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紅色文宣教父

──陳伯達

陳伯達（1904-1989，福建泉州惠安人）出身於沒落的士大夫家庭。高祖父陳金城¹在道光朝中舉人，曾經大膽地彈劾琦善。陳伯達的父輩時運大不如前，剛剛達到秀才的層級，科舉就廢除了。他們不能或不願適應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家道迅速中落，到陳伯達的少年時代，已經連擅長經營的富裕農民都不如了。階級地位的顛倒，比單純的物質匱乏更富有刺激性。士大夫文化促使他們相信自己沒有錯，一切都是世界的錯，尤其是洋人和商人的錯。洋人和商人的勝利不是因為聰明能幹，而是因為遊戲規則的破壞。只要稍微加一點理論上的胡椒粉，邪惡的洋人和商人就可以升級包裝為邪惡的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陳伯達的一生，彷彿就是為了完成沒落士大夫由於知識淺薄和視野狹窄而未竟的精神勝利法，通過理論巫術將是非顛倒的世界重新顛倒回來。左派一般出身講究面子而缺乏金錢的小資產階級，尤其是吏治國家的小公務員和下層白領家庭，企圖通過抽象理論知識改變階級地位的人，一般會走上左派或進步主義的道路，而統治者和底層人都有輕視條條框框、依靠經驗知識的傾向。

陳伯達畢業於廈門集美師範學院，畢業後做了小學教師。這樣的學校和這樣的職業，特別適合他這樣既沒有錢、又擅長書面學習模式的人。抗戰以前的小學教師日子其實相當滋潤，不難在前清習俗未改的土鼈父老面前扮演士大夫，收入相對於極為低廉和穩定的物價水準堪稱豐厚，至少養家糊口不成問題。真正從淳樸勞動者階層逐漸積累而向上流動的學生，對這種祖輩未曾享受過的美好前景相當滿足和感激。但陳伯達這種人處在同樣的境地，就會認為這一切都是社會理應償還他們的欠債，而且遠遠配不上家鄉父老崇拜的他那顆聰明腦袋。他在文藝愛好者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小說，還成功地自學了英文，像孔雀開屏一樣得意，覺得前後左右的土鼈誰都配不上自己，應該去大城市揚名立萬了。一九二四年，二十歲的陳伯達進了上海灘。

他在上海的前途相當於現在的小報記者，但他確實有一般小報記者所不具備的才幹和志向。他加入了國共兩黨合辦的學習班，變成了國民革命的候補政治輔導員。北伐開始後，他擔任國軍獨立第四師師長張貞²的秘書和福建陸軍幹部學校的政治教官。他本著吃飯砸鍋的精神，加入了國民黨，利用國軍的保護傘，為共產黨代表王荷波³組織民間武裝，在思想保守的福建社會激起了極大的反感。蔣介石清黨以後，命令福州衛戍司令張貞就地處置這個搗亂分子。張貞是形式上加入國民黨的舊派軍人，不適應列寧主義時代的黨派鬥爭倫理，覺得小團體的私人關係比意識形態的路線鬥爭重要得多，不僅放了陳伯達一條生路，還送了陳伯達一千塊錢的路費。陳伯達拿著舊軍閥的錢逃到上海，在這裡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倒臺以後，這筆錢變成了他的罪證。

陳伯達入黨後，首先在武漢從事宣傳工作。隨後，他和王明一起去莫斯科孫文大學受訓。校長米夫在史達林控制國際共運機構以後，長期負責上海遠東局的工作，將王明和其他弟子安插到中國支部的領導職位上。陳伯達回國後，根據王明的指示，在天津編輯《北方紅旗》。國民黨地下組織襲擊共產黨地下組織，抓獲了陳伯達，但由於雙方都是地下組織的緣故，不得不將他釋放。統治華北的西北軍舊部依靠共產國際的程度，超過依靠南京國民政府的程度。國民黨在這些地方甚至連黨部都遭到監視和限制，依賴地下組織的程度比他們在上海自由市更為嚴重。這樣的環境為蘇聯提供了極大的方便，直接造就了吉鴻昌的兵變⁴和北平的學潮⁵。陳伯達在這兩項工作當中成就卓著，贏得了劉少奇的嘉獎。

