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1884年：改革来到了分水岭

1884年，中法战争继续。该年3月，清军在越南的北宁、太原等重要阵地接连失利，引发朝野震荡，台谏言路失去镇定，群起上奏要求严惩败军之将并派大员出关至前线战场主持军务。随后，徐延旭、唐炯、黄桂兰、赵沃等前线将领被革职拿问，其中黄桂兰服毒自杀。

这是晚清改革的一个重大分水岭。这场震荡最后演变成让人瞠目结舌的 “甲申易枢"。以恭亲王奕诉为首的军机大臣班底被全部罢免，清廷自此进入慈禧独揽大权时代。

恭亲王奕祈被逐离政坛

34岁的詹事府左庶子盛昱是一个颇有学问、精力充沛且性格直爽的人。身为宗室远支，他对于清廷的振兴怀有一种异于常人的强烈使命感。所以，当越南前线清军节节败退的消息在1884年初不断传入京城时，盛昱坐不住了。

这年4月，盛昱递了一道奏折，主旨是要求严惩军机大臣，让他们戴罪立功，以挽救前线战局。他在奏折里说：“越南战事错失良机，议者都说责任在于云南巡抚唐炯和广西巡抚徐延旭……奴才以为，唐炯、徐延旭坐误事机，其罪当然无可宽恕，但是，枢要之臣的蒙蔽推诿之罪，要比唐炯、徐延旭之流还严重……外间众口一词，说唐、徐二人是侍讲学士张佩纶推荐、协办大学士李鸿藻力保。张佩纶年轻，资历浅权力小，误听了虚声可以理解；李鸿藻是老臣，对内拥有进退人事的大权，对外担着国事安危的重任，岂可不做广泛调查就轻信滥保这些庸才，致使越南之事败坏到如此地步？恭亲王、宝理，已做了多年中枢大臣，遇事很多，并不是没有知人之明，与景廉、翁同解这些才识平凡低下之人不同，却也俯仰徘徊，坐观成败，其责任实可谓与李鸿藻相等。" 1

奕诉、李鸿藻、宝器、景廉、翁同解、张佩纶，这些人或在军机处当值，或在总理衙门当值，或二者兼值，确属慈禧之外最核心的清廷最高决策层。盛昱一口气将这些人全部拉出来批判，勇气当然是极可嘉的。

盛昱对这些人的不满主要有三：一、清军在越南前线的督抚将领多属庸才，而这些庸才又是上述枢臣或举荐或认同过的。二、唐炯、徐延旭这些人被革职拿问之后，掌控着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这些枢臣们，竟然既不明发谕旨，也不送文件知会内阁吏部。朝廷一个月之内换了四任巡抚，一天之内拿办了两名巡抚，如此大的动静,.天下谁人不知？这些枢臣却在担忧，若公开发布惩罚战败者的谕旨，会引来法国的诘责，会破坏和局，哪有这样的道理？三、朝廷已查办唐炯、徐延旭等，可这些枢臣选择的接替者仍是粗庸、畏蕙之人。

盛昱还说，这些大臣主持中枢工作负责推行改革，多者已有20余年，少者也有十余年，皇上与皇太后长期给予他们支持与信任，可谓言听计从,结果却是饷源日细、兵力日单、人才日乏。即便没有越南之事，也该对他们施加重罚。何况现在越南问题已败坏到这种程度。他呼吁慈禧严厉惩罚这些中枢大臣，然后让他们戴罪立功。戴罪立功的具体办法，是令这些中枢大臣重新商议，在五天之内拿出一份新的边疆督抚将帅名单。督抚将帅未来的功与罪，就是中枢大臣未来的功与罪。

盛昱的奏折言辞如此激烈，是因为他与当时的大多数官员一样，怀有一种 “改革二十年当可一战”的自信；也和慈禧太后一样，怀有一种通过战胜法军来一雪“庚申之变”耻辱的迫切期待。所以，他在奏折中还建议朝廷明发谕旨，将主战的立场昭告天下，之后"中外大小臣工，敢有言及弃地赔款者，即属乱臣，立置重典"；他还希望朝廷"不以小胜而喜，不以迭挫而忧”，要有打持久战的决心，不要因为小胜或屡败而变更既定方针。这种自信与期待，让盛昱对清军在战争初期的频频失利极为不满，继而将之归罪于奕近、李鸿藻、宝签、景廉、翁同献、张佩纶等中枢大臣。他希望自己的激烈弹劾，可以对这些中枢大臣产生警醒效果。

让盛昱意外的是，慈禧采纳了他的弹劾，却没有按他的建议让中枢大臣们 "戴罪立功"。

4月8日，慈禧突然发布上谕，痛责奕祈“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

见，不肯实力奉行"，将奕诉、李鸿藻、宝鳌、景廉、翁同献全部逐出军机处（前四人开除一切差事，翁同解因进入军机处时日尚短而保留"毓庆宫行走”之职），改由礼亲王世铎、额勒和布、阎敬铭、张之万“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孙毓汶"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次日又下旨，军机处遇有紧急事件，可会同醇亲王奕谭商办、

这意味着军机处与总理衙门全面换血。醇亲王奕谭因光绪生父的身份未进入军机处，但实际上已取代恭亲王奕诉，成了慈禧掌握军机处与总理衙门的实际代理人。这就是震荡朝野的"甲申易枢”，长期主持晚清改革的恭亲王奕诉，至此被彻底逐出了政坛。

这个结果让盛昱极为震惊。他与奕诉私交甚好，虽不喜其主和立场，却无将之逐出权力核心的想法。而且，在军机处众大臣中,盛昱似更不满李鸿藻，所以其弹劾奏折中有"恭亲王等鉴于李鸿藻而不敢言” 3这样的文字。据《国闻备乘》记载，慈禧对军机处大换血，将奕诉彻底逐出政坛的谕旨发布时，盛昱正与友人宴会，"薄暮见谕旨，举坐失色"。因继任者是世铎等一干无能之辈（除阎敬铭外，均有平庸贪渎之名），盛昱再次上奏，“谓不及旧政府远矣"，希望慈禧能收回成命。慈禧则"裂奏抵地大骂"，撕扔了盛的奏折，骂他“利口覆邦，欲使官家不任一人” 4。

