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國民黨的替罪羊」

──孔祥熙

孔祥熙（1880-1967，山西太谷人）和宋查理──宋氏三姐妹的父親──的家族類似，都是基督教傳教士撒在東亞的種子。他小時候患流行性腮腺炎，求中醫不癒，卻被傳教士治好。他的家庭從此信任教會，送他去教會興辦的華美小學讀書。他小學畢業後，轉到美國華北公理會的潞河學院，在此期間皈依基督教。庚子拳亂，山西教民受害獨重。孔祥熙奔走善後，撫慰教友。教會感謝他所做的義工，送他去美國留學。他在耶魯攻讀礦物學，回家鄉太谷建立了銘賢中小學，任用了許多公理會傳教士擔任教員。他積極參加當地的社會活動，很快就變成了士紳界的中流砥柱。

辛亥軍興，太谷商團軍和中學生組成了民團。孔祥熙以此為基礎，出任山西中路民軍總司令。愛沙尼亞和烏拉圭獨立時，當地精英也是以類似方式組織民兵的。民國成立，孔祥熙辭去了一切官職。他投身煤油生意，獲利豐厚。西洋煤油燈是當時的新技術，比傳統的油燈明亮得多，正在全世界迅速擴展市場。美國首先開發石油，主要的用途就是為煤油燈提煉煤油。孔祥熙精通營銷，經常免費給客戶送煤油燈，既改善了他們的照明條件，又保證了以後的長線銷售。他的生意做大以後，進一步涉足上海的股票期貨市場，他比未來的親戚蔣介石在商業上內行得多，逐漸變成財經界的頂級精英。

孔祥熙在美國留學期間，結識了孫文。二次革命失敗後，孫文在東京組織中華革命黨，經費極為窘迫。孔祥熙前往東京為他處理財務，結識了他的英文秘書宋靄齡。一九一四年，孔祥熙和宋靄齡結婚（他的第一任妻子於一九一二年病逝）。同年，孔宋夫婦返回山西。他們一面繼續經商，一面推動教育和公益，堪稱一方賢達。閻錫山見孔祥熙擅長教育，想任命他為教育廳長。孔祥熙婉言謝絕，只接受了督軍署參議的職務。一九一九年，山西發生旱災。孔祥熙與華洋義賑會合作，提出以工代賑，貸款百萬救災，由災民修建晉西公路，用公路收益償還貸款，頗受輿論好評。黎元洪大總統贈給他「急公好義」的匾額，他又轉贈給太谷教會。

孔祥熙的家鄉情結甚重，為此謝絕了張作霖和吳佩孚的邀請，直到孫文組織針對曹錕政府的三角聯盟，他才重新介入政治。一九二四年，孔祥熙和孫文在廣州會合。孫文北上談判時，孔祥熙隨行。孫文去世前，汪兆銘草擬了《總理遺囑》，孫文簽字時，孔祥熙、宋慶齡和孫科都是見證人。孫文住院和喪葬的費用，都是孔祥熙籌集的。後來中山陵在紫金山建成時，孔祥熙擔任總理奉安委員會辦公處總幹事，並親手撰寫祭文。

一九二六年，孔祥熙出任廣州革命政府的廣東省財政廳長。北伐軍攻占武漢三鎮後，武漢國民政府任命孔祥熙為實業部長。蔣介石清黨後，孔祥熙為他遊說宋子文和馮玉祥歸附。蔣介石和宋美齡結婚，孔祥熙夫婦在宋家為他們代言。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孔祥熙任工商部長。他和宋子文構成蔣介石在財政方面的左膀右臂，但兩人的性格作風相去甚遠。宋子文久居美國，缺乏東方式的圓滑周到，容易給人生硬簡慢的印象。孔祥熙久居內地，性格比較溫厚，經常擔任斡旋和交涉的任務。但從財務政策角度講，孔、宋兩人的差別不大。宋子文去職後，孔祥熙繼任財政部長。他延續了宋子文的路線，依靠公債和中央銀行支持蔣介石政府日益擴大的開支。他徵收白銀出口稅，強迫所有銀行必須用四分之一的存款購買公債。他通過改組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大大增加了國家所占股權，將宋子文開始的金融管制推到更高的層次。國民政府控制四大銀行以後，法幣政策就變得順理成章了。從此，十二種紙幣和三億兩白銀停止流通。民國初年的白銀時代和多貨幣時代結束了，紙幣時代和通貨膨脹時代就此開始。

抗戰爆發後，孔祥熙以行政院副院長的身分輔佐蔣介石。四大銀行組成聯合辦事處，推行戰時金融管制。蔣介石任理事會主席，孔祥熙為副主席。上海和天津失守後，海關收入損失過半。孔祥熙通過貨物稅、直接稅和食鹽附加稅彌補虧空，直接稅又包括印花稅、所得稅、利得稅、營業稅、遺產稅。法幣發行量增加了四百倍以上，國有企業在經濟當中的比例上升了三倍。資源委員會變成了小型的國家計委，將半數以上的資本納入國家管制範圍。鹽、糖、菸、酒陸續納入專賣體系，棉紗、糧食實施價格管制。抗戰結束時，國民經濟當中的社會主義成分已經大大超過了資本主義成分。

