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紅色國母

──宋慶齡

宋慶齡（1893-1981）在衛斯理安學院讀書時¹，生活方式無異於美國中產階級的女孩。她們開茶會，演話劇。她畢業時，同學們都以為她將來會做醫生。她的家庭浸淫基督教文化，但同樣的傳統在不同的社會中發揮了大相逕庭的刺激作用。衛斯理安學院在美國是保守派的中堅，宋氏家族的基督教少數派背景則構成了他們資助革命黨的主要原因²。宋慶齡沒有做醫生，卻當了孫文的英文秘書，實為兩家數十年的革命友誼所致，但宋慶齡表示有意嫁給孫文時，長輩仍然表示不能接受。他們對孫文混亂的私生活並非一無所知，有理由相信孫文此刻還是有婦之夫³。宋慶齡選擇了私奔⁴，在日本和孫文舉行婚禮，但她始終對婚禮的合法性耿耿於懷，直到文革時期還寫信給韓素音⁵和索爾茲伯里⁶，強調孫文當時已經是自由之身。她對離婚—結婚的短暫時間差和牧師的意見如此敏感，幾十年如一日地展開反對流言蜚語的消耗戰，從反面證明了她小時候非常相信牧師教導的合法婚姻標準。

孫文由日本律師主持的簡易離婚手續從一九一五年六月開始，至多花了幾個月時間。當時的新教國家辦理離婚手續非常昂貴和複雜，窮人根本支付不起。貴族都很少願意忍受可能長達數十年的訴訟折磨，外加社交關係斷絕的沉重代價。如果供養情婦，成本反而較低。天主教徒離婚的難度，比殺妻還要大得多。教皇特許撤銷神聖的婚姻，對國王而言都是幾十年一遇的小機率事件。殺人犯獲得國王或總統的特赦，反倒是年年都有的事情。相形之下，東方社會至少可以稱為男人的天堂。傳教士對這種亞洲式的簡易離婚程序會有什麼看法，無須過多解釋。這不是宋慶齡面臨的唯一消耗戰，她的婚姻在儒家價值體系和基督教價值體系當中的位置都頗為尷尬。國民黨元老和宋家長輩一樣堅決反對他們的婚姻，胡漢民甚至說出了懸崖勒馬這樣不給面子的話。婚禮草草舉行，大部分來賓都是日本人。雙重的隔閡直到孫文臨終時都沒有消解，體現於孫文給宋慶齡的財產安排⁷。女性對社會孤立的敏感性通常甚高，面對排斥，自然會驅使她們親近相反的價值觀。婚姻觀本身就是進步和反動的試金石，共產主義則是進步的最高峰。只有在進步的價值體系內，宋慶齡的婚姻才不會成為問題。孫文去世後，鮑羅廷夫人⁸一度變成了她的精神支柱。她的精神世界和生活習慣一直更接近西方，跟蘇聯人的共同語言多於中國土著。她在漢口的豪宅需要共產國際的世界性供給網絡，地方軍閥是無法勝任的。鮑羅廷夫人是一位老練的特工人員，並不依賴鮑羅廷，在華北的地下活動當中獨當一面，直到張作霖將她驅逐出境。宋慶齡懂得怎樣運用這個保護傘。鮑羅廷對汪兆銘和左派文人的軟弱與虛榮痛心疾首，在宋慶齡身上發現了某種西方教育留下的堅定。她和鮑羅廷一起撤退到廬山，參加了南昌暴動的策劃。重建廣州革命統一戰線的希望破滅後，共產國際將他們全體撤回蘇聯。