一九三六年，北方局改組。劉少奇任書記，彭真任組織部長，陳伯達任宣傳部長，林楓任秘書長。他們在冀察政務委員會的保護下，從半地上活動轉為公開活動，發動北平各界盡快抗戰，有力配合了周恩來和康生領導的地下活動和兵運工作。日軍主要將領的病假和休假造成了「我強敵弱」的寶貴機會，盧溝橋抗戰就在這屆新班子的有力領導下提前爆發了。國民黨地下組織借助通州大屠殺，履行了他們對統一戰線的義務。上級對陳伯達的工作表示滿意，將他調到延安。

陳伯達在延安，先後在陝北公學、中央黨校和馬列學院任教。毛澤東發現陳伯達運用辯證法的方式符合自己的偏好，決定重用此人。毛澤東對陳伯達的《老子的哲學思想》、《孔子的哲學思想》和《墨子的哲學思想》提供了修改意見，陳伯達對毛澤東的《矛盾論》、《實踐論》同樣不遺餘力。陳伯達調到毛澤東辦公室，擔任中央軍委主席辦公室副秘書長。此後三十年，陳伯達一直是毛澤東的政治秘書。陳伯達的生活方式接近舊式士大夫，好處和壞處都不例外。師哲回憶說：他的房間永遠髒亂差，到處都是亂七八糟的書堆。他知道毛澤東恨王明，就投其所好地宣傳自己也是王明打擊的對象，從他以往跟王明的關係看，實在毫無根據⁶。他好名成癖，喜歡將整個寫作團體的成績放在自己一個人的名下。毛澤東的衛兵李家驥回憶說：陳伯達衣著樸素，不修邊幅。蔣介石發表《中國之命運》，毛澤東授意陳伯達寫文章反駁。劉少奇起草七大文件，通過任弼時恭請陳伯達動筆。如果共產黨是一個朝廷，他的地位已經接近漢代的中書和明初的大學士。中宣部下令將《評中國之命運》印成小冊子，保證黨政軍幹部人手一冊。陝、甘、寧邊區就發行了一萬七千冊，所有學校都列為必修課。南方局在重慶和桂林，華東局在上海大量發行。董必武和統戰部負責出版英譯本，向全世界廣泛發行。蔣介石和陶希聖面對國際性的強大動員力量，表現得完全像一群沒有見過世面的土鼈。《竊國大盜袁世凱》、《中國四大家族》和《人民公敵蔣介石》出版以後，陳伯達實際上已經是紅色政權所有文史哲研究的教父。這些作品只是滿洲國和汪兆銘政權戰爭宣傳材料的草率堆積，加上一層薄薄的史達林主義油彩而已，但並沒有妨礙大批英美留學生和國學長老誠惶誠恐地學習研究，不敢越雷池一步。即使在他倒臺以後，學術界所謂黨性的原則和歷史虛無主義的原則也是根據他這些小冊子設計的標準確定的。

