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清

清朝的统一　当时明清对峙的主战场，在长城东首的山海关，明方由主将吴三桂率精锐防御。与之相对，清朝恰好是太宗在位十六年而死、其子世祖顺治帝六岁冲龄、叔父睿亲王多尔衮摄政的第二年。睿亲王继承父兄遗志，发起举国大军，启程征讨明国。但对于世祖的继位，内部颇有异议，此际为统一国论，只有进一步对明展开积极攻略。

吴三桂相继接到入援京师之令与北京陷落的噩耗。进退两难的他认为，当务之急是收复北京，扫平叛军，遂向清朝讲明事态，请求援助。此时睿亲王对形势的判断精准高妙，随即率大军入关，受吴三桂之迎。但这姿态并非对等的同盟，而是接受吴的投降。对此，吴三桂毫无异议的余地。清军以吴三桂为先导，向北京进发。

另一方面，北京的李自成进入明朝宫殿，登上王座，自号大顺皇帝。召集明廷百官时，除了少数毕竟知耻而自尽者，几乎全部官僚都唯唯诺诺，接受新的任命。李自成的部下有不少是专事打仗掠夺、流浪以活命的暴乱之徒，因此北京市民所受的灾害是难以言尽的。

这时传来的情报是清军与吴三桂共指北京，南下而来。李自成总是在野战中打败明军，于是亲率精锐迎击。但这次的对手与之前的明军完全不同，李自成军为清军骑兵包围，被打得一败涂地。仓皇返京后，将钱财席卷一空，继续西逃。这正是十五年的掠夺生涯教给他的智慧。李自成到这一步，毕竟与庄烈帝态度不同。据说近臣建议迁都南京时崇祯也毅然说：“国君死社稷，朕将何往？”不为所动。

睿亲王拥清世祖入北京，奠都于此，一方面劝诱明朝中央、地方的官僚归顺，一方面遣军追击李自成，最终经陕西至湖北将其杀死。同伙张献忠此前与李自成分头行动，在四川东部频行虐杀。他也受到清兵追击，终被捕杀。随着各地流贼概被讨平，华北轻而易举成了清朝的领土。

之前北京庄烈帝自杀之报一经传播全国，神宗之孙福王在留都南京受众人推举而即皇帝位，翌年改元弘光。但该政权未保住一年。新成立的南京政府里，到这种时候仍然不忘一直以来的党争，置外敌于不顾，竟把全部精力浪费在各派的内部斗争上。其后清军率众多降伏的汉人军队蜂拥而至，南京政府顷刻崩溃，福王亦被捕杀（1645年）。随后福州的太祖九世孙唐王称帝，翌年改元隆武，但该政权亦只维持了一年余两月。接下来代起的是福王的堂弟桂王，于粤北自立，翌年改元永历。但被清军追至广西，又奔走云南，最后逃入缅甸，而清军仍穷追不舍。清军主将就是之前在山海关降清的吴三桂，他最终俘虏桂王而返，以此功被封平西王，镇守云南。明朝边将、早已降清的广东平南王尚可喜，以及福建靖南王耿继茂与吴三桂并称三藩。

此外，明太祖十世孙鲁王闻说南京陷落，于浙江图谋恢复，但被清军攻破，逃亡海上，被郑成功拥立，并逐出荷兰人，据守台湾（1661年）。郑成功是中国沿海人民组织的海船队领导者。本来，以海洋为领土、以船队为国家的海上势力在西洋史上屡屡出现，但在中国却很少见。此前唯一的例子，是东晋末期的孙恩于海上扩张势力，发起叛乱后被将军刘裕平定。当时的海上势力，想是促使日本所谓的五王⁽¹⁾向南朝入贡的原因之一，那以后，明代的倭寇重兴于海上。郑成功的势力极为强盛，清朝海军无法与之匹敌。于是强令沿海居民迁徙内地，采取比明代更为严厉的锁国政策，严禁中国人民与海外的一切交通。台湾郑氏政权北与日本、南与南洋诸国联络，计划大举反攻大陆，但以失败告终，仅以割据政权孤立存在。尽管如此，郑氏从郑成功到其子郑经、其孙郑克塽，延续三代二十三年，与清朝对抗，雄视海上，也是稀有的事。

明的末路与宋极为相似。但宋朝二帝逃亡海上，仅四年即于崖山之战败亡，而明朝称帝者有三人，最后遁入缅甸而灭亡，此外鲁王未称帝，以代理皇帝的监国之名据守台湾，保住最长的命脉。两相比较，可见明朝抵抗力更强，但如果因此下结论认为明代中国人的攘夷敌忾之心比宋人更旺盛，又未必合适。毋宁说是因为宋代以后至明末的近四百年间，华南的经济开发有显著进展。在宋代，台湾尚是没有开发的荒蛮岛屿，且经广西过云南、逃入缅甸，如此交通的可能性也几乎未被考虑过。

康熙帝的武功　清朝征服汉地，是以绵密的计算，一面考虑自身实力，一面慎重推进的。清初的兵力，满洲、蒙古、汉军各八旗，每旗以七千五百人为标准，二十四旗即约十八万人。如此考虑，人口大率在百万。要征服超过一亿人的汉地，还是相当艰巨的事业。

汉军八旗虽为汉人归降者，但全被强制要求遵从满洲国俗，剃去四周头发，只留中央一块，以之结辫。因此清朝一进入北京，就对归顺的官吏、军队与人民同样发出剃发令。汉人对此强烈反对，各地反抗之火愈演愈烈，清朝惊讶之下只得中止。想来，清朝认为无法在被征服的汉地强制推行征服者的辫发风习，也就无法要求人民绝对忠诚吧。征服南京的福王政权后，又以十分强硬的决心再度在全国发起剃发令，对违反者处以和谋反罪一样的刑法，“留发不留头”。各地发起暴动与反抗，但清朝毫不留情地加以镇压。只有僧侣与道士可幸免，允许保存之前的样子，因此各地违心作僧人打扮者可谓引人注目。

征服汉地以后，允许南方三藩存在，也是现实政策的结果。但在远方保留半独立的三藩，任其成为不平者与野心家的收容所，必然不会持续下去。特别是平西王吴三桂军中多有李自成、张献忠的旧部下，清朝每年要以庞大的军费来蓄养这些不良军人。

