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宋、辽

宋的统一　继五代后周的宋太祖赵匡胤，在位十七年间，先后扫平南方的南唐、后蜀、南汉等六国；其弟太宗随后荡灭北方残存的北汉与长江口的吴越，再度统一了自唐末以来久经分裂的中国。但五代时已被北方游牧契丹民族的辽占领的白河流域，即燕云十六州之地，虽经太宗再度挥师，却未能克复，不得不长久沦为辽的领土。

宋太祖因继承前代后周名君世宗的遗产，统一事业比较顺利，而第一项遗产就是强有力的禁军。五代分裂时，华北地区虽保持表面的统一，但内部军阀割据，树立着半独立的政权。然而，这些军阀政权进一步分裂之后，就造成了弱化的后果。于是中央政府乘机吸收地方财政，用以增强天子直属禁军的实力。这种军事力量的中央集中政策，始于后唐，经周世宗强化，由宋太祖完成。太祖时禁军有十九万人，到第四代的仁宗时已达八十二万人。

太祖从周世宗处继承的第二项财产，是从淮水至长江的沿海食盐产地，即淮南盐场所得的财政收入。该地所产食盐大部分供给长江流域，政府课以高额盐税，获得了巨大收入。太祖以此制造兵船、充实军器，而后大举南下。南方诸国几乎无力抵抗，唯有投降。

然而，对南方显示出压倒性优势的宋军，在面对北方的辽国时却是另一番面貌。因为对手拥有精悍的骑兵部队，可利用机动性优势直击宋军的弱点。宋军主力为步兵，虽自知行动缓慢，但始终未能转换为骑兵战术。正因此，与前代的汉唐不同，宋朝虽然有统一中国的背景，却没有创下一如前代的赫赫武功。不过，两者究竟何者更佳，则另当别论。

宋代的政治机构　五代的五十余年间，正如五代之名所示，有过五回革命。此外，还有一个王朝内部发生过三次非正常的帝位继承，这个时代真是革命不断。换言之，天子地位极不稳定，原因是天子与军队的力量不均衡。

五代的华北军队中，北方游牧民族出身的军人很多，但和古代日耳曼人一样，他们也保留着浓厚的共和思想，认为君主不应代代继承，而是每次更换时进行推选。因此，与罗马王政末期的君主自日耳曼军队中推选一样，五代的军人皇帝亦多由军队内部的舆论动向决定。但从中国传统的立场而言，这是革命，也是篡夺。

太祖死后，天子之位远离太祖的子孙，落入其弟太宗之手，不难看出五代遗风犹存。从中国的传统来说，太宗即位绝非正当，他能顺利即位是因为军队并无异动，反而善意保护。但之后太宗传位给真宗，太宗对后继者的决定权获得了上下承认，完全是以中国传统的继承形式进行。这种形式一旦确定，之后北宋一百七十年、南宋一百五十年，总共三百二十年间，对于天子的继承形式就毫无疑问了。宋朝一度呈现出中国史上未见前例的高度安定的局面，这可视为天子独裁权确立的结果。

宋代政府的统治形态在太祖、太宗两代已定下基础，基本方针不外乎是分割统治。首先，迄今为止作为革命原动力的禁军之团结必须打破。因此，太祖将之分割为三个系统，设置三名最高指挥官，即都指挥使，其权限绝对平等，直属天子。而且这三名都指挥使只是单纯的部队长官，并不参与作战计划。相当于总参谋部的是枢密院，正职枢密使、副职枢密副使，大率由文官担任。甚至出征之际的总指挥官，也多从文官中临时选拔。平时禁军奉命驻守地方要塞，当时仍置于经略安抚使指挥下，而这也是文官。一言以蔽之，军人最高到部队长官即止，几乎不许再晋升，通常由文官在上面制约。如此一来，军人自然无法动念发起革命，但同时也理所当然地导致士气消沉，出征时缺乏斗志。因此宋军每与外敌交战，多遭败北。

在行政方面，宋朝天子也实行分割统治。在地区划分上，全国分作二十余路，路以下设州，为地方政治的核心。其中特别重要的地方称作“府”，府的数量有逐渐增加的趋势。州以下有县，相当于州的派出机构。

宋代以后，中国的行政特色在于，所有的行政机关末端都有胥吏负责具体事务。胥吏的起源可溯至六朝时代，而确立其固定地位则可以说始于宋代。胥吏形式上受政府任命，实际则是寄生于官府的业务承包者，不拿政府俸禄，每次完成事务后从人民那里征收手续费。他们就像活打字机，并无裁决权。拥有裁决权的，是中央政府指派的文官，重要职位皆为科举出身的官僚所占据。

地方政治末端的县，有胥吏数百名，其上有以知县为首的数名文官。知县的主要工作是征收租税与裁决案件，但断案权限极受约束，最高量刑权只有杖一百而已，重要案件悉数送呈州级政府。

州衙门亦有许多胥吏，其上有数名知州为首的文官。知州断案虽有死刑判决权，但实施还需通过路一级的提点刑狱呈报中央政府，经再审、三审，获准后方可执行。州级政府内还任命有相当于知州副官的通判，但并非知州下属，而与知州同样直属于天子。因此名义上知州虽是地方政府的长官，其实并无相应的实权。这与日本江户时代封建制之下，一百万石的大名都对领内人民拥有全部生杀予夺的权力相比，实在大有差别。宋代政治一如此处所示，是一种没有长官的政治。

至于最大行政区划的路，连名义长官都没有了。掌管经济的转运使、掌管司法的提点刑狱，各按职务监督下属的州。掌管军事的经略安抚使，兼任路中最重要的州或府的知州或知府。这三者都不是路的最高长官，只是监督州的官员而已，称为监司。

中央政府的最高机关为中书与枢密院，中书乃宰相之府，设同平章事与参知政事，一般皆为多名。国家最高政策的决定由天子主持，并召同平章事与参知政事集议。有时枢密使与枢密副使也会参加，在此情况下，最后决定仍由天子作出，不许其他任何人专断。因此虽是宰相府，却是没有长官的办公机构，对天下政治的重要事项予以决断，是天子一人的权力，亦是其责任。宋代的中央官职在第六代神宗时有大改革，虽然恢复了许多唐代官名，但办公处不设长官这一根本精神却无变化。

总之，宋代的政治机构，建立在军人易革命、文官易渎职这一基本认识之上，重点是防止弊害。在此制度下，不论军人还是政治家，都无法指望创下超群的功绩。南宋朱子批评北宋政治，称其尽多议论而少实绩。然而，就允许言论自由这点而言，我们也应承认宋代社会的进步性。

与辽的关系　宋太宗时，为收复燕云十六州两度与辽开启战端，然而皆意外败北，此后两国边境上的小规模争夺持续不断。

辽王朝是有史以来，最初在长城以外树立安定政权的游牧民族国家。其领土南逾长城，统治十余州的汉族居民，西至天山山麓。

自五代之初辽太祖即位（916年）以来，至第六代圣宗在位的四十九年（983—1031）间，可称辽的极盛期。在宋的第三代君主真宗时，辽圣宗大举南侵，攻破国界，抵达黄河，包围澶州。宋真宗率军亲征，与辽军对峙黄河。宋军不擅野战，并无取胜信心，然而在坚壁防守上还是展示了相当的抵抗力。因此辽军征服宋朝的企图终未实现，遂回应了宋朝的和睦之议，订立了澶渊（澶州别称）之盟（1004年），约定宋朝每年向辽赠送岁币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互不侵犯国境。

直至北宋灭亡的一百二十余年内，双方均遵守此约，真是难得的现象。于宋朝而言，此条约屈辱非常，因为除了奉送岁币的义务，还需称异民族王朝的君主为皇帝，不得不以对等地位进行国交。但在宋朝一方，确实也有不可忽略的益处。中国自古虽有万里长城防卫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但因受蒙古地区各游牧民族争霸之战的影响，难免卷入骚乱。即便想缔结互不侵犯的条约，也难寻对象，乃因沙漠政权变幻不定。然而这时，因有辽王朝这样安定的政权，宋朝得以直面这位合适的谈判对手。岁币固然是经济负担，也是不甚名誉的义务，但作为和平的代价，并非过分昂贵。作为经济大国的宋朝，对发展中的辽施以无偿赠与的经济援助，确也无可厚非。

从宋朝政府的财政来看，给辽的岁币似无多大痛痒。非但如此，立国以来的经济发展得以持续，国库收入也不断增加。虽然看起来也令人羡慕，但每年的盈余皆用作积累，许多金钱、物资深藏国库，反倒抑制了民间经济，致有经济萧条之虞。因此，为了放出政府保有金，滋润经济界、促使经济繁荣，政府的经济官僚劝说真宗大兴土木，壮丽至极的景灵宫等建筑，就这样被相继提上日程。虽属无益的建造，但总强于牺牲人命的战争。

