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被扼殺的史達林

──劉少奇

劉少奇（1898—1969）出身於湖南寧鄉的小地主家庭。這種家庭除了振興家業的強烈願望以外，跟周圍的小農沒有明顯的區別，從文化水準和社會責任的角度看，都不足以稱為士大夫階級。小地主重視自己的積累，對同儕沒有扶助的義務，對社區的公共事務漠不關心。他們如果出租土地，租金通常比士大夫、大地主或宗族長老高得多。後者作為社區領袖或社區凝結核，必須把社會公益放在私人經濟利益之上，從共同體紐帶的角度看待土地關係，否則就會喪失作為統治者的德性標誌、文化和體面。小地主都是沒有文化或體面負擔的下等人，辛苦經營只為求財，不在乎別人說三道四。這樣的家庭如果生在和平時期的儒家傳統社會，通常會經過幾代人的積累，將經濟資本轉化為教育資本，上升為士大夫階級，最後由聚斂者和暴發戶轉型為統治者和慈善家，但他們的上升欲望在其最強烈的時候，正好趕上了社會階梯的倒塌，因此以變形、甚至錯亂的方式表現出來。

資本主義進入農村的時候，通常會遭到社區領袖基於鄉土共同體或宗族共同體利益的抵制。小地主通常是最容易接受自由競爭和社區解構的少數活躍分子，統治者和窮人組成的大多數反倒是心存疑慮的。斯托雷平時代的貴族、知識分子和窮人一心維護村社，只有少數富農或村社分離者熱衷於小家庭本位的發家致富和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者推行減租減息時，驚訝地發現：大地主向佃戶索取的租金早就低於經濟學認為的正常標準了，實際上構成福利領取者對秩序輸出者的長期逆向經濟剝削。宗族的公共財產尤其是赤裸裸的社會主義機構，服務於本族DNA的傳播最大化。鄉村共同體雖然沒有《紅樓夢》的賈府資源豐富，但血緣大鍋飯的邏輯仍然是一脈相承的。外族人無論多麼善於創造資本主義意義上的價值，都永遠不會比血緣共同體內部的寄生蟲地位高。週期性大洪水通常會消滅整個地區的人口，讓墾荒的外來人重新開始這場遊戲。社會主義者很難找到比他們更加社會主義的社會了，減租減息的打擊實際上落在了少數急於致富的社區分離者和厭惡大鍋飯的人之頭上。只有這些人才會索取市場標準的租金，只顧自己掙錢。

毛澤東和劉少奇的父親都屬於這種人，也同時遭到統治者和窮人的厭惡。統治者（王先謙和葉德輝之流）討厭他們的貪婪和精明，覺得他們依靠少盡社區義務而縮小了原有的階級落差；無產階級討厭他們的貪婪和精明，覺得他們依靠少盡社區義務而擴大了原有的階級落差。這些小地主如果能夠碰上一個朴正熙式的威權型獨裁者，就會變成未來資產階級的代表。而無產階級的子弟會變成他們的工人，士大夫的子弟會變成滿腔嫉妒的左派知識分子。毛澤東和劉少奇的父親生不逢時，還沒有來得及把子孫後代培養成士大夫或資產階級，就親眼看到他們變成滿腔嫉妒的左派知識分子。

