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紅太陽身後的暗星

──康生

康生（1898-1975，原名張宗可，山東膠南縣人）出身於山東的大地主家庭，在德國殖民地青島接受了新式教育，畢業於德國傳教士創辦的青島禮賢中學。這種教育是不是造成他家庭不和的原因，沒有充分的證據。無論如何，他自作主張去了上海。他在上海期間的費用，不是由原來的家庭承擔的。有傳言說他欠了賭債，也有傳言說他與父親的妾有染，總之，家裡不給他錢了。

勞動者容易投入改良派的工會，因為他們有勞動技能而且希望依靠勞動養活自己。統治階級的叛逆者容易投入革命，因為他們渴望政治權力而且除此之外沒有能力養活自己。康生迅速加入了劉少奇和李立三的學習班，這裡的顛覆或鬥爭課程由共產國際買單。山東的地主不同於南方的士紳，習慣於暴力橫行的環境。康生自幼熟悉槍棒和水滸文化，因此在鬥爭課程上天生就比其他學員占優勢──他在顧案中親手用斧頭砍死一名顧順章家屬。

一九二七年的上海暴動給他提供了吸引上級注意的機會，根據周恩來的指示進攻第五區警察局。蔣介石清黨以後，他的許多同夥死於非命，他卻化名趙容，以上海中華商會會長虞洽卿秘書的身分招搖過市，在地下黨的網絡中占據了更高的位置。他在一九三零年曾經被捕，始終未能洗刷叛變的嫌疑。政治局委員盧福坦¹後來投靠國民黨，提供了康生變節的紀錄。陳賡瞭解此事，卻長期保持沉默。饒漱石在國民黨留下的檔案中看到了盧福坦的報告，向毛澤東匯報，但毛澤東沒有反應。康生在文革初期通過謝富治（時任公安部長），將盧福坦處決。

這些材料可以做出多種解釋。康生可能確實變節，事後殺人滅口，但他掌握情報部門的要害，以致馬基維利主義者都覺得他的利用價值比忠誠不忠誠重要。康生的變節材料也可能是真正的變節者、黨內敵人或國民黨捏造的，目的在於破壞康生的前途或擾亂共產黨內部秩序。康生甚至可能接受了共產國際的指示，以貌似變節的方式開闢橫跨國共兩黨的祕密網絡，中國支部的大多數領導人沒有資格瞭解深層祕密，故才會產生對他變節的懷疑。無論如何，他肯定表現出適合從事情報工作的性格和天賦。他和周恩來在此期間的合作非常密切，包括著名的顧順章案件。柔石捲入的借刀殺人案²是不是他的傑作，或者是不是其他領導人借助他完成的傑作，其實並不重要，因為諸如此類的活動本來就是他的日常工作。

一九三三年，康生調往莫斯科。一九三四年，他進入中央政治局。如此迅速的升遷，本身就證明了情報工作在共產國際體系內的地位多麼重要。康生這個名字就是他在此期間取的俄語化名，原先常用的化名趙容從此為人遺忘。他追隨史達林，在中國支部的幹部當中展開肅反工作，積累了豐富的工作經驗和以後幾十年的政治資本。一九三七年以前，他大體上支援王明。遵義會議以後，他還在列寧學院和東方勞動大學組織擁護王明為總書記的效忠表演。他什麼時候發現史達林的決定雖然難以判斷，但不會晚於奉命回國的時刻。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王明和康生從蘇聯飛抵延安。毛澤東在一九三七年等待這位「崑崙山欽差大臣」³的心情多麼忐忑，是可想而知的。他們帶來的聖旨，既可以追認毛澤東賴以上位的小動作，也可以結束毛澤東的政治生命和肉體生命。這是毛澤東與康生的第一次見面，毛澤東對史達林身邊的使者誠惶誠恐。康生這時已經知道史達林讓毛澤東替代王明的決定，但毛澤東還不知道⁴。他這時改換門庭，毛澤東沒有拒絕的資本。如果他等到毛澤東拿穩蘇聯的態度以後，後者未必不會清算他和王明曾經勾結的舊賬。後來的情況證明，這次交易對雙方都非常有利。康生選擇了勝利者，毛澤東彌補了自己的短板。史達林對黨—軍幹部的威懾力，主要源於他對克格勃（KGB）的絕對控制，而毛澤東從來就沒有這樣的控制力。問題不僅在於周恩來、李克農、陳賡都不是毛澤東的自己人，而在於毛澤東根本沒有可能在情報系統內部安插進自己的班底。即使他以後有機會培養自己的班底，時間上也是緩不濟急，因此招降納叛就是他的次優選擇，也是他上位太快必須付出的代價。康生既是情報界的內行，又熟悉蘇聯的內幕，正是毛澤東所需要的人。何況毛澤東在蘇聯的限制下，不敢直接消滅王明，通過爭取王明的親信倒戈，乃是孤立和架空王明的適當手段。

