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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二十二章1882年：美国出台《排华法案》
1882年，世界历史的走向正发生着极为微妙的变化。
在欧洲，因列强海外领地争夺日趋激烈，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与意大利 王国结成了军事上互为奥援的"三国同盟"，开启了强国之间以军事结盟形式 进行对抗的先例。它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先是出现了针对德国的法俄同盟， 然后又有了英法协约和英俄协约，最后演变成同盟国与协约国之间的第一次世 界大战。在美国，艾伦-阿瑟总统签署批准了著名的"1882年排华法案"，世 界范围内的种族歧视进入一个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新阶段。
已启动改革整整二十年而清帝国，仍完全看不清世界舞台上的这些风云变 幻。他们不知道欧洲发生了什么，也不明白《排华法案》的由来与后果，更不 清楚世界在以怎样的眼光打量自己。
稀里糊涂放弃了《蒲安臣条约》
《排华法案》的出台，有一个复杂的过程。
1868年，美国前驻华公使蒲安臣，代表清廷与美国政府签署了《中美续增 条约》（俗称《蒲安臣条约》）。该条约的第五、六两条，明确规定中美两国 政府均允许本国人自由移居到对方国家，承诺以“最惠国待遇"来对待彼国侨 民，意即两国在移民问题上权利对等。1
该条约签订的时代背景，是美国横贯东西的中央太平洋铁路迫切需要中国 工人。参与该铁路建设的华工人数，总计约为13600—20000人:他们承担了工 程中最艰巨的任务——在没有挖掘机、电钻等现代筑路工具可用的条件下，使 用原始的铁锤与钢钎，自崇山峻岭间的坚硬岩石之中开凿出能容纳双轨铁路的 隧道。约有1200名华工在工程建设中死亡3 。
华工群聚美国西部加州等地，自然会与美国本土劳动力发生竞争关系。参 与中央太平洋铁路修筑的华工，一面做着比白人更高强度、更高风险的工作， 一面拿着比白人更低的报酬一普通白人每月可得35美元，且包食宿；华工一 般只能得26美元，不包食宿；华工没有人身保险，筑路公司也不承担对华工家 属的抚恤义务。4这种吃苦耐劳的"低人权优势"，是华工最主要的竞争力。
在19世纪60年代，华工对美国本土劳动力的冲击相当有限。原因有两个， 一是华工缺乏教育，只能做一些没有技术门槛的底层工作；二是加州还处在野 蛮生长期，急需各种层次的劳动力。下文是《萨克拉门托联合报》当年的一篇 报道，颇能说明华工在加州劳动力市场中所处的位置：
加州只有五十万左右居民，在这地方吵嚷"劳动力竞争"实在令人不可思 议。农民们一直在抱怨人手不足，技术工人所赚的金元比东部工人所挣的贬值 的纸币还多。矿工更是供不应求……如果不雇佣华人，工厂就会倒闭，铁路工 程就不能完成，洗烫衣服烧饭做菜的工作就无人承当。这一切都说明旧金山的 劳力远远供不应求。在矿区，可怜的华人干得多、赚得少。在城镇，他们根本 不能与白人技工竞争。华人在旧金山多在雪茄厂当工人，而生产雪茄是一种被 人看不起的行业；在东部的城市里，只有妇女才在雪茄厂工作。因此，中国人 的存在，怎么可能导致劳资之间的纠纷呢？ 5
但是，在1870年前后，有四项因素激化了华人与加州本土工人之间的矛 盾：一是1869年中央太平洋铁路竣工，大量华工离开铁道线进入劳动力市场寻 求其他工作；二是《蒲安臣条约》签订后，华工赴美人数持续上升，1868年是 5157人，1869年是12874人，1870年是15825人，仅这三年就共计有33856名华工 前往美国寻找就业机会二 三是发端于19世纪50年代的加州淘金热，在70年代进 入了衰退期，大量白人淘金工的生活陷入困顿；四是1873年纽约股市狂跌，美 国开始了一场长达十余年的经济萧条，加州也受到了严重冲击。
美国本土工人的就业机会与薪酬水平锐减,结果便是华工成了社会怨气的 迁怒目标。为呼应白人选民的诉求，加州地方政府在1870年前后出台了许多歧‘ 视性立法，来限制华人的工作范围，以保障本土白人的就业。比如，旧金山议