世祖顺治帝与年龄不相称地喜爱儒学、擅长书法，据称亦通禅机，在位十八年而死，享年二十四岁。其子圣祖康熙嗣位，之后诸帝皆修习汉族学术，都是出色的文化人，没有出现一位愚昧的君主。这一点，不但与元朝君主轻视汉文化大不相同，与历代汉族王朝相比也可以说毫不逊色。

康熙八岁即位，在位六十一年，在中国史上留下前所未有的长期统治记录。可以说，清朝的中国统治就是在这期间确立了稳定的态势。

康熙首先做的是撤三藩。因为令这样的特殊分子残存，就不能说是真正的统一。这样的情况下，经常会提起前汉晁错的理论：“削之亦反，不削亦反。”云南的吴三桂听闻朝廷已先撤广东的尚可喜并令其北移，打破三藩一角，便与福建耿精忠计划，联名上疏，奏请与广东一样废藩，实际上是打算以此威吓朝廷。然而，康熙仿佛正等着这一切，允其所请，派出处理撤藩事务的官吏，指定三王迁到山海关以北。不料吴三桂举兵反叛，名义是复兴明朝。但这名义是极为拙劣的，因为捕杀明朝最后的皇帝桂王的正是吴三桂，且他自己已遵从清朝风俗，剃发梳辫。顺逆之理一开始就显而易见。

吴三桂进军湖南，但未能与其他二藩共同作战，福建与广东被各个击破，湖南的战线亦定在岳州。康熙鼓励新降的汉人部队绿营兵，谓此番叛乱是汉人叛乱，也期待汉人军队奋起镇压。战线一旦固定，物资丰富的政府军就渐渐占据优势。终于觉悟到战败的吴三桂不知如何想的，突然宣布即皇帝位，定国号为大周，改元昭武（1678年）。或许是自觉将败，想死得荣耀些吧。三个月后即病死，其孙吴世璠嗣位，改元洪化。昭武年号虽短暂，刻有“昭武通宝”的铜钱却有相当数量传到日本，大概是为了发给军饷而大量铸造的。

吴世璠时，大周国疆域愈来愈小，湖南难以守住，逃归云南，清军追迫于后，最终包围昆明，吴世璠自杀，三藩遂平定。

与三藩呼应的台湾郑氏政权，亦袭击沿海一带，但当时郑成功之子郑经已死，内讧之后，郑克塽即位，幼弱而无法统帅诸将。清朝乘平定云南之势，攻破郑氏海军，进攻台湾，降服郑克塽（1683年）。康熙因而开海禁，允许诸国至中国海港贸易。

而后，康熙着手经营长城外的北方民族。内蒙古虽早在太宗时归顺，但外蒙古的喀尔喀部持续与西邻伊犁地区的准噶尔部相争。准噶尔部是瓦剌的一部，明末统一瓦剌部而强盛，征服西藏，与喇嘛结盟，又征服天山南路伊斯兰化的都市。当时，准噶尔部出现了自称明代瓦剌部首领也先子孙的噶尔丹，东向侵入外蒙古，又迫近内蒙古。外蒙古的喀尔喀部逃向清朝，请求援助，康熙纳其归降，率大军亲征内蒙古，于热河附近的乌兰布通大破准噶尔军。此时清朝一方使用的大炮之威力决定了胜败（1690年）。六年之后，康熙又发兵外蒙古，予噶尔丹以致命一击。

中国天子亲征外蒙古，是明永乐帝以来首次。但永乐帝当时并未使外蒙古臣服，而康熙因外蒙古受准噶尔部侵略而发起保护，得令准噶尔部发誓完全服从。这实际上是中国有史以来首次出现的情况，之后两百余年，外蒙古也完全是清朝的领土。

元与清　清朝统治中国，在世祖期间大致定下规模，康熙长期在位，形成了统治组织。清朝从北方民族之间兴起而征服汉地，这点看来，正是元朝的重复，但其政治远比元朝卓越。

首先，元对自身强大的武力过分自信，将汉族土地、人民看作自己取得之财产的倾向很强。然而，清朝一开始就打着救汉地人民于疾苦的大义名分进入中国。南京的福王政权，曾对盘踞北京的清朝提出退出山海关、修邻国之好的提议。对此，睿亲王代表清朝表达了如下立场：清朝原是明的同盟，然明政治紊乱，又遭流贼之乱，遂至失社稷，陷人民于涂炭之苦；故清不忍见，讨伐流贼，救人民于祸乱之中；因其功德，受百姓推戴，君临中国，故为天命；今南京明遗臣等虽主张明代后继者之权利，但汝等早知崇祯皇帝苦于流贼侵寇，未尝送一矢之援。⁽²⁾

这是对南京政权的严厉诘问。同时也是宣言，称只有清朝才是受天命、被赋予安抚万民之任务的王朝。既然是宣言，就应当忠实遵守。从立国精神来看，清朝也与元朝不同。

当然，宣言也必须打些折扣来听信。清朝征服江南之际，曾在各地进行大屠杀，罪证难掩。但比这更严重的事，李自成、张献忠都做过。或许，当时的绝大多数汉族人民不管是明是清，只希望早日收拾混乱、恢复和平吧。

元王朝的中国统治，是为了蒙古民族。中央、地方官衙的最高长官达鲁花赤由蒙古人担任，掌握政治上的所有决定权，汉人官吏只是辅助官僚。与之相对，清朝采取的是满人与汉人合作的政治形式。在中央，上自内阁大学士，高等官僚满汉人数皆同，采用形影相随一般的二重体制。比如内阁大学士，满汉各三人；其下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人；吏户礼兵刑工之六部，尚书、左侍郎、右侍郎也都是满汉各一人；其下郎中、员外郎、主事亦皆用满汉相同人数。公务用语是满语，汉语为辅，因此为了翻译，各衙门都置笔帖式若干人，都任以旗人，称作“旗缺”。所有衙门的实际事务都由汉人胥吏运营，故而所置总负责人的首领官是“汉缺”，即为仅任用汉人的职位。