小農如何產生階級地位接近、行為模式不同的新暴發戶，這是非常有趣的問題。以下因素肯定存在，但不一定是故事的全部：蛋白質供應、激素水平和意識形態訓練。下等人的典型特徵是遲鈍、麻木、軟弱，難以長期集中注意力，缺乏制定長期計劃和集結短期力量的能力，生活在散漫和片段的世界中，傾向於今朝有酒今朝醉。這些特徵非常不適合生存在原始部落或大洪水時期，只能是文明社會建構的產物。其中許多特徵從醫學角度分析，其實屬於慢性營養不良或蛋白質攝取不足的症狀。只不過病人數量如果足夠大，社會就會把不正常當作正常。原始部落通常人口不多而自然資源豐富，人均攝取蛋白質和平均身高超過農業社會。健康的獵人或採集者通常不缺蛋白質，缺乏蛋白質的病人會因為行動遲緩迅速落入捕食者口中。原始部落沒有大量簡單機械，不需要智力、毅力、體力和勇氣的半福利性工作。這些工作的出現和下層階級的出現，似乎是文明社會的特徵。蛋白質供應的突變通常有兩種原因：其一是培養種子選手的家庭策略，但能夠使用這種策略的家庭通常不是最底層。最底層人口通常意志和道德非常渙散，基本上無力維持穩定的家庭，更不用說採取任何家庭投資策略了。女性在懷孕和養育當中能夠得到男性的扶助，本身就是明確的階級標誌。真正底層的特點是男性滅絕，女性外流。蛋白質供應突變的第二種因素更加重要，就是外部世界的資源和機會輸入。湘軍開啟的軍事化傳統，對近代湖南社會非常重要。毛澤東、劉少奇和楊度脫離原有的階級，都由家族內部的軍事冒險家開始。蛋白質是高激素水平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兒童的蛋白質供應如果已經得到保證，未來的階級門檻首先就要取決於性激素水平。婚姻策略和社交策略大部分是當事人性激素水平的無意識反應，與其天然水平不適應的策略很快就會使當事人感到尷尬和混亂。激素水平的下降會導致當事人對身體信號和階級信號的敏感性下降，產生乖謬錯亂的應對策略。意識形態訓練只有在其他條件具備的情況下，才能發揮強化資源整合的效力，但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不同的意識形態體系會直接影響路徑和命運。

劉少奇家族的意識形態原本屬於致力於興家的小地主類型，已經發展到了可以培養幾個脫產秀才的程度，但辛亥革命打斷了他原先接受的私塾教育，將他送進了新型師範學校。在新式教育大擴張的背景下，師範生如果願意回鄉教書，原本並不困難，但他已經不再是原先的鄉下孩子，他的父母已經富裕到足以不讓下一代的幾個孩子留在農村的地步。他開始追求超越自身階級的目標。他一離開鄉下，就拋棄了糟糠之妻，把大部分時間用於社會活動，以至於無法正常畢業。在此期間，他結識了毛澤東和楊開慧。不久，他就跟楊開慧的室友何葆真同居。他的家庭在農村是小地主，但在城裡連小資產階級都不如，家人不能也無意支持他到北京闖蕩。他自己的新學知識同樣不足以支持他在大城市活動。湖南的師範學校雖然號稱新式，其實因為師資力量的限制，真正過硬的科目也只有《資治通鑑》一類。他從脫離原有階級和路徑的時刻開始，就再也無法回頭了。他進不了北大，也不能赴法勤工儉學。「俄羅斯研究會」價格便宜，他就像飛蛾撲火一樣扎了進去。

「留俄預備班」給他準備了川資，將他接到上海。他這時肯定已經知道未來的命運了，因為預備班的課程全是馬克思和列寧的著作。他和任弼時、羅亦農、柯慶施都是預備班的同學。共產國際在租界發動工人運動時，經常調動這批年輕的學員充當打手。自由市的資產階級看到這些排成整齊隊列、呼喊外國口號的糾察隊員揮舞短槍和大棒，毆打其他幫會的好漢，感覺就像維也納市民第一次看到共產黨和納粹黨的準軍事組織在大街上角鬥。缺乏重武器的警察很少有膽量干涉這樣的戰鬥，海軍陸戰隊又不是隨時隨地都能登陸。英國人當時堅持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標準給警察配備武器，結果導致了遠東局的坐大。美國人後來又犯了同樣的錯誤，按照本國警察的標準給南越警察發裝備，結果將大部分國土送給了南方局的槍手。

劉少奇一開始的培養目標就是城市地下黨代理人，符合共產國際初期的工作路線。莫斯科根據爪哇革命經驗，準備以上海、廣州工人運動為主要戰場，以英、日帝國主義為主要敵人，把國民黨對土地和省分的貪婪攫取視為落後性的表現。一九二一年，劉少奇的幕後資助者露出真面目。「赤色職工國際」的工會「中國勞動組合」這個共產國際侵略遠東的早期白手套，欣然接受了莫斯科的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畢業生。劉少奇在莫斯科僅僅停留了一年，就奉命返回上海，隨即前往內地，組織了粵漢鐵路和安源煤礦的兩次大罷工。國民黨打回廣州以後，他順理成章地當上了全國總工會（前身即「中國勞動組合」）的代理委員長。國民政府為了回報蘇聯的支持，發動了針對英國人的省港大罷工。劉少奇和蘇兆徵主持封鎖香港的行動，將國民黨和蘇聯的蜜月推向最高潮，但最初的裂痕也由此而生。罷工工人由廣州革命政府養活，負擔極為沉重。國軍將領覺得不如把他們編入北伐軍，至少還能派點用處。蘇聯代表和陳獨秀都熱衷於反帝運動，不願進攻內地各省。他們嘲笑蔣介石的波拿巴主義思想，說國軍的戰鬥力源於人人都想做省主席的欲望，但蔣介石贏了這一回合，史達林比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更願意遷就國民黨。

