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1891年:皇帝开始学英语

    1891年,光绪皇帝正在学习英文的消息传出,震惊了清帝国的朝野士绅。 主张革新的知识分子兴奋异常,宫里也"掀起了一股学英语的热潮,王爷和 大臣们都一窝蜂地去寻找英语课本和教员" \传统士绅们则惶恐不安,当李 鸿章16岁的小儿子李经迈也在本年十月份开始学习英语时,京中士大夫纷纷 "函劝鸿章不可” 2 —70岁的李鸿章已办理洋务逾30年,当然不会理会这种 "函劝”。

    年轻的光绪皇帝要亲自开眼、正眼看世界。可遗憾的是,他并不是清帝国 真正的掌舵者。

    洋文堆满御案,引起国际关注

    据翁同稣日记,光绪皇帝接触英语始于上一年的12月1日。翁在当天的 日记里写道:"是日起(每日午),上在勤政,命奕勘带同文馆教习进见讲 洋文。”3

    在此之前五天的11月26日,翁在去书房给光绪皇帝上课时,已知晓光绪皇 帝有了学习外文的念头,但翁对此似乎并不太理解,在日记中写道:"闻欲通 泰西字义,此何意也? "4

    外文学习开始后,光绪兴趣颇高,用工也很勤。于是,12月5日,翁又在日 记中写道:"上于西文极用意也。” 5

    英文成了皇帝最关注的学业内容,让翁同稣深感失落。12月7日,他在日记 中写道:"近且洋文彻于御案矣,伤哉。" 6皇帝的书桌上堆满了外,文书籍,让 满肚子圣贤之道的翁同解黯然神伤。

    光绪原本希望请华人传教士颜永京担任自己的英文教师。颜早年留学美

    国,1862年回国,担任过上海英国领事馆翻译、公共租界工部局通事等职。后 转入教会工作。19世纪80年代任上海圣约翰书院校长。颜很想为中国输入近代 科技知识,在学校里专门开设了科技课程,也很热心于禁烟与放足运动。

    但颜无意入宫侍奉皇帝。据其外孙女曹舒丽安说,颜拒绝的主要原因,是 受了近代教育的他,已不愿再向皇帝跪拜:

    光绪十七年,清廷曾有意征召他充任皇帝英文师傅,他竟婉辞谢却。他对 家人说:"每天教书,要我向学生跪拜磕头,我如何能做到呢? " 丁

    究竟是谁向光绪皇帝推荐了颜永京,所见材料有限,笔者尚不得而知。颜 永京留过学、办过教育、与来华传教士关系密切(他自己正是一位牧师),且 关心清廷改革。无论是谁将拥有这种背景的人推荐给光绪皇帝做英文老师,其 着眼显然并不仅限于英文,必也有意在其他方面对光绪皇帝施加影响。

    无法聘请到颜永京后,被派去给光绪皇帝教授英文的,是出身京师同文馆 的张德彝与沈铎。其中,张德彝是同文馆培养出的最早一批懂洋文的学生, 1866年在赫德的带领下随斌椿等人游历欧洲,1867-1870年又随蒲安窗使团出 使欧美诸国,1870—1871年再随崇厚使团赴法国为"天津教案”致歉。张德彝 的外语能力优秀,后来郭嵩煮出使英国、崇厚出使俄国等外交活动,都由他充 任翻译官。1890年,张德彝是总理衙门的英文正翻译官。沈铎出身于广州同文 馆,1871年“咨送" 8入京到京师同文馆学习,1879年以“工部笔帖式"(负责 抄写、翻译工作的文员)的身份留在了京师同文馆,1882年做过清廷驻日大使 黎庶昌的英文翻译。1890年,沈铎是总理衙门的英文副翻译官。