張伊麗在《黨史博覽》（二零一五年第九期）說：「一九二七年武漢政府的叛變，促使宋慶齡選擇祕密前往蘇聯，以鮮明地反抗那些藉國民黨之名、行背離孫中山三大政策之實的人。據記載，當時的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撥給宋慶齡和葉甫根尼．陳（陳友仁）⁹一萬盧布用作赴蘇聯的旅費。這是宋慶齡一生中一次非常重要的行動，不僅實現了孫中山的訪蘇遺願，而且開啟了宋慶齡投身共產國際、進行祕密工作的職業革命家生涯。」一九二七年八月，宋慶齡由美國密友雷娜．普羅梅等人陪同，先後輾轉海參崴、赤塔，於九月七日抵達莫斯科，受到蘇聯政府的代表及各界群眾的熱烈歡迎。九月八日，宋慶齡發表聲明，重申訪蘇的目的和背景，並提出實行土地革命的主張。蘇方對宋慶齡的到來極為重視，為她安排了豐富且極具蘇聯特色的活動。聯共（布）中央政治局還專門召開會議，決定「從中國委員會的經費中撥出四千美元作派遣費用」，「葉甫根尼．陳、宋慶齡和鄧演達¹⁰在蘇聯逗留期間的全部接待工作由時任聯共（布）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委員、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書記和主席團委員葉努基澤同志負責」。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專門開會並制定了文件，爭取宋慶齡參加「反帝大同盟」等有著共產國際背景的社會活動，以培養她對共產國際更多的認識，使之回國後在國民黨上層做他人替代不了的工作。一九二八年春，宋慶齡在陳友仁的陪同下在克里姆林宮會見了史達林。史達林最後對宋慶齡說：「你得先回國去，共產國際討論後，會派信使去中國聯繫。」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李玉貞在《世紀》（二零一四年第七期）中說，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七、二十一日，宋慶齡給時在德國的鄧演達寫了兩封信。鄧演達回信說，就組建第三黨一事，可以繼續使用孫中山「從前在日本的主張，就以中華革命黨為新黨的名號」。為此他建議宋慶齡或到日本、或到德國面謀建黨之事。三月二十二日，史達林主持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的會議，就鄧演達信中提到的事情逐一做出具體指示。根據史達林的指示，次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的米夫¹¹就宋慶齡的事向加拉罕¹²和伏羅希洛夫¹³提出九條建議，直言不諱地要「改造」宋慶齡14。在國共關係方面，米夫認為，「可以利用宋慶齡來分化國民黨的軍閥上層，保證把國民黨左派挖出來，參加與中共聯絡的工作。」¹⁴

宋慶齡於一九二八年五月初到達德國，繼續致力於「中華革命黨」的建立。擁有德、俄共產黨雙重黨籍的羅比列，「受駐柏林蘇聯使館之命」與宋慶齡「往返」，所以共產國際對宋慶齡的活動瞭若指掌。宋慶齡加入蘇聯共產黨組織的具體時間不能確定，但多半在一九三一年以前，因為她瞭解牛蘭的身分，而逮捕牛蘭夫婦的國民黨當局始終沒有弄清楚¹⁵。她是蘇聯的特工，不在遠東局和中國支部節制之下，因為潘漢年當時在上海活動，很疑惑：「不知怎麼搞的，他們會把第三國際的關係交給孫夫人？！」宋慶齡營救陳賡和廖承志時，自稱共產國際代表，讓廖承志匯報在上海的祕密工作情況並寫出叛徒名單，由宋慶齡轉交共產國際（據廖承志回憶，此事發生在一九三三年五月）。她對中國支部的態度猶如欽差大臣，瞭解後者的隱祕。後者對她的瞭解，卻只限於她願意說明的部分。

宋慶齡通過安插在教會當中的特工董健吾16及其女兒董惠芳，建立了可靠的情報轉運管道，多次用共產國際的情報挽救了中國共產黨。周恩來表示：「在中國有百萬共產黨員，但只有一個宋慶齡。」¹⁶宋慶齡將佐爾格獲得的蔣介石對鄂、豫、皖根據地的第四次「圍剿」計劃的情報¹⁷，轉送給蘇區，使得紅軍能夠從容應對，取得反「圍剿」勝利。一九三四年夏，面對國民黨軍對中央蘇區第五次「圍剿」，中共上海局書記盛忠亮祕密會晤宋慶齡，請求宋慶齡在國民黨統治區發起運動，以減輕國民黨對蘇區的壓力。遵義會議後，中共派陳雲和潘漢年到上海報信。宋慶齡為他們提供了掩護，成功地將他們送往莫斯科。共產國際中國組的地下祕密電臺，就是通過宋慶齡的關係，設在她紐西蘭朋友路易．艾黎¹⁸位於上海市愚園路寓所樓房的頂層。在長征中以及在紅軍抵達陝北根據地後，宋慶齡一直能夠通過無線電臺同中共中央聯繫。

