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業餘搞政治的詩人

──汪兆銘

汪兆銘是行將滅亡的華夏精英之精英，集士大夫階級最好的品質和最壞的弱點於一身。他出身名門，絕非李宗仁、閻錫山那種出身於需要奮鬥才能進入士大夫階級的小康之家。山陰汪氏自嘉慶年間入粵以來，政績和著述皆有可觀。他的曾祖父汪炌是平定苗瑤叛亂的主要功臣，一面鑿平苗人的屏障「天生砦」（寨），一面大力推行文教同化政策，奠定了湘西拓殖的根本，在魏源的《聖武記》當中占據了顯赫的地位，有作品《史億》流傳至今。他的祖父汪雲是妙高書院的名師，「清末四公子」之一的丁日昌為他作傳，稱他深得兩浙士大夫的愛戴：「及卒歸葬，多士送者數十里，有號泣不止者。」

他的父親汪琡是清朝晚期詩界的名家，《省齋先生詩存》代表了他的詩歌理想。清末是江西詩派盛行的時代，義寧陳氏（陳寅恪的家族）在其中占據了重要地位。江西詩派的特徵是以文入詩、以哲化詩，極大地拓寬和深化了詩歌的傳統領域，但也把詩歌變成了文人化的遊戲，喪失了原初意義的詩。汪琡企圖跳出「尊唐」和「宗宋」的鬥爭框架，吸取漢魏的雄健和六朝的俊朗。他的追求終於在兒子身上實現了。汪兆銘自幼嫻熟陶潛和陸游，感時傷懷，別開生面，一掃明人偽唐詩的空疏做作和清人偽宋詩的生硬晦澀，成長為民國詩界的擎天一柱。

陳衍（石遺）稱汪兆銘和胡展堂為「粵東二妙」，「慨當以慷，不作一躲閃語」。而錢鍾書〈題某氏集〉（掃葉吞花足勝情，鉅公難得此才清。微嫌東野殊寒相，似覺南風有死聲。孟德月明憂不絕，元衡日出事還生。莫將愁苦求詩好，高位從來讖易成），其實就是指汪兆銘。錢鍾書雖然是卓越的文學批評家，但他對汪兆銘的理解卻不及石遺老人。原因部分在於性格。陳石遺多少比較接近清末「老新黨」的傳統，習於慷慨悲歌、任俠使氣，模仿明末狂生和東瀛志士的風骨。錢鍾書卻是赫胥黎、蕭伯納的繼承人，以傳統信仰及操守的解構者、諷刺者自居。另一部分原因恰好在於，錢鍾書是更加專業的批評家，將傳統文論的「唐宋之爭」納入了西方文論的框架，樂此不疲，有進無退。這種框架不幸無法容納「古近之爭」，只好忽略「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的問題。「微嫌東野殊寒相，似覺南風有死聲」敏銳地把握了汪兆銘詩歌的沉鬱悲懷和慷慨情懷，卻完全誤解了他的師承。汪兆銘的文人氣太重，學不了詩經楚辭的天真質樸；志士氣太重，學不了郊寒島瘦的慘澹深密。阮嗣宗詠懷、陶淵明任俠的沉雄壯闊才是他的天性和追求。

汪兆銘的作品自身就足以說明問題。他的〈被逮口占〉（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劫灰。青燐光不滅，夜夜照燕臺）對照阮籍的兩首〈詠懷詩〉（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下有採薇士，上有嘉樹林……李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求仁自得仁，豈復歎諮嗟），可見胸襟格調之一脈相承。而汪兆銘不世出的傑作〈述懷〉（……哀哉眾生病，欲救無良藥。歌哭亦徒爾，搔爬苦不著。針砭不見血，痿痺何由作。驅車易水傍，嗚咽聲如昨。……），更是直接體現了陶公的心、陶公的口、陶公的敦厚，簡直就是陶淵明〈和劉柴桑〉的自然延續。相形之下，蘇軾的〈和陶〉就顯得太機智、太近代了。

