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明

宋与明　明代历史有相当多的部分是在重复以前，特别是宋代的历史。因为自然地理环境没有太大变化，文化方面由于宋代时过于进步，其后也没有出现革命性的进展，所以历史出现重复，不如说是必然的结果。之所以从来觉得明代的历史没有意思，也是因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如果事先考虑到这一因素，读明代的历史时，便自然会发现相应的有趣之处。盖因就算舞台布置大体一样，换了演员之后，表演的内容自会有所变化。就算明代有将宋代的历史作为底本加以模仿的倾向，最后的作品，从模样到音色都有所不同，终究还是一代王朝的独特历史。

对于明代是宋代的重复这一点，其创立者太祖似乎在内心也有所自觉。太祖所设想的明帝国，是像宋代一样的民族国家，异民族居住的殖民地反而会成为重担，因而并不需要。而且从单一民族国家再往前一步，就是锁国主义了。中国地方广阔，文化先进，生活所需要的物资无有不产。然而，四方的异民族因为地处偏僻，缺乏文化生活所必需的物资，只能求之于中国。中国虽不吝将此等物资作为贸易品给予他们，但须有一项条件—外国需要的物资也是中国所需的，外国君主若想得到这些物资，须对准许贸易的中国皇帝的宽大慈悲深怀感激，成为朝贡国，恭顺地执臣下之礼，且告诫管束其人民，不得侵扰中国。这一朝贡贸易制度的渊源，见于宋代，但当时还没有明确成为国策，可以说是明代的发明。

明太祖任用儒臣刘基、宋濂等为顾问，但他们的地位是很低的。太祖的方针是，比起儒臣更加重用办事人员，比起办事人员更加重用军人。虽然到了后世，刘基在史书中被描绘得如柱石之臣一般，但开国之初他的俸禄只有每年二百四十石，而负责办事、在大臣中排在最前面的左丞相李善长有四千石，位阶排在下一位的右丞相徐达因为是军人，有五千石之多。刘基其实是被当作没什么大用处的书生，而这可能是在模仿宋太祖对宰相赵普说过的“汝等书生辈”的先例。不过，宋代的赵普所受待遇要优厚得多，而明太祖尚武轻文的态度，其实是在不知不觉中继承元代的习惯。

蒙古的统治持续了九十余年，其间汉族人的心理也受到了深刻的影响。例如，重殉死的风俗在明初普遍流行，必定是因为蒙古的影响，这归根结底是基于轻视生命的观念。由此在明代的政治上出现了很不好的现象，那便是天子无缘无故就可以轻易杀掉大臣的恐怖政治。这是宋人做梦也想不到的巨变，据说宋太祖曾立誓，除了赃罪之外绝不杀士大夫，即便犯了死罪，一般也只是流放到气候恶劣的岭南而已。可是在明代，大臣官僚像猪牛一样被屠杀的事也不少见，而这一切则始于太祖。

太祖的政治　明太祖理所应当地沿袭了宋代以来在中国确立的君主独裁制度。然而对创业君主而言，在统一天下之后，想要实行君主独裁，最大的障碍就是此前并肩行动的开国功臣。在对峙群雄、需要临机应变时，对部下的重臣，必须放手授予自行处理的权限。这种习惯一旦形成则难以很快改掉，进入守成期后，重臣表面上虽然尊重天子的权威，但实际上仍然容易流于惯性。即便没有皇帝制度，只要是在独裁体制之下，形势一旦大体安定，血腥的肃清总难避免。

太祖最初用李善长为宰相，承其后的汪广洋获罪贬死之后，又由胡惟庸接替。然而，胡惟庸被指责利用宰相之位结党营私，由一己爱憎决定人事进黜，并且有流言说，在受到天子怀疑后，胡惟庸唯恐贬谪而打算暗杀天子。于是进行了酷烈的审问，弄清了胡惟庸的罪状。但其中一条是与日本通谋企图推翻太祖的政府，让人难以相信。想来，审问过程中没有任何物证，只是靠各人的供述得出结论。这虽是距今六百年左右的事，但想到当今的文明国家也会发生同样的事，也并非不可思议。只是让人吃惊的是，这一疑狱所导致的牺牲者的数量之巨。包括受到株连的家人在内，被认为是胡惟庸一党、参与了谋逆而被处死的，据称达到一万五千人（1380年）。而且这件事并没有一次解决，其后不断有人被指为同党而遭决。事件发生是在正月，到了秋天，儒臣宋濂之孙宋慎也被揭发为胡惟庸一党，宋濂本人以七十二岁的老躯被判了死刑，因为马皇后极力说情才保住一命，但旋即死在发配四川的路上。

更甚者，八年之后，已经去职的前丞相李善长也被认定是胡惟庸一党，七十七岁的老臣被赐死，一族七十余人连坐被杀。除此之外，众多著名的功臣及其家人遭连累被杀者，据说又有一万数千人。

最后，最为酷烈的屠杀发生在将军蓝玉之狱时。蓝玉是在徐达之后崭露头角的武将，曾屡次指挥远征军，有平定四川、云南之功，而且曾和元军作战并立下战功。徐达死后，蓝玉成为军队的中心人物，同时有专横之举，有人告发他意图谋叛，太祖便趁机诛戮了蓝玉和被视为同党的人，被杀者包括家人共两万余（1393年）。经过屡次肃清，帮助太祖建立明王朝基础的文武大官几乎被一扫而空。太祖此时已六十六岁，以当时的平均年龄来说，算得上是少有的长寿。同时其精力似乎已经衰微，失去了自信，但猜疑心却反比例地日渐增长。一旦考虑到子孙的将来，所有重臣在他眼中都成了觊觎帝位的强敌。他在这种心态下成了偏执狂，一旦开始杀人便无法控制自己。

这样，太祖被孤独感所袭扰，最初是在五十五岁时失去了糟糠之妻马皇后，此后皇太子也先他去世。于是，太祖立太子的嫡子为皇太孙，但他当时只有十六岁，在六十五岁的太祖看来，只是个靠不住的未成年人。为了给这个羸弱的皇嗣树立藩屏，太祖对之前分封到各地的诸子藩王，也就是皇太孙的叔父诸王的协助寄予了厚望。

太祖在位三十一年，七十一岁时挂念着皇太孙的命运，在孤独中病死（1398年）。其年号始终称洪武，未尝改元，以后在中国便确立起了一世一元的制度。于是在称呼天子时，也不再用之前的谥号、庙号，而改以年号称之。天子的谥号，在古代只是一两个字的、极为简单的美称，然而到后世却越变越长，到明太祖时已经达到二十一个字，臣下略称不免失礼。庙号历来都是一个字，但各个王朝使用的庙号都大体固定，太祖、太宗、仁宗等名称频繁出现，容易混淆。而使用年号，比如称洪武帝等，虽然不是正式名称，却一目了然，不用担心弄错或混淆，极为便利。

苦命天子建文帝　太祖死后，皇太孙建文帝即位，时年已二十二岁。然而，辅佐他的大臣齐泰、黄子澄等，大多只是没有实际经验而好发议论的人，即使在外人看来，这套阵容也让人心中没底。肃清丞相胡惟庸之后，太祖不再于政府中设置丞相，而由天子亲自兼任，直接指挥六部。但这是太祖这样富有经验、身心强健的人才能做到的，对软弱的建文帝来说则负担太重。新帝虽然有聪明好学的美德，但另一方面又柔弱而不果断。他从朝臣中选出齐泰等作为顾问，但这些人还没有完全摆脱重理论而轻现实的书生气，因此招来了动摇国基的大灾祸。

前汉高祖大封亲族为王之后，发生了吴楚七国之乱，平乱之后才第一次实现了全国的统一，这是历史教给人们的事实。当时晁错指七国专横，削之亦叛，不削亦叛，劝景帝实施强硬政策，这也是有名的事实。于是，齐泰等向建文帝进言，打算应用削亦叛不削亦叛的理论。汉代诸王的专横实际存在，并且持续了很长时间，所以到第四代的景帝时，出现削藩的意见也不奇怪。而明代，在皇太孙即位的当年，还没有改元为建文的洪武三十一年，就要着手削藩了。确实，对想要独裁的天子来说，过于强大的藩国会成为障碍，自不待言。然而，大家本来是一家人。假使建文帝先树立起自己的政治理想，并努力实施，如果诸王有所抵抗，则仔细考虑善后之策，等到对方的叛意终于明确时，再实行镇压，这不才是事情的步骤吗？然而，建文政府的做法却是先发制人，在事实还没有形成的时候，为了贯彻政治上的理念而主动搅起波澜。可谓是《太平记》中“天皇御谋叛”⁽¹⁾的中国版了。

