划流产

再说财政改革。

“甲午后改革"中对财政的整顿，最初的驱动力是为了偿还《马关条约》 的巨额赔款。

甲午战前，清廷中央每年的财政收入大约是8000万两白银，收支大体相 等，没有节余。按《马关条约》，清廷须赔偿日本2亿两库平银，若加上赎辽费 与日军在华的驻军费，则共计2.315亿两。日方提供了两种赔款方式：一、条约 互换后六个月内交付第一期赔款5000万两，一年内交付第二期赔款5000万两， 余款分六次递年交付，按5厘计算利息；二、若清廷自换约之日起三年内还清， 则利息全免。 •

清廷选择了后者。这意味着每年须支付的赔款额度，几乎与中央财政收入 相等。整顿财政成了当务之急。

户部在1895年7月25日提出过一揽子筹款办法。主要包括：一、裁军。裁掉 那些毫无战斗力，但“岁尚需银一千余万"的绿营兵。二、考核钱粮。户部提 供的数据称，各省每年应交给朝廷的钱粮税赋，总计3600余万两，但实际缴纳 "每年仅及七成，约短征银一千一百万有奇”，要把这些缺额全都追缴上来。

三、整顿厘金。命各省清查厘金的真实征收情况，将中饱私囊的部分查出来上 交中央。四、核扣养廉。暂停发放自王公大臣至八旗兵丁的俸米折银，合计每 年至少能省出110余万两。五、各省盐斤加价，每1斤盐涨价2文，对全民变相增 税。六、裁减局员薪费。要求各省将军督抚将他们设局招募的办公人员的薪费 集体下调一到两成，上交给户部。户部称各省仅已上报登记的局员每年薪费就 需170余万两。七、茶、糖加税。八、烟、酒加税。九、当商捐银。十、土药行 店捐银。22

很明显，这些筹款办法主要针对地方将军督抚，会严重损害他们的利益。 其中，又以前三项的体量最大，最受地方抵制。清廷无力强制清查地方将军督 抚，只能寄望于他们的自觉配合，其结果可想而知。1896年，户部无奈上奏 说，以上种种财政整顿措施，均已成为空谈：

各省复奏率多空文，鲜有实际，即按臣部所拟条目举行一二，而亦大半截 留本省应用，终致有名无实。23

户部向皇帝诉苦，皇帝其实也没有办法。光绪皇帝于1896年1月10日下达 给各省将军督抚的上谕里，遣词造句已极尽恳求之能事，试图动之以情晓之以 义，感化将军督抚们与朝廷合作，割肉裁撤绿营并将部分厘金上交给中央。谕 旨说：

自中东战役（指中国与日本的战争）以来，中外诸臣竞言自强之术二年于 兹矣！现在事机日迫，凡遇各国交涉之事，无不万分棘手，总缘窥我武备废 弛，船炮不齐，以致强邻狡焉思启，合以谋我。目下欲图自强，自以修明武备 为第一要义，惟是出、入两款不敷甚巨。前曾谆谕各该省将军、督抚，严杜厘 金中饱，汰除练兵冗数，旋据陆续复奏，并未将厘金中饱之数和盘托出，所裁

兵勇亦未确查空额……当兹需款孔亟之时，部臣、疆臣自应不分畛域，竭力图 维。惟是外省用款，疆吏实总其成……应如何认真整顿，集成巨款，总期激发 天良，详核复奏。m

"激发天良”这种用词，恳求与责备兼具，显出的是中枢对地方的无能 为力。

财政整顿流产，剩下的办法只有对外借款。自1895年至1898年，为支付赔 款并维系政府的正常运转，清廷先后借了三笔巨额外债，分别是俄法借款、英 德借款和英德续借款，共计白银34亿两。

对外借款同样涉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博弈。借款需要担保，在关税收 入基本上已全部担保出去之后，能用来担保的只剩下厘金。但问题是：第一， 厘金掌控在地方督抚手中；第二，厘金收入要想成为合格的担保品，需像海关 一般有一套可信赖的征税系统来提供保障。

光绪皇帝与总理衙门善望于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过去的30余年里，赫德 打造的海关系统给清廷的财政收入带来了极可观的增长，关税收入成了颇受信 赖的外债担保品。如今，总理衙门希望再度利用赫德的名望与理财天赋，来帮 助清廷管理厘金并协助对外借款，以渡过难关。1896年5月17日，赫德给驻伦敦 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致电说道：

昨天，总理衙门问我是否愿意负责管理内地的土产鸦片。各通商口岸的常 关、厘金、盐税等，如有可能，也都将交我管。遂5

赫德此时已年过六旬，身体状况不佳，对接下这一重任心存犹豫。所以他 一面向金登干感慨工作负担很重，"我很想能再年轻二十年”；一面又说“如 果在这时候引退，是件可惜的事”。