建安風骨、晉宋風流滲透了詩人汪兆銘的靈魂，即使在最拘泥形式的填詞當中，阮步兵和鮑參軍的心仍然透過朱彝尊和陳維菘的筆，頑強地流露自我。他的詞也是意高旨遠，功力已入化境。即使他畢生只寫了一首，只要華夏文化和華夏詩歌的傳統不致滅絕，任何忽略汪兆銘的文學史都會像忽略陶淵明的文學史一樣荒謬和不值一讀。

〈虞美人〉

空梁曾是營巢處，零落年時侶。天南地北幾經過，到眼殘山剩水已無多。

夜深案牘明燈火，擱筆淒然我。故人熱血不空流，挽作天河一為洗神州。

錢鍾書把汪兆銘視為善於作詩的政治家，其實汪的本性毋寧說是詩人，而搞政治只是業餘。他自幼有神童之稱，鄉試輕取第一名。如果不是科舉突然取消，王漁洋、趙甌北的盛名倚馬可待。他改投東京法政大學，同樣以儒雅風流著稱。他似乎天賦超人一等，屬於錢鍾書描寫過的那種人：他們平時懶洋洋不太起勁，稍一動作就把陳寅恪那種勤勤懇懇用功的學生甩下去，根本不把李大釗這種鬼混度日的社會活動家放在眼裡。他習慣了崇拜者的前呼後擁，並不喜歡政治的煩勞與骯髒。他仗著自幼養成、社會一直認可的自信心，覺得自己天生做什麼都是出類拔萃，覺得屈尊救國是一種自我犧牲，要不然同樣的時間精力不知道能夠寫出多少傑作。

民國清除老悖，為出身低下的年輕人開闢了無限的空間。蔣介石、李宗仁如果不從政，社會地位肯定會明顯降低。汪兆銘卻不是這種類型。他做大明、大清或日本的士大夫，猶如探囊取物；做文人或學人，肯定技壓群雄。從政對他意味著降格和犧牲，這是有客觀依據的。他非常討厭事務性工作，既無趣又勞累；隨時都想回到文人的世界，這裡至少比較有趣。他的自我形象是精神領袖或清流領袖，而非政治首腦或行政首腦，希望別人聽了他的高見以後，心悅誠服地鞠躬說：「汪先生的卓見果然高明，我輩定當悉心研究！」一旦政治失去了抽象和浪漫的重大原則問題，他很快就會喪失興趣。

他畢生從政，不是為「救國」、「救黨」而犧牲自己，就是為袍澤之義或任性賭氣。一九一零年，他刺攝政王以前，致書胡漢民說：「我今為薪，兄當為釜。」三十年後，他的自期仍然是：「我失所學無所能，不望為釜望為薪。」用馬克斯．韋伯的話說，「為政治而生」和「靠政治謀生」是截然不同的事情。前者實際上是貴族政治的特徵，在秦政以後越來越少見。儒家一面強調理想士大夫應該是「為政治而生」的人，一面又無法阻止社會扁平化的趨勢，只有指望修身養性的力量。汪兆銘終生「為愛國而生」，在「吃愛國飯」的民國人物當中非常罕見，因此總是給人留下鶴立雞群的印象。熟悉他的人不懷疑他動機的純潔，也無法勸說他忌憚敵人的毀謗。「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雖然是一九八零年代北島寫的現代詩，但汪兆銘並不是不知道。問題在於他驕傲而自信，覺得任何人只要足夠聰明和愛國，肯定能夠理解他的動機，至於蠢人和壞人，他根本不屑於反駁。

如前所述，辛亥是雞鳴狗盜之徒發跡變泰的大好機會。汪兆銘以刺攝政王的大功，本來不難索取高官厚祿，他居然一介不取。袁世凱不願遷都南京，他振振有辭地爭辯。袁世凱不以為忤，反而有意招徠，他也拒絕了。他認為革命只是人生的插曲，大功告成以後就要返回自己的軌跡，再次出國留學，直到孫文遇到危難。