太祖有皇子二十六人，除皇太子外，其他二十五人都封到各地为王，并委以兵权，授予两千人至两万人的军队作为直属部下。其中，沿着万里长城设置的“塞王”们最为强大，这当中又特别突出的，是被封到北平，也就是元大都的燕王朱棣。他是太祖第四子，才能杰出，兵力也极为强大。因此，建文政府所确定的目标也不外乎是这个燕王。但是燕王越强大，建文帝的下手时机便越是问题。要么趁其不备，首先以迅雷之势将其收拾；要么先在其他地方试验，有了信心之后再断然下手。建文政府首先谋划裁撤河南的周王，派将军李景隆带兵前往，不容分说逮捕周王，剥夺爵位，废为庶人。此举对诸藩王冲击甚大，特别是燕王悟到接下来被盯上的就是自己，便开始备战，坚定了叛意。眼见岷王、湘王、齐王、代王被废为庶人，燕王终于下定决心，杀死建文政府任命的地方官，掌握行政权，公然开始反政府的行为。建文帝召集了三十万讨伐军，但却在谁为大将的问题上不知所措，因为堪用的武将在太祖的肃清中被杀光了。好不容易找出来的是名叫耿炳文的老将，此人虽是在徐达和蓝玉手下经过百战磨炼的勇士，但已经六十五岁，怎么看都靠不住。出击到河北中部与燕军遭遇后，果然吃了败仗。建文帝立即将耿炳文免职，让李景隆率领五十万大军向北平前进。李景隆虽是开国勋臣李文忠之子，但本人缺少实战经验，只是纸上战术家。李景隆进逼到北平郊外，两次会战皆大败，只得撤到山东。

就在双方的对立似乎要进入持久战时，在外交上也逐渐站稳脚跟的燕王，率领精骑，径直南下，攻打南京。守将李景隆和内廷的宦官等从中接应，城陷，建文帝自焚而死（1402年）。燕王进入南京即位，将次年的洪武三十六年改为永乐元年。在明代的钦定史书中，延续四年的建文年号被革除，太祖的洪武年号则相应延长，与永乐相连续。建文年号恢复是在清代，乾隆帝元年时，建文虽是前朝皇帝，但仍给予恭闵惠皇帝的谥号，因此在乾隆四年修成的《明史》中也立有《恭闵帝本纪》。但奇怪的是目录中却作“惠帝”，两者合起来才是“恭闵惠皇帝”。

成祖永乐帝　燕王便是永乐帝，其庙号最初为太宗，后改为成祖。永乐帝之所以能战胜建文帝，固然由于建文政府的脆弱，也是因为永乐帝以元大都为根据地，必然将许多蒙古骑兵收入军中，从而在机动性方面占据了优势。元王朝灭亡时，虽然王公大多北逃，但生产力低下的蒙古地域无法养活太多的人口，因此许多下层军人留在大都，投降到明军中。虽然其中也有人被带到南京，但大多数都不愿前往气候不同的南方，情愿成为燕王的部下。永乐帝虽是生来英明的天子，但在太祖即位后的第三年被封为燕王时，只是十一岁的少年，算不上曾与其父苦劳与共。即使有时参加与北方民族的战争，也只是老爷上阵，用兵经验绝非丰富。因而对他来说，以“清君侧”为名的“靖难之役”是最初的战争考验。因为不习惯战争，一度陷于死地，而拯救他并最终带来胜利的，便是蒙古骑兵。可能是因为蒙古的风气感染了永乐帝，在成功之后，他对南军的领导者断然实施了不亚其父的大规模杀戮。建文帝的心腹、学者政治家方孝孺与其一门共八九百人被杀，齐泰、黄子澄与武将们都被处以磔刑，亲族也被搜捕诛杀，据说有的地方整个村落的人都杀光了。这完全是继承了游牧民族互相残杀时彻底打击反对势力，使其无法东山再起的习惯。

官僚受难之残酷，没有更甚于明代的了。除了每遇事端便一再进行的大规模杀戮，还有随时因为琐细过错而到来的不测责罚。太祖时，官僚经常惴惴度日，傍晚出了衙门，便要互相庆贺又多活了一天。官僚承担着比普通人更重的职责，因而将责任追究到底的原则是正确的，其实明王朝正因此才保住了近三百年的命脉。不过官僚的生活因此很不安稳，难以忍受。虽然确实是这样的情况，但如果不喜欢，不当官僚不就行了？然而，官僚的身份自古以来便万人垂涎，地位提高后，从当天起就能够确确实实地耍威风，这么有魅力的职业别无能比。所以不管是谁，不管潜藏着什么样的危险，都甘愿入虎穴。幸好恐怖的时代不一定会永远持续，时代变了之后，官僚的黄金时代说不定又会回来。不过，有的知识分子的想法是：这么可怕的职位，绝对不干。他们不要官阶，不要特权，情愿一介庶民，在都会的尘埃中享受身心的平和。像这样，文化人的生活向着两个相反的方向分裂，是明代的特征，也是与宋代不同的地方。

元世祖的后继者　永乐帝虽然将南京作为都城，却不能一直在此安闲度日。暂时逃到蒙古沙漠的元朝残存势力伺机南图，梦想着复兴大元帝国，不断骚扰国境。对此永乐帝超越了其父消极锁国主义的范围，屡次指挥远征军与蒙古军作战。不过，敌人到底是富于机动性的游牧民族，无法像对建文政权那样一举斩草除根。战争拖久了，天子在南京便不能迅速应对，自然离开南京而驻留北平的时候就多了。于是将北平改为北京，最初以其为行在而以南京为首都，后来地位颠倒过来，北京成了首都，南京则作为别都，只保留形式上的政府（1421年）。此后，北京作为中国首都的地位得以确立，经历随后的清代，直到民国初期也没有变化。

与北方民族的斗争持续了整个明代，这源于太祖定下的国策—锁国主义，也就是朝贡贸易制度，其方针是：想与中国贸易的外国君主，如果成为明的属国并朝贡，则附带允许贸易。面对这项政策，兴安岭以东满洲一带的各个民族向明朝贡，成为明的“卫”并接受明的官爵，获得了贸易权利。然而独立精神旺盛的蒙古民族，却不愿成为明的属国，想以对等的地位进行贸易，当要求不被接受时，便屡屡以武力骚扰国境。

最初代表蒙古民族的是所谓北元，顺帝之子昭宗和其弟脱古思帖木儿，与明太祖的军队作战，互有胜负。永乐帝即位时，北元的势力已经衰落，主流派的本雅失里由部下的酋长阿鲁台拥立为大汗。在明朝，东蒙古的北元余众被称为“鞑靼”，永乐帝派遣军队前去征讨，但到达克鲁伦河后，十万军队全军覆没。第二年，永乐帝率领五十万大军亲征，本雅失里于鄂嫩河战败，逃到了崛起于西蒙古的瓦剌部，在那里被杀。阿鲁台据兴安岭继续抵抗，战败之后向明投降。此后，西蒙古的瓦剌得势并东侵。永乐帝再次亲征，在土拉河畔击破瓦剌部。这是明与瓦剌之间的第一次冲突，也是一次大会战，明军依靠大炮的威力取得了胜利。瓦剌战败后，东蒙古再度强大起来，阿鲁台再起反抗，明军又前往征讨。永乐帝两度率军亲征，但阿鲁台躲藏起来，不见踪迹。在最后一次远征归还的途中，永乐帝得病而死（1424年）。在汉族人的天子中，再三亲自越过蒙古沙漠与北方民族作战的只有永乐帝一人。

在对外政策上，永乐帝明显与其父矛盾。太祖在最初的远征失利后，固守长城一线，保护汉族人的居住地，满足于民族国家，并在锁国的前提下与外国交往。然而，这项政策却是与时势背道而驰的。在元代时，汉地、蒙古、满洲被打成一片，共同成为大帝国的领土，交通贸易可以在一国之内自由进行。然而明以长城为国境，设置内外差别，并采用朝贡贸易制度，使长城南北的交通贸易受到严格管制。对此特别感到不便的是北方民族，绵延不绝的国境纷争也使汉族人蒙受困扰。为了结束这种状态，有必要再次建立元王朝那样的世界帝国。而这次，轮到以汉地为主体，将北方民族容纳到领土之内。永乐帝的北伐，正是基于这样的理想和要求而展开的，只是没能像元王朝那样取得成功。然而，从永乐帝为此目的而奠都元大都一事中，亦可看出他的理想。他并非只想做太祖的忠实后继者，而是想成为元世祖再世，只是其理想没有完全实现。因为太祖的锁国主义是俨然不可更改的祖法，其后的明朝诸帝受其束缚却无法变更，直到灭亡都不得不苦于这一政策带来的恶果。