稍后，总理衙门再度向赫德请求帮助。6月14日，赫德在给金登干的函电 中说： '、

最近他们又要我接办土产鸦片征税工作，我已同意。但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这将把我们的工作扩展到全中国，各地官吏和人民都不欢迎，还 须经过很多年才能有效而纳入正轨。正如我过去所说，如果我再年轻二十岁， 我将会把一切事情办好。26

所谓"各地官吏和人民都不欢迎”，指的是地方政府不愿与中央分割国产 鸦片的税源，鸦片商也担忧中央介入会让税负整体上升。这些反对使事情进展 缓慢。所以事情拖了九个月之后，赫德才接到谕旨，获知朝廷已确定聘请自己 来负责征收土产鸦片的厘税。1897年3月28日，他致函金登干如此说道：

前几天户部的两位尚书奉皇帝谕旨，将土产鸦片管理事宜交给我办，我正 草拟计划中。恐怕厘金、盐税甚至田赋都可能照样交给我办，但是我怎么能都 搞呢？ ²⁷

清廷当时正因借款问题焦头烂额，面临三种选择：一、由清廷自己的机构 来征收厘税，这种做法未必能让国际银行认可厘税的担保资格；二、将某些厘 税项目交给借款国（如俄国、法国）来管理。欧美各国很希望这样办，但赫德 担忧会造成"一个纯粹的外国机关，影响中国行政权的完整”；三、由赫德来 掌管。赫德说这可能是最好的办法，国际银行愿意认可，征税机构也"仍旧是 由一个中国机关自办，，。28

但几个月后，清廷又改变了主意，不再支持由赫德掌控厘税，试图改用田 赋作为抵押来向外国银行借款。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清廷内部并不是所有 人都愿意认可赫德领导下的机构是纯粹的"中国机关”，不少人担忧赫德会不 受控制——他已经掌控了海关，若再掌握内地的厘税和田赋，就等于握住了清 帝国的全部经济命脉。其次，中枢对赫德寄予的期望很高，希望他整顿土产鸦 片的厘税后立即搞到一大笔钱，赫德认为不切实际，不愿做这样的承诺。再 次，地方督抚从自身利益考量，也普遍不支持赫德—赫德执掌海关的结果之 一，是地方在关税领域再无搞灰色收入的空间，督抚们普遍不希望见到类似的 事情重演。

赫德对此深感遗憾。1897年7月4日，他给金登干写信说：

户部从我这里学了乖，让各省去征收土产鸦片税，不让我搞了。户部要各 省立刻按3 3万箱每年征收2000万两。我过去答应3 0年才能办到这个数目！我的 计划当然吹了，他们的试验也要失败。²⁹

赫德在清帝国做事30余年，很明白阻力来自哪里。他向金登干解释说，总 理衙门不会有好日子过，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实施财政改革，"如果他们进行改 革,即使是温和的改革，事情也会好转，但这是官吏们最不愿意做的事" 3。。 总之，“总理衙门大臣们只顾眼前，不计后果。由外人管理厘金将影响中国官 吏的私囊，而管理田赋只影响到政府。因此，衙门的大臣们宁可不顾将来的一 切危险将田赋抵押给俄国，而不肯答应由英人管理厘金，改善内政”。力所谓 "由外人管理厘金将影响中国官吏的私囊”，指的是厘金的上报征收数目与实 际征收数目之间，素来存在巨大差额。这差额自然是归了地方。由赫德来组建 机构，像管理关税那般管理厘金，差额将不复存在，地方将失去一块巨大的 蛋糕。

1898年，总理衙门的自主借款活动陷入困局。无可奈何之下，最终仍是靠 着赫德的周旋，与汇丰银行达成了一项"英德续借款"，共计1600万英镑（约 1.13亿两白银）。此时，海关收入早已不足以充当担保品，清廷遂又将苏州、淞 沪、九江、浙东的货厘，和宜昌、鄂岸、皖岸的盐厘，共计500万两，纳入担保 品的范围。汇丰银行不信任清廷的税收机关，提出认可担保的条件是"由总税 务司代管厘金"。清廷遂将这七处关口的厘金，交给赫德的总税务司去征收。 总理衙门的官员对赫德说：

如果你收的厘金比现在收的多，那就证明我们不顾所有财政官员的反对把 厘金交给你管理是正确的，而且将来扩大你的管理范围也就更有理由了。?？

赫德有些兴奋，将这一变化视为“改革财政的开端，也是中国复兴的先 决条件" "，"管理厘金就可以开始改革财政，这是我一直希望插手进去的 事” \同时也很忧虑，担心自己的能力不足以搞定这些事情，“管理厘金不是‘ 一件好玩的事，尤其因为各省当局都要反对……现在才交给我管，可能已经太

