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何谓近世

中国的文艺复兴　换言之，中世身份制社会是凝固、低迷的社会。但进入宋代后，社会突然打破沉滞，开始了生机勃勃的活动。可以说中国的文艺复兴开始了。不用说“文艺复兴”是描述西洋近代之诞生的名词，但类似的现象在其他的世界以及许多其他时期都曾发生过。例如在西洋的历史上，查理大帝时就发生过小规模的文艺复兴。我认为文艺复兴在伊斯兰世界也发生过，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哈伦·拉希德统治下的巴格达文化，便可称为西亚的文艺复兴。中国也曾屡次发生类似现象，但不论从规模还是性质而言，我相信只有宋代的新文化才配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当然，在“文化”一词中，除了哲学、文学等精神文化，也包含着其背后社会组织的进步。

内藤博士以庶民阶级伴随着中世贵族的没落而崛起这一命题，来把握唐宋间的变迁。这里所说的庶民是相对贵族而言的，因而的的确确是庶民。但在趋于兴隆、文化经济发展的黎明时期，庶民也必然分裂为上层和下层。下层的庶民依然是庶民，但上层的庶民却成为新的贵族。我想，将后者称为士大夫，或者读书人，或者新官僚，或者地主都可以。虽然名称的内涵与外延稍有区别，但所指代的实体却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贵族的没落　使中国近世的到来成为可能的，是中世贵族的没落。从唐末到五代的混乱期是武力万能的时代，不需要用贵族文化来装点政治，因而贵族失去了政权的保护，被卷入战乱之中而一个接一个地没落下去。不过历来在动乱发生时，也不免要发生贵族的没落。但在以往，旧贵族没落了以后，立刻就会有同样性质的新贵族起而代之。实际上，隋唐之际也发生了大量的贵族交替，但从整体来看，贵族制这一大伽蓝只是更换了柱梁，几乎没有改变本来的面目而保存下来。然而到了唐末五代，旧贵族灭亡之后，他们所搭建的大伽蓝从地基开始坍塌，已经无法修补，并且也没有要对其进行修理的势力，因而便从大地上消失了。此后，出现了从一开始便有着不同设计的建筑物，这便是近世的士大夫阶级。

到唐末为止的中国，有着很强的武力国家色彩。王朝兴起是因为掌握了精锐的军队，有了武力便能得到财力。然而进入宋代以后，继承唐末以来的倾向，财政国家的色彩越来越浓厚，以财养兵、以兵卫国的方针正式树立起来。而在官僚中，文官也比武官更受重用，并且虽说是文官，其实质则是财务官僚。因而宋代的官僚无论是什么样的诗人、文人，不懂财政的官僚一个也没有。

科举官僚　虽说如此，官僚是天子的代理，理应成为人民的表率，因而不能将财政能力作为招收官僚的首要条件。政府还是通过自隋唐以来逐渐流行，也在民间得到认可的科举，来选拔有文学、经学之才的士人，任命为官。但通过科举难关赢得进士称号的新人们，很难有机会继续研究学问或者耽溺于写诗作文。他们大多首先被任命为地方官，而地方官的表现首先便是根据征收租税的成绩来评价的。因而新上任的官僚们不管愿不愿意，都要面对经济、财政的实际状况。他们的成绩会报告给中央，而升迁的快慢也取决于成绩的好坏。

作为官僚首领的天子，也无法安闲度日，他要与大臣们一起为了人事的升降和国库的盈亏而操心费神。而最重要的是，绝不能亏欠官僚和军队的工资。如果到了拖欠军饷的地步，天子也保不住自己的位子。实际上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明朝灭亡便是很好的例子。

中世之前的武力国家　天子有必要掌握兵力和财力，这当然并非始于宋代，在古代和中世也一样。但在中世以前，天子要面对的只是直属于中央政府的兵力、财力的问题。在中世分裂割据形势较强的时代，中央政府只是直接管辖首都附近一带而已，地方的政治都交给地方政府，因此天子的统治权难以贯彻到每个角落。不过正因此，即便中央政府稍有混乱，地方政府也能靠自己的力量治理地方，有时甚至还能匡正中央的政治。因此，天子所掌握的兵力和财力也都很有限。