威服南海　永乐帝在南方也采取了与太祖相反的积极政策，第一项是合并越南。当时安南王陈氏衰微，身为外戚和大臣的黎季犛掌握权力后最终废掉陈氏，自立为王，国号大虞。陈氏的余党和邻国占城不服，与大虞国相争，结果永乐帝出兵灭掉大虞国，将其编入明的领土，并设法内地化。这显然是永乐帝扩张主义的体现，无非梦想着重建大帝国。同时这也是锁国主义的结果，因为对外贸易受到严厉限制，若要自由进行国境贸易，就只能将国境无限向前推进，将占领地内地化。这种做法当然会激起强烈的反抗，黎利领导安南人掀起抵抗运动，永乐帝死后，明终于不得不承认安南王黎氏的独立地位。

永乐帝的第二项南方政策，是命令宦官郑和进行大规模航海，对南海诸国进行招谕。实施锁国政策后，之前一直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诸外国观望形势，并没有像明政府预期的那样前来朝贡。这样一来，窘迫的反而是明朝，就算夸口中国地大物博、无所不产，那也有限度，比如给陶器加彩用的钴，据说就全部产自波斯，此外香料、宝石等多是南洋所产。其实即便如此，如果像太祖时那样万事以节俭为原则，没有这些东西也能过得去，但永乐帝喜爱豪奢，举行盛大的朝廷仪式时，装饰品缺一不可。于是，永乐帝任命郑和为指挥官，组织大型贸易舰队，巡回南洋、印度洋沿岸各国，进行示威，逐个贸易，同时劝诱他们前来朝贡，对于不肯顺从者则使用武力。

最初的远征是在永乐三年（1405年），将士两万七千八百余人分别乘坐六十二艘大船，由南京出发，顺江入海，最终到达印度海岸。归途中，在苏门答腊岛的三佛齐国受到华侨陈祖义的反抗，将其击败并擒获带回。以后的航海也大同小异，第二次时派出别动队，到达了阿拉伯半岛的阿丹（亚丁）、天方（麦加）。第七次是最后一次，于永乐帝之孙宣德帝即位后的第五年出发，航行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的木骨都束（摩加迪沙）后返回。

这一壮举表明，当时明的航海技术有了很大进步，恐怕是受元代世界帝国遗风的影响，并在已知的航路上应用伊斯兰航海术而实现的。这与大约八十年后葡萄牙船队绕过好望角的情况类似，当时葡萄牙沿用侵入伊比利亚半岛的萨拉森人的技术，开始在海上活跃。葡萄牙的瓦斯科·达·伽马于1498年绕行非洲大陆，并在木骨都束停泊，但他无从得知在同世纪之初明朝的郑和已经到达此地了。

郑和前后七次远航，劝说南海诸国朝贡，宣扬国威，这在今天看来似乎甚难理解。然而就在不远的过去，美国的佩里舰队对日本也做了同样的事，日本又对朝鲜做了同样的事。其实，郑和也曾来到日本，并劝足利义满入贡。幸好当时两方想法一致，义满被永乐帝封为日本国王，同时被授予朝贡义务和贸易权利。这样看来，义满朝贡、明进军安南和郑和远航，都可以理解为明朝对外政策同一实质的不同体现。即便如此，明的政策也实在是肆意到极点。首先奉行锁国主义，拒绝外国自发前来，又严禁本国人民前往外国贸易；然后对没有意愿的外国威逼利诱，使其成为朝贡国。而且，并非成了朝贡国就可以自由贸易，除了朝贡次数，贸易船只的数量和人数都有限制，许可范围之外的物品交易要被当作走私予以严惩。这一切都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将意愿强加到他国头上。因为安南曾是中国的属地，便不由分说征服占领。因为日本在太祖的遗言中被列为不征之国，成祖也有所顾虑，所以只是极力劝其朝贡。在永乐帝南方政策的范本中，果然还清晰残留着元代的世界地图。尽管如此，明的国力接近元世祖当年时，还勉强能达到目的，而一旦政治紊乱、国力不振，对外政策中隐含的矛盾便会立刻浮现。所谓的倭寇战争，可以说是注定要发生的事。

专制还是独裁　明太祖和永乐帝的政治，虽然被称为君主独裁，但其性质与宋代的君主独裁制甚为不同，毋宁说是古代专制政治的复活。我们所认为的中国近世君主独裁，是指君主做出最终裁决的政治形式，所有的政务都由官僚再三推敲，再由大臣重复审查，最后送达天子，请求裁可。所以，天子本人积极提出设想的情况反而比较少见。然而古代的专制君主，比如秦始皇等，以自己的意愿为主，向大臣询问实现其意愿的方法，如果对大臣的提议感到满意，则付诸实行。当然也可以将自己的意愿直接传达给大臣和亲信，让其实施，比如秦二世这样愚昧的君主，也能够将大臣李斯杀掉。太祖和永乐帝的政治和这比较接近。然而要这样，由天子发挥主导权来推动政治，天子自身没有相当强韧的身体和精神是办不到的。明朝在永乐帝之后相继出现了体弱的天子，因而无法继续实行之前的专制政治，而必然要转换为宋代式的君主独裁体制。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六十五岁的成祖死于远征归来的途中，以皇太子身份即位的是仁宗洪熙帝，当时四十七岁。然而，仁宗即位的第二年刚改元为洪熙，便于年中病死，皇太子宣宗即位，次年改元宣德。宣德帝在位十年，三十七岁时去世，皇太子英宗九岁即位。十余年间，天子之位由成祖到其子，由其子到其孙，又由其孙到其曾孙，像滚皮球一样从几代人中径直穿行而下。这种情况下，天子根本不可能发挥主动性实施个人的专制政治，因而，作为天子亲信的宰相一职成为必要。但既然已经依照太祖之命废除宰相，就不能公然违背祖法加以任命，于是以天子私人秘书的形式设立了所谓内阁。此前，永乐帝在宫中设置了以文渊阁、文华殿为名的学术机关，从翰林院的学士、编修等当中选拔文学优异之人，置于其中，以备天子顾问的同时，还承担教育皇子皇孙的任务。这些家庭教师中有“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相继教过后来成为仁宗的皇太子。仁宗即位后，这三人的地位顿时提高，被任命为殿、阁的学士、大学士，并成为天子最亲信的顾问，这便是内阁制度的滥觞。不过，他们的名义身份很低，还是原来的翰林官，凭其官位不可能比得上六部的尚书。宣德帝即位之后，三人的地位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大受信任。这主要是因为在宣德帝的叔父汉王叛乱时，杨士奇、杨荣在对大局的判断上没有犯错误，建议天子采取强硬措施并大获全胜。其后英宗即位，祖母张太后摄政，处理政务时一切听从内阁大学士的意见。当时三杨全部进入内阁，受到张太后的莫大信任，内阁制度由此确立，大学士成为事实上的宰相。与此同时，天子的性质也变得与宋代的独裁君主相近。但因为中国是重视传统的国家，名义上内阁只不过是翰林院的分号，大学士只是兼职，因而必须依据本来的官职排座次。大学士的地位在制度上得到确立并排在六部尚书之上，是从很久之后的嘉靖帝时代才开始的。

在内阁大学士的职务中，最重要的是票拟，也就是拟旨，“旨”是天子的决定。大学士预先代天子阅览百官的奏章，并草拟天子应当下达的旨意，这称为“拟旨”。所拟的旨写在小纸片，也就是“票”上，并贴在奏章的最后，因而又称“票拟”。如果在处理方法上有两三种草案，就写出两三张票。随后天子引见大学士并做出最后决定，但多数情况下，只是将拟草案中的词句原样用朱笔抄在奏章的空白处。其后再将奏章发回提出它的衙门和长官那里，案件便依照天子的意见来处理。宋代没有票拟制度，宰相只是在天子面前陈述意见，再由天子做出决定，从头到尾似乎都是口头进行的。随着时代推移，为了让政治在后世留下证据，这一套程序都改以书面进行。有趣的是，天子的意见是以口语体将所说的话原样记录下来，这与元代将圣旨翻译成汉语时的文体一模一样。可是，后来依据这些原始文件编纂实录等史书时，却又写成了文言文，所以我们今天很难见到明代天子的口语体圣旨。

宦官的专权　天子将大学士的拟旨写到奏章的空白处，应该并不费劲，但数量多了以后还是会感到疲劳吧。于是天子只在票上打钩了事，然后由贴身宦官将拟旨的词句抄到文件上。这种宦官称作秉笔太监，所谓太监是宦官中的最高级别，之前说到的郑和也是太监。宦官一旦有机会参与到天子政务中最为重要的政务审批中来，便迈出了代替天子掌握实权的第一步，也开启了祸国殃民的大门。专制或独裁政治下，君主的权力极大，因而一旦被盗用，就会被行使到不可设想的方向上去。

