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誤入東方的西方工程師

──宋子文

宋子文（1894-1971）來自一個以印刷《聖經》和資助國民黨著稱的家庭¹，這個家庭多多少少懷有自己成為某種未來楷模的期許。因此，他的經歷頗能代表另一種可能的歷史。宋子文最初在上海的聖約翰大學讀書，後來赴美國留學，在哈佛大學讀碩士，在哥倫比亞大學讀博士。他所屬的社會距美國比距長沙近，距加爾各答比距西安近。他們的起點既高於北京，更不用說也高於內陸四分之三人口的終點。這種人對抽象的中國產生興趣，與其說出於利益和前途的考慮，毋寧說更接近於前輩傳教士精神的世俗化，將美國新教社會常見的救世情結轉化為拯救弱者—落後社會的情結。他們假定的拯救對象，對這些送貨上門的自封使徒懷有自相矛盾的感情，一方面佩服他們的勇氣、熱忱和操守，一方面難以忍受他們的自以為是、指手畫腳和急不可耐。請注意：從行為模式上看，他就是亨利．盧斯²的同胞。所謂中國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是他們這種人出於善意而發明出來的，同時代的徐州人和潮州人估計認不出來。

國民黨發明的正史宣稱，宋家是孫文和蔣介石的忠誠支持者。然而從宋家的角度看，倒不如說孫文和蔣介石都是他們的塑造對象。宋美齡嫁給蔣介石的時候，有沒有想過以斯帖³和海倫娜⁴，只能付諸懸測。宋子文飛揚跋扈的時候，渾身上下都散發出麥克阿瑟在菲律賓的氣場，倒是一目了然。國民黨的敵人（指共產黨）由於懶惰和倉促，用剪貼的方式收錄了國民黨在這方面的發明，在後面又複製黏貼了日本人在抗戰時期關於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發明。國民黨的敵人的敵人（指自封的啟蒙知識分子）和國民黨的敵人的敵人的敵人（指反啟蒙的各種宗教和各種族群）不大理解這種俄羅斯套娃式的楚門世界，他們依次出現，每一個新來者都以攻擊最近的先來者為主要賣點，而各取所需地進行誇張、掩蓋和剪接。最後造成的結果很像火山爆發後的地層，原本層累造成的各層次扭曲、錯亂和翻轉，讓三葉蟲和腫骨鹿親如一家。宋子文在美國的工作是紐約花旗銀行見習，回國後以直升飛機的速度出任廣州國民政府的中央銀行行長。法國作家安德列．莫洛亞聲稱，在法國大革命時期，士兵升為將軍的速度，比女人從懷孕到生產的速度還快。這種速度對辛亥年間的軍官和民國時期的留學生而言，都算不上陌生。宋子文從中央銀行行長升到財政部長的時間，雖然沒有趕上女人生孩子的時間，但無疑已經領先於大多數留日學生、更不用說留美學生上預科的速度，也就是說只用了兩年。他在一九二七年選擇了蔣介石，改變了蔣本人、國民黨和中華民國的命運，雖然後三者一向不肯承認。

蔣、宋結合以前，蔣是一位徹底的革命家。也就是說，他依靠直接或委婉的搶劫為生。在這方面，他很像拿破崙在義大利，將缺乏餉源的痛苦轉化為進攻富裕城市的動力，然後將這種動力解釋成旺盛的革命精神。蔣介石的不幸在於，他還有一個拿破崙沒有的敵手──共產國際在上海的代理人比他富裕得多，不僅在資金上擁有穩定的供應線，而且在恐怖主義和敲詐勒索方面也比他專業得多。汪壽華同志⁵沒有小資產階級革命家的狂熱性、軟弱性和表演性，像一九零五年的布爾什維克一樣冷靜而精確⁶，表現出稅收機構般的特有的自信心，只是他用炸彈代替傳票。而生活在敖德薩和上海的資本家早在沙皇和北洋軍閥倒臺以前，就已經產生了適應紅色政權的幻覺。省港大罷工的工人和留法勤工儉學的學生享受季諾維也夫同志⁷和史達林同志慈父般的關愛，開銷全世界無產者的共同財富⁸。白崇禧和何應欽的軍隊連廣東賭場的收入都沒有保障，更多地指望下一個城市的房租比較貴，因為商會籌集犒軍的銀兩，一般要靠倒楣的房東預支幾個月租金。房東之所以特別適合充當剪羊毛的對象，是因為有產的牽掛使他們不方便逃之夭夭。至於北方的馮玉祥，領取盧布的資格僅次於蒙古的活佛，並不瞧得起廣州和武漢的晚輩，更不用說瞧得起蔣介石麾下饑餓的士兵了⁹。

