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民政府

孙文的活动　在百鬼夜行的军阀争霸之内乱时代，令民众感受到一缕光明的，是孙文的活动。他的三民主义，是不是所有阶层都完全理解，不得而知，但民众将孙文的活动理解为正义的爱国运动。事实上，他的三民主义虽言“三民”，但并不是价值相同的三民并立，其主体是民族主义。在受到四方列强压迫、置身半殖民地状态的中国，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袁世凯一死，北京政府的控制就松弛了，南方诸省的军阀产生了叛离北方的倾向。这是因为南方财政丰足，不愿意岁出剩余被北方夺走。于是借着支援遭袁世凯驱逐的国会议员的名目，另外树起正统政府。

民国六年（1917年），孙文与国民党系统的议员应邀入广东，召开非常国会，被选举为大元帅，组织军政府⁽¹⁾。南方的分离从此表面化，但孙文等开明政治家，未必能与单纯想借机强化势力的旧式军阀一直顺利合作。次年，早已是广东实权人物的陆荣廷改组军政府，孙文被排斥，亡命上海（1918年）。这是孙文第一次在广东起义⁽²⁾的结果，但到底南方受孙文的感化很深，即便是逃亡中，也产生了一些影响。

另一方面，以北京政府为中心的华北政界中，段祺瑞是实力派人物。因为他不喜欢抛头露面，常常暗中行使实力，故以不好名利的形象在日本人之间拥有很多支持者。虽然他最终都没有登上大总统之位，但作为实力者，是第一位的，即便是反对派掌权的时期，在野的他也有影响政界的力量。北京政府是列国承认的正统政府，故而南方诸省采取独立行动时，北京当然考虑武力解决。但北方政府财政贫弱，唯一可依赖的是关税收入。当时关税以英国人为总税务司，从中国的行政系统分离，直属北京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动向无关，税收直达北京。北京政府的军队也是不正规的佣兵，发起军事行动需要庞大的费用，所以任何时候都只是空喊口号。

然而，民国九年（1920年）军阀陈炯明进入广东，掌握实权后再次请来孙文，后者宣布组织正式的中华民国政府，就任大总统，宣告正统在广东。但是，当他为讨伐北京所谓的伪政府而发动北伐军，并进入湖南、江西时，陈炯明因对自己的地位感到不安而发动政变，消灭了民国政府。孙文又逃亡上海（1922年），这是他第二次广东革命的结果。

接着，陈炯明失去人心，无法维持地位，孙文一派的云南、广西军队开进陷入混乱的广东，赶走陈炯明后第三次迎回孙文（1923年）。他被推选为大元帅，组织军政府⁽³⁾。

孙文被赶出广东之时，在上海频繁与新生的苏维埃政府派遣的代表取得联络，致力于再建国民党。最终反省之前的失败，得出中国革命必须有苏联提携的觉悟。

国民党的改组　第三次掌握广东政府的孙文，召开了国民党改组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联苏容共的政策，同意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就是所谓的国民党左倾，但很快也有人认为这是共产党侵夺的开端而脱离国民党（1924年）。

这之后，国民党的活动忽然增添了新的内容。孙文为了模仿苏联红军组织国民军，于黄埔设军官学校，招募学生，培养干部。在学校创立两三月后发生的广州商团事变中，学生军很快派上了用场。当时广东的资产阶级对国民党的左倾感到不安，在英国等外国的援助下组织自卫团，以谋防卫。双方在广州市内爆发战斗，军政府实行火攻，学生军勇敢作战，镇压了商团。之前孙文的起义总以失败告终，是因为想利用已有的军阀势力，依赖不可靠的军队进行革命。这次，以一开始就对革命充满热情的学生为干部组织军队，取代此前阵容混乱、没有斗志的旧式军队，作为政府的忠实部下，可堪指令。广东残存的军阀部队被逐渐清除，以苏联武器武装、苏联式方法训练的新军成立了。

