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老列寧主義者

──鄧小平

鄧小平（1904-1997）出身於巴蜀士紳家庭，家裡擁有四十多畝良田，收取佃農的租金。當時，佃農租種的份地多在兩到五畝之間。鄧小平的父親鄧文明是清末第一批法政學堂的畢業生，也是廣安當地的袍哥大老（掌旗大爺）。「文明」這個名字是他自己取的，意在彰顯他的新黨色彩。保路軍興，他在本縣積極回應。蜀軍政府宣佈獨立後，他為本縣編練民兵。他在袍哥和黨人的派系鬥爭當中失敗後，又辦起了絲廠，無論在政治、經濟、社會、家庭出身、個人歷史任何一方面，他都屬於共產黨定義的階級敵人。

鄧文明好賭好色，以此敗家。他因為輸錢，不得不出賣產業，沒有像當時大多數新派士紳一樣，讓鄧小平接受高等教育。他因為好色，娶了比兒子大不了幾歲的小妾，促成了家庭內部的不倫之戀，弄得鄧小平不得不背井離鄉¹。鄧小平在法國並不安分守己，把大部分時間用在激進的政治活動上。勤工儉學的主辦單位說他不肯幹活，不宜雇傭。他加入了周恩來領導的支部，也不把這些萬惡的資本家放在眼裡。他們一度相信法國的十月革命很快就會爆發，在巴黎和里昂大搞顛覆活動，結果被法國警方驅逐出境。

共產國際讚賞鄧小平的革命精神，送他進莫斯科孫文大學進修，跟蔣經國同一個班。北伐期間，他為馮玉祥培養軍官。清黨以後，他奉命發動廣西的兵變²。兵變一敗塗地，鄧小平倉皇逃回上海。前委書記陳豪人指責他臨陣脫逃，他不得不寫檢討（〈七軍前委報告〉）。隨後，他在瑞金當了幾年縣委書記。此後，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跟到走」（隨波逐流）。國民黨收編紅軍以後，他做了劉伯承的政委。一九三九年，組織為他安排了主婦³。

卓琳是雲南宣威火腿廠老闆的大小姐，在紅軍過境時跟父親的火腿一起被繳獲。紅軍把多餘的火腿分給沿途的窮人，把多餘的女人帶到了瓦窯堡（陝西），經過適當的改造，在延安分給了長期饑渴的老幹部，開始了激情燃燒的歲月。卓琳的父親及時逃走，結果沒有得到先進思想的教育，繼續在白區「剝削勞動人民」，並最後在土改當中死於革命群眾的專政。卓琳已經脫胎換骨，自然不會理睬沒落階級的殘餘，此後一直陪伴鄧小平，發揮了女主人不可替代的功能。布爾什維克解決個人問題的方式，確實是資產階級無法理解的（傅高義：《鄧小平時代》第一章〈革命者、建設者、改革者，1904—1969〉，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劉鄧大軍在抗戰期間避居太行山區，迅速成長到數十萬眾。日本人走後，他們投入打倒蔣介石的戰爭。鄧小平率軍打回自己的老家，將當地的士紳和知識分子屠殺殆盡。如果沒有這些人的柔性規訓，他本來可以舒舒服服地留在家裡享福的。大樹一倒，割草就容易了。一九五零年一月，鄧小平向巴蜀各地派出二百萬徵糧工作隊。但隨即便發生了大規模的「土匪叛亂」，徵糧隊遭到武力抵抗，許多縣城被圍困。關於這場「叛亂」，中共官方宣稱乃國民黨殘餘勢力所為，但實際上主要是農民及各種地方勢力的自發反抗。農民之所以抵制新政權的徵糧行動，是因為國民黨政府早已收過一九四九年的公糧，新政權其實是對農民重複徵收，而且徵收的數量大大高於國民黨政府⁴。毛澤東對他的組織紀律性感到滿意，因為即使以列寧主義者的標準，他都是冷酷和苛刻的典範。秦基偉回憶說：「他不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而是抓住了你就得從嚴處理，那是一點也不含糊的。」（〈秦基偉談鄧小平〉）

高崗事件給鄧小平提供了良好的契機。兩人都是剛剛入京的封疆大吏⁵，鄧小平這時正是高崗的下屬，頗得高崗信任，分享了高崗清君側的計劃（不讓劉少奇代理毛澤東主政）。高崗心粗氣浮，覺得自己和毛澤東都是蘇區黨，毛澤東既然已經授意他除掉劉少奇，而自己跟蘇聯的關係不錯，又得到了林彪、彭德懷、鄧小平幾大藩鎮的支持，一定可以完成清君側計劃⁶。誰想史達林帶頭反對，直接向毛澤東交代高崗不可信用。毛澤東見勢不妙，立刻倒打一耙，指責高崗破壞黨的團結，離間中蘇關係。而鄧小平則更加過分，洩露了高崗和自己清除劉少奇的密談內容⁷。