在中国的历史上，明代与后汉和唐并称为宦官专权严重的时代，而其实明太祖鉴于过去的历史，已严厉约束了宦官的行动。他在宫门树立铁牌，上刻“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十一字，并将宦官的数量限制在百人以下，薄其禄，低其位，尤其严禁读书，并严厉取缔与外官交通。接下来的建文帝也薄待宦官，因而心怀怨望者，便在靖难之役中内应永乐帝。为了奖赏宦官，也为了贯彻独裁而强化特务政治，永乐帝把利用宦官当作上策。奠都北京后，他营造宏伟的宫殿，蓄养的宦官多达数千人。宫中形成了宦官小政府，分为十二监、四司、八局，合称二十四衙门。其中司礼监的地位最高，秉笔太监也出自其中。太监原意是一监之长，但到了后来所有宦官都被称为太监。在宫中形成小政府之后，宦官必须有操笔作文的才能，于是太祖的训诫被抛诸脑后，宫中设置了教宦官读书的文书房。

对有才能的宦官的需求，并非只限于宫中。永乐以后，宦官作为天子的代理，被派到驻扎地方的将军那里担任监军，也就是眼线。此外，北京城内设置了称为“东厂”的特务警察机构，上自提督东厂的所有密探都由宦官充任。由此看来，永乐帝根本不信任朝廷的官僚，而他所信奉的哲学让人相当困扰，那就是文武官僚都追求私利私欲，为了防止他们营私舞弊，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完全是另一系统且属天子私人的宦官。归根结底，这不外乎是受了这一欲望的驱使，即将天下的土地人民都当作私有财产，并用尽一切手段将其传给子孙。这与蒙古天子的想法若合符节。宋代的天子虽然也将皇位视为不赀之富，却终究没有这样露骨地蔑视人民的存在。即便只是表面上，也还是遵从儒教的教导，声称君主是为了人民而存在的。在天子独裁制度下，皇帝稍有差错，带来的影响也极为重大，想来明代的人民比宋代的人民更不幸。历史并不总是随着时间进步，特别是在历史重复时，模仿往往比原型更拙劣。

一般认为明代的宦官弊害始于英宗时代，但英宗在位的初期，正是张太后任用三杨、内阁政治的原型形成的时期，宦官还处于蛰伏状态。然而，当杨荣、张太后、杨士奇、杨溥相继去世后，司礼太监王振迅速得势，开始暗中操纵政治。在英宗还是皇太子时，王振曾教其读书，英宗即位后仍称他为先生。年少天子还没有将大臣和宦官区别对待的见识。从宦官专权这一点来看，明代的政治也不及宋代。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到即将灭亡为止，宦官虽曾扰乱政治，却从没获得可以愚弄大臣的权力。但若与汉、唐相比，明代的宦官只有得到天子的信任才能专横，一旦失宠，转瞬之间不仅地位，就连性命都难以保住。汉、唐的宦官固守宫中，以兵权威胁天子，恣行废立，这种情况在明代没有出现。这也是天子专制与天子独裁之间的区别。专制天子的权力属于个人，包含着重大弱点；而独裁天子则是制度上的，属于私人的宦官势力就算与之对抗，最后也会败下阵来。

在三杨的时代，王振就利用天子的信任，以司礼太监的地位插手政治、人事，权势渐大。三杨中的最后一个杨溥死后，他更是肆无忌惮地干预朝廷的最高机密，而这也成了他最终倒台的原因。

英宗的失败　在当时的蒙古沙漠，东方的鞑靼和西方的瓦剌以明的军事行动为支点，重复着你荣我枯的跷跷板游戏。到了英宗时代，瓦剌部落在也先领导下强盛起来，因为起于国境马匹贸易的争执而大举入寇。王振劝天子出师亲征，经直隶的宣府到了山西的大同，但眼见敌势浩大，群臣劝谏天子回军。由宣府返回北京的途中，在土木堡遭到瓦剌军的包围，永乐以来的勇将悉数战死，全军溃灭，据称战死者有数十万人。王振为近卫将校扑杀，英宗成了敌军的俘虏，被掳到沙漠。威服四海的天子，成为北方民族的俘虏，这种非常事态还是自北宋末徽宗以来的第一次。

接到战败之报后，朝野一片愕然，皇太后孙氏急忙让英宗之弟景帝即位，以兵部尚书于谦为中心，制订守御计划。这种时候，靠资历当上内阁大学士的官僚和六部尚书，无能至极，不堪一用，于是刚从侍郎升任尚书的于谦便负责指挥。此时，官僚政治僵化、难以发挥作用的弱点无意间暴露出来。如此一来，宦官掌权也不足为奇。

宦官几乎都出身于下层社会，因而长于世故，高级官僚则生于读书阶层家庭，长于饱食暖衣的环境，一门心思以科举为唯一目标，最终通过在无益的学问竞争中获胜取得官位，两者自是不可同日而语。那么，是不是索性废掉科举官僚，将所有事情都交给宦官政府去办就行了呢？却又不是这样。宦官可以说是置身于廉耻之外的逐利的集团，绞尽脑汁利用地位贪图贿赂。当然，在前近代的中国，利用职权捞取好处是普遍现象，就算表面上贵为宰辅之臣，接受与身份相应的馈赠也是半公开地得到允许，只是过于显眼时会受到非难。比如对三杨之一的杨荣，责难声音就很大，说他“颇通馈遗，边将岁时致良马”。这样一来，他也没有资格指责宦官的贪欲了。只是宦官获得权势时，收入私囊的数额异乎寻常。土木之变发生后，朝廷宣布王振的罪状，诛杀族党，没收家产，结果发现其家中金银库房有六十栋，珊瑚树中光是高六七尺者就有二十余株。这不仅仅意味着如此多的财富从国库中消失，巨额财宝落入宦官腰包的过程中，有多少营私舞弊、给社会带来多少毒害才是问题。

天子被俘、宦官专横，这些已经是王朝的末期症状了。另一个在英宗时代出现的末期现象，是江西农民邓茂七的叛乱（1448—1449年）。最近，中国历史上频发的叛乱成为研究对象，其中大多都被认定为农民叛乱，但实际考察其内容，便会发现多数并不能称为农民叛乱，而是有宗教色彩的秘密结社，或者走私分子，又或兼有两方性质者所为。议论者似乎大都将中国社会是农业社会这一点作为前提，轻易下结论说，在农业社会发生的叛乱就是农民叛乱。然而，只有邓茂七叛乱的性质稍有不同，似可定性为真正的农民叛乱。与黑市交易者等不同，农民是最不易发起叛乱的。此次事件中，农民在没有领导人、不懂战术的情况下暴动，并且立即扩散到广大区域，虽然不久被镇压下去，但依然不外乎是王朝的末期症状。以北宋时代而言，方腊之乱在性质上与此有若干相似之处。

到英宗时代，明朝开国刚八十年，通常来说正该是王朝的极盛期。此时出现末期症状，乍一看是很不可思议的现象，然而，这正是重复之所以为重复之处。虽然王朝看起来被赋予了新生命，但作为根基的社会中沉淀着前朝以来的历史，到处潜伏着引起末期症状的病灶。因而政治稍有差错，毒素便会随时随地喷发出来。只是，王朝不一定会因此而灭亡，年轻的王朝有着不输给病毒的活力。

英宗的复辟　俘虏英宗的也先，乘势攻到北京附近，但因为景帝和于谦督励将士全力防御，且其间各地勤王之师聚集而来，也先终于未能得志而撤退。本来，也先的入寇是由贸易问题发端，如果发展成全面战争，进而使贸易全部停顿的话，扣留着英宗对也先也没有任何好处。于是，也先屡次向北京政府提出议和，但景帝却左右为难。如果达成和议，暂时被奉为上皇的英宗就要回来，如何处置，让人大伤脑筋。然而，大臣们讨论后认为大势已定，景帝已经即位，就算英宗回来，现状也不会动摇，决定接受也先的议和。因为对北京政府来说，与沙漠民族对立，时常要为国境上的小冲突费心劳神，不胜其烦。于是英宗在经历一年多的幽禁生活后被放回，景帝将其安置到别宫居住。然而，上皇与皇帝的兄弟关系，因皇太子问题产生了深刻的裂痕。景帝即位时，同意以英宗所立的皇太子为继承人，将来仍将帝位传给英宗一系，这样才得到孙太后的应允。但当上了皇帝后，却又想让位给自己的儿子，于是收买大臣等，压制反对意见，废掉身为英宗之子的皇太子，改以自己之子为皇太子。此事招来朝野上下的诸多非难，而新太子却不幸不久病死。此时虽有过让前太子复位的议论，但一旦两皇关系恶化，景帝便再也不情愿传位给对方之子，朝臣也分裂为景帝派和上皇英宗派。即位八年后，景帝病重的传言四起，上皇一方的朝臣、宦官等人，武力占领宫中，迎英宗复辟。景帝移居别宫，就此病死。英宗立即将景泰八年改为天顺元年，而这是改朝换代时的做法。景帝死后没有被祭祀在太庙中，因而没有庙号，且一度被削去帝号，后来只有帝位得到承认，被谥为景帝。之前英宗的年号为正统，之后的年号为天顺，以年号称之会产生混乱，因而只有这一个天子通常以庙号称为英宗。