货币经济的隆盛　史载，第四代君主宋仁宗在位四十一年（1023—1063）。幸运的是，经济发展仍平稳持续，自建国初已有百余年，这在中国史上亦是难得现象。有如此得天独厚的背景，产生所谓中国的文艺复兴也不足为奇了。

北宋初期的经济繁荣，其最显著的指标是货币经济的盛行。古来中国的法定货币为铜钱，而汉代五铢钱流行之后，进入中世，货币流通转而衰落，政府也失去了铸造铜钱的热心。唐代的开通元宝制钱虽盛行，但一般认为，现今大量存在的开通元宝多为五代南唐时铸造。南唐乃南方大国，资源丰富，文化亦十分荣盛。五代北方正统王朝的钱币中，后周的周通元宝数量甚巨，传世亦多，足可说明五个王朝在后周时国力之强大。到宋代，从最初的宋通元宝开始，铸有历代年号的铜钱数量极多，中国自不必说，连日本也不鲜见，故而宋钱的古董价值甚低，几乎不值一提。这似乎是因为各代宋政府都认为，全力铸钱、供给大量货币，是维持民间好景气的必不可少的条件。铜钱千文一束而用，单位曰缗，或称贯，重量单位的贯，即从千枚铜钱的重量而来。不过实际中，亦有以七百七十文左右为一缗而通用的情况，是一种货币贬值现象。

由于铜是价值较低的金属，进行大额交易时铜钱重量巨大，不便处理。故而金银，尤其是白银也作货币之用。汉代以后，金属重量多以斤（约600克）来衡量。但到宋代，斤作为贵金属的重量单位已显过大，故一般取斤的十六分之一的“两”为计量单位。到宋代，中国黄金储备已很少，白银产量亦不多，社会普遍有不足之感。因此，与铜钱交换，金银有从外国流入的倾向。但古来中国的金银比价标准为六比一，与外国相比，金价低而银价高。所以外国流入中国的白银渐有积蓄趋势，到明代，白银储量丰富，即便作实际的本位货币也未感不足。

宋代，随着商业的活跃，金属货币之外，有价证券也被用作货币。首先是四川地区的富豪私自发行名为交子的存款凭证，持有交子者，不论何人，一见此据即可支付。最初只有存款金额的交子，但得到世人的绝对信赖后，便如纸币一般流通于民间了。于是受到鼓舞的交子铺超量发行，得来的现钱则用来投机，以企获取双重利益。这样的投机事业一旦失败，自己开出的部分自不必说，客户托付的交子也无法兑换现金，最终导致拒付票据的产生，还有因民众蜂拥提款而破产的情况，引起了恐慌。政府勒令民间资本家停止发行，开始推出由政府担责的交子（1023年）。这是全世界最早的纸币，不过从政府的交子运营法看来，其发行数量绝非严守准备金的范围，而敢于大量超额发行，终于又招致与增铸货币的同样结果。尽管这未必意味着财政或经济时常不健全，但万一政府的准备金告罄，引起兑换不畅，交子就会丧失信用，无法按照面额流通。总之，交子的价值下跌与物价上涨有直接关联。探讨此后中国纸币的历史，滥发纸币导致通货膨胀的弊害，不单在宋代，其他任何时代都或多或少发生过。

作为在四川明确出现过的纸币，交子应当受到重视，但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其他票据、证券或权利证等证明文件，不应忽视。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也起过货币的作用。在当时，这些已成为必要，实可称进步。它们与金属货币相辅相成，使当时的交换经济平稳发展，但利害常相伴，随之而来的弊端也无法避免。

大运河时代　因为货币经济即交换经济，为使其发展壮大，广阔地域内的相互交通成为必要的基础。在宋代，成为交通大动脉的当然是连接东西走向的自然河川而贯通南北水道的大运河。

因与北方精悍的马背民族国家辽相对峙，宋朝凭借物产之丰，坚固城塞，充实兵源，以备不时之需。国防第一线的重地，是入宋以来新设⁽¹⁾、位于大运河北端的雄州。每年大量的军需品必须从江南经由大运河远道而至，供给前线军营。

大运河自雄州南下，与黄河交错的地点即国都开封府，和西面不远处的古都洛阳西京对应，开封被称作东京。这里除去中央政府的百官，还是禁军大部队的驻地，是军事上的最大基地。为与独裁君主的都城相衬，全国的人员与物资均被吸引而来，人口逾百万。

开封府原为唐代的汴州，得名于流经此地的汴水。利用汴水的运河即汴渠一段，为古之通济渠，南端与淮水交汇处乃楚州。自此南下的运河即山阳渎（邗沟），抵达长江附近有扬州城。扬州作为淮南海盐的集散地得以繁荣，邻近的真州驻有运河行政总监督，亦称发运使，掌管国家财产的运输，即漕运。长江以南的运河又称江南河，与太湖东岸相接处有风光明媚的水乡苏州，是文化中心。江南河与钱塘江合流的终点有杭州，乃五代吴越国的旧都。杭州湾对岸的明州，作为东至日本、南抵南海诸国的海船出发点得以繁昌。

宋代以后，直到清中期，中国的经济都可称为大运河时代。其间人口集中于大运河沿线，发展出庞大的商业都市。国内交通也以大运河为主干，与之相接的自然河川成为大小支线，形成了全国性的网络。

乍看岭南，也就是今日的广东、广西一带，似乎独立于上述运河网，而事实上，联络湖南湘江上游与广西桂江上游的分水岭运河的挖掘工程⁽²⁾，在仁宗末年已经完成（1058年）。所以，理论上而言，从北方的国境到面朝南海的广东，可以进行不必登陆、单走水路的旅行。但实际上，大运河各段以及与之交错的大小河川的水面、风浪等具体情况均有不同，因此不得不屡番换乘。不过，在分水岭上以运河连接南北两大河源的想法，是交换经济渗透到河川末端的深山农家之后的结果。事实上在宋代，农村角落都已被卷入货币经济的旋涡了。

中国内地如此广阔，只要有人居住就会有交通路线，未必要等到宋代。然而，问题在于路线当如何安排，原本交通的形成，并非先广开陆路与水路，再使往来繁盛，而是先认识到交通的必要性，接着为满足社会的需要，不得不调整交通路线。若将交通路线比作血管，那么为了身体的生长，含有养分的血液应身体各部的要求，循环系统的器官先要发达起来。若说输出血液的鼓动之源在哪里，当然只能是国都开封府了。

东京开封府的繁荣　宋代的国都东京开封府，既是政治都市，也是军事都市，还是文化都市。当然只要是国都，大概就会有这样的共同性质，不过程度有别。宋代的国都与前朝的相比，还是有很大差别。

如果来到唐代都城长安，那里就如东京都丸之内⁽³⁾一样，左右只能看到长长的墙壁。长安城内有百余个街区，又分为坊，长方形的坊周围墙壁环绕，形成一个城，只能从东西南北四面的坊门出入。进入内部，始有民居，商业活动则只许在特别设立的东、西市内进行。

而宋代的开封，城内大部分如东京都上野浅草的繁华街区一般，道路两侧商店、摊铺鳞次栉比。这说明，唐代只限于“市”的商业区，已扩展至全部地域，城内皆已市街化。

无论什么时代，国都闲人都多。且当时尚未有今日的学校制度，就学年龄的年轻人若没有找到工作，就只好在市内追求娱乐，无所事事。有从地方来京城的求职者，也有任期已满、等待赴任的官僚，他们趁此机会叩开权力者的大门，四处活动。中央政府的官僚也有所谓的“旬休”，即每十天休假一次。军人除勤务之外，自由时间也很多。若以百万人口来计，即使十人中有一人轮到休息，也有十万闲人。

都城必须使这些闲人的时间得以消化。每日清晨五更（凌晨四点左右）即解除宵禁，各处城门和城内的关门一齐打开，城内外民众陆续出现于道路。戏剧、杂耍聚集之处称“瓦肆”，还表演说书、魔术、杂技、皮影戏等取悦观众。

食肆酒馆，到处可见。一迈进小酒馆的门槛，就有唤作“茶饭量酒博士”的伙计头和手下叫作“大伯”的小厮上前接待。不必招呼即有妇人上前斟酒、换汤。或有伙计近前询问有无何事，可需艺妓，等等。又有下等妓女围来献唱，直到获得小费才离开。闲人多的地方，剩余劳动力也多，因此所有服务都可用金钱买到。