在一九二七年詭異的春天，鮑羅廷很有把握地宣稱，就算用唐生智來取代蔣介石，後者也完全無可奈何。史達林則表示，橘子皮可以扔了。這些話如果出自克倫斯基或汪兆銘之口，很可能只是小資產階級文人的表演欲望發作；但史達林同志涉及人事問題的時候，一向是不會為虛榮心綁架的。問題在於：蔣介石正如他自己所說，習慣於不按牌理出牌。如果他是理性的人，大概就不會參加革命了。他理解王陽明知行合一的方式，跟他那些發動珍珠港事變的日本同好一模一樣。這種人遇見走投無路的情況，不會像理性人一樣投降，卻會像賭徒一樣知行合一，也就是一不做二不休，指望掀翻桌子以後突然出現轉機，如果運氣不好就不成功便成仁。北伐以後的幾年，他的運氣好到駭人聽聞的地步。根據他的籌款方式，他進駐上海以後，本來只能支持半年時間，然後只有共產國際才能養得起他。不過他首先掀翻共產國際的桌子，很可能就是因為這一點。這時他並不知道宋子文能為他做什麼，因為宋子文自己都不知道。然而宋子文居然從海關總稅務司那裡弄到了真正的歲入，使他可以多支持幾個月。這筆錢還有另一項作用，促使武漢方面的東征變成北伐。

鮑羅廷剛剛從上海租界的總部得到全世界無產者的新款，就發現蔣介石已經不是橘子當中比較軟的那一個，更軟的橘子是吳佩孚。四一二以後，寧漢分道北伐，蘇聯援助的馮玉祥和武漢國民政府會師於吳佩孚的河南。而此時，張作霖派張學良南下，名義上是支持吳佩孚，實際上是對他趁火打劫。等到張發奎打進河南，無產者的金錢和漢陽兵工廠的軍火都用光了。共產國際主要出於陰差陽錯，在下一批資金到位以前洩漏了紅軍國際化的預案，嚇壞了汪兆銘和反覆無常的小資產階級革命家，結果連武漢的革命政府都弄丟了¹⁰。宋子文的錢也花完了，但他緊接著就創造了更大的奇蹟，在相當於女人生孩子的時間內，趕走了長期把持海關的洋人，讓蔣介石能夠組織南京政府，又在相當於留日學生念預科的時間內，廢除了條約體系的財政約束，讓蔣介石富裕到足以收買馮玉祥和張學良的地步。他這兩年的工作，奠定了黃金十年神話的真正基礎，也用完了他和蔣介石一輩子的運氣。

蔣介石開始真正相信，革命精神和道德榜樣戰無不勝，就像拉封丹寓言的蒼蠅相信自己在拖馬車，而變本加厲地玩弄孤注一擲，結果招致了抗戰和冷戰的大敗。我們用廉價的後見之明分析，原因其實只有兩項。大英帝國出於國內福利政治和歐洲條約體系的需要，決定從遠東撤退。國民黨迫不及待地搶占真空，收到了趙括搶占上黨¹¹的同樣效果，再次證明免費午餐和美麗陷阱是同一事物的不同命名。宋子文善於利用美國精神同胞的情懷和弱點，把自己的行徑美化為扶助弱者的俠義舉動，暫時借用了美國的力量。這種模式經過宋美齡之手，在抗戰中挽救了蔣介石，也使美國人最終不可避免地幻滅以後，迫不及待地離開亞洲，讓蔣介石的最後一個泡沫迅速破裂。

宋子文的財政改革包括以下步驟：編列統一的全國預算，建立統一的中央鑄幣廠，最終以紙幣代替銀元，依託中央銀行發行內債，數額經常超過當年的歲入，強制四大銀行和私人銀行接受中央銀行的統一規劃。這些舉措徹底破壞了民初限制公共開支和維護貨幣穩定的基本條件，將預支未來的權力賦予南京國民政府，造就了黃金十年的建設成就和國家門面。事實證明，國民政府經受不起這樣的誘惑。一九三三年，財政部發行的正式內債已達十四億元。大部分負擔落在上海資本家頭上，後者的憤怒是可想而知的。進步的觀察家（往往是善意的美國人）看到美麗堅固的公路網飛速延伸，南京像青春期的孩子一樣年年換衣，自以為摸到了一個偉大民族崛起前夜的躁動，感動得熱淚盈眶。蔣介石在宋美齡的影響下改信基督教，他們的信心就更加堅固了。亨利．盧斯用《舊約》先知的口吻叫道：東方的人民在黑暗和痛苦中掙扎了多少個世紀，期待他們的救星，現在救星終於出現了，他的名字就叫蔣介石。即使林肯．斯蒂芬斯¹²和艾德蒙．威爾遜¹³到蘇聯朝聖，都不可能比亨利．盧斯更加虔誠了。