《国闻备乘》的记载颇为可信。档案材料显示，盛昱确于军机处大换血的第二天，就上奏慈禧表达了反对意见。奏折中说，宝教、景廉与翁同稣是无用之人，逐出军机处不足为惜，但是，恭亲王奕诉是朝堂中最杰出的人才，"才力聪明，举朝无出其右，只以沾染习气，不能自振"；李鸿藻虽然看人的眼光不怎么样，对时事的判断处理也常不到位，"惟其愚忠不无可取"，不应该将二人驱逐。盛昱还说，"若廷臣中尚有胜于该二臣者，奴才断不敢妄行渎奏，惟是以礼亲王世铎与恭亲王较，以张之万与李鸿藻较，则弗如远甚”，所以还请太后再下谕旨，让恭亲王与李鸿藻继续在军机处任职，给他们戴罪立功的机会。5

盛昱的挽救没有任何效果。 ' ，'

慈禧驱逐奕诉的心思酝酿已久。二人的政治蜜月期早已结束，整个19世纪 70年代，奕诉与慈禧的关系一直很紧张。1865年，奕诉失去议政王身份后，他

与慈禧之间的权力天平就已失衡，只能转而选择尽可能与慈安拉近关系，通过尊重“嫡庶之分"来压制慈禧。奕祈与慈安的合作在当日政坛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如时人赵烈文在其《能静居日记》中说，慈安"颇倚任恭邸” 6。对此，慈禧也心知肚明。1880年，两宫太后携光绪前往东陵祭拜咸丰，慈安不愿与慈禧并肩而立，引发了一场"祭拜席次之争"，慈禧认定此事背后必有恭亲王奕诉在出谋划策I 1881年，慈安突然去世，“政权尽归西宫" \奕诉再无强力奥援可与慈禧抗衡，只能在军机处谨言慎行，遇事能不独立表态即尽可能不独立表态。李鸿藻在军机处的分量也因此渐有盖过奕诉的趋势,特别是在1881年另一位军机大臣沈桂芬去世后，李鸿藻已越过奕诉成了隐执军机处大权之人。盛昱所谓的“恭亲王等鉴于李鸿藻而不敢言”，正是基于这种背景而产生的观察。

在中法冲突期间，奕诉于1883年1月18日上奏支持过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的谈判，理由是“似该国有欲转圜之机，或可借图结局，以省兵力” \ 可见在他的认知序列里，4口果有谈判的空间，仍应尽量维持和局，而非放手一战。可惜的是，这种立场已无法得到慈禧的认同。年逾50岁的太后在满朝皆是主战之声的环境影响下，对20余年的洋务改革成果充满了自信。于是，奕诉很自觉地在之后的决策过程中退为隐形状态。

翁同稣的一段日记，颇有助于管窥奕诉在1884年初的境况。该年的3月30 日，也就是“甲申易枢”发生的九天之前，军机处接到电报，获悉北宁与谅江失守，慈禧于是召集会议讨论越南军情。除政务讨论外，恭亲王还在会上提到了慈禧过生日的问题：

恭邸述惇邸语请旨，则十月中进献事也，极琐细，极不得体，慈谕谓本不可进献，何用请旨？且边事如此，尚顾此耶？意在责备，而邸犹刺刺不休，竟跪至六刻，几不能起。¹⁰

大意是：恭亲王奕诉在政务会议上花了一个半小时来跪求慈禧，希望她在该年旧历十月生日时，接受礼物的"进献"。慈禧责备奕诉不识大体，奕诉坚持跪上一个半小时来恳求，慈禧也由着他脆到几乎站不起来的程度。作为事件

的目睹者，翁同袜用日记非常直观地将奕诉在1884年的谨小慎微与如履薄冰记录了下来。'

次日，同样的戏码再度在政务会议里上演。除恭亲王奕近外，惇亲王奕^ 也加入进来。翁同稣在日记里说：

两邸所对皆浅俗语，总求赏收礼物，垂谕极明，责备中有沉重语（略言心好则可对天，不在此末节以为尽心也）。臣越次言，惇亲王、恭亲王宜遵圣谕，勿再琐屑，两王叩头匆匆退出。天潢贵胄，亲藩重臣，识量如此。"

翁同嘛当时是末班军机大臣。他看不下去这戏码，对奕祈身为皇室重臣如此这般"琐屑"不知轻重缓急感到相当失望，于是越级发言干预，要他们一切都听慈禧太后的。其实，对局外人翁同稣来说，奕诉的做法确实是不得体的 "琐屑”；但对局内人奕诉而言，却已是不得不为的存身之术。他作为军机处与总理衙门的首席大臣，"主动"将核心权力让渡给清流领袖李鸿藻，同样也是为了存身。

当然，奕诉也有其他盘算。尽管时人视读圣贤书的李鸿藻、张佩纶等为清流，视办洋务的奕诉、李鸿章等为浊流。慈禧也期望李鸿藻与奕诉构成互相制约的关系，以便自己居中掌握权力。但在19世纪80年代，清流与浊流并不是绝对的敌对关系。据李鸿章1881年的观察，奕祈与李鸿藻在军机处内是合作多于分歧的：

政府周公（恭亲王奕诉）,久不自专，前唯沈文定（沈桂芬）之言是听，近则专任高阳（李鸿藻）……近日建言升官，大半高阳汲引。¹²

奕诉"专任"李鸿藻，这种合作既可以在具体政务上规避与慈禧的冲突，也可以加深与清流的关系。盛昱说奕祈"沾染习气"即是指此而言。清流与浊流在1880年前后实际上存在合流的趋势。、 •

这种合流实是一种必然。

爱读圣贤书者也好，喜欢办洋务者也罢，只要愿意切身介入现实政治，愿

意切身接触外部世界，便不难明白什么可以保留，什么应该改革。就像一个人，站在岸上看别人划船，会有许多不切实际的指手画脚；等到自己成了船上的水手，就会明白以前那些指手画脚是多么可笑。所以，本是清流领袖的李鸿藻，进了军机处之后便渐渐与奕诉走到了一起，对办洋务之人也渐渐多了理解。比如1881年刘锡鸿弹劾李鸿章"跋扈不臣、俨然帝制”时，李鸿藻通过 "青牛角"张佩纶（李鸿藻号为青牛，时人将张佩纶与张之洞视为他的两只牛角）将朝中讯息（尤其是慈禧的态度）源源不断输送给身在天津的李鸿章，助他安然过关。至于中法冲突里李鸿藻与张佩纶倾向主战，奕诉与李鸿章倾向主和，亦非清流与浊流的政治对立，主要源于各自对20余年洋务改革的含金量有不同判断。

清流与浊流趋向合作，于国事自是有益，有助于减轻改革阻力。但这不是慈禧愿意看到的局面。所以，1884年4月8日的"甲申易枢”对她而言势在必行。无论盛昱如何上奏补救，无论朝臣们如何震惊如何反对，都无转圜余地。

