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华民国

辛亥革命　清末至民国，中国的文化、经济中心不在首都，也不在古文化都市苏州，而是在新兴的上海，这是因为那里有外国租界。但该租界也不是在《南京条约》签订时就注定了繁荣的命运。最初只是指定远离县城的偏僻之地给外国人居住，为的是将他们封闭于此。然而外国人可以自治，不受清朝官府管辖，也未受内乱影响。有实力的中国人一旦知道这里是中国最安全的土地，就争相进入，租界很快夺去县城的繁荣，更取代附近苏州的地位，一跃成为中国第一的文化经济都市。

上海所有方面都开始洋化，从日本输入铅活字，也发行报纸、杂志。活字本来是中国的发明，但此时这般迅速大量的印刷发行是前所未有的，正是一场重大革命。伴随而来的是新知识阶层的产生，不论历代政治家多么努力，都没有使如此众多的民众阅读经书或者文学，此时他们却贪婪地阅读新闻。内容只要不是反抗称得上是租界政府的工部局，印刷或从日本引进发布任何革命文件都没有问题。不过，越过租界与上海县的边界时就有问题了。

德宗光绪帝晚年被西太后幽禁，不过徒守空位，在位三十四年后与西太后前后脚去世，清朝益发气若游丝（1908年）。光绪的侄子溥仪三岁即位，亲生父亲醇亲王摄政，翌年改元宣统，但第三年的辛亥之岁就发生了革命（1911年）。

但准备不足、偶然爆发的革命运动，从结果来看，却被继承李鸿章衣钵的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利用，陷入困境。完全是侥幸占领武汉、南京的革命军，也不是足可信赖的军队。事实上，军队本身几乎是缺乏指挥的乌合之众，也没有得到期待中外国援助的武器与军资，因此只能一味等待舆论高涨，天下响应。

另一方面，迫使醇亲王下台并取得朝廷全权委任的袁世凯，有财政，有军队，有武器弹药，独缺大义名分。如果压制革命运动，成为落后的旧式政治家，定会内外见弃，因此他在两者之间进行幕后交涉。革命受到武力压迫，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的孙文无奈退位，迫使清帝退位的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组织中华民国政府。如此令人震惊的协议竟然达成了。革命军是以袁世凯来南京接受孙文让位为条件的，但袁并不照办，在唆使部下军队胁迫宣统退位之后，据守北京，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1912年）。这与古来的篡位毫无区别。

虽然如此，自秦代以来持续的皇帝制度崩坏，共和国成立，的确是政治上的一大变革，社会面貌为之一新。可惜政府形式虽然变了，但管理的主人还是陈腐的旧人物。袁世凯一味信奉权力效用，对共和政治的意义和民主主义的性质全无理解。新政府设立了一院制的国会参议院，但袁世凯以种种借口压迫孙文等国民党议员，又趁镇压二次革命的反袁军事运动之机，剥夺国民党议员的资格，国会陷入自然消灭。

袁世凯悉数罢黜反对派、掌握全权的同时，也开始了昏聩的独裁。但他的独裁受限于共和制，无法像皇帝那样操作，感到这种不满后就想复活帝制，开始抱有当皇帝的野心。在左右阿谀中，他于中华民国五年元旦即皇帝位，准备改年号为洪宪。毕竟还是有很多反对，先是云南发起第三次革命⁽¹⁾的呼声，举起反袁大旗，诸外国也不惜干涉内政，一致劝告延期实施帝政。袁世凯只得屈服，取消已在国内部分实施的帝政，安于大总统之位。但内外弥漫的反袁运动愈演愈烈，相继有省份宣布脱离中央，袁世凯穷于进退，五十九⁽²⁾岁时病死（1916年）。

袁世凯的确是旧式人物，他在世时尚能统帅追随自己的军阀，但他一死，大小军阀就各自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行动，意外地出现了类似战国时代的局面。此后约十年间，主要以华北为舞台，被目为袁世凯直系的皖系段祺瑞、旁系张作霖以及与张对立的直系吴佩孚等，走马灯似的出没。不过，这些军队只是雇佣兵，因此即便被迫参战，也全无斗志，据说一下雨就自然停战。但因军队素质低劣，每有战争，则反复掠夺杀人，一般民众蒙受的灾害无法形容。

新文化运动　北京政府成立以后，尽管民间评价非常恶劣，但还是有一座聚集国民信望的国立北京大学。民国七年⁽³⁾，蔡元培任校长，文科聚集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才。北京大学公开发行的刊物，有古典研究的《国学季刊》⁽⁴⁾，这自然是有益的，但面向更多大众并带来更大影响的是他们私下编辑撰写的《新青年》。以此杂志为舞台，产生了种种新文化社会运动。

其一是陈独秀首倡的思想革命。他以“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等六大新主义为纲领，批判中国的旧思想，特别将儒教的害处攻击得体无完肤。他称儒教是人吃人的封建时代之教条，其创始者孔子给后世的罪恶比当时祸害一时的大盗盗跖更为严重，数千年间，持续蛊惑人民。当时，戊戌政变的关键人物康有为尚在世，对国会提出定儒教为国教。陈独秀批孔，也包含了反驳康有为的意味。

其次是以胡适为中心的文学革命，主张排除特权阶级独占的贵族文学，提倡为了民众的新文学建设。因此，文学用语必须是当时的口语，而近世文人模仿古代文体创作的没有独创性的拟古文，就变得完全没有意义。相反，对素来被斥为恶俗的元代白话杂剧与元曲，则予以高度评价。

