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1872年：种子播下后迟早会发芽

1872年，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完工开放，澳大利亚与世界其他地方建立起了电报连接，日本建成了他们的第一条铁路。

对清廷来说，本年最重要的改革事件，是数十名幼童被正式派往欧美留学。

容阂心中藏着一个梦想

幼童赴欧美留学，与广东人容阂( 1828—1912)有直接关系。

容阂出生于广州香山县南屏村'，父母以务农捕鱼为业。1834年，英国传教士郭士立夫人(Mis Gutzlaff)来到澳门设立女校，兼为筹备中的马礼逊学校 (Morrison School )招收男生。1841年，容阂正式进入马礼逊学校就读。1847 年，主持马礼逊学校工作的鲍留云(Rev. S. Robbins Brown )返回美国，顺道自校内带了3名自愿赴美的学生同行，其中便有不到19岁的容闵。1850年，容阂成为首位在美国耶鲁大学就读的中国人。¹

在耶鲁的4年里，容闵深为数学成绩太差而苦恼，但他的英语成绩非常好。他加入了耶鲁兄弟会(Brother in Unity ),做过该会的图书管理员；还参加了该校的赛艇队和足球队。此外，他一直是基督教公理会的成员。1852年10月30 日，容阂登记成为美国公民。2

若干年后，久历欧风美雨的容阂，在自传中如此描述自己甫受启蒙之后的痛苦：

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 辄为之怏怏不乐，转愿不受此良教育之为愈c盖既受教育，则予心中之理想既

高，而道德之范围亦广，遂觉此身负荷极重，若在毫无知识时代，转不之觉也。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此痛苦与压制，在彼未受教育之人，亦转毫无感觉，初不知其为痛苦与压制也。故予尝谓知识益高者，痛苦亦多，而快乐益少。反之，愈无知识，则痛苦愈少，而快乐乃愈多。快乐与知识，殆天然成一反比例乎。3

这种痛苦，比容阂小了53岁的鲁迅也经历过："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人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 4

痛苦是一致的，选择也相差无几。鲁迅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 5。容阂也希望在未来：“在予个人而论，尤不应存此悲观……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拿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6

所谓让后来者"享此同等之利益"，即希望将自己受过的近代文明教育传人清帝国。容阂说，自己有这样的想法，始于大学第四学年尚未结束之际〈这大约不是虚言。容闵1854年自耶鲁大学毕业时引起了美国舆论的关注。特韦契耳牧师(Joseph H. Twichell)特意前来与容阂交流。牧师后来在1878年的一次演讲中披露说，容阂当时已“断定自己当传教士并非上策，他隐约猜想有些别的事情等着他去做”。⁸

毕业后成为一名传教士，是容阂的学业资助者们(比如他就读的中学孟松学校(Monson Academy )的校董)对他的殷切期望。拒绝成为传教士，意味着将失去那些慈善基金，也意味着他很难得到中国教会组织的帮助。但容阂深感宗教“未必即为造福中国独一无二之事业”)终于还是放弃了做传教士。毕竟中国素无宗教传统，基督教教义也未与中国文化融合，无法成为整合中国世俗社会的思想资源。：

1854年11月，容阂自美国启程返华，次年4月抵达香港。他在这里花费了四个月的时间试图成为一名律师，但没能成功。其间发生了两广总督叶名琛“檄

各府州县，凡通（会）匪者格杀勿论，前后杀十数万人"1。的野蛮暴行。容阂听闻到的数据是"所杀者凡七万五千余人"，其中大部分是冤死者。他还跑了一趟刑场，见到"流血成渠，无首之尸纵横遍地……地上之土，吸血既饱，皆作赭色。余血盈科而进，汇为污池”。这地狱景象给了他极深的刺激，觉得如此这般的残暴不但当代世界“无事可与比拟”，即便是古代的暴君尼禄王与惨烈的法国大革命，"杀人亦无如是之多"。自刑场归来后，容阂“神志懊丧，胸中烦闷万状"，一度产生了投奔太平天国推翻清廷的念头。^H

同年8月，容阂离开香港前往上海，在海关找了一份翻译工作。那时的中国海关已开始雇佣洋人实施"外籍税务监督制度"。容闵拥有美国国籍和耶鲁学位，却因肤色仍被当成中国人受到歧视，所以只干了三个月就辞掉了这份工作。之后是频繁的就业和失业9。

生计奔波之余，那个"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念头仍时常冒出来。1860年11月，宏闵终于得到一个契机可以前往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南京）。在天京城，他见到了干王洪仁牙，向他提出了七点改革建议，其中一项是为政府聘请有专业能力的顾问。但洪仁轩有职无权，天国的未来也不乐观。在天京停留了约一个月后，容闵拒绝了洪仁轩送来的“义爵”官印，悄然离开。

"义爵"是太平天国"王"以下的最高爵位，但据被俘的昭王黄文英供称，“天京事变”后的四五年间，洪秀全一共封了2700多个王\洪仁舟给容闵的“义爵”恐怕也没有多少含金量。

离开天京之后，容阂将目光转向太平军的大敌曾国藩。1861年，他一边做着为洋行奔走茶叶买卖的生计，一边通过友人左孟星给曾国藩的心腹幕僚赵烈文写了推荐信。次年五月，他来到安庆投石问路，首次拜访了曾国藩。m容阂后来回忆说，这第一次相见，曾国藩用一种特殊的气势弄得他心里发毛、坐立不安：“寒暄数语后，总督命予坐其前。含笑不语者约数分钟。予察其笑容，知其心甚忻慰。总督又以锐利之眼光，将予自顶及踵，仔细估量，似欲察予外貌有异常人否。最后乃双眸炯炯，直射予面，若特别注意于予之二目者。予自信此时虽不至忸怩，然亦颇觉坐立不安。” ” ..