北伐軍一到武漢，劉少奇就把總工會的辦公室搬到漢口。武漢的工糾隊迅速發展，在幾個月內嚇跑了大部分資本家。李宗仁惱怒地說：為什麼共產黨總是在北伐軍的後方搞破壞，偏偏不到敵人的後方去搞破壞？這個指責並不公正，至少劉少奇早在北伐軍來到以前就發動過兩湖的工人運動。他領導的群眾運動發揮了人肉盾牌的作用，使得保衛租界的英國水兵不好意思開槍。陳友仁的政府¹能夠成功地接管漢口租界，多虧了劉少奇親自部署的反英活動²。

清黨以後，他和汪兆銘達成協議。他同意將工糾隊的主力調往江西，留在武漢的機構放下武器。朱培德為他的部下提供了避難所，安排他在白鹿洞書院和廬山公館休養。他和汪兆銘一直保持密切的聯繫，直到汪兆銘下野。根據他在廬山時期的同伴丁覺群的說法，劉少奇在代表工人和資本家談判時，曾受資本家賄賂，而得到汪兆銘和陳公博的信任（「汪說，你還是留在共產黨內好，不要暴露。」）。劉遇事向陳公博請示匯報，唯命是從。解散工人糾察隊，瓦解工人的罷工和武裝暴力活動。一九二七年十月初，劉少奇獲悉寧漢合作、汪精衛垮臺消息後，就到了上海。（〈對劉少奇一九二七年在漢口、廬山所犯罪行的交代〉，一九六八年十月六日。）文革結束後，劉少奇的平反報告證明了丁覺群報告的真實性。

無論如何，劉少奇沒有參加周恩來策劃的南昌暴動。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二八年上半年，兩湖、江西和華北各省的共產黨人與國民黨左派仍然藕斷絲連。汪兆銘和朱培德的禮送政策不是孤立的，劉少奇也不是唯一希望繼續打著國民黨左派旗號活動的共產黨人。周恩來、葉挺、賀龍在南昌同樣高舉國民黨的旗幟，汪兆銘和張發奎對此並不反感。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徹底決裂，在南方還要等到廣州蘇維埃的公開決裂。至於北方，甚至這樣姍姍來遲的決裂都沒有發生。劉少奇在上海休息了幾個月，又來到天津整黨。他發現當地的共產黨人普遍認為：只要北伐軍（馮玉祥和閻錫山）占領平津，革命就勝利了。劉少奇斷定這些人都是不可救藥的機會主義者，必須無情地肅清。周恩來卻在他背後刺了一刀，向中央指控他犯了取消主義的錯誤，另派張慕陶主持華北黨務。劉少奇不得不檢討自己的「命令主義」，黯然返回上海，接受了滬東區委書記的職務，直到幾個月後接到滿洲的任命。

李大釗被捕後，滿洲的地下組織遭到嚴重破壞。劉少奇和孟堅奉命恢復當地的黨組織，但也迅速重蹈覆轍³。如果不是因為張學良正好在這段時間接管了政權，他的前途凶多吉少。張學良授意下的高等法院故意避重就輕，把他的案件當成普通的煽動工潮事件，區區半個月就放人。以便保存劉少奇和滿洲省委，為易幟後的政策轉向留餘地。這場交易實現了托洛茨基和加拉罕未竟的夢想──把滿洲變成了戰爭策源地，但後來構成了劉少奇叛變革命的主要罪證。劉少奇寫給張學良的感謝信非常肉麻，發誓要在有生之年報答再生父母的恩情。但從政治上講，毫無疑問，張學良才是上當受騙的一方。毛澤東後來寫給蔣介石的感謝信同樣肉麻，卻從來沒有人懷疑他的撒謊誠意。張學良的部分動機大概類似韓復榘和宋哲元，利用共產黨增加他們對蔣介石的獨立性。饒漱石在滿洲被捕時，張學良拒絕了蔣介石的引渡要求，因為「東北的事情我們自己辦」。另一個可能的動機則類似蔣介石和徐恩曾，即想利用共產黨著名的地下活動能力為自己服務。徐恩曾依靠錢壯飛，打入了原先的禁區滿洲。張學良則想利用劉少奇，打入原先的禁區中東路⁴。

