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章1902年：新式学堂挽不回青年

虽然1901年颁布的"改革上谕"诚意极为有限，但既然公开颁布了谕旨， 接下来多少该有些动静，否则便说不过去。于是就有了 1902年的《钦定学堂章 程》与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这两份文件的核心目的，是变传统学塾体 系为近代学校教育制度。

遗憾的是，清廷中枢愿意变更的只是教育机构的形式，而非教育的具体 内容。

最高教育长官张百熙很愤慨

清廷设立新式学堂，始于19世纪60年代。

最早是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等，旨在培养翻译人才； 稍后是江南制造局的机械学校、马尾船政局的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等，旨 在培养新式军队和工业所需的技术人才。这类学堂皆属于因应时局的权宜之 计，数量不多，也不成制度，对清廷国力的提升也极有限。直至甲午年惨败给 日本后，清廷中枢才真正开始关注基础教育层面的制度建设，试图在全国各 府、州、县推行新式学堂，但中央不愿出钱，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自然有限，效 果不彰。1898年“戊戌维新"期间，清廷中枢曾下旨命令各省府州县将辖下大 小书院改为学堂，此事未及全面推行便发生了政变。于是，1901年清廷又再度 下达旨意，命全国各州县将书院改为小学堂。

至此，清帝国的教育终于从私塾书院时代进入学堂时代。

1902年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便是为了理顺新式学堂在清廷体制内的 位置。章程将全国学校划为小学、中学、大学三个阶段，规定了各阶段的修学 年限，也规定了各阶段的修学内容。章程的制定者、时任清廷管学大臣（相当

于最高教育行政长官）的张百熙（同时也是京师大学堂的校长），还注意到义 务教育的必要性。虽然明白目前还做不到，仍在章程中留下了 "蒙学为各学根 本，西律有儿童及岁不入学堂，罪其父母之条” 1这样的句子。

不过，《钦定学堂章程》未得到实施的机会，便在次年被《奏定学堂章 程》给取代了。

之所以如此，与张百熙重视西学，却又处处遭遇掣肘有直接关系。《钦定 学堂章程》获准颁布时，慈禧太后正仓皇“西狩"，日日忧心会被列强清算。 批准张百熙的教育改革计划，只是慈禧对外重塑政治形象的一种权宜之计， 并不意味着朝廷中枢真的认同张百熙的改革计划。所以，当张以高薪招揽海内 知名学者到京师大学堂任职，大量起用新人来推行新学时，立时便遭遇了巨大 阻力。

首先是“旧人”对京师大学堂和张百熙个人的攻击。教育方向上的转折关 系到许多人的饭碗；大学堂重视“新学”，搞了几十年“旧学”者自然不会高 兴。其次是来自中枢的不信任，这是较之"旧人”的诽谤更严重的问题。据时 任京师大学堂编译局副总纂的罗惇剧披露：

庚子后，一大新政，只有学务，乃以属百熙。有用人之柄，复掌财权，既 杂用外吏，又薪俸厚，羡妒者多；诸人争以新学自帜，尤为旧人所恨，蜚语 寝盛。荣禄、鹿传霖、瞿鸿襁在枢府，皆不善百熙所为，阻力纷起，百熙恒 愤慨。2

张百熙原拟在北京丰台购地，创建一所"七科大学”，后因朝中“旧人" 弹劾此事者太多，自己在中枢又无人支持，只好放弃。改为修缮旧校舍，勉强 开设"师范” “仕学”两馆。3张百熙还试图重用吴汝纶（曾任李鸿章秘书） 来协助教育体制改革，也未能如愿。吴主张向日本学习，张派了吴去日本考 察。荣禄却不信任吴，“以荣勋、诏英随之行，实隐监之"，让人随行监视吴 汝纶。吴汝纶到日本后不久，便因留学生请愿问题，与清廷中枢的立场发生冲 突，引起荣禄的“大恚"，庆亲王奕励甚至扬言"汝纶当正典刑"。4张百熙 只好让吴汝纶返乡避祸。

“吴汝纶事件"的始末，大致如下：1902年7月，有数名自费留学生欲进 入日本成城学校就读，请正在日本访问的吴汝纶做中介，希望取得清廷驻日公 使蔡钧的推荐。蔡钧素来反对学生赴日留学，尤其反对自费留学生赴日学习军 事—他曾密奏清廷中枢，主张停止派遣学生留日，不但朝廷不要外派，各省 也不要外派。蔡仅认同各省自设学堂，再聘请“泰西著名教习”来主讲；且在 学生方面须"慎选清白子弟”，教材方面须经由朝廷审核“书籍中无民权平等 诸学说”。总之，是力求切断青年学子与外部世界接触的机会\为阻止“来历 不明者”者赴日留学成为清廷的祸患，蔡钧还与日方交涉达成一项约定，所有 欲进入日本军校学习的中国留学生，须先得到公使本人的许可与推荐。成城学 校虽非军校，同样被蔡列人严格管控的范围。这也是自费留学生找吴汝纶做中 介的主要原因。