高崗再魯莽，畢竟不是三歲小孩，當初如果不是覺得鄧小平站在自己這邊，怎肯隨便分享殺頭的機密。他對「牛皮公司副總經理」（鄧小平綽號）的痛恨，不會低於光緒對袁世凱的痛恨，然而悔之晚矣，只好自尋短見。高崗事件本質上是一次火力偵察，毛澤東由此掌握了蘇聯的真實立場和梁山系（紅區黨）／匪諜系（白區黨）的相對實力。戚本禹說，毛澤東本來無意整死高崗，而是想等風頭過去再重新啟用他，但在劉少奇和蘇聯系的強大壓力下，不可能一點懲罰都不給。高崗發現上級（指毛）和部下（指鄧）都在欺騙自己，苟活下去確實也沒多大意思。鄧小平明知高崗死在自己手裡，而非毛澤東手裡，當然願意給毛澤東整死的人平反，絕對不讓自己害死的人翻身。這些現象都說明，匪諜系才是列寧黨真正的主人。毛澤東雖然精於權術，也僅僅是自保有餘而已。（以上二節參見《赫魯雪夫回憶錄》、《楊尚昆回憶錄》、《譚震林回憶錄》和《戚本禹回憶錄》）

梁山系灰頭土臉，匪諜系揚眉吐氣。周恩來組織高饒垮臺的善後工作，鄧小平起草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周恩來本來打算親自向全黨宣讀這份報告，卻因急性闌尾炎未能如願。鄧小平重溫法國和蘇聯時代的舊夢，替老搭檔伸張黃俄⁸的主導地位，可謂得其所哉。饒漱石連坐下野，空出的肥缺（中央組織部）落到了鄧小平手中。中央秘書長（中央書記處總書記的前身），也由他兼任。他從辦事人員升級為決策人員，端賴高饒事件。毛澤東敬酒不吃吃罰酒，得到了面子，丟掉了裡子。這樣的勝利如果再多來幾次，梁山系就要完蛋了。匪諜系如果不再忌憚梁山系的平衡力量，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就要岌岌可危。劉少奇、周恩來雖然也是勝利者，但只不過保住了原來就有的地位。鄧小平才是最大的受益者，非如此不能鯉魚跳龍門。高崗饒漱石如果平反，等於宣判鄧小平篡黨竊國。所以高崗家屬的平反努力等於一張化學試紙，可以檢驗出共產黨的決策層是不是還在鄧系人馬的控制之下。

劉少奇對鄧小平格外滿意，「叫大家崇拜鄧小平，叫書記處多負一點責任。」（《王力反思錄》，北星出版社）但毛澤東並不是這麼想的，他希望鄧小平當好他這個「醫生」的「護士長」（劉振德：《我為少奇當秘書》增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史達林就是在這個位置上起家的，列寧和托洛茨基也曾把愚蠢的約瑟夫小弟當作打雜人員。毛澤東居然沒有利用如此重要的位置，好好培養自己的班底，可見他自己的性格就是難耐繁劇的類型，而梁山系確實也沒有可用之人。朱元璋麾下的明教徒和草莽英雄出於類似的理由，不得不把許多要職讓給科舉產生的文人，但毛澤東和梁山系在二十世紀的處境，遠不如朱元璋和他的小夥伴們。朱元璋打天下，主要依靠自己。他艱苦奮鬥時，劉福通、韓林兒自顧不暇，沒有給他什麼支援。他功成名就時，劉福通、韓林兒已經敗亡，不能對他構成威脅。毛澤東無論打天下還是坐天下，軍事資源、戰略佈局、黨政組織、情報特工都捏在蘇聯手中。他在建國第五年享有的獨立性雖然超過劉豫，仍然趕不上石敬瑭。關鍵原因是二十世紀的社會複雜性已經大大增加。草莽英雄能夠飛黃騰達，他很可能是最後一代。

鄧小平不是安於打雜的角色，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給他提供了干預決策的機會。赫魯雪夫猶豫反覆，甚至想到徵求毛澤東和劉少奇的意見──史達林絕不會做這樣的事情。毛澤東圖謀不軌，正是因為赫魯雪夫表現軟弱。鄧小平沒有絲毫猶豫，主張蘇聯出兵鎮壓，因為政權最為重要，其他一切皆屬次要。他屬於雙手沾滿鮮血的第一代布爾什維克，對掛在布達佩斯路燈上的同志感同身受，非常害怕後生晚輩因為缺乏同樣的恐懼，擔負不起共產主義接班人的重任。

