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1888年：北洋海军以残阵成军

1888年是风平浪静的一年。清王朝既无外患，也无内忧。这年5月，耗费 670余万两白银的三海修缮工程竣工，慈禧太后多了一处颐养天年的好所在。7 月，太后下发懿旨昭告天下，光绪皇帝将在明年举行大婚。10月，康有为来到京城参加恩科考试，向朝廷呈递了一份请求变法的奏章，奏章的主要内容来自广学会的报纸与书籍。

也是在10月，经李鸿章与海军衙门共同拟定的《北洋海军章程》获朝廷批准通过。这意味着传统军队"北洋水师”正式升格为近代军队"北洋海军"。

与大清格格不入的近代化军队

在请求慈禧批准《北洋海军章程》的奏折里，醇亲王奕谡写有这样一段文字：

海军系属初创，臣等此次所拟章程，本无成例可循。且因时制宜，间有参用西法之处，与部章未能尽合，应饬部免其核议。］

所谓没有“成例可循”，所谓“参用西法”，均是指北洋海军的制度建设，已抛弃了清廷既有的军队制度，采用的是西方近代海军的体系。

较之传统军队，北洋海军有如下几个新的特点：

一是官兵被区分为军官与士兵两个独立的系统。士兵分弁目、士兵与练勇。弁目略相当于军士长；士兵包括水手、炮兵和各种技术人才（如锅炉匠、电灯工、鱼雷技术员等）；练勇则是候补兵员。军官则分战官和艺官。前者指的是各船的管带以及大副、二副、三副，相当于作战指挥官，必须由水师学堂

出身，懂得判断天气、地形的优劣，拥有枪炮、鱼雷、水雷等军事技术常识，还必须精通“战守机宜"，也就是对近代海军战术要有充分的认知。后者指的是各船的管轮官，相当于专业技术军官，必须"由管轮学堂学生出身”。也就是说，北洋海军的军官，将来自受过专业海军知识教育的军事学堂，而非自行伍之中提拔。这是在效仿英国海军和德国海军的官制，对晚清军队而言，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创举。

二是引入军官退役制度。《章程》规定，海军军官自“授职守备之日"算起，“总以二十年为限"。也就是说，如果14—17岁进入海军学堂学习，25岁学成进入军队任职，约在45—50岁，即应退役。这项制度可以保证军官团队的年轻化，防止出现八旗、绿营之中将领严重老化、70多岁的老人还在领军饷的荒唐弊病。此外，北洋海军还引入军衔制度，并规定军衔与军职的对应关系。军衔是区分军人等级、彰显军人身份的一种标志和荣誉称号。北洋海军中，不但军官有相应的军衔，士兵也被包括了进来，有一等练勇（水手）、二等练勇（水手）、三等练勇（水手）之分。

三是薪饷方面，北洋海军的制度也与传统清军大不相同。首先是北洋海军的俸饷更为优厚。军官方面：绿营提督一年的薪俸共计约2605两白银，绿营总兵约2011两，绿营副将一年约1177两；绿营参将一年约743两。北洋海军提督一年的薪俸是8400两，总兵3960两，副将3240两，参将2640两。士兵方面：绿营兵分三等，第一等马兵每月2两银子加3斗米，第二等战兵每月1.5两银子加3斗米，第三等守兵每月1两银子加3斗米，以上这些还只是纸面数据，士兵极少能按标准拿到。北洋海军士兵的月饷，电灯匠是30两，鱼雷匠24两；一等炮目20 两，一等水手io两，最低的刚入伍的三等练勇也有4两。其次是北洋海军的俸饷构成更为合理。绿营军官的薪俸由年俸、生活费、办公费和养廉银四部分组成，非常复杂，有廉、薪、蔬、烛、炭、心红、纸张、案衣、什物、马干等诸多名目。名目越多，意味着潜规则容身的空间越大。反观北洋海军，其军官薪俸主要由“本官之俸"（由官职大小决定，占四成）和”带船之俸”（由船只大小决定，占六成）两部分构成。其余办公经费和船只修理经费，则全部纳入 "行船公费" 一项。再次，北洋海军提督以下、守备以上军官，因公事受伤致‘ 残或供职超过15年积劳成疾者，可于开缺后得到一年的俸禄作为补偿，并按回

籍路途远近发放路费。下面的千总、把总和外聘人员，如有这种状况且服务满 20年，也可以得到一年俸禄作为补偿。此外，北洋海军官兵还有医药费、阵亡病故慰问金等待遇。以上这些，绿营官兵从来不曾享有。²

在给醇亲王奕谓的信函中，李鸿章说，这份《北洋海军章程》"大半采用英章，其力量未到之处或参仿德国初式，或仍遵中国旧例"，主要内容采用了最先进的英国海军章程，力所难及之处，或仿效德国以前的办法，或仍遵循清军的旧例。