蔡碍于吴的情面不便拒绝（总不能说吴的推荐"来历不明”）,又不愿让 自费留学生如愿，于是推说已与日方沟通，无法入学是日方作梗。学生找到日 方询问，得知蔡所言不实，回转找蔡理论，于是闹出了学生冲入清廷驻日使 馆、使馆报请日本警察将学生逮捕的事件。事件中，吴汝纶支持自费留日学 生，曾多次访问日本外务省，希望日方在接收留学生时，不要区分官费和私 费，“告以私费生有益于国，望外部爱惜保护，以振兴敝国新机” 6。正是这种 立场引来了蔡钧的怨恨，引起了荣禄和奕勘的严重不满。张百熙只得急电吴汝 纶回国返乡。

此番风波之后，张百熙继续主持京师大学堂，聘请新人入校教授新学。结 果又”谤焰乃集于百熙一身，劾者纷起……忌者必欲催锄大学，目为革命之 府"。有御史弹劾批判教育部门问题重重，说主要原因是该部门仅有张百熙一 名汉臣担任最高行政长官。紧接着，清廷中枢便“增命荣庆为管学大臣”〈荣 庆是满人，稍后又成为军机大臣，张百熙遂形同被架空。张关于教育体制改革 的种种设想也因此难以施展—《清史稿-荣庆传》说"张百熙一意更新，荣 庆时以旧学调剂"，所谓"以旧学调剂”其实便是坚持八股旧学，抵制新学进 人学堂。⁸ '

正当张百熙万般愤懑无奈之际，湖广总督张之洞入京觐见了回銮的慈禧与 光绪。张之洞与张百熙交流，谈到自己也有一套关于教育改革的方案，方向与

张百熙的方案大致相同、（重视西学，引进现代学科体系）\张百熙觉得这是一 个摆脱荣庆掣肘、重启教育改革的好机会，遂上奏朝廷，建议由张之洞来改定 学堂章程。张百熙在奏折中赞誉张之洞，说"学堂为当今第一要务"，而张之 洞正是"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¹⁰

张之洞也很愿意干这件事情。于是"（张）百熙拱手让之”，将新章程的 制定工作全盘交由张之洞独断。荣庆可以架空张百熙，但张之洞的地位与能量 远非张百熙所能比拟，所以荣庆面对张之洞陷入"不能置喙”"的境地，只能 徒呼奈何。有了张之洞保驾护航，新章程虽仍引来许多批评之声，最终还是以 《奏定学堂章程》之名公开颁布，成了清末教育改革的最高指导文件。

以培养忠君意识为改革方向

《钦定学堂章程》与《奏定学堂章程》这两份文件,在课程设置上努力参 照了近代教育的形式，如历史课已区分为中国史、亚洲各国史、本朝史、东西 洋各国史等多种课程。

唯有教育宗旨这项总纲仍必须聚焦于"忠孝"二字。虽然张之洞在庚子年 参与了 "东南互保"并一度考虑过若清廷中枢溃灭便成立新政府，庚子年之后 也已深信唯有"西法” "西学"才可以救亡，但由张百熙、张之洞与荣庆联合 署名的《厘定学堂章程折》里仍说得很明白：

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 授其知识，练其艺能。¹²

换言之，书院成了学堂，物理、化学也进了教材，但以经学与史学为基础 的"忠孝教育"，仍将是新学堂教育的核心内容。教育的目的，仍是为清廷制 造忠诚者，待学生们的"心术"已被固化至符合朝廷需要的程度，再去学点西 学和技术来为清廷效力。这是大方向，只要张百熙与张之洞们仍身在清廷的官 僚系统之中，这个大方向便必须坚持。

在后续的教育改革中，这个大方向被强调得越来越极端。1905年，清廷成

立学部，专门负责落实教育改革。1906年，学部出台文件《奏请宣示教育宗 旨折》，颁布给全国各级教育机关，要他们切实推行。内中说，中国人原本 就有，现在亟须推而广之以抵制邪说的东西有两项，分别是"忠君”与“尊 孔”；中国人原本最缺，现在亟须补上的东西有三项，分别是"尚公” “尚 武”与“尚实”。文件还说，现在有些人知晓了一点"泰西政教之皮毛"，便 想"举吾国固有彝伦而弃之”，就不想要"忠君”和"尊孔” 了。殊不知，

