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黨的化身

──周恩來

周恩來（1898-1976）出身於移民淮安府的紹興師爺家庭。師爺文化代表士大夫文化的陰暗面。士大夫教育強調正色立朝，匡正朝廷的濫權和腐敗。士大夫教育的失敗者很容易相信、而且說服社會相信：他之所以失敗，原因在於社會太黑暗。師爺教育強調辦實事不擇手段，主要職能就是為士大夫辦理那些違背儒家倫理、然而對於帝國秩序和主官前程必不可少的灰色事務，自始至終不能指望分享儒家的道德操守和自我陶醉。師爺教育的失敗者除了承認自己無能以外別無選擇，社會對待不夠精明能幹的壞人是毫無憐憫的。周恩來後來回憶說：「我的家庭幾代祖先也是紹興師爺，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師爺。到了祖代，兩家都搬到江蘇淮陰、淮安當縣官，因此結了姻親。」「我們沒有土地，為什麼說是封建家庭呢？過去紹興人靠什麼為生？一靠土地，二靠當紹興師爺。師爺很厲害的，給縣官出主意的，現在叫『秘書』。縣官都用兩個師爺，一個管收稅，多數是滄州師爺（滄州師爺也是由紹興遷到滄州定居的），一個管判案子，多數是紹興師爺，都可以剝削人。」他父親周邵綱（1874-1942，原名周貽能，後改名邵綱）在師爺的學業方面完全失敗，只得滿足於零零散散的差使，常年為族人所輕。周恩來剛剛出生，就過繼給早逝的叔父周貽淦為嗣，由守寡的嗣母陳氏撫養。他年齡不到十歲，生母和嗣母就都去世了。他在族中無依無靠，自然養成陰柔、敏感、隱忍的性格。

一九一零年，周恩來的伯父周貽賡（1872-1933，周恩來的大伯父）北上謀職。東三省總督衙門當時正在試辦新政，空缺較多。周家通過未來的國務總理錢能訓，覬覦稅吏的差事¹。這個無人需要的孩子跟著長輩，第一次走出了家門和私塾，在奉天和天津領略了剛剛起步的新式教育。模範學校模仿日本學制，吸引了大批滿洲富人的子弟。稅吏的社會地位雖然不高，但灰色收入相當豐厚。周恩來從此穿上了明治風格的校服，戴上了大簷帽。師爺的基本功包括代上級草擬公文，這對少年周恩來的學業頗有幫助。他的作文〈東關模範學校第二週年紀念日感言〉堪稱民國秘書公文體的經典²，因為這些公文的作者都是周恩來的同類。新式教育未能產生西方式的社會，卻降低了畢業生的階級地位。大清的優等生直接做官，民國的優等生只能給並非考試產生的官員做秘書。

一九一三年七月，周恩來畢業。同年八月，他考入南開中學。一九一七年畢業後，他留學日本。由於日語成績太差，報考的幾家學校都不肯錄取他。他寫信給國內的同學說：「弟現預備日文，無大困難。所難者懶病時發，不肯向書堆裡求快樂，是為病耳。官費考試在明夏，屆時背城一戰，十有九必敗。緣來此日文程度一年，用功者可保考入。若弟優游性成，誠難有把握矣。」他在這方面酷似李大釗，精力主要用在留日同學會和基督教青年會的合縱連橫上面。顯然，他真正的興趣在於政治活動。預備性質的政治活動即使在沒有直接利益的情況下，對他仍然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這種人是不適合讀書的，因為誰在違背自己內心渴望的情況下都不可能發揮最佳水準。他明白這種生活方式的下場，在日記中寫道：「這叫做自暴自棄，還救什麼國呢？愛什麼家呢？不考取官文學校，此羞終不可洗。」幸而南開在此時決定開辦大學部，准許南開中學的畢業生免試入學，才挽救了他的面子，然而老虎即使從小像兔子一樣養大，一旦嘗到鮮血的滋味以後，就不可能回去吃草了。他在南開大學同樣荒廢課程，集中精力搞學生運動，結果被學校開除。

國民黨作為學生運動的主要唆使者和受益者，不會虧待在鬥爭中湧現出來的先進分子，一九二零年代的勤工儉學運動源於國民黨文化左派和共產國際歐洲代理機構的合作，共產國際的目的則是為下一階段的遠東滲透培養職業革命家。一九二一年，周恩來毫不意外地在巴黎加入共產黨。一九二二年，他出任歐洲支部書記。周恩來的主要任務就是借用蔡元培、吳稚暉、李石曾³推動勤工儉學的合法外殼，在國民黨的培養基地內部建立共產國際的培訓網絡。他在此後的四年內，頻繁奔走於柏林和巴黎之間，一面接受共產國際的指示，一面將黨團骨幹分子送往莫斯科學習深造。一九二三年三月十八日，他護送趙世炎、王若飛、陳延年、陳喬年、熊雄等十二人前往莫斯科東方大學。同年十一月，他又選送劉伯堅、李合林等十餘人赴蘇聯培訓。葉劍英、朱德、聶榮臻、蔡暢、陳毅、郭隆真、李立三、李維漢、鄧小平、李卓然都是他發展的黨員，莫斯科對他的工作非常滿意。一九二四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季米特洛夫命令他回廣州參加革命。鄧小平和李富春接替了他在歐洲的任務。北伐以後，他在歐洲培養的舊部陸續滲入遠東。這些人和他在廣州革命政府培養的幹部合流，構成了遠東各支部未來數十年的核心和骨幹，沒有任何人能夠取而代之。

廣州國民政府的實際首腦鮑羅廷接到季米特洛夫的信函，立刻委派周恩來為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的前任戴季陶和邵元沖都把自己的角色理解為思想教育和理論指導，對組織工作無所作為。蔣介石校長對他們的消極態度很不滿意，希望周恩來迅速扭轉局面。事實證明，周恩來沒有讓他失望。周恩來根據蘇聯紅軍的經驗，建立了校軍教導團，將每週政治學習規範化，將連坐、監視、告密體系深入到基層。蔣介石東征陳炯明途中，周恩來的政工部門又發揮了協助徵發民伕和物資的任務。黃埔學生為骨幹的第一軍成立後，周恩來以少將軍銜出任第一軍政治部主任。蔣介石作為國民黨左派的新銳，多次公開宣稱周恩來和鄧演達是他最得力的左膀右臂。黃埔學生軍是黨軍的實驗，隨後就向各軍推廣經驗。《政治週報》宣稱：「革命軍與別的軍隊的最大不同點，就是他軍隊內的政治宣傳，這是革命軍打勝仗的根本原因。這種政治宣傳工作，在平時要緊，在戰時更發要緊。在戰時要使人民與軍隊合作以協力對付敵人，全靠這種工作做得好。」（毛澤東主編的《政治週報》第三期刊登的〈東征紀略〉）