城内近中央一带，有最著名的寺庙相国寺，每月有五次市集。届时宽阔的寺内挤满人潮，巨大的山门楼上是宠物市场，各类品种的猫、狗等珍禽奇兽应有尽有；进入山门，广场内有临时搭起的小摊，从席铺、箱笼、盥桶等日用品到鞍辔弓剑等武器，一应俱全。而且，这里还有前所未见、令宋之所以为宋的文艺复兴的文化商品，那就是书籍、古玩、书画、笔墨等类。特别应当注意的是书籍的商品化。

大众传播时代　东洋印刷术的起源，可以说早于其他任何地域。尤其是日本法隆寺的百万塔陀罗尼被称为世界最古老的印刷品（770年），而中国还可追溯到更古老的时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发现实物。宋初以来，已有大部头的佛教经典被印刷，儒教经书更不用说，甚至当代名人的著书、文集都能以盈利为目的而印刷发行。

据记录可知，仁宗时毕昇已开始活字印刷。但因中国的汉字很难分解成字母，苦心的发明却并未广泛流通，以至停止使用，被世人遗忘，这是长期以来人们相信的传说。其实中国的活字印刷一直继续着，从未中断，到了这个时代也渐渐明显起来。它传入朝鲜，成为铜活字，又被带到日本，于是才有了庆长活字版⁽⁴⁾书籍的印行。

中国汉字的不便印刷屡屡被提及，但考虑到中国领土广阔，方言差别很大，此说也就不能被完全接受。现今的北京话到了上海，一般人也无法理解，两者的差别就像法语和意大利语或西班牙语之间的距离一样。因此，如果中国没有汉字，而用罗马字这样的阿拉伯字母，北京发行的书籍到了上海或广东就很难读懂，且到各地都不得不翻译成本地方言才能出版。如此一来，中国会因语言的差异而分裂成多个文化圈，最终也难免导致政治的独立。

汉字的优点就在于不受发音限制，在视觉上字形是共通的。同一文字，北京人用北京话读，广东人用广东话读，甚至日本人用日语读，也能明白其意思。将汉字雕版，费一回劳力，之后就可以通行全国，这和多次翻译、改版的劳力相比，到底更便利。

出版作为盈利事业，不考虑盈亏就无法发展。好在宋代中国的约一亿人口当中，优秀读书人阶级所占比例不辱文化国家之名。且与唐代相比，可见读书人的数量有相当的增加，而这无疑是由科举盛行促成的。

宋初太祖时，尚是五代战乱结束不久的时代，科举也不过仅存名目。但从太宗开始，一变而为抑武尊文之风，管理统一后的广阔领域需要大量文官，因此科举的规模也很盛大。

最初，科举考试的科目大致不外乎经义、诗赋、策论三种。经义是儒教经书的义理，即考问其含义，类似今日的哲学。诗赋是古体韵文，规定题目与格式，因此是文学。策论是有关政治问题的意见，因为大多必须从前代史料求取例证以论述，所以广义理解上相当于史学。总之，因为考试科目包含了哲学、史学、文学，可以说科举测试了全面的人格教养。

为了科举应试，就必须学习过去所有的学科。但只按照历来的方法解读古典，按照历来的形式创作诗文，也是不够的。随着社会进步，人们的生活方式、思考方式也会进步，这是自然之理。而且，唐代以前的中国是贵族社会，贵族主义的文化尊崇形式。哲学是形式理论，文学则盲从规则的整齐之美，史学则没有创见、千篇一律。与之相对，宋代的知识阶层几乎都是没有门第、庶民出身的新兴阶级，而庶民肯定有独特的人生观与崭新的正义感。

阅读儒教经典，也不再满足于根据从前烦琐的经院学派注疏来解释，而是利用经过佛教洗礼的理论，树立起新哲学，也就是产生了所谓的宋学。被视为宋学之祖的，是活动于仁宗统治中期的周敦颐（1017—1073年）。其著作《太极图说》为宋学的宇宙论、人生观提供了根据，门下则有程颢、程颐兄弟，合称“二程”。该学统远至南宋的朱子，由朱子集宋学之大成。

诗赋是韵文，但一般认为赋成于汉代，诗成于唐代。因此到宋代，诗赋已是古体文。科举要沿袭这一传统形式，而宋代发展起来的新体韵文是词。这种又有长短句之称的新曲，与杂剧，即戏剧舞台上主人公配合音乐所唱的歌词，是同一种东西，好比歌剧曲辞。宋词与唐诗并列，都被认为是代表其时代的文学。

科举策论，议论内容当然关键，文章同样重要，不可逊色。唐以前的中世散文是四六骈俪体，以四字句与六字句排列成对句，一字一句的匀整都必须倾尽精力。这种文体，以我们身边的例子来说，就像明治时的教育敕语，节奏颇具庄重感。一方面，适合向读者灌输作者的意志，但要展开微妙的论理，则很难期待有令对话者接受的说服力。不过宋代知识阶层所要求的不是先验的，而是推理与归纳。所以，为表达这种要求，倒是骈俪体形成之前没有固定形式的古文更为合适。于是兴起了古文复兴运动，其中被视为代表的，就是仁宗时代作为文人和政治家显露头角的欧阳修（1007—1072年）。但当他提出科举考试的答案也不用四六体而用古文时，就招来了很多物议。不过许多人倾向于滔滔的古文体，以晓畅之作闻名的文学家也层出不穷，王安石、苏东坡即是例子。宋代的新文化之所以能以文艺复兴，即古代的复兴命名，就是因为认可了这场古文复兴运动的重大意义。

科举中，书法亦是不可忽视的重大要素。为防止考官与考生勾通舞弊，规定科举考试答案均另外誊写，再交给考官，还要将考生姓名部分密封，只露出考试号，这称作“糊名誊录法”。但最后的殿试只糊名而不誊录，因为要很快公布结果，没有誊录时间。又因这时考官虽由朝廷大臣担任预审官，而最终由天子作出决定。虽然大臣不能打开糊名的部分，但天子可以破封并在看到姓名后再作决定。此时是以原试卷来审查答案，所以笔迹也要列入考虑范围。今日已无法看到宋代的答卷，但严格而言这相当于给天子的奏章，字体恐怕是谨严的颜楷吧。但在其他一般场合，宋人的书法并不拘于前人定式，努力发挥个性，苏东坡的书法就是其中的代表。到了南宋，人格谨严如朱子，其书法也表现出与时代相应的奔放气势。

西夏的建国　宋代国运从国初至仁宗时，大体顺利。伴随着经济发展，市场持续繁荣，表面看来太平无事。因此宋代官僚常讴歌泰平，曰我国内外无事，三代以来无有如今日这般治平之世的兴旺。

但到仁宗中期，繁荣当中已开始出现阴影，形势无法令人一味乐观。因为正当国内官僚机构僵化、贫富阶层分裂等痼疾相继表面化时，西北边境的藏系党项民族也独立建国，是为西夏。宋与之作战，屡遭败北。

宋代商业以国内的大运河为干线，山山水水都被卷入交换经济。余波自然也影响到国外，国外贸易亦趋隆盛。对海外方面，打开了从明州到日本、广州到南洋诸国的交通，中国的铜钱漂洋过海，散向外国。澶渊之盟以后，就连对北方敌对的辽国，也在国境一带设立特定的贸易地，即榷场，以进行和平交易。

自古以来，对中国而言，西方贸易比其他三方都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是与文化先进的西域各国交易。现在的新疆，即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的绿洲都市国家，古时为伊朗系民族的居住地。唐末土耳其系游牧民族回纥人侵入这里，征服了原住民，将此地土耳其化，各地割据，建立了独立政权。与前代一样，宋通过内地西北部沙洲敦煌的回纥人与西域、印度文化保持接触，进行交易。此地回纥人虽然在语言上使原住民族土耳其化，但文化上则被伊朗人的传统所同化，作为商业民族，充当东西交通的中介角色，以贸易谋生。

而觊觎这种贸易之利的，就是住在黄河弯曲所包围的河套沙漠地区的藏系党项族。酋长李继迁企图控制东西交通要道，于宋真宗时占取长城以南的灵州，并以此立足（1002年），不久在此建都，成立西夏国。

宋与西夏之间除了争夺东西交通路线之外，还存在是否向宋地进口西夏所产食盐等棘手的经济问题。西夏境内，靠近河套西南端的长城附近，有乌池、白池两处咸水湖，所产青白盐自唐以来一直输入中国，供陕西一带消费。到宋代，虽然加强了食盐专卖制度，即所谓的盐法，确立了向境内百姓供给国产食盐的原则，但青白盐一直以来的既得权唯独得到默认，仍然继续进口，因为青白盐的价款是维持党项族生计的重要收入。然而如今李继迁揭起反旗，宋政府便趁此良机禁止青白盐的进口，陕西地区也以解州池盐配给人民。这进一步招来党项民族的反感，提高了他们的民族意识，促使他们迈向独立政权的树立。