晚了” "。赫德还担心出现另外一种情况：

总理衙门大臣说：我们要的是钱，5月6日就要。银行要求由赫德代管厘 金，好吧，就让他管，并且让他征收，把整个事情交给他，如果钱来不了，我 们就对银行说："这不是你们自己要求的吗？ "苗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既会降低赫德在清帝国内部的地位，也会损害他在国 际政治界的名誉。所以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函中，透露出一种非常矛盾的心 态。一方面，他希望"英德续借款”顺利完成，如此自己就可以由管理七处厘 金入手，来整顿清帝国的财政，将之引向近代化（赫德同时也认为,由自己来 做这件事情，将有助于确保英国的在华商业利益）。另一方面，他又觉得仅整 顿厘金一事，就已是非常头大的问题，除了名分，清廷中枢几乎无法向赫德提 供任何有价值的技术性帮助，“户部不能供给我们任何情况，他们说，到了当 地就会知道的” 37,地方政府自然更不愿意尽心配合。所以，"一接触这个工 作，就觉出它的庞大，我几乎害怕而把它扔了” 我, “我真不想搞，本来还希望 借款不成功就可以不要搞了” 3\

事情之后的进展，恰如赫德所忧虑的那般。信息与资料匮乏，地方政府又 不愿配合，总税务司派出的人员，迟迟无法对七处关口的厘金征收工作实现有 效接管—直到进入民国，总税务司仍只能通过催促各省来实施这500万两担保 款的“代征"权力。这种催促绝大多数时候是无效的。如

如此这般拖到1899年，清廷中央财政已山穷水尽，不得不再次下旨，命令 地方督抚“裁汰陋规、剔除中饱，事事涓滴归公"，并派了军机大臣刚毅为钦 差，率团队南下江苏、广东各省，核查关税、厘金与盐课。最终，刚毅只从 地方督抚们手中压迫出200余万两银子。这200余万两只是一次性成果，并不是 “年年皆有”的固定制度。4I

皇帝的京师大学堂计划流产

再来看教育改革。

甲午年后，呼吁实施教育体制改革的声音很多。较突出者，是1896年刑部 左侍郎李端恭的《请推广学校折》和工部尚书孙家鼐的《遵筹京师建立学堂大 概情形折》。

李端恭的折子由梁启超拟写。

内中说，20多年来，各地陆续开设武备学堂与自强学堂，但仍是人才匮 乏，无法应对时代变局。主要原因是学校数量不多，学生也少，学馆往往仅有 数十名学生。传授的内容也不行，只能教出一些翻译人才和器械操作人才，几 乎不涉及"治国之道"与"富强之原"，更不懂得实施分科教学，教学资料与 器材严重短缺，学生只能在故纸堆中玩空谈。此外，这些新学堂与功名利禄分 离，也无法吸引到有素质的学生。

李端禁的改革建议是：一、创办三段学校制度：京师大学堂、省学堂与府 州县学堂。京师大学堂是全国最高学府和最高教育机关。省学堂与府州县学 堂，均以京师大学堂的规章制度为模板。学堂生源须从科举体系中的诸生、举 人和贡生中选拔。二、改簟教育内容，府州县学堂须增加外语、算学、天文、 地理、世界历史等科目。省学堂须增加天文、舆地、算学、格致、制造、农 商、兵矿、时事（相当于政治）、交涉（相当于外交）等科目。京师大学堂旨 在让学生“益加专精，各执一门”，以求将之培养成某一领域的专业人才。 三、学校须配备藏书楼（图书馆）、仪器院（实验室）、译述局（翻译机构） 等，并在京城、省会与通商口岸设立报馆（包括新闻报纸和学术报刊）。 四、选派优秀学生在国内和国外“游历”（相当于留学、实习与考察）。我

显然，该奏折的核心主旨是要引入一套迥异于科举取士的新教育体制。

光绪皇帝对奏折很感兴趣，将之交给总理衙门讨论。但总理衙门的“议 复”很像是在和稀泥。

总理衙门说，李端禁的建议很好。早在去年十二月（旧历），总理衙门就 已请旨，命令沿江沿海的将军督抚们，有学堂者可扩张规模，无学堂者可模仿 创办，“听令官绅集资办理"。该政策与李端恭的主张完全一致。藏书楼、仪 器院与译书馆这三项建议，即可设在新学堂里。时事类翻译报纸很多，新学堂 也可以搞一搞"艺学之报"（即学术报刊）。这些都是朝廷乐于鼓励的事情，