地方政治方面，清朝采取全由汉人自治的方针，很多位置上都任用汉人，但为监视起见，亦有设满人之举。不过，只有首长位置用满人，乃是为了保持满人的品位。

地方防卫由汉人组织的绿营兵担任，受省的总督、巡抚、提督统辖。总督、巡抚，毋宁说是民政长官，与汉人并列，也任用满人。地方的军事要冲命八旗兵驻防，而其指挥官将军是“旗缺”，即专用旗人的职位。

清朝的政治组织极为巧妙，说是满汉协力合作，听起来的确不错，但实际上是出于满汉相互牵制、监视，不得企图恶事的考虑。不过，没有坏事的同时，也很难有好事。中国向来对政治家，比起要求行善，还是要求莫行恶更强烈一些。

不论中央政府内大官人数如何满汉相同，只有天子是满人一人，绝不能再添一位汉人。因此，仰赖天子裁决的文书悉为满文，汉文文书或翻译成满文，或翻译要旨，再呈给天子。天子下达的命令、诏敕，也是满文原文附上汉文翻译，两种文体共同颁布。负责此项工作的是内阁，故而清初的内阁与其说是草拟政策，不如说是忙于翻译事务。而且因翻译颇费时间，不论决定还是实施，即使不延迟，机密在途中泄露的弊端也很显著。这虽说是异民族王朝宿命的课题，但也不是这样原封不动就能解决的问题。康熙之后的雍正帝才得以解决。

清朝鼎盛时期的开始　康熙长于武术，亦精通中国古典，擅诗书。在位六十一年间，平定三藩，收复台湾，退却准部，臣服蒙古，巩固了清朝统治的基础。故而在中国历代中也是屈指可数的名君，不过一方面也是因为时代眷顾。平定台湾之后，开放海禁，允许海外贸易，荷兰、英国等渡海而来，时至宁波贸易。明代一直以旧教国葡萄牙为主的贸易对象，到清代加入了更活跃的新教国家，需求中国的物产茶、绢、陶器等物产，于是大量白银流入。由此，中国的经济界受惠于异常的好景气，在此刺激下，生产益发扩大。这也必然造成国库收入的增加。历来，中国几度欲采用预算主义，但每一次都失败。虽然试图一次得出岁入岁出的预算、再根据预算确定课税方针，结果不知何时固定下来，反倒是养成了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岁入，根据岁入增减岁出的传统。因此经济高速成长的时代，岁入也持续增长。这样的时候若发动战争，取胜是当然的事，康熙外征的武功，实则不足称伟。

而战争一旦结束，财政就会产生剩余，金钱谷物积蓄于国库，无处流通。且现金大量闲置也会影响景气，有产生不景气的危险。原本是为了追求景气而采取的政策，最终却产生了必须消费积蓄的结果。在宋代，也一度有这样的时期，但稀里糊涂开始构筑宫殿，之后的维持费用成为沉重负担。而清代的财政家想到的办法是天子游览旅行，地点莫过于风光明媚、气候温暖的江南。于是，天子南巡开始了。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天子东巡，以祭祀泰山、祭拜曲阜孔庙为名目。但下泰山后，并未到附近的曲阜，而是向南而去，名目是视察河工。当时黄河自河南开封向东南与淮水汇合，向东流去，但因河道狭窄，屡屡泛滥成灾，又浸漫运河，所以投入了巨额费用以图治水。康熙视察了治河现场，又发足渡江，经苏州至南京，由此而返，再至泰山脚下的曲阜祭拜孔庙。宣称东巡，却突然南巡，有点像逃课而归的坏学生模样。本来江南的风物就是北京一带不得见的优雅，故而天子之心难忘此乐。虽说江南乃财赋之地，而人情不及北方淳朴等，而那以后，康熙二十八年、三十八年、四十二年、四十四年、四十六年，前后还是举行了六次南巡。因为是天子之旅，规模颇为壮大，但费用悉由政府支出，天子自己则称，对人民皆予赏赐，不使有一钱之搅扰。

此外，康熙为支出国库的盈余而进行的事业，还有恩惠后世的图书编纂。通常所谓康熙时代的钦定图书是《康熙字典》《佩文韵府》《渊鉴类函》《骈字类编》，等等，在众多种类中只有《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是名副其实的压卷之作。如此盛大的文化事业在元朝当然没有，就是在汉人王朝中，非要找的话，也只有宋初能见到若干类似的事。为了此等事业，全国的文化人被召集至北京，北京亦成为有力的文化中心。要提一句，当时苏州、杭州等江南区域仍然是文化渊薮，这一点没有变。

康熙的南巡及图书编纂事业，由其孙乾隆更为盛大地继承。在一个王朝的短时间内，历史的重复也屡屡进行。故而后世言及清朝盛世，总称康乾，其实还存在着容易被人忽视的、统治较短却意义重大的雍正时代。

雍正帝的内治　康熙帝子嗣繁盛，有三十五个儿子，但到了晚年，皇帝身心已见老衰，产生了皇子与朝臣结党争势的弊害。康熙于六十九岁去世后，由四子雍正嗣位是幸运的。其时雍正四十五岁，有长居储位所得的经验，又有天性明察的资质，计划收紧康熙末年流于放纵的政治，肃清纲纪。

雍正见明代以来内阁制度之不便，别设军机处为最高机关，取而代之。清初，内阁因天子及亲信为满人，故第一公用语为满语，与汉地相关的汉文文书亦必须逐一译作满语。事实上，清朝自顺治帝以后，至少天子皆善汉文，或是甚于汉人的文化人。因此，为了裁决而翻译汉文文书，实则全无必要，不过是为了保全征服者的体面。奉行合理主义的雍正帝则认为这是愚蠢的传统。趁西北与准噶尔部战争之际，他于宫中设军机处，任命数名军机大臣及其下的军机章京，皆满汉同数。前线来的文书，若为满文，则由满人章京处理，若为汉文，则由汉人章京应对。天子与大臣交谈，满文文书则用满语，汉文文书则用汉语，分别给予裁决。如此，一一翻译文书的手续与时间得以省掉，可以快速应对。军机处建立后，紧急重要的文书逐渐经由此处，内阁处理的尽是每月的会计报告等文件。由此，内阁大学士成了闲散的名誉职位，实权移到军机大臣之手。其下的军机章京，则选拔有能力的年轻政治家任之。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能够迅速写出文章，因为军机处例外地不置胥吏，章京还要承担胥吏的功能。胥吏之弊害，历代都有批评，但直到清朝，才终于在中枢机构创立这样的新式机关。不夸张地说，正因此，清朝的命脉才比其他王朝延续得更久。