王明根據蘇聯的旨意，準備在武漢複製馬德里戰役⁵。毛澤東和任弼時企圖將他凍結在延安，結果失敗了⁶。大多數領導人支援蘇聯和王明，康生卻屬於支持毛澤東的少數派。王明主持長江局，康生利用情報部門不斷找碴。王明發現他反戈一擊，憤怒地痛罵「康生無恥」。一九三八年九月的六屆六中全會將王明定為右傾投降主義，標誌著史達林最終放棄了強迫中國支部為國民黨充當人肉盾牌的初衷。王明灰溜溜地返回祖國蘇聯，康生隨即擔任了中央社會部部長、中央情報部部長、中央機要局局長、敵區工作委員會副主任等要職。他在情報部門發揮的作用，跟劉少奇在黨務部門的作用非常相似。整風運動依靠康生，毛澤東思想的發明依靠劉少奇。這樣的運動對毛澤東非常必要，因為他無法以史達林的方式殺光舊人──但零星的消滅是可能的，劉志丹的神祕死亡很可能涉及這方面的問題。小說《劉志丹》之所以引起文字獄，恰好說明毛澤東不能承認他有殺光老幹部的權利⁷。如果換成史達林，就會直截了當地宣稱死者都是帝國主義間諜了。

康生和毛澤東的聯盟，犧牲了周恩來和李克農在情報部門的優勢。但種種跡象表明，周、李和蘇聯的關係並沒有就此中斷。康生在五十年代的失寵，就是源於這個聯盟的反攻。蘇聯情報部門為了應對朝鮮戰爭以後的新形勢，對遠東各國的情報部門進行了全面改組和技術升級。此事本身完全正常，不是冷戰初期的任何亞洲共產黨領導人能夠反對或阻止的。中央社會部改為中央調查部，領導權轉入周恩來和楊尚昆之手。康生在一九五六年以後復出，然而還是沒有實質性的權力。康生一再嘗試染指中央調查部，但李克農及其繼承人孔原都不配合。康生常發牢騷說：「現在我同中央調查部的關係就是《書報簡訊》的關係。」

直到毛澤東向赫魯雪夫宣戰，康生的機會才重新降臨。他向毛澤東表示：「利用小說搞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毛澤東心領神會，回答說：「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⁸康生從這次的《劉志丹》專案組開始，重新找回來毛澤東左膀右臂的良好感覺。毛澤東投桃報李，送給他「光榮的反修衛士」稱號。副總理習仲勳、經委副主任賈拓夫、小說作者李建彤的丈夫、劉志丹的弟弟劉景範、小說人物的原型都遭到專案組的審查，康生則是專案組的主任。一九六三年五月，專案委員會提出了〈對劉志丹一書的審查報告〉，結論是小說「偽造黨史」、「把毛澤東思想說成劉志丹思想」、「為高崗翻案」、「吹捧習仲勳」等一系列罪狀，是為「習（仲勳）賈（拓夫）劉（景範）反黨集團」製造篡黨篡國的輿論，後來又上升和擴大為「彭（德懷）高（崗）習（仲勳）反黨集團」、「西北反黨集團」。這次事件從技術上講，可以視為文革的預演，特殊之處不在於殘忍，而在於把老幹部列為主要打擊目標，而陝、甘、寧老區的上萬人也被打成反黨集團的「黑爪牙」。

這次事件從政治上講，可以視為整風運動的補課。毛澤東在史達林活著的時候，只敢摸摸史達林的靴子，現在終於鼓起勇氣，把靴子拿在手裡玩，然而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都沒敢把腳伸進去。紅太陽的謹慎或怯懦大概是明智的，因為康生雖然沒有周恩來那樣可怕，但終究不是雅果達或葉若夫⁹的遠東版。尤其重要的是，由於路徑依賴的緣故，毛澤東永遠不會變成史達林的遠東版本。蘇聯的幹部黨是史達林一手締造的，毛澤東則是幹部集團形成後從外圍竄起的。毛澤東及其繼承人能夠修改紙上的歷史，但是仍然不得不生活在真實歷史造成的後果當中。

