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章1903年：《苏报》案痛击清廷

清廷在1903年制造了 “晚清最后一桩文字狱”，即著名的苏报案。身处上 海租界的《苏报》，在该年因种种"过激言论"惹怒清廷。清廷本拟严惩报馆 诸人，却被租界当局所阻，无奈屈尊以原告身份在租界打了一场官司。苏报案 与同年发生的沈蒸案।均演变成了严重的舆论事件，不但让清廷大失体面，也让 慈禧努力想要构筑的开明形象破了产。

这个结果让慈禧与清廷中枢切实感受到"时代已经不同了” —庚子年 后，商人、民间士绅与革命党人纷纷创办报纸刊物，至1903年已颇具规模。这 些媒体让清帝国的舆论乐态发生了巨大变化。

“清国报纸不讲真话"的真意

晚清的新闻媒体最早皆“出自外人之手” 2。较著名的中文报纸有上海的 《申报》《沪报》《新闻报》等。大体而言，"甲午以前，报纸罕言政事，对 于官场中人尤不敢妄加只字……迨戊戌政变，沪报始对旧派有微词” \这种 “微词”让慈禧太后极为不满，遂下旨查禁各报馆并逮捕其主笔。谕旨中说：

莠言乱政，最为生民之害。前经降旨，将官报局、《时务报》一律停止。 近闻天津、上海、汉口各处，仍复报馆林立，肆口逞说，妄造谣言，惑世诬 民，罔知顾忌，亟应设法禁止。着各该督抚饬属认真查禁。其中主笔之人， 率皆斯文败类，不顾廉耻。即饬地方官严行访拿，从重惩治，以息邪说而靖 人心。4 *

需要注意的是，戊戌年之前对报纸报馆不满者，远不止清廷中枢，李鸿

章、左宗棠这些地方督抚均对报纸报馆存有强烈敌意。

关于李鸿章对报纸的认知，中文知识界长期流传一则典故。其大致内容 是：1896年八九月间，李鸿章访问美国，其间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引 起不小的关注。采访中，记者曾问李鸿章：“阁下，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 报纸介绍到贵国吗？"李鸿章则回答：“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 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中国的编 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的报纸也没有 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J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 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 5

这段对话确实存在，也确实刊登于当日的《纽约时报》。遗憾的是，百余 年后的中文知识界，普遍错解了李鸿章的这段话，误以为李是在批评清廷的新 闻政策。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南辕北辙的误解，首先是因为很多人忽略了一件事情： 《纽约时报》刊登的“英文文字表述”，并不必然等同于李鸿章的"中文语言 回答”。当日的记者会上，李鸿章有两名翻译。“前半部分由总督私人医生 马克先生做翻译，随着问题越来越深入、详细，马克先生抵挡不住，只好由罗 丰禄来应付了。"李的中文回答，由罗丰禄等人转译成英文，留存于《纽约时 报》，今人再从《纽约时报》将之译回中文，至少在遣词造句上，会与李鸿章 的原始表达存在很大区别。

比如，李鸿章不可能用中文说出"政治经济学家们”这类字眼，《纽约时 报》英文报道里的"political economists",究竟对应是哪个词，很费今人思 量。再如，同期访问英国时，李鸿章曾于白金汉宫之签名簿上留诗一首："飘 然海外一浮鸥，南北东西遍地球。万绿丛中两条路，飙轮电掣不稍留。"（该 诗系李鸿章在伦敦坐火车后所写）这首诗由罗丰禄转译成英文进呈女王，伦敦 的媒体曾有报道。蔡尔康、林乐知编写《李鸿章历聘欧美记》一书时，又从英 文报纸回译，结果就变成了 "远行之客，如海上之鸥，浮过大洋，足迹遍于东 西南北。但见终岁长青之松柏中，有路两条，车轮瞬息飞去。"核心主旨没有 偏差，但遣词造句已完全是另一番模样。⁶

具体到李鸿章对"中国报纸"的评价，也是同样的情形。即便核心主旨没

有偏差，遣词造句也早已远离了李鸿章的原话。李绝对不可能说出"新闻本身 的高贵价值”这类话，因李对新闻的独立监督权在现代政治中的重要性尚无认 知。比如在给莲池书院山长吴汝纶的书信中，李就将西方媒体对自己的高度关 注归结于“西人好名"，而非民众的"新闻知情权"。7