"东西各国政体虽有不同，然未有不崇敬国主以为政治之本者"，看看德国和 日本就知道，它们之所以崛起，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有"万世一系之皇统”。文 件还为清廷中枢在改革中的守旧辩护，将那些求新者斥为"狂谬之徒"，说他 们根本没搞明白“泰西学说”，才敢这般"轻视圣教”。强调孔子之道不但在 中国应该万世不变，在五大洲也是“生民共仰之圣"。还说日本尊王倒幕之后 能够崛起，正是因为他们尊孔和崇拜汉学。文件最后的结论是："无论大小学 堂，宜以经学为必修课目，做赞颂孔子之歌。” I3

学部定下了 “教育改革/的方向后，落实该方向的文件是各级学堂章程。

其中，《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里规定：初等小学历史教学的第一要义是 “略举古来圣主贤君重大美善之事”，要向小学生们扼要赞美历代的所谓明 君，"俾知中国文化所由来，及本朝列圣德政"，使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和 本朝先帝们伟大的历史贡献有所了解。传授这些内容的目的是“养国民忠爱之 本源" \也就是打造思想基础，以便将这些学生纳入忠君的轨道。

《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对于历史教学也有相似的规定："尤宜多讲本朝 仁政，俾知列圣德泽之深厚，以养成国民自强之志气，忠爱之性情。""要给高 等小学的学生们，多讲一讲本朝那些先帝们的"德政”，让他们知道先帝们对 百姓究竟有多好，进而养成他们忠于爱新觉罗的本性。《奏定中学堂章程》的 规定也大体如此：“先讲中国史，当专举历代帝王之大事，陈述本朝列圣之善 政德泽，暨中国百年以内之大事；次则讲古今忠良贤哲之事迹……"I6

但同时代的民间知识界早已无意响应清廷，早已不再相信什么"本朝列圣 之善政德泽”。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一文。内中说：史学是国民看 清现实的明镜，是爱国心的源泉，欧洲的文明一天比一天进步，“史学之功居 其半”。中国素以史学发达著称，但是民心犹如散沙，国力江河日下，究其原

因之一，正在于中国数千年来"无史”，从来都没有过真正的史学。

梁反思中国旧史，总结出了一大堆病症：1 •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十四 史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2•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历史成了英雄的舞台，舍 英雄之外再无历史。3•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作史变成了一项为若干死人作纪 念碑的无聊工作。4•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汗牛充栋的史书，如蜡人偶像毫无 生气，史学非但不能开启民智，反成禁锢人头脑的工具……

最后，梁说，这种只见一家一姓，不见民众；只见统治者，不见被统治者 的传统史学必须要改革；否则中国就完了： “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 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 "

也是在1902年，章太炎生出了编写《中国通史》的念头。他写信给梁启超 说，今天再来写史书，褒谁贬谁已非要事，重要的是探究"社会政治进化衰微 之原理"，搞明白我们这个国家的社会政治，是怎么衰败的，要怎样才能实现 进步；以及“鼓舞民气，启导方来”' 给民众以启发，以待将来的变革。

同样是在1902年，陈徽宸与马叙伦等人，在上海《新世界学报》上写文章 说，新史学必须以"保国伸民为宗旨"，必须围绕着国家和民权来书写，不能 再为一家一姓歌功颂德。“史者，民之史也" \他们要将历史的叙述权，从皇 帝的手里夺回来。

还是在1902年，邓实写了一篇叫作《史学通论》的文章。他说，中国三千 年来，无一卷史书是契合"历史真精神"的著作。它们全是朝史、君史、贵 族史，而不是国史、民史、社会史。总而言之，全部属于"历朝之专制政治 史”，记入史书者，无论是将帅、元勋、循吏、儒林、文苑……全是依附于帝 王而存在的东西。而真正的历史，应该关注民众的利益。最后，他痛心疾首地 感慨说，若不做出改变：“则中国永无史矣，无史则无国矣。" 2。

也是在这一年，留日的湖南学生曾镰化，开始筹划撰写一本新的《中国历 史》，并于次年完成。他察觉到中国数千年来被“独夫民族”和"巨奸大盗” 控制，并无"社会文明史”与“国民进步史”，只有帝王的世系谱，和飞将军 大元帅们的相斫书。在这些世系谱和相斫书的笼罩下，"老大帝国……郁行于 十八重地狱，至老死不睹光天化日"。有感于此，他于一种"酒酣心热拔剑斫， 地”的状态下，在栖身的“自由阁”里，发出了沉痛的悲鸣：