又因为兵力在原则上是从人民的力役中征发，因而常备兵力很少。财力则通过租税向人民征收，农民要缴纳谷物布帛，商人则要缴纳金钱。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援很少，因为地方独立的倾向很强，而且交通也不方便。

财政国家　不过从唐末开始，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便是唐王朝开始转变为“财政国家”的存在，这一变化到了宋代大体完成。而使这种变化成为可能的社会条件也已经成熟。

中世的中国经济就像庄园所代表的那样，尽量自给自足，以自然经济为方针。农业生产离开都市，转移到郊外的田园村落，剩下来的都市则变为政治中心，成为官僚和军队的居住地。根据他们的需要，城中设立了被称为“市”的商业区域，但因为流通经济规模逐渐缩小，市况并不活跃，政府就算对商人征税，也得不到多少收入。

这种情况从唐末开始起了变化，到了宋代已经面目一新。这是因为在中国内部进行了资源的开发，各地发展出了独特的物产，因而形成了地区分工，而这必然会促进流通经济。而且，恰好隋代开凿的大运河虽然最初是政府的交通线，但在各种设施得到完善后，民间企业也开始使用，南北大干线开放给了普通人民。

主要以政治职能为目的而存在的都市，其经济使命重新得到了重视，开始作为商业都市而发展。以前的狭窄的市已经无法容纳商人的活动，商业区域逐渐扩大，都市的形态彻底改变了。对商业来说，交通的便利程度关系重大，因而商店占据大道的两侧，都市的大街几乎都成了市场，住宅区不得不退到小巷子里。政府在向商人课税时，已不能像以前那样在市这一地区征收，于是让商人根据行业的不同组织起叫作“行”的公会。政府承认行的垄断经营权，作为回报各个行承担主动纳税的责任。而对于利润最为丰厚的商品，政府又进一步将其作为专卖品，将经营这些商品的商人作为专卖商加以特别保护，同时让他们缴纳高额的专卖税。这些商品中有代表性的是食盐，早在唐肃宗时，就已收天下之盐作为专卖品，并将盐税收入用作军费。以后，中国人民通常都不得不购买高出原价数十倍的食盐，这在压榨下层人民生计的同时，带来了种种副作用，扰乱了政治经济的秩序。而得到可靠财源的天子除了统领都下的禁卫军，还让全国的战斗部队直属于自己，依靠武力巩固了独裁君主的地位。

好景气时代的再来　像这样的商业的扩大，意味着经济迎来了空前的好景气，同时也伴随着生产技术的革新。而技术上的革新首先是由燃料革命带来的，自唐末开始，煤炭被用作燃料。本来煤炭烟很大，味很臭，不适合做燃料，但是随着人口增加和土地开发，森林被大量砍伐，木材匮乏，不得已只能将煤炭作为代替燃料。其间发现将煤炭炼成焦炭，或者做成煤球便可以去除臭气，而且还能增强火力。进入宋代，大都市中的厨房和暖炉几乎都使用煤炭，而最重要的是，煤炭也开始被用于制铁。铁矿分布于中国各地，但燃料补给一直是瓶颈，现在有了近乎无限的煤炭，并且可以很容易地获得高热，于是铁的产量开始激增。据说不管在哪个世界，铁的使用量都标志着文化的程度。能够容易地使用铁，成了使宋代文化向上发展的杠杆。

铁在制作农具、工具和武器时都不可或缺。如果能够毫不吝惜地使用铁，就可以配备各种各样的齐全器械，使生产效率得到提升。而且，在中国铁还有特殊的用途，那就是用于炼铜。宋代南方的铜山使用叫作“浸铜法”的精炼方法，先将黄铜矿溶解得到硫酸铜，再投入铁屑得到硫酸铁，同时铜则会游离出来。用这种方法炼取一千克铜，需要消耗两千克以上的铁。不过这些铜被政府用来铸钱，而铜钱是当时的本位货币，因而充足的货币供应又刺激了经济界，有利于带来好景气。