李鸿章还向奕谡指出「北洋海军仍存在着两大缺陷。

第一，北洋海军虽然号称成军，实际上舰船严重不足。不但聘用的英国籍军官琅威理"每谓船不足用”，军内凡有过出洋经历、见识过欧洲强国海军阵容者，也“皆以添置战舰为请”。目前的情况是：中国海岸线极长，与日本、朝鲜和海参微处处相接，一旦有事北洋海军只能“分守辽渤"，没办法援助其他地方；眼下除了守港口的蚊船、炮船之外，“惟铁甲快船九艘可以驰骋大洋”，这区区九艘船在旅顺：大连湾、威海卫驻扎巡逻"或可抵御”，若要开往其他海域，那就“势弱力单” To简言之就是《章程》里最核心的“船制” 是不完整的Q

第二，海军人才短缺，海军将官地位尴尬。清廷的传统军官体系里，没有海军将官的位置；旧制度也不足以吸引人才进入海军。欧美各国建设海军，都以建设海军学校与配置大量练船为核心工作，且有一套按资历提拔海军人才的制度，所以各国海军人才辈出，"未有不学而能任海军者”，绝无不经过正规学习就加入海军者。反观大清，"风气未开，士绅争趋帖括，议论多不着痛痒，目前仅以公款设一二学堂"，士绅们对海军一窍不通却又乱发议论，导致现在只有一两所海军学堂，造就不出多少人才。3

要想弥补第一项缺陷，就必须继续出资购置军舰。

1888年的北洋海军，共计有：镇远、定远铁舰2艘；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超勇、扬威快船7艘；镇中、镇边、镇东、镇西、镇南、镇北蚊炮船6艘；鱼雷艇6艘；威远、康济、敏捷练船3艘；利国云船1艘。总共是25艘军舰。2艘铁甲加上7艘快船，即所谓"惟铁甲快船九艘可以驰骋大洋"。3艘训练船加上1艘运输船，更是明显不足。所以《章程》里说得明白：“然参稽欧洲各

国水师之制，战舰尤嫌其少，运船太单，测量、探信各船皆未备，似尚未足云成军。”按《章程》的保守规划，北洋海军至少还需要再添补：大快船1艘、浅水快船4艘、鱼雷快船2艘（以上系基本补足战船的战术需要）、鱼雷艇6艘、练船1艘、运船1艘、军火船1艘、测量船1艘、信船1艘。要有这样43艘舰船，才能勉强算是一支结构完整的海军。4

但第二项缺陷，却是无解的。

英国记者克宁汉（Alfred Cunningham）曾深入报道过中日甲午战争。战后，他出版了《水陆华军战阵志》（The Chinese Soldier and Other Sketches ）一书，对北洋海军在清廷内部的尴尬处境，有一段入木三分的描述：

中国的海军，在提督丁（汝昌）指挥之下，质料上远胜于陆军。军官们大都是受过欧式训练，当琅威理做他们的领袖时，更是彻底地训练过。中国战舰上的水兵，都是在沿海招募来的，自然是很好的水兵。他们是经过本国的军官和西洋的教官训练过的，即使在他们赌性发作时，纪律偶然松懈些，但他们是受过很好的训练而且知道怎样使用他们的枪炮，那是日本人也承认的。在大吏们吞剥所余的财力的限度之内，满清帝国的海军是模仿美国式的，海军军官是自成一新阶级的，没有一个对他们稍为敬重的人把他们来和陆军军官相提并论的。就教育和实用的知识而论，他们是远在中国官吏之上的。从中国的官场观点而言，他们是局外人，只因为海防需要海军，他们才被容忍着。5

海军军官"自成一新阶级”这句话，显示克宁汉敏锐地观察到新式北洋海军与清廷传统官场的格格不入。这些海军将官接受过西式教育（很多人到过欧洲或留学欧洲），会说英语，喜吃西餐，给自己建造的房屋也带有欧式风格。他们是清廷统治集团里面视野最广阔的一群人，但他们的视野无处安放，因为他们是统治集团里的异类，而非被推崇的对象。这一点，与同期的日本海军将官的境遇截然不同。明治时代的日本海军将官，在本国政治秩序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经常就国事发出强力声音。反观北洋海军，除了北洋大臣李鸿章之外，几乎所有海军将官在晚清政坛上都是失语的。这群视野广阔之人失语的核心原因，正如克宁汉所言，是“他们是（中国官场的）局外人"。

这种“局外人”的状态，是李鸿章没办法解决的问题。他只能在《章程》里做一点有限的补救。手段之一，是给北洋海军将士制定远高于绿营的薪俸，通过提升他们的经济待遇来彰显他们的政治地位，进而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加入海军。手段之二，是在海军《章程》里对“升擢"与"保举”问题略作变革，将那些应该升职却无职可升的海军将领“开缺当差，薄予官俸”；也请朝廷在每三年一次对海军实施大检阅时，对这些海军将领“酌加奖叙” ，