隨著毛澤東地位的穩固，陳伯達的權力越來越大。一九四五年，他擔任中央候補委員和宣傳部副部長。一九四八年，他擔任馬列學院副院長。一九四九年，他擔任中央委員和中科院副院長。他和《論聯合政府》、《共同綱領》的關係，不會低於張君勱和《中華民國憲法》的關係。五十年代初，他參加了編輯《毛澤東選集》的工作。《選集》本來是為了彌補北京在莫斯科和東歐各支部面前的理論自卑感，但還是需要蘇聯顧問尤金⁷的主持。蘇聯顧問在軍事、情報、經濟、交通各方面的主導地位，是陳伯達無法挑戰的，但他覺得自己在文化方面至少還有一手，不是隨時都心服口服。他追隨毛澤東去莫斯科，看到蘇聯人用《紅罌粟花》歌頌遠東的革命，居然敢於提出抗議，迫使蘇聯人從此停止上演這部歌劇。這部偉大作品不僅極不知趣地將鴉片原材料作為紅色革命的象徵，刺激了南泥灣主人敏感的神經，而且將共產主義思想塑造成像梅毒一樣，由蘇聯水手通過口岸娼妓傳播給廣大內地群眾，從而變成燎原之火。陳伯達做了這樣冒險的事情，仍然能夠鎮靜自若，一天到晚睡懶覺，在被窩裡堆滿了書，使得蘇聯服務員都感到驚訝，不能說沒有藺相如之風。一九五五年，陳伯達出任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一九五八年，他促成了《紅旗》雜誌的創辦。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說：「陳伯達寫給我一封信，他原來死也不想辦刊物，現在轉了一百八十度，同意今年就辦，這很好。」陳伯達順理成章地出任雜誌第一位總編輯，毛澤東為他題寫了二十多次刊頭。兩人的關係如膠似漆，毛澤東的政策和陳伯達的思想難分彼此。由於陳伯達寫給毛澤東的東西從來不留底稿，他究竟為毛出了多少力，一直是歷史祕密。《史達林與中國革命》、《毛澤東與中國革命》、《論毛澤東思想》將現實的政策建立在歷史的選擇之上，既劃定了後世黨國領導人不可逾越的界限，又奠定了自己作為當今首要毛澤東思想解釋者的地位。「先進的社會制度和落後的生產力構成主要矛盾」的理論是由他在一九五六年、而不是鄧小平在一九七八年發明的，雖然他在毛澤東改變態度以後，機敏地亦步亦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論十大關係》、《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農業二十三條》都少不了他的大筆，劉少奇的《共產黨員修養》也經過他的潤色。如果共產黨算一個朝廷，那麼他已經實現歷代士大夫參知政事的最高欲望，然而由於共產黨畢竟不是一個朝廷，他必須付出應有的代價。

一九六六年八月，陳伯達進入政治局。文革初期，他擔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和中宣部顧問。他的權力在形式上達到頂峰，實際上卻每況愈下。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江青依靠張春橋的襄贊，壟斷了釣魚臺的工作。名義組長陳伯達經過毛澤東的幾次警告和訓斥，只能知趣地躲在米糧胡同的家裡不去上班。他以老臣和內行自居，瞧不起江青周圍嘴上無毛的激進派文人，但是作為毛澤東欽定的內廷首腦，又必須至少在形式上主持文革。結果，他兩頭不是人。勝利者覺得他是文革的絆腳石，失敗者覺得他是文革的罪魁禍首。九大報告起草期間，雙方的關係急遽惡化。陳伯達和林彪出於老人和內行的惺惺相惜，企圖重新強調經濟建設和富國強兵，提出了「抓革命促生產」、「為把我國建設成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的路線，為了避免反對毛澤東文革決斷的嫌疑，同時也沒有忘記批判「劉、鄧路線」。張春橋和姚文元在毛澤東的支援下，抨擊陳、林版本的「唯生產力論」和「調和主義」。結果，雙方各自起草自己的版本。毛澤東接受了張春橋和姚文元的版本，將陳伯達的稿件退給本人。陳伯達看到毛澤東連裝他稿件的牛皮紙袋都沒有拆開，知道大勢已去，只有閉門痛苦。九大通過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走投無路的陳伯達只有懇求林彪保護他。

他聰明一世，糊塗一時。毛澤東對假定繼承人的猜忌眾所周知，怎能允許自己的秘書帶著自己的祕密投奔最危險的人物。陳伯達如果在九大以後就此認輸，毛澤東會不會放過他還不好說。一旦投靠林彪，就只有兩種選擇了。要麼輔佐林彪搶班奪權，希望新主人善待自己。否則毛澤東無論能不能容忍林彪，都一定不能容忍他的背叛。然而他畢竟不是林彪的自己人，林彪無意保護他。「天才論」是不是符合唯物主義，完全是個藉口。江青和林彪同樣用非常類似的話語吹捧毛澤東，現在反過來煞有介事地譴責陳伯達不懂馬克思主義。陳伯達也許不懂馬克思，但黨內其他人只可能比他更不懂。他即使沒有說過這些東西，眾多的著作也不難挑出其他的骨頭。毛澤東發動了「批陳整風」運動，將陳伯達打成了國民黨特務、叛徒和托派。林彪死後，他的罪名又增加了修正主義分子這一條。因為「唯生產力論」畢竟是他和林彪的共同創造，在林彪垮臺以前還不能徹底批倒批臭。