算命的瞎子进入军机处

“甲申易枢”的直接后果，是清廷进入了慈禧独揽大权的时代。

独揽大权后的慈禧，于1884年旧历八月十七日召见了时年40岁的"青年将领"史念祖。由二人间的谈话，可以窥见慈禧关于中法冲突的真见识与真立场。

下文是谈话的部分内容：

慈禧：现在法人欺侮中国太甚，说话的人也多，也有说非战不可的；也有说和的好的。中国受欺不是一年，您想这回五条都是步步逼人，其势万不能忍。论中国与洋人呢，自然是和好的好。但是，中国总要能战，而和才是真和，要是样样依他，越求和越不得了。即以这回五条而论，如果自此以后，永远不起波澜，中国让洋人也不是一年了。「

史念祖：太后无非俯念两国苍生，不忍开衅，圣心苦衷，天下共见，就是再添五条，臣愚以为太后也未必不勉如所请，怕的是五条才答应，不上半年，

又出题目，将来想战不能战了。

慈禧：可不是，可不是（上意甚喜）。如果能保永远无夺，皇天上鉴，谁愿意开这个大衅？然而，颇有说中国现在力弱，断断不可战的。

史念祖：论现在器械，诚然有不如他的地方。臣以为二十年讲求机器，不为不久，买炮买船，花钱不为不多，到如今还不能一战，到底等到何年？

慈禧：就是这个没有日期，永远没有有把握的时候，真不成事。（少停）你在营里带队多年，打的是粤匪，是捻匪，还是回匪？

史念祖：粤匪、捻匪都打过，后来各省肃清，蒙太后天恩，（忘却磕头）简放甘肃安肃道，也打过回匪。

慈禧：究竟打洋人可是与打粤匪一样？他们颇说全然不同。这一回北宁竟弄成不战而逃，可恨已极。

史念祖：自道光二十一年以后，并没有见谁与洋人真大打过。说不同的，大约也是悬揣。臣总以为，无论打什么仗，将要有谋，兵要有勇，都是同的。

慈禧：是呀。

史念祖：至于不战而逃，实在是统帅不知兵，并不是洋人狠。

慈禧：你说的是。他们都说洋人上岸，不如我们；海里，我们不如他。

史念祖：海里也不是人不如他，是船不如他。他在海里，能全仗住船•好、炮好，上岸全要凭人，他先失其所长了。（少停）

慈禧：现在都换了知兵督抚，也不知事情如何？

史念祖：太后请放心，知兵的督抚虽没有十分把握，此后总可有胜负，无溃逃。中国久不与洋人开仗，漫漫地把风气开了，连兵勇渐渐也就不怕他了。

慈禧：可不是，所以万不能再往下获弄（糊弄之意）了。

史念祖：这一回太后天威震怒（指甲申易枢），固然出于不得已，也是看着一年难办一年。臣尝同朋友论到人才难得。粤匪平定二十多年了，当日带兵四五十岁的，现在都没有了。

慈禧：当日二三十岁当兵的，现在都四五十岁了。

史念祖：太后圣明，想人到四五十岁，除非做统领大将，自然是老成的好，其余连营哨官，也要壮年耐劳……此刻再犹疑，将来何堪设想？

慈禧：你见得很是。你知道历年总理衙门，如文祥他们，专讲获弄，凡遇

洋人麻缠，怕我生气，都瞒住我，颇有多少下不去的事，我几乎不与闻。（少停）现在弄到如此。¹³

这段对谈透露出两点重要信息：

一、史念祖在谈话中说"臣以为二十年讲求机器，不为不久，买炮买船，花钱不为不多，到如今还不能一战，到底等到何年？ ”这些话引发了慈禧的高度共鸣。.较之19世纪60年代首次垂帘时对"维持和局”的战战兢兢，此时的慈禧，心态上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她厌倦了和谈，厌倦了 “（打赢洋人）没有日期，永远没有有把握的时候"，开始期待着与洋人一战。这共鸣，让她当着史念祖，表达出了对总理衙门众大臣，甚至包括已去世多年的文祥的强烈不满。

二、慈禧问出“打洋人可是与打粤匪一样”之类的话，可知她虽娴熟权术，但治国层面的见识却很短浅。洋务自强二十年，军事改革是最核心的部分，慈禧实在没理由不了解本土农民军与列强正规军之间的区别。作为最高决策者，虽不需要知晓清军、农民军与英军、法军之间差距的细节，但多少应该有一点基本常识。因无基本常识，故慈禧虽想自史念祖处得到些有用的信息，但她的提问始终言不及义，无法触及任何实质问题。1869年，曾国藩被慈禧召见谈话后，即评价她“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 \意即慈禧并不了解时代之要务何在，故在向曾国藩问话时提不出有价值的问题。15年过去了，慈禧操弄权术的手腕越发高明，引领时代转型所需的知识与见识却始终没有增长。于是乎，史念祖也乐于唯唯诺诺，一味揣摩迎合慈禧的话锋，而非提供有实质意义的情报信息。对史来说，努力让君臣之间的谈话始终处于愉快的气氛，才是最要紧的事情。

非但慈禧如此，“甲申易枢”后取代奕诉执掌军机处的奕燃，也是这样一个不学无术之人。他对中法战争的前景充满了乐观且浪漫的想象，显示他也是典型的门外汉。奕谭当日提供给朝廷的取胜之道是：

舍炮台而讲清野，舍册费（指买铁甲船的钱）而练民团，•彼以整，我以

散，头头设伏，处处邀截，彼之火药有尽，我之刀矛无穷，加以炸器惊其马, 水军抢其船，进无所获，退无所归，似乎一两仗后，彼气自馁矣。¹⁵

大意是：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炮台建设不必再搞，不如坚壁清野后放敌人进来；铁甲舰也没有必要再买，不如将钱省下来练民团。敌军集中进攻，我军散人民间，这里打埋伏，那里放冷枪，敌军的火药有限，我军的刀矛永远用不完，再用炸弹惊吓他们的马匹，用水军偷抢他们的军舰，敌军进攻无所收获，退军又无处可去，很快就会自己瓦解掉。

奕谓还说，“夷怕民，民怕官，官怕总，总怕夷。此外间自来俗论。此关打破，百事可成"。这是外间流传的真道理，明白了这一点，什么事都能办成。奕谓据此指责奕诉，说在他的主持之下，既往的洋务自强改革将对洋人的 “俯就”（指维持和局）当成妙策，将朝野呼吁的"发愤"（指与洋人决裂）当成胡话，犯下了严重的政治错误，白白浪费了二十年的时光：