“惟在地方官之劝导有方”。至于派学生游历，也和总理衙门派同文馆学生出

洋是一个意思，多多益善。'只是还须考虑经费上的难处，由学堂派出去游历 的，应由学堂出资；由商局派出去游历的，应由商局出资。总而言之，以上种 种，“均系就臣衙门奏定成案，量与扩充” 一一全是总理衙门已经实行了的改 革举措，可以在体量上再扩充一些。43

总理衙门此番回复，有两个意味深长之处：

一、李端蔡原折是要在科举取士之外，另造一套“学堂取士"的新制度。 总理衙门的“议复”回避了这层主旨。这大约是因为总理衙门深知，改革官僚 系统的上升渠道会损害许多人的既得利益。其实，在该不该改走"学堂取士" 之路这个问题上，总理衙门与李端蔡之间并无分歧。李端架上奏之前，1896年 2月，总理衙门已在给光绪皇帝的奏折中提到，"泰西”之所以人才鼎盛，是 因为他们的学校发达、媒体发达、图书馆发达。英、法、德、俄等国的学校总 量"或二三万所，或六七万所”，有学生二三十万人；美国的学校总量“多至 十七万余所”，学生数量更是“几及千万人” ⁴⁴。这种繁荣的学校教育系统是清 帝国应该学习的东西。

二、李端恭原折欲让中央政府在教育改革中承担重任。总理衙门的“议 复”强调此事"惟在地方官之劝导有方”。这大约是因为总理衙门深知，创办 新学堂并置办配套设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中央政府负担不起，只能将权力与 责任一并下放给地方督抚和士绅。然而，对大多数地方督抚而言，做官远比做 事重要，“保守"虽会引起后世的讥笑，在当时却是最稳妥的做官之法。所 以，梁启超曾无奈感慨，即便是在两广这样受西潮冲击最大的前沿省份，自 总督谭钟麟而下的大多数官员，仍选择敌视西学—“督、抚、藩、臬、学五 台，皆视西学如仇耳，度风气之闭塞，未有甚于此间者也” 45。较之拥抱西学， 与西学保持距离乃至持敌视态度，才是地方官们更普遍也“更理性"的选择。

总理衙门的这番“议复”，看似是在肯定李端恭的改革主张，实际上是在 消解李端某的改革主张，使其失去了获得落实的可能性。据茅海建考证，该议 复出自总理衙门章京沈曾植之手。沈不反对李端恭的主张，但他担忧"一有浮 议，立即关门”的现实政治环境—强学会在1895年被御史杨崇伊攻击“专门 贩卖西学书籍" "函索各省文武大员，以毁誉为要挟" T而被慈禧授意步军统 领衙门查封工有强学会这样的教训在前，沈曾植对那些他认为明显不可能实现

的改革奏折，往往采取肯定其主旨，却消解其操作性的处理手段。

李端恭奏折中唯一未被消解的主张是设立京师大学堂。沈曾植在“议复” 中将之强行定性为“扩充官书局”的附属项目，建议光绪皇帝下旨让"管理书 局大臣"（由帝师孙家鼐担任）酌情办理。对此，茅海建的评价是："他（沈 曾植）当然知道李端恭的提议此时很难施行，于是精心选择了其中的可办之事 （大学堂），交给可办之人（孙家鼐）。” 47。孙家鼐是一位深谙官场运作机 制，又怀有改革思想之人。早年做帝师时曾向光绪皇帝推荐过《校邠庐抗议》 《危言》《盛世危言》等呼吁改革的著作。

接到了沈曾植踢过来的“球”，孙家鼐与友人翁同解等商议后，向光绪皇 帝进呈了《遵筹京师建立学堂大概情形折》。

孙在奏折中说，传统的官学与义学只会教授学生玩“经义括帖”来猎取功 名，对时局毫无助益。后来总理衙门设立同文馆，各省设立广方言馆，也只是 培养了一批翻译人才。再后来，福建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学堂、南北洋和各 省水师学堂，也只是培养了一些特定的技术人才。总之，几十年来，清帝国的 教育系统确实没能为国家培养出多少有用的人才。故此，应参照西方的教育体 制，延请外国教习，在京城设立一所分科教学的近代高等学府，也就是京师大 学堂。48

与李端某的奏折相比，孙家鼐的奏折可谓大退步。不但完全没有提省府州 县的新学堂建设，也没有要求从科举体系里选拔学生进入京师大学堂，仅主张 在科举考试中新设"时务” 一科。如此这般让步，显然是不想刺激科举取士制 度下的既得利益者和因循守旧者。

光绪皇帝接到孙家鼐的奏折后，"将原折恭呈慈览” 4I也就是送至慈禧太 后处请示。然后此事就没有了消息。创办京师大学堂的计划遂中途流产，直至 两年后"戊戌维新"，才由光绪皇帝再次谕令批准创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