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左派知識分子

──張國燾

張國燾（1897-1979）出身於江西萍鄉的新派士紳家庭，父親張嘉銘是清末第一批政法學校培養的法官。張國燾十二歲就轉入新式學堂讀書，在當時仍然是不尋常的。一九一二年，他的中學邀請黃興來演講。雖然湘語和贛語的接近程度已經遠遠超過世界上其他任何語種，張國燾還是一句都沒有聽懂黃興的湖南腔。他從小就擅長運用階級地位，索取特殊地位。他因為賭博的緣故，被中學開除。熟人都勸他以認錯換取留校，但他斷然拒絕。革命家性格所必需的各種元素當中，驕傲名列前茅。他知道家庭和學校的相對地位，更清楚自己在家庭當中的地位。縣學校對他只是平流進取，不值得為此遷就。他離開萍鄉中學，就進了首府的心遠中學。這實際上等於獎勵，讓他明白沒有鬥爭就沒有收穫。

心遠中學在當時江右的地位，大體相當於伯明罕大學在今天的英國。校長熊育錫醉心於歐式教育，畢業生以擅長理工路線著稱。一九一六年，張國燾果然考入北京大學理工預科。他在北京期間結識了李大釗，一生的命運由此改變。李大釗奉共產國際的指示，在北京建立第一個黨支部，以張國燾為助手，負責組織工作。維經斯基和馬林在東方工作時，他是李大釗以外唯一參與機密的亞洲人。李大釗和陳獨秀的聯絡工作，主要由他負責。李大釗主持社會主義青年團，將招募的聖戰者送往莫斯科訓練。圖書管理員毛澤東在此期間求見李大釗，見張國燾只顧侍候李大釗，對自己連話都懶得多說，斷定他瞧不起自己這個「鄉下土包子」。

一九二一年六月三日，共產國際公開的代表馬林和祕密間諜負責人尼克爾斯基潛入上海。上海代表李漢俊、李達和北京代表張國燾負責接待，馬林不久就公開表示更欣賞後者的才能。於是，《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起草任務就此交到張國燾手中。尼克爾斯基派李達和李漢俊處理庶務，用共產國際的錢給各地代表發路費。資產階級政黨照例是由黨員捐款維持，因此充滿了嫉妒之情，稱無產階級政黨為「盧布黨」。

張國燾起草的文件又經過張太雷翻譯成英語，經馬林審批後通過。此後，「一大」就由張國燾主持。俄文紀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稱：「主席張同志（係指張國燾）在第一次會議上說明了這次代表大會的意義，大會必須制定綱領和實際工作計畫。」《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稱：「我們開會推了張國燾為會議主席，這也是事前得到馬林同意的。」陳潭秋〈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則說：「大會組織非常簡單，只推選張國燾同志為大會主席，毛澤東同志與周佛海任紀錄。」

這一次，毛澤東給張國燾留下了「土鼈式狡猾」的印象：「（毛澤東）脫不了湖南的土氣，是一位較活躍的白面書生，穿著一件布長衫。他的常識相當豐富，但對馬克思主義的瞭解並不比王盡美、鄧恩銘等高明多少。他在大會前和大會中，都沒有提出過具體的主張；可是他健談好辯，在與人閒談的時候愛設計陷阱，如果對方不留神而墮入其中，發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了起來。」毛澤東顯然還沒有資格跟國際代表直接聯繫，因此只能做張國燾的下屬。張國燾根據共產國際提供的經驗，成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以便「中國工人們和外國工人們的密切關係」。「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分置各地支部：北方分部（濟南分部併入）由羅章龍、王盡美負責，武漢分部由包惠僧、林育南負責，湖南分部由毛澤東負責，廣東分部由譚平山負責。

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列寧在莫斯科召開「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張國燾率領中國支部代表團參加，向大會匯報了輸出革命的階段性成就。列寧雖然病入膏肓，還是同時接見了張國燾和國民黨代表張秋白，親自監督國民革命的進程。張國燾摸清了偉大導師的期望，順著他的心思表示：「國共兩黨應當密切合作，而且可以合作。在兩黨合作的進程中可能發生若干困難，不過這些困難是可以克服的。」列寧對張國燾的回答「似乎很滿意」，命他回國擴大組織。