容闵并不知道，这是曾国藩独特的相人之术。《清史稿》里说，曾国藩 “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悚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 I6—会客

时，曾国藩会一言不发地盯着别人看，直到将人看出紧张情绪。客人走后，曾会依据客人的反应，记下他的优缺点。

曾国藩对容阂的第一印象其实不错。他在给郭嵩煮的信中说，"其人（容阂）久处泰西，深得要领""。在另一封给桂超万的信函中，曾国藩还提到，此次会见后他赋予容渴一项任务：“顷有洋商容光照来皖，言及硼炮之利，亦令赴沪试办，渐次习其作法，或可有成。" I8两人在谈话中提到一种叫作“硼炮" 的武器，曾国藩希望容阂回上海后，可以把这种武器搞出来。但研制武器非容闵所长；曾国藩以"洋商"称呼容阂，也意味着他未被纳入曾的幕府。这大约是容阂1862年回到上海之后，仍继续在洋行从事茶叶生意的主要缘故。

转机出现在次年旧历五六月份的某日，容阂突然收到一位叫作张斯桂的友人自安庆寄来的信函。张在信中说，自己如今正为曾国藩做事，此信是奉了曾的指示邀请容阂前往安庆，曾国藩亟欲与他一见。

张斯桂是浙江宁波人，比容闵大了 11岁，五口通商之后即留心洋务，曾为丁魅良翻译的《万国公法》作序，后来曾任职清廷的驻日副使。但容阂与张斯桂交往不深，不敢太过信任他。鉴于自己拜访过天京，且常年在太平军控制区域内从事商业活动，之前去安庆投石问路又无结果，容阂一度担忧自己受怀疑被当成太平军的奸细，此信是想I匡骗自己投入罗网。故此，他在回信中说，非常感谢总督的邀请，但此刻正值新茶上市抽身不开，“他日总当晋谒” 2。。日后有机会定去拜见云云，其实是委婉拒绝。

两个月后，容阂收到张斯桂的第二封邀请信。信中还附有数学家李善兰的私函。李在信中说，曾国藩有意对容闵委以重任，劝他速速前往安庆，还举了华萌芳、徐寿两名学者已被曾国藩延揽的例子。至此，容闵方知邀请是真，并非陷阱，遂答复称"数月后准来安庆” 2;但曾国藩有些等不及了。他创办的安庆军械所已经试制出中国第一台蒸汽机（ 1862年底），也造出了中国第一条木壳小火轮"黄鹄号"（ 1863年1月底）。接下来要做的，是生产出更多的坚船利炮。而要达成这个目标，首要之务是寻到一个熟悉海外情形的人帮助他购入一批先进的机器。他迫切需要容阂来承担这个角色。所以，1863年7月，容闵又收到张斯桂的第三封邀请信和李善兰的第二封私函。两封信里明确说，曾国藩希望他放弃商业转入政界，在他的幕府里做事。容阂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回信说

最晚八月一定启程。

1863年9月，容阂抵达安庆，由此正式进入以曾国藩、李鸿章为核心的湘淮军关系网中。为了巩固在幕府里的地位，当曾国藩询问眼下的改革该从何处着手时，容阂没有提自己最熟悉也最想启动的留学教育，而是迎合曾国藩的想法，回答应优先设立机器厂，而且应该是那种可以造出更多种类机器的机器厂。于是，一个月后，容闵带着曾国藩和李鸿章筹集来的6.8万两白银返回美国。两年后，他给曾带回100余种近代机器设备。正是这些机器，奠定了江南制造局的雏形。

回国后，容阂得曾国藩支持，在江南制造局设立了一所兵工学校，聊充 "以教育使中国走向文明富强"这一梦想的安慰。1868年前后，容阂前往苏州拜访时任江苏巡抚的好友丁日昌，对他讲述了向欧美派遣留学生的想法。丁日昌对此很感兴趣，建议容阂写成文字，由他代递给总理衙门。丁日昌似乎寄望于总理衙门大臣文祥会同意这一建议。于是容闵写了一份包含四项内容的改革建议：一是组建一家纯由华人股份构成的轮船公司；二是选派出众的青年出洋留学，先选取12—14岁的幼童120人来做尝试，分作4批，每年派出30人，留学期限为15年；三是政府应兴办采矿业；四是禁止教会干涉词讼。容在自传里解释说，第一、三、四条其实都是“陪衬”，自己真正想要推动的是第二件事，但清朝官员处理文件喜欢搞中庸之道，有批准也有驳回，与其只写一件事不如多写两件做陪衬，既方便官员们有准有驳，也增加了留学计划通过的概率。遗憾的是，建议递上去之后很长时间没有得到回应。容阂只得频繁骚扰丁日昌，要他时常记得再向总理衙门和曾国藩推销自己的留学计划。22

时间来到1870年，天津教案爆发，清廷命曾国藩、丁日昌北上善后。丁以电报召来容阂，请他充当翻译参与其事。丁日昌趁机将容阂的"派遣幼童出国留学计划”向曾国藩提出，并建议由陈兰彬和容阂来主持此事。23曾国藩被天津教案弄得焦头烂额，既痛感左右人才匮乏，也深觉自己陷入“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困境，主因在于国力（尤其是武力）不强，遂答应与李鸿章联名上奏建议此事。兴奋的丁日昌在半夜将容阂从睡梦中叫醒，告诉他事将有成。容阂闻言，“乃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 ²⁴ o '

其实，曾国藩并不清楚容阂的梦想是什么。这位饱受理学浸淫的清帝国中

流砥柱最殷切的希望，是留学生们能够学到欧美国家第一手的强国技术，进而复兴儒家文明，让清帝国实现富强。但容闵要的不是什么儒家道统的复兴，而是"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将老朽的清帝国改造为一个"少年新中国”。清廷的有无与儒家文化的存废，从来不在他的考虑之内。当他在 1855年的那个夏天；亲眼见证儒学出身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如何疯狂屠杀广东民众，以致"刑场四围二千码以内，空气恶劣如毒雾"后，就已不再相信传统文化可以孕育出近代文明。