尽管有政府的禁令，但成本低廉的铁还是越过国境流到外国，中国铁的名声一直远播西亚。此外，到宋代时已臻成熟的陶瓷器也输往西亚。而自古以来的特产丝织品，为诸外国所珍视更是自不待言。这些特产输往外国时，作为货款流入中国的则是白银。虽然中国政府没有正式承认白银为货币，但在当时已经形成高度流通经济的中国社会，铜钱过于沉重，使用不便，白银自然作为高额货币在民间得到使用，而且对白银的需要与日俱增。中国内地的白银产量并不是很大，但所幸从外国流入的白银满足了需要。这些白银被蓄积在社会上，直到民国初年为止，中国实际上都是银本位的国家。

新文化的兴起　以如上所述经济上的良好环境、好景气和高速发展为背景，文化在各个方面都有了革命性的飞跃。被称为世界三大发明的火药、指南针和活字印刷在宋代得到普遍使用。在文学、经学方面，则呼吁古代的复兴，绘画特别是山水画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在当时的世界，恐怕可以说与其他任何地域相比，宋代的文化都更有资格矜夸先进和优秀。

不过，这一优秀的文化究竟是完全由中国自己发展出来，还是受到了其他地域的影响而产生，还是一个疑问。关于这两种可能性，都没有找到能加以证明的确切证据，也没有研究能够完全加以否定。然而据我个人推测，中国肯定从以前经历过文艺复兴的西亚受到了某些影响。特别是在唐代，伊斯兰势力在西亚崛起，灭掉了中世波斯萨珊王朝。萨珊王朝的贵族、商人逃到中国，住下来并受到保护，被中国人称为“波斯人”。这些波斯人在很长时间内都保持着本国的风俗和语言，均以豪富闻名。他们应该对中国动产资本的崛起产生了很大的刺激。沿着波斯人的足迹，随后到来的是阿拉伯人，他们被称为“大食人”。阿拉伯人的萨拉森帝国最初在倭马亚王朝⁽¹⁾时建都大马士革，也就是说，与西方的地中海方面关系比较深。而阿拔斯王朝取代倭马亚王朝后，将首都迁到巴格达，因而其兴趣也转移到东方，并且在9世纪中叶时发生了文艺复兴现象，复兴了古希腊的文化，建立了比其他任何世界都要先进的近世社会。从这一时期到宋初的大约一个世纪中，来到中国的“大食人”必定以阿拉伯新文化刺激了中国。

宋文化与西亚　不过，中国在大约北宋一代展开自己的文艺复兴之后，其文化已凌驾于西亚之上，于是出现了由东向西的文化潮流。其中能够明确观察到的，是中国绘画的影响。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伊斯兰教在西亚普及之后，绘画、雕刻等所有表现动物形状的方式，都随之被连根拔起地破坏掉了。因为伊斯兰教基于禁止偶像崇拜的方针，排斥一切可能引发崇拜的生物形象。给这种情况带来少许变化的，是土耳其人对阿拉伯世界的入侵。进入10世纪后，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权威扫地，被作为佣兵役使的土耳其人趁机左右了朝政，同时地方上的土耳其军阀也树立起割据政权，于是土耳其人取代阿拉伯人而称霸。当然，土耳其人在进入阿拉伯世界的同时也改信伊斯兰教，遵从相关戒律。但本来信奉泛灵论，也多少受了中国影响的土耳其人在信奉伊斯兰教方面，毕竟不可能像阿拉伯人那样严格。成为统治者，开启文明化并且生活富裕之后，他们开始比较谨慎地在装饰中使用动物的形象作为主题，从这些绘画的手法中可以看出中国画的影响。而更加推进了这一倾向的，是蒙古族对西亚的征服。13世纪时，元太祖成吉思汗领导的蒙古势力大大崛起，太宗窝阔台时派遣远征军入侵波兰、德国，随后在西南亚建立起伊儿汗国，在其北面建立了察合台汗国。伊儿汗国领有西亚文化繁荣的中心地域，因而不久后以国王为首的征服者集团被当地人同化，改信伊斯兰教。但他们以往就比土耳其人更深地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在爱好和理解中国画方面，要胜过土耳其人。因而，在这一王朝下制作的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书籍的插画中，有很多色彩浓重的工笔画，其中与中国画难以区别之处也不少。