会曾通过一项《立方空间法案》，规定市内住屋每一成人住客需有500立方英尺 (约合14.2立方米)之空间，该法案明显是针对地狭人稠的中国城华侨而设，
法案出台后两个月内有247名华侨被拘控。旧金山市议会还通过了一项《街边挑 担法规》，不准市民在人行道上肩挑竹篮走动，违者罚款5美元，目的是为了禁 止华工通过挑担的方式承接运送货品的工作。类似者还有《洗衣馆法规》，规 定不用马车送货者，每季度需缴税15美元，针对的也是华人。只因当时华人主 要以人力运送衣物，收费比白人洗衣馆低廉。7此外，白人矿工还修订了采矿条 令，“不允许中国人在比尤特河的戴尔蒙德维尔河口以上采金，也不允许他们 在这些地方拥有采金点"。
以上种种地方性法规，虽说是在"回应民意”，但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即 它们对华工的歧视，与中美《蒲安臣条约》里的"最惠国待遇"存在严重冲 突。这种冲突，直接导致大多数州政府和市政府颁布的针对华工的法规被美 国最高法院判定违宪。这种冲突，也使得美国总统候选人不愿意公开表态支 持“排华”—尽管华工问题已成为187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一项重要议题，且 关系到总统候选人能否得到西部地区的选票支持。1877年，共和党人拉瑟福 德，海斯(Rutherford Birchard Hayes )当选美国总统，不少国会议员要求修改 《蒲安臣条约》中关于移民的条款，海斯政府担忧这种单方面修改会破坏中美 关系，可能引发中国取消与美国的所有条约。
187 8—1879年召开的美国第45届国会上，来自西、南各州的议员联合提出 了著名的《十五旅客法案》——简单来说就是任何赴美船只，中国乘客人数不 可超过15名，违法者将被处以每多载一人即罚款100美元并监禁6个月的严惩。 清廷首任驻美公使陈兰彬试图阻止该法案通过，但无效果。众议院的投票结果 是155票赞成，72票反对，61票弃权，法案获得通过。参议院的投票结果是39 票赞成，27票反对，9票弃权，法案也获得通过。不过，海斯总统慎重权衡之后 仍决定否决该法案。他在日记中说，自己虽然认同中国移民"有害"，是一种 "劳动力入侵"，但"我们和中国签订的条约不允许我批准这个法案"，也就 是不能单方面宣布废除《蒲安臣条约》。海斯希望西部各州与国会采取外交手 段与清廷谈判，来阻止华工进入美国。9
两国谈判的结果，是在1880年签订了《中美续修条约》。清廷做出让步，
同意美国控制华工的流入，只要求保留两条利益：一是将“禁止"字样删去， 改为“限制”；二是限制的对象是赴美华工的人数和在美务工的年限，不限制 华人赴美“传教、学习、贸易、游历”。清廷的这两条要求在条约的中文本里 得到了满足，但条约的英文本里，“限制"其实是针对所有华人而言的，是要 “暂停”华工进入美国居留。参与谈判及签约的总理衙门大臣宝鎏与李鸿藻二 人，对中英两份文本之间的区别毫无察觉，黄遵宪后来痛心疾首写诗说，二人 是"铸大错"的“糊涂相”。1。
《中美续修条约》的签订，意味着《蒲安臣条约》里中美两国在移民问题 上权利对等的条款被废除了。有了《中美续修条约》为依据，1882年，美国顺 利出台了《排华法案》。该法案的主要内容是：一是绝对禁止华工入境十年； 二是其他居美华人，如果没有适当的证件，一律驱逐出境；三是船主须提交船 上中国旅客的名单，每发现带入一名不合该法的中国人，将对船主处以罚款500 美元并监禁一年的惩罚；四是今后各地均不得准许华人归化美国公民。
如果清廷没有稀里糊涂地放弃《蒲安臣条约》，赴美华人的境况其实不至 于这么惨。
清廷对自己的国际形象没感知
《排华法案》里有赤裸裸的利益冲突，也有误入歧途的文明冲突。
前文已经介绍过利益冲突方，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华工在19世纪80年代不 再有太多的"利用价值"—美国工业化进程基本完成，修路、采矿等基础建设 告一段落，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不复存在，以出卖苦力为主的华工已不再受欢迎。 二是美国西部各州的政客很愿意呼应本土劳工对华工的迁怒，以获取政治上的选 票。华工当时在美国主要从事服装、皮革、火柴之类的手工业，在美国经济结构 中毫无重要性，是一颗随时可以被地方政府拿来"平息民怨”的弃子。