匈牙利事件決定了中國反右運動的基調，鄧小平負責引蛇出洞。他聰明地指出：「報紙把壞話刪掉，實際上是幫助他們，現在應讓他們放完，應在新的基礎上團結中派。一是黨改變作風，一是右派教育他們。現在報紙上為右派粉飾。對各種言論不要駁，到一定時機黨內也打打招呼。有三個東西不能登：對物價有影響的，涉及外交政策，涉及肅反的。現在不放不利，右派還沒有出頭。」（〈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的講話〉，一九五六年五月十六日）毛澤東只關注龍雲、費孝通等寥寥數人，大多數右派分子的名單都是鄧小平圈定的（鍾延麟：〈鄧小平在一九五七年整風、反右派中之角色〉，《中國大陸研究》，第五十卷第四期）。人民公社期間，鄧小平繼續追隨劉少奇。他勸毛澤東退居二線，把具體工作交給劉少奇。劉少奇宣佈：「中國進入共產主義，不要好久，你們大多數都可以看到共產主義。」（劉少奇：〈在石景山發電廠的講話〉）鄧小平積極配合，向扯後腿的各省施加壓力：「東北的某些領導人和廣大地區……繼續執行著寬壟淺耕、廣種薄收的老一套，不是用革命的辦法而是用改良的辦法領導農業，結果使農業生產大大落後了。這個事實，反映了農業生產戰線上兩條道路兩種方法的鬥爭還很尖銳，說明農業方面還有白旗未拔，思想還沒有解放。」（《人民日報》，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

一九六零年，「全國幾個主要城市糧食很緊張，北京、天津只有四天存糧，上海只有兩天存糧。」鄧小平告訴他的愛將：「糧食還得調，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國際影響就大了，目前，只有我們四川作出犧牲了。」五大軍區出動車輛，從巴蜀運走了一百四十七億斤糧食（羅曉紅：〈李井泉四川調糧真相〉，《黨史文苑》，二零一一年第十五期）。巴蜀由此淪為遠東的烏克蘭，餓死上千萬人。烏克蘭將集體農莊定義為蘇聯對烏克蘭民族的「種族滅絕」，巴蜀人民卻必須面對逆子和叛徒的另一次凌辱。

赫魯雪夫根據蘇聯集體農莊的經驗，一開始就不看好中國的人民公社。彭德懷在蘇聯東歐各國到處告狀，希望老大哥出面教訓毛澤東：「中國問題的嚴重，困難繼續下去，也許只有靠蘇聯紅軍幫助我們才能解決了。」（林蘊暉：〈朱可夫事件與彭德懷廬山罷官之間的關係〉）毛澤東明白，中蘇兩黨的鬥爭和中共黨內的鬥爭是無法切割的。他只能一不做二不休，宣佈蘇聯老大哥為修正主義者和主要敵人。周恩來和劉少奇都不敢公開拒絕他的綁架，彭德懷自然孤立無援。劉少奇倚鄧小平為左膀右臂，處理黨內日常事務，從「四清」到「五反」，不斷將「工作組」的恐怖撒向各地。

毛澤東越來越擔心，今後的幹部將會只知道害怕劉少奇。他擅長窺測強者的弱點，劉少奇的弱點在於沒有軍隊和情報部門的支持。他利用周恩來和林彪，成功地打倒了劉少奇和鄧小平。革命群眾和青年學生再一次扮演了啦啦隊的作用，但他們的真實分量不會比以前歷次運動的貧農、工人和學生積極分子更大。鄧小平在江西度過了幾年天天喝茅臺的隱居生活，等待毛澤東的小朋友們把事情搞砸。他沒有等待多久，就回到北京副總理的辦公室（一九七二年），以治理整頓的名義，恢復了列寧黨的老傳統。毛澤東自從林彪事件以後，精神大不如前，不得不假裝相信，鄧寫給他的信中（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永不翻案」的承諾比一張廢紙更有價值（「關於我自己，我的錯誤和罪過，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間寫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認識到的，作了檢討。到現在，我仍然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並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 永不翻案」）。