雍正帝的政治原则，是如王安石那样的合理主义。中国的官吏薪俸，向来被控制得极低，不足以生活，于是就在租税之外私自强征称作“火耗”的附加税，再自行平分。雍正帝修改此法，设定限制，公开征收附加税，其中一部分用来给官僚加薪，称作“养廉银”。

公文之外，雍正帝还与地方大员保持私人亲展信件的往来，命其将地方实情无所隐瞒地呈报。他经常亲自披览奏折至深夜，以朱笔作答，再返回朱笔谕旨。这种朱批谕旨文书最后还要交还天子处，据说在宫中大量积存，以至于堆满走廊。雍正这般精力充沛的勤勉之人，还是首度出现。即便在君主独裁的近世中国，这样典型的独裁君主也只此一位。可以说，清朝特有的中国统治体系是由雍正帝完成的。

汉人君主的特权中，包括建储权。而蒙古、满洲等北方民族的君主，应通过实力者的集会由选举产生，换言之，君主只限一代。在清朝，到太宗为止都不能预定后继者。到世祖时，渐渐成为汉式的天子，但即便如此，还是根据死后的遗诏指定康熙帝。完全成为汉式的天子，是到康熙帝时，他年轻时就册立嫡长子为皇太子。然而，趁皇太子不肖，志在看准太子前程的朝臣趋奉太子，拉帮结派，最终发展至意欲阴谋弑逆父皇。故而康熙帝废掉皇太子，一直搁置行使立太子的权利，到临终时才指定雍正帝继承。雍正帝因目赌此次失败，自己也不立太子，设计了所谓的秘密立储法。即将后嗣之名书于札，封入秘匣，藏入宫中正大光明匾后，若天子未指名即死，就用大臣集会开箱、遵遗旨立新天子的方法。然而实际上，雍正帝也是即位第十三年临终时才指定皇四子高宗，命大臣遵行（1735年）。高宗乾隆在位第六十年，立仁宗为皇太子，翌年正月禅位，为太上皇。表面上的理由，是不想打破祖父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的纪录，不过其实，应该是不喜欢遵从秘密立储这样没有颜面的办法，想堂堂正正行使汉式独裁君主的建储权。

乾隆的政治　乾隆的六十年，与康熙的六十一年重复部分很多。祖父时代以来就成问题的与准噶尔部的战争画上了终止符，清军席卷准部盘踞的天山北路，平定其下属的南路沙漠周边的伊斯兰都市，合并南北两路为新疆省⁽³⁾。因南接的青海、西藏自雍正时代已归顺，故而至此形成了清朝最大的版图，汉地十八省与满、蒙、回、藏之藩部合为一块领土。

乾隆帝的图书编纂事业，远远超过康熙帝，其中之最，无论如何都是《四库全书》的完成。康熙时代的编纂是摘录之业，将特意搜集的资料删减摘录，排列合订，故而面向读书人、以使他们省去检索之劳为目的。与之相对，乾隆的《四库全书》是下令全国进呈所有图书，将其中认为有价值的全卷照收而成的大丛书。将经史子集共三千四百五十八种、七万九千二百二十四卷装帧为三万六千三百八十三册，先抄四部，藏于北京宫内、圆明园、奉天、热河，这是天子个人所用之物；接着又造三部，藏于当时民间文化最发达的江浙地区，即扬州、镇江、杭州三处，以供学者阅览。其目录解说，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至今都是目录学上不可或缺的文献。

康熙帝爱好朱子学，而乾隆年间是考据学盛行的时代，对著成《四库提要》贡献最多的纪昀，也于考证花费最大的努力。从考证学的观点看，将资料剪贴拼凑的是通俗之书，无足珍重。

清朝虽可见元朝的重复，但倾注国库进行的修书事业，则是元代蒙古人做梦也不曾想过的事。元代完成的书籍，只有《辽史》《金史》《宋史》，且因撰写极为草率，可以说甚为低劣。但另一方面，因为元代对汉文化无甚理解，放任自流，也没有发生类似清代“文字狱”那样的笔祸。

满洲出身的君臣对汉文化抱有理解，阅读汉人的文学图书，由此窥见了汉人攘夷思想深刻的一面，被无法言说的不安攫住。汉人表面上服从清朝，看上去讴歌其政治，但心底到底如何想，并无从知晓。因而，清朝的统治究竟能持续到何时，颇可怀疑。满清朝廷不管情愿与否，都不得不与汉人的攘夷思想对决。

顺治末至康熙初，发生了最初的文字狱。庄廷出于沽名钓誉之动机，将他人所著明代历史之书冠名《明书》出版，因其中对清朝有贬低之辞，包括本人在内的两百余名相关者被处以死刑⁽⁴⁾。此事之后，朝廷虽欲编纂《明史》，但学者恐惧，逃避责任，不愿认真书写，直至在乾隆四年才完成，作为钦定书出版。同时，于历代正史亦着手整理，对北方民族等固有名词中出现的贬低性文字予以修改，合《明史》而成《钦定二十四史》。既然是钦定书，任何人引用任何部分都无妨，即承认该范围内的学术自由。

到雍正、乾隆时代，文字狱依然一再重复。事实上，即使如《四库全书》的编纂，也可以看出，其间隐藏的深意是检查全国图书，欲肃清不慎留下的攘夷记载。若不稳妥的记录极少，就将该部分订正，允许继续刊行；攘夷思想包含较多的，即定为禁书，公开刊行自然不可，就是个人收藏亦属严禁。这场搜查禁书事业进行得非常彻底，攘夷记载至少表面上从社会消失了，汉人似乎也忘了清朝是异民族的事实。然而，这些禁书流入日本并保存下来的有不少，清末又回流中国，成为煽动攘夷思想的因子，也是奇妙的因缘。