李继迁与宋作战的同时，与西方回纥族斗争而战死⁽⁵⁾。之后西夏虽以宋的朝贡国形式恢复一时和平，但到继迁之孙李元昊时，就计划以兴州为都城，自称大夏皇帝，完全独立。宋仁宗派有名臣之称的范仲淹、韩琦等发动大军，与西夏军对决，苦战四年也未得胜利。西夏因经济消耗不堪重负，故而接受宋每年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两万斤的岁赐，缔结和约（1044年）。岁赐当中，茶的存在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当时中国的茶已与绢一样，或者作为国际贸易品比绢更重要。绢更多是奢侈品，困难情况下没有也不要紧，而饮茶一旦成为习惯，茶就成了健康方面的必需品。

因为西夏的独立，宋放弃了甘肃地区的领土，包括河西走廊在内的长城南部沿线区域悉数被西夏占领。对宋而言，这意味着西域交通线被夺去。当然，交通并没有断绝，但掌控了该交通要道的西夏，可任意向过路商品征收关税。这让宋如鲠在喉，可想而知，宋对西夏比对曾经的敌国辽有一种更强烈的抗争决心，拼死力而战。但宋虽在物力方面占优势，却屡遭败北，最终不得不承认西夏独立。

由于宋失去了历来的交通要道，需要寻求替代线路，于是对居住在青海地区的藏系西番族施以怀柔之策，从渭水上游的秦州到青海，沿祁连山脉南侧，与新疆的回纥族交通往来。当时回纥族是熟悉商业的民族，他们自新交通线东来，甚至在国都开封府定居，开展盛大的贸易活动。

中国向西的交通线，除此之外还有西南方途经西藏抵达印度的道路。但这条线路必须穿过深山幽谷，且有大河阻拦，在当时横穿大河意味着必须越过高峻的山岭，这比在茫茫单调的沙漠中行走更困难也更危险。因此就这条线路的价值而言，西藏的意义在中国历史上都较受忽视，这也是无奈的结果。近来，研究世界历史的历史学家只把兴趣集中在特殊地域，对所谓文化落后地区的冷淡倾向也屡屡引来质疑之声。然而仔细想来，历史动向也与交通量略成比例。在以古代东地中海文化为中心的时代，现今成为世界文化中心的北大西洋沿岸诸国，其区域内的交通量也极微少。因此，以世界动向为问题的历史学家，亦不大会重视那个时代的那些落后地区，毋宁说是必然的结果。

民族主义的时代　西夏的存在与宋的历史大略并行，成立稍晚于北宋，灭亡稍先于南宋。西夏在成为强国的过程中，其文化程度也绝不能说很高。灭亡后，其民族虽行迹杳然，但西夏今日尚为历史学、文献学很好的研究对象，是有特殊理由的。这就是西夏在沙漠中留下了丰富的遗物。

现今甘肃省北部额济纳河流经沙漠而蒸发的附近，到元代为止都有绿洲，是繁荣的土地，因此沙漠中存在的古老遗迹与遗物很有名。遗物中有数万件汉代木简，称为“居延汉简”，居延是当时存在过的内陆湖之名。西夏时的遗迹叫作“黑水城”，因俄罗斯科兹洛夫探险队从这里采集了大量的遗物而出名（1908—1909年）。其中有以西夏文字记录的西夏语文献以及西夏语和汉语对译的字典，引起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

中国近世是民族主义的时代，不单中国如此，周围异民族之间亦可见昂扬的民族意识。与中国相比，周边无论哪个外族，在文化方面都是落后的，它们在长期与中国接触的过程中，如果放任自流，则会渐渐中国化，最终必然导致忘却语言、习俗以及独特的传统。因此，没有什么比防止语言的中国化、为本国语言创造特别的文字更必要了。所以辽太祖造契丹大字（920年），其皇子⁽⁶⁾迭剌创契丹小字，并在所领区域内推行。辽在东亚是一大强国，文化也达到相当高度，尤其是印刷了佛教《大藏经》，不过契丹文字的遗物却比较少。从辽宁省巴林左旗白塔子发现的三座墓—圣宗永庆陵、兴宗永兴陵、道宗永福陵—中出土了用汉字与契丹文镌刻的墓志铭，是最重要的史料。惜乎汉文与契丹文并非完全对译，作为语言资料来研究，并无特别大的价值。后来兴起于满洲并消灭辽国的女真民族金，也效仿辽发明了女真大字与女真小字，相关资料也出乎意料地少。

与之相较，西夏文字的资料则远为丰富且齐全。或许部分原因是西夏王朝持续的时间，有辽、金两朝前后持续之久，但主要还是由于黑水城因蒙古军入侵等沦为废墟，成了没有居民的死都，遗迹得以在沙漠中保存。敦煌千佛洞石窟，或许也是因为寺庙住持在蒙古军入侵时将重要经文、书籍封存洞中，这些唐代以来的古文书才得以大量保存。两相对照，真是极有意思的事。

在科兹洛夫带走的西夏书籍中，有题为《番汉合时掌中珠》的西夏语和汉文对译字典。虽然只是二十页的小册子，而各段分四列，中间右列是西夏文单词，其右以汉字标记发音，西夏语对应的汉文解释标记于中间左列，其左以西夏文字标注汉字发音，真是一部极为亲切的字典。由此可知西夏文字的性质，其构成完全与汉字相同，由偏的部分与旁的部分合成。若举例说明，则可联想到日本所造的汉字“裃”⁽⁷⁾与“峠”⁽⁸⁾之类。但日文汉字的要素是保留汉文原样，西夏文字却没有与汉字相通之形。

中国周边的民族用各自文字写本国语言，并不要等到近世。唐代突厥就用所谓叶尼塞文书写突厥语，外蒙古留下了刻有这种文字的石碑。该文字受到西方希腊字母的影响，与汉字的构成完全不同。西夏文字，则是在汉字原理的基础上创造的异体字，契丹文字、女真文字的本质虽尚未完全清楚，但从外观来看，它们与汉字极为相似，无疑是受汉字影响而创立的。

若将这些民族文字的确立视为民族主义产生的一种标志，那么从年代来看，日本假名文字的成立是非常早的。日本在6世纪左右已有万叶假名出现，即将汉字当作单纯的表音符号来使用。到平安时代初期，即八九世纪之交，又演变出了纯粹的表音文字—平假名、片假名，这比契丹文字早了百余年。与之相对，朝鲜自7世纪起开始使用吏读，即如万叶假名一样以汉字音表记朝鲜语，但纯粹的音符文字谚文的成立，还要到李朝的世宗时代（1443年）。不论日本还是朝鲜，都是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创造出独立的音符文字的，应当注意的是日本比朝鲜早了许多。虽然事实上，中国文化传入日本大多经过朝鲜，而日本的接受方法往往并非模仿朝鲜，由此一事即可知。这种差异的产生基于与中国的距离远近，朝鲜不得不最切身地感受中国的实力，而日本可以有单就文化方面来评价中国的从容。

财政的僵化　宋仁宗在位四十余年（1022—1063年），至其末年，立国已有百年。这百年间虽有辽的入侵及与西夏的战争，但都止于局部骚乱，整体而言，大概是和平的统治。这样的百年太平世道，历史上几无先例。

这一和平时期的出现，实因其接在五代的离乱之后，可以说是一种改革的社会。其后和平若一直持续，那么就该是积蓄和平余弊的时候了。几乎所有的王朝都困于此弊，难保百年和平，而宋代的运气却例外地好。但幸运无法战胜历史的必然，宋朝开始出现危险信号。

宋政府直面的问题，是政治僵化和社会与经济的没落。国初以来的经济发展，以及伴随而来的好景气虽有曲折，但也一直持续。然而麻烦的是，这是非常不平衡的景气。无论什么时代，法律总是更多地维护富人的权利，而不关怀贫民的困苦。因此和平长久持续的过程中，贫富悬殊自然渐渐加剧。这种不均衡在社会的各方面都有表现，也就是说，一方面官吏与庶民之间的差距加大，另一方面，都市与农村之间也开始产生不平等。

在唐代，官户是隶属政府的贱民，到宋代则成为官吏出身之家和从政府获得种种特权的统治阶级的名称。其核心人物无论如何都是科举出身的文官官僚，但此外也有高官子弟由父兄推举或因长年功劳而得授官衔者。此外有武官，或由武举出身，或因年功、武勋等获得任官者。总体上，官衙机构与军队数量呈逐年膨胀的倾向，文武官数量亦持续增加。尤其是科举官僚，在三年一度的殿试中能产生数百名进士，只要成为进士，即便未被任官，也能得到和官吏同等的待遇。而且文武官出身之家，即官户，在纳税或徭役等义务上一般都能得到减免等特典，如此，这些负担便不得不转嫁到一般民户头上。