    据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丁鞋良披露,之所以要给光绪配备两名英语教师,是 因为这项工作非常累人,必须由两个人分别负担——"每天半小时的英语课程 是在清晨四点钟左右,老师们必须在半夜刚过就起身人宫,然后等上好几个小 时”。光绪很尊重自己的英文教师,“允许他们在自己在场时能落座,而王爷 和其他大臣见皇帝时都只能跪拜”。但两位老师教一位学生同一门课,难免会 出现一些冲突。丁魅良说,“有一天,其中的一位老师向我抱怨说,另一位老 师扯了他的袖子,并纠正了他对一个词的发音"。教师间的这种抱怨,让丁威

    良有些忧虑,担忧会影响到教学效果。皇帝的热情与教师的谨小慎微,也确实 让教学效果打了折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尊贵的学生上课都很准时, 很少会缺课,在阅读和写作方面也显示出相当的颖悟,但他的口语糟糕透顶。 试想当学生犯错时老师从不敢纠正,怎么会学得好呢?所有的对话练习都是预 先写下来交我审定,然后再给皇上,让他再抄一遍”。丁连良还说,"臣民们 对于皇上学英语……视为一种极其屈尊的行为",但光绪皇帝自己似乎并没 有这种感觉。他甚至还准备了一篇英文稿,试图在年节之际向各国使节做一次 演讲。辿

    张德彝与沈铎入宫给光绪皇帝教授英语,似乎相当仓促,以致他们并未准 备好合适的教材,只能向北京城内的传教士们寻求帮助。据美国传教士何德兰 (Isaac Taylor Headland )回忆:"皇帝开始学习英语。他找了两名教师,和以 前教师给他上课的时候只能跪着不同,他特许他们教课的时候可以坐着。这两 位教师蒙召的时候,我正在和其中一位的孙子互教中英文,从他那儿对光绪的 进展了解不少。皇帝急着学箕文,以至于来不及去美国或者英国买书了。于是 官员们找了许多家学校和教会,寻找初学者用的初级课本。当他们找到我们 的时候,我们彻底搜索了一遍,终于在马库斯• L.塔夫特博士处找到了一本插 图精美的初级课本,是他带到中国给小女儿弗朗西斯用的。于是就给光绪送 去了。…

    何德兰1888年来华,在北京汇文书院担任文科和神科教师。寻到英文课本 之后,光绪皇帝仍频繁派太监前来拜访何德兰,目的是想从何德兰处获得广学 会等机构出版的由外文翻译过来的中文书籍。何德兰说:"我当时是两三个这 类(出版)协会的监管人,手里有许多种中文书籍。于是我就把当时我在学校 教的天文学、地质学、动物学、生理学以及其他各样科学书籍叫他(太监)转 送给光绪帝……连着六个星期,这太监天天上我这里来,我不给皇上找本新书 出来他就不走。这些书也许是文学方面的,也许是科学方面的,也许是宗教方 面的。他对任何派别或机构出的书都一视同仁,一样积极地加以搜寻。有时候 我被弄得只剩一本小册子,最后不得不从我妻子的私人藏书室取出’她的中文医 学书让他给皇上送去。我知道别的太监也在访问其他藏书多的人,寻访别的 书。当时,所有译自任何欧洲语言的中文书籍都被光绪买了去。"何德兰妻子

    的自行车,也被光绪皇帝弄走了,但他没能学会骑行,原因是在宫内试骑时 “辫子缠在了车后轮里,颇为狼狈地摔了一跤”,自此没有再继续练习。"

    这种寻书活动,显示1892年的光绪皇帝,兴趣不仅局限于学习英语,他还 希望对欧美文化有更直接的了解。

    皇帝开始学习英文的消息,很快从宫中传到了民间,引起了改革期盼者们 热烈的反响。"中国圣教会"创办的中文报纸《图画新报》,于1891年底援引 《字林西报》的报道称:"皇上神圣英武,万几余暇,典学不倦。现并欲通英 邦语言文字,侍读者为同文馆之两教习云。中外臣民莫不震飙舞蹈而颂圣学之 日进无疆也焉。”12广学会的机关报纸《万国公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天亶 聪明》的整页彩色头条,赞颂光绪皇帝学英语之举让"中外臣民尤当奋兴鼓 舞”"。《申报》除了报道光绪皇帝正在学英语,还刊登了一篇长达1200余字 的评论文章,说皇帝这样“精益求精、勉益加勉”,可以推想,将来"凡西国 之所谓长技者,不难尽为我有",欧美国家那些先进的东西都会“为我大清 所用"。14