文明冲突方面，指的是排华政策披上了一件时髦的种族主义外衣。1882年 是伟大的生物学家达尔文去世的年份。此时，他的进化论已饱受曲解，被从生 物学领域生搬硬套到了社会学领域。这种生搬硬套在西方思想界引发了一场地 震，“社会达尔文主义"随之兴起，该思潮将人类社会的演进等同于自然世界
的进化，崇奉弱肉强食与种族主义。美国的排华政策便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流 毒的影响。
当时，由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批准成立、负责调查中国移民问题的"联合特 别委员会”，汇编有一部长达1200多页的《调查中国移民问题的联合特别委员 会报告书》。该报告书是在听取100多名证人关于中国移民问题的意见后形成 的。里面有许多言论，充满了种族歧视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
针对华人的种族歧视在现实冲突中得到强化。1885年发生在怀俄明州的 “石泉城屠杀华人事件"。该惨案发生的原因，是煤矿公司因冬季到来取暖需 求上升，欲临时增加铁路运输能力，以增加产量提升收入。矿工趁机提出加薪 及改善待遇的要求。资方不愿接受，矿工遂发动全面罢工。当地矿工有爱尔 兰、苏格兰、挪威、瑞典及其他各国的移民劳工。华工没有加入罢工之中，引 起其他劳工群体的不满。罢工发生后，煤矿公司立即到加州招雇了百余名华工 来顶替罢工的白人。此举引起白人矿工及当地矿工家属的愤怒。1885年9月2 日，惨案发生，28名华工遭到杀害，15名华工受重伤，约600名华人被驱逐。11 该事件曾被当年的美国知识界一再援引，用来证明华人是低等种族，从来无意 "把自己从暴政和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以及建立自由政体"。
华工不愿参与罢工，不愿去争取权益，看似可以证明华人是低人一等，或 证明他们无意"把自己从暴政和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但这只是一种似是而非 的逻辑。华工不愿参与罢工，是多重现实因素导致的结果。这些因素至少包 括：一是华工在美国社交范围有限，文化水平也有限，导致能寻找的工作种类 有限，一般不敢轻易放弃工作；二是华工既未受过人权启蒙，也不可能得到清 廷官方提供的人权保障（驻美公使馆仅设立数年，认知水准与工作能力很不成 熟），参与罢工对他们而言很可能意味着以后再无被雇佣的机会。无视华工面 临的这些特殊困境，简单粗暴地将他们的不愿参加罢工归结为低人一等，除了 强化种族歧视、为暴行粉饰并激发更多暴行外，丝毫无助于解决问题。
发生在清帝国内部的事件，也会刺激种族歧视的强化。1891年，“长江教 案”震惊世界，美国国会遂于次年立法，把所有《排华法案》延长十年，还新 增了许多歧视华人的条款。1900年，义和团事件再度震惊世界，美国国会又于 1902年再度立法，将所有《排华法案》再次延长十年；1904年，美国国会甚至
通过议决，称《排华法案》将永远有效。据美国移民局的数据，1882年去美国 的华人有39579人，同年《排华法案》颁布实施。1883年赴美的华人跌至8031 人，1884年跌至279人，1885年22人，1886年40人，1887年10人，1888年26人， 1889年118人，而且到了 1892年，全年竟没有一个中国人去美国口。
与《排华法案》形影相随的，是清王朝国际形象的日趋恶化。可是，已改 革20余年的清廷仍然处于一种严重自闭的状态，对国际环境变化的感知相当迟 钝。对这场正在异域酝酿激荡的，以种族歧视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包装起来的针 对中国人的歧视风潮:当时的清廷几乎没有觉察，所以也根本就没有针对《排 华法案》向美国提出过有分量的交涉。直到14年后，李鸿章于1896年访美，才 有清廷大员针对该法案发出了讥讽之声:
《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你们不是很为你们作为美国人 自豪吗？你们的国家代表着"世界上最高"的现代文明，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 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的吗？这不是自由。13