宋代的都市与乡村有严格区分。居住于都市者称“坊郭户”，租税之外还需承担物资调度之责。农村人民称为“乡户”，承担徭役义务。不过乡户的徭役实际上并非力役，而是协助租税征收或自治警察等地方行政基层的业务。这样的业务一部分委托给职业化的胥吏，而即使是想职业化，最终却因缺乏活力而并未职业化。也就是说，吃亏的业务任何时候都会有剩余，于是就作为农民的徭役。这不但耗费时间，也无法避免若干金钱的负担。特别是金钱的负担沉重，深为农民所恐惧的是从县被征召到州，在州被命以“衙前”职务。当然，这样的大任务是在农民中资产较多的上等户里挑选分配的，但由于花费很大，陷入破产等情况也相继发生。

对这些深可忧虑的社会经济动向，朝廷官僚并没有相应的办法。中央与地方的要职都由科举出身的文官占据，可以说，百年来一直以某个团体的专制来指导政治的情况，在历史上从未有过。所以当此之际，即便想知道怎样的对策好，怎样的改革好，历史上也无先例。要说先例，除了立国以来先辈们留下的，别无其他。因为官僚往往重视先例，害怕新的计划，一心因循守旧，在追随先辈足迹的过程中，社会的倾颓日益严重，阶级的割裂也渐渐成为定局。无论如何修补表面，最终还是会迎来无法平衡的时刻。因为从与西夏的战争可知，宋的政治弱点一下子暴露了。

宋王朝是一切以经济优先的财政国家，先是以钱财换取与辽的和平，其后对西夏也奉行金钱至上的处理方法。最初是专恃物资丰富进行对抗，一味扩编军队、扩充军需，试图压倒西夏，但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最后除以金钱换取和平之外，别无他法。战争过程中，政府财政眼见枯竭，因为政府并非企业，岁入大致固定，黑字赤字基本由支出左右。国初政府机构简单，军队数量也不多，财政常有结余。太祖以来的剩余资金积存在天子的内藏库，以备不时之需，特别是对辽的开战。与辽缔结和平条约之后，剩余资金大量积蓄，藏而不用，以致压抑了民间经济。然而与西夏的战事使支出激增，积蓄见底。而且支出一经膨胀，即使战争结束，也很难缩减，财政开始经常性地连年赤字。对朝廷官员而言，财政的紧迫已是无法含混过关的严峻现实，无论如何都必须采取措施。

与西夏的战争也定然给民生带来重大影响。但唐末以后的中国，兵农分离，天子禁军是政府募集的佣兵，战争的影响呈现出与从前不同的样态。除了战场以外的地区，人民并不直接蒙受战祸，也不会被征兵，可以继续和平生活。但战争造成的经济影响却无法避免。这影响带来了严重的不平衡，一方面有大发战争横财的商人，另一方面，人民苦于临时增加的物资征发与租税负担。无论何时何境，相比都市，这种情况下都是农村受害更多。

政府一旦苦于财政，中央就会将地方的储备收回。地方的州财政穷困，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强迫徭役，命令衙前缴纳课税金额。衙前虽多为大地主，但也难以承担州的财政压力，破产者相继有之。此时，就只能尽快让子弟读书，因为科举官僚出身的家庭可以免去此种灾难，按规定，徭役不加于官户之家。官户不但可以免去自身的灾难，而且越来越有机会吞并破产地主的土地。农民地主因破产而数量减少，加在他们身上的压力就更重一层。

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对政府而言，最简单的增税方法就是加收专卖利润，尤其合适的是提高盐价。物价原本就因军需扩大而高腾，如此一来物价益高。这种时候最受苦的都是贫民，他们完全体会不到军需景气的好处，只能忍受物价腾贵之苦，只有他们的世界异常萧条。这样的穷人到了走投无路之时，采取的最后手段就是投身秘密结社，成为非法商人。幸而盐价经政府之手加高到极限，官价越高，黑市买卖越赚钱。秘密结社的增加使社会突然骚动起来，他们被官府追赶，穷鼠啮狸，遂公然叛乱。这类叛乱的特征在于有机动性，辗转扰乱地方。因此定义为农民叛乱是不恰当的，即便原先是农民，一旦加入秘密结社，身份就转变为黑市商人，并以这样的身份进行活动。

事态至此，即便再慢悠悠的朝廷科举官僚，也无法坐视不管，必须筹谋重整国政。仁宗末年，朝廷官僚之间已为政治观点吵得不可开交。不过官僚们掀起的政治改革运动却遭遇意外的阻碍，不得不暂时中止，这一意外即所谓的濮议。仁宗死后由旁系的英宗继承大统，此时围绕应如何对待其生父濮王这一问题，朝臣责难当局者处置不当，引发争议，结果把英宗不算长久的四年在位期全部浪费了。

濮议　仁宗因年高无子，以堂兄濮王之子宗实（后改名曙）为养子，且立为皇子。仁宗五十四岁时驾崩，其后登基的是三十二岁的第五代皇帝英宗。继位之际，英宗与仁宗皇后曹氏似有感情龃龉。英宗深信曹皇后欲立他人而毒杀自己，即位不久便称病，不问政务，反是曹皇后行摄政之权。大臣韩琦、欧阳修等劝说皇后归政，但事实上曹后并不情愿交还天子印玺。英宗终于渐行天子之事，而皇后一方则称英宗厚待自己的子女，对先帝的公主却寡情冷淡，甚为愤慨，并责怪大臣们。就在这一情感芥蒂酝酿之时，即位次年，正当英宗生父濮王的祭典，这典礼就成了问题。英宗与大臣们提出在祭文中称濮王为皇亲，而朝廷的年轻官僚对此激烈反对。理由是仁宗既已养英宗为皇子，那么英宗就完全是仁宗之子，与此相比，与生父濮王的关系不过是私事，在公开层面必须无视。但濮王是仁宗兄长，那么又是英宗伯父，于是司马光、吕诲等主张，若天子英宗祭祀濮王，则应称皇伯。从此论者占大多数。

与之相对，当局者一方的欧阳修等人认为，呼生父为伯父古来闻所未闻，《仪礼》中也写道，成为他人养子者亦须为亲生父母服丧报恩，且称父母，并未改变称呼。司马光又反驳说，《仪礼》的文章并非此意，应当理解为“曾经的父母”。两种观点僵持不下。

濮议之争的根本，在于曹后与英宗之间关系恶劣，司马光等人不愿伤及太后颜面。于是大臣们预先安排，以求太后与英宗和解，收拾事态。首先让太后一方向英宗表示，称濮王为皇也好亲也好，都无妨。而后以濮王并未登帝位为由，令英宗去皇字，但称为亲。

但论者仍追究大臣们支持英宗称濮王为亲的责任，以滥用言论为由，要求下令停职。大臣一方也暴露了内部缺乏统帅的弱点，造成两败俱伤的结果，留下恶劣影响。

在中国，类似的事件屡屡发生。日本江户时代亦有尊号事件（1789年）⁽⁹⁾。不过因濮王已去世，濮议全无给实际政治带来坏影响的隐忧，无非是意识形态之争。经常能听到类似意见说，中国人很现实，对理论没什么兴趣，其实绝非如此。为了理论的理论也相当盛行，只是意识形态的内容不同罢了。

对濮议一事，何必如此执念，以致将英宗短暂的四年时间浪费于论争，也完全无必要将天子折磨到神经衰弱的地步。由此可见宋代科举官僚的弱点，他们精英意识强烈，表现出对异见不宽容以及倚恃众力、雷同轻率的姿态。这是接下来使宋代政治陷入混乱的党争的序曲。

神宗与王安石　英宗在位四年，三十六岁崩，太子神宗继位，时年二十岁。翌年改元，乃熙宁元年（1068年）。自日本明治元年回溯，恰好在八百年前。

其时政府的大臣欧阳修与韩琦遭到濮议的打击，相继请求辞职。神宗也想振刷人心，自己调整人事，试图打破政治僵局。于是任命老臣富弼为相当于总理大臣的同平章事，任命年轻新锐的王安石为相当于副总理之职的参知政事。神宗的本意当然在王安石，富弼不过是为了压服众议的有威望之人罢了。在宋苦于西夏入侵之时，辽又提出难题，强迫修改条约，富弼是处理此问题的功臣。但此时他已年近七十岁，难以承受繁重事务，遇有舆论责难，也缺乏对决的勇气，频以老病为由，请求辞职。政府的中心自然是由王安石坐镇了。