    广学会的主持者李提摩太也亲自写了一篇褒扬文章,刊登在《万国公报》 上。文章一面赞扬光绪皇帝此举英明神武,让“中西明理之人同深庆幸,未始 非中国振兴之转机也”;一面列举了学习英文的四大好处,希望以此坚定皇帝 将英文学习到底的决心:

    今皇上亲习英文,其益甚多。英文熟习之后,凡英美国人所著之书,其载 各国之事;凡政治之得失,国家之兴衰,武备何以修明,商务何以兴旺,教养 何以推广,一切有益国家之政,可以一览而知,不必再索解人,一益也。既知 各大国前后政事,可以择善而从,有利则行,有弊则去,抉其富强之本,探其 振作之源,然后以各大国可益之法以益中国之民,俾得转弱为强,转贫为富, 二益也。中外之情本无二致,惟言语不通,则亦无由洞悉。一通英文,则与通 达英语之使臣等交接,可以当面咨询,情意愈亲,邦交愈固,义理愈明,且免 通事传述之误,三益也。西人之学并非一得之私之见,与富强之政大有相关,惟 不知西学之有益者,未免尚有违言。因而中国教养之方,一时之间推行非易。若 皇上既身先庶职,学习英文,以上行下,转移风化之机,其权尤易,四益也。15

    最后,李提摩太说,学英语有如此这般四大好处,若中国的“明达者"们 个个"以皇上之心为心”,效仿光绪皇帝,去探求"有益民生之学",那么富 国强兵就绝不会只是梦想。

    《万国公报》是19世纪90年代清帝国发行量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媒体。该 报“年最高发行量约10万份,年最低发行量约为10529份,多数年发行量在3万 至5万份之间徘徊”16。它的主办者广学会,走的是影响中国官员与读书人的 路线。上至总理衙门,中至督抚将军,下至地方名流,均是该报的读者。1900 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在皇宫中也发现了供光绪皇帝阅读的全套《万国公 报》;醇亲王、李鸿章等也是该报的忠实读者;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主要维 新思想,更是直接得自《万国公报》和广学会出版的书籍。17

    《万国公报》对光绪学英文一事的广而告之,目的是尽可能放大此事对清 朝士绅的思想启蒙效果。事实也证明了这种效果很不错。据何德兰回忆:“阅 读光绪帝所阅读的书籍成为一股汹涌热潮,港口城市(指通商口岸)供应书籍 的能力达到了极限,许多印刷协会的负责人担心对这种新情况他们毫无准备。 阿伦、马蒂厄、马丁、威廉、莱奇诸博士的著作在上海的书店出现了盗版,售 价仅为正版的十分之一……在皇上研读外国书籍的这三年中,全国上下,成千 上万的青年学者也都在研读西学。" is李鸿章也在]891年10月,让自己的小儿 子、时年16岁的李经迈开始学习英语,结果引来京中士大夫纷纷“函劝鸿章不 可”\ 鉴于李鸿章早在19世纪60年代即主张家族子弟好好学习英语,此番让李 经迈大张旗鼓“学英语”,或可视为他以实际行动来表达对光绪皇帝的鼎力支 持。与翁同解的“伤哉”不同,李鸿章对光绪学习英文一事高度赞同,曾“称 颂圣明”。2。

    光绪皇帝的举动,也引起了外国媒体的注意。1892年2月4日,《纽约时 报》刊文《光绪皇帝学英语》,向西方世界郑重报道了此事。文章写道:

    中国上海,12月28日讯:

    从去年12月份开始,清国开始发生该国历史上最大的变化。毫无疑问,这 种变化将在今后若干年里对整个帝国产生深刻的影响,甚至可能进一步打开保 守封闭的枷锁,将清国带入人类进步历史的前沿。总之,这种进步将超过过去

    五十年变化的总和。产生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是清国最高统治层最近发生了 重大的政策变化。在数万万清国人中,有一个人思想的改变将直接影响国家的 每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大清国皇帝陛下。

    今年二十岁的清国皇帝陛下(在清国,人民称他为天子),目前正由两个受 过英美教育的北京国子监学生负责教授英语,而这件事是由光绪皇帝颁布诏书告 知全国的。皇帝陛下学习外语这一消息真让这里的人感到意外,他们甚至怀疑这 是不是真的。

    光绪皇帝屈尊学习外语,是因为他和他的政治顾问们都认为,死死保住三千 年前就形成的"老规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要应对当今列强,必须相应地改变 国家制度。他的政治顾问们在这个问题上显示出很高的智慧和胆量,而在此之前 没有任何人胆敢苟同类似的想法。皇帝陛下周围的一些大臣甚至希望,大清国未 来应该在文明国家的行列中占据一个适当的位置。力

    光绪皇帝引领的这场英语学习热,持续了约三年时间。1894年12月6日, 慈禧传令“满功课及洋字均撤” 22,中止了光绪皇帝的正规英语课程—需要 说明的是,慈禧这样做并非出于对英文的敌意。她原本想要撤掉的是整个“毓 庆宫上书房”。翁同麻在毓庆宫给光绪授课前后长达20年,君臣二人渐渐形成 了 "书房独对"的议事机制。甲午年清军惨败于日本后,慈禧调整最高权力架 构,一面引恭亲王重入军机,一面试图通过撤书房来削弱翁同解对皇帝的影响 力。光绪对撤书房不满,要求恭亲王前去向慈禧说项。慈禧不便驳回奕诉的 说项,又不便全盘否定自己的旨意,于是将书房全撤改成了撤掉“满功课及 洋字”。23

    正因为此时的慈禧对“洋字”尚无恶感,所以光绪皇帝仍得以继续通过其 他渠道学习英语。直至戊戌政变后,慈禧有意断绝光绪与外界的直接联系,学 习英语的渠道才被正式切断。庚子年后,光绪的境况更加糟糕,只能偶尔向宫 廷女官德龄请教英文。德龄回忆说:

    他常常趁我空的时候,问我些英文字……我们常常淡到西方文明,我很惊

    异他的对于每一事物懂得那样透彻。他屡次告诉我他对于自己国家的抱负,希

    望中国幸福。夏天我比较空闲,每天能有一个钟头的时间替皇帝补习英文。他 很聪明,记忆力又惊人的强,所以进步很快,然而他的发音不很正确,不久他 就能够阅读一般学校英文课本中的短篇故事了,而且能够默写得很好,他的英 文字写得非常美丽。24

    帝师们竭力防止皇帝"过激"

    光绪皇帝在1891年开始学英语,与翁同嘛等人多年来对他的教育有很直接 的关系。这种教育,既带有启蒙成分,也带有控驭色彩。

    这一点,透过翁同稣等人为光绪皇帝选择和提供的西学启蒙读物的性质, 即不难窥见—翁提供给光绪的,是江苏人冯桂芬的政论集《校邠庐抗议》, 时为1889年。据翁日记,该年2月5日,翁同稣收到10部冯桂芬的《校邠庐抗 议》25o次日,翁“以抗议薪本进",将该书送给了光绪皇帝。如2月21日,慈 禧与光绪在养心殿东暖阁召见翁同稣,问及洋务,翁回复说:“此第一急务, 上宜讲求,臣前日所举’冯桂芬抗议'(内有谈驭夷数条),正是此意。”"建 议皇帝好好阅读自己进呈推荐的《校邠庐抗议》。3月27日,翁在日记里说,他 当天进入书房,光绪皇帝正“闲看书籍,兼看西学书。真风气日开耶”第,对 光绪皇帝开始阅读西学书籍感到非常开心。同年12月25日,翁同解又记载道:

    “到书房天未明,看碑帖,看《抗议》,昨言此书最切时事,可择数篇另为一 帙,今日上挑六篇装为一册题签交看,足征留意讲求,可喜! ” 29 —见到光 绪皇帝正在认真阅读自己推荐的《校邠庐抗议》,翁同稣当时的愉悦心情可想 而知。

    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写于1861年,也就是晚清改革元年。冯说,自己 写这部书的目的,是想要在“不畔(叛)于三代圣人之法”的前提下,"参以 杂家”并"孱以夷说”,来为清廷寻找一条强国之路。也就是首先要坚持儒家 的传统意识形态,然后再吸取一些杂家和夷狄的好东西进来。简言之,这是一 部"改革建议书”,其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采西学制洋器改科举”。书写 成后,冯桂芬将抄本寄送给曾国藩,希望曾可以为书作序。曾的评价是:该书

    可算"名儒之论”,但"多难见之施行”,他觉得书中的多数主张缺乏可行 性。1874年,冯桂芬去世,该书仍未正式出版,民间流传的只有抄本,影响 很小。

    冯桂芬不寻求出版的原因,或许在于他不想成为众矢之的。这种忐忑的心 态,见于该书稿本中冯自己做的诸多删节(稿本由他人缮录,冯再在上面删改 批注)。比如他删掉了 "及见诸夷书,米利坚以总统领治国,传贤不传子,由 百姓各以所推姓名投融中,视所推最多者立之,其余小统领皆然。国以富强, 其势驶驶凌俄英法之上:谁谓夷狄无人哉!"这段文字,还把"传贤不传子" 里的“贤”与“子”涂抹得辨认不出来,还加上批注称"末句似不足为典”。 陈旭麓如此评价冯的这种行为:

    就已删去的这段话来看,可见冯桂芬读过一些译书,也知道一些西方的事 物,但囿于封建士大夫身份,他不能也不敢进一步去探索一些新事物,且害怕 刺痛了封建体制。所谓 '不足为典",正是他对民主思想采取回避态度的遁 词;但也可说明当时的人们,要前进一步是那么崎岖艰难。3。

    “封建士大夫" “封建体制"等词虽然带有时代色彩,但这段解读,仍准 确地点出了冯桂芬作为一个启蒙者的患得患失。他见到了更广阔的天地。这广 阔天地让他兴奋,也让他忧惧。兴奋的是原来现实政治的运作还可以有其他模 式,忧惧的是传播、提倡这种新模式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不测之祸。于是就有了 "同人咸促镜版,先生卒秘匿不出”八—朋友们都劝冯将书刻印出版,冯直到 去世都没接受他们的劝说。

    1883年,《校邠庐抗议》第一次有了正式的刻本。此时,距离该书写成已 过去22年,距离冯桂芬去世也已过去九年。又过了六年,这本书才经由翁同解 之手,呈递至光绪皇帝的书桌上。然后,年轻的光绪皇帝,就被这本30多年前 写成的"改革建议书”所吸引了。

    翁同稣之外,另一位帝师孙家鼐也曾向光绪皇帝推荐过《校邠庐抗议》。 与之一同被推荐的,还有汤寿潜的《危言》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附带 一提,翁同解也向光绪皇帝进呈过陈炽的《庸书》和汤寿潜的《危言》,时为

    1895年4月17日。及孙说,这三本书"皆注变法,臣亦欲皇上留心阅看,采择施 行”。又说,"臣观冯桂芬、汤寿潜、郑观应三人之书,以冯桂芬《抗议》为 精密",他最认同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因为孙家鼐的推荐与建议,戊戌 维新期间,光绪批准印刷了两千部《校邠庐抗议》,下发给各衙门官员,要他 们就书中所主张的改革内容提出意见,指出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可行的理 由是什么,不可行的理由又是什么。"

