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列寧主義世界化的典型標本

──戴季陶

戴季陶（1891-1949，原籍浙江湖州，生於四川廣漢）是國民黨元老，在東京法政大學讀書期間轉向國族主義。這是清末革命黨人的標準模式，實際上是日本明治維新後國族創造運動的餘波和回音。只是「中國」這個詞的邊界和內涵比「日本」複雜得多，他們在當時和以後都沒能解決這方面的問題。

戴季陶自負其才，自稱「六歲學吟詩，十歲五經畢，十二至十三，廢經讀翻譯，十四任助教，十五事遊歷」。清國留學生在日本的生活相當便利，結果很多人從來沒有走出本省僑民的小圈子。但戴季陶不然，他不僅日語嫻熟，而且真能接觸日本社會，在當時殊為少見。一九零九年，戴季陶回國。一九一一年，他追隨陳其美和鈕永建參加上海的起義。關外大都督藍天蔚¹遭到張作霖的壓迫，赴上海向本黨同志求援。年輕的戴季陶負責接待他，雙方似乎氣味相投。藍天蔚委派他擔任關東都督府（由革命黨人所建立，非日本人的關東都督府）的交通部長，前往大連就職。張作霖節節勝利，關東都督府的轄區很快就只剩下日本租借地了。戴季陶跟東北民軍諸將商議，決定放棄關外，配合南方的海軍，攻取煙臺。南北談判後，關東都督府解散，他才返回上海。一九一二年十月，陳其美和張靜江推薦他擔任孫文的秘書。孫文下野後遊歷日本，接觸包括首相桂太郎在內的各方名流和政要，都由戴季陶擔任翻譯。孫文的老朋友宮崎寅藏後來對胡漢民說，戴季陶的日語比他還好。他主持《上海民權報》的工作。這家報紙的傾向是激烈攻擊袁世凱，在二次革命中發揮了陳其美滬軍吹鼓手的作用。鄭汝成的北軍很快打敗了陳其美，迫使後者和鈕永建退往租界。這時，陳其美的兩位死黨蔣介石和戴季陶都流亡日本。兩人的友誼從此開始，經數十年不改。

一九一三年，孫文的嫡系組成了中華革命黨。舊同盟會的大多數派系拒絕支持孫文，但陳其美一系始終站在領袖一邊，戴季陶也在其中。如果袁世凱和日本關係良好，他們大概不會有捲土重來的機會。然而隨著《二十一條》交涉的展開，中、日關係趨於惡化。日本人為了牽制袁世凱，開始扶植中華革命黨，一面資助居正²進攻山東，一面允許戴季陶在大連建立總部。一九一三年，戴季陶在大連組織了一支東北義勇軍。一九一四年初，化名木村滕吉的戴季陶再度來到大連主持黨務。孫文和陳其美當時對東北寄託了莫大的希望，因為這裡是日本人的勢力範圍，中華革命黨的前途主要寄託在日本身上。然而好景不長，洪憲帝制的失敗消除了中、日對抗的主要理由。外務省的職業官僚力主忠於協約國，尊重條約體系和中國對滿洲的領土主權，結果錯過了攫取滿洲的最佳時機。如果日本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之間下手，幾乎不會遭遇值得一提的阻力。協約國抽空了駐紮遠東的兵力，只能指望日本的善意。失去袁世凱的北洋勢力分崩離析，沒有重建大清版圖的決心和能力。革命黨迫不及待地追求中、日聯盟，覺得日本的友誼是阻止國內舊勢力反撲的唯一可靠保障，願意為此付出任何代價，包括早在辛亥年間就已經決定放棄的東北。袁世凱和美國人在《二十一條》交涉中覺得無法接受的條件，在孫文和革命黨看來都是理所當然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的外交環境就迅速惡化了。協約國和中國國內各黨派都撕毀了戰爭期間的承諾，使遠東戰場的主要功臣（日本）陷入比保持中立更糟的處境。從日本人的角度看，外務省和國際協調主義者（其中包括後藤新平的滿鐵和大連的領事館）犯下了誤國之罪。如果政府當初聽取軍部和黑龍會的意見，斷然武裝革命黨分割滿洲，完全可以造成既成事實。革命黨既然得到了夢寐以求的日本代理人身分，自然不會像喪家之犬一樣四處求食，最後淪為蘇聯的代理人。以幣原喜重郎為代表的國際協調派（主張協調日本與英美關係，反對對華使用武力）在一九三零年代的沒落，跟這次記憶猶新的失敗很有關係。千百萬賢妻良母忍痛鼓勵丈夫和兒子去旅順口犧牲，從微薄的撫恤金當中省下錢，捐獻給黑龍會，養大了襁褓中的革命黨。這些純潔和崇高的心靈心甘情願地忍受生活的殘酷，只要看到天皇和國家幸福，就能含笑九泉。如果朝中大老為了只有學究才在乎的「國際秩序」、「條約義務」之類名詞，辜負了他們的一片真心，還能算是人嗎？國際協調主義屬於缺乏信仰和犧牲精神的鄉愿，大亞洲主義者則是日本最接近救世主義情懷的理想主義者。黑龍會是同盟會的母親，只有他們不肯拋棄水深火熱的親邦，安心享受榮譽白人和遠東英格蘭的天賜洪福。他們培養國民黨的動機，酷似耶穌會在巴拉圭印第安人當中培養傳教士的動機，要將文明開化的福音傳到天涯海角。他們後來對國民黨背叛的感覺，也非常類似蔣介石對蔣經國在蘇聯公開譴責他的感受。

