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製造幻覺的憲法專家

──蔣介石

張君勱（1887-1969，江蘇寶山人）出身寶山儒醫家庭，十六歲應寶山鄉試中秀才，次年轉到江南高等學堂。一九零六年，他留學日本，在早稻田大學研究政治經濟學，結識了梁啟超和張東蓀¹。他在梁啟超的《新民叢報》上發表了〈約翰．穆勒議院政治論〉和〈論今後民黨之進行〉，奠定了他在立憲派圈內的最初聲譽。立憲派和革命派正在爭奪東京留學生的支持，文鬥、武鬥兼而有之。研究與實行之間的距離不可思議地縮短了，超過了當事人自己的期望。由於康梁和慈禧太后的私仇，保皇黨在國內無法公開活動。梁啟超機智地想到一個好主意；敏感人物隱身幕後，徒子徒孫前臺活動。張君勱身為立憲派第二代選手，自然當仁不讓。一九零七年，政聞社²在東京錦輝館成立。張君勱以發起人身分致辭，張繼和大批同盟會員趕來砸場。革命黨人大罵「馬鹿」，立憲派紛紛落荒而逃。這場武鬥似乎預示了今後幾十年的歷史進程，勝利很少屬於缺乏戰鬥意志的一方。政聞社的路徑是依靠肅親王和各省士紳的支持，發動召開國會的請願活動。同盟會的路徑是依靠黑龍會和幫會豪傑的支持，發動排滿革命。朝廷對兩者都不能容忍，實際上等於偏袒後者。因為請願的成功依賴於雙方的同意，革命只需要單方面的決心。

一九零九年，東京立憲派成立了諮議局事務調查會。調查會的宗旨是配合各省士紳的籌備會議，向朝廷施加輿論壓力，爭奪新政的路徑主導權。朝廷所謂的立憲，其實是滿漢勳臣子弟企圖收回湘淮軍士大夫篡奪的權力。九年立憲計劃的關鍵不在於太快還是太慢，而在於這份路線圖是根據親貴培訓計劃量身訂製。李鴻章和袁世凱的集團能夠架空朝廷，關鍵在於他們掌握了「與國際接軌」的要害管道。僧王和端王之所以失敗，關鍵在於他們陷入了自我封閉的小圈子。長此以往，大清勢必落到冬蟲夏草的下場³。

朝廷經庚子之變，痛定思痛，勵精圖治，已非昔日的封閉狹隘。親貴立憲派決心逆轉保守＝八旗和革新＝漢官的格局，自己承擔「與國際接軌」的重任，使後者無牌可打。皇族組閣，八旗組成禁衛軍，滿洲子弟留洋學習政治，漢軍子弟留洋學習軍事，都需要時間。等到他們學成回國，徐世昌、段祺瑞之流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袁世凱倒臺只是第一步，吳祿貞、藍天蔚之流只是過渡性質，代幼主看守門戶而已，最後一步必然會將乾隆爺的美好時代和威廉皇帝的美好未來結合在一起，將喪失利用價值的之前的團結對象扔進歷史垃圾堆。

文人或許會被立憲的革新標籤糊弄過去，但湘淮各省實力集團卻不是白痴。清末的分離主義興起，不可能沒有他們的默許。朝廷如果做得過分，這種隱含的威脅就會變成現實。上海《時報》發表的〈論滿洲當為立憲獨立國〉直接針對宮廷集權的立憲新政，提出各省分立的立憲新政，實際意義就是搶奪立憲這面似乎頗有吸引力的大旗。梁啟超趕緊宣佈支持聯邦制，正如孫文重申支持美國的合眾政府。梁啟超和孫文的門徒隨即跟進，歐榘甲⁴與楊守仁⁵規劃了廣東和湖南的「獨立自治」方案。張君勱是諮議局事務調查會的靈魂，在報告書中闡述了朝廷的所有反對者所能達成的最大公約數：以現有的地方士紳為選民團，首先籌辦各省立憲；在新軍新政的幹部培訓完畢以前，由各省諮議局產生議院。這是一個「絕地大反攻」的方案，能夠同時滿足北洋舊人和張園名流的欲望，只有載澤⁶、蔭昌⁷的滿洲親貴集團滿盤皆輸。後來的歷史大體從這條路徑展開，儘管從純粹技術角度講，梁啟超和孫文門徒的西學和新學，在親貴立憲派專家面前只能算半路出家的速成班。張君勱是優秀的政治精算師，卻沒有多少宣傳鼓動家的才能，在這一階段已經流露出來，到晚年也沒有改變多少。

