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1864年：太平天国偃旗息鼓

对清帝国而言，1864年最重要的事件莫过于太平天国运动终于偃旗息鼓。 该年6月1日，洪秀全去世；次月，天京陷落。当曾国藩命人将洪的尸体自地下 挖出来焚烧时，他见到的是"头秃无发，须尚全存，已间白矣。左股右膀肉犹 未脱” \

存续了十余年，一度让清廷摇摇欲坠的太平天国，因何会走到这一步？

天王与东王的冲突

太平天国的高层权力架构天然存在问题。

追溯起来，洪秀全并不是太平天国的创造者。《李秀成自述》里说：“南 王冯云山在家读书，其人才干明白，前六人之中，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 做事者皆南王也。”2李秀成认为太平天国的头号开国者是冯云山。

冯云山于1844年进入广西紫荆山传教。三年后，在当地发展出信徒两千余 人。冯云山在传教期间终日念叨的"教主”洪秀全，则始终神龙见首不见尾。 金田起事之前，洪从未在教众前露过面。李秀成说"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 前做事者皆南王也”，是一种基本符合事实的说法。长期以来，洪只是一尊 偶像。

起事后，战争成为太平军的日常事务。军事领袖地位上升，宗教领袖地位 下降，是必然之事。来自广东的洪秀全与冯云山，不得不在领导班子排序上向 广西本土实力派杨秀清和萧朝贵妥协。结果是：教主洪秀全仍居一把手，冯 云山由二把手退居四把手，杨秀清、萧朝贵分别上升为二、三把手。这当中， 一把手洪秀全并未掌握实权，杨秀清总揽军政事务。日后宣布出师北伐的檄文 《奉天讨胡檄》，只用了杨秀清与萧朝贵的名义，见不到洪秀全的名字。显见

洪当时只是虚君。

进入南京城后，洪一头扎进深宫寻欢作乐，鲜少举行朝会，也不处理政 务。后世对此颇有指责，但洪作为虚君，作为精神领袖，并无政务可以处理也 是事实。天国这种诡异的权力格局，给清廷情报人员造成很大的迷惑。张德坚 《贼情汇纂》里说杨秀清掌控着太平天国的实权，刑赏生杀升迁降调等“一切 号令，皆自伊出”，至于洪秀全则"徒存其名"，“画诺而已"。清军江南大 营统帅向荣在给清廷的奏折里，也说过“洪秀全实无其人，闻已于湖南为官兵 击毙，或云病死，现在刻一木偶，饰以衣冠，闷置伪天王府”这样的话。³

中国历史上不乏宗教起事的先例，其精神领袖多非活人，如元末明初白莲 教起义的精神领袖便是弥勒佛。从这个角度来看，太平天国的精神领袖洪秀全 被人误认为一尊供在香烛间的木偶，其实也合情合理。可是洪秀全终究是一 个活生生的人，只要是人，就不会甘心只作精神领袖。冲突于是不可避免地发 生了。

对冯云山来说，利用宗教起事只是一种实用主义手段。他将远在广东、能 力平庸的洪秀全塑造成精神教主，只为满足两个相当现实的需求：一是增加神 秘性，吸引教众；二是借广东教会的势力威吓当地官府。金田起事之后，冯云 山从实用主义出发，又承认了杨秀清的“天父下凡" 一一杨在1848年春以上帝 附体的方式发言，自此取得天父代言人的地位，平时地位次于洪秀全，当天父 附体时则超越洪秀全，言语上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也就是说，在冯、杨二人 眼里，教主洪秀全并无可供崇拜敬仰的权威。

之后，实力派宗教领袖冯云山过早战死，改变了太平军中教权与军权的平 衡。失去冯云山的支持后，洪秀全独自面对军事领袖杨秀清与萧朝贵一而再再 而三的"天父（兄）下凡”把戏，毫无还手之力。发展至最极端时，杨秀清 甚至敢借"天父下凡"当众打洪秀全的屁股——那是天国癸好三年（ 1853）的 十一月二十日，"天父下凡”至东王杨秀清府中，对洪秀全的所作所为提出严 厉批评。随后，杨秀清前往天王府，向洪传达"天父"旨意，命其跪下接受