無論如何，孫文的命運在洪憲帝制結束後降至最低點。內閣和外務省的國際協調主義者戰勝了軍部和民間的大亞洲主義者（指黑龍會），後者卻是他的主要保護人。日本決定配合協約國，維護遠東秩序的穩定。這條路線自動落實為支持黎元洪—段祺瑞舉國一致政府依據「法統重光」的宗旨，結束中國的內戰和政潮。舉國一致政府由北洋、國民黨和進步黨三大勢力組成，得到了舊國會和公使團的支持。孫文的中華革命黨作為國民黨的少數派、分裂派和極端派，在護國運動中的功績又不如進步黨，在遭到唯一的朋友日本人拋棄以後，落到了滿盤皆輸的下場。作為武裝團體的中華革命黨和作為國會政黨的國民黨這二者之間的關係，酷似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論觀念最為接近，論組織有同源性質，但由於現實政治策略的分歧和同生態位競爭的格局，鬥爭反而最為激烈。雙方等於對未來下了不同的賭注。

國會黨把前途押在國際協調—國內憲政復活的前景上，如果贏了就是執政黨或最大在野黨，如果輸了就會淪為空談俱樂部而註定萎縮。革命黨把前途押在國際協調—國內憲政不能復活的前景上，如果贏了就能兼併國會黨的基本選民，不是革命勝利者就是革命失敗後的主要地下黨，如果輸了就會淪為大多數庸俗老百姓眼中的恐怖分子。舊國會復活，是協約國和日本維護一戰前舊秩序的勝利。宋教仁的國民黨贏了，孫文的國民黨就輸了。然而舊秩序只是迴光返照，終於在一九二零年代全線崩潰。中華民國像一位時乖命促的學徒，還沒有出師就發現自己的老闆和師傅都已經破產。

這時，孫文又時來運轉。不過對於年輕的戴季陶而言，孫文的低潮期恰好是他最好的機會。成功的孫文有必要顧全大局，任用大批擁有社會資源的黨外名流和賢達，因此蔣介石和戴季陶這樣有才幹和野心、卻沒有資歷和聲望的本黨黨員反倒會得不到歷練的機會。何況，逆境為孫文提供了考驗黨員忠誠的機會。忠誠的戴季陶經得住考驗，孫文沒有忘記報答他。護法運動開始後，孫文終於有機會為忠貞幹部創造資歷和名望。流亡大元帥府委派戴季陶為公府秘書長，主要因為大元帥的政令出不了大元帥府。護法軍政府委派戴季陶擔任外交次長，主要因為公使團根本不承認廣州政府。

在此期間，戴季陶繼續扮演激進派報人的角色。他是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第一批成員和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批黨員，甚至起草了一份《中國共產黨綱領》。孫文親信當中產生社會主義理論家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如果僅僅從思想傾向看，朱執信和戴季陶比一九一七年以前的列寧還要左。他們為了論證土地國有制在經濟上的可行性，寫出了幾萬字的文章。相比之下，共產黨雖然用暴力實施土地改革，理論基礎反倒不如這些國民黨頑固分子，而且論證的品質有每況愈下的傾向。