總體戰從此降臨東亞，習慣軍民分離的老派人無所適從。政工部門的權力凌駕於軍官和地方官之上，通過黨組織和群眾組織將他們完全架空了。蔣介石出力，周恩來摘桃。學生軍趕走了陳炯明，預演了塔利班對馬蘇德⁴的勝利。周恩來跟在蔣介石的背後，成立了中共潮梅特委（後來的汕頭地委），籌備革命新區的黨建工作。黨建工作一旦完成，社會重組就要次第展開。舊式的地方精英和民眾習慣於統治者來來去去，誰都不會變更地方秩序，現在才發現大禍臨頭，然而為時已晚。周恩來解散了「劣紳」（也就是革命者無法統戰的士紳）占據主導地位的各縣議會，取締了「工賊」（也就是革命者無法統戰的工會領袖）把持的各工會，將地方報紙《平報》改組為《嶺東民國日報》，強迫各商會預徵房租資助革命軍，將黨員派進各地司法機構，配合黨部領導的群眾組織揭發人，上演人民檢舉和人民審判的滑稽戲，不出半年就從土豪手中榨取了袁世凱和陳炯明在民初十年都沒有得到的鉅款，為下一階段的革命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和卓越的示範。（《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史稿》，一九三六）

革命政府在粵東的舉措，促使大批難民逃入英國保護的香港，也刺激香港本土的華人士紳組織民團，協助大英帝國維持地方秩序或反革命秩序。香港華人社會政治意識的覺醒，周恩來和蔣介石功不可沒，而且不是最後一次。沒有及時逃走的人，不久就要在革命的下一階段，通過分吃人肉，證明自己對革命的忠誠。陳炯明苦心經營的粵東自治模範區，一度同時得到西方傳教士和蘇聯黨代表的讚美，就此毀於一旦。

革命陣營決定重演五卅事件⁵的佈局，考驗大英帝國維護遠東秩序的決心。周恩來率領的東征軍兩個營、學生軍一個營共兩千餘人脫下軍服，以「革命群眾」的名義入侵沙面英租界。如果英國人抵抗，就算是帝國主義屠殺無辜平民。如果英國人不敢抵抗，便衣兵就會占領租界。革命政府無須承擔撕毀國際條約的罪名，就能在事後驚訝地發現英國人「自願放棄」了條約權利。英國人堅定地還擊，當場擊斃了五十多名便衣兵，包括一團三營營長曹石泉（共產黨員）也中彈犧牲。周恩來僅以身免，身邊的衛士都被打死⁶。所謂的「沙基慘案」拯救了香港殖民地，正如所謂的「五卅慘案」拯救了上海自由市。鮑羅廷知難而退，聲稱直接對抗只會讓革命軍吃虧。蔣介石在獲得了蘇聯追加武器援助的保證以後，勉強接受了蘇聯的要求，暫時滿足於在日記裡天天痛罵帝國主義。（《鄧穎超談話錄》，一九八九年四月五日；〈鷹犬將軍──宋希濂自述〉，中國文史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七月版，第四十二頁）

蔣介石很高興周恩來為他清掃道路，直到他發現戴季陶的黨羽和周恩來的黨羽開始在黃埔軍校內部出現了對立衝突。蔣介石是個缺乏思辨能力的軍人，一開始只能像傻瓜一樣不斷呼籲：任何人破壞團結，都是對不起那些在東征中死難的弟兄。這種弱智的處理方式自然壓制不了任何一方，衝突終於發展到影響軍事紀律的地步。蔣介石雖然不會講理論，卻受不了部下不服從命令。他還沒有當上國民黨領袖的時候，很高興周恩來用群眾路線架空和趕走了前輩。他自己當上領袖以後，就開始覺得周恩來的祕密組織分割了他本來可以得到的權威。他最初不想趕走周恩來，只想讓周恩來的黨組織服從軍事長官的命令。任何軍官都有理由認為，雙重指揮系統其實是在幫助敵人。蔣介石首先召集革命軍政人員聯席會議，要求周恩來公佈加入國民黨和革命軍的共產黨員名單。總司令第一次、但不是最後一次信誓旦旦地宣稱：他一貫論功行賞，人人都能看見，絕對不會歧視任何部下。同性戀者如果索取加入美軍的權利，一定會對蔣介石這樣的左派領袖感到滿意，而列寧主義者會怎樣利用粉紅色開明人士的平等原則，那就不用過多解釋了。總之，兩人是註定要反目成仇的。

「中山艦事件」爆發後，蔣介石和汪兆銘公開反目。兩人都指望蘇聯支持自己，而蘇聯代表布勃諾夫決定支持蔣介石⁷。蔣介石自己都承認自己是在賭博，但他賭贏了。他做什麼或不做什麼，對賭局幾乎沒有影響。關鍵因素在蘇聯的內部鬥爭，蔣介石只是在二十年代後期一直運氣特別好而已。布勃諾夫是史達林的人，史達林正在忙於打擊托洛茨基。二十年代中葉來華的蘇聯特派員往往是托洛茨基的人，包括加拉罕。史達林如果沒有及時捆住他們的手腳，他們早就把蘇聯拖進反對張作霖和日本的戰爭當中了。郭松齡兵變只差一點點就要變成遠東軍和關東軍的東北亞華沙戰役。就當時的力量對比而言，這場戰役很可能把張作霖和滿洲變成遠東的畢蘇斯基和波蘭。因此史達林希望國民黨充當蘇聯的避雷針，托洛茨基希望蘇聯赤膊上陣為世界革命犧牲。史達林的人馬如果反對蔣介石，就會將蘇聯推向托洛茨基希望的路線。（《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三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

蘇聯代表一發言，故事的結局就確定了。汪兆銘憤而出走，蔣介石一時接管了廣州革命政府的黨政軍大權。周恩來再也無法拖延，公佈了打入國民黨和國民革命軍內的二百五十多名共產黨員身分。其中三十九人得到消息，立刻宣佈退出共產黨。事件的禍首李之龍表現最為積極，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十八日的《廣州民國日報》上刊登啟事：「鄭重聲明退出中國共產黨及一切有關係的社會團體，以單純的中國國民黨黨員資格，受吾師蔣介石先生指導，以謀三民主義之實現。耿耿此心，尤盼共產黨同志予以原諒。」共產黨從來不以擅長原諒著稱，周恩來直到五十年代還沒有忘記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寫材料證明李之龍確實是叛徒⁸。