这种补救只是聊胜于无，远不足以改变北洋海军在清廷政治秩序中的“局外人”身份。1918年，池仲祜撰《海军大事记》，请严复作序。清末时，严复曾赴伦敦皇家海军学院求学，归国后长期服务于北洋水师学堂。此时的他已垂垂老矣，回首前尘往事，念及所教导的海军学生，在中法、中日两战中，“为国死绥者殆半"，不禁悲从中来。痛定思痛，严复想起了30年前，自己与清廷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一番谈话。严复在谈话中对赫德说了许多海军的弊端，赫德则告诉严复：

海军之于人国，犹树之有花，必其根干枝条，坚实繁茂，而与风日水土，有相得之宜，而后花见焉。由花而实，树之年寿亦以弥长。今之贵国海军，其不满于吾子之意者众矣，然必当于根本求之，徒苛于海军，未见其益也。7

赫德深度参与了北洋海军的成军过程（比如帮助采购军舰），他自然了解，不管存在多少缺陷，就硬件而言，北洋海军已是一支近代化舰队—船舰主体基本购自西方，威海、旅顺是远东第一流的海军基地；还有练饷局、支应局、军械局、水师煤厂、工程局、征信局、医院等一整套较完备的后勤机构；且建设有数千公里先进的海防电报通信；中法战争后，认识到军事运输能力在海陆联防中的作用，铁路事务也被归入海军衙门；海军学堂也大体建设了起来。此外，北洋海军的将官们，也大多接受过西式的近代海军训练。

然而，正如每一朵花都得开在一棵具体的树上，只有树的根干枝条坚实繁茂，那花才能开得璀璨，那花才能结出果实，那树的寿命才会绵长。欲让海军强大，犹如求树开花，须先有相宜的政治土壤，造就相宜的政治环境，眼光只放在海军上，而不从“根本求之”，是不会有结果的。

严复说，赫德的这番话，道破了北洋海军的"盛衰之故这朵近代之花，只是被机械地嫁接在了传统帝国正日趋干枯的枝条上。

海军停滞，李鸿章怀念醇亲王

《北洋海军章程》绝非完美。

比如有学者批评该章程，说它〃最大的缺陷在于缺乏战时规定”。具体包括：

一、对海战统一指挥权的序列问题没有明确规定，导致后来的甲午海战中，提督丁汝昌所在定远舰的信号装置被摧毁，其他将领因没有依据可循，而无法出面接替丁汝昌指挥作战，全军因此失去了有效的统一指挥。

二、对海战中作战舰船"伤重而不能战”时是否可以退出战斗的问题，没有做明确规定。直接导致甲午海战中方伯谦率济远舰、吴敬荣率广甲舰退出战斗后，无法进入正规的司法程序，只能依据高层政要的好恶来做“政治判决”。

三、对海战中的各种具体行为，没有制定具体的赏罚条款。这导致海军官兵“找不到依据而失去了对自己未来命运的准确预判"。镇远舰管带林泰增的自杀、致远舰管带邓世昌的殉国，均存在这方面的因素。丁汝昌在战后对李鸿章说，邓世昌奋勇击敌后与军舰一同沉海，“业已被人救起，自以船亡不能独存，不肯出水，仍复溺毙"，这做法虽然壮烈，却是重大的人才损失，他希望能够“明定章程"，制定具体的赏罚条例，"以示常守之法而全有用之才" 8, 让海军官兵可以依据条例预判自己的命运，免去那些不必要的牺牲。

四、虽有抚恤条款，但对海战中官兵伤亡的抚恤没有明确规定。

五、对各舰艇炮弹的基数，也就是弹药的日常充足度，没有明确规定。⁹

不过，《北洋海军章程》终究是让传统军队"北洋水师"蜕变成了近代军队“北洋海军" o转型之初的种种不完美，实应视为常态。极少有后进国家在模仿先进体系时，可以做到完美移植。关键是转型的方向是否正确，方向对了，缺陷不妨慢慢改掉，不必有一步到位的心态。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直到甲午海战，《北洋海军章程》里的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答案自然也再次回到赫德对严复说过的那段话，即"徒苛于海军，未见其益也"，真正掐住北洋海军命运咽喉的，仍是清王朝的土壤与风水。