張聞天以後，共產黨在這方面的論證和自辯雖然數量驚人，然而論水準卻幼稚到可笑的程度。幾乎所有內容都集中在兩個方面。其一是中國農民能不能、或者怎樣對應俄羅斯的富農—自耕農、地主—貴族、小市民—商人和無產階級，無論是贊成者還是反對者，他們的論據都荒謬絕倫和自欺欺人。其二是論證民國基層官員的腐敗和無能，因此必須通過土改來打倒他們。然而眾所周知的事實是，土改打倒的對象恰好是農村社會唯一能夠對抗或緩衝官吏暴政的勢力，土改的結果是徹底斬除了傳統的地緣和血緣自治組織，恰好建立一個汲取能力相當於史達林的新組織。如果國民黨頑固派（指朱執信和戴季陶）沒有發展成亞洲的恰亞諾夫³，主要是因為政治橫向涉入的緣故。朱執信早死，可以不論。戴季陶在真正的土改展開時，也忘記了他自己才是開天闢地的專業左派，一味論證共產黨不講道義，甘做顛覆祖國的外國第五縱隊。他那時開始強調具有強烈儒家倫理色彩的所謂道義，卻一點不提年輕時相當熟悉的經濟學理論。

孫文對戴季陶左傾的態度耐人尋味。他自己就是理論上的社會主義者和土地國有派。因此從嚴格的理論意義上講，一個真正的國民黨人就是一個社會主義者，而且肯定不是屬於社會黨人當中最右的一派。二十年代初葉正是孫文本人忙於跟蘇聯調情的時候，又是他懷著近乎父愛的感情提攜戴季陶這批年輕人的時候。他一面責備那些反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老同志不識大體，一面不准戴季陶參加共產黨的活動。國民黨剛剛完成列寧主義化的改組，戴季陶就當上了中央執行委員和宣傳部部長。這樣的地位就是留給汪兆銘，也不會委屈他。從孫文這一系列表面上自相矛盾的做法看，他實際上懷有根深蒂固的「內圈」和「外圈」情結。他認為外圈適用於馬基維利的原則，內圈適用於信任同盟的原則。信任同盟的試金石不在抽象理論上的左與右，而在基於道德直覺、鄉土感情和性格默契的兄弟會傳承。他要外圍黨員爭取異己勢力的好感，因為這些人是他預先就準備犧牲的對象，彷彿丫鬟可以隨便跟少爺偷情；同時要內圈的自己人保存最高度的純潔，將來才有資格接受自己的衣缽，彷彿親生的女兒打死都要守身如玉，不能對不起自己精心挑選的女婿。戴季陶和蔣介石都明白自己是領袖特別看中的護法人才，不能跟外圍黨員一般見識。

家法的意義其實是這樣的：問題不在於你是左是右，而在於你的左右是不是為了本門的光大。朱熹說宋高宗時代的主戰派是君子，宋孝宗以後的主戰派就是小人，同樣是這個意思。黨國在不同的特殊環境下，有時需要向左，有時需要向右。這是個策略問題，不是主義問題。如果你為了愛黨而左傾或右傾，都是忠貞黨員。如果你為了投機或破壞而左傾或右傾，都不是忠貞黨員。從法律形式主義或歷史實證主義的角度講，這兩者是沒有任何區別的。朱熹和戴季陶都是那種自以為有這種能力、且自以為負有這種使命的角色。

戴季陶兼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以後，開始系統地發明孫文主義理論。孫文在第二年（一九二五年）去世，解放了他的手腳。他在這一年改名「戴傳賢」，也就是決心以光大孫文主義為終生使命的意思。孫文本人沒有、也不想建構太系統的理論，因為他主要是一位現實政治家，需要與時俱進地改變宣傳內容。他在自己同時代人的眼中，是不大可能保持邏輯一致的。他們很清楚孫文長期以民國內部的日本代理人自居，極力反對北京政府的任何統一或反帝主張。無論「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本身對不對，出自孫文之口就很像一場滑稽戲。所以真正的孫文主義只能在孫文死後，根據孫文消費者、而非孫文本人的需要建構，然後以《教義問答》的方式植入不瞭解前代掌故的年輕人腦中。孫文的老朋友、老近衛軍熟悉孫文本人，隨時都會漏出線索，破壞邏輯連貫、前後一致的新發明，因此無論歷史貢獻多大，都會構成孫文主義的障礙。同樣的邏輯也適用於馬克思、列寧和其他意識形態領袖。在國民黨內，廖仲愷遇刺事件造成的清洗發揮了消除障礙的作用。此後，教育青年變成了一項政治任務。廣東大學改名為中山大學，校長由戴傳賢擔任，預示孫文必須由中國的平尼克變成中國的列寧。平尼克是華盛頓擔任主席的制憲會議成員，代表南方各州的觀點，提出的制憲主張大部分遭到否定，但仍然跟其他制憲會議議員一樣，是當之無愧的美國「諸國父」之一。國民革命的宗旨就是修正辛亥革命，將「諸國父」之一修改為獨一無二的領袖，將華盛頓和林肯的仰慕者變成列寧的同儕。戴傳賢的畢生使命就是發明這樣一位孫文、一位孫文本人都不認識的孫文，這種使命使他註定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敵人，而且理論越是接近反而越有同生態位競爭的可能，因為「中國的列寧」只能有一個，不像「美國的諸國父」同時容得下一群彼此敵對的政治家。