蔣介石的運氣還沒有用完。他越來越習慣把自己的任性當作高人一籌的英明和道德，將蘇聯的援助投入了蘇聯並不希望的北伐戰爭。陳獨秀用理論來反對，但拗不過史達林遷就蔣介石的決心。鮑羅廷系統在史達林的支援下，把持了北伐軍的主要工作。然而，上海遠東局集中了維金斯基⁹的班底，更多地保留了列寧和托洛茨基執政時期的風格，因為在資源爭奪方面已經落了下風，他們決定在上海複製十月革命，畢竟地下活動和城市暴動才是真正的蘇聯風格。蔣介石和鮑羅廷的軍事行動看上去就很像波拿巴主義，非常符合托洛茨基喋喋不休的熱月路線（即熱月政變）。遠東局將周恩來調到上海，不僅是為了發揮他搞地下活動的特長，尤其是為了暗中維護老近衛軍和世界革命的路線，延緩熱月黨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庸人官僚主義不可避免的和平演變。周恩來出色地完成了任務，同時也製造了布爾什維克主義和波拿巴主義迎面相撞的危險格局。

如果你用純粹的列寧理論來解釋歷史，四一二事變就是這兩種主義的對決。這就是為什麼史達林需要絞盡腦汁，牽強附會地解釋為什麼蔣介石的勝利應該怪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的政策。這些理論即使以蘇聯標準判斷，都沒有絲毫說服力，結果一切責任都推到陳獨秀頭上，儘管或者不如說正因為他沒有決定任何政策。陳獨秀對清黨的責任和江青對文革的責任是差不多的，主要說明了兩件事。第一是弱者永遠沒理，因為有理沒理本身就是由實力和成敗決定的。第二是文人最適合當替罪羊，因為他們最喜歡裝出比實際更重要的樣子。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六日，維金斯基和周恩來領導的特務委員會決定恢復紅色恐怖。他們通電討蔣，宣佈錯誤的妥協才是失敗的原因。特務委員會以租界為根據地，重啟黨軍進駐以後暫停的勒索活動，卻未能換回失去的革命高潮。共產國際的內部糾紛和鮑羅廷的嫉妒嚴重妨礙了他們的工作，直到史達林最終戰勝他的所有對手。周恩來趕到武漢，企圖在兩湖地區組織紅軍，但共產國際的撥款出了問題，以致功敗垂成（《中共黨史報告選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九月版，第一百一十七至一百一十八頁）。消息洩漏後，汪兆銘開除了武漢國民政府內部的共產黨員。七月二十五日，共產國際代表羅米那茲、加倫、張國燾、周恩來在武漢舉行會議。會議決定以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名義占領南昌，然後立即重返廣東，從海路接受蘇聯援助，再舉行第二次北伐。「子彈及機關槍缺乏，請電知國際能於外埠裝好貨物，一俟汕頭攻下，在十日內即能運至汕頭方好。」李濟深的廣州四一五清黨比汪兆銘徹底得多，迅速派出陳濟棠的部隊強占汕頭。蘇聯援助還沒有到達，汕頭港口已經陷落。葉挺聞訊，充滿絕望地說：「到了今天，只好當流寇，還有什麼好說！」賀龍聞訊，充滿希望地說：「我心不甘，我要幹到底。就讓我回到湘西，我要捲土重來。」（郭沫若：《革命春秋》，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三月版，第二百二十七、二百二十八頁）

周恩來從海路逃往香港，再從九龍乘船返回上海。他除了組織部和中央特科的工作外，還負責文化滲透，例如替名義領袖郭沫若照料創造社及其刊物。周恩來根據史達林的幹部黨原則處理組織工作和情報工作，蘇聯培訓的幹部、軍官和情報人員都由他分配調遣。他在蘇區周圍各縣建立一批文具店、百貨店、藥店、布店和電器、機械等店鋪，用來向蘇區輸送物資，並作為交通聯絡點，還在上海和武漢建立了軍事培訓、兵運培訓、匪運培訓速成學校。陳賡、康生、李克農、顧順章、錢壯飛都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工作，同時參加了協助徐恩曾和戴雨農組建中統與軍統的工作。共產國際的地下組織比國民黨的地下組織資格老、資金多、技術強，一直是後者的教師和模範對象。雙方在反對帝國主義和上海資本家、滲透和統戰滿洲軍政機構兩方面都有巨大的共同利益，產生了既長期合作、又殘酷鬥爭的微妙關係。雙方在上海黑社會的羊腸小道上，經常共用和交換金錢、資訊、線民和情婦（共產國際的賬單包括專門的情婦開支項目）。周恩來作為他們的領袖，首先跟施存統和張太雷分享情婦王一知¹⁰，然後又跟理查．佐爾格分享情婦張文秋¹¹。

米夫¹²接管遠東局的工作以後，將他的學生王明推上了中國支部的領導位置。新中央準備進駐贛南，首先派周恩來和李克農去蘇區清道，揪出混入革命內部的小資產階級（富農）路線支持者（例如毛澤東）和軍閥主義者（例如朱德）。他們圓滿地完成了任務，將毛澤東打入一生的最低谷。周恩來以蘇區中央局書記名義攝政，直到博古和張聞天進駐贛南。毛澤東見勢不妙，立刻知趣地病倒，躲進了傳教士留下的長汀醫院，在此後的兩年內寫了無數檢討。周恩來接管了他交出的紅一方面軍總政委職務，決定饒他一命。其他共產黨員對這種違背列寧主義原則的寬容極不滿意，紛紛要求置毛澤東於死地。項英表現尤為激烈，指出毛澤東的富農路線和他的思想意識不可分割：他不懂馬克思和列寧，只懂《三國演義》和《金瓶梅》。毛澤東後來悻悻然地回憶說：「那時候不但沒有一個人上門，一個鬼都沒有。」其實他心裡明白，應該感謝周恩來，因為處在他那種處境的大多數人，本來應該是沒有一個人上墳才對。項英並沒有看錯毛澤東，他確實是農民小知識分子：擅長以妾婦之道事人，效忠／認罪／喊冤／叫屈都是表演。他後來抱怨史達林愛蔣介石超過愛他，也是同樣的口吻，意思相當於女人說男人不關心我，只代表索取更多照顧的希望，不能從字面上理解。