“杖四十”的惩罚，赖众人伏地跪求获免。4 ,

总之，洪虽被奉为教主，但杨、萧等人并不真心信仰洪的教义。冯云山当 年拉拢杨、萧人伙，不曾提及洪的教义。1853年，太平军攻克武昌后，杨秀清

拜谒当地的孔庙，这对高呼"打倒孔妖”的宗教领袖洪秀全而言是一件非常尴 尬的事情。杨秀清的举动，意味着掌控世俗权力的他并不尊重洪秀全的教主地 位，也不尊重洪的教义。作为回应，洪秀全只能将更多的精力专注于宗教领域 （这也是他唯一可以倚仗的权力来源），以越来越极端化的行为凸显自己的权 威和存在感。故而，他领导下的删书衙对儒家学说大加挞伐，对其他宗教也严 厉打击，正所谓"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 5。

建都南京后，洪秀全领导下的文化变革运动变本加厉。经其批准，天国于 1853年出版了论文集《诏书盖玺颁行论》，其中一篇由高级官员黄再兴写的论 文说：“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 问罪也！ " 6明确宣布禁绝、焚除儒学经籍和诸子百家书籍。这一极端行为随后 被曾国藩充分利用。他在1854年发表的《讨粤匪檄》里，痛斥太平天国“窃外 夷之绪，崇天主之教"，以致"士不能读孔子之经”，"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 变，我孔子、孟子所痛哭于九原"。7曾国藩的宣传有效激发出了儒家读书人的 集体义愤。

洪的这些过激行为，在天国内部造成了思想混乱，给总理政务的杨秀清带 去许多麻烦。杨的反击方式是借"天父附体"斥责洪秀全。比如，1853年5月， 洪秀全禁绝儒学焚烧古书的运动刚刚拉开大幕，杨秀清就借"天父附体"传达 指示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以及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 此事尚非妖话，未便一概全废。" 8 "天命之谓性，，一句出自《中庸》，“事父 母能竭其力" 一句出自《论语》。杨秀清宣布这些话不是妖言，其实是在敲打 洪秀全，表达对洪的极端做法的不满。

洪秀全无视"天父"旨意，继续加大力度推行禁绝儒学与焚烧古书运动。 1854年初，杨秀清再次“天父附体”，以极为强硬的语气传达旨意：“千古英 雄不得除，流传全仗笥中书” "千古流传之书不可毁弃" “真心忠正的臣僚传 述总要留下”。当时的杨秀清已相当愤怒，所以仅过了几个小时，他又再次启 动“天父下凡”模式，明确指示洪秀全：

前曾贬一切古书为妖书。但四书十三经，其中阐发天情性理者甚多，宣明 齐家治国孝亲忠君之道亦复不少。故尔东王奏旨，请留其余他书。凡有合于正

道忠孝者留之，近乎绮靡怪诞者去之。至若历代史鉴，褒善贬恶，发潜阐幽， 启孝子忠臣之志，诛乱臣贼子之心，劝惩分明，大有关于人心世道。再者，自 朕造成天地以后，所遣降忠良俊杰，皆能顶起纲常，不纯是妖。所以名载简 编，不与草木同腐，岂可将书毁弃，使之湮没不彰？今又差尔主天王下凡治 世，大整纲常，诛邪留正，正是英雄效命之秋。彼真忠顶天者，亦是欲图名垂 千古，留为后人效法。尔众小当细详尔天父意也。9

"天父"语气强硬，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或许是杨秀清的威吓起到了作 用，洪秀全此后未再搞大规模的焚书。取而代之的是折中妥协，对四书五经实 施删改。

当然，斗争并未终结。具体过程不必赘述，结局是洪秀全在1856年策划 "天京事变"，联合北王韦昌辉等人，血洗了杨秀清与东王府势力。这位太平 天国精神领袖，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政教合一。