再后来，他访问了太年天国。虽然失望而归，但这些失望，并不足以让他像曾国藩那般，因为痛恨太平天国的“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就转身变成清廷的坚定支持者。容阂的理解是：之所以会有太平天国，“恶根实种于满洲政府之政治，最大之真因，为行政机关之腐败，政以贿成。上下官吏，即无人不中贿赂之毒……官吏既人人欲饱其贪囊，遂日以愚弄人民为能事。于是所谓政府者，乃完全成一极大之欺诈机关矣"。25

容阂毫无兴趣复兴清廷应个巨大的欺诈机关，他梦想着有那么一天：

中国教育普及，人人咸解公权、私权之意义，尔时无论何人，有敢侵害其权利者，必有胆力起而自卫矣！ 26

在1 872年幼童正式出国之前，容阂将这个梦想深埋在心底，不对任何人说。

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

其实，容阂并不是第一个向清廷提议外派留学生的人。

早在1863年，广东南海人桂文灿就向总理衙门递过条陈，说日本已派幼童前往欧洲学习制造船炮火药之法，以十年为期。清廷也有必要效仿。纵使不派人去到外国，"亦可在内地学习讲求”。恭亲王的答复是：日本对外派遣留学生的事，总理衙门早已知道，还了解到他们之前派了官员出去专门考察这个事。直接派人出去留学确实比购买外国船炮，再由外国派人来教要好，但“此

项人员，急切实难其选"，总理衙门目前找不到合适的人来做这件事。

奕诉的话不是托辞，他没必要对桂文灿这样一个小小“拣选知县”用这种心机。1863年的总理衙门确实找不到合适的可办留学事务的人才。还得再过三年，奕诉才能找着机会，趁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回英国结婚的便利，派出清廷的第一个海外考察团。而且，当时的舆论环境也不允许总理衙门对外派出留学生。1865年，奕祈就派八旗兵出洋学习机器制造技术一事与李鸿章密商，李回信说派人出洋留学是"将来必有之举"，同时又说“鸿章盖尝默存此见，未敢倡为是论"如。李鸿章选择将想法存在心中，不愿公开提出来，当然也是因为舆论环境太恶劣了。不要说留学,1867年奕诉仅在同文馆里奏请设置天文、算学二馆，仍遭到朝中政治官僚的集体抨击。此外还有一件难办的事情：外派留学生是外交事务，须与留学地所在国家订立相关条约，没有条约就办不了这件事。当时的总理衙门还只是迫于形势勉强接纳条约外交，对条约外交的实质和运作并不明白，所以也确实无力顾及留学事务。

容阂也不是第一个向曾国藩提议外派留学生的人。

早在1865年，薛福成就已劝说过曾国藩，请他效仿俄国招收一批聪明伶俐的学生，派往欧美各国“习其语言文字，考其学问机器"。29曾的反应是“阅毕，嘉赏无已” 3。，但激赏之后并没有进一步的举措。没有举措的原因，自然也是苦于没有人才——薛提建议的时间是闰五月，容阂要到这年十月份才能带着机器自美国返回。

此外，曾也同样担忧朝野舆论环境不会允许外派留学生。所以他在1870年 10月10日上奏时，将外派留学生的建议用心良苦地包裹在“奏请朝廷允许调陈兰彬随自己前往两江”这样一个诉求之中。曾先在奏折里大力褒奖陈兰彬如何“智深勇沉”，然后以丁日昌对自己提过派学生出国留学的主张，且力荐陈兰彬和容阂来主持为例，以“证明”陈兰彬确实是个人才。围绕这个例子，曾 “顺势"说了这样一番话：“外国技术之精”远远超出大清，外国学校开设的种种课程都与造船练兵有关，俄罗斯的巨炮大船之所以与英法各国一样厉害，是因为他们的"国主”和"世子"曾亲自前往西方留学。虽然说了这么一大通外派留学生的好处，可奏折的末尾，曾并不请求朝廷准许外派留学生，只请求，朝廷允许自己将陈兰彬（陈此时的官职是刑部主事）带往江南。可他同时又留

了个尾巴，说陈兰彬这个人"素有远志，每与议及此事（外派留学生），辄复雄心激发，乐与有成"，说陈兰彬是个很有志向之人，很乐意负责主持外派留学生一事。如果朝廷允许陈兰彬前往江南负责操练轮船接触洋务，“将来肄业西洋各事，必能实力讲求，悉心规画”，将来真要外派留学生时，陈兰彬一定有能力尽心尽力参与筹划。'

这道奏折百转千回、欲言又止，实是曾国藩对朝廷的一种试探。类似的试探，在1871年初还有过一次九当两次试探均未引发朝野的反对舆论后，曾国藩才与李鸿章联名，于1872年8月正式上奏建议朝廷外派留学生，并就具体如何操作、资金从何而来等给出了详细方案。

这期间还出现了一个重大利好消息，那就是中美之间于1868年7月签订了《蒲安臣条约》，其中第七条规定：中国人欲前往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可以享受最惠国待遇；美国人欲前往中国"大小官学”学习，也可以享受最惠国待遇。这意味着清廷向美国派遣留学生获得了外交许可和国际法依据。正是这个消息，直接促使容阂拟定了那份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改革建议，且鼓动好友丁日昌将之呈递给总理衙门O

只是事情不如容阂预想中顺利。总理衙门接到《蒲安臣条约》的文本后，虽然对内容没有异议，但决定延缓批准，理由是"蒲安臣初至美国，即与议约，将来至他国时，或不免再有此举" "，希望以此来约束蒲安臣，使其不至于代表清廷与其他欧美国家签订更多的条约。结果，《蒲安臣条约》一直拖到 1869年11月份才正式批准生效。在这段时间里，容阂提交的留学计划当然也不可能得到批准（不过也没有驳回）。容阂不了解这一背景，于是在自传里将计划受挫错误地归因为总理衙门大臣文祥恰好离职守丧。