蔣介石和史達林的談判、遠東局的解散、紅軍的西竄發生在同一時間段，都是史達林推行「人民民主」新戰略的一部分。史達林本人後來得意地教導毛澤東，人民民主乃是最新的欺騙手段，對付那些渴望上當的資產階級¹³。新政策最終解散了共產國際這樣赤裸裸的顛覆機構，遠東局自然落到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下場。新政策要求歐洲各國共產黨加入社民黨、激進黨等進步勢力主導的人民陣線，共同對付更加可怕的希特勒同志，為蘇聯充當人肉盾牌。國民黨顯然就是這一政策遠東部分的社民黨，抗日統一戰線顯然就是遠東的人民陣線。上海中央和贛南蘇區作為遠東局的下屬機構，理所當然要隨著遠東局一起犧牲。蔣介石如果真正理解史達林的行為模式，就會明白史達林已經把遠東支部作為見面禮送給他，賄賂共產黨接受蘇聯和國民黨的抗日聯盟，在日本人面前扮演「向我開砲」的自殺英雄，即使中國共產黨人在此期間全被殺光，史達林也不會覺得比犧牲希臘和波蘭共產黨人更心疼。然而，蔣介石總是以己度人。他以為史達林會關心自己的人質部下，猶如他自己關心蔣經國，放共產黨一條生路，能夠在中蘇關係方面發揮不亞於蔣經國回國的正面影響。他把這種動機體現在軍事部署，連陳誠這樣的嫡系都看出其中奧妙，自然不能責怪李宗仁、白崇禧之流沿途防水。史達林由此看清了蔣介石的小資產階級軟弱本性，以後就不斷用恨鐵不成鋼的教育口氣對他說話。

周恩來和大部分共產黨人已經認命，準備服從史達林的安排，把自己當成死人。毛澤東突然拿出三國、水滸的流氓手段篡黨奪權，本來不會有什麼成功機會的，但沒有人會為自己剛剛扔進垃圾箱裡的廢品跟拾荒者打架，死人更不會反對強盜剝掉自己的衣服。張聞天和周恩來在整個西竄期間，地位一直高於毛澤東，但他們已經沒有什麼辦法了，只有像行屍走肉一樣跟著走，直到在瓦窯堡恢復了蘇聯和上海的聯繫。毛澤東和周恩來的特殊關係從此確定。毛澤東知道周恩來是蘇聯的人，而且始終敬畏蘇聯的秩序。毛澤東自己不太喜歡蘇聯的秩序，但他根本離不開蘇聯的資源。他對周恩來採取了一面控制、一面分化的政策，用劉少奇分化周恩來在組織系統的力量，用康生分化周恩來在情報系統的力量。只要史達林承認他製造的既成事實，他就無須擔心周恩來反撲。周恩來很快理解了史達林和季米特洛夫的安排，及時拋棄了王明。

這時，張學良給周恩來送上了一份大禮。他希望加入中國共產黨，接替馮玉祥在西北的地位。滿洲的財政體系高度依賴以正金銀行為核心的日本—朝鮮金融體系，習慣豐衣足食。流亡關內的東北軍依靠蔣介石零零碎碎的補給，痛感今不如昔。只有蘇聯才能填補日本留下的空缺，張學良天真地以為自己不會比馮玉祥差。他居然沒有想到：在史達林的心目中，他永遠是張作霖的兒子。史達林僅僅出於謹慎，就不可能信任他。周恩來明知史達林的懷疑態度，還是故意讓張學良覺得西北聯合政府大有希望。一九三六年四月七日，周恩來和李克農帶著電臺向延安進發。四月九日，他們和張學良在延安城內一座教堂內會談。會談的結果就是著名的西安事變。張學良起兵以後才發現：史達林非但沒有同意接納他，而且還懷疑他在日本唆使下破壞蔣蘇聯盟。張學良發現上當，但已經為時太晚了。周恩來不再理睬這個喪失統戰價值的對象，趕到杭州跟蔣介石談判。蔣介石已經跟史達林達成默契，因此態度異常爽快。他希望兩黨永久合作，即使在他死後也不分家，以免給英、日帝國主義以可乘之機。共產黨可以參加國民大會、國防會議；行政區可以是整個的，但須由中共推薦一個南京方面的人來做正的，「以應付各方」，副的以下均歸中共，並由中共自己幹，他不來干涉；軍隊人數不同中共爭，總的司令部可以設，他絕不來破壞紅軍部隊，只是聯絡而已；糧食接濟定額設法解決。蔣介石設想的永久合作方案，比廣州革命政府更有利於蘇聯及其下屬，實在沒有理由抱怨史達林暗算他。「一、成立國民革命同盟會由蔣指定國民黨的幹部若干人，共產黨推出同等數量之幹部合組之，蔣為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二、兩黨一切對外行動及宣傳，統由同盟會討論決定，然後執行。關於綱領問題，亦由同盟會加以討論。三、同盟會在進行順利後，將來視情況許可擴大為國共兩黨分子合組之黨。四、同盟會在進行順利後，可與第三國際發生代替共黨關係，並由此堅定聯俄政策，形成民族國家間之聯合。」（〈中共中央關於與蔣介石第二次談判情況向共產國際的報告〉，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七日）

無論如何，周恩來得到了他需要的一切。統一戰線翻譯成正常人的語言，就是：我的東西都是我的，你的東西都是我們大家的。後來越南共產黨用同樣的手段對付美國人，季辛吉總結如下：共產黨的意思是首先要成立聯合政府，然後才能談判；談判一方是共產黨自己為一方，另一方則是自己領導的聯合政府，談判的內容只限於聯合政府怎樣將權力移交給共產黨。顯然，革命在統一戰線成立那一天就已經勝利了。後面發生的一切，只是技術問題而已。蔣介石極其遲鈍，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是死人了。皖南事件發生後，蔣介石聲稱自己在執法。毛澤東卻理所當然地說他在造反，因為他破壞了統一戰線直通車的節奏，正如彭定康的直接選舉計劃破壞了香港和平解放的節奏。

史達林最初指定王明負責統戰工作，參照西班牙人民陣線保衛馬德里的模式，啟動以共產黨為人肉盾牌的「保衛大武漢」活動¹⁴。毛澤東發揚鴻門宴精神，通過瘋狂而肉麻地同時討好史達林和蔣介石，說服兩位上級調走了王明，把權力分給周恩來和劉少奇。王明一走，他就可以拿出「能做不能說」的三國誌祕訣了。毛澤東正確地估計形勢，周恩來不能清除。一方面因為他掌握國際共產主義的寶貴管道，共產黨能勝過國民黨就是依靠這些管道。另一方面因為黨內的幹部大多數都是他培養的，毛澤東沒有足夠的班底將他們全部替代。抗戰奠定了毛、周關係的基本格局：既限制，又利用。其實，這也是周恩來主持統戰工作的基本原則。