毛澤東只要拿起靴子，對康生就已經足夠了。文革一開始，中央調查部的戰火立刻就燃燒起來。較之老特務和老特務之間的火併，紅衛兵的模仿秀簡直像扮家家酒一樣純潔無害。中央調查部部長孔原、副部長鄒大鵬相繼倒臺，蔣介石有理由痛恨的大批匪諜紛紛前往他們該去的地方¹⁰。如果康生真是國民黨特務，那他確實沒有辜負黨國的不殺之恩。即使戰國俠客和日本浪人的臥薪嘗膽，都不可能比他的清洗更加經典了。蔣介石的四一二政變如果能有「康老二．四指示」¹¹十分之一的惡毒，文革就永遠不會有產生的機會。文革後的平反昭雪，在偽造歷史方面實在比毛澤東和康生更為惡劣。康生的妻子曹軼歐¹²後來說：「這次中央全面地否定文革，把許多文化大革命中的材料和檔案全部毀掉，他們是利用給一些人平反之機毀掉材料和檔案的。這太可惜了。我為什麼要給你談這些東西呢？因為我不談，今後就沒有人會如此全面地瞭解這起史無前例的革命的整個過程和來龍去脈了。僅僅憑文獻和文件及會議上的講話是遠遠地不夠的。」（師東兵〈「應當恢復康生的本來面貌」──訪原中共中央副主席康生的遺孀曹軼歐〉）

文革對毛澤東而言，已經太晚了。他太老了，沒有精力像二十年代的史達林一樣培養班底。江青則永遠改不掉文藝界的泡沫習慣，永遠分不清權力的表象和權力的實質。在康生這樣的老特務眼中，他們就是一群孩子。曹軼歐說：「姚文元的文章寫得很好，很有論戰性，也有一定的水準。缺點是他的知識太雜而不精。……康生曾經跟我說：『姚文元除了能寫寫文章，其他的政治經驗並沒有多少。這樣的人抬得太高對他對黨並沒有多少好處。』後來的事實果然證實了這一點。後來江青就是在文化界和文藝界找一些秀才、演員充任黨和國家的重要職務。這不行呀！他們怎麼能有治理國家和從事政治鬥爭的經驗呢？……毛澤東……儘管對江青一再培養和鍛鍊，但是在用人問題上恰恰沒有把他自己的精髓傳授給江青。那就是必須在軍隊裡有自己可靠的力量和隨時應變的措施。」（同上）

這些孩子們的背後，幾位風燭殘年的馬基維利主義者焦急地期待對方的死亡。毛澤東盯著周恩來，周恩來盯著康生。康生唯恐落到李士群¹³的下場，連醫生開的藥都不肯吃。他臨終前最後一件事，就是把江青和張春橋叛變的黑材料交給毛澤東和周恩來¹⁴。其他人以前提出類似指控的時候，他曾以特務專家的權威保證兩人沒有問題。顯然，他現在確定文人左派必敗無疑。他或許正確地預見到，毛、周二人，就像相愛相仇的夫婦，直到生命的終點都無法鼓起撕破面具的勇氣。他或許沒有把握判斷誰勝誰負，只想兩頭下注以保證自己死後的歷史地位。他當時即使注意到鄧小平或胡耀邦，也只會把這些人當成周恩來陰影中的無名小卒；正如他計算江青和張春橋，只能假定他們將會服從毛澤東的遺囑。

康生雖然機關算盡，但他對身後的希望還是落空了。他知道太多的黑材料，幹了太多的髒活。如果他被定義成好人，就有太多的人只能定義成壞人。毛澤東早就預見到這一天，曾經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說：「有人對康生同志不滿，那是他們怕康生同志。康生同志是我們黨的活檔案。他所經歷的各個階段，都對我們黨的建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建國前的審幹，我們沒有多少文字的記載，主要靠像康生同志這樣的人來提供資料和證據。於是，有人千方百計地要打倒康生同志，我們不要上這些人的當。」根據紅太陽的語言習慣，這些句子可以翻譯成：「康生你聽好，沒有我，你是活不長的。你看看，大家都想吃了你。你要努力維護我，那是為了你自己呀……」

「四人幫」被抓起來將近一年，但康生的問題還是沒有揭露出來。葉匡政主編《大往事：縱橫歷史解密檔案》裡面提及，一九七七年胡耀邦在中央黨校工作時說：「現在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頭等大事是揭批『四人幫』，黨校也不能例外。」在胡耀邦的支持下，康生的問題才逐漸被以小字報的形式被「揭發」¹⁵。一九七八年底，中央黨校和中央組織部共同整理出一份被康生點名誣陷的幹部名冊。這個材料揭露了在「文革」中被康生點名誣陷的共六百零三人。而最終，康生終於被判決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主要成員。