曾国藩与李鸿章也注意到了《蒲安臣条约》里的留学条款。

李鸿章在奏折里说：1871年春，美国公使（可能是指镂斐迪）来天津时，自己曾与他面商是否可以按《蒲安臣条约》向美国派遣留学生。该公使回答说，只要收到朝廷递交的相关文件，“即转致本国，妥为照力、”。稍后，英国公使威妥玛也来到天津，询问我是否有计划向美国派遣留学生，•我实话相告后，威妥玛相当赞同，“亦谓先赴美国学习，英国大书院极多，将来亦可随便派往”，他还说英国的好学校很多，很欢迎中国也派学生去英国留学。紧接

着，李鸿章笔锋一转，将此事提升了一个高度：

此固外国人所深愿，似与和好大局有益无损。"

将外派留学生与"和好大局"挂钩，显示了这位年近五十的北洋大臣心思缜密，非常准确地把握住了清廷中枢欲竭力想要避免"庚申之变”重演的心态。此时，崇厚率领的赴法道歉使团正因种种刁难，尚未得到机会向法国政府正式呈递国书，"天津教案"引发的震荡还没有完全平息。

略言之，幼童留美计划能在1871年获得清廷的批准，是多重时代背景交织下的产物，绝非偶然。首先，天津教案带来了 “庚申之变”可能重演的巨大恐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政治目标，全盘压倒了朝中清流与政治官僚的反对之声。其次，《蒲安臣条约》生效，为清廷执行此事扫清了外交上的障碍。再次，容阂这几年的作为，尤其是耗时两年前往美国采办机器，让他得到曾国藩与李鸿章的信任，被视务落实此事的可靠人选。以容阂为副，来处理幼童在美国的具体事务；以陈兰彬（上海广方言馆总办）为正，负责管控幼童群体的中文学习，使其成长不逾越清廷的规矩，在曾国藩与李鸿章看来，是一种很好的搭配。方

总理衙门基本采纳了曾国藩与李鸿章设计的留学章程。如每年派出幼童30 名，4年共计派出120名；幼童到美国后进入军政、船政学校学习，留学时间十五年等。唯一遭到修改的地方是幼童来源。曾、李二人主张是派人去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挑选年龄在13岁至20岁内的聪慧幼童，标准是 “曾经读中国书数年，其亲属情愿送往西国肄业” ％。总理衙门不同意这种办法，将之改为自各处同文馆里挑选，学生们只要愿意去，"不分满汉弟子，择其质地端谨、文理优长者一律送往"。"奕圻如此修改的用心，仍是希望优先扶植满人子弟成才，以巩固爱新觉罗氏的江山。因为当时的京师同文馆、广州同文馆等处，均是典型的旗人学堂，优先招收旗人，馆内学生以八旗子弟为绝大多数；只有上海广方言馆在招生时不分满汉。会只从同文馆，里挑学生出国留学，“不分满汉弟子"的口号喊得再响亮，挑人的结果也只会是满人子弟占大多数。

然而，奕诉的这番隐秘用意很快就落空了。1871年的中国仍是一个以读 “夷书"为耻辱的时代。所以，即便全部出洋费用由朝廷包办，同文馆内也几乎无人愿意报名前往大洋彼岸留学。无奈之下，招生范围只得扩展到曾、李最初拟定的东南沿海。而且即便如此，招生工作也不太顺利。一位幼童后来回忆说：

当我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有一天，一位官员来到村里，拜访各住户，看哪一家父母愿意把他们的儿子送到国外接受西方教育，由政府负责一切费用。有的人申请了，可是后来当地人散布流言，说西方野蛮人会把他们的儿子活活地剥皮，再把狗皮接种到他们身上，当怪物展览赚钱，因此报名的人又撤销。³⁹

无奈之下，容闵只得前往家乡南屏村，以自身经历现身说法；又去香港的英国学校招揽。经多方努力之后，终于凑足了第一批30名幼童。这批孩子里没有八旗子弟，没有高官后代。按计划，他们此去将在美国待足长达15年的漫长时光，近乎生死莫测。故清廷与幼童家庭一律签署了 "生死合同” o幼童詹天佑的父亲詹兴洪所签合同内容如下4。 :

具结人詹兴洪今愿具甘结事

兹有子天佑情愿送赴宪局带往花旗国肄业，学习技艺，回国之日，听从中国差遣，不得在外国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此结是实。

童男詹天佑，年十二岁，身中面圆白，徽州府婺源县人氏。

曾祖文贤，祖世鸾，父兴洪。

同治十一年三月十五日

詹兴洪笔（押）

在这张合同里，只有幼童对朝廷的责任，"学习技艺，回国之日，听从中国差遣，不得在外国逗留生理”，无一字言及朝廷对幼童的义务。• “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 一句，更是将清廷应尽的保育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

从清廷的角度，让幼童家庭签署这样一份生死合同，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

情。毕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幼童首先是朝廷的幼童，然后才是他们父母的幼童，最后才属于幼童自己。这是清帝国常年灌输给读书人的价值观，是"大清自有体制"的一部分，没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对，没人觉得清廷应该在合同里写明对幼童应负的责任和义务。

推动幼童出国留学的曾国藩与李鸿章，大概也是这样认为的。曾国藩在奏折里说，自己的精力日衰，身体越来越糟糕，以后恐怕很难再对朝廷有什么贡献。唯一的期望就是用余生在"海防制器"这类事情上，为朝廷打下一点基础，不如派遣幼童出去留学，将这些基础留给未来的将帅之才，让他们有所凭借去与洋人一争雌雄。4］李鸿章则说，等这些留学生十五年之后回国，"不过三十岁上下，年力方强，正可及时报效”媪，恰可用自己最好的青春年华来为朝廷做贡献。总理衙门也说，幼童们此行的任务是“取彼之所长，以补我之所短，，心，这些十来岁的孩子身上寄托着清帝国的光明未来，他们首先得是朝廷的强国工具，然后才能属于他们自己。

但容闵不这样认为「他有一个隐秘的愿望，希望将这些幼童培养成近代中国的第一批自由人，不止人身自由，还有精神自由。

是体制有病，非人品问题

1872年8月11日，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自上海出发，正式前往美国。此后又连续派出3年，共计有留美幼童120名。年龄最小的10岁，最大的16岁，平均年龄12岁。广东84人，江苏20人，浙江9人，福建4人，安徽2人，山东1人。打