但李鸿章也明白，清廷的国力不足以改变美国的华工政策，所以他避开 了华工聚集的美国西部，选择绕道加拿大回国。他告诉记者，自己“不打算 接受当地华人代表递交的要求保证他们在西部各州权益的请愿信” m，因为 接下请愿信却毫无办法改变现状，就只会让清帝国丢脸Q
掉进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陷阱
当排华浪潮汹涌激荡为"黄祸论"后，东方知识界终于感知到了其庞然无 匹的存在，也意识到自身处境的危险性。
“黄祸"这个概念是德皇威廉二世在1895年公开提出来的。他令宫廷画 家制作以"黄祸”为主题的宣传画广为传播，这标志着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 的针对东方世界的种族歧视，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
可惜的是，东方世界感受到了歧视，也回应了歧视，却也同样陷人社会达 尔文主义的陷阱之中。当时的中日两国知识界，都没有对"黄祸论"的理论基
础，也就是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提出质疑。相反，许多人在驳斥“黄祸 论"时，反而试图去寻求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支持。
比如，日本学者田口卯吉为使日本摆脱"黄祸论”，试图对日本人种实施 “脱亚入欧" o他著有《日本人种论》《日本人种的研究》和《破黄祸论》等 多种作品，极力否定日本属于亚洲黄种人"。在《日本人种论》中，田口卯吉 说：将日本人种当作蒙古人种即黄色人种的一部，说日本人和中国人在人种 上相同，“乃是沿用欧洲人轻率地定下来的人种分类法”。他对这一结论是 “不能容忍”的，理由是日本人和中国人有两大显著区别：一是"语法完全 不同”；二是"容貌"有别："我社会上有势力的种族不仅血统纯洁，并且 和其文明一样日进于精美。其最明显处是皮肤白且光滑。中国人中虽非无极白 者，但其中肌理细腻如通常所谓绸缎皮肤者定不可见。•由此点不仅可见我人种 胜于中国人种，并且胜于雅利安人种。雅利安人自夸白皙，但其皮肤多毛且粗 糙，没一个有所谓绸缎皮肤者。且其所谓白乃赤白，日本人种之白则为青白。 此点我邦上等人之容貌可以证明。"在《日本人种的研究》中，田口卯吉的观 点更激进："今日的欧洲人才是句兰已安人种。他们如今自称为雅利安人种， 把我们称为句兰已安，只能说是抢夺我们的祖先，并且贬斥我们的人种。"在 《破黄祸论》中，田口卯吉又说：“大和民族和中国人不同种，而和印度、波 斯、希腊、拉丁等同种。因此以余所见，黄祸论的根基即错。如将日本人看作 跟中国人相同的黄色人种这一点，即已把事实弄错，故黄祸论为完全无根之流 言。" “余不怀疑作为日本人种的本体的天孙人种是一种优等人种。此人种到 底如何从天上降下来，实在是历史上的疑问。然而如从其语言语法推断的话， 是和梵语与波斯等同一人种。是否属于语言学所称的雅利安语族，是毋须絮说 之事。"]6
田口卯吉不是个案。比如，小谷部全一郎的研究结论是：日本人的祖先乃 以色列十二支族中已消失的"迦德”族，日本的基础民族是“希伯来神族的正 系”，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迦德后裔”。再比如，木村鹰太郎的研究结论是： “《倭人传》中之倭女王国，就是吾等日本人在太古占据的欧亚之中心埃及。 意大利、希腊、阿拉比亚、波斯、印度、暹罗等均属我国版图。""凡此种种， 均属于寻求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支持，来对抗由社会达尔文主义催生出来的
"黄祸论“。
这种畸形回应，也同样盛行于中国知识界。只不过较之日本，中国知识界 对"黄祸论"的感知要迟钝一些。1882年的《排华法案》背后，已潜藏着“黄 祸论"的阴影，但中国知识界几乎不置一词；1895年甲午战争前夕，日本知识 界已懂得利用"黄祸论"抹黑中国，期冀以此换取西方国家的好感，比如竹越 与三郎在其著作《支那论》中独辟一节，名曰《中国人种侵略世界》，极力附 和西方世界，宣扬"黄祸在中国"。对此，中国知识界仍然麻木。18