王安石是旧属五代南唐领内的临川县人，是为宋朝政治文化吹入新风的“南人”群体当中的一员。他曾在仁宗时上书天子，陈述政治改革的必要，该万言书（《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被称为天下名文。

他在文中说，现在中国外受异民族之侮，内则财政穷困、人民劳苦，究竟是何原因，答案是政治未行得当之法。他更认为还有人事的问题，政治不得当也无法获得人才，结论是人才缺乏的原因是教育恶劣。他认为，如果只是人的问题，那么凭人力不可能无法修正，而成功与否和天子的热情有关。神宗很赞成王安石的意见，且倾倒于其人，日夜与他讨论政治，并决心进行诸项果敢的政治改革。

王安石是诗人，同时也是哲学家。但其哲学并非意识形态武装的理论思想，而是一眼就能分析把握事物真相的直观主义。他不喜欢受意识形态约束的理论，批评说那是被“理”遮蔽的东西、为了理论而迷失真相的东西。因此，他的政治改革并不为描绘遥远未来的虚空影像所吸引，而是始终直视现实，究明其中的不平衡，匡正其中的不合理，将政治引入合理化轨道。他从儒教经典中选出号称记载周公所定政府机构的《周礼》，为之添加新注释，名曰《周官新义》。这并不是描写遥不可及的远去的理想国，而是认为，在任何时候，古代的政治原理只要付诸实践，都可成为行动的典范。他的政治并非理想主义，而是合理主义。

均输法　王安石最初着手的是财政合理化，即“均输法”。均输也包含调节物价的意思，但不同于平准。原本物价的起伏有两种，一种是时间的变动，另一种是地域的差距，两种都对民生有很大影响。物价涨跌剧烈时，政府在物资贬值时买入，腾高时卖出，这叫作平准法，从前汉武帝和王莽新朝都曾试行。均输与此不同，在交通尚未发达、信息不流通的时代，如果相同的物资在一地有多余，在别处则脱销，价格就有很大差别，此时就以政府之力将物资从富余之处调往不足之地。据说这在中国也曾实施过，王安石试图恢复。

当时政府的财政尚未完全货币化，米、绢自不必说，还有征收各种现货作为租税的。这种现货收入一旦被规定，就成为固定的实际成绩，即使政府已不需要，也仍继续征收；另一方面，民间已经不再生产的物品也会被强制征收。这是财政未得预算化时常有的弊害。

王安石修正了相当于当时财政部的三司的规则，首先是财政的预算化，预先计算一年之中的必要物资。而后命令地方财务官员将实际情况作调查报告，在物资调度方面，确立尽可能从近处或便宜的地方入手的原则。这就是均输法，现今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是理所应当的政策。然而回溯至八百年前，在日本则相当于“前九年之役”⁽¹⁰⁾之后、即将进入封建时代的前夕，这一政策竟能把握统一大帝国内每一角落的物资动向，的确应该给予高度评价。

但王安石的合理新法，必然要与现实的既成势力产生利害冲突。当时已发展为财政国家的宋朝政府，大小政商群体均卷入旋涡。任何时代、任何场合都如此，对官商勾结而言，没有什么比腐败的政府和不合理的政策更让他们喜欢的了。政府尽可能从人民那里搜刮不必要的物资，又尽可能以低价卖出，这样的政府，对他们来说真是值得感激的存在。现在政府突然要采取合理主义，必要的物资从人民那里取得，完全没有多余的物资，政商群体束手无策。他们遂团结起来，煽风点火反对新法，试图寻找与王安石对立的政治势力以结同盟。其口号，即用孟子所说的，王者“不与民争利”。

青苗法　王安石接下来着手的，是以向农民提供低息贷款为目的的青苗法。当时农村也被货币经济渗透，其结果是很多时候农民不得不用金钱支付，尤其是作物青黄不接之际。作物播种后，要开始生产活动、购买和修理农具，以及储存新的收获到来之前所需的食盐与谷物，这些都是最需要金钱的。向债主借贷，利息异常高，从春到秋以一年计算，利率竟可达五六成。即使在如今日本这样利息比较低的时代，一旦借贷，通常也很难还清。利息到了五成以上，就很有陷入破产的危险。青苗法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实行的融资办法。想融资的农民集十户以上为一保，承担连带责任，可以不用抵押，从官府借钱。还债时，可按借债时的价格以谷物清偿，如果当时谷价腾高，也可用金钱偿还，但利息不得超过二成。也就是说，一般认为青苗法是二成利息的借贷，这是不恰当的。因为原则上是贷出钱，而以谷物偿还，而且偿还是根据时价而定，并未说要收利息。其实这是有理由的。

当时军队数量非常多，作战部队的禁军有八十二万，此外从事劳动和杂役、仅有军队之名的厢军的数量也大略相同。再加上官吏，政府不得不供养的非生产人口就成了庞大的数字。另一方面，租税并非如古代那样只以谷物为主，所以靠租税并不能养活他们。因此就有了称作“和籴”的方法，从民间强制收购谷物，但政府苦于财政，无力足价支付，又给人民带来很大痛苦。青苗法承担了和籴负担，预付购买谷物的金额。政府找出以前闲置的财源，预先放给民间，民间得以低利息融资，解燃眉之急。

青苗法发布后，来自中央与地方的反对之火立即燃烧起来。政府内部的老臣富弼因惧怕舆论攻击而辞职，王安石的同辈吕公著因反对而被罢免，同时期弟子程颢也突然改变态度，成为反对党，也遭罢黜，苏轼、苏辙兄弟也因相同的态度遭罢职。如此，反对之声日益高涨，相附和而离开者也越来越多。另一方的神宗与王安石认为，这才只是政治改革的试手阶段，如果现在就屈服于反对党，那么以后什么事都做不成了。于是对反对观点加以驳论，陈述信念的同时对离开者也表明不挽留的态度。因此在实施青苗法的时候，朝臣之间的两派阵营大致确定下来，反对派因大多远离政权，并未对后来的新法造成多大障碍。

市易法　在政府内部逐渐确立地位之后，王安石开始公开明确态度，对当时盘踞在国都和地方大都市支配经济领域的财阀寡头垄断体制，推出匡正的政策。这就是市易法。首先在国都置市易务，在地方大都市设市易司，收购滞销货，抵押卖出后又可以向民间放贷。此时经济已飞速增长，资本主义的倾向非常明显，少数财阀的寡头垄断体制支配着市场。特别是当运送物资的外国商队到达国境或首都等市场时，本地大商人就联合抵制，再杀价购买。因为这是自由商业的原则，也无可奈何。但这阻碍了物资流动，使价格腾贵，物价的变动又给财阀们带来了牟取暴利的机会。尽管这种弊端是任何人都承认的，但运输者也好，小商人也好，消费者也好，凭个人之力都不可能对抗这种强者行使的权力。王安石听取了对这种不合理情况的诉求，设立了国立银行性质并兼有仓库业务的新机构。但他的意图绝不包含打压资本家阶级，始终表现出使商业顺利运作的合理主义。因此，后来大资本家们在需要现金时，也会抵押自己的商品，从该银行借贷。

募役法　几乎与市易法同时，推行了募役法，以保护农村富裕阶级的利益。宋初，农村的乡户以资产分为九等，一等到四等的徭役义务称“差役”。“差”即使令之意。虽然在县衙服役期间没有多大开支，但一、二等户要被送到州衙门承担“衙前”之役，这时就严重了。管理集中到州的租税，监督运送到中央政府的公物，担当官员宴会的干事，这些职务的经费称“陪备”，都必须自己负担。如果保管的公物有损失，则倾家荡产也要偿还。这样的情况如果任之不管，待上等户全部破产，就会出现政府无差役的局面。

募役法就是要从根本上改革这种不合理的役法，王安石在这里还引入了预算制度。首先计算州县衙门的必要徭役人数和经费，从承担徭役义务的四等乡户处征收资产，名曰助役钱。再用这笔钱财募集劳力到衙门服役，由官府支付必要的经费。这样一来，制止了从前州县官吏轻易榨取农民、浪费钱财的恶习，除了正规租税之外，只向承担徭役的人征收附加税，即维持政治运营所需的最低限度的经费。从一开始，新法就绝不以农村资产家的存在为坏事而对之怀有敌意。

与农村乡户陪备义务相对应，都市坊郭户工商业者的义务则称作行户的“祗应”。都市的工商业者按不同行业组织公会，称作“行”，相当于西洋中世的“同业公会”（Guild）。各行业的独占权被承认的代价，是向政府无偿提供必要的物资，这就是“祗应”。但因官员以各种借口索取物资，行户常苦于没有节制的勒索。对此，王安石也进行了合理规划，预算官府必要的物资，根据行户资产征收这笔金额，叫作“免行钱”。已经缴纳免行钱的行户，可以从以往的祗应中完全解放出来，官衙则以免行钱购入必要物品。