我之不振，在乎悠忽于平日，仓卒于临时，而以俯就为妙策，以发愤为盲谈，廿载驹光，因循浪掷，实为可惜。¹⁶

奕谭的这些话，显示他不思讲求军事改革的近代化，反迷信所谓“民团” 的人多势众；不思御敌于国门之外，反寄望于将敌军引入境内，以民众的生活、生产乃至生命为代价，去搞所谓坚壁清野……奕谭与奕诉之间见识差距如此之大，也就无怪乎盛昱会恳求慈禧收回"甲申易枢”的成命；无怪乎时人会将奕谭取代奕祈，形容为"逐恭王出军机，以瞽艘继任”"（瞽艘，就是算命的瞎子）。

可是，算命瞎子奕谭的这些意见却得到了慈禧的认同。在给翁同袜的书信中，奕谓透露了这一点："日前呈件得达帘前，敬悉民团果成，声势自壮，第恐犯于专恃淮军及水师耳。"18这里所谓"得达帘前"，就是此类意见已送至慈禧手中；“敬悉"云云，则是指慈禧对“民团"的兴趣已超过了建设正规的国家军事力量。

基于最高决策层的这种盲目乐观与自信，大批主战派于“甲申易枢”前后得到了慈禧的重用。其中既包括左宗棠、彭玉麟、曾国荃这些湘军元老，也包括张之洞、吴大激、陈宝琛、张佩纶、邓承修这些清流中人。张之洞署理两广总督，吴大徵会办北洋事务，陈宝琛会办南洋事务，张佩纶会办福建海疆事务

（后又兼署船政大臣）s时人将这种异常的人事变动总结为“不问军旅之事曾学与否，凡主战者，即使往战地，尤近滑稽”%

被重用的清流中人，似乎也对这种人事变动颇感迷惑。邓承修被派往广西担任勘界大臣，他前去向醇亲王奕谡辞行时便满脑袋问号，不知为何自己这样一个常年在岸上指点别人划船的人，竟会被派去船上充当水手。奕谓不得不对他如此解释：此番调动的缘故，是朝廷（其实也就是慈禧）认定"各省督抚绝少实力任事之人"，故希望将清流中的主战者派往前线，以扭转地方督抚只图保全富贵，不肯为朝廷力战的状况。奕谓还说，"朝廷令张佩纶往福建，原为外间督抚奏报全是粉饰，欲得破除情面之人，使之有所顾忌，非要他去打仗也” 2。，派张佩纶去福建是为了让外面的督抚不能再继续糊弄朝廷，并不是真的要张佩纶去带兵打仗。

“甲申易枢”也引起了列强注意。美国《芝加哥每日论坛报》依据不可靠的小道消息，发表过一篇颇为耸人听闻的报道，称"中国前总理恭亲王自杀身亡”；英国的《泰晤士报》则说，“这是一场突然的政变……标志着中国历史、中外关系史新时代的开始” 2\

“不败而败”只是个神话

法国政府同样密切关注着清廷这场高层人事变局，重点关注到三大迹象：一、清廷对最高决策层实施大换血。二、严惩前线打了败仗的督抚将领：徐延旭、唐炯被革职送往京城治罪，广西提督黄桂兰自杀，道员赵沃被判秋后处斩，总兵陈德贵、副将党敏等被判军前正法。三、新起用的官员几乎全部属于主战派一一让茹费理内阁判断清廷将在中法战争中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鉴于法军此时尚未做好与清廷打一场全面战争的准备，茹费理内阁决定采取外交手段与清廷谈判，以保住既有的战争成果，并寄望于利用局部战事上的胜利，在谈判桌上拿到更多的东西。

于是，与“甲申易枢”大略同期，法国海军将领福禄诺CFrangois Ernest Fournier）,通过清朝海关德籍雇员德璀琳（Gustav von Detring ）,向李鸿章，提出了和谈的建议。福禄诺与李鸿章是旧识，同时也是时任法国总理茹费理的

好友。22 '

李鸿章将此事报告给总理衙门后，得到的指示是可以谈判，但须"不损国体，不贻后患”。慈禧太后拟定了四条底线，密谕李鸿章：一、保全中越宗藩关系；二、杜绝云南通商；三、不赔军费；四、保全刘永福黑旗军23。谈判的结果，是李鸿章与福禄诺于1884年5月在天津签订了一份《中法简明条款》，又称《李福协定》。

但该协定没能结束战争。

原因之一是清廷朝野上下主战氛围太盛，已无签订和约的舆论基础。协定的中文本内容甫一流出，就引来了朝野舆论的猛烈抨击，数日之内有近50封奏折弹劾李鸿章。

原因之二是协定的中文本与法文本在措辞上有微妙的区别。最主要的区别有四点：一、中文本第二条规定，中国承诺将驻扎在越南北部的军队"即行调回边界"。法文本则规定"中国应立即开始从北部湾撤走所有中国驻军，调回边界”（由法文回译，下同）；据此，中方的理解是将清军约束在边界地带即可；法方的理解则是清军须退出越南，回到中国境内（这实际上很难做到，因中越勘界工作尚未展开）。二、中文本的第三条规定，法国“情愿不向中国索要赔款"，中国则允许所有“法、越与内地货物”在"毗连越南北圻之边界” 自由运销。法文本则规定，"法国放弃向中国索要赔款"，交换条件是"中国在整个南部与北部湾接壤的边界，允许法国与越南为一方，中国作为另一方的货物自由贸易”。据此，中方的理解是仅允许在中越交界的一小块地区允许商贸自由往来；法方的理解则是中国云南、广西等地全面向法国和越南开放通商。三、中文本第四条规定，法国与越南订立条约“决不插入伤碍中国威望体面字样"。法文本则规定，法国与越南订立条约时“此条约内不运用任何伤害中国威望的表达方式"。据此，中方将之理解为其中不能有改变中国和越南宗藩关系的内容；法方则将之理解为其中不涉及中国即可，也就是中越宗藩关系没了，但条约里回避不提。四、中文本第五条规定，两国“限三月后悉照以上所定各节会议详细条款"，法文本则规定“两国政府应在三个月期限内”在该条约的基础上做最终谈判。一者是三个月以后，一者是三个月以内，措辞有明显不同。24

这种文本表达上的差异，显示和谈并没有真正达成共识。

对李鸿章来说，清军在战场上既无胜绩可言，又要在谈判桌上守住慈禧交代的底线，不能赔款，得保住中越宗藩关系，还得杜绝云南通商，除了 "以空泛之辞，与福禄诺议成简明条约” 25外，其实别无其他办法。整个谈判过程中，慈禧一面不断给李鸿章下发谕旨，责备他"办理海防有年，尚无十分把握"，竟还没有把握击败法军，所以此番将“以办理是否得宜定其功过" 26；一面又附带下发朝中各色人等对李鸿章的严厉弹劾，如刘恩溥的奏折痛骂李鸿章，说他主和是为了 "全躯命保妻子"，实可谓"诚老奸巨猾之尤者矣！”第李鸿章读到这类弹劾奏折，自然明白悬在自己头顶的命运为何。于是,《李福协定》就成了一种中文本与法文本存在微妙差异的东西。"以法文本为准"字样满足了法国人的要求，中文本里可做多种解读的"空泛之辞”则用来满足慈禧太后和她设定的强硬底线。