容阂非常积极地安排一切。早在幼童出发的半年前，他就已开始筹划安排幼童在美国的衣食住行。他还写信给时任耶鲁大学校长诺亚•波特(Noah Ports ) , 向他报告幼童留美计划已正式实施，请求诺亚-波特将该计划转告耶鲁大学的前校长西奥多。吴尔玺(Theodore Dwight Woolsey )、詹姆斯。哈德利教授(James Hadley )和托马斯•塔彻教授(Thomas Anthony Thacher )等人，向他们咨询何种教育方法最适合幼童。诺亚•波特接到来信后，与康涅狄格州的教育委员长诺斯罗普(B.G.Northrop)取得了联系，寻求后者的帮助。

稍后，容阂又先于幼童一个月出发，以便从容安排各项事务。他抵达美国

后，先去耶鲁大学拜访詹姆斯-哈德利教授，因为他是一位语言学者，容闵想听取他对幼童英语学习方面的意见。哈德利教授将康州教育委员长诺斯罗普介绍给了容阂。诺斯罗普提议将第一批30名幼童，每两三人为一组寄居在美国家庭中，以便迅速学好英文，熟悉美国的风土人情，同时也能获得家庭关怀，不至于产生心理上的不适。耶鲁大学校长诺亚•波特也持相似的看法。

容阂接受了这项极为关键的建议。诺斯罗普随即着手招募愿意接待幼童的家庭。康州河谷两岸的医生、教师与牧师家庭给出了热烈的回应。在同年10月1 日出具的报告书中，诺斯罗普说他已接到了 122个家庭的主动报名，可以立即接纳244名中国留学生。第一批幼童只有30人，这踊跃的热情给了容阂很大的选择空间。诺斯罗普又给幼童寄居的家庭与家庭办的私人学校写了一封信，指示他们必须先教导幼童流利地使用英文，再教他们地理与算术的基本知识，同时也要让幼童继续学习中文，注意培养他们坚忍、节俭、忠孝的中国美德，还要引导幼童养成经常洗澡的个人卫生习惯。诺斯罗普希望幼童所在的美国寄宿家庭是严格而温暖的。"

在寄宿家庭居住半年之后，英语听、读、写合格的幼童会被送至正规中学继续接受教育（不合格者会送返寄宿家庭），然后再升至大学。至1880年，已有50多名幼童进入美国的大学学习。其中22名入读容阂的母校耶鲁大学。幼童温秉忠后来回忆说：

中国幼童们与食宿一同的美国家庭及中学、大学同学们建立深厚之友谊。……最重要的是，美国老师及监护人，那种“家长式的爱护” （Parental Treatment）,使幼童们久久铭感不忘。‘6

这种“家长式的爱护”，与清廷出洋肄业局（专为留学生设的机构）对幼童们实施的"地狱式管理”，形成一种非常鲜明的对比。容阂后来回忆说，出洋肄业局正监督陈兰彬经常在一些小问题小细节上与留学生们过不去。学生在学期中间与假期里有费用方面的需求，陈兰彬要干涉阻挠；学生析随寄宿家庭去参加教堂的礼拜，陈兰彬要干涉阻挠；学生们玩美式游戏，参加美式运动，改穿西装，陈兰彬都要干涉阻挠。副监督容阂夹在中间做调停，帮学生辩护两

句，就会被陈兰彬疑忌为偏袒学生。47

陈兰彬与容阂之间的冲突早已注定，无法避免。

曾国藩与李鸿章之所以看中陈兰彬，要用他做正监督，只让实际负责办事的容阂做副监督，是因为陈兰彬既随曾国藩办过洋务，又是翰林出身。曾、李二人希望他的洋务经历有助于幼童在美国学到真技术，更希望他的翰林身份可以为幼童留美抵挡一些舆论阻力。参与推动幼童留美的江苏巡抚丁日昌，曾特意向容阂解释过这一点:

君所主张，与中国旧.学说显然反对。时政府又甚守旧，以个人身当其冲，恐不足以抵抗反动力，或竟事败而垂成。故欲利用陈兰彬之翰林资格，得旧学派人共事，可以稍杀阻力也。邹

陈兰彬当然也清楚这一点。但他不甘心自己的翰林身份只是摆设，更不愿意拿翰林身份去做抵挡舆论压力的牺牲品。所以，他在美国以自己的学识为幼童们设计了一套中文课程。除白天在美国学校上课外，幼童们剩下的时间，自下午五点至晚上九点，包括周末在内，都得拿来学这套由经史、会典与律例组成的中文课程。曾国藩知晓后很不满意，于1871年4月20日写信给陈兰彬，希望他取消中文课程，好让幼童们能专心于西学：

第以西法精奥，必须专心致志，始克有成。汉文之通否，重在挑选之际先行面试一二，以决去留，此后只宜专学洋学。耳不两听而聪，目不两视而明，未可因兼课汉文而转荒洋业也。49

接到曾国藩的来信，陈兰彬想必很不开心。他很清楚清帝国内部此时的舆论氛围。比如，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就很担忧幼童们的价值观会被洋人带坏，曾劝说父亲不要派幼童去美国留学："美国君臣上下不分等差。幼童未读中国圣贤书，遽令远赴异域，专事西学，上之不过为美邦增添士民：下之为各埠洋行增添通事、买办之属耳，于国家无大益也。" 5。

再比如，陈兰彬的好友薛福成也很担忧幼童们会被洋人污染。他告诫过陈

兰彬：“童子志识未定，去中国礼仪之乡，远适海外饕利朋淫腥膻之地，岁月渐渍，将与俱化。归而挟其所有，以夸耀中国，则弊博而用鲜。” 5］大意是，幼童们还没有固定的价值观，到了美国那种追名逐利的腥膻之地，恐怕很容易被洋人同化；他们被同化后再学成归来，对国家的危害要大于帮助。