西安事變後，宋慶齡繼續利用她的地位保護中國共產黨。抗戰爆發後，中國共產黨獲得了合法地位。宋慶齡可以名正言順地為延安籌款籌物。一九三八年六月，身在香港的宋慶齡為了幫助中國人民的抗日，專門籌建了「保衛中國同盟」（簡稱「保盟」），抗戰結束後，一九四五年，宋慶齡的「保盟」用五百二十二萬元法幣買了大批物資運往中共的華北根據地。一九四六年，「保盟」改名後的「中國福利基金會」（此時的「中國福利基金會」是一個有巨大經濟實力又有良好聲譽的慈善組織）用四點三萬美元買了美軍一間有著二百五十張床的海軍醫院，運送到中共占領的蘇北，又用一點八萬元買了美軍在上海的剩餘物資。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時，「中國福利基金會」在上海的幾座倉庫裡還存有三百噸準備給中共軍隊的物資。抗戰結束後，國民黨仍然對她投鼠忌器。蔣介石的婦人之仁和毛澤東的恩將仇報，完全符合世界應有的狀態。革命成功後，她的處境日益惡化。中、蘇決裂後，她甚至不得不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她在為蘇聯的共產國際效力時，根本不把中國的國民黨和共產黨放在眼裡──中國共產黨甚至不肯痛痛快快地批准，終於報了長期寄人籬下的一箭之仇。在她去世前，胡耀邦、李先念到醫院轉告宋慶齡，政治局決定接受她為正式黨員，宋聽後微笑說：「不勉強吧！三十一年了，我的心冷了，人生的路將要走完了。」

她的後半生每況愈下，她自幼習慣的生活方式終於走到盡頭，只能無可奈何地抱怨：「我的所有外國衣裳都給我表弟的五個女兒了。在那個無恥到極點的婊子江青所炮製的『文化革命』期間，她們都被『紅衛兵』趕出家門，所有衣物也都被抄走了。」（〈致楊孟冬信〉）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九日晚，宋慶齡在北京去世。她的遺願要求將骨灰安葬在上海萬國公墓其父母墓地的東側，不要跟國共兩黨共同的國父孫文合葬。宋美齡晚年在美國仍然自責，為什麼沒有在一九四九年勸姐姐一起走，宋慶齡自己卻非常清楚，一生的骰子已經在她投奔孫文的時刻落地。她在生命的最後時刻，終於可以安心摘下面具了。

1喬治亞州梅肯市的衛斯理安學院（Wesleyan College）於一八三六年成立，是世界上第一所專為女性設立的學院，屬於衛理公會教派。一九零八年，十五歲的宋慶齡考入該學院，後成為校刊的編輯、舞蹈戲劇社社員、文學社通訊幹事，經常在校刊上發表文章，如〈留學生在中國之影響〉、〈二十世紀中世界最大事件〉、〈近代的中國婦女〉等。一九一三年畢業回國。

2一八八五年，宋嘉樹從田納西州文德比特大學神學院畢業，被美國監理會派往中國宣教。一八九二年，因為教會紛爭以及薪酬問題離開了監理會。他開創美華書局，專門印刷出版聖經，同時還兼任上海福豐麵粉廠經理。他結識孫文後，成為孫文的重要資助者。

3孫中山比宋慶齡年長二十七歲，與原配妻子盧慕貞育有一兒兩女，長子孫科比宋慶齡還年長一歲。當時只有還在美國讀書的宋美齡對二姐表示了支持。宋慶齡被軟禁在上海家中，逃出後奔赴日本。

4關於宋慶齡當年是如何離開家、赴日本與孫中山結婚的問題，比較常見的說法是她跳窗私奔。這種說法出自愛德加．斯諾（Edgar Snow）的《復始之旅》。但據鄧廣殷說，宋慶齡曾反駁這一說法：「這又是他自己虛構的想像！……可憐的斯諾，我不知道他為什麼製造這樣的謊言，就為了給他的書製造轟動效應。」鄧廣殷是宋慶齡早年在香港創辦的保衛中國同盟（中國福利會前身）的領導人之一鄧文釗的長子，後來出任上海宋慶齡基金會理事。他與宋慶齡的友誼持續了幾十年，宋慶齡晚年給他及其夫人孫君蓮、長女鄧勤寫了近二百封英文書信，在英文遺囑中將全部藏書贈給他。