清代的文化　我说过，清朝的历史很多是重复元朝，除前述之外，还有一层意思，即元与清有受西方文化影响很深这一共同点。元代，西方的四汗国自不必说，中国本土亦有西亚移民，即色目人，他们传入了西方文化。尤其显著的是在天文历法领域，元朝用的郭守敬授时历为回回历，即根据伊斯兰历法而来。他所用的天文观测器械，其后经明清至今，仍保存在北京天文台遗址。

清代的文化不同于元代，受到欧洲文化的强烈影响。这不是从清朝以后突然开始的，而是明代中后期就有的现象。特别是利玛窦于万历年间经广东到南京，与当时的政治家、文化人交游甚密，使其中有些人改信基督教，又向有些人传播西洋学术。其后，同是耶稣会的传教士相继而来，向中国介绍西洋文化的同时，也研究中国文化，将其成果汇报给欧洲。中国人首度获知地球的形状以及中国的位置，是从这时开始的。而日本亦通过中国，得知世界地图的正确样子。

17世纪，在欧洲是文艺复兴大致收获成果的时代。传教士们将这些成熟的文化带到中国，正因其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实证文化，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很大。中国以明清交替为转折，经学上唯心的阳明学衰落，实证的考据学兴起，我认为，该崭新学风就是受欧洲文化的刺激而产生的。

虽然当时欧洲文化的确优秀，但我认为，对其优势不宜过度评价。就结论而言，当时中国也好，欧洲也好，文化基础都在同样的文艺复兴阶段。只是中国很久以前就经历过文艺复兴，而与之后中国未展示出新发展的低迷相反，欧洲因为远远落后而发达起来，从西亚、中国汲取的必要要素，促进了文艺复兴文化的开花。创新的努力长久持续，形成了比任何地域都优秀的近世，这种新锐文化又反向传入中国。

但因当时中国与欧洲的文化落差极小，必要的长处很快能够学习掌握。明王朝借西洋传教士之力创造了红衣大炮，兴起于满洲的清朝很快得到一门，得以在进攻明朝时使用。特别是在康熙时代，也凭此大炮之威力对抗强敌准噶尔部，于外蒙古沙漠中的遭遇战中大获全胜。

康熙帝直面的其他强敌，还有侵略西伯利亚以东的彼得大帝率领的俄罗斯军队。俄罗斯军队出现在黑龙江上游，一面建设殖民地，一面南下，于是康熙派兵攻占了俄罗斯的前进基地雅克萨。虽也有俄罗斯军队距离本国遥远之因，但军事主导权总掌握在清朝一方。战争的结果，即所谓的《尼布楚条约》，以外兴安岭为界，黑龙江流域几乎全被定为清朝领土（1689年）。

比较当时中国与欧洲的两种文化，虽说欧洲文化有优点，但不能忘记中国文化也有出色之处。这是出于什么原因呢？前面虽已指出，自宋以来中国文化反复颇多，但这种反复中也有进步的性质。

若以陶器为例，宋元的青瓷已达到相应的完熟之境，呈现出一种极致。不论从实用还是观赏而言，都到了难以超越的地步。而明初，永乐宣德年间青花瓷的出现，又展现了一种极致。但并不能说所有方面都比前代青瓷更出色。到接近明末的万历年间，出现了红花瓷，也是一种极致。但同样，难说是可取代前代的进步。到清朝，完成了华丽的五彩瓷，当然也是一个极致，但也不是说全部用五彩就够了。陶器发展到如此多样，毕竟需要经过很长时间。而无论如何，历史这种东西，只有经过重复相似内容的漫长时间，才能够进步。先于青瓷有青花，先于红花瓷有五彩瓷，都是不可能的。从这点来看，历史的反复绝不能说是无用的。

相比之下，清朝时的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的历史极浅。正因为时间短，才出现了难以开发的部分，在进步内面隐蔽之处留有空白。从这样的角度来眺望古老文化的地域，那里有自己绝对难以企及的优点，由此心醉神往，也是极自然的。18世纪欧洲的“中国情趣”，就是从这样的必然性产生的。

从这样的立场来看，以18世纪下半期为中心的乾隆时代，东西文化取得平衡，实可称罕见。乾隆帝命传教士在北京西郊的离宫圆明园内仿凡尔赛宫，开辟一隅，安装喷水设施；在欧洲，各国王侯于宫中设中国宫、日本馆，或以宫中一室为中国室，日常展示中国陶瓷藏品，向内外臣僚夸示财力之丰富与趣味之高雅。

广东的英国贸易　像康熙帝不屈服于俄罗斯一样，乾隆帝亦不屈服于英国。之前，康熙帝对经澳门入境的西洋传教士宽大对待，某种程度上也许可基督教传教。但自雍正帝以来，开始倾向于严格控制，严禁中国人入基督教，禁止内廷之外的传教士入国。乾隆帝虽然爱好欧洲文化，但限制对欧洲贸易，关闭沿海的通商港口，只允许于广州一港进行交易。而广东贸易中代表欧洲的是英国。

16世纪欧洲人航海之初，站在前头的是葡萄牙人，不久于澳门设居留地，逐渐扩大侵占范围。进入17世纪以后，新兴海洋国家荷兰、英国、法国活跃起来。荷兰以爪哇为中心，相继掠取东印度诸岛，取得与日本的独占贸易权。与之相对，英法两国趁莫卧儿帝国衰微，志在领土扩张而争夺霸权，反复死斗，终于在18世纪后半期，英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接着，英国以印度为立足点，利用物资打开广东贸易，其他各国遂无法与之竞争。

然而，广东的中英贸易并非依据平等原则进行，明代朝贡贸易制度之精神被清朝原封继承。虽然清朝没有要求诸外国向天子朝贡，但依然认为贸易是中国天子给予其属国的恩典。因此，外国的贸易当事人对中国的官员，必须采取更低一级的陪臣之礼。所以即便英国欲提出各种要求，也不会超出人民对长官请愿的立场。