《大往事：縱橫歷史解密檔案》裡面的內容，即使對最缺乏歷史理解力的讀者，也不需要太多的翻譯。《汙點證人誘供指南》如果需要案例，可以全文照錄。當你的證人知道應該揭發，又不知道揭發的正確內容時，你就應該這樣教他們說話，同時解除他們不必要的顧慮。有些真正的罪行是不該說的，有些不存在的罪行是應該說的。有些罪行分散在許多非典型人物身上，不如集中在少數典型人物身上，才能更好地符合人民的利益和願望。有些罪行應該由受害者或犧牲者負責，因為兇手太多了，不應該讓人民對社會的光明面失去信心。有些犯罪應該交換情節，以便提升或降低反面人物在劇本中的階級地位。如果家裡的魚沒有了，而你又沒有養貓，你就可以說是狗狗吃的，因為許多人發誓說狗狗喜歡跟貓打架，而你養的鳥又沒有事，如果貓狗聯盟不是已經潛伏下來，怎麼可能把假象做得如此完美呢？你學會做以上所有的工作以後，就有資格做人民、正義、良心和真相的最忠實朋友了。

忠實的朋友最終總會記住，如何體貼大家的感情，節省大家的腦力：

「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各大軍區、省軍區、野戰軍黨委，中央各部委，國家機關各部委黨組，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黨委，各人民團體黨組：

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康生問題的審查報告和關於謝富治問題的審查報告，已經中央政治局討論批准，現轉發給你們。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對康生、謝富治進行審查以後，一年多來，中央紀委做了大量工作，根據確鑿證據，查明康生、謝富治兩人，政治品質表現惡劣，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直接參與林彪、江青等人篡黨奪權的反革命陰謀活動，犯下嚴重罪行。現在中央決定把康生、謝富治的反革命罪行向全黨公佈，同時撤銷對這兩人的〈悼詞〉，並決定開除他們的黨籍。全黨同志都應當從康生、謝富治的問題上汲取教訓，以康生、謝富治為戒，認真地執行《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增強黨性鍛鍊，注意品質修養，做真正合格的共產黨員，共同努力嚴肅黨紀，搞好黨風，把我們的黨建設好。

此件和關於康生、謝富治的兩個審查報告，可先傳達到全體黨員，經過適當時間再向黨外宣佈。

兩個審查報告各有七個罪證附件，因為很多內容涉及黨和國家機密，這些附件只發給省軍級參閱，不再往下傳達。

中共中央

一九八零年十月十六日」

1盧福坦（1890-1969），一九三一年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一九三三年被捕後叛變，一九五一年後被長期關押。

2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安排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王明進入政治局。此後，林育南、何孟雄等人私下聯絡，試圖反對王明。十七日，林育南及左聯作家胡也頻、柔石、殷夫、馮鏗等在漢口路東方旅社開會時被捕。有人認為這是康生告密所致。

3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從莫斯科回延安，毛親自到機場迎接，發表講話說他是「崑崙山上下來的神仙」。

4一九三八年八月初，從莫斯科回到延安的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中共中央內部應支持毛澤東的領導地位」，「王明缺乏實際工作經驗，不應爭當領袖。」

5馬德里戰役發生於一九三六年十月到一九三七年一月，此役粉碎了佛朗哥將軍的速勝迷夢。而國際縱隊在此役中的重要性廣為人知。國際縱隊是由各國共產黨招募志願兵加入西班牙內戰的組織，在蘇聯國防部的協助下成功。

6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在漢口租界裡設長江局，王明任書記，周恩來任副書記。但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淪陷後，中共中央長江局被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撤銷，遷往重慶的辦公機構改名南方局。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風中，以王明為代表的「共產國際派」被整肅。

7該小說由劉志丹的弟媳李建彤所著，一九六二年被誣指為反黨小說。大量中共幹部因而牽涉在內，該事件前後共株連迫害萬人。一九七九年該案平反，被稱為「一起株連甚廣的現代文字獄」，亦被認為是「文化大革命」的先聲。

8此事發生於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八屆十中全會召開的第一天。他們所指的就是《劉志丹》。

9雅果達（1891-1938），蘇聯政治人物，曾擔任內務人民委員，在史達林的授意下，雅果達發動了大清洗運動，一九三八年被槍決。葉若夫（1895—1940），蘇聯的祕密警察首腦，也是史達林大清洗計劃的主要執行者之一，後在政治運動中失勢被處決。