國民黨在政治上是一種弱化版的列寧主義，在經濟上也是一種溫和版的計劃經濟。它的中央銀行和資源委員會發揮了中共的準國家計劃委員會的功能，開始將工部局（即租界的市政委員會）的遺產投入內亞的無底洞，最終投入建構「新中國」所必須的戰爭。沒有宋子文和他的改革，國民政府根本沒有產生這種期望的機會。孫文的黨在歷史上留下的印象，只能是日本和蘇聯的代理人。在袁大頭和鷹洋的時代，金圓券永遠不會出現。在沒有中央銀行的時代，上海的金融家為了維護自己的信用，在帝國主義的安全保護下，能夠斷然拒絕袁世凱、段祺瑞政府的類似企圖，保護市場和貨幣的穩定性。在沒有宋子文的世界上，國民政府不可能抵抗蘇聯超過幾個月。

然而在有宋子文的世界上，國民政府真的有必要抵抗蘇聯嗎？國民政府通過紙幣、債券、國有化和通貨膨脹，已經將蘇聯的歷史使命完成了四分之三，將大部分國民變成了無產者。國民政府在這時候突然優柔寡斷起來，結果在自己掀起的洪水中滅頂，難道不是求仁得仁的應有歸宿嗎？從劉和珍（五四激進主義）到林昭（文革激進主義）的道路是非常短暫的，從宋子文（國民黨）到劉少奇（共產黨）同樣如此。蔣介石的「新中國」必然破壞條約體系的約束條件，內亞建設必然破壞上海資本主義經濟的約束條件。在這段歷史中，宋子文扮演的角色酷似托克維爾的寓言。東方專制帝王如果得到臣民不可能掌握的西方技術，就能夠將國家變成一個工廠，行使祖先從來想像不出的武斷權力。宋子文就是這樣一位優秀的西方工程師，在西方會成為公民社會的優秀僕人，在東方則會成為順民社會的危險管家。宋子文對南京國民政府的重要性，無疑不會遜於科爾柏（路易十四的財政大臣，為國王貫徹重商主義政策）對路易十四的重要性，從革命外交到抗戰和冷戰，從法幣改革到租借協定，幾乎沒有任何重要政策能夠在沒有他的支持和參與的情況下成功。

然而，他的同事對他的評價非常奇特。幾乎沒有人能正確地估計、哪怕是反對他的政治作用。所有的指責和辯護（前者占壓倒優勢）都指向他的個人作風，他傲慢、自大、專橫、不夠世故、不給人留面子，總之就是「帝國主義者」的標準漫畫。善良正直的第三世界人民奮起反抗帝國主義者的嗟來之食，主要就是為了彌補受到傷害的感情。朱自清、聞一多等人的回憶錄尤其生動地說明了知識分子的感情是萬萬傷害不得的，反帝愛國意識形態直接源於他們永遠無法癒合的虛榮心。不過故事當然可以從相反角度說，變成天真正直的揚基佬在奸詐、怯懦、腐敗的東方社會中不斷碰壁的紀錄，很像《醜陋的美國人》當中的麥克懷特大使¹⁴。這兩種解讀都是完全正確的，全看讀者更樂於認同哪一方。如果你仔細查看攻擊者的翹楚傅斯年那篇〈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發表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五日南京《世紀評論》），就會發現：士大夫最受不了的地方，就是宋子文用人行事的作風既惡劣又傲慢，卻說不出他的政策到底錯在哪裡。辯護者以胡適最為忠厚，也認為宋子文實在太不會做人，雖然覺得他稱得上任勞任怨，卻說不清他的財政工作好在哪裡，或是認為這事根本不重要。為傅斯年喝采的知識分子只是根據宋明士大夫的傳統，覺得只要敢罵大人物就算了不起，罵的內容是什麼則無關緊要。同情胡適的知識分子多半認為反蘇反共就是政治正確，怎麼做都有理，即使所作所為都是在為蘇聯做準備。