前文提到的《北洋海军章程》里的五点不足，前四点如要改革，必然会对清廷的整个军事体制造成冲击—海军制定了关于军队指挥权序列的新规矩，其他军队要不要跟进？海军制定了新的舰船退出战场机制，其他军队要不要跟进？海军制定了新的赏罚明细，其他军队要不要跟进？海军制定了新的伤亡抚恤标准，其他军队要不要跟进？如果朝中有人支持，这些冲击旧体制的改革，多少还有付诸实施的机会。然而，北洋海军正式成军仅两年，最支持海军建设，为《北洋海军章程》里各种迥异于传统清军的制度建设大开绿灯的醇亲王奕谓，就于1891年1月1日与世长辞。奕谭的去世，直接导致"朝廷最高决策层中能真正理解并支持李鸿章建设海军的人，竟没有了"1。。醇亲王之死让李鸿章 “哭之恸"，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自此失去了在朝中最有力的奥援，从此“独力难支，致户部有停军火十年之奏" "。

所谓"户部停军火十年之奏"，指的是1891年6月，户部上奏建议南北洋的枪炮、船只与机器采购暂停两年。亲政不久的光绪皇帝，随即在帝师翁同稣（翁是户部尚书）的怂恿下批准此奏，并下旨褒奖李鸿章，说北洋海军“连年布置，渐臻周密” \实在是值得表彰。李鸿章自然明白皇帝的表彰是假，让他没机会张嘴再说北洋海军存在诸多硬件缺陷是真。没有了奕谡的支持，李鸿章自知无力改变中枢一一也就是光绪与翁同解的决定。他在9月10日给朝廷写了近两千字的回奏，细说了五点意见：

一、“北洋向来购买船械，本无专款存储"，从来就没有专门款项，每一笔购买舰船火炮弹药的资金，都得向朝廷专门申请，所以如今朝廷决定让海军停购船械炮火，海军这边"仍属无银可解”，并没有资金可以移交给户部。

二、北洋海军购买外洋机器，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购买本国没有的新机器，一是购买配套消耗品和维护更换的零部件。历年所拨经费，各省其实都还欠着没给。所以即便停购，这一块也是"仍无余款可以腾挪”，也没有钱移交给朝廷。

三、舰艇和船坞里的机器，都是西式的，零部件坏了就要修,就要对外购买，不购买就等于报废；鱼雷、水雷、雷筒、电信这些是消耗品，有缺额有损坏就要对外购买添置，不够买的话舰艇和电报线路也等于报废。所以，这些东西“万难停缓”，每年仍须开支10万两白银。

四、户部的奏折说要裁撤军队至少一成，直隶的淮军勇营驻扎在东至奉天旅顺口、大连湾，渡海南至山东威海卫等漫长的防线上，淮军勇营虽足额并无空饷，也是捉襟见肘，近年来已不得不"一营分扎两处"。勇营枪炮以西式枪炮为主，从炮目到勇丁；每个人都有自己在队伍里的"应管之物，应做之事，缺一不可”。而且，这些年经营渤海门户，各种工程建设都是勇营兵丁在做，如果换成民夫，还不知道要消耗多少钱粮。

五、北洋海军"现有新旧大小船舰共二十五艘"，之前上奏得到批准的《北洋海军章程》已说得明白，仍须购买一批军舰"乃能成队”，醇亲王当年也是这个意见。如今海军要停购军舰，防营就更不能随便裁撤了。^，3

由这些意见，不难看出李鸿章的无奈与挣扎。

回奏的末尾，李鸿章说：眼下各处炮台尚未竣工，臣与前任山东巡抚张曜m 刚刚对勇营士兵遍加抚恤，"方蒙激励之恩，忽有汰除之令”，才表彰完毕就要将之裁汰，恐怕不是"圣朝慎重海防作兴士气”的正确方式。臣我仔细阅读了部臣们的奏议，"既日自相商定，又令察酌情形”，里面既说已自行商议有了定论，又让各处体察斟酌具体情形，显然是深知外面的事情各有特殊性，断难在政策上搞"一刀切"。所以，臣我遵令再三筹算，"目前饷力极细，所有应购大宗船械，自宜照议暂停，至裁减勇营一成，应俟各处台工竣后，再行酌办"九

无可奈何的李鸿章，只能在给友人的私人书信里，怀念着醇亲王奕谭还在世的时光：

回忆十二年奉陪醇贤亲王巡阅，犹如目前，楼船方新，旌钺已往。当时威海卫、大连湾两处尚是荒岛，连年布置，始有规模，足与旅顺重门相倚。现议接办胶州澳，则北洋形势更觉完密，而农部适有裁防勇及停购船械之议，正与诏书整饬海军之意相违。宋人有言，枢密方议增兵，三司已言节饷。国家之