劉少奇離開滿洲後，前往莫斯科參加赤色職工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他接下來在上海、贛南和西行途中（指長征）繼續擔任名義上的工會職務，實際上卻無事可做。工會無疑屬於白區工作，在當時的情況下屬於特務活動的外圍，在紅區則純屬擺設。他不得不將農村的短工、沿街叫賣的小販和雜貨鋪的店員統統解釋成工人階級，才能保證他的工會不至於變成官多兵少的衙門（劉少奇〈蘇區階級工會會員成分〉，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在此期間，馬克思意義上的工人階級大多落入國民黨控制的工會。早期工人運動的幹將大多脫（共）黨叛（共）黨，甚至構成所謂「反動工會」的骨幹，最終變成中共在五十年代鎮反運動⁵的主要對象。蘇區的工會在他的領導下，實現了托洛茨基的夢想，變成了政權機器的一部分。他在一九三三年「二七」全總召集的各省青工部長會議上說：「個人的利益要服從團體的利益，團體的利益要服從國家的利益。工人在自己的政權下不能罷工，罷工是對國民黨、對帝國主義、對資本家的鬥爭方式。」蘇區的工會要「教育工人要用新的態度來對待新的勞動，號召國營企業與合作社企業的職工，要愛護自己的工廠，愛護公共財產，貢獻自己的技能與天才，為了革命戰爭而努力生產，把勞動的英雄們列到紅榜上去。同時號召大家必須與破壞勞動紀律、違反廠規、偷竊公共財物、浪費材料及怠工偷懶的現象進行堅持不懈的鬥爭。」（劉少奇〈用新的態度對待新的勞動〉）即使如此，他的「勞動組合」仍然是蘇區事務最不重要的部分。他的工會只給紅軍輸送了一萬九千人馬，在「正規部隊有三十五萬人；非正規部隊有六十萬人」（王明在一九三三年共產國際執委會上的報告）的紅軍當中微不足道。

這段低潮期直到一九三六年才結束。劉少奇接管北平的北方局工作以後，恢復了武漢時期如魚得水的感覺。北方諸將的曖昧性格比武漢的國民黨左派有過之而無不及，為他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但他雖然是北方局的領導，北方局的成就卻不能首先歸功於他。一二．九運動和盧溝橋事變無疑是北方局為黨立下的不世奇功，但真正的功臣比劉少奇的資格老得多。除了莫斯科以外，很難想像還有人能夠協調他們之間的關係和工作。劉少奇的特長不是純粹的情報工作，而是半公開的社會活動。他的系統和周恩來的系統一直談不上友好，優勢明顯在後者一方。

毛澤東和劉少奇在抗戰前期之所以會相互提攜，蘇聯系人馬給他們造成的共同挫敗感發揮了很大作用。劉少奇在延安的活動，壓制了王明的蘇聯系人馬；在華中、華東的活動，壓制了饒漱石的蘇聯系人馬。他上升為黨內第二號人物，則是毛澤東用以遏制周恩來的最可靠保證。在抗日根據地，劉少奇培訓幹部，教育他們運用社會組織關係，在舊政府和社會精英的關係網外，建立自己的影子政府，逐步削弱和切斷舊勢力的網絡，最後取而代之。他的作風比毛澤東更接近史達林，一切從幹部黨的角度出發。他的組織能力對土改和三反、五反作用最大，但對鎮反的作用就不如毛澤東。這些運動的暴行不是由他開始的，他在蘇區時代實際上很少參加這些活動。任何共產黨領導人都比他責任更大、罪惡更深，因為共產黨政權不依靠搶劫是無法生存的。