保甲、保马法　此外，新法中还应举出的是保甲与保马法。这对唐末五代以来采用的佣兵制度进行反思，一改其弊害，打算尝试回归古代的兵农合一制度。

佣兵制度即军人的职业化。军人已经是职业，那就不能轻易解职。同时或因个人老龄化，或因政府财政紧张，经常有调整人员的必要，于是就有产生失业问题的隐忧。而且，职业军人完全靠俸禄生活，参军的主要目的往往就是领俸禄，而缺乏守卫乡土的斗志。这一缺陷实际上也显现了宋代军队在中期以后就几乎没有立过显赫的军功。他们不但难以对抗外敌，在内地发生叛乱的情况下，大多也只知自保，没有守卫乡里的斗志。

因此，王安石指导农民组织保卫乡里的自卫团，这就是保甲法。保与甲皆由人民组成。以乡为单位组成自卫团，十家为保，五十家为大保，各有一长，十大保为都保，设都保正、都保副，农闲时教习武艺。最初充当保内的警察，将来代替正规军，在保卫乡土时受命出动。至于所需经费，在禁军有退役者并不补充缺员时，将其费用储存，称为“禁军阙额钱”，即以此支付。这就是保甲法。

战争时军马不可或缺，但宋代时内地已充分开垦，少有成片的牧场，以致禁军都很难有机会骑马。于是王安石给出奖金，让保甲购马，或供与官马，命其养育，有事时征发马匹入伍，加入政府军队的战斗行列。

除上述之外，王安石的新法在数不胜数的各个方面都有开展，一改从前的惯例。这些新法当然不是王安石个人想出来的，每项改革都有各自的提案者，其中很多是连名字都不知道的民间人士。他们根据经验提出改良方案并进言，王安石认真听取意见，上与天子、下与官僚谈话，深思熟虑之后作出决断。这是王安石作为政治家的杰出之处。即使是现在，政治家若不能听取受苦的下层人民之意见并用于政治，也算不上真正的政治家。王安石新法的特征在于，它不是为了政府的方便而进行的改革，而是站在拥护弱者利益的立场上进行的。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莫不如此，但要保护弱者权益，必然会出现的结果就是侵犯强者的既得权领域。因此，招致朝野当权者的反对气焰，也是必然的趋势。但如果认为，因为他们是资本家王安石才盯上他们，则完全是误解。倘若王安石有所憎恨，也并非因为他们是富户，而是因为他们利用富豪之力兼并小民。因此王安石有题为《兼并》的古诗。对此苏辙批评曰：“王介甫（安石）小丈夫也。不忍贫民而深嫉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贫民，不知其不可也。”

这判断完全不在点子上。

旧党　神宗统治前期年号为熙宁，大致是王安石为宰相而担当政治重任的时期。后期的元丰年间，年届三十的神宗亲政，王安石栖隐于如今南京郊外的半山。

神宗亲政之初，改造唐末以后有名无实的中央政府机构，复兴唐代确立的六部。六部以上所立宰相、补充六部的官衙、九寺等名称，以后数度变迁，但作为行政中心的六部一直延续至清末而未变。

神宗的母亲皇太后高氏，原本就对新法持反对意见，神宗于三十八岁死后（1085年），其子哲宗即位时才十岁，故而太皇太后高氏摄政。她与朝野喧哗的舆论保持同一论调，计划改变政治方向。最初只是将之前左倾的政治稍微拉向右边，而一旦反对新法，提倡恢复旧法的司马光、吕公著等进入政府后，无法与一直以来实行新法的蔡确、章惇等共事。新党渐遭排斥，近二十年来无奈被贬的旧法派政客取而代之受到重用，新法之种种相继被废止。当此混乱之际，隐退的王安石病死，享年六十六岁。

由于王安石的新法，从前持续赤字的国家财政得到好转，反生盈余。但在过于健全化的政府仓库中，金钱与米谷堆积如山，又招致经济停滞的结果。当然，这并未令下层民众受苦，至少可以知道，在失业者不多的神宗时代，几乎不曾听说秘密结社叛乱的报告。问题反而出自过去在放任政策下享受经济景气之好处的资产者阶级，新法似乎有社会主义的性质，政府的严格控制导致他们缺乏投机的余地。这样的事态令资本家怀有深刻的不景气之感，而旧党的政治家没有看透这点，因此资本家趁着废止新法的混乱，从国家财政中捞了不少油水。恰好在如今的日本，战败的混乱也引起了政商黑幕的活跃状况。

市易法废止之时，资本家从市易务借走相当多的钱。市易务向民间贷出的两百二十七万贯，乃此前政府与民间争利的储蓄所得，故而以人民之物返于人民的理由，全部慷慨销账。事实上，上述金额中一百五十四万贯乃六十二户大资本家所借，因此每户平均从中获得两万五千贯。与之相比，两万五千户小商人共借了四十六万贯，结果每户平均只得十八贯。即便如此，政府这样无度的慷慨，无疑也带来了经济状况的骤然好转。然而一旦废止市易法，大资本家获得大额资金后，从前那样联合拒斥或包购买断商品的弊害，岂不是又要复活了吗？这是任何人都能预见到的。

在政府一方的损失也没有考虑和无代替方案的情况下，市易法就被下令废止了。役法方面，虽然叫停募役法，下令恢复仁宗末年的差役法，但也未曾实施。从仁宗末年到此时已经过去二十余年，在政府结构、人民户籍均已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却说要回到二十年前，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地方政治陷入大混乱，各地发往中央政府请求指示的文件纷纷涌来，但中央无法做出快速的应对。无原则、无方针的行政就此开启。

中央政府方面，靠神宗时代的积蓄度日，还是能勉强维持政治的运行，但这也是有限度的。一则，天子哲宗渐长，智慧增加的同时，也从近身的宦官等人处听闻了父亲时代的故事，开始对祖母的政治方针抱有疑问。哲宗十八岁时，祖母亡故，终年六十二岁，谥宣仁皇后。她是旧党依赖的梁柱，被称赞为女中尧舜云云，但其实她脾气暴躁，为旧党所利用，以致将宋朝政治引入超出必要范围的混乱。在中国历史上，此类女性屡见不鲜。太皇太后死后，新党开始反扑。每遇政权交替，党争总是愈演愈烈。

在王安石去世的时点上，虽说新党将政权让给了旧党，但当时两派的敌对情绪尚未尖锐。王安石谥为文公，应是旧党政府之意。“文”这个一字之谥，是身为人臣者至高无上的谥号，接下来就是二字之谥的“文正”了。在王安石之后去世的司马光谥文正，说明连旧党政府也认为司马光不及王安石。但随着其后党争逐渐加剧，对二人的评价也几经逆转。

对二人的大致评价是到南宋之后才确定的，一般认为司马光是诚心诚意的杰出人才，王安石则是充满偏见的独断乖僻之人。这几乎被认为是永久的定论，不过进入清朝后，考据学兴盛之际，考据学家蔡上翔著《王荆公年谱考略》，考证了以往不可靠的史料造成的王安石形象错误变形的情况。清末梁启超作《史传今义》，收入《王荆公传》，详细介绍蔡上翔之说，使之流传于世。如此，王安石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人物，与之相反，历来被视为优秀人物的旧党政治家则成了嫉贤妒能的小人。后来的评价多半沿袭此说，在如今的中国，对王安石的评价似乎也很高。

新法的复活　哲宗亲政之后，改年号元祐为绍圣。元祐是旧党的象征，“元祐”的“祐”是仁宗最后的年号“嘉祐”的“祐”。当时旧党提出回归仁宗时代的口号，这才称年号为“元祐”。而哲宗亲政后，因为要复活其父神宗的政治，取传承神宗圣德之意，故称“绍圣”。

政府遂罢免主张旧法的苏辙、范纯仁等人，重新起用新党的章惇、蔡卞等人。章惇同辈的蔡确此前遭宣仁太后憎恶，以罪贬谪，已病死于流放之所。因此新政府恢复王安石政治的同时，开始计划为旧党时代遭迫害的同僚图谋报复。

此前旧党大臣上奏宣仁太后的上疏都保存在宫中，现在新党完全扣押了这些文书，并按作者分类，名曰编类章疏。如此一来，旧党时代何人所做何事即一目了然。铁证如山，先调查言行，后进行处罚，无一人可免。尚在人世的苏辙等人自不待言，已经去世的司马光、吕公著等人亦遭追罚，荣典被撤。编类章疏今虽不存，幸而其重要部分已被引入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这一部分阅读起来十分有趣。此书是完备的北宋一代编年史，可惜涉及王安石活跃时代的内容有所欠缺。但从书中也可窥见政治动向的细节，因此不单是有用的资料，还是饶有趣味的历史书。相比之下，《宋史》则完全是机械罗列干燥无味的史料，毫无意思。但我们不必因为《宋史》无聊，就认为宋代的历史无趣。当然，《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确也是史料的堆积，但自从将其作为连贯的通史阅读以来，日本的宋史研究似乎才开始进步。