一九四零年，周恩來藉養病的機會赴蘇聯。他向季米特洛夫、哥德瓦爾特、庫西寧、曼努伊爾斯基、拉科西、野坂參三主持的共產國際執委會匯報了中國共產黨的近期工作，實際上是說明了王明已經一敗塗地的事實，建議大家接受毛澤東的野路子。季米特洛夫表示高度懷疑毛澤東的馬列主義成色，但信任周恩來同志在現場做出的判斷。周恩來是自己人，習慣用蘇聯的語言說話。毛澤東不是自己人，隨口引證東方歷史人物的說話方式就會刺激排異反應。最後，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做出了〈關於中共代表團報告的決議〉。季米特洛夫親手將文件交給周恩來，告訴他決議是史達林本人審定的。撇開黨八股，決議的政治意義就是共產國際承認了毛澤東的地位。毛澤東如果沒有留用周恩來，能不能過關是很成問題的。一九四零年二月，蘇聯派專機送周恩來、任弼時、岡野進（日本）和阿里阿罕（印尼）回東亞。飛機途經新疆和陝甘，沿路的國民黨人像接待欽差大臣一樣畢恭畢敬。頭腦清醒的內亞首領一直都懂得蘇聯才是他們真正的保護人，不亞於張景惠（1871-1959，奉軍老將，曾任滿洲國內閣總理）和滿洲土豪對待日本人。只有重慶的蔣介石生活在自己的夢想世界中，不斷犧牲自己為數不多的忠僕和朋友，以便維護東亞最高領袖的假象。委員長像許多缺乏實力的政治家一樣，越來越沉溺於道德感召力的自我陶醉。他甚至含情脈脈地告訴周恩來：「抗戰四年，現在是有利時機，勝利已有希望，我難道願意內戰嗎？願意弄坍臺嗎？現在八路、新四還不都是我的部下？我為什麼要自相殘殺？就是民國十六年，我們何嘗不覺得痛心？內戰時，一面在打，一面也很難過。」周恩來當場表示非常感動（他不是第一個這樣做的人），第二天就召集部下，籌備祕密活動委員會。

英、美加入對日統一戰線，蔣介石一度非常得意。周恩來的快樂不亞於他，而且依據更加充分。共產黨如果遭到國民黨的屠殺，一向很難指望史達林的同情。蘇聯的邏輯是：如果你失敗了，那就說明你錯了；如果你犯了錯誤，那就說明你有罪。主觀惡意作為犯罪要件的必不可少性，在馬列主義者看來純屬資產階級庸俗性和淺薄性的體現。他們作為唯一合格的社會科學家，只承認不以主觀意志為轉移的歷史必然性，也就是說你的不幸就是你的罪惡。同樣是資產階級專政，赤裸裸鎮壓的威權統治者明顯就比假惺惺民主的軟弱統治者更懂得科學。史達林尊重佛朗哥和張作霖，遠遠超過達拉第15和蔣介石。蔣介石放走了紅軍，未能贏得他任何感激；殺了新四軍（指一九四一年的皖南事件），反而讓史達林想起了目無政治紀律的游擊隊個人英雄主義者如何該死。史達林在難忘的一九一九年當政委，槍斃了不知道多少自以為是的紅軍將領，一輩子都引以為榮，現在又拿這話出來敲打興致勃勃的毛澤東。¹⁵

毛澤東明顯不瞭解蘇聯，天真地以為蔣介石這次造反一定會得罪史達林，興高采烈地制定了聯合日本人進攻重慶的偉大計劃，結果碰了一鼻子灰。這件事說明他對周恩來的信任和利用都非常有限，因為周恩來絕對不會向莫斯科提出這樣愚蠢的三國誌風格的方案。史達林刻薄地宣稱：槍斃游擊英雄是件好事¹⁶。這個頭銜在共產國際的宣傳體系中僅僅適用於毛澤東和朱德，從來沒有用在周恩來和劉少奇這種合格的列寧主義幹部頭上。史達林對蔣介石的評價明顯提高了，甚至體貼地提醒委員長殺人還不夠多¹⁷，為了消除層出不窮的背叛，應該學學他自己的榜樣。不過蔣介石明顯地暴露了自己沒有能力領會大元帥的深刻智慧，史達林的心血來潮很快就過去。

美國人反倒及時跳出來折磨蔣介石，要求他保護哪怕是反賊的人權，當然其中也少不了周恩來無所不在的煽風點火。周恩來依靠美國地下黨員的情報網，掌握的資訊比羅斯福和蔣介石都更多更快，因此能夠搶在國民黨人的前面，向英國大使卡爾和美國總統代表居里提供國民黨的黑材料，聲稱蔣介石的政策將會導致統一戰線的分裂，客觀上有利於日軍南進（周恩來致毛澤東並中共中央書記處的電報，一九四一年二月十六日）。英國政府接到卡爾的報告，就要求蔣介石不可讓日本人漁翁得利。居里隨後也開始威脅蔣介石：美國在國共糾紛未解決前，無法大量援華，中美間的經濟、財政等各問題不可能有任何進展（《新中華報》，一九四一年三月九日）。他臨走時還念念不忘推廣普世價值：「中國應有自下而上的徹底的民主」（《新中華報》，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日），教會了周恩來和《新華日報》以後應該怎樣做宣傳。宋子文「甚以此為慮」，加大了保護進步人士的力度。王世傑驚恐之餘，嚴令國軍不得妄發一彈。於是八路軍和新四軍在此期間，有條不紊地消滅了國民黨山東、河北、江蘇省政府，收編了國民黨在敵後的大部分軍隊和游擊隊，結束了韓德勤¹⁸和沈鴻烈¹⁹對津浦鐵路的長期騷擾。

滿鐵在華北的戰時經濟建設碩果纍纍，周恩來和潘漢年功不可沒。日本人在此期間，公開採取了偏袒共產黨的政策。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日，陸相東條英機發表講演：蔣政權內部打架，固然不能抗戰，但日本決不能依賴國共糾紛，而是要依賴自己的力量來解決中國事件。此外，蔣介石想把八路軍、新四軍壓往黃河以北，這也不符合日本政府的願望。東條說：華北是日本人的根據地，蔣介石要驅逐華中共產黨去華北，是想損害日本利益。日本人說到做到，在二月初發動了針對華北華中國民黨軍隊的攻勢。國民黨在長江以北的殘餘勢力全線崩潰，八路軍及時收編了大部分潰兵和散槍。