在聶力在《山高水長──回憶父親聶榮臻》（上海文藝出版社）一書中，及魏巍等人編寫的《聶榮臻傳》中都提及，劉少奇反對林彪把不肯出錢的土豪拉倒大街上拷打的辦法，認為「這種搞法不光不會得到市民的同情，甚至也得不到工人、農民的同情，其結果只會使鋪子關門，人也逃走了，款也籌不到，政治影響反而會很壞」。而林彪的暴力籌款方式，則是紅軍的普遍做法。陳毅則在〈關於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中說：「朱、毛領導的部隊每月至少需要五萬元左右，這筆巨大的款項主要是靠勒索地方豪紳得到的。一開始，他們是通過綁票來實現這一目的，但由於紅軍聲勢浩大，豪紳們往往聞風而逃，所以要想綁票比較困難。……紅軍捉不到人，便在房子上打主意……許多人為了保住房子，只好乖乖地把錢送來。……紅軍的經濟大批靠這個方法來解決。」然而，這些介於恐怖主義和流寇搶劫的活動，其組織度不夠高。如果紅軍生活在擠不完的橘子當中，自然可以滿足於這種非常浪費的掠奪方式。只有滴水不漏的社會監控，才能實現顆粒歸公的汲取，這就對幹部組織的要求更高，需要劉少奇這樣心思細密的組織人才。組織才是他真正的天才，浪人性格濃厚的梁山系人馬難以勝任。

劉少奇在抗戰時期就開始大規模地培養幹部，準備統戰到革命的轉型，沒有前一個階段的籌備，四、五十年代的鬥爭就會像二、三十年代一樣混亂，不僅會造成戰利品的大量浪費，而且會妨礙史達林式的社會監控體系有效運作。他向鹽城訓練班的幹部學員解釋統治的奧祕：「建立蘇北抗日民主根據地，一定要肅清暗藏的反革命，但要慎重不亂殺人。……對真正的漢奸反革命，今天應採取鎮壓政策，毫不留情的對付他。……不過我們要慎重顧到群眾中的影響等。例如對那些鼎鼎大名的，有地位的，過去在群眾中有些威望的紳士地主，因為他的地位太重要的，雖然他是頑固的反對我們的，但因為捉了他或殺了他影響很大，就不能不在事前慎重考慮和決定處理辦法。」顯而易見，統戰對象和革命對象是同一批人。統戰時期應該慎重對待，意思就是在（以前和以後的）革命時期應該殺掉。一九四五年以後的革命比一九三七年以前的革命容易了許多，關鍵就在於統戰時期剪除了舊精英的社會聯繫。土豪的財產和官職可能沒有變化，但他們已經失去了曾國藩、別廷芳動員宗族、鄉鄰的組織資源。社會重組完成後，幹部取代了鄉紳在社會網絡當中的位置。土豪從凝結核變成局外人，自然就會變得不堪一擊。如果革命者像三十年代一樣直接進攻土豪，很可能同樣會陷入眾多小別廷芳的汪洋大海。統戰工作之所以是黨的三大法寶之一，原因一目了然。