    《校邠庐抗议》之所以能得到帝师翁同嘛与孙家鼐的特别青睐,该书倡导 变法,有助于启蒙皇帝,只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冯桂芬很 “自觉"地将该书的宗旨局限在"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 术” 3%这种“自觉",使得《校邠庐抗议》在启蒙之外,还具有一种控驭皇 帝的思想,使之不至于"过激”的作用一一作为对比,.郑观应的《盛世危言》 里虽然也有"中学其体也,西学其末也”这样的文字,但郑于1892年为该书所 写的自序中已说得明白,"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 上下同心,教养得法"",他主张改革朝廷体制,通过开设议院来兴民权、抑 官权。

    唯有明了这种启蒙与控驭并存的心思,才能理解这样一个事实:为何翁同 解一面给皇帝推荐讲求西学的改革派著作,一面又对皇帝沉迷于英文学习发 出了 “伤哉"的哀叹。他推荐讲求西学的改革派著作,是因为认同"西学为 用”。翁并不糊涂,知道清廷所处的现实环境需要引入西方的器械与技术。他 哀叹皇帝沉迷英语学习,是因为坚信“中学为体"。在翁的心目中,儒家的伦 常名教才是大清的立国之本,皇帝应该将主要精力放在此处,说洋话不过是奇 技淫巧,是同文馆的低端读书人才应该去做的工作。给光绪皇帝教授英语的张 德彝,因出身同文馆,一辈子都没能摆脱自卑感,直到晚年还在感慨"国家以 读书能文为正途……余不学无术,未入正途,愧与正途为伍”。36

    光绪的思想逸出牢笼

    从1889年通过翁同稣、孙家鼐等人接触到中国改革派学者们的著作,到 1891年开始自学英语,并派太监外出,向何德兰等外国来华传教士搜求广学会

    等机构翻译编撰的西学著作,光绪皇帝见识上的进步显而易见,由强烈求知欲 支配而生的"不满足感”也显而易见。本土 “知识搬运工”们的著作已不能让 他满意,皇帝开始寻求与西学建立更直接的联系。到1898年(戊戌年),他已 搜求到至少129种西学书籍,其中89种是由李提摩太等外国来华传教士主持的广 学会所出版,皇帝还购置了全套的广学会会刊《万国公报》。"

    翁同解与康有为在戊戌年的不同遭遇,也可以由此得到一种新的解释。

    光绪皇帝是广学会图书与《万国公报》的忠实读者;康有为的变法思想, 也主要来自广学会图书和《万国公报》—康曾对香港《中国邮报》的编辑 说:"我信仰维新,主要归功于两位传教士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牧师的著作。"38 李提摩太与林乐知,正是广学会的骨干成员。这是康有为的变法条陈,能够在 光绪皇帝那里产生共鸣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他们有着共同的知识背景。

    翁同稣则不然。他对光绪皇帝有启蒙之功,但皇帝的见识与日俱增,早已 非他所能控驭。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后世多以该诏 书的颁布日期为戊戌变法的发端。然而,仅四天之后,诏书的起草者翁同麻就 被光绪皇帝罢免了。许多人对这一变故迷惑不解,其实答案就藏在《明定国是 诏》里一这份诏书从头至尾贯穿的是翁同觥的思想,而非光绪皇帝的意志。

    诏书全文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讲为什么要发布这样一份诏书。大意是,这些年来,大家 一直在讲变法图强,也下达了不少这方面深思熟虑的诏书。但目前风气还没有 大开,内部也有很多意见分歧,有些人还打着"老成忧国"的旗号,“以为 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挨除",在阻碍变法。时局与国势已坏到如此地步, "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如何能够抵抗别人的“坚甲 利兵"呢?所以,必须要把“国是",也就是改革的路线方针彻底确定下来, "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 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