英国想对中国推销的特产是毛织品，因此在暑气甚剧的广东很不利。如果可能，则远远北上到渤海湾沿岸进行交易；如果不能，至少要北上至靠近长江口的宁波附近。这样，英国想要的中国茶叶也有望以更低的价格到手。

对于广东不知持续到何时的不利单边贸易，恼怒且无奈的英国获得中国天子的许可而派遣使节，希望展开直接谈判，申诉英政府的要求。于是任命乔治·马戛尔尼为正使，率领使节等分乘三艘船，自渤海湾的大沽进入白河，登陆后经北京去往乾隆帝避暑的热河离宫。谒见之际，大使被要求行三跪九叩的臣下礼，即下跪三次，每次磕三次头。虽然英方认为，大使代表独立国家的君主，应以客礼迎之，但中方认为，大使相当于皇帝臣下的英国国王的臣下，也就是陪臣，天子恩准赐见已经是无上的光荣了。最终，乾隆帝虽然在礼节问题上予以宽容，允其行单膝下跪礼，但关于贸易的交涉则完全不接受，始终把贸易理解为蛮夷的朝贡，以优越感十足的敕语谢绝了英国的要求（1793年）。

英国未能通过外交交涉达到目的，却又因国内需要，必须从广东的贸易中获得巨大利益，不能就此放弃。当时，产业革命这一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实验正在进行中，需要巨大的设备投资。因此英国在印度种植鸦片，卖入中国，结果意外地契合中国人的嗜好，鸦片输入额连年增加，一直以来的贸易收支不久逆转。为了结算毒品，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

马戛尔尼到访中国的18世纪末，英国的产业革命如火如荼，相邻的法国则是政治大革命正值高潮。这种物质与精神双方面的革命一经成功，影响所及，不单是欧洲社会，很快全世界的社会组织的根本，都不得不彻底变革。正面承受这一世界性冲击的，即便是有强大传统支撑的中国也不例外，从此，中国的历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动荡时代。

鸦片问题　康乾黄金时代，不单是清朝的政治隆盛期，还因国际贸易、白银流入，保证了经济的繁荣。但乾隆帝之后，进入嘉庆帝时代，贸易收支骤然逆转，此前积蓄的白银开始流出，直接表现就是经济上的不景气。衰退导致失业，失业又招致不法商人的增加，而这与叛乱勃发的因果关系是素来被历史证明过的。

果然，嘉庆年间，各地叛乱纷起，无有宁日，清朝的统治始见阴影。该时代的叛乱多称“教匪”，即白莲教徒蜂起。信奉被禁止的白莲教，其实不过是黑市经营者巩固团结的权宜手段。不可忽视的是，该时代的叛乱主力与过去的秘密结社性质不同。他们在走私鸦片的同时，成立新的另外系统的秘密结社，与此前的系统平行扩张势力，也是事实。这种新团体多称作“三合会”，也称“会匪”“烟犯”。会匪系统的秘密结社势力扩大极速，从广东到长江，更蔓延至华北的黄河平原。从前，食盐的情况是私盐一旦盛行，地方官盐就滞销，政府察觉危险信号后立即严厉取缔私盐。然而，鸦片作为单位极小的商品，潜伏性极强，即便大规模交易，外部也不现征兆。吸食鸦片产生的恍惚之境到底有怎样的魅力？应当站在取缔鸦片贸易立场的官僚、衙役、军队，也堕落此中，甚至身居要职的官员也沾此恶习。

仁宗嘉庆帝在位二十五年，接下来进入宣宗的道光年间（1820—1850年），朝廷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处置鸦片。具体来说就是应当如何监管中国人，断绝吸食鸦片的恶弊，以何种方略禁止英国人的鸦片走私，如何压制弥漫全国的秘密结社之蠢动。无论哪一条，对已不断衰弱的清朝政府来说都是很大的难题。

面对如此事态，政府内部的黄爵滋等人持严禁论，主张无论怎样牺牲都要阻止鸦片贸易；另一方面，有人持甚为现实的弛禁论，主张干脆承认鸦片买卖，这一派虽然是少数，但也应当注意。据弛禁论的代表者许乃济等称，严禁鸦片会使交易转入地下，产生法外价格，不单外商与秘密结社会增加，现银也会继续大量流出。他认为，如果承认鸦片买卖，经正规途径纳税，作为合法商品的鸦片的价格会下跌，最终既可以加以必要的限制，也可以消灭秘密结社，有利于社会治安。但若如此，可预料到吸食鸦片的人数会益发增加，结论是应当教化他们，令其自制，对不服从的乱民则不予考虑，这就是弛禁论的弱点了。

最终，道光帝与大臣们的结论是，不可坐视毒品侵蚀人民健康这一形式上的正论。这点而言，清朝毕竟是欲恪守国初以来为人民的政治这一口号，要是在元朝，恐怕一开始就不会成为问题。

对于此事，英国人的想法也很独特。他们称，鸦片是商品，有买者才能卖出；如果清朝真想禁绝鸦片贸易，那么监管自己的人民即可，他们无法把商品卖给不想要的人。这不过是狡猾的遁词，但也的确触到了清朝的痛处。

深思熟虑之后，道光帝任命强硬派林则徐为两广总督，筹划禁烟。此事进展不顺，发展成鸦片战争。而此时的英国，已在产业革命中取得巨大成功，不再是五十年前乾隆年间的英国了。攻击广东的英国海军主力尚是帆船，但驶入广州湾的辅助舰已是汽船，其敏捷的行动给作战带来了巨大便利。

对于广东发生的冲突，英政府认可了驻外官僚采取的态度，展开全面战争。获得增强的舰队攻击中国沿海并一路北上，终于进入长江，占领上海、镇江，直逼南京。清廷恐大运河航线被切断，遂在屈辱的《南京条约》上签字，以求和平（1842年）。