劉少奇填補了毛澤東文人性格留下的空缺部分，否則後者寸步難行，但毛澤東擔心自己遭到組織的裹挾，也是早晚會發生的事情。土改、三反、反蔣戰爭和朝鮮戰爭構成同一個連續體的不同側面，幹部和組織都是成敗的關鍵。毛澤東把這些自己不太擅長的組織工作託付給劉少奇，不能說沒有知人之明。劉少奇向東北幹部傳授土改的技術：「群眾鬥爭起來了，要打人、使用肉刑、殺人，現在總是控制不了……殺的方法上，有活埋的、槍斃的、活剮的，還有勒死的，剮了以後還要掛在樹上和門上……給他們殺人權……總比沒有法庭好……問題不是殺不殺，而是軍事力量達得到不？」向全國幹部傳授社會重組的技術：「抗美援朝很有好處，使我們的很多事情都好辦（如搞土改、訂愛國公約、搞生產競賽、鎮反等）。因為抗美援朝的鑼鼓響起來，響得很厲害，土改的鑼鼓、鎮反的鑼鼓就不大聽得見了，就好搞了。如果沒有抗美援朝的鑼鼓響得那麼厲害……很多事情不好辦。」工人團體自從省港大罷工以來，一直是國民黨的重要陣地，在清黨運動中發揮了先鋒模範作用，而且具備一定的戰鬥力，自然構成主要的鎮壓對象。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前後，上海公私各廠逮捕了六千零七十七人，其中包括三百二十五個基層工會主席或委員，七十三個上海總工會和產業工會幹部（〈上海工人參加鎮反運動總結報告〉，一九五一年七月）。工人組織瓦解後，企業已成釜底游魚。鎮反運動自然延伸為三反、五反，將孤立無援的企業家各個擊破。共產國際一九二二年在上海開創的事業，至此功德圓滿。五十年代初期，蘇聯接受遠東方面的報告，軍事方面的材料署名人通常是毛澤東本人，土改、三反、五反、反右的材料署名人通常是劉少奇。這種組合充分說明了兩人當時的關係，以及他們和蘇聯的關係。鄧小平當時還是小角色，工作風格亦步亦趨地模仿劉少奇，而且一直表現得比劉少奇更左、更誇張，在反右運動和人民公社的指標問題上尤其如此，大大加重了滿洲和四川的饑荒。

史達林能夠戰勝黨內的敵人，因為他最能勝任乏味的組織工作。長此以往，幹部隊伍的主力就變成了史達林的人。其他人即使名義地位更高或更出風頭，總是鬥不過組織力量的控制者。毛澤東完全清楚劉少奇不是中共的赫魯雪夫，而是中共的史達林。如果劉少奇真是赫魯雪夫，毛澤東反倒不會覺得他足以構成威脅了，因為從毛澤東後來對赫魯雪夫的態度看，他明顯認為赫魯雪夫是個愚蠢軟弱之徒。赫魯雪夫即使從蘇聯黨的角度看，也是太衝動任性了，缺乏史達林式冷酷的堅韌。中共黨內最像史達林的人，也就是劉少奇和鄧小平。周恩來和康生雖然同樣冷酷而且更加陰毒，卻像許多特務頭子一樣韌而不堅，摻雜了許多女性化的脆弱，組織工作的專業能力不如劉、鄧。如果中共完全走蘇聯路線，毛澤東很容易遭到淘汰。毛是一位精明的觀察者，不可能看不出這一點。高、饒事件已經暴露了毛的猜忌心，因為饒漱石和劉少奇的矛盾在黨內是眾所周知的。饒漱石不愛聲色娛樂，一心致力權術，不是粗枝大葉的人，如果不是自以為得到了毛澤東的鼓勵，是不敢公開進攻劉少奇的。毛到底是一開始就打算利用和犧牲饒漱石，還是本來真想打倒劉少奇、周恩來，但一看史達林的臉色不對就轉彎，就像他在大鳴大放—引蛇出洞事件當中的表現一樣，不可能有準確的答案。無論如何，即使他在高、饒事件當時還沒有把劉少奇當作主要敵人，在五十年代後期已經沒有選擇餘地了。