遗憾的是，这政教合二只维持了短短8年时间。1864年，南京城被攻破前 夕，洪秀全于弥留中，向已食草多日的太平军将士下达了最后一道天王诏旨：

你们军士暂时安息，朕今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领到天兵百千万，大显权能 保固天京，你们军士大共享升平之福。¹⁰

忠王李秀成在自述里说，他与侍王李世贤早就不信"天父天兄" "天兵天 将”这套空洞鬼话。但对洪秀全而言，这套话术是他权力合法性的全部来源， 所以临死之时，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仍以这套话术自欺欺人。

人力与物力的汲取

太平天国的人力与物力汲取机制也有问题。

李秀成在自述里说，太平军起事之初，•绝大多数前往金田村为教主“洪先 生”祝寿的教民，并不清楚此行是要举旗造反：

从者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积多结成聚众……除此六人（杨秀清、萧 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与秦日昌）外，并未有人知道天王欲立江山之 事。其各不知，其各因食相随，此是真实言也。"

去金田村给教主祝寿的，都是些生活困苦的底层农民，他们入教只是为了 能有饭吃。除了杨秀清、冯云山等几个高层头目外，普通教众丝毫不知即将发 生"立江山”之事。

在这次祝寿大会上；高层头目们很可能精心设计过一些"神迹”，比如让 拜上帝教的旗帜自动竖起\ 再将刀枪塞进教众手中。但即便如此，祝寿现场的 气氛仍不足以煽动周边村民。李秀成的回忆是"愿去者少，不愿去者多"。于 是为了成事，又有了如下一幕：

西王、北王带旱兵在大黎里经过，屯扎五日，将里内之粮食衣服逢村即 取，民家将粮谷盘入深击，亦被拿去。西王在我家近村居住，传令凡拜上帝之 人不必畏逃，同家食饭，何必逃乎。我家寒苦，有食不逃。临行营之时，凡是 拜过上帝之人房屋俱要放火烧之。寒家无食之故而从他也。乡下之人，不知远 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头，后又有追兵，而何不畏？ ¹³

李秀成用他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金田起事之后，为筹措到足够多的粮 饷，萧朝贵与韦昌辉等人逐村进行地毯式的扫荡掠夺；为裹挟到足够多的信 众，采取将信众的房屋焚烧殆尽的手段。这些信众没饭吃没房住，只好跟着他 们走，李秀成家便是如此。待到走出百十里路，这些一辈子没出过远门的乡民 已找不到回家的路，只好至死跟着造反到底。

关于通过地毯式的扫荡掠夺来获取粮饷，李秀成的回忆不是孤证。"打先 锋" 一直是太平军筹措军饷的常规手段。所谓"打先锋”，即以武力自民间榨 取资财。江夏无锥子的《鄂城纪事诗》记录了太平军攻陷武昌后的所作所为， 其中便有许多与"打先锋”有关的内容。比如下面这两则： •

贼入民家，开口问有妖否，答言无妖，便伸手索银，谓之买命。妖，指官

与兵也，官为妖头，兵为妖……贼三五成群，见高门大户，闯然而入，衣物银 钱，器具粮食，席卷一空。前贼既去，后贼复来，初五、初六、初七三日，民 家劫掠或十余次，或数十次，居民纵善藏匿，亦所存无几，况无从藏匿乎。¹⁴

如果说上面这两则记载尚可解释为部分太平军士兵不遵约束肆意妄为，那 么同书中“初五日清晨，街上鸣锣，言东王有令，不准枉杀百姓，衣物银钱， 俱要进贡” "这段文字，便足以清楚显示扫荡式掠夺的命令来自当时执掌军权的 高层入物东王杨秀清一一所谓"进贡”，不过是用一个比较好听的词对扫荡式 掠夺进行修饰。

《鄂城纪事诗》是一份相当客观的当事人亲历记，既记载了太平军在武昌 的种种暴行，也记载了太平军“禁止奸淫甚严"，称赞他们占据武昌将近一个 月“而妇女尚能保全”乃是难得之仁3自然，上述关于扫荡式掠夺的记载也是 可信的。事实上，相同的记载还见于另一位武昌人陈徽言的《武昌纪事》，内 中说，太平军在武昌设立了进贡公所，专收百姓上交的财物：