大势如此，军机处与总理衙门的立场也只能日趋强硬。

1884年6月，法军开始派部队北上接收清军驻地—按《李福协定》，清廷有三个月的时间来后撤军队，时限未到法军即前来接防，显然是违约行为。这场违约与福禄诺并非专业外交人员有直接关系—他曾与李鸿章讨论过清军的撤退时间，但李的权力不足以确定具体日期，只允诺“余将安排此事，但须假我以时日”，福禄诺据此向法军传递了错误信息，让他们误以为《李福协定》达成之后，法军即可北上接防清军驻地。

法军有了北上的动作后，李鸿章向军机处请旨，希望将那些向越南境内出国远征的部队，调回中越边境地带，以避免冲突。时值左宗棠入值军机处，李鸿章的主张被否决。在醇亲王奕谭看来，左是一位坚定的主战派，在西北建功之后，正期待着在西南与法国大战一场，故一再奏请去前线督战，"跃跃欲试，有不可遏之势” 28。结果，军机处请到的谕旨是让各军仍在原地驻扎，"不准稍退示弱”，也不许先向法军开枪；若法军先发动进攻，"则衅自彼开，惟有与之决战” 2\

法军北上，清军不退，武力冲突再起。6月23日，一支约800人的法军部队北上至谅山以南的北黎观音桥一带，向驻扎在该地的3000名清军提出接防要求；清军与之交涉，提出需要几天时间来向上级请示，甚至请求由法军代其向

清廷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发电报请示。该部法军不愿等待，试图以武力恐吓的方式直接驱逐清军，于该日下午4时向清军发起了攻击。清军依照军机处谕旨“衅自彼开，惟有与之决战”的指示还击。法军阵亡24人后选择撤退，清军伤亡300 余人。中法两国战事再起。³⁰

《李福协定》的签署，原本已让法国朝野上下欢欣鼓舞，认为法军顺利完成了变越南为殖民地，迫使中国开放西南边境通商的既定目标。观音桥事件的爆发让这种欢欣鼓舞碎成一地，也让茹费理内阁大失颜面。因清廷国际形象不佳，欧美舆论近乎一致认定是清廷违约在先（其实真正的违约者是法国）。随即，法国终止了自越南局部撤军的行动，并下令给远东舰队司令孤拔，允许他在中国拒绝谈判的情况下，“在福州行动，摧毁船厂及防御工事，占夺中国军舰，并可能前往基隆，从事其认为可行之军事行动，法国政府予以广泛之行动自由，尽可能使中国受害”力。

李鸿章也受到了慈禧谕旨的严厉斥责。谕旨说，既然"福酋”（福禄诺）之前说过会派军队去“巡查越境"，你李鸿章“并未告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32,实在是疏忽得太过分。军机处随后改派强硬主战的曾国荃去上海与法国谈判。法国拒不承认观音桥事件的责任在己，还向清廷索求3500万两白银的巨额赔偿，且威胁将派军队攻占基隆、福州等地为质，直到清廷愿意拿出赔款。曾国荃的回复是至多赔偿50万两白银来抚恤死亡的法军士兵。谈判持续到该年8 月8日彻底破裂。清廷照会法国驻华公使，宣布：

曲直自在人间……即使兵连祸结，或数年，或数十年，中国仍必坚持！贵国亦难歇手！各耗物力，各损生灵，和局杳无归宿，战事杳无了期，此岂中国所愿？又岂贵国所愿乎？……倘必别有举动，彼此皆为大国，自有堂堂正正规模，届时仍当约定后行，勿以诡道贻讥，自损声望。33

在清廷发出该照会之前，8月3日，法国军舰已出现在台湾基隆海域。5日，法舰开炮占领基隆港。法军的目的是控制基隆的煤矿，以之作为法国远东舰队的燃料补给基地。若拥有基隆，法国远东舰队就可以长期对中国的浙江、福建沿海实施威慑。但法军派出300人组成的陆战队上岸后，陷入了清军的三面包

围之中，经数小时激战，伤亡了 100余人，不得不撤回海上。8月16日，法国议会通过了3800万法郎的对华军事经费。8月23日，已在马尾军港内"游历" 了一个多月的法国海军，突然向清廷福建水师开炮，约半个小时的江面战斗之后，福建水师11艘舰艇，9艘被击毁，2艘重伤，阵亡将士700余人，法军仅死伤30余人，2艘鱼雷艇重伤，其余皆为轻伤。随后，马尾船政机关及船厂，以及附近配套的炮台，均被法军摧毁。这一结局的首要原因，是清廷海军实力远逊于法国海军，马尾港内的福建水师都是木肋船，总排水量不足1万吨，普通火炮47门；法国海军大多是铁甲船，总排量约有14500吨，重炮70余门，鱼雷艇2艘。此外，福建水师的军舰多系法国人监造，其实力对法军而言不是秘密。34

8月26日，清廷发布上谕，正式对法国宣战。

海战方面。9月，孤拔亲率约1000人的舰队转向台湾，兵分两路，同时对沪尾和基隆展开攻势，目标直指台北府。台湾巡抚刘铭传决定集中有限兵力保卫沪尾、放弃基隆并炸掉当地煤矿。理由是沪尾失守则台北府无险可守，基隆一带有崇山峻岭，法军若由此登陆，不但会失去海面炮火的支援，还会陷入不利的山地战之中。10月3日，法军占领基隆，但在10月8日进攻沪尾时遭受伏击，死27人，伤49人，不得不撤回海上。此后，法军多次试图从淡水和基隆攻入台北府，均被刘铭传挫败。只是清廷也无力改变台湾被法国海军封锁的状况， 1885年初，孤拔率军截击清廷南洋水师增援台湾的5艘军舰，击沉了其中2艘，另外3艘避入镇海。