事，固有如此各行其是而不相谋耶？ ¹⁶

其实，即便奕谓仍然在世，北洋海军某些制度上的问题也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比如前文提到的军队统一指挥的序列问题。在传统国家，军队的指挥权与皇权的安危紧密相连，历来都是朝堂政治统治的一部分。咸丰时代倚重僧格林沁的带兵能力，却要在他上面任命一个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就是如此。海军衙门成立后被交付在醇亲王奕谭手中，奕谭也写信给李鸿章，要他努力做好"新时代的僧格林沁”"，不过是对咸丰权术手腕的忠实继承。被困其中的李鸿章，自不免常常陷入畸形制度的牢笼。

琅威理的愤然离职，就是一个颇为典型的案例。

1890年，北洋舰队巡访东南亚返程途经香港，提督丁汝昌因事离队，右翼总兵刘步蟾即将提督旗降下，换升总兵旗。此举遭到琅威理的激烈抗议。当时，琅威理的身份是“水师副统领” “赏加提督衔”。在琅威理看来，提督离开，自己这个副提督尚在；刘步蟾改升总兵旗，这分明是对自己的藐视与挑衅。清人姚锡光后来在《东方兵事纪略》里说，刘步蟾此举是刻意为之，目的是羞辱琅威理迫其离开，原因是"琅威理督操极严，军官多闽人，颇恶之。右翼总兵刘步蟾与有违言，不相能，乃以计逐琅威理……琅威理去，操练尽弛。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识者早忧之”。¹⁸

说刘步蟾"以计逐琅威理”，其实是以后果推断前因而得出的阴谋论，有矛盾并不意味着冲突是有预谋的行为我。琅威理离开北洋海军的主因，是他的抗议与诉求得不到李鸿章的支持。升旗冲突闹到李鸿章处后，李态度模糊，既未申斥刘步蟾做得不对，也没说琅威理的抗议不成立，而是发电报给左翼总兵林泰曾（刘步蟾是右翼总兵），让他另给琅威理做一面旗帜："琅威理昨电请示应升何旗，章程内未载，似可酌制四色长方旗，与海军提督有别。"2。

所谓"章程内未载”，其实是章程内不便做规定。北洋海军身上的淮系色彩，已让朝堂侧目，也是中枢的一块心病（所以海军衙门章京专用满人，昆明湖水师学堂也专招满人学生），李鸿章自不敢在海军章程里再将琅威理的副提督之职坐实，让他拥有与丁汝昌同升总督旗的地位—让洋人做真正的副提

督，只会给李鸿章招来更多的攻击。事情出来之后，李能想到的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给副提督单独做一面“四色长方旗”。这种迁就现实政治的特色处理方式，与世界各国海军的惯例格格不入，自然无法让琅威理满意。稍后，琅威理北上与李鸿章当面讨论此事，二人不欢而散。用李鸿章的说法是："琅威理要请放实缺提督，未允，即自辞退。" 21

李鸿章暧昧模糊的处理方式，既谈不上对琅威理“舰队副提督”身份的尊重，也谈不上对刘步蟾升总兵旗行为的支持，实属息事宁人式的和稀泥。李鸿章有自己的不得已。朝廷赏给琅威理的"副提督"已明言只是虚衔，李断不能将之弄成实授，所以不能让琅威理升总督旗，但北洋海军需要琅威理的专业能力，所以只能另制旗帜以做安抚。然而，这种安抚在琅威理看来，却等同于对尊严的侮辱。琅威理愤然辞职后，天津的英文报纸.《中国时代》（The Chinese 力加es）刊文说，琅威理虽然拥有皇帝赐予的提督职衔，"但并非服务于中国政府，而不过为一总督的奴仆” \此说准确道出了琅威理离开北洋海军时的心理感受。，

琅威理的离开，影响的不仅是北洋海军的军纪，还直接影响到英国在东亚的政治天平向何处倾斜。琅威理来华的背后有总税务司赫德的运作。自琅威理任职北洋舰队之后，中英关系日趋融洽。北洋海军安排学生留英，英国政府允许他们进入皇家海军学校就读，并前往英国海军舰队实习。对清廷在英国的购舰活动，英国海军也愿意派人提供查验、试航方面的帮助23。赫德希望借此机会推动"中英结盟”（自19世纪60年代起，赫德即在试图推动此事）。琅威理离职事件发生后，几乎所有英文媒体都在抨击清廷排外，认为北洋海军将会坠人旧官僚体制的深渊，将会与清王朝的大多数官僚一样成为腐败与堕落的代名词。英国政府不再允许中国海军派学生留英，且撤回了在北洋海军中（包括海军学校）任职的其他英国军官。对"中英结盟”抱有极大期待的总税务司赫德也灰心丧气，在给金登干的信函中说：

中国不听劝告，遭到不幸才会吸取教训。如今我要和海军离得远远的。"