中国与欧洲　其次，欧洲世界从古代开始，一直在西亚文化的影响下发展自己的文化。特别是众所周知，欧洲的近世是在11世纪末十字军运动开始后的数百年间，通过与伊斯兰世界的接触发生的。那么，在这里当然能够想到，中国的近世对欧洲的近世应该也作出了若干贡献。因为中国文化既然已对西亚产生影响，那么当欧洲世界接受西亚文化时，当然应该设想其中包含了中国的要素。

在思考这一问题时，最能够得出可靠结论的依然是中国画的影响。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西洋的文艺复兴中，雕刻领域有希腊、罗马的古代遗物作为明确的复兴对象，而在绘画领域，希腊、罗马对于文艺复兴的人们却没有任何能发挥指导作用的材料。对于在中世纪的教堂等地方看到的寒碜壁画，文艺复兴的人们必须提高其格调，使之与生机勃勃的雕刻相匹配，而此时他们利用的是西亚的伊斯兰文化。西洋的文艺复兴画家将《圣经》内容入画的同时，也描绘了当时西亚人的风俗。比如大马士革的高贵衣裳，土耳其式的武器和甲胄，而背景中则出现了像是使用了中国式皴法的山岩。这是中国画对西洋产生影响的第一阶段，还只是通过西亚的间接影响。但到了17、18世纪，中国的山水画被直接介绍到欧洲，其影响下的西洋风景画得以确立，占据了与人物画同等的地位。在绘画以外的领域，恐怕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但当前的研究水平还不能支持明确的断定。

中国文化的停滞　中国的近世在宋代已近乎完成，但以后却稍呈停滞的倾向。根本原因应当是经济上的好景气没有一直持续下去。经济现象与政治形势大致平行发展，而在北宋末年，中国社会在呈现出达到景气顶点气象的同时，也开始显露出极为危险的征兆。那就是由贫富不均带来的上层阶级的奢侈生活和与此相伴的政治腐败，以及地方上人民的反抗苗头等。东北的女真族建立的金王朝趁此社会不安之际入侵，宋朝只能弃华北而退守江南，勉强维持着长江以南的领土。从此以后，在中国的整体景气一变而转为下降。政府努力维持民间社会的景气，试图以人为的政策加以挽回，但反而阻碍了实质的经济。这种临时抱佛脚的政策最终破产时，南宋政权几乎与金朝同时倒台，中国迎来了新的征服者—北方新兴的蒙古族建立的元王朝。

元王朝初期，在宏大的蒙古帝国领土内，东西交通变得活跃，经济一时呈现出繁荣景象。但不久就出现了内乱和西亚诸汗国的独立，好景气没有继续下去，再度陷入停滞低迷。不景气的潮流之下，元王朝难以支撑，终至覆亡。

景气的变动　明王朝取代元朝后，景气逐渐好转，大约在孝宗弘治帝时达到顶峰。人民也因而稍稍安堵，但之后的景气又是失调和停滞的重复，从整体来看，依然处于下降阶段。在明末的万历、天启时期，虽然看起来是空前的好景气，但只不过是消费景气，实际上反而是在恶化，生产停滞不前。明王朝又受到满族清朝来自北方的入侵，不堪一击而陷于灭亡。

清朝取代明朝后，中国社会逐渐扭转了经济形势，经过康熙帝，从雍正帝到乾隆帝的初期经济迎来了全盛期。但到了乾隆帝漫长统治的后期，景气便早早地显示出了颓势。根本原因是白银外流，而其中英国人的鸦片贸易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社会为了购买毒物鸦片，让历代苦心积攒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到了英国。由此出现的便是典型的不景气现象，正与后汉末以后出现的因货币外流而产生的不景气相同。而且在之前的中世，长达七百余年的时间内，王朝屡屡更迭，由于受到政治好坏的影响，经济现象也不规则地变动；而清朝时，不景气则是在同一政权之下集中在大约一个半世纪之内，作为典型的纯经济现象持续存在。对从事研究的人来说，就好像虽然并没有进行实验的意图，而历史却给我们做了实验。