張國燾從莫斯科回國後，就在廣州成立了全國工運總通訊機關。鐵路總工會成立後，張國燾出任總幹事。一九二四年五月，漢口祕密機關敗露，供出了全國鐵路總工會的祕密機關和張國燾等人的住址。京師警察廳逮捕了張國燾和他的妻子楊子烈。張國燾夫婦不到一個星期，就決定犧牲自己的同黨。張國燾交出了北京的潛伏者名單，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是國民黨中的共產派，但因為沒有擔任官職，純屬掛名，希望政府網開一面。楊子烈的親筆供詞說：「張國燾是研究共產主義學說的……因受人之愚迷而研究這種邪學說，而得像現在這種結果，我既是他的妻子是脫不了干係的，我也不願意脫離干係。政府諸大人是人民的父母，人民做了錯事，是應該求老大人的寬恕，使其有改過自新之餘地……至於我的丈夫張國燾，此次做錯了事是應該受懲罰的。但是青年閱歷尚淺，諸大人素來德量寬宏，許人改過遷善，故敢請諸大人念張國燾初犯，特別加於寬恕。那不但張國燾和我銘感不忘，就是稍有知覺的人，也當感德無涯矣。」衛戍司令王懷慶建議槍斃張國燾，經齊燮元勸說才保住了性命。

馮玉祥發動政變以後，釋放了張國燾和他的同黨。共產國際為了緩解張作霖和吳佩孚的南北夾擊，命令張國燾、羅章龍、項英發動京漢鐵路大罷工，給吳佩孚的「討賊聯軍」以沉重打擊。吳佩孚自以為思想開明，允許工會活動，現在覺得上當受騙，憤怒地報復。張國燾、羅章龍和項英及時逃走了，犧牲了人肉盾牌林祥謙。半個月後，張國燾回莫斯科述職。馬林為他辯護，希望將他調到上海的遠東局。張國燾在上海繼續做工人運動，配合五卅事件以後的鬥爭，直到蔣介石的北伐軍入城。蔣介石清黨以後，張國燾參加了組織南昌兵變的工作。他後來在回憶錄當中寫道，賀龍的搶劫經驗比其他軍官豐富得多，所以大家想打牙祭，都去找賀龍。軍潰粵東，張國燾經香港逃回上海。莫斯科再次將他召回培訓，然後（一九三零年）派他主持鄂豫皖蘇區的工作。張國燾在回憶錄中寫道，由於自己待在密封的轎子裡，身邊的紅軍還以為他是剛剛捉來的「白肥豬」（勒索贖金的肉票）。

張國燾聲稱蘇區軍政官員極其腐化，不能不整肅。軍官習慣於廣置外室，把解放婦女的群眾大會變成了掠奪美女的機會。安徽省委書記方英的報告證明他的說法有部分的真實成分¹，但各地蘇區競爭性整肅的主要動力無疑仍在蘇聯。張國燾的清洗比毛澤東殘酷得多²，主要是因為他和莫斯科的資訊距離更近。蘇聯的清洗波及共產國際的海外系統，遠東局沒有幾個人倖免。知識分子學習蘇聯先進經驗的能力，通常在梁山好漢之上。江湖梟雄和流寇渠魁在儒家社會當中代表殘暴的極端，在列寧主義體系當中卻淪為軟弱的典範。毛澤東因「富農（也就是小資產階級）路線」而垮臺。顯然，同儕嫌棄他不夠心狠手辣。蘇區如果多維持幾年，毛澤東的下場就會非常可悲。不過，贛南和鄂豫皖蘇區的橘子很快就擠乾了。博古和張聞天決定前往蘇聯邊境吸乳，張國燾決定入川尋找下一批「白肥豬」。《中共川陝省委宣傳部對新發展赤區的宣傳大綱》不僅提出了「赤化全川」的響亮口號，而且還將這四個血紅的大字刻在通江縣的石頭上。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商務日報》題為「破壞屠殺遠勝闖獻，慘傷心目罄竹難書」的報導說，「三縣（通南巴）之文物典章經濟器用，均已破碎靡遺，人民生機，喪失盡淨，此其現象，近與東省之倭寇，遠比明季之獻賊，無或殊異。」「查通江縣城……約計城鄉內外不分男女老幼以至年不滿歲之孩子，其被慘殺者，二千餘人，加入各鄉間及由鄉拉入城內慘殺者，綜在一萬六千以上，城內諾江公園，屍堆櫛比，行政機關及富紳住宅，均窖有屍，東南西北各城門外橫屍遍野，壘壘然河山變色……尤慘者是每女屍下體皆被刀傷。」到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四川月報》報導，全川在這次兵災中共死亡人口為一百一十一萬之巨。半個世紀以後，四川大學歷史系的師生們到川北革命根據地搜集史料，一些老人仍然記得一些血腥的事件，與當時的報導大致相符。「紅色恐怖」是人們逃亡的主要原因，川北的老人們至今記得，這個逃亡叫做「跑紅」。張國燾自己在回憶錄中提及，「川北是擠掉了汁的檸檬」，已不宜長期駐守。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後來承認：紅軍撤出川北，除了面對敵人的優勢兵力，根據地「民窮財盡」是主要原因之一。但是，紅四方面軍撤出這個地區時，還拉走了不少牲畜和糧食，在樊功會師時，兵強馬壯，糧食充足，與紅一方面軍形成鮮明對比。（見趙曉鈴〈一九三三年四川兵災〉）