再看越南北部陆路战场。1884年10月8日，清军与法军发生"郎甲之战"，清军将领王绍斌、黄立均、胡延庆等阵亡，提督方友升右手腕被击穿，清军士兵死亡600余人；法军阵亡21人，伤58人。清军抵抗顽强而仍惨败，与没有火炮有直接关系。无炮的巨大劣势也见于同期发生的"船头之战"。10月6日战斗爆发时，法军人数仅约700人，清军苏元春部共计有5000人，牢牢占据着兵力优势。作战过程中，清军分两路进攻，法军亦分两路抵抗，清军的死伤主要来自火炮，如哨长邵士友与李明德被炮穿胸阵亡，将领邱福光与哨长蒋全昌冲锋陷阵，被炸掉头颅，将领吴廷汉、李纯五、苏玉标等，也是被炸伤左膀、右腿等处。激战4天之后，船头法军仅付出阵亡21人、伤92人的代价，不但守住了，阵地，还等来了在"郎甲之战"中获胜的法军的支援。此役最终以清军撤退告

终，时人称"兵勇死者千计'？ "一5000人的部队若有1000名士兵战死，考虑到受伤者至少是战死者的2-3倍，意味着该部已基本丧失了战斗力。

苏元春部是前线清军中战斗力极强者。苏部尚且如此，余者可想而知。所以，广西巡抚潘鼎新在给总理衙门的汇报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法兵每战不过千余，枪炮之利，我军四五千当之犹觉吃力。苏真健将，若法再加兵，支持不易。" %陆战的情形，此后也大体如此，清军在装备和战术上缺乏优势，主要依赖地利（山地）和天时（如大雾）来阻击法军。1885年2月,在约8000名法军（装备了6个炮兵中队）的猛攻之下，谅山与镇南关失守，朝野震动。对于此败，《中法战争史》一书作者廖宗麟的评价是："从两国的军事水平差距来看，当时中国还没有一个将领，包括李鸿章、左宗棠等，率领哪一支军队在一次战斗中，能抗衡这么多法军。” ³⁷

法军夺取镇南关后未将兵力全部集结于此。于是，清军在次月集结2万余人，由老将冯子材等率领，以10倍于敌的兵力，在镇南关战役中大败“全军总数为2137人及10尊大炮"的法军，并于3月29日成功收复谅山阵地。谅山的收复与法军旅长尼格里（Fizngois Oscar de Negrier ）被流弹击中胸部重伤有直接关系，他的接替者决定率法军撤离谅山，故清军几乎兵不血刃夺回了谅山。4月4 日，清廷与法国协议停战，慈禧下旨前线军队撤退。

收复镇南关与谅山，在当日被宣传为"大捷“（这与清军前线将领夸大战功有直接关系，如收复谅山并无激战，前线将领的汇报奏折里却有许多描绘战事如何激烈的文字），容易给人一种法军在陆路战场上已被清军打得丢盔弃甲落荒而逃的感觉。这感觉又衍生出了一种说法，即紧随战事胜利而来的议和，

"让法国不胜而胜，让中国不败而败”。但这种说法忽略了如下几点事实：

一、法军在越南北部战场上并未受到真正的重创，清军继续追击下去，势必拉长战线，10倍于敌的优势兵力不存。同时，法军却在不断收缩兵力并进行增援，至1885年4月中旬，集结在越南北部的法军总数已达2.5万余人。冯子材等部若继续追击下去，结局不容乐观。

二、海战方面，几乎与镇南关大捷同时，，法军攻陷了澎湖，计划在此兴建军港做永久驻守。澎湖的失守对清廷而言是重大打击，主和的李鸿章说“澎湖既失，台湾必不可保" \主战的左宗棠也承认，“该岛悬隔海中，地形散漫，

非有坚船巨炮，战守两难，实不足以自保。而自敌人得之，则足以塞援台之路而为水师停船之区，其势又在所必争也” 3"清廷没有强大海军保不住该岛，但该岛可停泊海军，可切断援助台湾的路径，又是势在必争的战略要地。

三、茹费理内阁在中法战争中倒台，是因为法国朝野普遍不满他的软弱—并不是法国民众不满茹费理内阁好战，而是不满该内阁好战而未能对清军摧枯拉朽。法国国内的反对派们希望有一个对清廷更加强硬的内阁来维护法国在远东的利益。茹费理内阁倒台后，法国议会表决通过了向越南增派5万军队、增加军费2亿法郎的提案。

战争是谈判的另一种形式。中法两国重新开战期间，和谈工作也仍在持续。只不过，军机处和总理衙门新班子所信任的和谈执行者已非李鸿章，而是海关总税务司赫德。随着清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慈禧也一再下调自己的和谈底线，最后只要求保留一条，那就是"绝不赔款”。之所以仍保留这条底线，是因为慈禧之前发动"甲申易枢”将恭亲王奕诉逐出中枢时，扣给奕诉的罪名是与朝廷的“振作求治之意”对抗，搞阳奉阴违。所谓"振作求治之意"，就是指要对外强硬，要洗刷"庚申之变”的耻辱。如果"不赔款"这条最后的底线坚持不住，那就意味着慈禧自己也没能保住朝廷的"振作求治之意"，比主张和谈的恭亲王还不如。换言之，为个人的政治生命计，为“甲申易枢”的合法性计，慈禧必须坚持“不赔款”这一最低限度的强硬。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清廷会在和谈中一再强调"不能认此无名兵费" 4。,且指示赫德说，若法国不愿承诺取消赔款，则可中止商谈，离开上海回京4:

不过,赫德似乎没有充分站在慈禧太后的立场上考虑问题。1884年7—8月份，他协助曾国荃在上海与法国驻华公使谈判，其间设想了多种可能会被清廷与法国共同接受的赔款方式，比如将名目改成"边界管理与建设经费”，或请求由其他国家来公断具体的赔款数额，或在若干年分期支付42。所有这些设想，包括曾国荃提出的给法国死亡士兵50万两抚恤金的建议，均受到了清廷的否定和斥责。法国坚持要取得巨额赔款，清廷坚决不愿赔款，是当时谈判的核心冲突。 -

随着战事的深入，法国政府也渐渐意识到了一个事实：清廷毕竟已搞了20 多年的洋务改革，"四千法军即可纵横中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法军在海战

与陆战中均处于优势，但这优势已不足以让清廷像1861年那般全面屈服。战事的长久僵持对法国而言并无多少好处。于是，法国政府转而改变态度，表示愿意放弃赔款。1885年6月，两国签订《中法新约》，重新恢复了和平。