中国有历史乎？何配谈有中国历史乎！ ²¹

这一年曾皖化20岁，像那个时代所有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一样，曾能化对 昔日有着痛入骨髓的反思，却也对未来充满了希望。1903年元旦，在那本稚 嫩的《中国历史》的序言里，他深深地祝福所有的中国人，希望他们可以在 不久的将来，冲破障碍扫除魅魅魅题，能够以“国民"的身份"出世"，得 到他们所期望的"活泼自由之真面目”。

青年们很自卑，也很自信

清廷希望用学堂培养学子对清帝国和“孔子之道”的自豪感，但在清末的 最后十年里，因为改革失败，青年们实际上普遍充满了对现实的自卑情绪，以 及对未来的自信。

1902年，梁启超撰《新史学》时，首次将中国列入"五大世界文明古国” （中华、印度、安息、埃及、墨西哥），盛赞其余四大文明皆已亡国而中国独 存。梁深信未来的世界，必是中华文明与欧美文明的结合："大地今日只有两 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 结婚之时代也。" ²²

还有很多青年在畅想中国人作为黄种人的代表，必有压倒白种人的那一天。 1901年，薛锦江发表文章《二十世纪之中国》，直言中国崛起后，与白种人不 能两立：“苟吾国人人求为英雄志士，不肯居人下，不肯让俄人、英人、法人 争光，则二十世纪之中国，必有振兴之一日，必有与白种不两立之一日。为此 事者，负此职者，非吾辈童子而谁？ ”?3 1903年，《湖北学生界》发表《论中国 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责任》一文，也表达了 "压倒白人种"的复兴之梦：“席 二百万余方里之地，率四万万同种之民，一举而战胜于政治界，再举而战胜于经 济界，使我国民自由独立之国旗，高扬于灿烂庄严之新世界，以压倒白人种于 二十世纪之舞台，岂非支那民族史上空前绝后之光荣哉？ ”3 "

怎样才算彻底压倒白种人？自然是先在军事和政治上打败他们。

1909年出版的科幻小说《电世界》中，"新中国"发明了一种电翅，只需

不到三个小时就可以环绕地球一周。靠着这类技术，"新中国"轻松击溃了 "西威国”的上千艘飞行战舰，然后在民族英雄"黄震球”的领导下，统一全 世界，建立起了将世界各民族置于中国统治下的"大同世界"。?5

稍早一点，1908年出版的小说《新纪元》里，作者“碧荷馆主人”幻想在 公元1999年时，中国已是立宪政体，以前被列强强租之地已全部收回，拥有250 万常备军、600万后备军，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用来养兵，国家实力震慑世 界各国。于是，中国政府传旨，命令黄种诸国及纳贡的附属国全部弃用公元纪 年，改用黄帝纪年。以德、法为首的五大洲白种人国家遂也结成一体，部署如 何抵制黄种人。世界大战爆发，两大阵营展开各种各样的科技战，最终黄种人 阵营大获全胜，一直打到匈牙利，迫使白种人阵营签署和平协议，承认黄帝纪 年，承认中国对匈牙利的保护权，向中国赔偿1000兆两白银，并保护中国在欧 美传播孔教的权力。26

晚清最后十年里，知识青年们还注意到商战在"压倒白人种”方面的重要 性。1903年，《湖北知强界》发表了一篇文章《论中国商业不发达之原因》。 作者列举了中国当前存在的种种问题，然后呼吁国人努力奋斗，用50年的时间 去夺取世界经济霸权，由中国掌控全球经济命脉。27

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在畅想由中国统一世界，全球改用黄帝纪元。1905年， 刘师培发表文章《醒后之中国》，便预测中国的未来“惟有乐观”，中国必将 征服列强、统一地球、雄霸天下：

吾所敢言者，则中国之在二十世纪必醒，醒必霸天下。地球终无统一之日 则已耳，有之，则尽此天职者，必中国人也。

中国其既醒乎，则必尽复侵地，北尽西伯利亚，南尽于海。建强大之海 军，以复南洋群岛中国固有之殖民地。迁都于陕西，以陆军略欧罗巴，而澳 美最后亡。"中国醒后之陆军。中国既可以陆军略欧洲，则初兴之际，海 军殆不必措意。据俄国现时国防为例，平时有兵一一00。00。战时有 四六OOOOO,即约每三十人有兵一人。以中国民数计之，战时可得兵 一千三百余万人，可以战必胜攻必克矣，我国民如之何其勿兴！ ²⁸

总而言之，“庚子之变"后，清帝国内部的裂缝仍在加深。体制内，张百 熙与荣庆们围绕着"西学"与"旧学”仍在纠缠不休；体制外，知识青年们无 视庙堂对忠君与尊孔的执着，背道而驰发出了 "中国有历史乎？ ”的沉痛反 思。所谓"清末新政"远不足以挽回知识青年对清帝国的认同，他们对未来的 美好期望大多以清帝国的不存在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