曾纪泽与薛福成都是洋务派官员，薛福成还比容闵更早向曾国藩提议派遣学生出国留学。他们这样的人，尚且对留美幼童如此忧心忡忡，其余清流人士和政治官僚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陈兰彬既被曾国藩指定为留美幼童的正监督，又很在意自己翰林的高贵身份，自然是绝不希望幼童"荒废中学"被洋人同化，绝不希望自己卷进舆论旋涡，落一个被朝野士大夫集体唾骂的结局。所以他才要给幼童们拟定一套以经史为主要内容的中文课程，强迫他们花大量时间去学习。所以他才会干涉学生做礼拜，干涉学生踢足球，干涉学生穿西服。

曾国藩当然知道陈兰彬所面临的舆论环境，之所以立场鲜明地否定陈兰彬的做法，是因为他要"两害相权取其轻"，较之幼童们的"中学"修养出现缺失，清帝国在近代技术（元其是近代军事技术）上的全面落后，才是更要命、更亟须解决的问题。这位理学名臣当然不会反对自己所服膺的经史子集，只是他远比陈兰彬更了解现实，更有忧患意识。他要陈兰彬放弃中文课程，好让幼童们"专学洋学"，其实是希望陈兰彬更有担当一点Q

如此，便相当于给陈兰彬出了一道难题。为了仕途，他不愿得罪曾国藩与李鸿章，不能推掉留美幼童正监督的差事；同样为了仕途，他也不愿因幼童 “荒废中学"而成为朝野舆论集中批判的对象。可是曾国藩又不希望他开设 "中学课程"占掉幼童学习西学的时间。无可奈何之下，他只能一面出台严苛的《留学局谕告》，试图通过定期将学生召来出洋肄业局、带领他们诵读《圣谕广训》、举行远程跪拜大清皇帝的仪式，简单粗暴地灌输忠君爱国思想；另一面则竭力干涉学生去教堂参加礼拜，干涉学生改穿西装，不许他们剪掉辫子……这类事情频繁发生，以致幼童们给出洋肄业局起了个绰号，叫作“地狱之屋"。

容阂后来在自传里责备陈兰彬，说他"生平胆小如鼠，既极细微之事，亦不敢担任何责任” ⁵²,又说他“平素对于留学事务，感情极恶。既彼身所曾任之监督职务，亦久存厌恶之心” 53,都是非常耐人寻味的细节观察。陈兰彬见识过

朝野舆论积毁销骨的威力，连奕诉、曾国藩这样的人物都抵挡不住。他不想在幼童留美这件事情中栽大跟头，他要的是全身而退，自然不会有什么担当。幼童留学正监督这个职务，对他来说已成为烫手山芋，当然会被他厌恶。陈兰彬后来终于得到机会推掉出洋肄业局的职务，成为清廷驻美国的外交官员，便几乎不再过问留美幼童的事务。容渴还说，陈兰彬虽然厌恶自己,但"未至形诸词色” 5: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李鸿章说得明白，陈兰彬带幼童去美国，若没有容阂的帮助，“必致迷于所往，寸步难行”"。现实需要陈兰彬压抑住对容阂的不满。

容阂在美国长大，对清廷朝野的舆论生态缺乏了解，也很少能站在清廷官场游戏的角度思考问题。所以，他观察到了陈兰彬那些意味深长的行为举措，却不能准确理解它们背后的利害关系，只好在自传里单纯责备陈兰彬的个人品行。殊不知，问题不在陈兰彬的品行有问题，而是清廷的体制有毛病—出洋肄业局前后四任正监督，陈兰彬、区停良、容增祥与吴嘉善，都与容阂发生过矛盾，都曾指责容阂一味偏重西学，指责他袒护幼童将他们引上了所谓圣贤之道的对立面。此外，容阂在幼童事务上也有许多隐忍。比如多名幼童因偏离所谓的圣贤之道被出洋肄业局终止学业遣返，容阂反对无效后选择了接受；比如容渴的侄子因信仰了耶稣教而被剥夺留学资格，容阂也选择自己出钱助其留在美国完成学业。以上种种，既不是容阂与幼童们的运气差到了极点，所以遇到的每一任正监督人品都不好；也不是容阂的隐忍还不够，所以每一任正监督都受不了他。而是有病的体制，驱使着这些正监督们必须如此这般去责备容阂。

举目四顾，这些正监督为了应对积毁销骨的舆论压力，除了通过责备无权无势的容阂来卸责，以此证明自己仍与主流舆论站在一起，他们还能责备谁？

恭亲王不再支持汉人留学

1880年底，有御史上奏弹劾出洋肄业局。朝廷接到弹劾后下达上谕，表达了对留美幼童与监管官员的极大不满：：

有人奏……出洋学生近来多入耶稣教，帮办翻译黄姓暗诱学生进教，总办

区姓十数日不到局，学生等毫无管束，抛荒本业等语。朝廷不惜重帑，设立船政局，并派员管带幼童出洋，原期制造轮船精坚合式，成就人材，以裨实用。若如所奏种种弊端，尚复成何事体！ 56

慈禧下令调查这些事情的真伪。如果对官员的指控属实，那就将官员撤职；如果确有学生入了耶稣教，就将其遣返回国。

1881年初，已是清廷驻美国兼西班牙、秘鲁公使的陈兰彬回奏说，姓区的总办经常十多天不来出洋肄业局办公这种事，或许是有的，因为他带了两名侍妾住在别处。姓黄的帮办洋.人习气太重，早已被调离出洋肄业局。末了，陈兰彬援引了一段现任出洋肄业局总办吴嘉善的意见，称吴早在去年底就已向自己提出“亟应将局裁撤"，主张中止幼童们的学业，将他们全部撤回国内。理由是幼童们"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儒书读得太少，太容易被洋人同化，太容易染上他们的恶习，无论怎么纠正防范都没有用。不过，吴嘉善也担忧有人不愿回国，可能会中途逃脱，另生枝节。