5韓素音是英籍華裔女作家，曾在中印邦交中發揮作用，擔任過周恩來與戴高樂之間的特使，為毛澤東和周恩來寫過傳，被「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授予「中國人民友好使者」稱號。宋慶齡致信她，是表示「在利昂．沙爾曼寫的那本傳記中，我發現她在描述我的婚姻這部分也像其他一些作者那樣犯了相同的錯誤」，請韓素音「採取任何認為合適的辦法把我這個聲明公諸於世人，以正視聽」。

6索爾茲伯里是美國記者、作家，曾任《紐約時報》副主編，宋慶齡曾在北京寓所設宴招待他和他夫人。宋慶齡致信，是敦促他改正書中的錯誤：「你也許可以向你曾諮詢過的那些所謂可靠的參考資料來源發出警告，告訴他們這是一則極為惡劣的不實之辭，他們到處散佈是有罪責的。」她收到已作改正的《前往北京及北京以外》的第二版時，立即給索爾茲伯里去信表示「對你的情誼深為感激」。

7孫文有三份遺囑，包括政治遺囑、私人遺囑及〈致蘇聯遺書〉，私人遺囑是寫給宋慶齡的：「余因盡瘁國事，不治家產。其所遺之書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慶齡，以為紀念。余之兒女，已長成，能自立、望各自愛，以繼余志。此囑。」

8一九二三年八月二日，俄共中央政治局根據史達林的建議通過決議，任命鮑羅廷為孫文的政治顧問。十月，鮑羅廷夫人法因娜．謝苗諾夫娜．鮑羅廷娜攜兩個兒子來華，成為鮑羅廷的主要助手，並認識了孫宋夫婦，很快成為好朋友。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她在列寧紀念號上被張宗昌部下逮捕。七月被法庭裁定無罪，獲釋。（蘇聯人向法官行賄二十萬美元，法官收了錢並判她無罪，隨後逃走。）她在蘇聯情報人員（公開身分是學者）的幫助下在北京躲藏起來，後經新疆回到蘇聯。

9葉甫根尼．陳（陳友仁，1875-1944），生於特立尼達，早年為媒體人，後追隨孫文，一九二七年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以收回漢口、九江英租界為最大政績，有人稱武漢國民政府為「陳友仁時代」。後長期從事反蔣活動。一九四九年以後被中共葬入八寶山。

10鄧演達（1895-1931），粵軍將領，曾參加討伐陳炯明。一九二六年七月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隨軍北伐。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變後與宋慶齡等展開反蔣活動。一九三一年被蔣介石祕密處決。

11米夫（1901-1938），一九三零年十月來到中國任遠東局書記，一九三一年八月回到蘇聯。後因被人揭發為政治反革命、托派分子而被逮捕，一九三八年被處決。

12加拉罕（1889-1937），亞美尼亞人，十月革命後先後擔任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和副外交人民委員，參加布列斯特和談。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零年任蘇俄外交事務全權代表。一九一九年七月、一九二零年九月、一九二三年九月三次代表蘇俄政府發表對華宣言，宣佈廢除帝俄與中國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北洋政府時代，出任蘇聯首任駐華大使。李大釗作為他的下線，在馮玉祥等人與蘇聯之間牽線搭橋。一九二六年，因中東路問題，張作霖表示不再承認他的大使身分，他撤離中國。一九三七年在大清洗中被逮捕處死。

13伏羅希洛夫（1881-1969），蘇聯元帥，在國內戰爭時期成為史達林的嫡系，一九二五至一九三四年任蘇聯陸海軍人民委員和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14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三日，米夫致函加拉罕，轉告遠東書記處關於宋慶齡問題的建議。該函全文如下：

「根據中國委員會的決定，茲將遠東書記處關於宋慶齡問題的建議轉去供你們討論。

第一，有必要讓宋慶齡同我們的一些負責同志進行一次談話，以便弄清她對共產國際最近一些決議、特別是她對第九次全會決議（該決議案指出，現時中共的工作中心是爭取工農群眾，準備實行武裝暴動）的態度。弄清這個問題，有助於我們制定利用宋慶齡和她的一些志同道合者的方針。