鄧小平兼任總參謀長以後，實際上已經繼承了劉少奇和林彪的政治遺產。周恩來和康生死後，鄧小平和葉劍英結盟。幹部、紅軍和特務三大柱石都在鄧小平掌控之下，毛派只剩下一些激進文人和周邊群眾。鄧小平最後一次下臺純屬形式，毫無政治頭腦的華國鋒根本填補不了空缺。老列寧主義者都在等待毛澤東死去，好讓他們回到習慣的軌跡。打倒四人幫，堪稱世界政變史上第二輕易的任務。第一名，根據邱吉爾的說法，無疑是布爾什維克水兵打倒了依靠婦女（女兵營）兒童（士官生）保護的克倫斯基。鄧小平毫無懸念地復出，一腳踢開了不知所措的華國鋒。

老列寧主義者的黃金時代開始了。現在，他們的道路上似乎不會再有任何障礙。鄧小平和陳雲興致勃勃，放手規制完美的計劃經濟。他們覺得以前的事情之所以搞砸，全怪毛澤東這個搗亂分子。他們不太介意計劃以外的邊邊角角，願意睜一眼閉一眼，結果從農民私分的土地上，意外地「掘出一個大金娃娃」。所謂金娃娃其實就是非常脆弱的小農散沙耕作，只有跟共產主義相比才會顯得金光閃閃。知識分子搭了老幹部復辟的便車，錯誤地以為自己相當重要。鄧小平根據他在匈牙利事件當中提出的原則，區別對待這些意外因素。政治方面，絕對不容任何鬆動。文化方面，控制與放任相結合。經濟方面，在不影響前兩者的範圍內放鬆。四項基本原則實際上是為黨準備的訓令，不惜一切代價保衛政權。政權以外的事務，控制程度隨著政治關聯度的降低而相應減少。

毛澤東在一九七二的戰略（指中美建交）以封閉蘇聯南翼為核心，劃出一條從圖們江到博斯普魯斯海峽的邊界。邊界一旦封閉，蘇聯就得不到新的麥田。巨大的顛覆開支無法收回成本，油盡燈枯只是時間問題。其實，這個結局本來應該在五十年前出現。史達林英明的外交政策和世界體系的崩潰，通過二戰和冷戰的機會，給蘇聯送來了東歐、東亞和東南亞的麥田，才給列寧的團體延長了兩代人的壽命。美國和日本的慷慨援助⁹，給鄧小平吃糠咽菜的部下帶來了一個短暫的小陽春，然而好景不長，蘇聯垮臺的速度超出了他的預計。鄧小平不像戈巴契夫，不可能將責任推給自己的前任。戈巴契夫只是繼承了恐怖分子血腥的遺產，鄧小平自己就是雙手沾滿鮮血的恐怖分子。鄧小平在一九八九年非常害怕，擔心自己會像布達佩斯的同志們一樣，掛在北京的路燈上。戈巴契夫沒有這樣的擔心，紅軍和克格勃的將軍才有這樣的擔心。

無論如何，鄧小平堅持他在匈牙利事件當時就已經下定的決心。蘇聯一垮，共產主義的叛徒就失去了統戰價值。北京的坦克本來是鄧小平所有罪行當中最輕的一次，僅僅因為發生在眾目睽睽之下，又正好趕上柏林圍牆倒塌的鮮明對照，反而引起了最大的公關效果。北約整合東歐真空地帶，花了將近十年時間。從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九年，華盛頓在東亞和非洲的帝國開支持續降低。美國遺棄了東亞大陸，洪水隨即開始上升，到九十年代末，內地大部分縣城的公務員和教師都習慣了白條（指中國政府拖欠公務員薪水）。鄧小平一面振振有辭地教育部下「無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一面聽任國企女工賣淫為生。

鄧小平在一九九二年發動了最後的掙扎，試圖拋棄計劃經濟的巨大包袱，結果導致政策性放水，銀行和企業同時陷入糾纏不清的虧空。他在形勢最惡劣的關頭死去，把爛攤子留給江澤民和朱鎔基收拾。後者借助九一一事變的政治效果和世界貿易組織的經濟效果，暫時推遲了鄧小平留下的債務，但鄧小平本人不可能預計到這些，他的全部政策都是為了將洪水推遲到自己死後而設計的。臨死以前，他已經為自己的家屬做好了狡兔三窟的安排。他以其強烈的投機性格，堪稱毛澤東當之無愧的繼承人，但他對自己投機才能的信心，明顯不如毛澤東。他在一生的終點，又回到來百色起義（暴動）的時刻。無論革命前途如何，他要首先給上海租界的家屬做好安排。如果同志們替他打開了局面，他一定會回來歸隊的，如果天有不測風雲，那就只有上帝知道他會做出什麼事情。