陳伯達在秦城監獄度過了文革的最後幾年。毛澤東死後，江青的大多數敵人看到了希望。只有他和林彪集團例外，反倒被包裝成江青的同盟，又被打倒和審判了一次。鄧小平在黨內以心胸狹窄和心狠手辣著稱，所以才會贏得毛澤東「鋼鐵公司」的讚美之詞⁸。他不能原諒林彪和陳伯達企圖以犧牲他和劉少奇為代價，換取毛澤東同意結束階級鬥爭和轉向經濟建設，堅定地主張這些人的逆案一定不能翻。他在文革以前一直堅定地支持階級鬥爭，反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對毛澤東和反右運動所做的貢獻，比劉少奇和周恩來以外的任何人都要多，在人民公社和大饑荒的時代，他用恐嚇手段強迫東北的地方幹部提高徵糧配額，為了欺騙京、津地區的外國友人，力主大量調走鄉邦巴蜀的口糧。鄧小平自己如果沒有遭到江青和激進文人的攻擊，幾乎不可能公開反對文革，但他既然已經非做文革反對者不可，自然能夠看出在列寧主義的基本框架內，除了採取林彪和陳伯達的「唯生產力論」以外，實際上已經無路可走。他一面將林彪、陳伯達的修正主義政策算在自己頭上，一面將自己的極左路線栽到林彪、陳伯達頭上，對無法開口反駁的私敵施加二度傷害⁹，不會體會不到隱祕的快感。毛澤東在利用蔣介石抗日而損失慘重的同時，利用三國演義壯大了自己的勢力，然後宣佈蔣介石是因為消極抗戰才喪失戰鬥力的，就充分享受了同樣的快感。只有真正學懂了中國革命史和毛澤東思想的極少數人，才能真正理解和運用這種充滿SM色彩的祕傳心法。大多數學生要麼把這些內容當作瑣碎材料的堆積和考驗記憶力的訓練，要麼就會覺得這些東西無非是下級對領導歌功頌德的產物，根本理解不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教育下一代的苦心。即使蘇聯和共產國際的革命導師，畢竟也是半個歐洲人，把階級鬥爭看成以最高效率消滅敵人的科學手段，沒法領會東方妾婦的猥瑣陰暗，不大會操作挑動和享受敵人心理痛苦的精緻藝術，在同樣的迫害中都顯得更加機械和率真。

改革開放並沒有改變共產黨的行為模式，只是調整了打擊和統戰的具體區域，陳伯達的處理方式就是絕好的證明。他們一面堅持陳伯達絕對不能釋放，即使臨死前保外就醫都要嚴格監視，一面聰明地相信即使從敵人的身上，也能最大限度地榨出剩餘價值（胡耀邦指出：陳伯達學問好，研究能力強，應當發揮他的專長，安排他為中央做一點研究工作。我們現在的改革和建設，遇到許多問題需要研究。讓陳伯達搞一點研究，研究出來的成果，我們可以參考）。他們的聰明不是從陳伯達開始的，滿洲國高級知識分子在昌平勞改農場出版的西方名著叢書就是同類的手段。日本的醫生護士和技術軍官、國民黨的軍官和知識分子、蘇區和長征期間綁架的傳教士醫生遭到的待遇，其實都出於同樣的手段。我們所能知道的一鱗半爪，肯定只是他們所作所為的極小一部分。金家父子對韓國演員和日語教師的綁架和利用，顯然不是朝鮮的獨特發明。如果運用警察對綁匪的犯罪學分析，其實不難形成高度準確的行為預測。如果運用蛋頭學者的政治學和歷史學模型，準確率反而差得多。