当时北京政府的实力派段祺瑞，因日本原内阁⁽⁴⁾的成立而失去支持者，与直系斗争失败后下野，引起骚动。然而，直系军阀的曹锟受部下吴佩孚等人的推戴，逐个收买旧国会的议员，恢复国会，被选举为大总统，被时人称为贿选总统。对此，反对派奉系军阀张作霖进兵北京，迎击的吴佩孚虽有压倒性优势，却因部下冯玉祥倒戈而一败涂地，结果曹锟逃亡，吴佩孚退隐河南的根据地。奉系军队将冯玉祥迎入北京，又担心民心不服，遂求段祺瑞出山，拥立为北京政府临时执政，计划借他之手恢复全国和平。

段祺瑞采取临时执政这样奇怪的称号，是与南方交涉妥协的结果，想借此请广东的孙文来北京共同收拾事态。对此，孙文力排左派的反对，答应段氏的邀请，将后事托付给右派的胡汉民，在汪精卫等人的陪同下，乘日本汽轮踏上北上之途。孙文的决定受到了左派的严厉责难，谓其不顾以往的失败，竟又与军阀妥协。但不可忘记的是，孙文虽然容共，却并不共产化，无论如何他都是国民党的首领。

这时，孙文最关心的是与日本的关系。在北上途中特地腾出时间绕道日本，因为今后要交涉的对手段祺瑞以及支持段的张作霖，过去都与日本保持着深刻的联系。也许，他是怀着通过国民会议使南北妥协、收拾事态的腹稿，期待取得日本朝野的支持。不幸的是，当时的日本完全不理解孙文的心情。

孙文抵达天津后很快发病，病情恶化，再者，段祺瑞政府的态度亦尽令孙文失望。次年的民国十四年（1925年），他病逝于北京，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嘱，享年六十岁。他虽是革命家，可更是政治家，通晓世界情势，对中国人民的处境最是优先考虑。他的哲学，正如《建国方略》所言，“行易知难”，是将王阳明的“知易行难”颠倒的新学说。他主张“心理建设”，革命的根本目的到底还是立足于此。

孙文之死令南北形势骤变，和解无望，混乱愈深，特别是北方的张作霖与冯玉祥决裂。冯以政变推倒段祺瑞政府，但又被张作霖打败，沿京绥铁路向西北移动，谋求联络苏联。张作霖进入北京，为了共同对付冯玉祥，与宿敌吴佩孚和解，组织安国军，就任军政府大元帅。

国民政府的北伐　在南方，孙文一死，国民党就将广东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同时内部产生动摇，左右两派对立激化，其中顺利扩展势力的是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他也曾留学日本，此时刚从俄罗斯归国，被视为左派主力，但就如他的名字中正，任何时候他都以国民党的正统自居。

由于有年轻军官的支持，蒋介石逐渐掌握了党的实权，开始相继叛离对他不满的右派，尤其是孙文身边的老政治家。特别是蒋介石的亲信、左派的廖仲恺被暗杀后，蒋以武力镇压反对派，驱逐胡汉民等右派（1925年）。次年，以共产党有计划政变的嫌疑，蒋率先逮捕了被疑为政变据点的中山舰的舰长。后来该事件被暧昧处理，受牵连而被驱逐的苏联顾问等亦复职，但蒋介石还是想借此向内外阐明：国民党无论如何都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

民国十五年（1926年），在国民政府内站稳脚跟的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踏上孙中山未竟的北伐之途。革命军势如破竹，同年席卷湖南，进入湖北，占领武汉，又沿长江东下，攻占江西首府南昌。这正是当年洪秀全的太平军通过的路线，而革命军速度是太平军的数倍。

然而翌年，革命军进入江苏、占领南京之际，蒋介石认为国共终究难以相容，开始对共产党员进行彻底镇压。与共产党分裂也意味着和苏联分道扬镳。

革命军能够以破竹之势席卷江南一带，共产党在大都市的劳工活动起了很大作用。因此，一旦蒋介石与共产党断绝关系，北伐的进展就骤然停滞。而且，国民党左派与蒋介石态度相异，党内斗争益发激烈。尤其是蒋介石背离苏联后，计划与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合作，必然也会导致非左派党员的不信任，因为突然由左转右，操之过急。同时也可以说，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内部的实际情况认识不足，他们联合国民党左派，集中反蒋势力，最后却因引起国民党左派嫌厌而被驱逐。