此后，英国在亚洲与清廷越走越远，与日本越走越近。甲午年，日本发动

对清廷的战争的底气之一，就是获得了英国政府"不反对"的默许。

没有好的土壤，花是结不出果实的

终于，甲午年彻底压垮了北洋海军。

1894年旧历七月二十九日，李鸿章上奏朝廷，比较了中日两国海军的实力优劣：

查北洋海军可用者，只镇远、定远铁甲船二艘为倭船所不及，然质重行缓、吃水过深，不能入海汉内港。次则济远、经远、来远三船，有水线甲、穹甲，而行驶不速。致远、靖远二船前定造时号称一点钟十八海里，近因行用日久，仅十五六海里。此外各船愈旧愈缓。海上交战能否趋避，应以裕行之迟速为准，速率快者胜则易于追逐，败亦便于引避,若迟速悬殊，则利钝立判。西洋各大国讲求船政，以铁甲为主，必以极快船只为辅，胥是道也。详考各国刊行海军册籍内载，日本新旧快船推为可用者共二十一艘，中有九艘自光绪十五年后分年购造，最快者每点钟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我船订购在先，当时西人船机之学尚未精造至此，仅每点钟行十五至十八海里，已为极速，今则至二十余海里矣。近年部议停购船械，自光绪十四年后我军未增一船 O 25

与李鸿章的审慎不同，此时清廷的中枢决策层、台谏系统和督抚群体，均对清廷的军事实力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自信。

身为帝师，同时也是清流领袖的翁同稣自不必说，他对日本素无研究，却是一个坚定的主战派。战事爆发前夕，王伯恭自天津前往北京拜见翁同稣。新科状元张骞在翁同稣跟前力言“日本最尔小国，何足以抗天兵"，深得翁的赞许。王伯恭也是翁的得意门生，但因在北洋做事多年，又在朝鲜待过，对中日两国海军的实力有较为准确的了解，于是对翁同稣“力谏主战之非"，结果却被翁嘲笑为"书生胆小”。王伯恭回应说“器械阵法，百不如人"，不宜草率从事。翁同就则说：“合肥（李鸿章）治军数十年，屡平大熬，今北洋海陆两

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王伯恭说知道了自己的实力不如对方却还一味主战是不明智的，翁的回复是：“吾正欲试其良格，以为整顿地也" 26。翁这番话，既说明他自信过了头，也显示他对李鸿章成见较深。

围绕在翁身边的诸多台谏清流中人，如文廷式、余联沅等，均在对日作战问题上抱持着不可理喻的自信。比如余联沅奏称，中日之战的上策是直取东京。翰林院侍读学士准良，则奏称"倭人所恃铁甲战舰，仅有大小二艘”。翰林院编修曾广钧，则奏称日本海军只有一艘铁甲舰，其余全是木船："彼国只有铁甲一艘，名日扶桑……（速度）并不算快。此舰尚不足畏，其余各舰悉系同治年间所造木质旧船，更不足数……若以交战大洋，直同儿戏”。江南道监察御史钟德祥的奏折，与曾广钧的说法几乎一模一样：“日本倾国兵数不当中国之一，又弱不经战，虽有甲船，而能与吾定远、镇远较坚厚，仅有名速力者一艘差可强颜耳，诸下者或不及向时船政之木船。" 27底层士绅言有章（］903年做过新安知县）也在给盛宣怀的书信中说："北洋讲究武备近三十年，以中视西，或未可轻敌，以剿倭奴，足操胜券” ²⁸,希望通过影响盛宣怀的立场来贡献绵薄之力，将李鸿章推向主战派。

中枢与台谏清流如此，号称老成谋国的督抚重臣如刘坤一、张之洞等，也是相似的心态。刘坤一身为湘军领袖，初时将甲午之战视作李鸿章淮军之务，袖手旁观，且认为日本绝非中国对手，故其身为两江总督，江苏沿海一带防务却迟迟未做规划。张之洞则素来认为，日本乃海权国家，中国乃陆权国家，彼此无利害冲突，不妨结盟对付俄国。战事爆发后，张也极为乐观，认为只要中国闭关绝市，即可使日人屈服，他对日军的战力和目的，可以说几无了解。²⁹刘、张二人尚且如此，余者可想而知。

这种不切实际的自信，反馈到具体战事上，让北洋海军无所适从。

1894年7月26日，李鸿章电报指示丁汝昌："汝即带九船开往汉江洋面游巡迎剿，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要。仍盼速回。" 3。8月1日，李鸿章再次电报指示丁汝昌：“总署催汝统铁、快各船，往仁川附近，截击其运兵船，机不可失……速去速回，保全坚船为要。” 3i这两份电报，显示总理衙门给李鸿章施加了很大的压力。总署一再强调“机不可失"，要求北洋海军向日军发起攻击。但深知北洋海军与日本海军硬件差距和软件差距的李鸿章，对出击一事并无多少