無論是日本人，還是共產黨，都完全不懂得美國上層中產階級的人格結構和行為模式，故頭腦簡單地想像財政家肯定有錢，有錢肯定貪汙腐化。但他們想像的腐化方式非常低級，比較適合衙門的胥吏，一點不像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同行會幹得出來的事情，這說明他們的智力水準和階級地位沒有達到能夠理解金融操縱的層次。宋子文主持了一九四五年的接收活動，這個名詞掩蓋了二十世紀遠東最重要的一次國有化，實際上是針對沿海和大城市資產階級的總清算。後者不僅出於可以想像的原因，大多數住在日本占領區，而且也因為王克敏¹⁵和汪兆銘的政權較多地保存了民國初年的法統和政策，給資本主義留下餘地，而大後方微不足道的工商業幾乎都在重慶政府的卵翼之下。如果有人以為沒收或搶劫僅僅針對日本人的財產，那就太天真了。畢竟從原則上講，不肯追隨國民黨一起逃到後方的人都可以算漢奸的。這次革命行動不僅產生了大量的貪汙，而且製造了此後貪汙的溫床，但迄今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宋子文本人曾經撈過什麼油水。他當然有能力做到這一點，但這不像他的習慣。他和宋美齡一樣，終生沒有擺脫美國中產階級人士的生活水準，一點不像外逃貪官。他們兄妹都不肯跟蔣介石去臺灣，寧願回美國，本身就表明了某種文化的親和力。他死後只留下一百萬美元和一處房子，跟宋美齡差不多，跟美國中產階級差不多。這種現象不能解釋為他把大部分財產留在南京或上海，要知道，沒有人能比金融家更善於轉移資本，如果他有這種欲望的話。

蔣介石認為國民黨內的親美派和自由派心慈手軟，對他的失敗負有重大的誤導責任。他對宋子文也是這種看法，在日記裡後悔地表示不該重用此人，甚至在一九六三年對宋子文說出這樣的話，「我這一輩子跟你做的生意，都是賠本生意！」¹⁶這話必須從兩方面理解。一方面，沒有比政治家的公正更靠不住的東西了。沒有宋子文，蔣介石不可能比李宗仁和張發奎強大多少，也肯定比不上馮玉祥和張學良。從另一方面講，這話又是非常正確。沒有宋子文，蔣介石肯定只是群雄之一¹⁷。在這種情況下，他也根本不可能發動抗戰。蘇聯和日本肯定會在滿洲、內蒙龍爭虎鬥，用沙皇和日本對待大清的方式對待十八省的任何政府。蔣介石雖然永遠不會跟羅斯福平起平坐，但也永遠不會喪失自己的小小勢力範圍。歷史將會把他跟龍雲、陳炯明放在一起，這本來是他最適合的位置。

1宋子文的父親宋嘉樹（1864-1918），字耀如，海南文昌人。原姓韓，十二歲時過繼給宋姓舅父，遂改姓宋。一八七五年赴古巴，三年後赴波士頓，在絲茶店當學徒。十六歲時在北卡羅萊納州接受洗禮，被命名為查理．瓊斯．宋。一八八一年進入杜克大學聖三一學院學習，一年後轉學到萬德畢爾特大學神學院。一八八二年入田納西州範德堡大學神學院，一八八五年畢業。次年回國，在蘇州、上海等地傳教，並執教於教會學校，胡適即其學生之一。兩年後在上海創辦美華印書館，印行中文本《聖經》，並參與創立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還兼任上海福豐麵粉廠經理。一八九四年夏，宋嘉樹與途經上海的孫文相識，從此成為孫文的重要資助者。民國成立後，宋嘉樹曾隨孫文訪問日本，二次革命時，宋家避居日本。宋育有子女六人，依次為靄齡、慶齡、子文、美齡、子良、子安。

2亨利．盧斯（1898-1967），美國傳媒巨頭，創辦了《時代週刊》（一九二三年）、《財富》（一九三零年）與《生活》（一九三六年）三大雜誌。他出生於中國山東省蓬萊市，父親為美國傳教士。他將蔣介石塑造為虔誠的基督徒、不屈的抗戰英雄、堅定的反匪鬥士。

3以斯帖是《聖經．以斯帖記》中嫁給波斯國王的猶太女子，憑借自己的智慧挫敗了壞人的陰謀，拯救了本族人。

4君士坦丁一世的母親海倫娜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對教會多有捐助。

5汪壽華（1901-1927），一九二三年加入共產黨，五卅運動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裝暴動的主要負責人。他靠青幫勢力發動運動，最後被杜月笙殺掉。

6一九零五年，俄國發生了一系列恐怖襲擊、罷工、騷亂、暴動，布爾什維克大展身手。列寧後來說：「沒有一九零五年的總演習，就不可能有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勝利。」

7季諾維也夫（1883-1936），蘇共早期領導人之一，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首任主席，最後被史達林殺掉。

