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大正十四年⁽¹⁾，我自京都大学东洋史专业毕业后，先后执教于京都府立一中、第六高中、第三高中，之后回到京都大学，直到退休，前后凡四十年，讲授中国史概说课程不下几十回。这十来年间，因不带学生，所以亦不复授课。这次，岩波书店约我撰写《中国史》，欲收入“岩波全书”，我便将这本书的读者当作我的学生，执笔时仿佛给久违的学生授课。但面对读者，丝毫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最开始，我的讲授当然是现学现卖前辈诸贤的高论。但我曾试图致力于达到从来研究所堆积的山脉的最高棱线。虽然如此，我还是时常遇到未敢苟同之处或疑点，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只有自己进行个别的研究，别无他法。这是我最后得出的结论。这意味着一个事实的被发现：概说并非单纯的整理归纳工作，而是一种基础性的研究。

我大学毕业前后，研究室聚集着博学无比的大学者。他们学问的深度与广度是我难以估测的，对我而言那是伟大的未知数。我早期所写的研究论文，完全是为了向此间诸位先生呈览而撰作的，当时满心里想的，都是做出来的东西不要见笑于他们。而与此同时，其中也藏着一个愿望，想要来测一测这些伟大未知数的数值如何。这是因为，为了要追赶诸位大师，如果未知数只是未知数，那就根本连目标都设定不出来了。幸运的是，老师们以其未知数之伟大，宽大地包容了我的努力。

尽管我以自己的方式努力着，但方程式还没解完，老师们就已相继辞世。在我身边再也没有像未知数那样的大家了，我的研究发表与研究方法也必须相应做一点点改变。我觉悟到，必须以将来的未知数取代过去的未知数，以此作为我面对的方向。

拙作亦是如此，但我最近发表的东西，并非呈给当世出色的学者大家的。天性使然，我并不对这些已知数感兴趣。我想给年轻的一代讲解学问，一心向学的年轻人本身也是难以估量的未知数，这一点引起了我的兴趣。

与此同时，对这些全新的未知数，我不能不深感责任重大。陈词滥调地反复说教，令未知数们饱而生厌，固为不可；然而如果用花言巧语来惯坏了未知数，却更是我避之唯恐不及的。若借着什么理论推荐半吊子的历史学，恐怕会招致贻害未知数的结果。不能对潜藏着伟大生长可能的未知数有所启发，岂非帮着培育矮小、萎缩的盆栽？这些担心之前我也屡屡论及，但为了戒己戒人，即便重复多遍也不嫌太多。

宫崎市定

1977年6月

(1)　即1925年。书中没有特别意义的日本年号纪年已改为公历。（脚注均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