1「至於鄧小平，他的確是很能幹，但中南海的警衛戰士都知道，他從來都是講享受的。他的這一面毛主席是不瞭解的。鄧小平他家是一個大地主，他和他爸的一個小妾談戀愛，離家出走了。這事當時還鬧得很大，那個年代這是一種滅人倫的事，是孽子才幹的。所以他後來也回不了家了，就去法國了，到法國後他也沒勞動過。共產黨講成分論，但不唯成分論，重在個人表現。鄧小平個人表現怎麼樣呢？右江起義開小差，置革命成敗與眾多起義戰士的生命於不顧，卻說是去找中央彙報工作。……鄧小平後來還發展到強姦女護士。這個是後話了。」（《戚本禹回憶錄》，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

2又叫百色起義，右江暴動。一九二九年底，中共利用蔣介石和桂系軍閥俞作柏、李明瑞之間的矛盾，在廣西百色發動的軍事暴動。暴動的主要負責人是陳豪人，他是中共廣西前委書記、中共廣西軍委負責人、中共在廣西右江地區和紅七軍的首要領導人。但後來中國官方宣傳「百色起義」時，通常不提及他的名字，而提及鄧小平。

3鄧小平第一任妻子是張錫媛（1906-1930），他們是在蘇聯時的同學，兩人一九二八年結婚。兩年後張因病而死，孩子夭折。第二任妻子是金維映（1904-1941），一九三一年結婚，一九三三年，鄧小平遭到批判和貶職，金維映離他而去，後嫁給李維漢。卓琳（1916-2009），原名浦瓊英，鄧小平的第三任妻子。兩人一九三九年結婚。卓琳的父親浦在廷是宣威人，創辦了宣威宣和火腿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德和罐頭廠。

4當年川南行政公署政策研究室的一份報告，真實地記載了這一事實：一九五零年一月起才徵收一九四九年的公糧，比正常情況下晚了四個月，這時「農村糧食確已短少」。按上級下達的指標，川南區一九四九年度公糧負擔為四十二點五萬噸大米，以全區農村人口約一千萬，人均負擔四十二點五公斤，加上「地方附加糧」十公斤，實際達到五十公斤以上；當地農村大米人均產量只有一百五十公斤左右，公糧徵收占到平均產量的百分之三十以上，這一徵收量比國民黨執政時期高百分之三十到五十……自然會引起反抗。

征糧開始後的一個月內，全川暴動的農民達到數百萬之眾，政府隨即動用武裝力量強力鎮壓。在重慶的中共中央西南局要求各地以堅決「剿匪」來保證徵糧任務的完成……在剿匪和徵糧高峰的一九五零年春夏之交，川南區全區饑民達二百萬之眾……「餓死人的事情到處發生」。時任西南局第一書記的鄧小平對剿匪和徵糧的態度十分堅決……

……重複徵收一九四九年公糧大獲全勝之後，四川省的公糧徵收量逐年遞增，一九五二年達到三百八十九點二萬噸，比一九五零年的徵糧數幾乎翻了一番，足以供二千萬人吃一年。四川省的糧食高徵收和大量外調的格局從此形成。（東夫［王東瑜〕：〈大躍進時期四川大饑饉的特殊成因〉，《當代中國研究》，二零零九年第一期）

5一九五二年秋，為了即將施行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央要削減地方權力，調高崗、饒漱石、鄧子恢、鄧小平、習仲勛等地方軍政第一要員進北京，史稱「五馬進京」。其中，高崗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饒漱石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

6東北局第二副書記張秀山在回憶錄中說：毛澤東派高崗查瀋陽舊文件，想找到劉少奇一九二九年被捕叛變的黑材料。（鍾延麟：〈鄧小平在「高饒事件」中之角色與作為〉，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二十二卷第四期）

7「毛澤東同志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之後，高崗活動得非常積極。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於放手這麼搞。那時東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華東是饒漱石。對西南，他用拉攏的辦法，正式和我談判，說劉少奇不成熟，要爭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劉少奇同志。我明確表示態度，說劉少奇同志是好的，改變這樣一種歷史形成的地位不適當。高崗也找陳雲同志談判，他說：搞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這樣一來，陳雲同志和我才覺得問題嚴重，立即向毛澤東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鄧小平文選》（1975—1982），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8黃皮膚的俄國人，指中國共產黨內的國際派或匪諜派。土鼈派或梁山派因為缺乏言必稱希臘（蘇聯）的能力，一直看他們不順眼。

9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一月鄧小平訪美，兩國在《科學技術合作條約》的框架下進行了數百個合作研究項目。一九七二年中日建交，一九七九年日本開始對華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