中国的港口开放　鸦片战争及《南京条约》的签订，是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当然，当时的英国也是创造了人类未经历过的产业革命的新帝国。英国所代表的欧洲新锐文化相继袭来，向中国历史的常识之网投下过去想捞也无从捞起的异物。但中国文化到底源远流长，因其悠久，不会一概被外来文化同化。表面上即便再新鲜的事物，实际上能用传统的古老理论解明的也不在少数。对我们当代人来说，准确辨别当时新旧的真实面目，是最重要的课题。根据历史显示的事实，最初的异物作为点固定下来，尽管不断被排斥、抵抗，但渐渐扩大了存在，不久成为线，成为网，终于树立新的体制，取代旧的体制。事实上，这也是过去在不知不觉中多次重复的结果。在这当中，有了历史的进步。

鸦片战争因鸦片而起，但鸦片问题却丝毫没有解决。对林则徐销毁的鸦片，清国要支付赔偿金，但并不认可鸦片输入，对中国人民的鸦片贩卖禁令依然有效。英国人不喜欢鸦片战争的名称，称战争是由两种不同体制，即锁国主义与自由贸易主义的冲突导致的，是为了使中国开放。但这是本末倒置的敷衍，开启战端是为了保护英国鸦片商人的利益，这种事实不可覆蔽。

在《南京条约》中，除广州之外，上海、宁波、福州、厦门被开放为通商港口，允许外国人居住、交易。此外，割让广州南面的香港岛给英国，该岛当时是海盗根据地，也是没有任何设施的荒岛。发展成今日这般繁荣的国际大市场，需要经过巨大的努力与漫长的岁月。在当时的贸易振兴策略中，香港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对英国而言，最有益的是上海的开放。

此前，对马戛尔尼开放广州以北港口的要求，乾隆帝没有许可，说是担心内地产生失业者。也就是说，如果只开放广州一港，中国的物资由北向南，不仅要长距离运输，还必须越过五岭到达广州。这种物资移动需要大量劳动力，可以给运输业提供岗位。如果开放港口北移，省去运送劳力，其利益就落入英国人之手。

从这点而言，上海的开放的确正中英国人下怀。以英国为先导，欧美各国迅速将对华贸易的据点移往此地，上海后来成为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正以此为开端。正如马戛尔尼所料，上海的中国物产远比广州丰富，入手价格也低得多。

那么，会不会产生乾隆帝担心的失业问题呢？说起来，问题的确很严重，而且引起了动摇清朝国本的重大结果。太平天国的骚乱，就是根据《南京条约》开放上海产生的畸变恶果。

因上海开港，内地物资通过更短的距离由外国船运来，单说这点，中国的劳动力产生剩余，也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同时，外国物资运往中国内地的路线也发生了很大变动，难免出现之前繁荣的路线骤然沉寂的现象。其中损失最大的是从广东经广西、再由湖南到长江的路线，特别是因为该路线是将广州卸货的鸦片运往中国内地的要道。因为鸦片是贵重商品，一般路线不便运输，而此偏僻山道恰可避开官府耳目，反而很方便。

可是，与其他贸易品一样，鸦片卸货的港口从广州移往上海，造成的是广西湖南线路鸦片商人的失业。说产生了严重结果，是因走私商人原本就多为失业者，善意而言，也可以说他们是失业保险金的领取者。此番失业，意味着无法再领失业保险金。失业者又失业，他们到底何去何从？除了暴动叛乱，别无出路。于是有了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表面上的主谋，是在广州学习了基督教教义的洪秀全，但实际的中心人物是杨秀清。洪秀全产生了自己是基督之兄的幻觉，提倡信仰上帝、扫尽世上妖魔，组织了上帝会。上帝会作为邪教，受到官府压迫，渐渐发起叛乱，而洪秀全的作用到此为止，之后主导权移往杨秀清之手，洪秀全几乎不再出场。

上帝会发祥地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附近一带居民是半开化的山民，他们成了太平军的核心，也就是所谓的广西老兄弟。洪秀全不久定国号为太平天国，自称天王，还创历法太平天历。时值清朝宣宗道光帝三十年统治结束，其子文宗咸丰帝即位，咸丰元年（1851年）即太平天国元年辛开（辛亥）。此后咸丰帝在位的十一年间，清政府一直忙于同太平天国作战，无有宁日，咸丰帝未能见到叛乱平定，死前叹为最大恨事。

发起于广西的太平军，避开清朝讨伐军的先锋，背后出击或乘胜追击，从根据地出发，越过分水岭，在北流的湘江上游进入湖南。沿途与三合会会众合并，吸收湖南失业矿工，壮大势力，流布湘江，进入长江。更沿江而下，攻陷南京，以此为都，称作天京（1853年）。

在清朝时太平天国被称作长毛贼，近来其革命性与近代性反被高度评价，但该运动中可以根据古来中国社会理论解明的部分很多，不同性质的部分反而很少。毋宁说，平定该叛乱的主力、曾国藩的湘军，有着更显见的新要素。湘军原为曾国藩个人按政府要求组织的义勇兵，领导将校由读书人担任。这是过去中国所没有的新构想。接下来，他在湘江、长江的水战中引进使用西洋大炮而获得成功。战争长期持续的过程中，两军都使用了大炮洋枪，不过以清朝国力为背景的湘军还是比几乎没有固定领土的太平军远为有利。再者，曾国藩同僚李鸿章组织的淮军得到上海商人的后援，且与欧美人任指挥官的常胜军联合作战，断绝了太平军与外国的接触，使其陷于孤立。后来淮军成为清朝常备军的主力，使其军事体制为之一改，这又反而成为清朝灭亡的原因。比起太平军的叛乱本身，随之而起的军备近代化，被认为有更大的意义。

同样的变化在清朝的政治，特别是外交方面也有发生。以广州港内中国官府侮辱英国国旗的问题为发端，英法两国舰队北上，在渤海湾的白河口三度作战，尤其是第三次时招致了两军陆战队占领北京的非常事态。清朝无奈而结城下之盟，支付军事赔款之外，还追加天津等为开放港口，许可外国公使驻扎北京，允许外国人通行中国内地（1860年）。

中国的开国　《北京条约》的意义极为重大，《南京条约》时中国只是开放了港口，这回却不得不打开国门了。中国天子引见外国公使，不得不以对等礼仪交际，这在之前是不可想象的。清朝中央政府有处理与朝贡国事务的鸿胪寺，但没有处理与对等外国交涉事务的外务省。因此清朝新设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任命咸丰之弟恭亲王为总理大臣。而这以后，对外交涉成为清廷的政治中心问题，实权移到总理衙门，一直以来的军机大臣失去发言权，成为闲职。