胜算，所以他在转达总理衙门的指示时，给丁汝昌的命令，在措辞上非常微妙：一面命令丁汝昌抓住机会率军出击，一方面又指示他要“相机进退” “速去速回”，要将"保全坚船”当成最重要的事情。

光绪皇帝很快就觉察到，丁汝昌汇报中的"未遇敌船"，其实是不想与敌船展开正面交锋。遂连发谕旨，严词命令李鸿章，要他调查丁汝昌是否存在刻意避敌的行为。其中8月5日的一道谕旨是这样说的：

丁汝昌前称追倭船不遇，今又称带船巡洋，倘日久无功，安知不仍以未遇 .敌船为诿卸地方？近日奏劾该提督怯懦规避，偷生纵寇者，几于异口同声，若众论属实，该大臣不行参办,则贻误军机，该大臣身当其咎矣！ ³²

谕旨里威胁说要拿丁汝昌"身当其咎"，实际上敲打的是李鸿章。无奈之下，李鸿章只好命令丁汝昌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四度率舰队出海，以应付皇帝。但中日海军之间没有大战，光绪绝对不能满意；北洋舰队不能击败日本海军，光绪也绝对不能满意。9月17日的黄海大战，北洋海军受创颇重，但根基尚存。两天后，光绪再发严旨，催促修复军舰再战，李鸿章无可奈何，只能指示丁汝昌，要他尽快将船只修复到能行驶的程度，再将其开上洋面威慑日军，以应付朝廷的严责，同时要注意不可与日本军舰交战，要理解此中“虚虚实实" 的真意：

定、镇、靖、济、平、丙六船必须漏夜修竣，早日出海游弋，使彼知我船尚能行驶，其运兵船或不敢放胆横行，不必与彼寻战，彼亦虑我蹑其后。现船全数伏匿，将欲何为。用兵虚虚实实，汝等当善体此意。蜂

闭目塞听带来了盲目的自信，盲目的自信带来了混乱的指挥。这混乱的指挥贯穿了整个甲午战争♦，直至北洋海军消亡。

土壤贫瘠的另一个表征，是清廷的军事改革以一条腿走路,只改革了海军，将之拖入近代军队的大门，却几乎没有改革陆军，更没有改革其他相关体制。所以，甲午年的海战颇为激烈，陆战的规模却可以用"微小”来形容。

"微小”二字的评价，来自日本学者藤村道生。他的理由是：日军在陆战上消耗的弹药非常少，且绝大部分人员损失来自瘟疫，而非与清廷陆军交战。藤村道生说：

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日军所消耗的弹药为：步枪子弹1241800百发，炮弹 34090发。派往海外的士兵，每人约放步枪子弹8发，每门大炮约放炮弹100发。看看十年后日俄战争中的南山战役，它以三个师团为骨干的第二军，在两天的时间内，就消耗了大约♦同等数量的弹药。如果仅限于同清国陆军作战，就可知日清战争的军事规模，是微小的。

日本士兵的真正敌人是瘟疫。因为没有建立预防体制，卫生设备很差，所以许多人病死了。在出征期间，入院治疗的达17万.人。其中因重病而被送回国内的，约占派往海外士兵人数的1/3,达67600人。在17万入院患者中间，因战争而负伤的不过4519人。其余则是或患赤痢、疟疾、霍乱等传染病，或患脚气病。忽视卫生带来的结果就是大量的人命牺牲。乂

简言之就是：日军人均8发步枪子弹，即击溃了清廷陆军。而且这还是一支遭受严重瘟疫侵袭的军队（主要是霍乱、痢疾与脚气病），过半数士兵与随军夫役因病入院，逾三分之一的海外派遣士兵因重病不得不被送回日本。据藤村道生的统计，整个战争中，日军战死者（包括受伤后死去者）共计1417人（其中，964人死于1894年7月25日至1895年5月30日，余者死于1895年5月31日至 1895年11月30日），因疾病而死者共计11894人（其中，1658人死于1894年7月 25日至1895年5月30日；余者死于1895年5月31日至1895年11月30日）。后者是前者的8倍有余。

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长（管西局）小川又次，1879年被派往清朝，从事谍报侦查，明治二十年（ 1887年）向当局提交了一份《征讨清国策案》。由这份《策案》，不难窥见清廷陆军的战斗力为何如此之差。

对清廷陆军的总兵力，《策案》的评估是：八旗兵大约30万人；绿营兵大约47万人。此两者之内，练军约10万人，蒙古兵大约10万人，勇兵大约30万，人，合计大约117万人。其中，防勇、练军40万人，战斗力较强，但“由各省总