孔祥熙深知量出為入、政重於財的危險性，但也沒有其他的辦法。蔣介石很清楚：戰爭剛剛爆發時，悲觀派的意思是國民政府馬上就會垮臺，樂觀派的意思是國民政府能撐十八個月。後來發生的情況，超過了樂觀派最樂觀的估計，孔祥熙對此厥功甚偉，但對於戰區的居民，實際上則意味著其真實付出的代價遠遠超過了最悲觀的預計，孔祥熙實在是用慢刀活剮的方式延長他們的痛苦。國民政府不能指望勝利，只能指望以拖待變。因此政府越是成功，居民就越是難過。居民的利益其實在於迅速戰敗，但這話只有汪兆銘敢說。真正的理由既然不敢出口，怨氣就必須以虛偽的方式發洩。金融管制和物價管制自然會造成投機和黑市橫行，但投機和黑市並不是民眾痛苦的根本原因，反而在具體生活細節方面大大緩減了民眾的痛苦。《大公報》堪稱清流知識分子的最高水準，把孔祥熙等人充當了民眾的出氣筒與文人攻擊和汙蔑的對象。他們發表的《晁錯與馬謖》¹在影射史學界的地位，僅次於〈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²。如果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符合正義原理的話，那麼這些左派文人在垂暮之年落到紅衛兵手裡，一點都沒有什麼不公正的地方。他們渴望根據文革的原則辦事，至少已經幾十年了。毛澤東只是滿足了他們的願望而已。而蔣介石因為沒有完全滿足他們的願望，則被他們罵得一文不值。

這並不是說孔祥熙和他的親屬、部屬沒有問題，一九四六年陳伯達在《解放日報》上連載《中國四大家族》，並以單行本出版，說「四大家族獨占的財產至少當在兩百萬萬美元左右」。陳伯達的材料來自日本的特務機關一九三九年對國民黨政府高級官員在上海外國銀行存款情況所作的祕密調查報告，現藏於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所藏張嘉璈檔案中³。但即使日本人為陳伯達準備的大批詳盡黑材料全部屬實，他們的問題也只不過是技術性違規。這些資訊跟孔、宋家族後來在美國的生活狀況和遺產紀錄相去甚遠⁴。然而重慶和桂林的知識分子搜集材料的本領要差得多，只能滿足於拿生活作風問題編故事。孔小姐和狗狗之類的故事⁵即使全部屬實，無非就是證明一批年輕人有錢任性、不會表演。如果不是因為讀者和作者事先都懷著發洩情緒的目的，這樣的報導根本不會比輿論場的緋聞八卦更有殺傷力。

孔祥熙做替罪羊，其實是早晚的事情，宋子文接替他理財以後，情況變得更糟，但這也不是宋子文的錯。國民政府在決定抗戰的那一刻，就開始了吃老本和預支未來的歷程，越往後接手的財政家，需要收拾的爛攤子自然越大。知識分子不敢質疑抗戰決斷和經濟管制（後者是前者的必要條件），就拿財政家的生活作風開刀，給民眾造成了危險的錯覺，彷彿只要這些人大公無私一些，抗戰就可以變成合理的決斷；而只要群眾監督得好，完全可以強迫這些人大公無私。

從財政角度講，一九四六年的戰爭只是一九三七年戰爭的延續。爛攤子變得更爛了，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局部的經濟管制天然不能穩定，管制部分和自由部分的衝突，時刻都在撕裂社會。蔣介石無論給公教人員補充多少平價米，讓軍警槍斃多少貪汙投機分子，都完成不了讓滾動的石頭停在山坡的任務。他要麼後退一步，把銀行和國企還給資本家；要麼前進一步，把土地、糧食和雜貨鋪也統制起來。從經濟角度講，一九四九年社會主義改造只是一九四五年社會主義改造的延續。蔣介石完成了經濟命脈的國有化，將農業和小商品的改造留給了毛澤東。後者涉及的人口更多，但分量還不如前者。整個過程猶如滾石下坡，很難說上半截代表邪惡而下半截代表正義、或是上半截代表正義而下半截代表邪惡。