張國燾以此為資本，覺得自己應該享有更大的發言權，甚至在聯席會議上嘲笑博古領導無方，損失了大部分紅軍。這話雖然是事實，在政治上卻並不明智。張國燾本來可以利用蘇聯系幹部和梁山系幹部天然的相互猜忌，分化和拉攏其中一方。結果卻是毛澤東分化拉攏了張國燾的紅四方面軍，使張國燾限於被動。張毛鬥爭的背景是共產國際的暫時缺席，否則他們兩人都不敢起覬覦之心。共產國際的缺席，從根本上講是第二次史達林—蔣介石反帝聯盟的需要。張國燾提出西北聯邦³，實際上是認為蘇聯不能再指望了，所以他本來比毛澤東左得多，這時卻急於退回遠東共和國的模式。毛澤東決定支援垂頭喪氣的蘇聯系，根據原計劃去蘇聯邊界要資助。兩者孰勝孰敗，都不取決於策劃者的英明與否。如果史達林決心犧牲遠東支部，或是蔣介石堅持以此為條件，毛澤東無論在黨內怎樣勝利，到了蘇聯邊境都是死路一條。史達林和希特勒妥協以後，逃到蘇聯的歐洲共產黨人普遍不得好死。如果史達林不放棄遠東支部，或是蔣介石高抬貴手，割據川邊的前途，就明顯不如北上吸乳。

蔣介石的大戰略保護了毛澤東，斷送了張國燾。委員長不想將紅軍斬盡殺絕，而是想利用紅軍打入川滇，壓制地方勢力，準備抗戰大後方。張國燾想留在川邊，因此非打不可。毛澤東想去蘇聯邊境，正好符合蔣介石拉蘇聯下水抗日的希望。張聞天看出了委員長的用心，為自己真正的祖國著想，反對紅軍靠近蒙古邊境，以免引起胡適樂見的蘇聯—日本衝突。然而，走投無路的紅軍已經顧不上那麼多了。最後，穆斯林軍隊替紅軍做出了決定。無論他們想不想打通國際交通線，穆斯林都不准他們打通。張國燾的部隊為了留在川邊，損失慘重；為了打通國際路線，損失更加慘重。從此之後，他就淪為政治殭屍了。毛澤東和王明的鬥爭尚未塵埃落定時，他還有幾天喘息時間，但他作為黨內鬥爭的老手，心裡不可能不明白，無論誰獲得勝利，下一步都會拿他開刀。這時，統一戰線已經再次啟動。蔣介石以寬大和虛榮著稱，現在變成了他唯一的救星。

張國燾的出逃投奔蔣介石⁴，實際上非常符合毛澤東的心意。毛澤東知道自己不是蘇聯的親生兒子，深恐史達林對他下手。他向蘇聯控訴王明諸多不是，遭到季米特洛夫的拒絕。他從慘痛的經驗當中學到了政治精算的藝術，知道怎樣評估這次火力試探的結果。他在此期間的基本策略是爭取史達林和蔣介石這兩位「神仙」支持自己，至少爭取他們不要正式支援黨內的敵人。史達林和蔣介石都希望讓毛澤東做西班牙共產黨，在蔣介石的前線英勇犧牲，正如蔣介石在史達林的前線英勇犧牲。王明執行這條路線最為忠誠和積極。所謂王明路線，其實就是積極抗戰路線或史達林—蔣介石路線。中國共產黨如果像西班牙共產黨一樣，在馬德里或武漢拼光老本，多半也會逃回莫斯科，在世界和平大會或諸如此類的統戰組織當中度過餘生。王明自己就是大半個俄國人，既不能領略《金瓶梅》和《水滸傳》的妙處，又不需要梁山好漢做粉絲，在這樣的環境裡可以如魚得水，實際上他的後半生也就是這樣度過的，充分體現了上帝的仁慈和公正。