据赫德日记，《中法新约》的所有条款均经由慈禧过目修改并审定。其中最重要的修改有两处：一、她曾亲笔加入一条"中安可照旧往来，中国如责安方失礼，法国不持异议"，这是为了保住中国和越南（安南）之间的宗藩关系；二、她曾亲笔删掉了 "本约内各款，如有疑义，应以法文为准” 一条，这是吸取了《李福协定》中文版与法文版不一致的前车之鉴。法方很抵触这两处修改，慈禧则挟“镇南关大捷"之势，表示如果法方不接受修改，那就再次开战。赫德遂又努力说服法方："我必须提醒你们，如法国不能在第二、第十两款顺太后之意，中国方面或将意气用事。"必最后，法方勉强接受了慈禧的修改，在第二条中增入"至中越往来，言明必不致有碍中国威望体面，亦不致有违此次之约” 一段文字，并删掉了第十条里的"以法文为准”字样"。

战场上互有胜负，和约里没有赔款，还用文字游戏留下了一点"成功保藩”的影子。站在慈禧的角度，这既意味着朝廷的"振作求治之意"达成，也意味着"甲申易枢”是对的，还意味着恭亲王的改革路线有问题，清廷接下来的改革必须由慈禧太后掌舵。

总督遗折请求开设议院

但慈禧的胜利，不等于国家的胜利。

中法战争给传统知识分子带来了强烈的挫败感。不管和约里如何粉饰，清廷失去了越南这个藩属国，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实。1885年6月13日，《申报》刊登文章，就中越宗藩关系名存实亡一事公开嘲讽了慈禧的所谓胜利：

今以法国图取越南之故，而令中国废其朝贡之礼，以改为馈赠之文，尚得谓之不损威望体面乎？……和议之中明着中国舍弃越南之语，而谓犹不失中国威望体面，谁则信之！ "

中法战争也给新派知识分子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创痛。福建水师全军覆没；战事绵延数年，国库几乎被掏空；孤拔率千余人的法国海军即可肆无忌惮纵横中国东南沿海……这些事实给他们的"清朝认同”造成了巨大冲击。1884年战事期间，19岁的孙帝象正在香港中央书院读书。他既为香港工人拒绝维修因攻打台湾而受损的法国军舰而感慨，也为清朝福建水师被法军全歼而痛心疾首。若干年后，他以"孙文"之名，在自传中如此写道：

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必

在血气方刚的孙帝象眼里，慈禧所宣传的那种胜利是不存在的，中法战争只是一场巨大的惨败，惨败的根源是整个清廷已经腐朽不堪。

中法战争也让许多体制内官员更清晰地看到了清廷的弊病所在。醇亲王奕谡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往日以旁观者的立场打量洋务，奕谭发出过“请摒除一切奇技淫巧、洋人器用"的极端之声；在1870年的天津教案中，他也曾严词责备奕近"汲汲以曲徇夷人为先”明。那时候的他是一个站在岸上的人，不断对船上的水手们指手画脚。甲申易枢后，奕谭被慈禧推向前台主持政务，成了水手的一分子，终于切实认识到了清军与法军战斗力的真实差距。然后，他就迅速转变成了另一个奕诉。据赫德讲，"镇南关大捷"的消息传来后，奕谡的反应不是兴奋而是忧惧：

总理衙门惟恐谅山的胜利会使宫廷听从那些不负责任的主战言论，急于迅速解决。一个星期的耽延，也许会使我们三个月以来不断努力和耐心取得的成就完全搁浅。^

中法战争之后，奕谓抛弃夷夏之防的陈旧观念，转而成了洋务自强事业的坚定支持者，主张“凡外洋恃以争雄，如轮船、电线、后膛枪炮、水旱雷以及明暗炮台之类，皆以次购造” 4%洋务成了奕谓巩固爱新觉罗皇室统治的核心手段。在他的支持下，新式枪炮、铁甲军舰、军港炮台、铁路、电报电灯等，均于京畿优先展开建设。

体制内因中法战争而生出的最深刻的认知，来自两广总督张树声。

张树声是安徽合肥人，晚清淮军的第二号人物，地位仅次于李鸿章而略高于刘铭传、吴长庆、潘鼎新等人。1882年，李鸿章回籍丁忧时，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其间成功处理了朝鲜壬午兵变，一度对李鸿章的淮军领袖地位形成挑战。后李鸿章回归北洋尹张树声便回任两广总督5°。张树声与淮军是中法战争的直接参与者。与李鸿章不同，张树声是立场鲜明的主战派。1883年旧历八月间，张曾上奏朝廷，直言若不能与法国在谈判桌上达成共识，则唯有诉诸战争；若诉诸战争，则须请朝廷"委任责成，坚持定见，勿喜于小胜，勿怵于小挫，勿摇动于一二处之得失” ⁵¹ ,意即希望最高决策层千万不要和战不定，既不要因为一点小胜就膨胀，也不要因为一点小败就惊惶。他担忧最高决策层的和战不定，会导致前方将士无所适从，进而对战事造成极不利的影响。张还希望，朝廷要做好战争至少持续一年的心理准备。

遗憾的是，张树声的这些担忧，在战争进程中全部变成了现实。

需要说明的是，清廷最高决策层的“和战不定"，非是指究竟要不要对法国采取强硬立场—自甲申易枢之后，达成“振作求治之意”即始终被慈禧列为终极目标。而是指清廷最高决策层只愿意向前线发出指示，却不愿意承担该种指示带来的不利后果。一旦前线的强硬立场引发最高决策层不愿接受的结果，前线将领就会受到最高决策层的申饬，进而被冷落乃至彻底失去信任。简言之就是：最高决策层中的二三人，只肆意根据自身政治权斗的需要来下达和战指令，却拒绝承担与之相关的任何责任。

清流的遭遇是一个典型案例。前文提及，"甲申易枢”前后，大批清流中的主战派，包括张之洞、吴大徵、陈宝琛、张佩纶、邓承修等，被慈禧集中赋予重任。张之洞署理两广总督，吴大激会办北洋事务，陈宝琛会办南洋事务，张佩纶会办福建海疆事务（后又兼署船政大臣）。此外，慈禧还重用了一大批由这些人举荐的将领（如徐延旭等），将之派往前线。稍后，徐延旭等在前线遭遇惨败，张佩纶在马尾主事也未能挽救福建水师几近全军覆没的命运（张出京之时就已明了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随之而来的，并非慈禧在用人和决策上的自省，而是对徐延旭等一干前线将领施以严惩，并将清流集体逐出朝堂（唯张之洞例外）。也就是原本该由慈禧承担的责任，全部落在了清流众