（太平军）使民间进贡，凡金银、钱米、鸡鸭、茶叶，皆可充贡。且云 "进贡者仍各归本业”。盖进贡与拜上异，拜上则为兵，进贡者依然为民也。

于是人争趋之……闻进贡仍得为民，皆不惜倾困倒原出之。至伪公所，次第挤 入，数长发贼各以其汇收讫予一纸，上铃伪印，大书"进贡"二字。"

由此可知，太平军在武昌搞的“进贡"运动，是一种家家户户都得参与、 家中任何稍有价值的东西都要拿出来的强制掠夺。不“进贡"的代价是要被抓 去当兵参加太平军，唯有积极"进贡"才有可能继续留在武昌做普通百姓。

关于纵火焚屋以裹挟民众成为兵力这一手段，李秀成的回忆也不是孤证， 时人同样留下了相当多的记载。如杜文澜在《平定粤匪纪略》里写道："贼自 金田出发……纵火焚大黄墟，悉掳其众，分扰桂平……等县。"游历两广的法 国传教士加勒利■伊凡在《太平天国初期纪事》中写道："（起事后）他们足 迹所至，都掳掠烧杀叛党剧增。" 18天国晚期，北伐军统帅李开芳被俘后也

供称："所到各处裹挟的乡民，也有用银钱邀买跟随的，亦有怕杀跟随的。"19

用这种手段聚集起来的力量，自然与"民心"扯不上关系。事实上，那些 被焚屋裹挟之人，转身便会相当积极地再去焚屋裹挟他人。《贼情汇纂》里有 这样一段记载：

保安周生曾问数贼日："尔在彼中掳来乎？投来乎？"日："掳来，且焚 抢殆尽。"复问曰："尔恨掳尔之人及害尔之人乎？ ”日："恨。" "然则何 以今日亦行掳人害人之事？"数贼众一词曰："因自家焚掳一家，己身复被 掳，每见完善之地人民:以为我如是，伊辈何独安处？愤懑不平，必将其人掳 来，同我一样，我心始快。" 2。

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并未建立起稳定可持续的人力与 物力汲取机制。军饷的筹措主要依赖攻陷城池后接管府库银两、没收官绅资 产，以及强迫百姓呈缴财富以换取不被抓去当兵的优待。如攻陷扬州时，太平 军曾在全城张贴告示“令良进贡"以；围攻南昌期间，南昌与新建两地的百姓因 为恐惧，“以豕鸡鹅鸭银米进贡者不知凡几” 22。因为物力汲取机制有问题， 1854年的天京城一度陷入粮食严重不足、所有人被迫喝粥的境地。这之后，太 平天国才痛定思痛，决定在统治区实施“照旧交粮纳税”的制度，也就是恢复 清廷的田赋征收制度，只不过百姓缴纳的对象变成了太平天国。

传统的田赋征收工作是一项技术活，从丈量田亩、清理产权、确定田土等 级、计算纳税额度，到组织纳粮、储粮、运粮，都需要经验，必须有成熟的官 僚和胥吏系统才能运转起来，绝非将军中大小头目撒到民间便能奏效。太平天 国也明白这一点，他们重新起用了已被当作"清妖"打倒的地方士绅与旧衙门 胥吏。问题是：清廷使用地方士绅与衙门胥吏来维持汲取，是将地方士绅与衙 门胥吏视为利益共同体；太平天国起用这些人，则只是为了将征发劳役和征收 田赋的负担转嫁到他们头上。据《瞰闻日记》，太平军在常熟的基本做法是：

（原当地乡官）又暗禀钱逆（注：太平军将领），某处富户可充乡官，倘 遇差徭，有财应抵，亏缺粮饷，可使赔偿，故长毛乐从其请。或有畏避不出， 自惜体面，贿乞乡官捐银代替，别派他人。若强违不出，唆使长毛到家抄扰