第二，作為宋慶齡未來政治活動的前景，制定以下方針是合適的：（1）關於吸收她參加社會活動方面的工作。制訂在中國成立反帝同盟的計劃，由她主動參加該同盟的工作，並保證可以利用這個廣泛的組織作為共產黨人進行工作的某種合法掩護。（2）關於國民黨方面。認為可以利用宋慶齡來瓦解國民黨軍閥上層分子、並團結所有真正的左派在與共產黨保持聯繫的情況下進行工作。（3）關於國務活動方面。利用宋慶齡在恢復與蘇聯的外交關係問題上對南京、武漢和馮的中央施加壓力。例如，提出在中國成立「蘇聯之友協會」的主張。（4）利用宋慶齡來正確地報導蘇聯的情況，揭露無論來自國民黨首腦［在土耳其的孫科、胡漢民、西西伍］方面，還是來自帝國主義報刊方面對蘇聯的造謠和誹謗。（西西伍，即伍朝樞，伍廷芳之子，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部長。）

第三，除宋慶齡同我們的負責同志談話外，還有必要對她做更有力的系統的工作，並讓她瞭解我們的建設和政策，如（1）組織她到蘇聯各地參觀；（2）吸收她參加工會國際代表大會（即紅色工會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於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七日至四月三日在莫斯科召開）；（3）指定一二名講解員對她做思想工作，等等；（4）在上述我所指出的幾個方面對宋慶齡做工作取得成效時，認為有必要召鄧演達來蘇聯，使他採取與共產黨更緊密合作的方針，以便利用他和宋慶齡一起來達到上述目的。」

15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五日，共產國際工作人員牛蘭夫婦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抓獲。警方從牛蘭夫婦的住所處搜得共產國際遠東局一九三零至一九三一年的賬冊、太平洋產業工人聯合會秘書處中國辦事處的帳冊、上海各銀行的存摺以及大批文件，其中既有共產國際給遠東局與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各國共產黨的指示，也有遠東局和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的報告。這使中國的輿論界一時間議論紛紛，不僅有關中共的一些重要文件被逐件披露報章，而且還盛傳這個牛蘭是「第三國際在滬最高機關領袖」。

其實，牛蘭真實姓名是亞可夫．馬特耶維奇．魯尼克，一八九四年出生於烏克蘭的一個工人家庭。一九一七年加入布爾什維克，一九一八年加入「契卡」，一九二四年調入共產國際聯絡部擔任與奧地利、義大利、德國等國共產黨聯絡的祕密信使，一九二七年以後又被共產國際派往中國，以商業公司作掩護，建立祕密交通站，負責轉送各種文件和經費等。他的被捕對中共中央的正常工作幾乎沒有什麼影響。

16 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日，宋慶齡參與成立了設在歐洲的「國際營救牛蘭委員會」，並以個人名義發表聲明，要求南京國民政府釋放牛蘭夫婦。她還親自同蔣介石本人談判，交換條件是：南京政府釋放牛蘭夫婦，蘇聯當局遣送蔣經國回國（當年前往蘇聯留學的蔣經國）。

因牛蘭夫婦被捕後始終堅不吐口，國民黨也未能得到任何口供，故關於牛蘭的確切身分，一直未能搞清楚。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九日，國民政府江蘇最高法院判決二人無期徒刑，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中、蘇在抗日上進行合作，國民政府很快以「驅逐出境」為名，釋放了牛蘭夫婦。

董健吾（1891-1970），一九二八年祕密入黨，在上海從事中央特科的祕密情報工作，公開身分是聖公會聖彼得堂牧師。

17一九二九年十二月，蘇聯間諜佐爾格到上海，以《德意志糧食報》駐中國通訊員和德中協會「中國銀行法的起源和發展」研究課題執行人的身分展開活動。一九三二年夏季，德國軍事顧問魏策爾同蔣介石的軍事顧問們，在廣西桂林的一次祕密會議上擬定了第四次「圍剿」的戰略計劃，佐爾格立即將他所瞭解到的有關這次「圍剿」的進攻方向、兵力、部隊的集結、日期以及魏策爾想用來消滅中共紅軍的「掩體戰略」的中心內容，向莫斯科中央總部做了報告。

18路易．艾黎（1897-1987），紐西蘭人，一九二七年到上海租界工部局消防處工作，後與中共建立聯繫，曾為紅軍兌換繳獲的地方鈔票，又與斯諾等發起工人合作社運動，還協助新四軍辦軍工企業。一九八七年病逝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