戴傳賢的發明表面上是宋儒道統理論和晚清國族主義的奇特混合物，實際上是列寧主義的競爭性抑制劑。他對列寧主義的模仿是一種基於心術的逆向模仿，酷似列寧主義團體對基督教團體的逆向模仿。「戴記」孫文主義是一種反對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列寧主義，正如列寧主義是鼓吹無神論和彼此相恨的基督教會。他關於孫文繼承堯舜文武周孔的理論⁴主要是統戰式的，因為三民主義先鋒隊必須深入到儒家影響很大的亞洲內地，在可以預計的很長時期內只能是極少數派。泛儒家文化影響的居民是三民主義國家的原材料，三民主義國家是國民黨先鋒隊的奮鬥目標。主義從屬於目標，政策從屬於材料。這種祕傳心法是純粹列寧主義的，但材料沒有絲毫列寧主義的成分⁵。全世界無產者是列寧主義國家的原材料，共產主義是列寧主義先鋒隊的奮鬥目標。主義同樣從屬於目標，政策同樣從屬於材料。國民黨為什麼是一個反共的列寧主義團體，由此可以一目了然。

先鋒隊政黨負有雙重使命：在缺乏合適土壤的條件下保存種子，為種子創造合適的土壤。這兩種使命經常相互矛盾、相互破壞，我們現在就生活在這些衝突造成的後果當中。經典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民主政黨無須承擔這兩種責任，只相當於在熟地上照料莊稼的農業技術員。這種技術員如果莫名其妙地空投到沙漠上，多半會落到宋教仁的下場。西方政治學和人文主義學術通常不包括關於種子和土壤的內容，因為他們是坐享其成的文明繼承人。基督教信仰和日爾曼封建憲制為他們創造了文明的基礎，他們已經習慣於將現成的種子和土壤視為像空氣一樣理所當然存在的先在條件。

從孫文主義的角度看，列寧主義政黨可以變成一件有力的工具，服務於反對共產主義的目標。在這方面，他們沒有看錯。後來的納賽爾和阿拉伯復興社會黨做出了非常相似的判斷，在伊斯蘭世界發揮了酷似孫文和三民主義在東亞的歷史作用。戴季陶支持和策劃四一二清黨，從他的理論格局上講是自然而然的。阿拉伯復興社會黨除了沒有在形式上統一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以外，遵循了非常相似的政治時間表，首先利用蘇聯的支持發動列寧主義革命，然後通過清黨消滅共產黨同盟者和黨內的共產黨同情者。蘇聯通常對這種清洗無可奈何，出於反對西方的目的，還是非得援助這種政府不可。土耳其的凱末爾主義者同樣遵循從容共到剿共的模式，最後放棄了反帝統一戰線，遲至一九三九年才決心投入英、法的懷抱，這種自我定位的意義可想而知，必須以放棄鄂圖曼帝國的遺產為代價。而國民黨的中華民國在繼承大清帝國遺產方面的成功，恰好是它後來失敗的原因，為了滿洲而向日本開戰，相當於凱末爾為了收復敘利亞和賽普勒斯向英、法開戰，為此不得不再次依靠蘇聯危險的援助，將清黨的效果付諸東流。在這種未曾發生的歷史中，凱末爾的繼承人只能逃往帝國主義歸還的賽普勒斯，依靠帝國主義的憐憫，詛咒伊斯坦堡鵲巢鳩占的蘇維埃政權。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後，戴季陶長期擔任考試院長和國史館長。他對功名利祿沒有興趣，全心全意地投入了意識形態工作，因此贏得各派系的尊重。這種工作跟西方的學術沒有什麼共同之處，更接近於蘇斯洛夫和蘇聯的其他意識形態專家。西方的學術像手藝人一樣價值中立，因為泥瓦匠不用對建築物的流派風格負責，而且可以假定建築物肯定是存在的。蘇聯的意識形態專家則必須設計出一套不符合萬有引力定律的建築藍圖，證明這種建築物不僅可以存在，而且比其他流派和風格更加優越，在建築物最終倒塌的時候，還要證明這事全怪磚瓦品質不好，藍圖本身沒有問題。