毛澤東一點都不喜歡這個路線，但更沒有膽量公開反對，否則兩位「神仙」很可能換掉陽奉陰違的部下，重新啟用無條件服從的部下。張國燾已經輸光了他的所有部隊，變成一條拔掉毒牙的眼鏡蛇。蘇聯名義上提高張國燾的地位，實際上卻不給任何資源，可見其動機只是不太信任毛澤東，並非有意重用張國燾。毛澤東如果放開王明不管，不惜代價地打擊張國燾，肯定能把張國燾徹底打垮，然而鬥爭總會暴露自己的破綻，為了對付次要敵人，反倒會給主要敵人製造可乘之機。所以，毛澤東對張國燾的手段就是陰柔的小動作。例如讓張國燾的兒子在話劇裡演反面人物，自己在下面鼓掌之類。這種「一地雞毛」的做法，國有企事業單位的大媽非常熟悉。如果敵人不夠聰明，就會勃然大怒而自己暴露自己的破綻。如果敵人足夠聰明，就會理解小動作隱含的暗示：「小寨養不起大俠，聽說柴大官人正在招人……」當然如果敵人恰好是懶、賴、滑、賤四德俱全的聰明人，毛澤東就可能不得不供養這個活寶終身了。即使紅衛兵，拿這種人也是沒辦法的。這種人很容易比毛澤東和紅衛兵活得長，然後煞有介事教育天真的青少年如何反思歷史。如果他出身前北洋或國民黨陣營，就會變成愛國者；如果出身紅色陣營，就會變成兩頭真老幹部。張國燾的問題是殘暴有餘而無賴不足，做不了這種人。他如果也有毛澤東那種長期受人歧視的江湖浪人經驗，就不會這樣沉不住氣。

張國燾逃到武漢後，周恩來和李克農的特務很快就發現了他的蹤跡。他們完全有機會在戴雨農的特務趕到之前，把張國燾的武漢變成托洛茨基的墨西哥（一九四零年史達林派人刺殺托洛茨基於墨西哥）。周恩來做這種事情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張國燾企圖將邱南章⁵推進長江淹死，結果沒有成功。邱南章和吳克堅沒有趁此機會做掉他，只能是因為周恩來有明確指示的緣故。顯然，是因為延安各派系都覺得張國燾還是滾蛋最好。張國燾畢竟既見過列寧，又給蔣介石寫了求援信，如果死在周恩來手裡，延安就要負責向史達林和蔣介石解釋理由。他們完全有能力證明張國燾罪該萬死，但舉證的過程必然會向兩位「神仙」暴露自己的大量黑材料。這種得不償失的勝利，做了還不如不做。張國燾一旦投靠了蔣介石，他在莫斯科的朋友和延安的殘部就無話可說了。他不走，史達林很可能認為毛澤東和王明虧待了他。他一走，等於證明了毛澤東和王明以前的做法非常正確。蔣介石安排張國燾全家團聚，延安交出了張國燾的妻兒。張國燾的妻子楊子烈臨走前還做了精湛的表演，聲稱為黨勸說張國燾迷途知返。林伯渠指出，她如果真有這種想法，怎麼會把孩子和家財全都帶走。這種事情只能發生在武漢陷落（一九三八年十月，日本攻陷武漢）以前，史達林堅持的西班牙模式仍然能夠約束國共兩黨。如果發生在皖南事變（一九四一年一月）以後，楊子烈大概不能平安脫離。張國燾的母親到武漢倒沒有什麼困難，但她帶來的消息讓兒子非常難堪。紅軍把他們家當土豪打了，當然從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角度看倒也並不冤枉。

張國燾在戴雨農的保護下轉移到重慶，給別動隊的見習軍官上思想政治課。一九四零年，蔣介石安排他做了國民參政會的議員。周恩來為此提出強烈抗議，然而沒有效果。日本投降後，善後救濟總署的署長蔣廷黻派張國燾去江西的分署。江西省主席王陵基是川軍舊部，沒有忘記張國燾所部對蜀人的荼毒，一再給張國燾難堪。張國燾心灰意冷，棄官隱居上海。冷戰爆發以後，他組織了《創進》雜誌。內容主要是反思共產主義和獨裁的內在聯繫，跟陳獨秀晚年的文章大同小異。後來的反思家棄張取陳，其實主要還是為了保全自戀者的幻覺。陳獨秀和張國燾走的是同一條路，反的也是同一種思。如果思想真有知識分子幻想的力量，他們的下場也就不會是這樣了。豬在風口上飛起來，就以為自己有呼風喚雨的力量；一旦離開風口，就會摔死在地上。盧布和組織支援的思想貌似強大，其實力量還是在於盧布和組織。馬基維利早就說過：武裝的先知勝利了，沒有武裝的先知失敗了。張國燾不是不明白這個道理，但他已經只剩下思想了。除了像五四青年一樣辦雜誌，他還能做什麼？如果他沒有加入李大釗的組織，人生的道路還是會引向同一個終點。