此后蒋介石定都南京，集中国民党的力量，又以上海、南京的资本家为后援，北伐得以继续。蒋介石与冯玉祥及山西军阀阎锡山取得联络，沿津浦铁路北上。占领山东济南之际，因日本出兵而受阻碍，但北伐军避而不战，绕开济南，继续北上。北伐军迫近北京近郊时，张作霖见形势不利，率军返回奉天。然而，他的列车通过京奉铁路与日本使用的南满铁路的交叉点时，桥梁上安置的火药爆炸，张作霖受重伤而死。这是日军的阴谋，在当时已被内外指出。一直以来，张作霖利用日本的势力确立了对东北三省的统治，同时以东北为根据地对中央行使发言权。但正如西洋民间传说中利用恶魔积累财富的人，最后却被恶魔杀死一样，他也走向了完全相同的命运。之所以被恶魔杀死，是因毕竟没有完全服从恶魔，张作霖虽也行恶事，但并没有完全成为日本的爪牙。

蒋介石一进入北京，就到西山孙中山墓前报告北伐的完成，而后要求全国人民效忠国民政府。其时，在沈阳继承张作霖地位的张学良，无视日本劝阻，挂起青天白日旗，表明与国民政府合并，随后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副司令（1928年）。于此，蒋介石权威确立，各地虽多少残存有蠢蠢欲动的反蒋势力，但因世界各国皆认可国民政府，国内的情势也渐趋沉静。这正是蒋介石立于得意巅峰的时期。

日本与美国　动摇蒋介石政权并最终使其在中国大陆失去立足之地的，并非内政僵局，而是复杂的世界形势。特别是日本，必须负很大的责任，但背后起了更大作用的则是美国的外交。

到日俄战争为止，美国都对日本示好，这场战争的终结仰赖美国仲裁之处也很多。然而此后，日本反对美国的诺克斯东北铁路“中立化”计划，反与俄罗斯勾结，拒绝美国进入东北，故而美国政策一转，开始敌视日本。随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和日本虽然都站在同盟国一方，但任务不同。美国向欧洲战线输送军队，成为决定胜败的原动力；日本则在占领胶州湾之外，专以海军力量警备海洋，作为英国的同盟国，扮演了所谓东洋看家狗的角色。美国股市大崩盘（1929年）之后持续的经济大萧条，造成了各国贸易保护政策的强化，没有殖民地的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的处境尤为艰难。

陷入这种情势的日本，不得不固执于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对张学良的态度失望后，日本转而拥立杨宇霆，企图树立亲日的地方政权，但张学良先发制人杀了杨宇霆。于是日军使出最后狠手，动武驱逐张学良的军队，占领了全东北（1931年）。其后请出蛰居天津的宣统废帝溥仪，令其执政，不久又扶上皇帝位，制造了“满洲帝国”，耍出一幕脱离时代的大花招（康德元年，即1934年）。

其时，南京国民政府外受日军压力，内受以江西瑞金为根据地的共产党红军的威胁。虽数度出动大军包围红军，但皆败北，最后，国民党切断物资流入，进行封锁作战。红军苦于食盐不足，被迫突围，进入湖南，开始“大长征”，最后进入陕西，在延安建立根据地（1935年）。

抗日战争　挑起九一八事变（日本称为“满洲事变”）的，是驻守日本租借地的关东军的参谋石原莞尔。他提倡世界最终战论，认为日本军队行使武力应以本次事件为终结，将东北建设成世界模范的王道乐土。然而讽刺的是，“终结战”成了世界大战的开端。殖民东北之后，日本的内外压力越来越大，这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居然出现了比石原更加异想天开的东条英机，由他来指导国政。