一九一零年，張君勱回國，以法政科進士的資格入翰林院，應驗了「愧無齒錄稱前輩，幸有牙科步後塵」的諷刺⁸。袁世凱復出，迅速置親貴於死地。立憲派在一九零九年籌劃的最低綱領，至此已經實現。這時，張君勱的策士天賦再次發揮出來，他建議梁啟超拋棄君主制，借助袁世凱壓制老對手革命黨。梁啟超欣然同意。民主黨和後來的進步黨秉承了這項基本政策。張君勱奔走京滬之間，為梁啟超前驅。梁啟超回國後，為了培養本黨下一代的骨幹，以憲法新聞社名義，安排他赴歐洲遊學。不久，他在柏林大學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他在歐洲期間，國內經歷了洪憲帝制和法統重光。他回國後，首先在上海編輯《時事新報》。梁啟超在北京組織憲法研究會，大體上續接了舊進步黨的衣缽。張君勱北上協助，參加了鼓吹對德宣戰和反對張勳復辟的活動。新國會（安福國會）成立後，研究型官員逐步淡出政壇。此後，他在北京大學任教。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他和梁啟超再度遊歷歐洲。在此期間，他和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密切交往。他後來關於國家社會黨⁹的理論，大體是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流行思潮的回音。他近距離觀摩威瑪制憲的進程，歎為觀止，即使在威瑪共和國滅亡以後仍然不改。這部威瑪憲法非常符合知識分子的口味，吸收了各種最先進的理論，將聯邦制、福利制、比例代表制、人民複決權、總統裁斷權融為一體，從理論上講應該像瑞士一樣民主、像美國一樣自由、像法國一樣集權，結果卻變成了相互矛盾的大雜燴。張君勱從中學到的理論創新大致有三方面。其一，總統緊急權力可以用來遷就中國的強人政治和集權需要。其二，福利主義可以納入漸進改良派的憲法理論。其三，聯邦主義可以用來替換中國的地方主義和軍事割據。他的後半生都用在這三件事上面了。威瑪以前的張君勱基本上是梁啟超的傳聲筒，此後的張君勱進入了梁啟超和所有十九世紀人物都不能理解的新層次。如果梁啟超活得更久一些，很難想像他們的關係會發展成怎樣，不過這種情況沒有發生。梁啟超去世時，舊式的自由主義和國家主義已經喪失了意義。梁啟超懷著對社會主義和黨治集權的刻骨仇恨，離開了人世。張君勱成立國家社會黨，本身就是迎合二十世紀新潮的舉動。

國民黨沒有忘記袁世凱和段祺瑞時代的宿怨，對梁系人馬非常苛刻，解散了他們的《時事新報》和《新路》雜誌。張君勱在此期間的文章往往被人解釋成自由主義，但這些只能說是非常浮泛的權利訴求，適用於所有沒有掌權的社會主義者和國家主義者。《國家社會黨宣言》的基本精神是推動經濟的社會化和教育的國家化，除了人事派系的糾葛以外，在大方向上非常符合國民黨的傾向¹⁰。張君勱在政聞社時代就沒有君統的概念。他願意接受朝廷，僅僅因為朝廷的事實權力。如果事實權力不復存在，他對朝廷就沒有絲毫留戀。而遺老遺少相信正統性具有神祕的力量，不能視為理性計算的對象。凡是能夠站得住腳的立憲君主制，都離不開君統的神祕信念。張君勱在國家社會黨時代，同樣沒有法統的概念。在他看來，任何事實權力都能構成行憲的基礎，袁世凱、曹錕和蔣介石沒有什麼區別。堅持維護一九二三年憲法的吳佩孚和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自稱「中華民國遺民」的章太炎不可能如此理性，但也講不出什麼道理。

張君勱的態度比較接近威瑪的教授和今天的法蘭西斯．福山，但他的運氣比後者壞得多。福山雖然討厭憲法的半宗教性，實際上卻是依靠和消費這種力量為生的。張君勱面臨的社會比他還要理性和現實，早就將任何制度視同廢紙了，因此他連可以消費的對象都沒有。他自己意識不到這一點，總是以為歐洲的新理論可以解決眼前的問題，忘記了能夠管用的憲法都建立在古老和神祕的傳統之上。他討厭的日本天皇像磐石般穩固，他崇拜的威瑪共和國卻像流沙般易逝。凡人的權力和企圖赤裸裸地暴露在同儕面前，是不可能喚起敬畏之心的。他以為中國人不夠聰明，需要他的知識；其實中國人的問題是聰明得過了頭，知識已經不起作用了。極度愚昧的人和極度聰明的人都是只服從赤裸暴力的，前者是因為什麼都不懂，後者是因為什麼都不信。

張君勱在後半生的實際角色更接近政治掮客，用他的憲法理論包裝非常短期的政治交易。他大概希望這些交易條件多多少少能夠形成習慣，弄假成真。後人對他不吝讚美，大概也是希望零成本中大獎。兩者的合力造成了普遍的幻覺，以為國民參政會¹¹、政協會議¹²和一九四六年憲法¹³是失去機會的原因。如果當事人都是認死理的鄉愚，這種可能性倒是不能排除，不過這種情況根本不存在。張君勱的策略實際上是指望說服這些權術家，文本條款不會妨礙他們做一直都在做的事情，因此犯不著認真反對。蔣介石的讓步實際上意味著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用不著為這些形式主義浪費太多時間，反正以後總有辦法擱置。毛澤東的支持實際上意味著他相信位於明處的蔣介石不容易逃避約束，而躲在暗處的自己不難賴賬。其實，三個人都實現了自己的目標。張君勱的晚年在印度和美國的大學裡度過，失去了政治掮客的地位，因為他和他的黨參加了國民大會選舉，就等於選邊站了¹⁴。如果他的憲法當真付諸實施，中國的情況確實會比較接近印度：經濟上模仿社會主義，政治上模仿議會制度。國家社會黨擴大合併為民主社會黨以後，隨著國大遷往臺灣，失去了原有的土壤，自然而然地泡沫化了。他本人作為符號或指標的作用，比真實的作用大得多。只要國本鬥爭浮出水面，他這個符號就會吸引大量的期望或誤會。