将英宗复辟与南宋高宗的态度放在一起考虑，会非常有趣。高宗嘴上说要将父亲徽宗和哥哥钦宗恭迎回来，但实际上并不想他们活着返回，因为这会立即影响到自己的地位。而明英宗时，或许是因为也先那里有聪明人，为了让明的朝廷混乱，故意将英宗放了回来。这种智慧，不对比前朝的历史是无法理解的。

明王朝虽然很早出现了末期症状，却没有因此立刻灭亡，这是因为对官僚的责任追究很严厉。英宗复辟之后，杀掉了拥立景帝并在敌人进攻时守卫北京、立下大功的于谦。然而，在查明这桩冤案乃是由大学士徐有贞和武将石亨的谗言所致之后，尽管这两人是英宗复辟时的功臣，还是先将徐有贞流放云南，随后又以企图谋反的嫌疑将石亨杀掉。另一个英宗复辟时的功臣是宦官曹吉祥，后来失宠时，企图发动政变逼迫英宗让位给皇太子，失败后被处以磔刑。类似事件在整个明代反复上演，不管是官僚还是宦官，得势时权倾朝野，却又在转瞬之间倒台并身首异处的情形很多。没有一个朝代像明代这样杀了如此多的官僚。宋代以不杀士大夫为原则，只有赃吏，也就是贪污的官吏不能免于死刑。但想来一般人民被置于严峻的法律之下，一旦有轻微的罪过就要受到严刑处罚，而官僚却能在犯罪犯错时受到宽大处理，也是很明显的不公平。明代在士大夫和庶民之间不设差别，同样以严刑对待，从某种角度来看反而是公平的政治。仅从不承认特权这一点来看，或许可以说是民主的政治。近世的君主独裁制度，如果推演到极致，自然不得不如此，因为在天子面前万民必须是平等的。因而明代没有一直延续下去的名门，这一点与宋代很不一样。在宋代，虽然是很罕见的例子，但仁宗时的宰相韩琦之子韩忠彦在徽宗时当上了宰相，再往下到南宋，韩琦的曾孙韩侂胄当上了宁宗的宰相。这是因为宋代去唐代尚不远，中世的门阀制度自然还残留在社会的某些地方，其实韩氏的例子与天子独裁制度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门阀严格地限于天子之家，才是近世的特色。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明代很明显的比宋代进步了。这种平等精神在更久远的古代并不稀奇，但到了中世反而成了罕见的现象，而它得以复活，说明社会有了相当的进步。

明全盛期的文化　据说英宗复辟之后反省了之前的失政，因而天顺时代的八年间（1457—1464年）在政治上得以平安无事。接下来宪宗的成化时代的二十三年中，虽然在宫中有宦官汪直的横暴和贵妃万氏的专恣等暗影，但最终没有导致严重结果。而且，随后而来的是被称为明朝一代名君的孝宗弘治的时代（1488—1505年），共十八年。这位天子一即位，立即驱逐权臣万安一党，改革种种弊政，颇有明察之称。孝宗的母亲纪氏是广西贺县的苗族女子，以其敏慧受到宪宗的宠爱并生下了孝宗。然而，据传宠妃万氏知道这件事后，嫉妒之下将纪氏毒杀。幸好因万贵妃的阴谋而惨遭废黜的原皇后吴氏，在宫中养育孝宗，使其得以平安长大。想来逆境中的成长影响了孝宗的人生观，使他必然对丑恶的传统采取批判的态度。

明代皇帝很少迎娶功臣、贵族之女，不只纪氏，后妃大体上都是从生命力旺盛的中下层阶级中选择。看来这种做法对防止帝室贵族化很有效果，没有一个天子因为身体羸弱而生不出子嗣，因而天子之位大体上一直连续向下传到了孝宗之子武宗。这是历代王朝中不曾有的现象，只有北魏王朝与此有些近似，但北魏本来就是朴素的异民族王朝，而且反而以代代都与汉人通婚生子为惯例。

孝宗前后被称为明代最繁荣的时代。孝宗作为名君的声誉虽高，其前一代的宪宗和下一代的武宗却都近于昏庸，政治为宦官所乱，这种情况之所以没有妨碍明迎来极盛时期，是因为有经济的繁荣。在明代，政治中心虽然是北京，但经济、文化中心却是江南三角洲地带的要冲苏州。

苏州以繁荣著称并非始于明代，早在春秋时代就是吴国的国都，唐代又与杭州并称为江南地区代表性的繁华都市。然而，苏州胜过其他城市、独享文化都市之名，却是在元末张士诚据此建立吴国之后。明太祖灭掉张士诚时，扶植张氏政权的各种势力受到毫不留情的打击。富豪财产被没收并被迫移居南京后，苏州一时间在经济上陷于濒死状态。甚至和张士诚政权没有直接关系、住在苏州的知识分子，也受到迫害，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著名诗人高启（青丘）。他只因在庆祝新建府衙门落成的文章中写下“龙蟠虎踞”，便被处以腰斩之刑。龙是天子的象征，因而让龙蟠在苏州便是有谋反之志，其实这不过是极端厌恶不顺从的知识分子的太祖在找借口。到了其子永乐帝的时代，为了充实北京、削弱南方经济实力，再次命令苏州的富民移居北京。尽管屡次遭受政府打击，苏州仍不屈服，每次都恢复过来，确立了全国最大的经济都市的地位。就算能够对人加以打击，自然环境和江南整体的经济生产却是打击不了的。苏州面临太湖，位于通过大运河和河渠网络连接起来的大平原的中央，不仅是粮食的宝库，而且是丝织物生产和染色加工的一大中心。

文化总是被吸引到经济中心来。苏州及其附近，学风昌盛，每三年一次的科举中，来自此地的应试者的成绩总是异常优秀，因而高官亦随之辈出。但我们并不能期待中国的文化经由他们之手得到提高，因为当官之后俗务繁多，无法继续像年轻时一样学习。在这一点上，明代的官僚不如宋代的士大夫。宋代的著名文人学者中，有很多也是占据要职的活跃政治家。

反观明代的文化，则是由宦海失意、以市民的身份埋没于都市尘埃中的“市隐”所推动的。当然宋代也有隐者，然而其代表人物如苏舜钦、林和靖等，在当时拥有实力的人物之间，只能占有边缘地位。不过虽然他们从中心被挤了出来，但并不是因为他们有所反抗。而在明代，隐者占据文化的中心，且与以北京朝廷为后盾的似是而非的知识分子政治家展开了彻底的对抗。

当然隐士有时也会聚集成群，但他们本来都是个性很强的独立个人，因而并不组织结社。弃世在形式上也有不同阶段，不能一概而言。现在来看一看其中算得上代表人物的祝允明的情况。

祝允明以其号“枝山”广为人知，生于苏州，一开始追随世间潮流，有志于科举，但没能考上进士，止步于举人。曾在广东省担任知县，又成为南京应天府的通判，但因为对官吏生活感到厌倦，任期只过了一半便回到苏州，以后作为市隐度过一生。他通晓经史，擅文章，工书画，在所有的领域都有自己的见识，但在实际的生活中，也没有一味拘泥于信念主义。因其文名盖世，受人之托撰写家谱碑铭之类，可获得很多润笔费，但收入一到手便立刻花在玩乐上。他将这种文章称为应世之文，也就是与俗世往来应酬的文章，别人怎么要求他就怎么写。他的处世哲学是不和傻瓜当真，在做这种事情时就算扭曲了自己的信念也不以为耻。在这一点上，他的一生可以说是言行不一。但假如不是天子，要想过上注重情趣、磊落不羁的生活，就不得不如此。这种隐者在前朝没有先例，大概是从明代才开始的新生活方式。

阳明学的形成　祝允明的生活方式，是文明已纯熟到极点的城市中所特有的，陶醉于兴趣却没有体系，有实践却没有理论，反权力却并不斗争。不管怎么看，这都不是儒教，而是异端。于是有了对能够成为普遍教育原理的哲学的要求，应此要求出现的，是比祝允明晚十年左右出世的王守仁（阳明）。他走上了正规的宦途，作为政治家和军人，都表现出杰出的才能。然而他留给后世的影响，是他作为学者树立起的与朱子学相对抗的阳明学。以禅宗来说，朱子学类似于曹洞宗通过积累修行而开悟的渐悟，而阳明学则与临济宗集中精神突然开悟的顿悟有相通之处。朱子学以太极无极的理论为根基，通过读书理智地寻找成为圣人的途径。阳明则认为，通过这种像物理学一样的太极理论无法导出伦理学，宣称伦理学从一开始就是伦理学，是作为人的主体的心的问题。人心本来是绝对的善，因而必须使其返回到作为本来姿态的绝对的善，这便是“心即理”的学说；为此，必须使在心的作用中最为重要的“良知”最大限度地活动，这便是“致良知”的学说；其中的“知”不仅是认识，还必须是能将自己的认识付诸行动的认识，这便是“知行合一”的学说。像这样，其学说是由一上来就必须怎样的命令式构成的。