督、巡抚分而辖之"，"教育之法各不相同"，虽然多聘请外国教练，但“可惜者，并非举而全然委任于外国教师，而是采用半洋、半清式之战术”，非但无益，徒生烦杂；“更为可怜者，乃是将校为文官，虽有武官，但也一概不知兵学为何物，皆是惟有利己之谋"；何况，“以此四十万之兵员，布于我十倍之土地面积，特别是道路粗糙恶劣，交通甚为不便，故而假令一方有事，也难以直接调遣邻省之兵"。小川又次在《策案》里说，直隶与山东地区，清廷的练军与防勇总数仅5万人；吉林、盛京与黑龙江地区，练军与防勇总计不过2万余人。这与甲午战争前夕，‘李鸿章向光绪汇报“陆海兵数”时给出的数据颇为吻合。李的数据是：沿海陆军分布直隶、山东、奉天三省海口，扼守炮台者，合计仅2万余人35。甲午战争期间，其他省份的陆军，确如小川又次所预料的那般，无法迅速集结开往前线。

至于余下的77万军队—朝廷之八旗，地方镇台之绿营，皆是“携带家眷之兵"，其薪饷本极有限，且"长发贼大乱以来……又减少官兵俸禄钱粮”，已到了 "不从事贱业，则不迢以糊口”的程度，“今查清国军备金额，大约七千五百余万圆"，数额虽大，“但用于八旗、绿营者，恰如救助贫民"，仅算勉强养活，至于军备训练，完全无从谈起，"实乃有名无实之兵员”。虽然中法战争后，鉴于地方勇兵坐大，而八旗衰败已久，清廷为维护其满人统治，曾命地方“减少防勇人数，每年节省二三十万两，以充作训练八旗兵之费用”，但这种以弱易强的做法，反使其实力"又有几分退步”。³⁶

《策案》的最终结论是：清廷"近来虽然虚张声势，频繁谋求扩张军备。但尚未达到杜绝百弊之源、布设铁路、采用义务兵役之日，决不能称作真正之强国”。意思就是清廷陆军并不是一支近代化军队，架构上没有陆军部（也没有海军部，只有一个四不像的海军衙门，海军衙门五大臣全是兼职，既无人专门研究与建设海军，也无人出身海军或受过海军训练），体制上没有最基本的义务兵役制度；训练与改革更是政出多门，彼此无法兼容。反观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即设立海军省与陆军省，统一筹划管理海军、陆军事务；其后又设立军令、军政机构，以完善统一指挥体系；再颁布征兵令，实行普遍义务兵制，进而确立现役与预备役结合的近代常备军制度；为适应出洋远征，陆军还效仿德国，改成了师团制。

按藤村道生的说法，"北洋陆军装备毛瑟枪和克虏伯炮，所以在武器方面，它比使用村田式步枪和青铜山炮的日军优越"。但对战的结果，却是日军所向披靡。原因是清军虽然装备了近代武器，但无力去执行一场近代战争。比如，大多数清军将领的作战经验仍来自与“长毛"对垒（清廷朝野弥漫着一种对“宿将”的迷信），没有接受过近代战术的培训，根本不知如何部署步兵与炮兵，往往将炮兵阵地安排在"第一线步兵阵地内或其间隙"，使"火炮成为显著的目标，在战斗的初期阶段，屡次被日本炮兵破坏”"。而参加甲午战争的 18位日军旅团级以上军官中，有一半曾到欧美留学或考察，深知与火炮相关的各种战术。再如，清军士兵普遍训练不足，多数时候只要求“演走各样阵法，步伐既甚整齐，释放连环枪炮，声响亦均连贯"即可。战争爆发后临时招募的新兵，更几乎没有训练，只是学习"一齐将矛举起向前一冲，口中就喊一声杀”"。反观日军，步兵不仅训练有素，且已有了独立的工兵与辎重兵，清军则尚不知工兵与辎重兵为何物（按李鸿章1891年给光绪皇帝的奏折里的说法，其辖下淮勇全部长期兼职工兵，在修筑各种工事）。日军将领也观察到，清军进攻时"没有整然的秩序"，“经常用的队形是在散开的一队中挥舞大旗开火，开火为随意射击”；清军射击出去的子弹"多从（日军）头上通过，达到很远的距离。他们不考虑利用地形地物，从不用跪射、卧射，一律站着射击”羽。清军士兵开炮前，先要摇动大旗，恰好成为日军射击的靶子。

其实，李鸿章自己也知道，北洋海军这朵花，被嫁接在清王朝日趋干枯的枝条上，是难以结出果实的。甲午年后，李闲居贤良寺，回首前尘往事，曾对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说过这样一番话：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4°

纸糊的房子没有根基，一如缺失了土壤的花朵无法结果。

1896年8月，李鸿章出访欧美，抵达伦敦时与琅威理有过一次长谈。李再次邀请琅威理前来中国，琅说自己"或多或少”愿意接受邀请4J可惜的是，北洋海军已成过眼云烟，李鸿章的政治生命基本上已经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