不景气首先打击企业，使生产活动停滞，就业机会与人口增长呈反比例地减少，实际和潜在的失业者增加。失业者加入以走私贸易为目的的秘密结社，治安紊乱，社会骚然不安，而这又进一步妨碍生产。

景气的周期　整体来看，从宋开始进入近世后，景气变动的周期与以前相比大大缩短了。以前古代是上升期，中世是停滞下降期，两者合起来构成一个周期，而从宋代开始，大约一个王朝的长度便构成景气的一个周期。这显示出社会的变动相应地加快了，而此后单个周期的长度越来越短，到了最近，几年便是一个周期，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了。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政治的好坏与经济景气的波动有着一致的倾向。以宋代来说，据说在北宋初期，政治运行之良好超过以往任何时代，背后则有着前所未见的好景气的浪潮。由此必须想到的是，在好景气的时代，政治容易取得效果，即便多少有些失败，也不会留下痕迹。在这样的时代，就算昏庸的君主在位，其缺点也不会被大肆议论。而如果与此相反，碰上了不景气的时代，不管在政治上怎么努力，都难以挽回形势，结果大都是接二连三的失败。舆论则将责任算到君主和大臣头上，抨击他们无德无能。于是产生了治世因名君而生、乱世因昏君而始的历史法则，但其实很多情况下，治世便是好景气，乱世则是不景气的别名。而景气与不景气，很难由当时君主个人的政策所左右。因此我们应该知道，自古以来对君主的传统评价，未必十分得当。比如清朝的康熙帝，有时被赞为不世出的名君，但其实未必如此，看起来他只是很普通的人。只是他在位时间很长，并且正逢明末大乱之后的复兴时期，国际贸易持续黑字，经济上也受到空前好景气的恩惠，可以说碰上了好运气。而且在其治下，清朝的纲纪早早趋于紊乱，幸亏继位的雍正帝整肃了官纪，建立了清朝独特政治机构的基础。世人对这一事实不加注意，总是将康熙、乾隆连称为清朝的鼎盛期，却经常忘掉其间最为重要的雍正时代。

近世的统一　在这里我想改变视点，思考一下在统一或分裂的问题上，应该怎样对近世进行说明。近世是对中世的否定，负有继承遥远古代的任务，因而必然是显著体现统一倾向的时代。但实际上，宋的统一在规模上不及汉唐；同样在欧洲的近世，不用说罗马帝国的规模，就连加洛林王朝那样的统一也不曾有过。这应该怎样解释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想指出，统一除了规模大小这一量的意义之外，还有质的一面。首先不能忘记的是，宋的统一虽然从领土面积而言，比起前朝的大一统不免逊色很多，但却有着非常坚固的性质。因为到了这一时代，中国人第一次有了很强的民族自觉，除了政治统一这种形式，更有内部的团结来支撑统一。唐虽说持续了三百年左右，但中间因武周革命而中断，天子几度被迫舍弃国都而蒙尘地方，并且对领土内独立、半独立军阀的割据束手无策。然而，在北宋的约一百七十年之后，南宋又保持了大约一百五十年的命脉，南宋灭亡之后，拥戴王室子孙图谋复兴的计划又持续了数年，这在之前的历史上是看不到的。

近世民族主义　这样的民族主义不仅在宋王朝的中国，在周边的异民族之中也可以看到。而且，周边的异民族甚至有着更强烈的倾向。因为这些外敌，宋朝屡屡被迫割让中国人居住的领地，比如向辽割让燕云十六州⁽²⁾，接下来又向西夏割让了陕西边缘的数州，而后整个华北更是被金夺走。

同样的倾向在欧洲也能观察到。近代列强的直接起源，大多都可在文艺复兴之后的近世找到，这些国家的国民文学也都发源于这一时期。表面看来，近世是欧洲分裂割据极为严重的时代，但这是因为向心力根据地形的不同而作用于各个局部，必须说，这与中世无政府的分裂割据在性质上是极为不同的。

(1)　萨拉森帝国即阿拉伯帝国，依次经历正统哈里发时期（632—661年）、倭马亚王朝时期（661—750年）、阿拔斯王朝时期（750—1258年），亡于蒙古西征。

(2)　割让燕云十六州者为后晋石敬瑭，作者原文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