10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康生先指使造反派打倒了中央調查部部長孔原。因為孔原三十年代曾在莫斯科列寧學院學習，最瞭解康生在共產國際工作時期緊跟王明、帶頭呼喊「王明同志萬歲」那段歷史。在孔原靠邊站後，康生攻擊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長鄒大鵬是東北反革命叛黨集團「高老莊」的重要成員。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康生在深夜給鄒大鵬打電話追問他的歷史問題和反革命叛黨集團的關係，達一個多鐘頭。隨後，鄒大鵬夫婦自殺身亡。從一九六八年開始，康生取代周恩來，實際上主管中央調查部的工作。

11一九六八年二月四日，康生向中央調查部發出了一個被造反派稱之為「康老二．四指示」的文件，這個指示全面否定了建國以來中央調查部的工作。一九六八年七月、八月兩個月內，康生授意和安排了幾個黑名單，將百分之六十五的中共八屆中委定為「叛徒」、「特務」、「裡通外國」和「有政治歷史問題」者，將百分之六十二的中共八屆監委委員定為「叛徒」、「特務」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將百分之五十左右的三屆人大常委委員和四屆全國政協常委委員定為「叛徒」、「叛徒嫌疑」、「特務」、「國特」、「裡通外國分子」等。

12曹軼歐（1903-1989），原名曹蕙芬、曹淑英，曾用名林康、林娜，康生的第二任妻子。一九二七年同康生結婚。一九四九年曾任中共山東分局組織部副部長。「文革」中為康生辦公室主任。文革中的第一張大字報就是在她的奔走授意之下出爐的。一九八一年三月六日被撤銷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職務。後被開除黨籍。

13李士群（1905-1943），早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蘇聯接受特務訓練。回國後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後叛投國民黨，抗戰期間以中統中尉情報員身分投奔日方，主持籌建七十六號特工總部的工作，最後被特高課毒死

14一九七五年八月，病入膏肓的康生對毛澤東身邊的王海容、唐聞生說：我恐怕不久於人世了。有件心事總放不下，請你們轉告主席。江青、張春橋兩人歷史上都是叛徒。我看過張春橋的檔案，是江青讓我看的。你們可以找兩個人去瞭解情況，一個叫王觀瀾，一個叫吳仲超，他們可以證實江青、張春橋是叛徒。他還說，這事他在延安的時候就已經清楚，但一直沒有向中央和毛澤東反映。王、唐把此事告訴了章士釗的女兒章含之。同年十二月，康生突然提出要到醫院去看望同樣久病不起的周恩來。救護車開進院子，躺在擔架車上的康生吸著氧、輸著液，掙扎著與周恩來單獨在房間密談了一個小時。偶爾進去的醫護人員聽到，他們在談論江青、張春橋的叛徒歷史。康生要周和他一起寫報告給毛澤東，周認為康生作為中央副主席，完全可以單獨給毛寫報告。

15「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八日，哲學教研室幾個同志經過商量，派一個同志去見馮文彬（時任中央黨校副教育長），請他徵求胡耀邦同志意見，同不同意他們貼揭康生蓋子的小字報。……當天中午，馮文彬經過徵求耀邦同志意見，回答這位同志：『耀邦同志講了，貼康生的小字報這件事，我們既不提倡，也不反對。』這位同志高興地說：『這個態度就是對我們廣大幹部和群眾的極大支持。我們決定貼出去了。中央如果怪罪下來，責任完全由我們來負。』

下午，由韓樹英、吳義生、盧俊忠、毛衛平等五人署名的第一張揭發康生的小字報貼出來了。標題是：〈×××（指中央黨校造反派頭頭）執行的是一條什麼路線？〉，主要揭發所謂『康老路線』與江青（『四人幫』）路線完全是一丘之貉。這張小字報有意貼在十六樓一層走廊西頭南牆上。幾小時後，接二連三又有人寫小字報，挨著第一張小字報往東貼，第二天、第三天……陸續又貼了幾十張小字報，小字報從十六樓的走廊一層南牆轉到北牆，轉上二層的樓梯，再轉到二層走廊南牆、北牆，再轉上三層的樓梯，到三層以後轉入會議室。觀者絡繹不絕。

胡耀邦抑制不住內心的高興，對身邊的秘書梁金泉說：『聽說十六樓貼了揭發康生的小字報，好得很呀！咱們去看看吧。』梁秘書勸他不必去，說小字報底稿都會收集上來的，可以看到全部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