統戰工作首先是技術問題，要盡可能提高資產階級的反顛覆成本，用合法機構掩蓋地下工作。資產階級法律出於虛偽的形式主義，即使掌握了非法活動的確鑿證據，也只能針對個別情報人員提出起訴，很難拔除保護地下活動的培養基和白手套，因此在勞民傷財以後，總還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周恩來三令五申，要講究公開和祕密、地上和地下活動既配合、又分離的原則。紅岩辦事處是合法機關，南方局則是祕密的。高級領導一般有合法的身分，普通地下黨員則並非如此。兩者如果沒有緊急情況和特殊許可，一般不得相互接觸。工作範圍同樣謹守階級原則：領導統戰要人，地下黨統戰群眾。例如郭沫若和章乃器²⁰的真實身分，就只有周恩來知道。不同層次的工作人員不得橫向和逆向交流，只有縱向和單向的指令管道。地下黨同南方局的聯繫，主要通過兩種方式：一是由省委或特委的負責人親自到紅岩去匯報工作並接受指示，少則一年一次，多則一年三、四次；二是由南方局派交通員送去指示或接受報告，一些簡單的事情就由交通員轉達。工作人員和群眾之間，構成圓心和多層同心圓外圍的結構。內層群眾政治覺悟成熟以後，就可以加入組織，一面接受上級的單線指令，一面以自己為中心發展新的外圈群眾同心圓。

這種活動模式非常接近細菌在培養基上的擴散：感染核心是明確和穩定的，感染邊緣是模糊和擴展的。例如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周恩來電告中共中央青委：南方局青年組現有非常關係一百五十人（其中包括大中學生和文化、教育、軍事、政府、經濟等機關的青年），已經建立了四個「據點」。每個「據點」由幾個定期聚會的同情者組成，一面學習馬列主義經典政治文獻和重要時事新聞，一面為組織承擔免費的調查與通訊工作。組織也會暗中幫助這些外圍群眾和發展對象，為他們解決工作、家庭、婚戀之類的實際問題。例如重慶著名交際花胡繡楓，她和丈夫重慶社會局局長李劍華都是公開的國民黨員和祕密的地下黨員，一九三九年，毛澤東和周恩來指示潘漢年操縱汪兆銘政權的情報首腦李士群。李士群也是周恩來和李克農的舊部，在上海情報界擁有豐富的經驗和廣泛的人脈。李士群要求組織把胡繡楓分配給他，這事本身並不過分。贛南蘇區為李德尋找配得上日爾曼人身高和生殖器長度的女人，周恩來為理查．佐爾格安排專職情婦，都是例行公事，很可能以著名的「一杯水主義」收場。鄧小平的妻子卓琳最初也是同樣的身分，最後弄假成真頗有偶然性。投奔延安的文藝女青年經常遭到這樣的待遇，黃克功案件只是說明出身反動家庭的女人不太好改造而已。胡繡楓的問題在於：她和周恩來本人有染，而且分享了周恩來日常暴露的某些祕密。周恩來少不了她，也不敢把她交給雙重間諜李士群。胡繡楓為了不讓周恩來為難，建議姐妹易嫁。這就是關露事件的真正起因，關露的真實身分就是胡繡楓的妹妹胡楣。關露的生平跟江青非常相似，也是一九三零年代進步文藝界的積極分子，為黨組織當過外圍情報員。胡繡楓心機縝密，做事不留痕跡。她似乎偶然而正常地致信李士群，為關露謀職業。李士群約見關露，立刻不能自已。關露從此打進了李士群的臥室，為周恩來做祕密工作，最後跟潘漢年和李之龍一樣，被周恩來出賣²¹。

周恩來特別強調知識分子的重要性，但他所謂的「我們要尊師重道」體現的是老共產黨員和老特務（如果這兩者還能有什麼區別的話）的寶貴經驗：「在教育界自中學教員以致大學教職員必須（有）特殊的組織。」「根據經驗，即使是中學教員（也）能起很大的作用，因為他可以影響很多學生。儘管是啟蒙工作，但將來的作用非常之大。」（周恩來致劉曉並告康生的電報，一九四一年八月三十日）組織控制的知識分子有這麼重大的作用，組織沒有控制的知識分子當然也會有同樣巨大的危害。後者顯然必須消滅，不過這事需要由未來的解放軍和軍管會來執行。

隨著日本的投降，戰後安排的矛盾日益尖銳。原則問題可以含混，具體問題就無法妥協。周恩來向蔣介石提出的條件，包括了以下幾項致命的內容：山西、山東、河北、熱河、察哈爾五省主席及委員由中共推薦；綏遠、河南、安徽、江蘇、湖北、廣東六省由中共推薦副主席；北平、天津、青島、上海四直轄市由中共推薦副市長；中共參加東北行政組織；國民政府設北平行營及北平政治委員會，由中共推薦人員分任；中共參加軍事委員會及其所屬各部工作。蔣介石以政令統一為和平談判的基本目的，讓談判代表張治中回答說：「中共軍隊悉數撤退至黃河以北，而據有黃河以北之地區，豈非分疆而治，欲三分天下有其一？中共方面如有何人堪任省主席，何人堪任廳長、委員，儘量開列名單，請中央量才任用，切不可指定何省應劃歸中共，推薦何人任主席、廳長、委員。兄等所提華北四省主席應由中共推薦，省政由中共主持，此何異乎割據地盤？」（《張治中回憶錄》）周恩來自己的解釋是：「我們把談判作為教育人民的工作。……因為對方不願解決問題，我們就告訴人民是他不願解決，用以教育人民。」（《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談判破裂後，周恩來繼續主持情報工作。國民黨要害部門的幾大鼴鼠熊向暉、謝和賡、閻又文，都是周恩來的舊部。蘇聯專家指導社會部的改組和公安部的建立，離不開周恩來的巧妙安排。他知道毛澤東猜忌心重，表面上放棄了繼續把持情報機構的企圖，甚至以無情犧牲舊部的方式，配合毛澤東過河拆橋的清算活動，但蘇聯、香港和海外統戰管道的經營，畢竟非他莫屬。即使在毛澤東和赫魯雪夫交惡以後，香港地下黨仍然是周恩來的禁臠。紅色中國的貿易生命線和東南亞的革命輸出，都在周恩來等掌控之中。周恩來操縱反共老手李濟深私奔大連、北平，成立反蔣親共的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將統戰工作推向歷史最高峰，但白區黨（共產國際傳統繼承者）和紅區黨（梁山傳統繼承人）的衝突越演越烈，以一九六七年的暴動為高潮，有效地破壞了周恩來的許多部署，實際上是毛澤東—蘇聯鬥爭在黨內和東亞的投影，從背後破壞了蘇聯挑戰最後和最好的機會。