而且，那种将李鸿章批评“清国报纸不讲真话”解读为“批评清廷不让清 国报纸讲真话"的意见，至少还忽略了两个非常关键的事实：一、李鸿章的言 辞无一字涉及政府，指责对象始终局限于"中国的编辑们"。二、1896年，李 鸿章出访时，清廷尚无正规的媒体管制政策，媒体与体制之间的冲突不多，矛 盾多产生于报纸和具体官员之间。1898年慈禧发布上谕令各地督抚严查“捏造 谣言"的报馆及主笔，是清廷第一次公开压制报刊舆论。

第一个事实有《纽约时报》的英文报道在，无须赘言。第二个事实很有必 要细说。

中国近代报刊多由外人创办于通商口岸，早期内容多是商业信息。其开始 报道清廷的时事消息，G论清廷的政治问题，大约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上海 《申报》（ 1872年）和香港《循环日报》（ 1873年）。8最先与报纸发生冲突 的，不是清廷中枢，而是地方官员。

以《申报》为例，自1872年起，其报道一再引发地方官员的不满。如报道 "徐壬癸案"，描述上海县令如何对犯人施以酷刑（先杖二三百，又敲胫骨 一百），引起西人舆论大哗，报纸遂与上海县令交恶；报道“杨月楼案"，遂 与上海地方官员交恶；报道“杨乃武案"，遂与浙省大小官员交恶；报道“海 防与塞防之争"，又与左宗棠交恶。

地方官员无法忍受，更无法适应自己的施政被报纸置于"公议”之下。 《申报》的错报、误报（受信源采集能力的时代局限，这类有问题的报道并不 鲜见，如报道吴中"张抚君”官轿中被人放了炸药包，结果被证明是假新闻； 报道嘉善县百姓强拥县令出城，令其目睹田间旱荒，结果也被证明与事实存在 出入），遂成为地方官员屡次提请查禁《申报》的重要理由。。

左宗棠19世纪70年代对江浙报人的诸多评价，大致可以视为当日官场对新 闻报纸的一般性看法。左说，江浙报人都是些“无赖士人” "无赖之徒"，专‘ 在颠倒是非：

近时传播新闻纸本英人设局，倩江浙无赖之徒，所为侈谈海务，旁及时 政，公造谣言，以惑视听，人所共知。

吴越人善著述，其无赖者，受英人数百元，即编辑新闻纸，报之海上奇 谈，间及时政。近称洞悉洋务者，大率取材于此，不觉其诈耳！

江浙无赖士人，优为之处士横议，托于海上奇谈，都中人士遂视为枕中秘 矣。所系在颠倒是非，辩言乱政，不仅江浙一时之害。

《申报》本江浙无赖士人所编。岛人资之以绐中国，其中亦间有一二事迹 堪以复按者，然干涉时政，拉杂亵语，附录邸报，无纸不然。¹⁰

前文所言的"甲午以前，报纸罕言政事，对于官场中人尤不敢妄加只 字”，便是因为地方官员对报纸这一监督施政的新事物，抱有强烈的抵触和 反感。李鸿章虽是晚清改革的旗手，同样也不例外。至晚在1862年，李鸿章 便开始留意从外国人所办英文报纸中搜集资讯，他曾命“会防局”搜集、翻 译此类报纸，除自留一份外，还分送给总理衙门和曾国藩，每旬一送。至于 中文报纸，则不在李鸿章的视野之中—曾国藩曾直言“上海所刻新闻纸谣言 太多”，致信李鸿章，请他设法"禁阻一二”，可见二人对中文报纸的大体 看法。¹¹

李鸿章是报纸关注的焦点，对报纸的不满自然会比其他官员更深一些。比 如，1875年，左宗棠西征，《申报》颇多新闻信息得自道听途说，并不准确， 以致左宗棠在给友人吴桐云的私函中愤然写道："时论……道听途说，惟怪 欲闻……《申报》乃称回部归土耳其，土耳其已与俄、英通款贸易，中国不宜 复问！合肥据以人告，并谓得之亦不能守，此何说也！"所谓"合肥据以入 告”，乃是指李鸿章拿《申报》上的报道为依据，向朝廷上奏，来质疑左宗棠 的西征。当报道被证实存在偏差时，李鸿章便难免会迁怒《申报》。¹²