早期國民黨人大多數都曾在某一個階段背棄孫文，他卻在孫文不需要幫助的時候才會離開。他是國民黨內有數的理論家，陪伴孫文走完人生最後的旅途，為孫文草擬遺囑、編輯遺稿。他有繼承孫文地位的極好機會，如果他願意跟蘇聯人結盟的話，蔣介石和胡漢民都很難跟他競爭。他沒有這麼做，不是因為反對蘇聯，而是因為他缺乏耐心和覬覦大位的決心，也不清楚自己想要採取什麼政策，拂袖而去反倒符合他的自我形象。

汪兆銘對蘇聯的觀感惡化，是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廣州暴動¹以後。他在當年四一二分共以後還反對蔣介石，要求武漢國民政府團結蘇聯，甚至在共產國際試圖奪取兵權以後，仍然禮送出境，自以為很對得起後者，留下了以後相見的餘地。他和張發奎在廣東組織反蔣聯盟²，以為共產黨只是蔣介石的敵人，跟他無冤無仇，因此允許共產黨自由活動。結果蘇聯領事館赤膊上陣，占領廣州後大肆屠殺資本家。經此一役，幾乎所有國民黨左派都覺得共產黨不講道義。等後來蔣介石推行聯蘇反日的政策時，汪兆銘反而變成最堅決的反對者。蔣介石嘲笑他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蔣介石為了敷衍他（而不是為了忌憚蘇聯），才通過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³，但並不認真執行。汪兆銘覺得蔣介石不可救藥，終於徹底決裂。

汪兆銘對蘇聯—日本—國民黨三角關係的看法並不是他個人特有的，當時的知識界普遍持有這種看法。章炳麟以中華民國遺民自居，拒絕承認黎元洪大總統以後的歷屆政府，稱孫文為魏忠賢，視北伐的成功為民國的滅亡，幸災樂禍地表示國民黨一定不會有好下場。因為建設和改革都需要時間，而國民黨已經沒有時間了。汪兆銘承認章炳麟看法的正確性，表示中國自強至少需要三十年時間，然而，他在這裡陷入了國民黨人不可避免的自相矛盾。如果三十年的和平必不可少，那麼打倒帝國主義的革命外交就是錯誤的，而北洋政府的審慎根本不是賣國。北伐本身就是導致遠東勢力均衡體系瓦解的根源，取消了西方列強在亞洲大陸的條約權利，也就消除了列強干涉遠東事務的動機，將東亞留給蘇聯和日本逐鹿。國民政府破壞了條約體系，也就喪失了條約體系的保護。北洋政府之所以沒有遭到侵略，主要不是因為自己強大，而是因為列強的干涉和條約體系的保護。國民黨撕毀條約所得的利益，就像蠢人違背法院和警察意志而吞沒的贓物，隨時可以被其他違法者黑吃黑，因為後者知道警察不會保護他。

一九二七年以後的東亞變成了國際體系拒絕保護的地區，猶如今天的敘利亞，自然淪為僭主戰爭的戰場。然而對於中國（和敘利亞）而言，這種情況並不值得大驚小怪，因為這是改朝換代的正常狀況。僅僅因為帝國主義的存在，大清的瓦解才沒有造成赤裸裸的五代十國狀態。如果其他人有理由抱怨，至少國民黨沒有這樣的理由，因為北伐就是他們發動的。汪兆銘的希望是自相矛盾的，因為恢復條約體系就是說國民政府不該存在，保存國民政府就逃不了國際協調瓦解的後果。他無法魚和熊掌兼得，只是出於對國民黨的情懷，不做最後一次救黨努力，心不能安。國民黨是孫文臨終託付給他的孤兒，因此他畢生擺脫不了白帝城情結。如果國民黨一定要自取滅亡，他至少要死在國民黨前面。他知道做革命黨就是要橫死的。遇刺以後子彈無法取出，醫生早已告訴他只能指望十年壽命。他的烈士情結重新燃燒起來（指建立親日政府），不因歲月而磨滅。烈士的命運就是柴薪的命運，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是他的本分。重慶國民政府對他的親日政府的毀謗，恰好就是他對大清的毀謗、廣州國民政府對北洋政府的毀謗，彷彿冥冥之中自有天道。