有了《北京条约》，英法两国对清朝政府的态度放了心，为了有效实施条约，希望早日平定太平天国，制订了以武器援助清朝的方针。恰好，讨厌外国的咸丰帝薨于热河离宫，对外国抱有理解的恭亲王辅佐冲龄的穆宗同治帝行新政，督励湘军镇压太平军。同治三年（1864年），南京陷落，太平天国灭亡。见识到西洋文明种种威力的清政府，计划任用“洋务派”的新知识分子改革政治，即所谓的“同治中兴”。但以古老传统为背景的旧体制虽已显崩坏之势，却不会轻易瓦解。新旧冲突的时代尚将持续。

同治中兴其实没有什么，只是平定内乱，但“中兴”是知识分子的评价，灌输了一种自信，实际内里是国家主义的抬头。太平天国叛乱期间，在与英法联军的战争中，北方白河口的大沽和南方的广州被占领，北京也被攻陷，离宫圆明园被烧毁。结果，除支付赔偿金之外，还要答应在通商港口设置租界等屈辱要求。更有俄罗斯乘人之危，通过《瑷珲条约》割去黑龙江以北（1858年）之地，又签订《北京条约》，割去乌苏里江以东之地（1860年）。在中国人原来的天下主义里，近代的国家观念很薄弱，但如此四方压迫之下，不可否认的是，产生了国家及国民的自觉。于是认为，连番屈辱皆因太平天国内乱，如今内乱平定，就产生了对外也可安泰的自信。因此，曾国藩与李鸿章被视为国民英雄而信望聚集。事实上，同治在位的十三年里，对外的确未发生什么大的破绽。

同治帝十九岁而死，未有子嗣，这是清朝立国以来的异常事态，因此在选定继位者的问题上议论沸腾。同治帝的生母西太后，欲拥立同治的堂弟德宗光绪，虽有很多异议，但西太后力排众议、果敢行事，确立了权威，作为监护人独裁政务。

清朝的衰亡　然而，进入光绪时代以后，使同治中兴的自信逐渐丧失的事件接踵而至。光绪七年的《伊犁条约》中，对俄国割让巴尔喀什湖一带土地（1881年）⁽⁵⁾，四年后中法战争失败之际，又承认朝贡国越南归属法国。但最严重的还是败于日本，放手朝贡国朝鲜和割让台湾之事（1895年）。

清朝的败因，是陆海军尚未成为完全的国民军，最大的军阀首领李鸿章的淮军未摆脱私人军队的性质，残留着太平天国战争时的浓郁特点。作为中国海军主力的北洋舰队，也与轮船招商局一样，被认为是李鸿章的财产。与北洋对立的南洋舰队的大臣，竟要求日本归还一艘在战争中被俘获的船舰，理由是这艘船被误认为属于北洋舰队。

甲午之败暴露了清朝的弱点，列强争先对清国要求权利，铺设铁道、采掘矿山之外，又划定租借地，德国占胶州湾，俄国占旅顺、大连，法国占广州湾，英国占威海卫。这与通商港口的租界一样，如国内之国，对中国行政带来很大妨碍，但同时介绍普及新文化的效果也很显著。

外国的这般专横，当然难免招致中国人的反感，于是发生了义和团运动。这是最朴素的形式下产生的排外运动，但其中很难看出近代的进步性，终究还是如实表现了旧中国体质的内容。暴动原因，是大运河搬运工们由于海上轮船的运行而失业，痛恨外国文明。被看透其性质的山东巡抚袁世凯在辖区内扫平后，义和团又转向北京。守旧派居多的清廷将他们引为同道，召之入京，结果灾难更为扩大（1900年）。终于，日、英、俄、德等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清朝不得不支付巨额赔偿金，产生了以关税担保的事态，并修改《南京条约》时被迫同意的从价五厘的低税率而予以提高，清朝的处境愈发艰难。

面对这等局面，国家主义当然也会变质。一直以来，朝野一致拥戴清廷，但后者屡屡失策而失去民心，于是认为打倒清朝是国家主义的捷径。于此产生了以革命为目的的民族主义，其契机则是甲午战争十年后的日俄战争。日本击败在欧洲看来也是大国而对其有所忌惮的俄国，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上下的觉醒。

当时毫无理由的“黄祸论”正被提倡，其实，在白种人强国于世界各地扩张殖民地的时代，民族主义运动中，自然也产生了东洋民族互相帮助、共同对抗欧美的意识。在中国革命家孙文等人的初期理想中，可以看到为了打倒清朝、成就中国的民族主义而期待日本援助的态度。

而阻碍孙文等人革命运动的，竟是以中国改革论者康有为为首的保皇党。康有为此前得光绪帝知遇之恩，志在以清朝为中心的政治改革，欲照搬日本明治维新实施于中国。他的运动被西太后镇压，也就是所谓的戊戌政变（1898年）。他自己逃亡海外，但身为儒者的他，无论如何无法抛弃对清朝的忠诚，与敌视清朝的革命党激烈对立。日本政客不喜“革命”之名，与康有为的空想社会主义“大同论”有共鸣者却不少。其影响特别是在军部、保守政界的实力派中长期残留，及至后来出现了“满洲国”，溥仪最初的年号就是“大同元年”。在日本政府方面倾向于康有为的同时，对孙文的革命运动有所协助的，毋宁说仅限于民间的有志之士宫崎滔天，以及在野党的政治家犬养毅等少数人物。于是，日本的政策渐渐乖离中国的民心而行进了。

(1)　《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等载“倭之五王”，即赞、珍、济、兴、武。

(2)　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十：“（和硕豫亲王）檄谕河南、南京、浙江、江西、湖广等处文武官员军民人等曰，尔南方诸臣，当明国崇祯皇帝遭流贼之难，陵阙焚毁，国破家亡，不遣一兵，不发一矢。”（台湾华文书局，1964年，第121页。）

(3)　正式设省在光绪十年（1884年）。

(4)　案发时庄廷已死。

(5)　割地条约应是《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186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