再如，1869年，李鸿章奉命处理酉阳教案，总理衙门抄录的中文报道里， 有一些与事实也存在偏差，如声称"烧毙三十九命" "致毙四五十名”，数据 便不准确。这类报道引起法方注意，也被李鸿章认为给自己的交涉带来了不必 要的麻烦。"

再如，中法战争期间(1883—1885 ),李鸿章与曾纪泽(曾任驻法公使)

意见相左，李的意见在总理衙门取得优势后，立场偏向曾纪泽的《申报》刊登 了一篇《曾袭侯致李中堂书》，对外公开了曾、李之间的分歧。《申报》主笔 并在按语中称颂曾纪泽"熟悉外洋人情”，对法国政治“了如指掌"，赞誉公 开信“义正词严，思虑深远"，"语语从血性中流出，字字从天平上称过”。 这封公开信，为李鸿章引来了朝中"清流”的口诛笔伐。在李鸿章看来，《申 报》这种报道，无疑属于"只讲部分的真实"。¹⁴

1883年，李鸿章就吴长庆的部队是否适宜继续留镇朝鲜一事回奏，奏文中 提到"惟沪报日报间有讥刺，皆系倭人嫉忌及朝人附倭者捏造之词，断不可 信"。朝廷通过"沪报日报”获悉吴长庆部在朝鲜纪律不佳，不受欢迎，李鸿 章则回禀朝廷，自己得到的信息是"军民上下欢欣如家人”。”1895年9月，英 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拜访李鸿章。据李提摩太记载，李鸿章曾对他提道："《新 闻报》（出版于上海的一份报纸，人们都认为它受张之洞资助）对他的攻击是 不光彩的。” 16

如此种种，使得"中文报纸多刊载不实信息"这种认知，一直持续到李鸿 章1896年出访欧美之时。而且，恰在出访前夕，报界又发生了一件令李鸿章极 其不快的事情—1896年初，御史杨崇伊（李鸿章的儿女亲家，其子娶了李鸿 章的孙女）出面，弹劾了康党组织的"强学会"，重点抨击该会会报《中外纪 闻》“于目前局势，未能了了，仅凭报馆横议，逞其笔锋”，“函索各省文武 大员，以毁誉为要挟"，直接导致该报被禁。据康党友人吴樵披露，杨崇伊此 举，是受了梁启超的文章《学会末议》的刺激。梁这篇文章“内有易相之意”

（易相，即要求罢免李鸿章），本拟发表在上海的《强学报》上；不料在内部 传阅时走漏了消息，杨崇伊遂先发制人，弹劾了 "强学会”。梁启超等以媒体 为武器介入政治，无疑加深了李鸿章对中文报纸的负面观感。¹⁷

如此，也就可以知道，李鸿章这句话（"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 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中国 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批评的并不是 清廷中枢的新闻政策，而是在表达对报纸媒体的高度不满。当戊戌年一些媒体 “对旧派有微词"时，这种不满又迅速蔓延到了清廷中枢，随即便有了前文提 到的措辞极为严厉的报禁谕旨。

报纸繁荣背后是社会心态剧变

庚子之乱后，慈禧大失官心与绅心，中枢的威望与控制力也大减。所以报 禁虽在，却已被官绅士民无视，新报刊年年激增。

据不完全统计，1901年创办的新报刊至少有34种，1902年为46种，1903 年为53种，1904年为71种，1905年为85种，1906年为113种，1907年为110种， 1908年为118种,1909年为116种,1910年为13 6种,1911年为209种。¹⁸

新报刊带来了新舆论生态。

1902年6月，在天津租界创刊的《大公报》以倡导民权为政论立场，甫一出 版便批评慈禧宣扬的新政只是"变名”而非"变法" \又在第五天刊文要求慈 禧归政光绪*这类公开发声在庚子年之前不可想象，几乎是见不到的。但在庚 子年之后，这类声音不但经常出现在《大公报》，也常见于各种商业报纸。在 革命党人与留学生创办的报纸里，这类声音更是连篇累牍。