孔祥熙雖然已經不謀其政，但並沒有因此少挨罵。攻擊和汙蔑取決於你是誰，並不取決於你做什麼或不做什麼。訓練有素的技術人員都清楚：同一個人和同一件事可以根據不同的需要，塑造成正面或反面的典型。你不需要操縱所有讀者，只需要將甄別成本提高到一定百分比的讀者支付不起的地步。你不需要維持無限長久的效果，只需要在預定的時間段造成足夠的錯覺。事後即使敗露，也不會影響計劃的成功。統戰知識分子的問題在於技術能力有限，控制精度不高。毛澤東的秘書、中共文膽陳伯達和他的朋友們製造歷史虛無主義的時候，貪婪地吸納蘇聯的框架和日本的材料，只給國統區的粉紅色小朋友留了一點花絮。無論如何，這一切已經跟遠在美國的孔祥熙無關了。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孔祥熙在紐約去世。蔣介石為他撰寫了〈孔庸之先生事略〉，為其辯護說：

「……第二次世界大戰告終，即我抗戰結束之初，共匪乃千方百計，造謠惑眾，動搖中外輿論，企圖推倒我國民政府者，必先推倒我財經當局之陰謀，於是其矛頭乃集中於庸之先生之一人，使其無法久安於位，而不得不出於辭職之一途，惟當其正式交卸其後任時，其在國庫者，實存有外匯九億餘萬美元，而其他金銀鎳等各種硬幣，所值美金一億三千萬餘元，尚不在此數之內，以上兩項合計，實值美金十億美元以上，乃可謂中國財政有史以來唯一輝煌之政績。在庸之先生功成身退之時，雖遭中外誹謗，所謂中國政府貪汙無能之共匪謠諑，社會之中，亦竟有受此影響而多存懷疑之心者，至此當可以事實證明，其為貪汙乎？其為清廉乎？其為無能乎？其為有能乎？自不待明辯而曉然矣！然當其辭職以後，國家之財政經濟與金融事業，竟皆由此江河日下，一落千丈，卒至不可收拾，於是未及三年，共匪之陰謀達成，而我國家與民族，至今竟蒙此空前之浩劫，政府與人民且遭受如此奇恥大辱，更足證明孔前院長在其任職期間，自北伐剿共以致抗戰勝利為止之二十年中，不辭勞怨，不辯枉屈，而一心竭智盡瘁，報效黨國，其革命之精神，自足為吾輩與後世崇敬難忘者也。」

1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日軍從廣西打進貴州獨山。十二月二十二日，王芸生在《大公報》發表〈晁錯與馬謖〉，拿晁錯比孔祥熙，馬謖比何應欽，說要「除權相，戮敗將」。「述說以上兩段歷史有什麼意思呢？這說明，當困難當頭，除權相以解除反對者的精神武裝，戮敗將以服軍民之心，是大英斷，是甚必要。」

2《海瑞罷官》是北京市副市長、著名明史專家吳晗的作品。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匯報》刊出由姚文元執筆的批判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捕風捉影地把《海瑞罷官》中所寫的「退田」、「平冤獄」同「單幹風」、「翻案風」聯繫在一起。對《海瑞罷官》的批判，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

3〈登集團特報丙第一號──政府要人上海外國銀行預金（存款）調查表〉聲稱：「蔣介石六千六百三十九萬元（按當時法幣與美元的兌換價，約合八百零九萬美元，下同）；宋美齡三千零九十四萬元（三百七十七萬美元），宋子文五千二百三十萬元（六百三十七萬美元），孔祥熙五千二百一十四萬元（六百三十五萬美元），宋靄齡一千二百萬元（一百四十六萬美元），陳立夫二千四百萬元（二百九十二萬美元），這些存款均存在當時在上海開業的外國銀行，如花旗、麥加利、大通、友邦、運通、匯豐、荷蘭銀行等。」

4孔祥熙於一九六七年在美國去世時留給四個子女每人一百萬美元。宋子文於一九七一年在美國去世時留下非固定資產一百萬美元，不動產約四百萬美元，其中不動產部分經過了長期升值。二零零三年宋美齡去世時留下遺產十多萬美元。一九五一年陳立夫赴美定居，以借錢辦養雞場為生，後養雞場因森林大火被毀，改做皮蛋、豆腐乳、辣椒醬、粽子等出售。

5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一日，《新民報》發表〈佇候天外飛機來──喝牛奶的洋狗又增多七八頭〉，暗指孔祥熙用政府的飛機運自己的妻子、女兒、行李和洋狗等等。多家媒體不斷渲染此事，次年一月，共產黨發動昆明學生進行大規模遊行。蔣介石責成交通部長張嘉趝徹查此事。經調查，當時飛機上有二十三人，都是在港九轟炸之際匆忙逃離香港的，沒有人攜帶大批行李。其時香港交通阻絕，電話不通，無法一一通知需搶救人員，因此飛機尚有空餘座位，故有航空公司內部人員搭機，並儘量裝載中央銀行已運到機場的公物，至於四條「洋狗」，則係兩位美國駕駛員見仍有餘位，順便攜帶到渝。孔二小姐一向愛狗，前來接機時逗弄洋狗，不想被人看見誤會，致成「飛機洋狗」的不實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