1張東蓀（1886-1973），曾為進步黨、憲法研究會骨幹，基爾特社會主義者。曾受維經斯基邀請參加組黨，但退出。在科玄論戰中支持張君勱，後一道發起成立國家社會黨。抗戰後期向中共靠攏，最終與張君勱分道揚鑣。一九五一年捲入「美國特務案」，死於秦城監獄。

2一九零七年十月十七日，由梁啟超、蔣智由、徐佛蘇等人在日本發起成立，以配合清政府「預備立憲」。梁啟超等提出「實行國會制度，建立責任政府」等四大政綱，並創辦刊物《政論》，主張君主立憲。政聞社採取維護滿清統治的立場，故遭到革命黨人反對。

3冬蟲夏草是被真菌從內部侵占的動物，相當於和平演變的意思。士大夫從內部架空大清，一直是滿洲蒙古貴族的憂慮所在。

4歐榘甲（1870-1911），廣東歸善人，康有為門生，一九零二年著《新廣東》，主張廣東獨立。

5楊守仁（1872-1911），湖南長沙人，受《新廣東》影響撰寫《新湖南》，主張湖南獨立。

6載澤（1868-1929），滿洲正黃旗人，出洋考察五大臣中最年輕的一個人，歷任度支部尚書、籌辦海軍事務大臣、纂擬憲法大臣，宗社黨要人。

7蔭昌（1859-1928），滿洲正白旗人，清末陸軍大臣，武昌首義後率軍南下鎮壓起義軍，北洋軍不聽指揮，清廷只得起用袁世凱。

8《國聞備乘》卷二：「王闓運晚年被薦，特旨授檢討，已七十餘矣，時科舉早廢，遊學生返國試高等，有牙科進士亦同時授館職，王闓運因撰聯自嘲云：『愧無齒錄稱前輩，幸有牙科步後塵。』」

9一九三二年，張君勱組織中國國家社會黨（民社黨前身），一九四六年，中國國家社會黨及中國民主憲政黨於上海市合併，變成民主社會黨，簡稱民社黨。張君勱創國家社會黨，是受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NSDAP）之影響。NSDAP通稱納粹黨，由希特勒領導，在德國議會大選中獲勝，納粹黨執政後，威瑪共和時代結束，德國進入希特勒獨裁時代，俗稱納粹德國或者第三帝國。

10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日《再生》雜誌上發表的〈我們所要說的話〉是國家社會黨的綱領性文獻。史學界一般認為此文是由張君勱、張東蓀和胡石青三人共草。文章既反對師從蘇俄共產主義的共產黨，也反對效仿德、義法西斯主義的國民黨，提出九十八條綱領，包括「修正的民主政治」、「國家社會主義的經濟」、「有計劃的教育」等。

11一九三七年八月，張君勱與毛澤東、胡適、梁漱溟等十六人被國民政府聘請為國防參議會首批參議員。一九三八年四月，他代表國家社會黨與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和副總裁汪精衛交換文件，表示擁護國民黨抗戰。從此，國家社會黨乃由祕密組織而公開活動。不久，「國防參議會」改組為「國民參政會」，他又被選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12一九四六年初，張君勱作為民盟的九位代表之一，出席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舊政協）。對於今後中國應採取什麼樣的憲法，國民黨主張採取孫中山的五權憲法，民盟、共產黨和青年黨則傾向於英美式憲法，「以期打破國民黨壟斷政權之局」。張君勱提出以五權憲法之名行英美式憲法之實的方案，即把國民大會從有形改為無形，公民投票運用四權就是國民大會，不必另設國民大會；同時，以立法院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行政院只對立法院負責，而不對總統負責，立法院有權對行政院投不信任票，行政院有解散立法院、重新進行大選之權；限制總統權力，使他僅僅成為一個名義上的國家元首，而不負實際政治責任。張君勱提出的這套方案得到在野各黨派支持，並在此基礎上擬定了憲法草案修改的十二條原則。

13政協會議閉幕後，張君勱根據十二條原則，草擬了一部《中華民國憲法》。這部憲法草案經國民黨方面修改後，在一九四六年底國民黨的制憲國大上通過。

14民盟聲稱：國民黨不全面履行政協決議，不停止內戰，民盟就不參加國民黨單方面決定召開的制憲國大會議，不談改組政府。一九四六年底，張君勱率領的民主社會黨（國家社會黨與中國憲政黨合併而成）參加了國民黨召開的制憲國大會議（他本人沒有參加），不久又同意民主社會黨參加改組後的政府，民盟因此令其退盟。一九四八年底，他被共產黨宣佈為最後一名「頭等戰犯」，遭到通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