有"晚清最后的文字狱"之称的苏报案，恰好发生在这样一个时间节 点上。

《苏报》原是挂靠在日本驻沪总领事馆的小报，约创办于1896年。创办人 名叫胡璋，注册人是他的日本妻子生驹悦。该报早期口碑不好，刊载的消息与 议论很无聊，1897年还因刊登黄色新闻与租界当局发生冲突。1899年，胡璋将 亏损甚多的报纸全盘出让给了陈范。²¹

陈范是湖南衡山人，做过江西铅山知县，因辖地发生教案被朝廷当作替罪 羊罢职。其兄陈鼎做过翰林院编修，戊戌变法期间响应光绪皇帝号召，为冯桂 芬的《校邠庐抗议》一书做了详细签注。陈鼎做事认真，对冯书中提出的改革 问题全部详加讨论，签注文字甚至超过冯的原文。这种认真给他带来了灾难。 戊戌政变后，陈鼎因签注过《校邠庐抗议》被严惩，不但被夺了官职，还被永 久监禁在省，不许与地方士绅交往。22自己与兄长的这些遭遇，让陈范“愤官场 之腐败，思以清议救天下” \于是出资接办了《苏报》。

陈范接手后，《苏报》的内容品质有了明显改观。报纸将注意、力放在鼓吹 维新改革、批评政府昏庸方面。1900年1月24日，慈禧下诏建储，拟废黜光绪皇 帝。上海绅商学界1200余人联名发电谏阻，《苏报》公开刊文说天下人对光绪

皇帝“无不向慕，无不爱戴，自戊戌八月政变，无日不翘首北望，期皇上之复 权”，还说慈禧废黜光绪的用心"是可忍也，孰不可忍"。241901年4月，清廷 为示举办新政具有诚意而组建了 "督办政务处"，《苏报》刊发了严厉的批评 文章来讽刺这种装点。文中说，清廷中枢的衮衮诸公每日里忙于引用腹心、排 斥异己和联络外人，只求弥缝与列强的嫌隙，并无什么切实的改革措施，无非 是"偶取一二无妨于其私计者，缘饰敷衍以欺天下" "。

1902年，清廷启动教育改革，《苏报》又开辟了《学界风潮》专栏。该年 底,上海南洋公学内部发生新旧之争，部分教师禁止学生阅读西学书籍和西学 报刊，引发学生不满，二百余人集体离校。《苏报》刊文支持学生，嘲讽旧派 人物的逆流而动只是徒劳，已接受了民权理念的学生，不可能甘心被重新关回 “忠孝圣贤"的牢笼—“领略良辰美景、大块文章滋味，又复从而钥之，不 毁瓦破壁以思突出者，未之有也" ²⁶—学生们已见过屋子外面的旖旎风光，再 把屋子锁上，必会掀了瓦片拆了墙壁。

关注时代、介入时代：让《苏报》的舆论影响力渐增，不再是边缘小报， 但报纸的经营仍很艰难。陈范没有办报经验，不是名流贤达，社会交际不广。 报纸的销量渠道打不开，作者人脉也严重不足。流动资金不足、稿源不足，皆 让陈范焦头烂额疲于奔命。

恰于此时，《苏报》进入了革命党人的视野。

晚清革命党人极重视舆论宣传。邹容写成《革命军》后曾与章士钊商议： “此秘密小册子（《革命军》）也，力终捍格难达，革命非公开昌言不为功， 将何处得有形势已成之言论机关，供吾徒恣意挥发为哉？ " 27邹深感秘密散发小 册子的效率太低，希望有一个公开的舆论平台作为言论机关。《苏报》已有一 定的舆论影响力，经营上又未摆脱困境，正好被章士钊等人看中。没销量的小 报无价值，销量很大的报纸如《申报》《新闻报》等已是成熟的商业报纸，政 治立场温和，不会与革命党人合作。

《苏报》急需开拓稿源和缓解财务压力，陈范与革命党人章士钊、蔡元培 等又都是中国教育会成员。双方遂达成约定：由爱国学社（中国教育会下属机 构）教员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等轮流为《苏报》撰写评论文章，报馆每月 资助学社100元作为报酬。