王阳明的学问立刻风靡江浙一带，各地建起阳明学派的书院，作为讲学的道场。然而对苏州，阳明学却只是包围周边，而未能进入并占领中心地区。王阳明是靠近浙江海岸的余姚人，因而其学问也是土里土气的意志哲学。其实，这正是其优点，但却并不符合沉湎于兴趣的苏州城里人的性格，阳明学反而有为苏州文化同化的倾向。比起开山祖师王阳明那样有能力的政治家来，阳明学派的学者们作为个人乐道的隐者，色彩更浓。阳明的三传弟子李贽（卓吾）等，被称为“人妖”，受到世间的非难，其风格比起王阳明来，更接近祝允明。

历史的周期　祝允明和王阳明都是主要活跃在孝宗弘治年间的人物，当时明朝正处于鼎盛期，特别是江南享受着经济上好景气的黄金时代，还可以说是幸福的。经过随后的武宗正德年间，到世宗嘉靖年间（1522—1566年）时，鼎盛时期已经过去，世间人情不由得嘈杂起来，经济上也开始出现阴影。关于这般社会状况的变迁，明代人已经基于切身体验而看得很明白了。

《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三十二中引用了名为《歙县风土论》的文章。歙县是安徽徽州的治所所在，位于接近浙江的偏僻的山地。因为土地的生产能力很低，人民大多外出营生，作为商人活跃于以苏州为首的各个地方，形成了徽州财阀而执经济界之牛耳。因而虽然地处山间，却是对中央的经济变动感受最为敏锐的地方。这篇文章的作者，将整个明代的盛衰比喻为一年四季，加以如下描写：

国家厚泽深仁，重熙累洽，至于弘治，盖綦隆矣。于是家给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催科不扰，盗贼不生，婚媾依时，闾阎安堵。妇人纺织，男子桑蓬。臧获服劳，比邻敦睦。诚哉一时之三代也，岂特宋太平、唐贞观、汉文景哉？诈伪未萌，讦争未起，纷华未染，靡汰未臻，此正冬至以后、春分以前之时也。

寻至正德末、嘉靖初，则稍异矣：出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资交接，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皇。于是诈伪萌矣，讦争起矣，芬华染矣，靡汰臻矣，此正春分以后、夏至以前之时也。

此处无暇对这段文章进行逐字逐句的讲解，不过想来各位读者可以大致理解其意思，这就足够了。举凡读书一事，有时可以花上一年半载对一字一句进行穿凿，而有时只要掌握大意就可以了。在读外语时不用词典而掌握大意，与查阅词典的方法有着同样的重要性。

此文将开国至弘治的大约一百四十年比喻为春，而将以后至嘉靖初的不足二十年间比喻为夏，长度比例明显失调。然而没办法，这是当时人的实际感受。读了这段文章，如果能够看出嘉靖以后骤然出现异常并导致明的没落，就足够了。

武宗在位十六年，在三十一岁去世时没有子嗣，这在明王朝是没有先例的。在此情况下，其叔父兴献王之子即位，这便是世宗。翌年改元嘉靖，这一年号持续了四十五年。

世宗一即位便产生的政治问题，是祭祀其生父兴献王时该怎样称呼，也就是“大礼议”。按照中国的习惯，世宗虽是从旁支入继天子之家，但因为和武宗是同辈，所以不能成为武宗的后嗣。如此一来，需要成为其伯父孝宗的后嗣，大臣杨廷和等主张称孝宗为父，也就是“皇考”，而兴献王因为是孝宗之弟，当称为皇叔父。对此进士张聪⁽²⁾在上奏中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将生父称为叔父是搅乱人伦的做法，非常合世宗的意。然而，几乎所有的朝臣都支持大臣的意见，反对世宗将兴献王称为皇考献皇帝，杨慎等朝臣二百三十余人在宫廷中举行了静坐抗议活动。天子派宦官令其退散，结果他们擂门大哭，哭声传遍宫中。天子愈发生气，将其中的一百三十余人逮捕下狱，大臣以下六十八人免职。随后世宗发布诏书，宣布称孝宗为皇伯考，称孝宗的皇后、当时还健在的张氏为皇伯母，一切都按照天子的意愿得到解决。这明显是宋代濮议的翻版，官僚们不讲人情的专断逻辑也并不比宋代逊色。所有的意识形态争论，在当事者来说都是极为认真的，然而若是稍微站远一些，从第三者的立场来看，很多时候都是毫无意义的事。像明代的“大礼议”，虽然大臣和官僚的意见都遭到无视，但这既没有影响到国家存亡，也没有扰乱社会秩序。

南倭北虏之患　世宗的嘉靖年间，是苦于南倭北虏的时代。然而这也可以说是墨守祖法锁国主义，也就是朝贡贸易制度的结果。

明代前半期经济的好景气，大概是因为通过海外贸易，大量白银流入国内。而作为白银的供给地遽然显露头角的，则是日本。因为足利义满被永乐帝封为日本国王，日本获得了朝贡贸易的权利。但这种贸易只给极为有限的特权阶级带来好处，与地方上的豪族和商人的希求完全无关。中国的情况也一样，除了极少数被允许与日本接触的特权商人，都被严禁分享贸易之利。于是，两国人民之间开始出现走私贸易便是极为自然的趋势了。

最初作为走私贸易的中转地而出现的，是浙江宁波附近的海岛双屿。其起源不甚明了，恐怕是从明初开始就一直有或多或少的贸易活动，也应当间接促进了江南，特别是苏州的繁荣。然而一直以来都被放任的走私贸易，到了嘉靖年间，突然遭到禁止。这好像亦是因为有报告说葡萄牙人从南洋北上，参与了双屿的走私贸易，从而刺激了明朝官员的神经。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在日本则是天文十一年，宁波知府对双屿岛的贸易实施了最初的取缔。第二年，葡萄牙人首次来到日本并传来火枪，这应当是日本商人从双屿带来的。明朝政府虽然最初没有对双屿的贸易根据地本身进行武力镇压，但眼见交给地方官处理收效甚微，中央政府专门派遣都御史朱纨，开始逐个拘捕从事走私贸易的中国人。

对此进行反抗、掀起暴动的便是“倭寇”，但其实从事叛乱的主要是中国人，日本人只是援助而已。骚乱逐渐蔓延开后，对两国人民都是困扰。因而中国方面的贸易代表王直居间调停，让明政府追究朱纨专杀之罪而将其免职，又让日本和明朝的民间方面迫使暴动的肇事者自首，并交给明政府。然而，因为政府和民间的不信任，调停中途风云突变，明政府认定王直才是走私贸易的罪魁，并决意将其逮捕，骚乱愈发扩大了。

不过因为战争状态持续，贸易被完全阻绝，从事走私贸易的人南下来到福建厦门海面上的浯屿，随后又南下来到南澳屿，在那里设立新的根据地并开始贸易。然而，这新的走私交易场所也没能逃过明政府的严密监视，不久政府的监察船队蜂拥来到南澳屿，和平无事的交易场所转瞬之间化作血流遍地的战场。

从事走私贸易的一方开始反击，福建沿岸一带都遭到了“倭寇”的侵略。

战线扩大后，中国方面也感到难以应付。只靠本地常备军有所不足，只得从其他地方请求“客军”的支援，可是客军纪律紊乱，据称所酿成的灾祸更甚于倭寇。由此引发了对于倭寇产生原因的讨论，最后得出的结论不外乎是锁国主义。

嘉靖帝在位四十五年去世，其子穆宗即位后改元隆庆，明政府趁此机会做出极为英明的决定，开放包括厦门在内的漳州港口，允许中国人从此处前往海外，并在从事贸易后返回。由此，中国商人和中国商品开始出现在菲律宾等处，日本人和西洋人得以在这些地方与之自由贸易。

在此前后，明朝的地方政府允许葡萄牙人租借澳门。不仅欧洲人，日本人也被允许自由出入此地。日本将此地称为天川，进入桃山时代⁽³⁾后，“御朱印船”⁽⁴⁾眺望着右侧的中国海岸却不靠近，到达澳门后才能满载外国商品而返。

在中国人能够从漳州出海，而外国人可以自由到澳门停留后，明朝的锁国主义实质上已经全面崩溃了，只是残留着非常拘束的场所上的限制。既然这样，为什么不早点发现问题，而像这样让祖法名存实亡呢？这是因为明朝的政治完全脱离人民。国初因为方国珍的残党在海上抵抗明朝的统治，或许还有必要暂时约束人民，断绝与海外的联系。然而，这种暂时的政策却被一直保留下来，并成为被强制遵守的祖法，一直没有意义地被执行着。人民只是想得到外国的白银，并无他意，却以“通番”，也就是与外国贸易的罪名被处以极刑。这其中也包括富有的上层阶级，因而地方上的大人物屡屡向上面提意见，但即便这样也没能让中央做出改变。尽管如此，南方的问题还是勉强得到解决，而始终带来恶劣影响、到最后要了明王朝的命的，则是与北方民族的关系问题。