政治家要懂得選擇有利於自己的戰場，大搞蘇聯式計劃經濟顯然不是毛澤東的有利戰場。時間越久，劉少奇培訓的幹部隊伍就越壯大。領袖一旦被架空，多半會死得很慘。劉少奇和蘇聯系人馬的殘忍，比毛澤東和梁山好漢可怕得多，正如奧斯威辛的平庸官吏群體比海盜船長愛德華．蒂奇可怕得多。中、蘇決裂和文化大革命恰好是毛澤東的有利戰場，劉少奇集團在這裡有勁使不上。從中國共產黨的角度看，決裂既無必要又無利益。從蘇聯的角度看，決裂是毛澤東單方面的挑釁。蘇聯根本沒有打算對毛澤東下手，也看不出毛澤東到底有什麼要求沒有得到滿足。然而，毛澤東是一位深謀遠慮的人。他能在道路的起點就看到道路的終點，然而這種能力沒有辦法給大多數人解釋清楚。大多數人只有在接近終點時才能看清道路的方向，然而這時候已經無法回頭了。毛澤東如果不能成功地挑起中、蘇鬥爭，就沒有多少機會破壞幹部黨的成長。亂中取勝是毛澤東和梁山系的特長，卻不是幹部黨的特長。脫軌會造成更嚴重的脫軌，最終形成綁架效應。沒有中、蘇決裂，文革很難發生。沒有文革，一九七二年外交革命很難發生。如果幹部黨順著五十年代中葉的發展方向走下去，一九七六年的政變（指逮捕四人幫）大概提前十年就會發生了。毛澤東的下場，最好也不過是印尼的蘇卡諾，最壞就會變成阿富汗的阿明⁶，而後者比前者的可能性大得多，因為共產黨體制是容不得傀儡領袖自然死亡的。毛澤東的折騰雖然禍害了黨國，但至少把幹部黨難以避免的勝利推遲了十多年，保障了自己的自然死亡和歷史評價，顯然證明了他的格局理解力和權術高人一籌。至於東亞居民遭受的池魚之殃，那本來就是他和他的敵人誰都不當回事的因素。何況大清滅亡以後，這些人無論如何都是要倒楣的。知識分子進剝皮亭還是夾邊溝⁷，差別不是很大。順民反正總是要餓死和吃人肉的，有沒有共產主義的牌子關係同樣不大。歐洲人、甚至俄國人，確實因為共產主義而損失慘重；東亞人的損失卻不是因為共產主義。後者至多只能抱怨自己為什麼沒有像洪承疇時代的士大夫和順民一樣誠實，像維護八旗將士一樣維護大日本皇軍，把毛澤東和劉少奇統統擠回張獻忠的生態位，但這件事主要應該怪蔣介石。

劉少奇不敢或不能在五十年代末阻止中、蘇決裂，從反面證明了毛澤東的知人之明或把握機會窗口的敏銳特長。他既然承認了毛澤東的反修（實際上就是打倒幹部黨的意思）路徑，就把自己放在了不利戰場上。他暗用幹部黨約束反修革命的努力，並不能阻止毛澤東的勝利，卻足以引起毛澤東的厭惡，雖然他這時已經死定了，但死法如此悲慘卻是他的失敗權術造成的。在毛澤東這樣狡詐、孤立、敏感、殘酷的內心中，劉少奇式的牽拉約束無異於一條纏住下身的大蟒蛇，好不容易把蟒蛇扯下來，自然要往死裡面打。一個女人如果被惡心的渣男死纏爛打，就能體會到毛澤東的感受。列寧主義者的性格特徵和行為模式確實酷似冷血動物和爬行動物，把智力、道德和能力的缺陷變成了有利條件。他們對別人的痛苦和自己的痛苦都非常遲鈍，因此才能在自己創造的世界上有滋有味地生活和滅亡。

1陳友仁（1878-1944），原籍廣東順德，父母是客家人，生於加勒比海的英國殖民地千里達的一個華僑家庭。曾創辦英文報紙《京報》（Peking Gazette），擔任總編輯，鼓吹革命，一度被袁世凱通緝。蘇俄與孫中山接觸時，陳友仁是孫的外交顧問。一九二七年，陳友仁代表武漢國民政府，與英國分別簽訂收回漢口英租界之協定和收回九江英租界之協定。由於其成功的鐵腕外交、以及精通西方法典，陳友仁獲得巨大聲譽。當時中國最大報紙──上海《申報》幾乎每天都可以看到革命外交家陳友仁的名字，有人甚至稱武漢政府為「陳友仁時代」。

2一九二六年九月六日，北伐軍攻占武漢，九月十四日，武漢總工會成立。從一九二六年十月到一九二七年四月，武漢地區工人罷工三百多次，「常對僱主提過度之要求，甚至以武裝之糾察，封閉廠店，強迫僱主行不可能之條件。」（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二日《大公報》）甚至「隨便逮捕人，組織法庭監獄，搜查火車輪船，隨便斷絕交通，沒收分配工廠店鋪，這些事在當時都是極平常與普遍的」。（《劉少奇自述》）商人不堪忍受，紛紛逃跑。大量企業倒閉，失業人數激增，貨物奇缺，物價飛漲。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英租界水兵與示威者發生衝突，擊斃一人，擊傷多人。劉少奇等藉此機會，在漢口舉行了號稱二十萬人參加的「追悼一三死難同胞暨反英示威大會」，工人糾察隊帶領遊行隊伍衝進英租界，扯下英國旗，驅逐英國人。隨後，國民革命軍接管英租界。