陈兰彬还说，吴嘉善主持出洋肄业局的日常工作，他既然有这样的建议，可见将来多半是“利少弊多”。若依照吴嘉善的建议，将学生全部撤回国内，一个个严加甄别挑选，其中略好一点的可以分派到各衙门充当翻译，差一些的可以派往天津、上海的机器局、水雷局学门技艺，也算多少还有些用处。毕竟这些学生的洋文不错，对制造之事也有一些了解。末了，陈兰彬又说：出洋肄业局一直是向南、北洋大臣汇报。此次究竟要不要撤回全部学生，按规矩也应由出洋肄业局写文件给南、北洋大臣请求定夺。我只是把留美学生的状况如实汇报，“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幻

此时的北洋大臣是李鸿章。当年力主促成幼童赴美留学的主要人物里，曾国藩已于首批幼童出国的那年去世，丁日昌已回籍养病，只有李鸿章仍在官场。慈禧将陈兰彬的奏折交给总理衙门讨论，总理衙门转而又去征求李鸿章的意见。 ‘

陈兰彬成功地将李鸿章架到了火炉上炙烤。自升任为清廷驻美国兼西班牙、秘鲁公使后，他早已不愿继续维系留美幼童这项事业。1879年夏，李鸿章

致电陈兰彬，希望他协调好人事关系，务必让幼童留美一事善始善终时陈兰彬便无动于衷。后来，第四任正监督吴嘉善与容阂关系破裂，与幼童们水火难容。为报复也为脱身，吴嘉善正式向李鸿章提议撤回留美幼童。李鸿章又两次致电陈兰彬，要他与吴嘉善妥善处理。结果陈兰彬却与吴嘉善互相推诿，大搞内江。吴嘉善说自己主张裁掉出洋肄业局，留美幼童可以直接由清廷驻美公使馆管理；陈兰彬则对总理衙门说自己决不答应这样办，驻美公使馆绝不接留美幼童这个烫手山芋。59这一次，陈兰彬更是抓住机会，向慈禧提出了将幼童全部撤回国内的建议—慈禧原本没有这种想法，她只是下令遣返那些入了教的学生。

事情捅到慈禧与同治皇帝面前，也就脱出了李鸿章的控制。为不致前功尽弃，李鸿章回复总理衙门，建议采取"半撤半留"的办法来善后。即裁撤出洋肄业局，撤回学生；已进入大学和毕业在即的学生，可由驻美使馆暂时代为管理，等毕业后再令回国。为说服朝廷同意"半留"，李在回复里搬出了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和几位美国大学校长，说他们"皆谓（留美）学生颇有长进，半途中辍殊属可惜，且于美国颜面有损” 6。。挟洋自重提醒朝廷注意外交影响。

李鸿章的回复无法扭转局面。总理衙门听取了四位出洋肄业局正监督的意见。陈兰彬、区谓良、容增祥与吴嘉善一致声称幼童荒废了 “中学"。于是乎，曾被视为强国工具的留美幼童在总理衙门眼里成了 "外洋长技尚未周知，彼族之浇风早经习染”的无用之物。此时正闹得沸沸扬扬的美国排华运动，也让李鸿章挟洋自重的策略失去了效果。最后由恭亲王奕诉拍板，做出了撤回所有留美幼童的决策。他上奏朝廷说：

臣等以为，与其逐渐撤还，莫若概行停止，较为直截。'

恭亲王如此决断，与留美幼童皆是汉人有很直接的关系。自1861年启动改革以来，他一直怀着浓厚的满人本位意识，觉得八旗子弟才是最可信赖的统治基础。所以，他不愿意让汉人进入同文馆学外语，也不愿意选派绿营将士去欧洲学习军事技术，还一度希望留美幼童全部自满人占绝对多数的同文馆里选拔。他担忧汉人学好了外语，学得了军事技术与制造技术之后，便会与洋人联

手，反过来挑战满人的统治秩序。可想而知，当恭亲王得知留美幼童“荒废中学”，穿西装、进教会的消息后，会是怎样的感受。

长期以来，一直是李鸿章孤军奋战支持幼童留美这项事业。1870年，曾国藩将留美幼童计划包裹在其他事务中向朝廷提及后，是李鸿章再次致信曾国藩，敦促他须为此事专门上奏，“断不可事由中废”。1874年，派出第三批留美幼童时，朝堂上充斥着开销过大的质疑，许多人主张不再派遣，也是李鸿章顶住了压力。1877年，美国物价大涨，留美幼童请求添拨经费，也是李鸿章上奏坚定表态："此举为造就人才，渐图自强至计，关系甚大……断无惜费中止之理。” 62如今，他的孤军奋战失败了。

1881年6月28日，总理衙门下令全体留美幼童及相关官员尽速回国。随后，幼童分三批启程，被集体遣返。

去国十载，归来已是"叛徒"

留美幼童的成长会突破清廷的预计，是必然之事。

因为在清廷的设计里，他们只是强国的工具；但在现实中，他们却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为了让这些强国工具服帖，清廷派去监督他们的官员陈兰彬与吴嘉善等，一再对幼童强调朝廷派他们出洋的本意"是令尔等学外国功夫，不是令尔等忘本国规矩" 63 一 "外国功夫"是工具，是学怎么造船造枪造炮； "本国规矩”是价值观，是四书五经、《国朝律例》和《圣谕广训|》，是在指定时间遥向大清皇帝磕头。然而，幼童们进入的是美国的新式学校，不是中国的传统私塾，他们"终日饱吸自由空气……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侔" ', 他们打棒球、踢足球，穿西装、剪发辫，入社团、进教堂，在在皆是自由的空气，皆与《圣谕广训》之类的东西背道而驰。

这自由的空气，对陈兰彬与吴嘉善等人来说，却犹如梦魇。

1879年，吴嘉善将幼童们招到清廷驻华盛顿的公使馆接受训话。学生们谒见吴时不行拜跪之礼。吴的僚属金某大怒，斥责“各生适异忘本；目无师长，固无论其学难期成材，即成亦不能为中国用" 65 （如此这般忘本，学成了也不可