中国方面，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与红军领袖毛泽东达成和解，约定共赴国难，一致抗日，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1937年）。接着，日军整顿强化了东北的中国战线，于同年再次先发制人，采取积极策略，让驻北京的派遣军在演习中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1937年），即七月七日的卢沟桥事变。此后，从东北出发的日军越过长城，占领了北京、天津等华北地区；在南方，日军自杭州湾登陆，占领南京时大肆实施虐杀暴行，受到各国谴责；接着沿长江而上，攻略武汉，又南下占领广州。面对如此局面，蒋介石退守四川重庆，尽管不时遭到空袭，却艰苦忍耐，坚韧不拔。

事实上，战线的扩大对日本来说是更为沉重的负担。重庆的国民政府在云南通过滇缅公路获得美国、英国的补给，全然不见崩坏之兆。多少令日本放松一点的是欧战爆发，正面受到德国攻击的英国无暇东顾（1939年）。与德、意订立《三国同盟条约》（1940年）后，日本气势大振，但因东西相隔遥远，彼此之间不过是单纯的精神鼓励罢了。

美国则采取了更为有效的压制日本的手段，即切断石油供给。因为当时德国几无对抗英国的海军实力，同盟国的大西洋防卫靠英国的海军力量就足够了。所以，美国将海军力量集中于太平洋方面，能够安心采取石油禁运措施。此后不久，日本决定对美国、英国、荷兰开战，企图从中央突破所谓的ABCD对日包围网。ABCD的A是美国（America），B是不列颠（Britain），即英国，C是中国（China），D是荷兰（Dutch）。荷兰为了防卫印度尼西亚的殖民地，常与英国采取共同行动。

日本海军以偷袭珍珠港拉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虽然首战获得若干胜利，但在美国投入庞大的人力物力之前，已节节败退，激战四年后终至投降（1941—1945年）。日本本土被同盟国占领后，在中国的军民全部撤回，但在东北因苏联突然参战，日侨当中出现了莫可名状的惨剧。苏联进而占领了库页岛及千岛列岛。日本与苏联之间存在中立条约，却因单方废弃而立刻遭到攻击，这是始料未及的。

日俄战争以后，日本陆海军受到国民的绝对信赖，但一旦开始大规模战争，其指挥的拙劣就暴露无遗。陆军在中国持续增强兵力，拖延不绝，毫无效果，犯了兵法大忌。海军则执着于旧式的巨舰巨炮主义，举全国之力制造武藏、大和等无用的大战舰，而使用又不得其法，没有派上丝毫用场就白白断送。战争之初，虽然亲眼目睹了空战的威力，却不知更新战术。再者，军纪颓废败坏，特别是上层军官的腐败堕落简直无法容忍。可笑的是，对此愤慨批评最为用力的正是石原莞尔，以至于身为内地师团长的他常常被其他系统的宪兵监视。

蒋介石于大局的战略亦可言失败。他尽可能将共产党军队安排到抗日前线，企图消耗，而将直系部下引入内地，保存实力。然而，一旦日军队瓦解，国共两军就开始争夺地盘，结果不惯实战、贪图安逸的国民党军队输给了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军队。

蒋介石主要依靠美国的援助着手处理战后工作，但又事与愿违。国民党本是革命政党，和共产党并非不能在政策上取得某种程度的一致，但美国顾问的干涉限制了蒋的自由，终致国共合作再度破裂，发展至全面内战。由此暴露的，是国民党军队的虚弱，及其背后被美国拜金主义毒害的干部的腐败。国军接连战败，退守到此前一直被日本侵占的台湾，代之而起掌握大陆全部领土的共产党以北京为首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政府废除中华民国纪元，采用新历，毛泽东任共产党主席，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1949年）⁽⁵⁾。

共产党军队进入北京之前，国民政府已将故宫宝物、图书馆贵重藏书等运往南京，再以驱逐舰送入台湾。在台北安顿的国民党政府依然认为自己是中国的正统，遵守孙文遗志，维持五权分立，称大陆的共产党为“匪”，而北京政府则呼对方为“贼”，彼此对抗，互不相让。这与东德、西德和朝鲜、韩国的对立又有不同之处。

(1)　即国内一般所称的护法军政府。

(2)　即第一次护法运动。

(3)　即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国内一般称广东革命政府。

(4)　1918年，原敬任日本总理大臣，改变了此前寺内内阁支持段祺瑞的政策。

(5)　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