先前俘虏英宗、威势大盛的也先，在内乱中被杀，其后西方的瓦剌衰落，东方的鞑靼代之而强盛。继承了成吉思汗血统的达延汗，崛起于孝宗、武宗时代，其孙俺答汗在世宗嘉靖年间与南方的倭寇同时，侵扰着北方边境。他先征服青海并将其蒙古化，为了统一国内舆论，又与西藏的达赖喇嘛联手，将喇嘛教普及到内外蒙古一带，使其获得国教的地位。为了在蒙古地区巩固势力，将北方民族组织起来，又将对中国妥协作为上策，甘愿接受明政府的册封，在接受顺义王封号的同时被授予贸易特权（1571年）。然而，他利用喇嘛教和平地同化国民的政策，虽然暂时巩固了地盘，从长期来看，却招致了将蒙古民族的活力消耗在宗教中的结果，好不容易确立起的蒙古人的优势和让中国吃尽苦头的业绩，不久都被东邻的满洲族夺取了。

万历的政治　穆宗隆庆帝六年的短暂统治结束后，幼子神宗万历帝继承皇位。万历帝在位四十七年，比祖父嘉靖帝还要多两年。当时顺义王俺答汗已降，东南倭寇已息，表面看来是国家全盛的时期，但这只是外表，里面不知从何时起已被病毒侵蚀，逐渐成为空洞。即便如此，万历之初，因为有被称为明代王安石的张居正辅佐十岁即位的幼主，担当起政治的要冲，也还算好。为了使租税负担公平，张居正实施土地清丈，结果招致富民的怨恨，死后受到处罚并被剥夺生前的封爵，家产也被没收，亲族都被发配到远方。此后，朝廷的政策没有一定的方针，只是如同随风披靡的芦苇一样，动摇不断。

没有了张居正的监视，宦官立刻在宫中得势，后宫的费用开始膨胀。为了负担这些开销和确保财源，神宗将宦官派遣到地方上，越过地方官，声称是奉了天子的敕命开发矿山、征收商税，这便是“矿使”“税使”。矿税之害据称遍及天下，各地发生暴动，反抗宦官的胡作非为，温顺的苏州人也屡屡掀起暴动。但这绝不是以革命为目标的暴动，而是要求天子政治家反省。然而当局理解不了这种要求，明王朝逐渐为人民所抛弃。前文介绍的《歙县风土论》如此描述这般世态变迁：

迨至嘉靖末、隆庆间，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益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资爰有厉，产自无恒。贸易纷纭，诛求刻核。奸豪变乱，巨猾侵牟。于是诈伪有鬼蜮矣，讦争有戈矛矣，纷华有波流矣，靡汰有丘壑矣。此正夏至以后、秋分以前之时也。

迄今三十余年，则夐异矣。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既不能敌富者，少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受享于身，不堪暴殄。因人作报，靡有落毛。于是鬼域则匿隐矣，戈矛则连兵矣，波流则襄陵矣，丘壑则陆海矣。此正秋分以后、冬至以前之时也。嗟夫！后有来日，则惟一阳之复，安得立政闭关，商旅不行，安静以养微阳哉。

最后一段写的是隆庆之后三十余年，因而是针对万历三十余年的状态，对严重萧条、无可救药的现实发出的悲痛呼喊。

在此前后，发生了决定明王朝命运的大事件，但当时的政治家却没有注意到此事的重要性。这便是满洲腹地的女真族酋长努尔哈赤崛起，并日渐强盛。

努尔哈赤的活动最初开始引人注目，是在俺答汗和张居正相继去世的次年，即万历十一年（1583年）。这一年，努尔哈赤于图伦城打败了仇敌尼堪外兰，但此时他的势力还十分微弱，只有兵百人、甲三十副。逐渐趋于隆盛，乃是和日本丰臣秀吉的朝鲜战争有关。

统一了日本的丰臣秀吉，于文禄元年，也就是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突然起兵入侵朝鲜，但这师出无名的侵略战争是怎样爆发的呢？背后似乎有着堺⁽⁵⁾的商人的煽动。堺商人曾进口枪支火药提供给丰臣方面，但国内和平后，他们的生意随之关门大吉，似乎是为了让战争继续，他们煽起了秀吉的妄想。

以后的七年间，日本在朝鲜和远道前来的援朝明军作战，而在因明军的通过而受惠于军需经济的满洲，努尔哈赤一步步扩张着势力。面对满洲的崛起，朝廷所依赖的，则是土豪李成梁的私人军事势力。李成梁祖上是朝鲜移民，直到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九十岁去世稍前为止，他一面享受着朝廷的官爵，一面扶植自己的势力，子弟也被擢升为高官。与日军作战的李如松、李如柏是他的长子和次子。然而，他到了晚年多有恃功专恣之举，谎报胜利、贪图赏赐，而其间满洲的势力则逐渐增大。他去世的第二年，努尔哈赤终于在兴京（今新宾县）即帝位，兴京位于辽河支流浑河的上游，国号为金（后金），建元天命（1616年）。对此，明政府派出四路远征军前往讨伐，但主力在临近浑河的萨尔浒山全军覆灭（1619年），努尔哈赤由此确立起了在满洲的霸权。当时李如柏也率领一路部队出击，但在接到主力溃灭之报后狼狈逃归，受到御史的弹劾后因畏惧而自杀。

不过努尔哈赤的出现远在万里长城以北，明朝君臣并没有将其当作重大事态，他们的心思都集中在关系到儒教意识形态的宫廷琐事上了。最能体现当时官僚态度的事，是爆发于万历末至天启初的“三案”。

围绕三案的党争　神宗晚年几乎不上朝，政务都在宫中与宦官裁决。长子出生后立为皇太子，但之后又专宠郑贵妃和其所生的福王，传言说神宗有意废立太子。偏偏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乡下男子举着棍棒闯入太子宫中，被捕后只是当作疯子，以不敬之罪而处以磔刑。但朝臣中不断有人主张这是郑贵妃暗杀太子的阴谋，应该彻底追查。此事称为梃击案（1615年）。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神宗病死，皇太子即位，是为光宗。然而光宗在服用了朝臣李可灼所进献的红丸后，病情迅速恶化，于九月病死。光宗的长子继承皇位，即是熹宗。即位次年改元天启，但如此一来光宗朝的年号便没有了，因而，又向前将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后改元为泰昌元年，但实际上光宗在位只有一个月。对于光宗的突然死亡，朝廷只是以李可灼用药过错进行处置，但朝臣中有很多人认为，此事也是后宫的阴谋，要求追查。此事称为红丸案。

此前光宗失去正妃后，宠爱宫人李氏，即位后欲将其立为皇后，但没能实现。由于李氏依照光宗的旨意，代替熹宗的生母养育熹宗，大臣们担心她在宫中得势，要求将李氏移到别宫。李氏一党的宦官魏忠贤等，认为这是忘恩之举，发起反击。这场争论称为移宫案。

三案的推移，首先由于宦官魏忠贤的强硬手段而暂告一段落。魏忠贤先是通过熹宗的乳母客氏获得熹宗的信任，随后又在朝臣中找到支持者，内外相应指责反对者为朋党。与魏忠贤合作的朝臣被称为“阉党”，“阉”即宦官的意思。攻击宦官与阉党最力的则是东林派政客，“东林”原本是书院的名字，由宋代杨时创建。明代万历年间，顾宪成等学者被朝廷罢黜后聚集到此处，重建书院作为讲学场所，并品评朝政是非，逐渐达到了左右天下舆论的地步，因而大臣中也有人对他们加以荐举，以作为自己的支持势力。另一方面，魏忠贤成为可以说是特高警察⁽⁶⁾的东厂的提督，并利用职权对反对党派进行毫不留情的镇压，逐个逮捕下狱，屈打成招，很多人惨死狱中。

如此一来，已经没有政治可言，只剩下依靠恐怖手段的统治。东林派的政治家被一个不留地逮捕，或杀或流放。不知何时爬到了天子代理人位置上的魏忠贤，令人公布了名为《三朝要典》的官板书，其中将指责梃击、揭发红丸以及支持移宫的，都宣布为企图阴谋夺取政权的邪党。借此统一了舆论的魏忠贤自诩有回天之功，命令地方官建造生祠、歌功颂德，将还活着的自己作为神来供奉。然而，这种蛮行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天子熹宗在位七年后去世，其弟庄烈帝一即位，形势便在一夜之间逆转。