3《滿洲日報》（奉天專電八月二十四日電）報導說：「支那（中國）時局困難以來，似有許多共產黨員趁中央、奉天間的諸問題正在談判而陷於忙亂之機，潛入奉天紡紗廠，故當局預先已有警惕。八月二十一日下午五點左右，該廠職工王繩一等幾人下工後，來該廠裡院與南方職工打扮的支那人（劉少奇）祕密接頭，正在遞交共產黨傳單及其他材料費用等時，被警戒者發現，當即押送支那方面公安局審訊。王係三年前招收的該廠職工，至今逢機便進行共產黨的宣傳，是一直受當局監視的人物。」滿洲省委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一日報告說：「紗廠鬥爭問題，奉天紗廠兩月來即以五成開支，而且是奉票，我們經過支部的討論在群眾中提出要八成現洋的鼓動，並要求立刻開支，群眾情緒異常興奮，我們更繼續不斷一再進行鼓動工作，一面準備召集各部工人會，八月十八九的時候，群眾情緒已確實到了可以行動的時候，而且八月廿七日又是開支的關頭，據當時情形沒能在組織上積極準備，八月廿七日不按照工人要求開八成現洋，群眾行動確已不成問題。不料在召集第一次群眾會時，支部書記即遭拘押，其他同志一人被開除（前數日）致會不能開成，叛徒崔某（過去是同志）與廠中陰謀勾結，即以陷害常張同志，又向省委報告謂群眾會仍可召集，省委為其言所欺，竟不疑而到（此次是趙、孟二人去，上次是全總代表及丁、孟三人去的）隨被捕。」趙即劉少奇，化名趙之啟，孟即孟用潛，當時名孟堅，叛徒崔某即崔鳳翥，全總代表是張崑第。丁是丁君羊。

4張學良的衛隊長劉多荃在〈我所知道的一九二九年在奉天紡紗廠破獲一起共產黨案件情況〉中說：「一九二九年我是張學良衛隊上校團長，時常跟隨張學良。一九二九年八月底，警察廳在奉天紡紗廠破獲一個大共產黨案。關係到東北三省的事。當時警察廳長白銘鎮和憲兵司令部副官長程廣道，告訴我捕了三個人。經審訊，其中一個人供認是中共滿洲省委書記。供出了滿洲省委員會和瀋陽、哈爾濱、本溪湖、撫順及鐵路沿線黨組織與活動計劃。張學良責成參謀長榮臻和白銘鎮與這個黨的負責人達成了政治交易條件：要他徹底交出東北活動計劃、地點、參加人員名單等。今後不再在東北搞政治破壞和顛覆活動；對中東鐵路有關工人運動雙方事先取得聯繫，相機配合……這個負責人要求簽字畫押後，不登報，雙方聯繫各派妥靠人員，到指定地點會晤。張學良親口對我說：這個共產黨負責人給他寫信表示感激，張長官是我的再生父母，將來我有生之日，就是我戴德之年。這個案子連捉帶放共廿天左右，釋放時我們和他有祕密計：對外宣佈確非共產黨人，找不出確實證據，由警察廳批准無罪取保釋放。」

5鎮壓反革命運動，簡稱鎮反，是一九五零年代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共發動的第一場肅清反對勢力的運動，鎮壓對象以國民黨殘餘、特工、土匪勢力為主。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中共討論了處決人犯的比例，「決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殺此數的一半，看情形再做決定」。據一九九六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四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中稱：「鎮反」運動中，有八十七萬餘人被判死刑。

6哈菲佐拉．阿明（1929-1979），阿富汗前領導人。一九七八年，人民民主黨發動軍事政變（四月革命），推翻政府，塔拉基執政，而阿明任政府總理。二人明顯政見不一，積怨日深，阿明發動政變殺害了塔拉基，但是阿明的上台直接觸犯了蘇聯在阿利益，一九七九年十二月，蘇聯出兵處決了阿明。

7夾邊溝，位於中國甘肅酒泉境內的巴丹吉林沙漠邊緣，一九五七年十月至一九六零年底，近三千名右派分子被關押在這裡勞動改造。恰逢中國大饑荒，糧食產量急遽減少，造成約一千五百人因饑餓而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