能为我大清所用）。随后，吴嘉善向李鸿章打小报告，指责幼童背叛了中国传

统文化。吴还说，这些幼童即便成材，对国家也毫无益处，他们不可能承担起朝廷寄托的“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礼之道” 66的重任。

终止学业半途回国的幼童们深感痛苦。离国十年，很多人已从儿童长成了青年，但在祖国等待他们的不是荣耀，而是羞辱和排斥。幼童黄开甲说，他希望自己学成归来时有热烈的人群和温暖的双臂，"当我们溯江而上遥望上海时，曾幻想着热烈的欢迎在等着我们，那熟悉的人潮，和祖国伸出温暖的手臂拥抱我们……想象中的欢迎，使我们越发激动"。但现实无比凄凉：

船头划开扬子江平静而黄色的水波，当靠码头时，那船舷碰岸的巨响，才惊醒我们"乌托邦式"的幻梦。人潮围绕，但不见一个亲友，没有微笑来迎接我们这失望的一群……为防我们脱逃，一队中国水兵，押送我们去上海道台衙门后面的"求知书院"。求知书院已关闭十年了，迷信的人们相信此处常有幽魂出现，惊恐的中国同胞言之凿凿，大门十年未开启，墙壁剥落，地板肮脏，石阶满布青苔，门窗均已潮湿腐烂。当你跨进门槛，立刻霉气熏鼻，这些阴暗似乎象征我们的命运。入夜，我们可以清楚看见那潮气由地上砖缝中冉冉升起，使我们衣衫尽湿，一种昏沉袭罩着我们，这种侮辱刺痛着每个人的心。而令人最可怖的是那些在留学监督头脑中荒诞不经的思想，使我们学未成而强迫返华。如同狗之吠月，我们无能为力。望着布满蛛网的墙壁，使人昏昏欲睡。而手臂接触到的潮湿，正是我们的被褥。我们的床就是两条板凳上摆一块木板，这种简陋的安排，美其名曰是对我们的招待。67

重新踏上祖国土地的那一刻，幼童们就背负起了 “叛徒"的罪名。他们背叛了清帝国的传统文化，背叛了清帝国的意识形态，他们是“思想犯"，是 "假洋鬼子"，是有害于社会的人，是无益于国家的人6J他们是危险的种子，必须受苦，必须接受监管，必须接受再教育，必须"改邪归正”。

朝廷在经济上歧视他们。大多数回国幼童月薪只有四两银子。当时一位上海道台的年薪可达一万至一万五千两银子。黄开甲说：“这种待遇使我们仅免于冻饿。我们的饥寒与否，政府是漠不关心的，至少我们感到如此。对于我们家人是否冻饿，政府更不予理会了。”砂朝廷也在政治上歧视他们。幼童们毫

无政治地位可言，出洋前承诺的官职自然无望，还须接受严厉的监管。曾有两名幼童苦于薪资不足以糊口，自天津逃至上海谋生，甫脱离朝廷监管即遭到通缉，刚在上海下船就被抓了起来。当年的《申报》详细报道了此事，然后感慨道：

观此二生（之遭遇），而凡学生之月领三金以候缺者，皆惴惴为不敢逃亡矣噫。昔以远大期之，而今以卑贱处之。其给俸也不如西商之侍者，其监管也宛如歼狸之羁囚。如此用人，安得有良材大器出而为国家办洋务哉！"

容阂的恩师鲍留云之子罗伯特当时身在上海，也留下了一段对幼童境况的观察，与《申报》的描述一般无二：

第二批返华幼童刚刚到上海，立刻被送往城内，并且与外界严密隔绝，使我无法与他们联络。我曾在大街上匆匆见到（黄）开甲一面，因为他负有公差，才特准外出也。不知何故，他们被中国官方视同罪犯（criminals）,对这种侮辱，使他们全体愤慨不已。在留美期间，他们对"文明社会"已深切体会。也许，中国政府召他们返国正拟将开明的种苗拔除，则此实为自取败亡之举。"

除了官府的重重管控，还有社会的处处歧视。有人写文章骂归国幼童“言笑动作皆与外国人无异”，“直为外国增丁口之数” J也有人骂他们全是“贫贱小户子弟……鄙薄中国较洋人为尤甚”，留学归来后比洋人还瞧不起大清，派他们出洋纯粹是“徒糜国帑，未得人才”刀。幼童们唯有哀叹：“我们是易于摧毁的，我们没有忍耐的天赋，我们似新生的树苗，由肥沃的土壤、温和的气候移植到无知迷信的荒漠，我们不会成长，只会渐渐枯萎。""

试图通过引入近代教育来造一个"少年新中国"，进而使得“人人咸解公权、私权之意义"的容阂，也因毕生志愿横遭摧毁而"顿觉心灰，无复生趣” A他后来在天津见到李鸿章，严厉指责这位洋务老臣没能尽力保全这项事业。其实，李鸿章内心的痛苦丝毫不亚于容阂。这位资深"裱糊匠"原本期望造就一批懂近代技术的青年“裱糊匠"。但幼童们接受的新式教育是一个有机

整体，注定无法与旧体制接棒。越来越多的信息传回国内，那些被当作"强国工具”送出去的幼童，已成了清流士大夫们眼中不可饶恕的"叛徒”。事情已经失控，连恭亲王奕诉都不再支持此事，老裱糊匠实已无能为力。

但容闵还是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幼童被迫回国那年，他预言道："学生既被召回国，以中国官场之待遇，代在美时学校生活，脑中骤感变迁，不堪回首可知。以故人人心中咸谓东西文化，判若天渊；而于中国根本上之改革，认为不能稍缓之事。此种观念，深入脑筋，无论身经若何变迁，皆不能或忘也。” %容阂的乐观是对的，种子只要播下去，迟早会有发芽的机会。1911年，便有一颗他播下的种子发了芽—留美幼童出身的唐绍仪，在该年被任命为清廷袁世凯内阁的全权代表，赴上海与南方民军总代表伍廷芳谈判议和。唐在谈判中极言：

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应当推动。⁷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