汪兆銘覺得和談可以成功，因為日本人占領中國內地的動機不比以色列占領加薩的動機更多，問題在於滿洲。蔣介石無法奪回滿洲，又不肯承認失敗，讓滿洲變成另一個臺灣，於是就乞靈於類似巴解組織和真主黨的手段，依靠違反戰爭規則的襲擊破壞來騷擾日本。日本於是在華北和滿洲之間建立隔離地帶，猶如以色列在南黎巴嫩建立保護加利利的緩衝區，從《塘沽協定》到盧溝橋事變的一系列衝突都是因此而起，並不是日本貪圖貧困、且無法開發的中國內地。中國如果願意恪守停止襲擊騷擾的承諾，日本人根本無須以戰迫和，九一八策劃者石原甚至主張連緩衝區都放棄。

然而蔣介石並不像汪兆銘想像的那樣蠢，他知道這樣的和平意味著滿洲的永久喪失。東北亞的經濟發展中心在滿洲，華北只是外圍原材料和勞動力基地。時間對蔣介石不利，隨著滿洲的迅速發展，華北的離心力反而增加。他只能在滿洲產生特殊共同體意識以前，抓住最後的機會視窗孤注一擲。他不能指望勝利，只能指望兩敗俱傷。兩敗俱傷就是蘇聯外交的勝利，作為漁翁得利的第三者而繼承亞洲大陸。每個人都看清了形勢，得到了自己應該得到的，失去了自己不該奢望的。汪兆銘這樣的性格，自然不願意活到親眼看見結局來臨的時刻。

下面這幾首詩是明白人為汪兆銘和國民黨所作的悼詞。糊塗人則一如既往地充當犧牲品，至死都不明白自己為什麼犧牲。

陳寅恪

阜昌天子頗能詩，集選中州未肯遺。

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淵遲死更堪悲。

千秋讀史心難問，一局收枰勝屬誰。

世變無窮東海涸，冤禽公案總傳疑。

誰結宣和海上盟，燕雲得失涕縱橫。

花門久已留胡馬，柳塞翻教拔漢旌。

妖亂豫麼同有罪，戰和飛檜兩無成。

夢華一錄難重讀，莫遣遺民說汴京。

錢仲聯

太息孫胡逝，艱危仗一人。

河山終復漢，志業邁椎秦。

神理資籌筆，先幾在徙薪。

雲霄垂萬古，八表共沾巾。

去國霾黃霧，魂歸降玉棺。

身先諸願盡，病為眾生殫。

填海心終切，回天事已難。

山頹我安仰，空有紙刳肝。

拯溺情難恝，甘心積眾誣。

五年憑赤手，百折奠黃圖。

憂國廑深抱，憐才到腐儒。

淮南雞犬感，無路向清都。

葉嘉瑩

曾將薪釜喻初襟，舉世憑誰證此心。

未擇高原桑枉植，憐他千古作冤禽。

1廣州暴動是國民黨發動清黨後，由共產國際策動的第三次武裝暴動，時間是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由瞿秋白率領。之前兩次暴動是南昌暴動與秋收暴動。

2一九二七年寧漢分裂，張發奎與汪兆銘結成聯盟，張發奎所率第二方面軍內部，政治部主任是郭沫若、第二十四師師長是葉挺、第四軍參謀長是葉劍英，皆為共產黨員，此為汪兆銘其後「一朝被蛇咬」埋下伏筆。

3一九三七年一月，在汪兆銘竭力奉勸蔣介石推行下，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通過「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當其時，反共必然幫助日本，反日必然幫助蘇聯。毛澤東就曾指出，該決議是「幫助日本帝國主義的」、「不利於團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