最早对"黄祸论”.做出反应并产生巨大社会影响力的人是梁启超。他试图 凭借《时务报》的影响力，竭力消弥"黄祸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带给国人的 伤害。在西方知识界的语境里，"黄祸”意味着野蛮和不开化，实质是将中国 放置在文明的对立面。梁启超始终坚持中国人与西方人并无二致。不过，现实 是西方攻破了中国的大门，所以，梁启超又不得不承认中国确实存在着某些野 蛮行为，比如缠足。但他同时又宽慰自己和国人说：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束 腰，其实也与缠足一样野蛮。
概括而言，梁试图从两个方面消解"黄祸论"：一是野蛮不等于愚蠢，不 代表智力上的劣势，不存在中国人种不如西方白色人种这种事。二是中国之所 以野蛮，是因为中国社会尚在进化之中。在未来，中国社会可以进化到与西方 国家同等甚至更加文明的地步，关键在于教育与体制。教育的好坏决定了民智 的高低，体制的好坏决定了人性的善恶。
但即便已经有了这样的认知，梁启超仍长期深陷社会达尔文主义之中。他 曾苦口婆心地告诫国人：“人各相竞，专谋利己，而不顾他人之害，此即后来 达尔文所谓生存竞争，优胜劣败，是动物之公共性，而人类亦所不免也…… （此说）可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I9显而易见，梁已将达尔文进化论里的 "生存竞争与优胜劣汰"，与人类社会的"互相竞争，只求利己不惜损人"直 接等同了起来，把动物界的共性，当成人世运作的不二法则。这是一种被社会 达尔文主义俘虏后的典型想法。
于是，就有了耐人寻味的一幕：美国的《排华法案》与欧洲"黄祸论"， 是一种典型的种族主义，二者均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理论基础"。梁启超作为 中国人，在立场上天然反对排华政策与"黄祸论"，但在思想上，他一度成了社
会达尔文主义的信徒，成了一名种族主义者。梁写于晚清最后十年的名著《新民 说》中，便带有强烈的种族主义文明史观。他将人类分为两大类：有历史的人种 和无历史的人种。只有"黄、白两族”，才有资格被称作“有历史的人种”。2。
这种“一面反对排华政策，一面信奉种族主义"的奇异思想，不独见于梁 启超一人，而是甲午年后，晚清最后十余年里的一股极为浩荡的潮流。包括严 复、梁启超、康有为、杨度等几乎一整代知识分子，集体投入社会达尔文主 义的怀抱;"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之说”被当成无可置疑的人间公理，正所谓 "举人世间所有事，无能逃出其公例之外者"。21这种强烈的传染性，也正是社 会达尔文主义最为可怕的地方—它可以凭着一种看似无可辩驳、实则似是而 非的类比，把人类社会与动物世界的运行逻辑等同起来，造成一种“我们生活 在一个超乎道德和血腥的世界里，自我保存是其中的唯一道德”22的极端认知； 而甲午年之后的国势急剧恶化，恰又给了这种极端认知迅速传播的现实土壤。
中国知识界开始意识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荒诞不经以及种族主义的巨大危 害，已是20世纪20年代前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伤亡近4000万人的惨痛教训，让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里写下了这样一段针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深刻反思：
人类初出之时，亦与禽兽无异；再经几许万年之进化，而始长成人性。而 人类之进化，于是乎起源。此期之进化原则，则与物种之进化原则不同；物 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 义者，互助之用也。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