锁打威胁。无籍之徒，则专行钻谋。军、师、旅帅，三大伪职，非无费者所能 营干。万

大意是：太平军到来后，一名当地原来的乡官变节投靠，将本地百姓的情 况和盘托出。他给太平军将领钱某出主意，说某地某人是富户，可以让他充当 基层乡官，遇上差役徭役就让他去办，征不上来人力，他还有资财可以抵账； 粮饷不够了也让他去办，征不到粮食，他也有资财可以赔偿。有些富户不愿干 这个活，只好出钱贿赂该变节者。不愿出钱贿赂又不肯出来替太平军征人征粮 者，就要遭到骚扰、锁拿、殴打、抄家。总之，需要承担人力与物力汲取工作 的军帅、师帅与旅帅24这三大乡官职务，一律只摊派给那些有家产的富人。

常熟的做法，也是太平天国在其统治区域内的普遍做法。战争状态下，即 便是太平天国在江南的核心控制区域，也仍是一种与清军控制区域犬牙交错的 状态。因躲避战乱造成的人口迁徙、田产易主、耕地荒芜随处可见，要想按 时足量完成人力与物力的痴取，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更何况太平天国的汲取 并无固定标准，经常由当地将领拍脑袋定数字。于是，被太平天国指定为乡官 者，要么选择逃亡他乡，要么便只能化身为穷凶极恶的酷吏，对辖下百姓实施 最残酷的压榨。其结果，自然是加速了百姓逃亡，加速了经济溃败，进一步恶 化了太平天国的财政状况。"

物力的汲取情况如此，人力的汲取情况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毕竟二者依 赖的是同一套基层系统。在这套系统里，天国的强行征兵制度难以生效，只能 营造恐怖气氛，刺激百姓迁徙逃逸。正如对太平天国抱有强烈同情的英国驻华 外交官吟哒I (Lindley, A.F.)所说的那样，"太平军曾于1853年推行普遍征兵 制，当时他们所到之处，引起了恐怖，可是我们知道太平军早就取消这种制度 To我们知道太平军的兵力补充全靠人民自愿参军"。好所谓"靠人民自愿参 军”，指的便是天国无奈放弃普遍征兵，改为招募入伍。比如1854年3月，有熟 悉安徽情形者给好友瑛兰坡写信，称太平军在安徽已不再搞普遍征兵，改行招 募制，“日来闻亦招乡勇，其乱民从者甚多” 2、传教士丁鞋良在报道太平军 攻陷抚州的《通讯》中也提道："(太平军)派队四出，在各村镇募兵，持有 '奉命招兵'大旗，迅即招得志愿兵几至万人。”28

募兵制下，太平天国的人力汲取始终存在两个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募到的士兵基本都是些游手好闲之徒。据浙江乐清人林大椿 在家乡的所见所闻，太平军“下乡招兵，择其无室家者则纳之” 29,招的主要是 那些没有家人的光杆闲汉。林大椿还说，太平军在乐清招募到的比较著名的游 民头目，有何炳松、朱永夏与赵杞三人。朱永夏的情况不详，赵杞是当地民间 秘密组织"金钱会"的头目；何炳松"昔年浪迹泊吴淞，曾与杨幺旧相识…… 归来悬赏招横民” 3。，是个曾在上海一带讨生活的老游民，可能本就认识太平军 里的某些头目。

第二个问题是兵源不稳定，无法及时补充人力损耗。每次前线传来丧师败 绩，都需要重新开拓兵源。比如1861年安庆失守后，英王陈玉成为重整旗鼓，

"欲上德安、襄阳一带招兵。不意将兵不肯前去。那时兵不由将，连夜各扯队 由六安而下庐州，英王见势不得已，亦是随回，转到庐城"。3］所谓去德安、襄 阳招兵，其实是前去袭击该地，然后招募当地的游民入军。因部队内部存有异 议，陈玉成未能亲自率荤去实施该计划，最后只派了赖文光等将领“远征"荆 襄，希望他们占领襄阳等地后“广招兵马，早复皖省" 32。