周恩來和他的朋友們完全有理由認為，毛澤東對美國的貢獻遠遠超過蔣介石，只有蔣介石對蘇聯的貢獻才能相比，但他既然不敢在北京向莫斯科挑戰的當時採取行動，以後就更無法擺脫毛澤東的綁架了。黨是周恩來的母親和家園，卻只是毛澤東的坐騎和工具。毛澤東可以利用黨來綁架周恩來，反過來卻不行，正如真正的母親不敢要求所羅門將嬰兒一分為二，冒牌的母親卻可以。毛澤東之所以容忍周恩來，就是因為他看透了周恩來。他只要將黨綁架到無法回頭的地步，黨就不可能否定他。一九五八年的挑戰是為了在他生前斷絕周恩來和蘇聯系人馬的退路，一九七二年的外交革命是為了在他死後斷絕周恩來繼承人和蘇聯系人馬的退路。周恩來之所以隱忍毛澤東，也是因為他看透了毛澤東。毛澤東沒有別的坐騎和工具，也不是那種能夠自己培養班底的人。只要黨的組織機器始終存在，毛澤東任用的三教九流浪人終歸只是過眼雲煙。

這種既控制又利用的微妙關係，一直持續到兩人生命的盡頭，既考驗了毛澤東觀察性格和玩弄權術的水準，又暴露了他權力基礎和組織力量的薄弱。他只能耐心地等待周恩來去世，儘管所有的跡象都表明他的耐心越來越小。周恩來知道自己的繼承人必然會在自己身後戰勝毛澤東的繼承人，但陰柔的性格使他極其恐懼直接攤牌的時刻。最後，兩人都如願以償。毛澤東通過他的路徑鎖定，綁架了黨；然而黨雖然在背叛蘇聯的路徑上無法回頭，卻不再屬於他的繼承人。周恩來通過他的繼承人復辟，奪回了黨；然而黨雖然落到了共產國際的繼承人手中，卻再也無法返回共產國際的路徑。

1錢能訓（1869-1924），浙江嘉興人，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進士，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任國務總理。他是周恩來三伯父周濟渠的第二任妻子錢馥蘭的哥哥。周恩來六歲時，錢能訓曾多次去周家做客，幾次輔導周恩來的書法。一九零九年，淮河發大水，衙門裁員，周濟渠去東北投奔時任奉天右參贊的錢能訓。錢能訓安排他到鐵嶺任稅捐局主事，兼管鐵嶺的礦務。同年秋，周濟渠奉命去湖北賑災，時在東北奉天的周貽賡委託他順道回淮安老家，把十二歲的周恩來和時在武漢的周恩來父親周貽能一起帶到東北。周貽賡也是利用周濟渠與錢能訓的姻親關係在東北謀到差事，當時已在奉天度支司任司書（相當於今天的財政科會計）。

2這篇文章當時就獲得了模範作文獎，收入著名教輔書《學校國文成績》（上海進步書局）和《中學生國文成績精華》（上海大東書局）。

3李石曾（1881-1973），清末重臣李鴻藻之子，國民黨元老，最早留學法國。

4馬蘇德是阿富汗的塔吉克名門望族，一九七九年蘇聯發動阿富汗戰爭。馬蘇德率領游擊隊展開抵抗運動，一九九二年阿富汗戰爭結束，內戰爆發。在南部塔利班勢力的步步緊逼下，馬蘇德游擊隊在一九九六年被趕出首都喀布爾。二零零一年，死於蓋達組織的自殺性爆炸。

5一位參加過五卅罷工的老工人回憶說：「在四個月的罷工中，我們得了不少罷工補貼。我們想：『不上班也能拿錢，真是大好事！』」（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人運動檔案）省港大罷工期間，「一個工會一成立，立即派檢查小組或者宣傳小組進行爭取會員的工作。搞宣傳的人所帶的不是宣傳品，而是各拿一根又粗又長的木棍，如有工人不願意加入工會，他必將受到木棍的棒打，因為工人們加入工會之後，他們一方面可以獲得工人的進會費和每月的公費，另一方面又可得到工廠主所給的公共福利費。」（〈廣州工會運動的報告〉，見《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匯集》）

6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上午十一時，示威隊伍按照香港罷工工人、廣州市工人、市郊農民、青年學生、黃埔軍校學生、粵軍警衛軍、黨軍第一旅教導團的順序從東校場出發。黃埔軍校第三期入伍生八百多人、黨軍第一團第三營、第二團第二連、第四連、第七連共約兩千人參加。第一排槍響的時候，周恩來走在黃埔軍校學生軍的最前面，與他並肩的一左一右兩人當場被打死。周恩來則迅速匍匐在地，並快速轉入小巷，到後街隱蔽。

7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四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決定派中央委員、蘇聯紅軍政治部主任布勃諾夫（來華時化名伊萬諾夫斯基）為首的使團來華，讓他們弄清中國的局勢並報告政治局；同加拉罕一起就地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這些措施不需要政治局批准；整頓派往中國的軍事工作人員的工作。三月，布勃諾夫使團一行抵達廣州。中山艦事件發生後，布勃諾夫為了維護史達林的中國政策，對蔣介石採取讓步措施，撤掉了不受蔣介石歡迎的蘇聯駐廣州軍事顧問團團長季山嘉、副團長羅加喬夫和拉茲貢的職務。本來指望布勃諾夫會打擊蔣介石的汪精衛大為失望，賭氣稱病。而蔣介石拜訪了布勃諾夫，表示革命更應時時進取，不宜採取保守態度，非速定北伐大計不可。

8李之龍（1897-1928），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加入中共。一九二四年四月考入黃埔一期，十一月畢業，留在黃埔軍校政治部工作。一九二五年十月被廣州國民政府任命為海軍局政治部主任， 一九二六年三月代攝局務，並兼中山艦艦長，軍銜晉升為海軍中將。中山艦事件後失去職務，宣佈脫離共黨。一九二八年被殺。一九五一年，李之龍遺孀陳正明、兒子李光慈向武漢市人民政府提出申請，要求追認李之龍為烈士。一九五二年九月四日，中南民政局復函武漢市民政局，內稱：關於李之龍是否可稱烈士一案，經周總理、董必武副總理函電證明，及吳德峰同志口頭證明：李之龍於被捕後曾登報申明悔過脫離我黨，出獄後復參加反動集團，在廣州槍斃，為其內部矛盾所致。故不能予以烈士稱號，其家屬亦不能予以烈屬待遇。