張國燾隨著蔣介石逃到臺灣，受到國民黨的冷遇。蔣介石發現包容三教九流，效果還不如培養死忠分子。國民黨各派系凋零殆盡，只有粵系還能在香港掙扎片刻。美國人永遠天真，到處尋找既反共又反蔣的民族民主勢力或第三勢力。自由民主戰鬥同盟在冷戰格局凝固以前，暫時還能扮演美國人的幻想。張國燾到香港投奔他們，編輯既反共又反蔣的《中國之聲》。朝鮮戰爭爆發後，他們的生存空間日益狹窄。美國人發現無論蔣介石在其他方面多麼不合格，暫時還是唯一能夠堅守反共前線的角色。第三勢力像泡沫一樣破滅，張國燾就連雜誌都辦不下去了。當然，五四青年的雜誌一般也就是這種下場。他人窮志短，向毛澤東和劉少奇請求生活補助。如果亞洲研究中心和堪薩斯大學沒有向他有償搜集歷史資料（一九六六年開始，美國堪薩斯大學邀請他撰寫《我的回憶》連載文章，並於香港明報月刊刊登中文版），他很可能會走上李宗仁的道路。他的剩餘價值在於熟悉黨內鬥爭，能夠做出比局外人更準確的判斷。文革開始以後，香港地下黨一度撕下了白手套。張國燾根據經驗判斷，這是上海一九二七年暴動前的局勢。他決定走為上策，逃往加拿大，生活不能自理以後，在養老院裡去世。無論如何，這已經是他能夠指望的最好結局。

1「紅軍與蘇維埃尚未有建立親密的聯繫，以為蘇維埃是紅軍招待所，尤其對於婦女的關係惡化非常……紅軍南下時，到各處都有強姦事發生，還有少數女子認為擁護紅軍是解決性的問題，是唯一要務。自動把慰勞紅軍的婦女分配給團長、參謀長睡覺。如以上事件是非常普遍現象，我認為非常嚴重的。」（見《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鄂豫皖時期（下）》，解放軍出版社）

2鄂豫皖蘇區範圍很大，肅反先後幾次，延續時間很長，完全搞清被殺人數相當困難。比較清楚的是一九三一年九至十一月紅四軍白雀園肅反被殺人數，徐向前在《歷史的回顧》中說：「白雀園大肅反，是鄂豫皖根據地歷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一頁。將近三個月的肅反，肅掉了兩千五百名以上的紅軍指戰員。」

3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西北聯邦，張國燾成立於一九三五年五月三十日，該聯邦包括格勒得沙共和國與博巴人民共和國兩個少數民族政權。史稱「第二中央」。一九三五年六月，由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等領導的紅一方面軍與張國燾領導的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地區會師。當時紅四軍有近八萬人的強大實力，而紅一軍只剩近一萬人。故會師後，張國燾取代周恩來出任紅軍總政委。張國燾堅決南下，而紅一軍堅持「北上路線」，二者分裂。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張國燾在卓木碉的喇嘛廟召開會議，決定另立中共中央，張國燾任中央主席，並開除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洛甫的黨籍。一九三六年，紅一軍在延安鞏固了根據地之後，而執行南下政策的張國燾則損兵折將。在共產國際命令下，張國燾取消了「第二中央」。

4國共第二次合作全面抗日後，一九三八年四月三日，張國燾借祭拜黃帝之名逃離延安，來到武漢，投奔中國國民黨。四月十一日周恩來到漢口，與張多次協商未果之下，四月十八日，中共開除張的黨籍。張國燾投奔國民黨後，蔣中正視其為「對延安的致命打擊」交給軍統領導人戴笠「妥善運用」，但此後張國燾對中共（特別是主要以紅四方面軍為班底組成的八路軍一二九師）進行的策反工作收效甚微。

5邱南章（1911-2011），一九三六年起一直擔任周恩來的侍衛。西安事變時曾護衛周恩來赴西安同蔣介石談判。著有《張國燾叛逃的前前後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