总而言之，太平天国没有建立起合理的物力汲取机制，只能长期依赖非制 度化的强力压榨；也没有建立起合理的人力汲取机制，做不到制度化的强行普 遍征兵，只能长期依赖裹挟百姓、吸纳游民与收容降军。这种汲取模式，注定 了天国的经济与军事皆无法持久。

条例与制度的缺陷

此外，太平天国那些存于理想之中、未能实践的制度，也有很严重的问 题。1853年春，太平军占领南京后颁布过一道《待百姓条例》。它的具体内容 是这样的：

不要钱漕，但百姓之田，皆系天王之田，收取子息，全归天王，每年大口 给米一石，小口减半，以作养生。所生男女，亦选择归天王。铺店照常买卖，’ 但本利皆归天王，不许百姓使用。如此则魂得升天，否则即是邪心，为妖魔，

魂不得升天，其罪极大。X

这份《待百姓条例》出自洪秀全之手。时间约为咸丰三年（1853 ）阴历 二三月间。当时，杨秀清离开南京征赴镇江，洪秀全未与杨商议，贸然颁布 《条例》，结果引起南京城内外民众的大恐慌，造成严重的社会混乱。文件还 流入清军之手，成了清军借以攻击太平天国的重要资料。杨秀清回到南京后， 不得不在阴历五月颁布了《安抚四民告谕》，向民众承诺会保护他们的产业， "圣兵不犯秋毫”，希望“士农工商各力其业”，不要惊慌。"

《待百姓条例》被废除后数月，1853年秋冬之际，太平天国又颁布了著名 的《天朝田亩制度》。这份文件换了一种表述，不再如《待百姓条例》那般直 接宣称各种财富都归天王所有，转而强调对"无人不饱暖"的追求。

要如何做到"无人不饱暖”？按照《制度》的设计，第一步是先平分天 下耕地。也就是将天下之田，按照每户人家的人口多少（不论男女）来平均 分配，“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总之，要做到"凡天下田，天下人 同耕”。

第二步是由天国来分配民众耕作的全部产出。具体办法是：到了收获的时 候，天国会指派“两司马”（管五名伍长的乡官）去监督“伍长”（管五户百 姓的乡官）进行粮食分配，民众可以留足"每人所食可接新谷”的粮食（具 体多少算足，民众说了不算），其余全部交给天国。“麦、豆、芋、麻、布、 帛、鸡、犬"乃至“银钱"，都用这种方法来分配。

为什么要这样做？《制度》的解释是：这天下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 家”的，众人不藏私，把产出全交给公正的“上主”，由“上主”来分配使 用，天下自然处处平均，自然"人人饱暖"。35

显而易见，《天朝田亩制度》与《待百姓条例》措辞虽然不同，本质却是 一样的。一个要将天下耕地收归"天王”所有，一个将要天下耕地收归“天 国”所有。一个要把民众所有的产出收归“天王”，由"天王"按标准再平均 分发口粮；一个要把民众所有的产出收归"上主”，只允许民众‘留下"每人所 食可接新谷”的份额。只不过，在具体的话术上，《条例》显得赤裸而暴力，

《制度》则显出一种隐晦与粉饰。尤其是《制度》中的"余则归国库”这几个

字，较之《条例》里的“本利皆归天王，不许百姓使用"等字句，莫名让强取 民脂民膏的行为多了一份宽容体贴；"处处平匀，人人饱暖"这样的词句，也 为征敛与汲取套上了一件温情脉脉的理想主义外衣。

因连年战乱，洪秀全未能腾出手来，将《天朝田亩制度》真正付诸实施。 但这并非历史的遗憾。倘若文件的政策真的被付诸实施，可能必造就更大悲 剧。道理不难明白:民众对劳作所产缺乏支配权，其劳作热情必然骤减；当民 众开始在土地上磨洋工，仅满足于生产其必需口粮时，必然与天国的征粮系统 发生严重冲突。在缺乏民意制衡机制的时代，官僚征粮系统毫无意外将在面对 普通民众时拥有绝对优势。事情如此这般发展下去，结局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