8依靠蘇聯提供的資金，向工人發放罷工費用，是發動工人運動的主要手段。一位參加過五卅罷工的老工人回憶說：「在四個月的罷工中，我們得了不少罷工補貼。我們想：『不上班也能拿錢，真是大好事！』」（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人運動檔案）省港大罷工期間，「一個工會一成立，立即派檢查小組或者宣傳小組進行爭取會員的工作。搞宣傳的人所帶的不是宣傳品，而是各拿一根又粗又長的木棍，如有工人不願意加入工會，他必將受到木棍的棒打，因為工人們加入工會之後，他們一方面可以獲得工人的進會費和每月的公費，另一方面又可得到工廠主所給的公共福利費。」（〈廣州工會運動的報告〉，見《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匯集》）

9據北京警察廳公佈的從蘇聯使館搜獲的文件，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至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蘇俄在華軍政費半年度之預算，計（甲）對於中國全國之普通經費共美金九萬三千八百五十三元，其中中國共產黨中央黨部軍事指導人員經費五萬元；（乙）馮玉祥軍隊經費共美金十四萬八千八百三十元；（丙）國民二、三軍（即胡景翼、孫岳所部）經費共美金十四萬零二百四十元；（丁）廣東經費，因缺乏相當報告，未擬定預算。總計除廣東外，半年即需耗美金三十八萬三千九百三十三元，約合中國大洋一百萬元。

10蔣介石發動四一二事變後，武漢政府的汪精衛仍然認為「反共就是反革命」。五月三十日，共產國際執委會向鮑羅廷、羅易等發出了「緊急指示」，要求實行土地革命，動員農民自動沒收土地，組建一支八個師或十個師的可靠軍隊，組織革命法庭懲辦反動軍官等。羅易給汪精衛看了指示，要求他執行指令，否則共產國際將與國民黨一刀兩斷。汪精衛意識到事態嚴重，將電報副本傳示孫科、陳友仁、譚延闓等人，眾人大驚，開始部署分共。事後，共產國際政治書記處第一書記布哈林說：「羅易竟將共產國際的祕密指示真誠地送給汪精衛看，這完全是一種糊塗、愚蠢的做法。」

11西元前二百六十年，秦軍猛攻上黨，廉頗率趙軍來救，趕到時，上黨已被攻陷，兩軍對峙。隨後，中了秦人離間計的趙王用趙括替換了廉頗。趙括輕敵冒進，全軍覆沒。

12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 ，1866-1936），美國記者，早年投身「黑幕揭發運動」，一九一九年訪蘇期間採訪了列寧，回國後聲稱：「我看到了未來，它行得通。」

13艾德蒙．威爾遜（Edmund Wilson ，1895-1972），美國文學批評家，一度對社會主義抱有極大好感，一九三五年訪蘇。

14原作為小說，後拍成電影，講述麥克懷特大使被派往中印交界的小國Sarkhan，在這裡不受信任，遭到敵視，處處受挫。

15王克敏（1879-1945），一九三七年日本扶植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北京）的首腦之一。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北京）與中華民國維新政府併入汪精衛的南京國民政府之後，王克敏改任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名義上歸汪精衛管轄，事實上自成體系。

16蔣、宋二人矛盾不斷。如一九三三年，蔣介石在宋子文出國訪問期間挪用預算，花在最新一次剿匪軍事行動上。宋回國後，與蔣發生嚴重衝突，請辭財政部長及行政院副院長之職。蔣介石沒有挽留他。據胡漢民說，宋子文私下說：「當財政部長無異做蔣介石的走狗，從現在起我要做人，而不是做一條狗！」而蔣也一連十幾天都在日記中大罵宋子文「禍國殃民」、「頑劣」、「作梗不化」。一九四三年，圍繞史迪威的去留問題，蔣、宋又發生了嚴重衝突，宋一度被軟禁，直到低頭認錯才得以回到公務活動中。

17沒有宋子文在財政上的支持，蔣介石無法在與桂系、馮玉祥等的競爭中獲勝。國民黨在廣州初期財政極為困難，直到宋子文任財政部長，局面才逐漸打開。宋子文整頓財政機構，提高效率、調整稅率、開闢新稅源，財政收入立刻顯著增加，一九二五年政府收入是二千五百一十八萬元，一年後就上升到一點零零一三億元。宋擔任南京國民政府財政部長七年，在江蘇、浙江、安徽等地整理財源，獲得稅收；又直接向上海一帶的金融界借款，成功取得借貸，並發行了一點五億元的內債；他還與美國及其他國家簽訂關稅協議，提高進口稅；他推行鹽務改革，同時在上海設立南京國民政府的國家銀行──中央銀行。蔣介石的競爭對手都沒有得到這種程度的財政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