再次，钱玄同计划改良汉字，提倡汉语罗马拼音化，被称作文字革命。这些总称为“新文化运动”，影响甚巨。以所谓“礼教”侍奉权力，是孔子的发明，向来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有之才得以区别于周边野蛮人，如今却因为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而被当成糟粕来排斥。这真是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是前所未有之事。与之相比，清朝兴起的考证学等，其方法虽然并非没有科学之处，但对其新鲜性不宜过高评价。特别是清中期以后，考证学者的学问完全游离于社会之外，在人生观乃至实践行动方面，是依然故我的朱子学。他们对中国社会，没有创造任何新的事物。

而新文化运动改变了民众的人生观，使日用文体与言文相一致。文字方面，政府还制订了类似日本假名的注音字母，甚至应用于教育实践中。

这场新文化运动，大致始于民国四年（1915年）前后，以受此刺激的学生为中心的新一代革新运动，则在民国八年（1919年）的五四运动达到最高潮。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出兵山东占领胶州湾，袁世凯被迫承认所谓的“二十一条”之际的排日运动的继续，也是抗议当时巴黎和会上中国提议被无视和排斥亲日派的段祺瑞和曹汝霖等的实际行动。运动背后也有大总统徐世昌及反皖系的策划。

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正因波及了各个方面，其提倡者之间也有意见分歧，因此有缺乏一贯性和持续性的方面。相反，一生反复讲说个人信念的是三民主义的首倡者—孙文。

孙文与三民主义　孙文生于广东，在香港学医，于澳门、广州经营医院时开始怀有革命思想。中国在中法战争中的失败使他确立了打倒清朝的决心，从那时开始他就是一位爱国者。最初在广东从事的革命运动失败后，他亡命日本、美国、英国，此后因持续对本国政府采取反抗态度，大部分时期都不得不在海外度过。但上海租界是可以自由出入的，故而与三民主义并称的《建国方略》是在上海写的。

三民主义是民族、民权、民生三主义，据他说，此三民主义相当于林肯提倡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口号，又相当于法国大革命时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三大标语。但他的三民主义的内容是与时代共同成长、变化的。

他最初提倡的民族主义是颠覆满清的统治，恢复汉族的自由。因此认为放手藩部，即由清朝武力统合的满、蒙、回、藏之领土也无不可。因此中华民国成立当初，曾认为民族主义已达成，而将三民主义变为二民主义。但后来又产生了五族共和论，即满、蒙、回、藏与汉地联合成为共和国的理论。而且，受共产主义影响的孙文，通过更新内容，又使民族主义复活。其论点是，中国在帝国主义压迫下，处于半殖民地状态，帝国主义以中国军阀为爪牙，欲推进中国的殖民地化，故而必须与之对决，恢复中国民族的自由。于是五族共和论就吸收这种民族主义，认为中国领土内的各个民族凭己力难以在竞争激烈的国际舞台上存续，故而应在中国的指导下合为一体而共存。

最初民权主义的矛头也是专指清朝，是要排除异民族统治、恢复中国人民的权利，但后来他采取了五权宪法的具体形式。他认为，民权中的政权是人民在小区域内直接参与政治的基本权利，以及政府作为代表者间接行使的治权。代行治权的政府在西洋以三权分立为原则，但这并不充分，行政、立法、司法之外，还有必要分立监察权和考试权，而这是历代中国政府已经实施的。监察是弹劾官吏的违法行为，西洋的惯例是由立法院行使，但这与立法的宗旨不同。中国自古以来别立御史系统，专司弹劾，这样的制度才是监察的主题。考试是官吏的资格认定，西洋是由行政机构实施，但他认为这并不合理；中国自古就以科举制度独立实施考试权，这才是正确的方法。在他看来，完整的政府必须具备这种五权分立的形态。

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有本质不同。但共产主义的要点是为广大无产阶级谋取利益，而民生主义是为所有人民谋取利益，因为大可兼小，所以共产主义包含在民生主义当中，是其一部分。达成民生主义，也不需要像俄国那样通过共产主义革命。中国目前还没有大资本家，企业家、地主与劳动者同样贫困，但将来产业振兴之际，贫富分化的产生是可以充分预见到的，因此必须计划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将来地价腾贵是社会条件造成的，因此收益部分必须以高额的土地税返还社会，对此提出异议者，政府可以强制征收其土地。

中国人对异文化的包容　在欧洲文化输入之际，中国人绝不会原封照搬，往往亲自消化一番之后，再作为自己的东西来发表，不仅孙文是这样，先行于他的康有为也是如此。康有为原本是儒者，《大同书》是他在听到西洋的社会主义学说后所著，甚至吸收了其中的无政府主义，描绘了大同之世的理想国，这尚可理解。而比起中国古典，孙文更熟悉的是西洋医学，三民主义的主要部分全为西洋思想。尽管是与中国的传统完全不同的东西，他也不想彻底与中国思想断绝关系，反而可以窥见他将三民主义置于正统思想延续线上的努力。若非如此，就很难被中国社会接受。

这一点与日本相当不同。日本引入西洋事物时，宁愿附有可证明原产地的直译体。通常，明治时代的新学说中，如果不附上“培根曰”“牛顿曰”之类，是不会被尊重的。明治时代是与从前的传统断绝的时代，古老的东西因古老而评价特别低。所谓文明开化，就意味着唯西洋、欧美马首是瞻。这种倾向如今依然持续着。

但我不能说这就是不好的，所有物事均有短长。日本正因举国崇拜欧美，才得以急速成就所谓的现代化。如果执着于古老的传统，这无疑是不可能实现的。正因为有这种热情，才能将西洋文化的长处深入探究到某种程度。客观来看，既然西洋文化有优越之处，坦率地认可其优点对落后国也是有利的。

(1)　即国内一般所说的护国运动。

(2)　应为五十八岁。

(3)　应为民国六年（1917年）。

(4)　《国学季刊》创刊于1923年，《新青年》1922年已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