明代已不同于过去的唐代，宦官魏忠贤再怎么弄权，都必须有天子支持，宦官中也有很多人服从天子的命令，对魏忠贤却并不心服，况且在朝廷中阉党的反对派占多数。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新天子即位，万事就取决于天子的态度。而新天子庄烈帝当时十八岁，正值年少有为，也不可能没听说过兄长的失政。看透形势的朝臣，开始陆续揭发魏忠贤及其党羽的专恣，由于新天子的英明决断，魏忠贤被处以流放之刑。他自觉到没有被宽恕的可能，心灰意冷之下自杀了。结果朝廷将其尸体运回，与客氏的尸体一同处以磔刑。

后金国的兴起　内部问题由此得到解决，但更严峻的问题出现在北方国境线的内外侧。在外侧，满洲后金国的势力日益壮大，自不待言；在内侧，明军中出现了极为异常的状况。

后金太祖努尔哈赤在萨尔浒大胜后，将满洲的敌对势力一扫而空，并顺着渤海湾海岸南下，全力攻击宁远城。宁远是护卫万里长城东侧起点山海关的前线基地。在这场保卫战中，明军唯一可以依靠的是由巡抚袁崇焕率领的炮兵部队，其大炮称为红衣炮，乃由西洋人汤若望（Adam Schall）设计。后金太祖不知这大炮的威力，逼近攻打宁远，结果被炮弹打中，负伤而归，据说后来就是因为此时所受的伤而去世。就算是百战百胜的英雄，也敌不过这近代兵器，真是失策。

太祖死后，在继承人问题上出现了内部纠纷，结果太祖的第八子太宗皇太极即位。皇太极得以即位，其母出于满洲名门这一点应当是理由之一吧。太祖本人在满洲民族中的门第其实很低，太宗之母是他从败给自己的敌手名门叶赫部迎娶的妻子。太宗即位时，满洲族中还残留着封建制度，天子的地位并非至尊无比。之前太祖曾创立有名的八旗制度，将全体人民分为八部，从各旗中征发一定数量的壮丁编成军队。太祖一家是领有这些旗的封建君主“贝勒”，太祖自己领有两旗，又在其他六旗的领有者之上行使统治权，仅此而已。所以太宗的所谓即位，是在自己固有的一旗之外又获得太祖的两旗，成为三旗的领有者，并得到了八旗总指挥的地位，而其他五旗依然有其领有者。

太宗即位之初，后金的前途未必让人乐观。首当其冲的弱点是武器落后和物资不足。满洲族的战术是骑兵马上射箭，这在野战时很有效，但在攻城时却不怎么有效。然而，由于明政府的内讧，看家宝贝红衣炮落到了后金手里。明军前线的督师袁崇焕文臣出身，虽然有死守宁远之功，但也屡屡因失败而饱受责难。年少的庄烈帝听信宦官的谗言，怀疑袁崇焕有意谋叛，尽管证据并不充分，还是将其处以磔刑。庄烈帝在诛戮宦官魏忠贤一党时展现了果断的一面，但其后眼见国势日颓，他变得焦躁莫名，屡屡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掉大臣，反而削弱了自己的地位。袁崇焕部下的炮兵队长脱逃后，将众多大炮献给了后金。在武器方面达到同一水准后，后金瞬间压倒明军，取得优势。

后金太宗在即位后的第十年将国号改为清，其后为了多少缓解资源匮乏，率军南下，将朝鲜变为属国。朝鲜之前已经向后金投降，但太宗改称大清皇帝后要求朝贡，朝鲜国王仁祖回答说因为已有明朝皇帝，再将别人称为皇帝的要求难以接受，结果触怒太宗。仁祖被困在南汉城中五十天，终于力尽乞降，成为清的属国，又在三田渡树立歌颂清朝宽大处置的谢恩碑，并发誓效忠。这件事必定对缓解草创期的清朝的财政困难作出了一定贡献。

明政府全力抵御清的入侵，在北京以北的东起山海关、西至大同的长城一线严密防备。攻防战拖久了之后，双方均感疲惫。最终，明的防卫破绽不是起于面对清朝的前线，而是起于接近长城西端的陕西内部的兵变。

明亡于内乱　陕西在古代是国都所在，并且是有名的生产力最高的丰饶土地，但随着时代推移，气候逐渐干燥，最终成为旱灾频繁的贫瘠之地。然而它作为军事要冲的地位没有改变，明朝的九个边防重镇中有三个设在陕西。不过，明朝的北方防卫有偏重东部而忽视西部的倾向。因为西部交通不便，运送军需品比较困难，所以将银两作为军饷发给，就地采办军需。但银两容易进入官员私囊，而且因为土地贫瘠，当地难以获得粮食。终于接连出现了军队因饥饿而发起暴动的事态，但政府没能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叛乱规模日益扩大。甚至，前去讨伐叛军的官军也因受不了给养的恶劣而发起叛乱。

在这些叛军中，势力最大的是李自成和张献忠。最初张献忠在延安发起叛乱，李自成与之会合，以后两人时聚时离，成为“流贼”，辗转四川、河南、山西、安徽诸地，从事劫掠。明政府有时也以必胜的决心派遣大军前去讨伐，但不管胜利多少次，叛军都毫不减少，这正是一种末期症状。李自成和张献忠虽然屡屡败退并险些成为俘虏，但即便他们被捉住杀掉，叛乱也应该不会因此平定。作为王朝末期症状的叛乱，并非一两个人的图谋，而是作为社会的必然结果，由饥民、饥军发起。

对于这种重大局面，若要问明政府采取了什么对策，实际上几乎什么对策也没有。而这归根结底也是因为被祖法所束缚，无法对形势的变化作出回应。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时清朝的力量还很微弱，虽然在太宗时平定了内蒙古的鞑靼部落，但相对力量仍然不及宋时的辽。清朝也自觉到这一点，多次向明朝提出建立平等、和平的贸易关系，甚至提出如果明朝坚持皇帝制度，那么清朝方面可以不称皇帝，使用汗的称号也行。然而，明朝君臣都认为与夷狄对等地打交道是不可能的，从始至终都要求建立朝贡关系。在这一点上，明朝完全缺乏宋将辽称为大辽国并与之缔结平等条约的灵活性。自开国以来，到鞑靼的俺答汗为止，这种顽固的强硬政策勉强维持住了，然而在代之而起的清朝这里却不管用。在长期战争导致的疲敝情况下，先是国内的弱点暴露出来并引发内乱，随后终于落到自取灭亡的地步。

庄烈帝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回到陕西称大顺王，改元永昌，并设百官。此时已是他发起叛乱的第十五年，此前他一直劫掠各地，这次却回到久别的叛乱起点并僭称王号，必定是有什么新的打算。随后他率军横穿山西，钻过官军的空隙，向着北京进军，一路上没什么能阻挡他的步伐。

李自成的军队进逼到北京近旁时，明政府才命令国境上的精锐部队驰援，但已经来不及了。徒有其表的北京守卫部队弃械溃散，在城门发生一两次小冲突后，天子亲信的宦官打开城门向敌人投降。天子召集百官，但没有一个人进宫，于是崇祯来到皇城内的景山山顶，手刃皇后和公主之后自杀⁽⁷⁾。死前在衣襟上写下遗书：“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宦官只有一人殉死。明王朝在持续二百七十六年后，于此灭亡（1644年）。

庄烈帝是具备明君素质的天子。即位当天的傍晚，他一个人坐在殿前冥想，突然怪异地感到情欲的萌动。猛然一看，只见附近的香炉里升起奇异的香烟，他急忙叫来宦官把香炉拿走。清代写成的《明史》中称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但事实真是这样吗？《崇祯实录》中记载：“太监曹化淳进江南歌姬数人，甚得嬖。”

最初锐意政事的庄烈帝，终于败给有着数百年传统的宫中氛围和宦官之流的狡猾诱惑。宦官曹化淳正是打开北京城门、最先向李自成投降的头号叛徒。更进一步说，庄烈帝之所以信任这样的宦官，背后原因乃是朝廷大臣都是墙头草，谁也不愿意负责任。明朝的灭亡，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因为政治腐败堕落到了极点，王朝天命已尽。而这也是一味依靠权力的高压政治的必然归结。

(1)　《太平记》是以1318—1368年间日本历史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天皇御谋叛”是其中关于后醍醐天皇意图推翻镰仓幕府而失败的故事。

(2)　史书中一般将其姓名记载为“张璁”。

(3)　指日本历史上16世纪下半叶中丰臣秀吉掌握政权的约二十年间。

(4)　指16世纪末、17世纪初携带官方许可从事海外贸易的日本船只。

(5)　即现在的大阪府堺市，在当时是由商人统治的贸易港口。

(6)　即特别高等警察，战前日本的秘密警察组织。

(7)　皇后自缢，崇祯手刃贵妃、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