    第二部分是传达“新国是”的具体内容。关于"新国是",诏书的原文是 这样表达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 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 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简言之,就是“中学为本,西

    学为用”。

    第三部分是传达关于京师大学堂的改革方针。大意是:京师大学堂要做出表 率,开风气之先,开设西学课程,官员们也要积极响应,"所有翰林院编检、各 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 职后裔",愿意进入新学堂修习西学者,“均准入学肄业”。39

    对照翁同解日记,可以知道这份诏书是不能令光绪皇帝满意的。据翁1898 年6月11日之日记,诏书的草拟情形是这样的:

    是日上奉慈谕,以前日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言国是未定,良是。今宜 专讲西学,明白宣示等因,并御书翰林官应准入学,圣意坚定,臣对:"西法 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退拟旨一道,又饬各省督抚保使才,不 论官职大小旨一道。*

    这段日记,透露了三项信息:一、光绪想要发布“明定国是”诏书,是受 了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的影响。众所周知,杨深秀、徐致靖的背后是康有 为。二、光绪交代翁同稣,他心目中的"新国是”是"专讲西学",要求在诏 书中对这一点“明白宣示”,不许含糊,而且“御书翰林官应准入学”,要翰 林去修习西学。三、翁同稣认同应该确立“新国是”,但他不同意光绪主张的 "新国是"。尽管"圣意坚定",要求"专讲西学",翁还是当面提出了修正 意见:“臣对: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而且,他还将自己 的这种意见,变成了正式诏书的内容。

    换言之,1898年6月11日以光绪皇帝名义颁布的"明定国是”诏书,最核心 的部分,也就是“新国是”的具体内容,实际上体现的是帝师翁同袜的意志。 翁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以自我意志取代皇帝意志为“新国是",或许与他 取得了慈禧的支持有直接关系——由翁日记中"上奉慈谕“四字可以推知,诏 书拟成后需要送至慈禧处审定。如果翁草拟的诏书已经获得了慈禧的认可,光 绪是无法再驳回的。 ,

    希望"专讲西学"的光绪皇帝,无法驳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变法 诏书,却可以驱逐翁同稣。皇帝罢免翁同稣的诏书里有这样一番言辞:

    协办大学士翁同繇」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 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 胜任枢机之任。本应察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 严谴,翁同献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钦此。/

    所谓“屡经有人参奏”(常常有人弹劾批评),自然只是套话。但“每于 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确有许多真实迹象。比如,据 张荫桓对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披露,“德国亲王谒见皇帝之时,翁固拒绝皇 帝与其行握手之礼。而皇帝则采用其他革新派之意见,与之行握手礼。于是翁 对皇帝大放怨词。又其节飨宴之时大臣理应坐陪,翁氏亦不为之"。我再如, 光绪欲重用康有为,翁则说康“其心叵测”,不可重用,君臣二人曾因此当面 闹出许多不愉快。1898年5月26日,光绪向翁同稣索要康有为的上书,"令再写 一份递进。臣对:与康不往来。上问:何也?对以此人居心叵测。日前此何以 不说?对:臣近见其《孔子改制考》知之。" 5月27日,“上又问康书,臣对如 昨。上发怒诘责”。心

    以上种种,皆可谓“喜怒见于词色”,但还算不上“揽权狂悖情状”。所 谓"渐露揽权狂悖情状” 一句,"渐露"二字显示"揽权狂悖"是新近发生的 事情,对照史实,它只能是指翁同稣无视光绪皇帝的意志,按自己对变法的 理解拟定“明定国是"诏书,又送呈慈禧太后审阅批准,并以光绪皇帝的名义 颁布。这种事情,对正欲在戊戌年有所作为的光绪皇帝来说,显然是无法接受 的。他的思想已经摆脱了翁同稣等人的控驭,断不能容忍自己的行为再由他们 控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