9維金斯基（1893-1953），化名吳庭康，共產國際派往中國的第一位正式代表，一九二零年秋被共產國際遠東局派往中國，會見了孫文、陳獨秀等人，組織建黨。他先後六次來華。四一二政變之後，被認定在工作中犯了重大錯誤，調回蘇聯。

10王一知（1901-1991），原是中共成立時東京小組施存統的夫人，後來與張太雷同居。張死於廣州暴動，王一知長期受周恩來的特別照顧。張國燾夫人楊子烈親眼見到鄧穎超打過周的耳光，王一知也受到侮辱。

11周恩來在上海時，還有一位神祕女友叫張文秋，又名張一萍，她是專職性「住家主婦」的女同志。周恩來這樣重要的領導人，當年在上海的住家不止一處，張文秋就是其中一個住家主婦。後來張文秋被共產國際情報組在上海的代表佐爾格看中，周恩來就把張文秋派給了佐爾格，佐爾格又把張文秋讓給另一個德籍助手（中文名吳照高）。她的名字出現在共產國際的專職情婦薪水冊上。專職情婦在遠東局的地位類似孫二娘在梁山的地位，只是除了開店賣包子和發送情報以外，還要負責給她招待的情報人員提供臨時女管家服務和臨時情婦服務。

12米夫（1901-1939），一九二八年作為共產國際代表參加中共六大。一九三零年至上海任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團團長。次年將王明等人安排進中共中央政治局，同年回國。一九三九年死於大清洗。

13一九三五年共產國際七大期間，史達林開始預見到納粹是蘇聯面臨的現實威脅，試圖在民主國家中尋找盟友。據南斯拉夫駐共產國際代表米洛凡．吉拉斯的回憶，史達林解散共產國際的想法首先是在「巴爾幹國家正在與蘇聯聯合起來」的時候：我們不應當「害怕」英國，為了不讓他們覺察到南斯拉夫正在發生一場革命或者正在被共產黨人努力控制，我們應當避免任何打草驚蛇的舉動。史達林後來教導毛澤東學習「人民民主」。毛澤東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給史達林的電報中說：「在中國革命的最後勝利階段，按照蘇聯和南斯拉夫的例子，除了共產黨之外，所有政黨都應當離開政治舞臺，這將極大地加強中國革命。」史達林在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日的電報中說：「我們認為，代表中國人民中的中間階層、並反對國民黨集團的各種反對黨將要繼續存在很長一段時間。為了反對中國的反動力量和帝國主義力量，中共將不得不加入到他們中間以尋求合作，但要對他們進行控制。……（這）意味著現在不實行對所有土地進行公有化、廢除土地私有權、沒收所有從小到大的工商資本家的財產、沒收不僅屬於大土地所有者而且也屬於雇工的中小所有者的土地。這些改革只能留待以後。」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六日毛在給史達林的電報中坦承了「左傾傾向」的錯誤，並告訴史達林，這些傾向「已經被徹底地改正了」。

14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五日，王明、周恩來、博古聯名在《新華日報》發表〈我們對於保衛武漢與第三期抗戰問題的意見〉，號召發揚西班牙人民保衛馬德里的精神保衛大武漢。

15達拉第（1884-1970），激進社會黨人，一九三三至一九四零年間三度出任法國總理。一九三八年他代表法國簽署把捷克斯洛伐克奉送給希特勒的《慕尼黑協定》，毀棄了法、蘇互助條約。一九三九年初承認佛朗哥政權。

16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變發生後，毛澤東計劃「在政治上軍事上迅疾準備全面大舉反攻」，要周恩來告訴駐重慶的蘇聯大使和蘇聯軍事總顧問，停止接濟蔣介石，「公開援助我們。」甚至發出電報，特別要求「呈交史達林同志，使他能夠估量中國形勢，考慮能否給我們具體的軍事援助」。一月二十一日，史達林在列寧忌辰紀念儀式上的談話中提到新四軍軍長葉挺，稱葉是「一個不守紀律的打游擊的」，「查查看事變是不是他挑起的。我們也有些打游擊的，人是好人，但我們不得不把他們槍斃掉，就是因為他們不守紀律。」二月六日，季米特洛夫秉承旨意給毛發出措辭嚴厲的電報：「我們認為同蔣介石分裂並不是不可避免的。您不應當堅持分裂的分針。請您清楚地考慮局勢，重新研究您現在的立場，並通知我們您的意見和建議。」

17據古屋奎二《蔣總統祕錄》，史達林曾對中國駐蘇大使楊傑說，希望他轉告蔣委員長，如要消除人民對中國政府的不忠行為，應槍殺四百五十萬人。所謂四百五十萬，似為當時估計的全中國人口的百分之一。

18韓德勤（1892-1988），魯蘇戰區副總司令，一九四三年二月與掃蕩的日軍周旋月餘，三月十八日在與新四軍三師副師長張愛萍聯繫後，獲准進入新四軍四師根據地暫避日軍，卻為新四軍攻擊俘獲，後被釋放。

19沈鴻烈（1882-1969），山東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指責八路軍「破壞行政系統」、「游而不擊」，遭到持續打擊，一九四一年被調往重慶。

20章乃器（1887-1977），著名「愛國民主人士」。經常幫地下黨轉移活動經費，祕密聯絡人員。

21關露（1907-1982），原名胡壽楣，又名胡楣，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共，同時加入「左聯」。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以《女聲》月刊編輯身分作掩護，收集日、汪機密情報，並積極組織策反，被國民黨列入漢奸名單；一九四九年後又因漢奸罪名兩度入獄，直到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三日獲得平反。不久自殺。她的第三個戀人是中共建國後的外交高幹王炳南。兩人相識於抗戰前夕，一九四六年兩人再度相逢後，很快就到了談婚論嫁的程度。當時王炳南為國、共談判中共代表團成員（周恩來為團長），可常乘軍調處飛機來往南京與蘇北中共根據地。一次王炳南欲乘飛機去看關露之前，按中共的黨組織原則向周恩來夫婦匯報了與關露的戀情。鄧穎超趕到機場將王炳南留了下來。鄧說：「恩來和我反覆研究，認為關露是個好同志，但由於她的這段特殊經歷，在社會上已經造成不好的名聲，群眾以為關露是文化漢奸，而你又是長期搞外事工作的，群眾都知道你是共產黨。如果你們兩個人結合，將會在社會上產生不好的影響。」於是王炳南向關露寫了絕交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