在陈范的角度，这种合作可以保证稿源，稿酬开支上也颇有利，章太炎等 名流的文章还可以提升报纸的影响力。在革命党人的角度，合作让他们终于得 到了一个由自己主持的宣传平台。陈范聘请章士钊为报纸主笔后，《苏报》遂 一变为"革命党机关报”。报纸的言论尺度也由主张改良转向了鼓吹革命。章 士钊后来承认，自己未将用《苏报》来鼓吹革命的隐秘打算告知陈范：“余之 隐志，向与（章）炳麟、（邹）容私相计划……全为梦坡（陈范字梦坡）所不 及知。" 28

报纸言论尺度的突然变化，让陈范颇受了一些惊吓。1903年6月7日、8日， 《苏报》连载了章士钊撰写的《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一文。9日一早，陈 范满面愁容来见章士钊，强调《苏报》言论不能如此肆无忌惮，否则便是自取 灭亡。但到了晚上，陈范又来找章士钊，态度大变，"出语壮烈，较前顿若两 人”，不但不再责备报纸的言论尺度，反鼓励章士钊大胆去干，“毅然执余 （章士钊）手日：本报恣君为之，无所顾藉" J:态度大转变的背后，是陈范在 白天碰上了一位假孙中山，他被这个骗子一顿鼓舞骗走了三四百块银圆，也被 骗出了浓烈的革命情绪，于是转回报馆又去鼓舞章士钊放手大干。3。陈范能被假 孙中山欺骗，说明他对外虽以改良派自居，但内心并不排斥革命，甚至有些倾 向于革命。这也是清末最后十年里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状态。

《苏报》上刊发的各种大尺度新闻与评论，终于引起清廷的注意和愤怒， 造成了轰动一时的“《苏报》案”。

大尺度新闻方面，刊登《严拿留学生密谕》可算典型。1903年4月，因激愤 于俄国拒绝按照约定从中国东北撤兵，有留日学生500余人组织了 "拒俄义勇 队”。他们致电袁世凯，要求隶属袁的麾下回国与俄国人决一死战。此事经爱 国学社和中国教育会宣传运作后，成了当时的一个大新闻。6月5日，《苏报》 刊登了一份来历不明的《严拿留学生密谕》。该密谕称：留日学生以拒俄为名 要求袁世凯发给枪械实属居心叵测，地方督抚须严密跟踪回国的留日学生， “遇有行踪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随时拿到，就地正法”弘。

大尺度评论方面，章士钊《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一文仅从标题来看就 已相当劲爆。章在文章中指名道姓说：革命党好比是酒，民众好比是米，米不 能直接变成酒，必须要经过“药料”的发酵，谁是药料？如今身居高位的大员

如荣禄、德寿之流就是药料，他们"贪戾狠毒，横敛暴征"，正在干将民众酿 造成革命党的事情。文章还拿"专以暗杀为事"的俄国虚无党来恐吓清廷中枢 大员：

公等亦知俄国有所谓虚无党者乎？公等不读世界史，固无从而知之，吾今 言之，公等谅未有不心悬而胆吊者。盖虚无党之性质，专以暗杀为事，一杀不 得而再杀，再杀不得而三杀，以第一专制之俄国，第一专制皇帝之亚历山第 二，卒以八次而刺死于车中，其他俄国政府以及外任大小之贪官婪吏，几于无 日不摘其头数颗，而虚无党之势力亦浸盛。虚无党之所以盛者，非虚无党之自 能盛也，有所以盛之者也。所以盛之者，即在俄国专制政府日捕虚无党而杀之 之故。³²

到了 1903年6月下旬，《苏报》上已能见到鼓吹“杀人主义"的文章。作者 在文章里号召民众起来，# "盘踞我土地，衣食我租税，杀戮我祖宗，殄灭我 同胞，蹂蹒我文化，束缚我自由”的"五百万之么魔小丑"尽数杀尽，"杀尽 胡儿方罢手，快哉杀人！ " 33

今日反观，《苏报》当日的这种言论，似有将复杂的社会转型抽象成简单 粗暴的种族复仇与阶级复仇的嫌疑。其动机虽然正义，手段却不可取。但这也 恰是清廷自酿的苦果——"庚子之变"后的清帝国弥漫着浓重的失望情绪，许 多人对清廷中枢已然绝望。绝望催生异心，异心催生极端。社会心态层面的这 种剧变，已非政治学理所能纠正。