一九八九年九月，陳伯達的骨灰送往八寶山墓地。他生是黨的人，死是黨的鬼。他將無數隱祕帶進了黨的墳墓，即使作為灰燼也絕不能逃離黨的範圍。他當然是有罪的，但學術界和媒體試圖讓順民相信的罪名，明顯來自更大罪犯的栽贓。他付出了代價，但列寧主義者爬蟲一樣冰冷和猥瑣的心靈肯定會為他減輕許多痛苦。除了極其虛偽或極其天真的人，誰都不會對他的所作所為感到驚訝。後文革的知識界如此深刻而廣泛地繼承了他扭曲的心智和愚蠢的詭詐，反倒會更加長久地引起後人的驚詫。

1陳金城（1802-1852），一八四三年為陳慶鏞代擬〈申明刑賞疏〉，指控賣國權貴、敗將逃官，奏文「直聲震海內」。

2張貞（1884-1963），保定軍校畢業，原為福建靖國軍將領，後加入國民革命軍，官至陸軍上將。他救過陳伯達兩次。一九三一年，陳伯達在天津被捕，後被關在北平草嵐子監獄，還是張貞出手相救，陳伯達在獄中只待了十個月就出來了。毛澤東曾在一次會議上說：「我看，國民黨也不能一概而論，比如，張貞就救過陳伯達一命。」

3王荷波（1882-1927），福州人，中共早期工運領導人之一。一九二七年春，陳伯達應邀擔任王荷波組織的工人糾察隊的顧問。

4據師哲回憶，柯慶施曾告訴他，陳伯達從蘇聯回國以後，到了天津，但找不到黨的關係，遇到在蘇聯留學時相識的柯慶施才接上了關係。柯派陳伯達到吉鴻昌的察哈爾抗日同盟軍編輯《民眾日報》。吉的公開身分是抗日將領，實際是共黨的祕密黨員。京、津地區黨的地下工作，在經濟上靠吉鴻昌支援，柯慶施則幫助吉做統戰工作。

5一九三五年，在北平、華北爆發了「一二九」運動和不被今人甚知的新啟蒙運動。陳伯達是這兩次運動的領導人之一。清華大學救國會發表的《告全國人民書》中，著名的「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就是出自陳伯達之手。

6陳伯達經常向毛澤東訴說，他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受王明的「排擠打擊」。但據和他同期在中山大學的同學回憶，陳伯達在中山大學和誰都不來往。他個性孤僻，自視清高，除了讀書，別無所好。他在蘇聯幾年，仍聽不懂俄語，實際上是「孤家寡人」。

7尤金（1899-1968），一九五零年被派往中國充當《毛澤東選集》的編輯顧問，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九年任駐華大使。

8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七日，鄧小平與江青在政治局會議上發生激烈的爭論，毛澤東得知以後，對鄧小平說，她強加於人吶，我也是不高興的，你開了一個鋼鐵公司，好。鄧小平說，我主要是感覺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後我到她那裡去講了一下，鋼鐵公司對鋼鐵公司。毛說：你呢，人家有點怕你，我送你兩句話，柔中有剛，綿裡藏針。外面和氣一點，內部是鋼鐵公司，過去的缺點，慢慢改一改吧。

9陳伯達於一九七零年十月十八日被拘押（後來，他的刑期就從這一天算起），直到一九七六年九月才被正式逮捕。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一日，鄧小平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講話（〈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提到「林彪、「四人幫」，特別是所謂理論家陳伯達、張春橋，歪曲、篡改毛澤東思想……」。一九八零年十一月二十日，陳伯達與「四人幫」一起站在被告席上公開審判。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八條積極參加反革命集團罪、第九十二條陰謀顛覆政府罪、第一百零二條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第一百三十八條誣告陷害罪，判處陳伯達有期徒刑十八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