人的头上：

比甲申之役，张佩纶等并得罪谴去，当时清流党大受捂击，几尽于绝。朝臣皆以言事为戒，相与酒食征逐，其上者为诗文金石之玩而已。52

淮军将领、广西巡抚潘鼎新，也是这种“和战不定”现象的典型牺牲品。前文提及，1884年6月发生在越南北部的"观音桥事件"，是中法战事重启的直接导火索。事件发生之前，潘鼎新已通过与李鸿章的私人电报往来，获悉了《李福协定》签署的消息。驻扎在观音桥的清军也大体了解此事。但军机处给前线的谕旨,却是命各军仍在原地驻扎，"不准稍退示弱”，假如法军率先进攻，则“衅自彼开，惟有与之决战"。然而，当观音桥清军依照军机处的谕旨，向入侵法军开火之后，最高决策层却极不满意，将造成中法战争重启的责任，全部推给潘鼎新和他辖下的观音桥清军。据李鸿章给潘鼎新的电报，执掌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醇亲王奕谭因观音桥之战对潘非常不满，"省三自京回云，醇邸面言，当日尊处若先照约略退，再电奏亦无妨，可知内意非必主战，，53 —刘铭传从京城回来说，醇亲王当着他的面讲，如果你那边先按《李福协定》向后略作撤退，然后再向朝廷电奏汇报，其实也是可以的。也就是责备潘鼎新没能见机行事。

潘鼎新接到李的电报后既诚惶诚恐，又迷惑不解，朝廷既然有谕旨让前线 “不准稍退示弱"，何以照做之后却又引发了朝廷的不满？针对潘的迷惑，李鸿章再次去电提点：“前旨不准退扎，上意负气，亦不料胜仗后予以口实。今法责言正急，我辈当弥缝前事，不肯任咎……" 54意思就是之前不许前线军队后退驻扎，是慈禧太后“负气"之下的任性之举，没想到在观音桥打了胜仗之后，反给了法军严厉抗议和开战的口实。李鸿章这段话，清晰地指出慈禧负责决策，却绝不会为决策引发的后果承担任何责任；当事件引发的后果超出清廷的预估，最高决策层即会迁怒于前线将领，哪怕他们是在严格遵守谕旨行事。

除了造成战事指挥上的无所适从，观音桥事件也损毁了潘鼎新在军中的形象。因清廷严格控制此役有功将士的褒奖名单，潘没有办法对众部属说问题出

在中枢不满观音桥事件，只好代中枢受过，被一众期望获得褒奖却失望而归的部属视为"骗赏银”的无耻小人。该流言对前线军队的战斗力造成不小的破坏，之后消极不进者有之，托病告假者有之，不满闹事者亦有之。"

对潘鼎新来说，这类遭遇其实只是一个开端。类似现象此后一再发生在前线与中枢之间。最后，潘鼎新丧失了最高统治阶层的信任，在中法战事进入尾声时被革去了职务—统治阶层不会轻易相信一个多次被迫背锅之人。张树声在1884年3月奏请开缺，说要出关与潘鼎新协同作战。朝廷知道张心怀不满，于是耐人寻味地不批准他出关去前线，只顺水推舟批准他辞去两广总督之缺，由慈禧重点培植的张之洞接了他的职务。

1884年11月，张树声去世。临终前夕，这位前封疆大吏口授了一道遗折，呼吁朝廷开设议院，以变革最高决策机制：

微臣病势垂危，谨伏枕口授遗折，望阙叩头恭谢天恩……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教育文化远逊中华，然驯至富强，俱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重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是恃欤？……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中外臣工同心图治，勿以游移而误事，勿以浮议而境功，尽穷变通久之宜，以尊国家灵长之业，则微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矣。⁵⁶

将“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视为体，将"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视为用，直言清廷的洋务自强改革走上了 “遗其体而重求其用"的歧路，这是张树声遗折中，见识最为高远之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张树声口中的“议院"与弘扬民权无关，而是一种"朝廷内部集体决策机制"。他希望以之取代现有的最高层决策模式，亦即以“众人论政于议院"，来取代"一二人独裁于深宫"。

张树声会提出这样的改革意见，与他在中法战争中受够了朝廷、“只下指令不负责任"的和战不定有直接关系。他在遗折里说得很明白，众人论政于议院的目的，是要达成一种最高决策上的"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如此才能

做到"勿以游移而误事，勿以浮议而塞功” 一一所谓游移误事、浮议柴功，正是在委婉指责最高统治阶层和朝堂舆论，说他们在中法战争期间，不断变换主张，不断变换立场，给战事带来了极大危害。

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清帝国，已颇有一些在野知识分子主张变革清廷的最高决策机制。如陈虬主张在京师置都察院，其中设议员三十六人，由中央各部推举，作为议论、决策国事的核心机构5〈汤震（寿潜）建议朝廷搞“上院”和"下院"，前者由在京高级官僚组成，后者由在京中下层官僚组成。凡有政事，上、下两院各抒己见，做出决策，最后由宰相“上之天子，请如所议行”气。张树声是地方督抚当中第一个敢于直接挑战朝廷现有最高决策机制者，具体而言，他挑战的是慈禧的独断专权。

张树声的遗折没有产生任何反响。

中法战争的"胜利”巩固了甲申易枢的合法性，也巩固了慈禧太后的地位。慈禧的权力自此彻底失去了约束。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的同一年，她开启三海重修工程，至完工时共耗银约670万两5" 1887年，她开启颐和园修建工程，不算园内陈设，仅就园内建筑本身而言，就至少耗银500万—600万两6。； 1889年，她重修太和、贞度、昭德三门，为光绪举办大婚，总计耗银不低于550 万两；1891—1892年，又先后开建醇亲王庙、醇亲王祠与醇亲王园寝，耗银过百万两。1894年，慈禧举行了自己的六十大寿庆典，耗银至少在千万两以上。据一份不完整统计：衣物耗银232万余两；金饰合银38.6万两；辇轿耗银18.3万两；架彩、彩绸耗银101万两；彩殿、彩棚耗银46万余两；铺垫（仅算入颐和园与中南海内的铺垫）、陈设耗银22.4万余两；灯只耗银27.7万两；匾额、对联耗银7万余两；各处修缮工程，仅慈宁宫与宁寿宫即高达55万余两；街道点景工程耗银至少240万两；宴席、演乐与唱戏，至少耗银80万两；赏用物品至少耗银30 万两……⁶¹

在这种不受约束的骄奢淫逸之中，清廷的改革已悄然落潮。

老太后似乎从未意识到，她在中法战争中取得的“胜利”，只是各种偶然因素叠加而成的结果，与她个人的英明神武无关。不管怎样复盘1884年，都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清廷20余年改革的含金量有限，远不足以与法国部署在远东的海陆军全面开战。可是，当一个人以错误的认知和错误的手段，凭着不自知

的外部因素竟然取得了成功，那么，在未来，她大概率会将这些错误认知与错误手段当作成功经验，再玩一把。

再玩一把，结局就不会如此幸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