清廷与慈禧早已跌入"子贡陷阱"

清廷中枢也深知全社会弥漫着失望的心态。

为杀鸡儆猴镇压激进言论，清廷于1903年6月底制造了 "《苏报》案”，要 求上海租界工部局查封•《苏报》馆，逮捕章炳麟、邹容等人，将其交给清廷地 方官员审讯惩治。稍后又在7月将参与过1900年自立军起义的沈总残忍杖杀于狱 中。按惯例，沈尽受审定刑后不会被立刻杀害，须关在狱中等待秋决。据当时

被关押在刑部监狱的苏元春（原广西提督）、赛金花（名妓）等人披露，沈慕 遭受了数个小时的杖刑，被打至血肉模糊仍未咽气，最后只能求狱卒用绳子将 自己勒死。"

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刊发了新闻《北京的野蛮官方谋杀》，描 述了沈墓被杖毙的细节，今日读来仍令人毛骨悚然：

圣旨最终下发，不是将沈意处决，甚至也不是凌迟处死，而是在狱中杖 毙。没有哪种生灵会被如巫严惩，但在刑部却并不缺少这样的惩罚。可怕的刑 罚在四点钟开始执行，在此后的两个小时里，钝竹条像雨点一样落在可怜的犯 人的四肢和背上，直至鲜血淋漓，但是犯人还没有死。他痛苦万分，请求行刑 者速将其勒死，最终采取了类似的办法。直到夜幕降临，血肉模糊的身体才停 止了颤动。³⁵

1903年的清帝国已非1861年的清帝国，清廷没能从残暴的刑罚中得到想要 的杀鸡儆猴之效，反将自己推入非常耻辱的被动境地。先是租界当局拒绝将章 炳麟、邹容引渡给清廷。"沈慕案”发生后，革命党人又将其与“苏报案”归 为同类■—沈彦当时在《天津日日新闻》报馆的印刷厂做事，许多文章以此将 沈慈归为“记者”，将慈禧对沈点的残忍杖杀视同残杀媒体记者，引起了媒体 行业同人的共情与愤慨。36外国媒体如英国《泰晤士报》也抨击慈禧是一个“手 上沾满鲜血的旧式暴君”，还嘲讽驻华公使团参加慈禧举办的宴会是"不知羞 耻地接受她（慈禧）的廉价款待” 37。租界当局还以“沈彦案”为例，抨击清廷 刑罚野蛮残暴、毫无法治，坚持要将苏报案留在租界法庭审理。

于是，"《苏报》案”的最终处理方式是：以一国政府为原告，以本国国 民为被告，由设在租界的中外联合审判机构“会审公廨”共同审理，双方各自 雇用律师，在法庭上来回辩论。清廷的诉求是将章、邹二人引渡到华界（然后 处以极刑），至少也必须由公廨判处无期监禁。但案件拖到1904年，引起40多 家中外媒体的关注3二终审判决结果是：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两年，罚做 苦工。余者释放。

平心而论，清廷在“《苏报》案”和"沈慕案”中的一些辩解并非全无道

理。比如《苏报》刊载的《严拿留学生密谕》确实如清廷所言并不存在，章士 钊后来也承认该上谕是捏造的。39再如，按媒体当时的报道,沈总是一个记者， 他被残酷杀害是因为披露了《中俄密约》的内容。其实沈彦并不是记者，只是 在报馆工作，不负责采写新闻。《中俄密约》的内容是清廷主动泄露，目的是 激起列强对俄国独霸东三省野心的干预4°,将之变成国际问题。沈总的真正死因 是他的革命立场，是告密者庆宽与吴式钊欲以他的人头换取个人的荣华富贵。

但庚子年之后，时代已经变了，已没有人要听清廷的这些辩解。

《论语》中，针对商纣王在春秋时代流传的种种恶名与恶行，子贡有过 一番感慨："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 焉。"—商纣王很坏，但也没坏到传言中那种程度。所以，君子以身居下流 为耻；身居下流，全天下的所有坏事就会全归到他的名下。这个“陷阱”被子 贡如此精确地阐明，不妨称作“子贡陷阱“（也可以称作“纣王陷阱”）o

1903年的清廷与慈禧，正深陷在这“子贡陷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