這種類型的意識形態本質上屬於摩洛崇拜⁶，做摩洛的信徒比做它的敵人更危險。信徒必須為根本不是自己造成的錯誤承擔責任，敵人卻只需要嫻熟地運用馬基維利主義的技術就能從中取利。戴季陶是這種崇拜的大祭司，最終用自己的生命證明了信仰的誠實。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一日，他在廣州自殺身亡。他的崇拜者堅持說他是因為憂國而導致心臟病發作，但這種說法跟他因憂國而自殺殉國區別不大。蔣介石率領全體中央執行委員出席他的葬禮，蔣緯國每年忌日為他戴孝。從國民黨的角度講，他是三民主義意識形態和國民黨現實政治地位不能相容局面的難成肉身。從世界歷史的角度看，他是列寧主義世界化過程中的典型標本。凡是羨慕列寧主義力量而反對列寧主義宗旨的第三世界反帝知識分子，多多少少都是戴季陶的精神兄弟。伊斯蘭世界尤其是戴季陶現象的苗圃，《金字塔報》的名作家海卡爾⁷就是納賽爾主義的戴季陶。

1藍天蔚（1878-1922），湖北黃陂人。曾留學日本，入陸軍士官學校。一九零七年藍天蔚赴奉天，與吳祿貞、張紹曾在東三省總督徐世昌手下任職。一九一零年任第二混成協協統，駐紮奉天北大營。辛亥革命後，藍天蔚被革命派推舉為關外革命軍大都督，策劃驅逐東三省總督趙爾巽。失敗後逃往上海。此後，藍天蔚繼續接受關外軍政府大都督一職，建立關東都督府（此關東都督府和一九零五年日俄戰爭勝利後日本建立的關東都督府同名），從事反清活動。

2居正（1876-1951），湖北廣濟縣（今武穴市）人。生於塾師家庭。一九零五年赴日本留學，並在日加入同盟會。二次革命失敗後流亡日本，加入孫文組織的中華革命黨，任黨務部長。一九一六年五月，在日軍的支持下，居正到青島組織中華革命軍東北軍，任總司令，出兵占領淄博，建立革命軍政府。在這段時期，蔣介石曾任其手下的參謀長。

3亞歷山大．恰亞諾夫（1888-1937），蘇聯經濟學家，「組織—生產」學派主要理論家。十月革命後支持蘇維埃政權，一九三零年因「勞動人民黨」案件被捕，後被槍決。他提出小農生產與資本主義農場企業有不同的生產曲線，小農的勞動力供給是既定的，沒有彈性，往往只能在勞動的邊際產出接近於零的時候才停止勞動。起決定作用的是生存的需要，而不是工資和利潤的需要。

4在《民生哲學系統表說明》中，戴季陶說：「先生的基本思想，完全淵源於中國正統思想的中庸之道。先生實在是孔子以後中國道德文化上繼往開來的大聖。」在《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中又說：「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國的正統思想，就是接近堯舜、以至孔孟而中絕的仁義道德的思想。」

5戴季陶發明的是一種「反共的列寧主義」。他在《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中說：「要圖中華民國的生存，先要圖中國國民黨的生存，要圖中國國民黨的生存，一定要充分發揮三民主義的中國國民黨之生存欲望所必須具備的獨占性、排他性，統一性、支配性。……我們中國國民黨是三民主義的政黨，無論是何種派別的思想者，一定要有信仰三民主義的覺性和決心，才可以來做中國國民黨的黨員，才是真正忠實的中國國民黨黨員，一個政黨，除了主義，便沒有結合的基礎，主義是黨的神經系，同時是黨的血管。」

6摩洛（Moloch），是一位上古近東神明的名號，此神與火祭兒童有關；摩洛盛行於上古的地中海東南岸地區，包括迦南人、亞捫人、希伯來人、腓尼基人乃至黎凡特和北非的很多其他民族都知道這位神明。在當代歐美語言，Moloch這個詞指代需要極大犧牲的人物或者事業。

7穆罕默德．哈桑寧．海卡爾(1923-2016)，是埃及及阿拉伯世界著名的新聞記者及時事評論員。他在一九五七至七四年間擔任開羅《金字塔報》主編。他曾是埃及總統納賽爾的知己和顧問，參與了納賽爾時代一系列重大問題的決策。七十年代時他的著作《蘇聯人同阿拉伯人關係史話》就被介紹到中國，被官方用以「揭露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利用中東的複雜局勢，極力破壞阿拉伯人民反對猶太復國主義的正義鬥爭，妄圖控制阿拉伯國家的醜惡嘴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