徽宗与蔡京　哲宗生来身体虚弱，性格也颇神经质。在位十五年间，前半部分是旧党之世，忙于推翻新法；后半部分新党得势，但新法尚未复活，却已先沦为不问政治的新旧意识形态之争，造成了实际政治的迷失。没有子嗣的哲宗死后，其弟徽宗趁即位之机，开始消解左右对立，实行中庸政治。以神宗皇后、徽宗谪母太后向氏为中心，这一切得以实现。受到处罚的旧党被恢复官职，政府内的新党大臣章惇、蔡卞、蔡京等被罢免，以韩忠彦、曾布等大臣代之。徽宗即位次年，改元建中靖国。韩忠彦是仁宗时的大臣韩琦之子，曾布原是王安石的追随者，作为新党旁系一度遭到排斥。

但新旧两党之争已水火难容，即使如韩忠彦、曾布等人站在较为中立的立场上，行事亦颇稳当，也无法满足两派中的任何一方。事态已发展到非黑即白的地步，不旗帜鲜明地彻底击败对手，绝不罢休。问题只在于，什么人用什么方法获得最后的胜利。

这样的时候，结果往往是对政治抱有信念与节操的人无用武之地，反而能相时而动、必要时不择手段的变通主义者取得胜利。

最初，元祐政变中，旧党掌权之时，司马光发出紧急命令，要求五日之内恢复差役法。就在全国的地方长官阵脚大乱、不知所措的时候，天子脚下的蔡京却在一日之内改新法为旧法，报告已恢复差役法，进而获得司马光的奖赏。但蔡京是新党的出色人物，这也是无法隐藏的事实，所以最终还是受到弹劾而下台。

第二次，绍圣政变中，新党复权之时，章惇与蔡京商量将差役变回募役的方法，蔡京建议就用熙宁时废除差役的方法。但蔡京因贪财遭到很多人的反感，徽宗即位之初即被停职，归隐杭州。宦官童贯受天子之命，往杭州搜集书画古董，向蔡京请求协助。童贯虽是宦官，却人高马大，颇好耀武扬威，在文化趣味方面并不擅长。蔡京是当时水平一流的文化人，是书画、文学、音乐无所不通的才子。二人达成同盟，约定童贯在宫中向天子举荐蔡京，蔡京在外接受童贯的一切要求，努力满足天子的欲望。在天子独裁权已确立的时代，与天子身边的宦官结为同伙，是外廷大臣保全地位的最有效策略，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不过，此前如果大臣使出这样的卑劣手段，很快就会遭到责难，反而只会害己。但蔡京却公然与宦官勾结，无所忌惮。这显然是因为已至末法时代，若只有权力与金钱通行于世，那么陷入奸诈权谋也属无奈。

童贯归京复命，向天子举荐蔡京，此时政府内部尚有旧党韩忠彦与新党曾布争夺势力，于是曾布计划将蔡京召回京中，复兴新法。先是赶走韩忠彦，次年又改元崇宁，即尊崇熙宁之意，明确了朝廷方针。号称建中靖国的中庸政治，仅一年即告崩坏。

年号一改为崇宁，朝廷就对一度取消处罚的旧党进行再次惩罚，死者夺官号，生者驱下台，子孙亦遭连坐。其间，负责人曾布因处理宽容，即遭攻击而下台，取而代之的是以最左翼自居的蔡京。蔡京一当上宰相，便按约定彻底打压旧党，制作党人名册，按罪名大小区分等级，将其职位、姓名刻于碑石，立在全国各官府门前。中国自古不许官吏私自结党，不论是何目的，结党本身被视作应该惩罚的行为。因此单是党人二字，意思就足够恶劣。

此后，蔡京专权的时代持续了约二十年。不过蔡京清楚知道，独裁君主制度下的一名大臣，要长期掌握权力是何等困难。就连君臣间有号称鱼水之交的神宗时的王安石，其掌权也不过七年，未足十年。蔡京能够掌权近二十年，也因他有独特的处世之术。

首先，要让天子安心，不可令其对大臣的专横有丝毫担心。有必要令天子有这样的自信，只要他命令一下，就可以免去大臣的职位，令其放手权力而下野—一时也好，多次也好。

最初的下野是在崇宁五年，当时对镇压旧党过于严酷的责难呼声很高，彗星出现、太白星昼见的异象发生，蔡京撤去党人碑并引咎辞职。虽自汉代以来即有因天象而辞职的前例，但在宋代并没有人真的认为大臣因此必须辞职。所以，若以此理由辞职，就是最无损伤的全身而退的机会，换言之，很容易东山再起。蔡京一党声明天象之变绝非大臣的责任，当然宦官也从中运动，果然蔡京次年即返宰相之位。

第二次下野是两年之后，此番也别无罪状，只因天文家奏报说日中出现黑子，蔡京又引咎辞职。然而因彗星再现，蔡京遂遭贬官，隐居杭州消磨时光。但等彗星消逝，蔡京的责任也就一笔勾销。两年后又被召还国都，且被授予“太师”这一政府最高官衔，免去实务，以元老的身份充当政治顾问。

此时蔡京已六十六岁，之后近十年，他依然稳坐权力宝座，这毕竟不合常理。与现在相比，当时的平均寿命较短，一般而言更易衰老，蔡京的精力体力，已因担当国家重任、处理繁杂事务而过度虚弱。即便如此，他仍不愿权力落入他人之手，而是提拔其子蔡攸，以替代自己。不过在蔡攸看来，父亲早是老衰无用之人，于是始终握权不放的蔡京与其子开始了权力争夺。在此情况下，蔡攸胜出，获得天子的信赖，迫使其父辞职归隐。

政治的崩坏　蔡京掌权期间，宋代政治大为混乱。他向天子鼓吹丰亨豫大之说，劝其采取积极政策。丰、豫都是《周易》卦名，意为卜到此卦时若坚持采取积极行动，总能得偿所愿（亨），得到良好的结果（大），是相当单纯的乐观论调。

蔡京为证明该预言无误，对经济趋势极为关心。但他关心的是资本家的经济、大都市的经济，居住在地方乡村的贫苦人则被牺牲、忽视。他的政策是竭尽所能榨取地方，将收入输往都市供人挥霍。如此一来，就保证了天子脚下的都城的经济繁荣，人民也的确讴歌太平。宋代天子为了巩固其独裁权，拥有不经过政府的直属特务机关，即皇城司。该机构负责在民间搜集舆论，上报朝廷，但其范围不过首都周边，耳目并未遍及遥远之地。蔡京在串通宦官童贯之外，将这些细节也列在谋算之中。地方的人民如何受苦，并不能通过舆论上达天听，只有都会的群众有评价政治的权利。

对舆论起关键作用的是知识阶层与官僚群体，蔡京对此也细心留意。为了在官僚之间获得人气，没有什么比大方给予官位更有效了。话虽如此，官位也必定有限制，不可能很快就满足要求。于是进行官制改革，变更宰相之名，以太师、太傅、太保之三公为真正的宰相，以少师、少傅、少保之三少为副宰相，且皆无定员。这就扩大了官制规模，创造了新的职位，可按序分派。蔡京自己是最高位的太师，此外还有童贯，太傅有四人，太保十一人中则以蔡攸为首。三公共十八人，至于三少则数不胜数，可谓浮滥已极。对这些人，当然也要支付正规的俸禄，此外还有种种额外的赐予。这正合丰亨豫大的积极政策，可谓视官爵财物如粪土。

这样，表面上可以出现沉醉于通货膨胀的经济繁荣，而不见光的部分却不得不蒙受经济惨淡和恐慌痛苦。对这样的失衡经济，可有对抗之法？事实上大有办法。首先，人们涌入秘密结社，秘密从事食盐等违禁品的走私贩卖。一旦某处燃起叛乱之火，他们窥得机会，便立即加入其中，改变复仇的方法。如果说有所谓的历史必然，那么就是这样的因果关系吧。即使聪明如蔡京，却连这点洞察力也没有。狡智毕竟不如拙愚。他是太师之首，位极人臣，盛气凌人之际，因果报应也在酝酿，陷阱已等在那里，这也是谁都能想到的吧。

蔡京被迫隐居，其子蔡攸一旦受到徽宗宠信，政治就更加糟糕了。蔡京当宰相原本只是帮闲性质，对天子一味卑屈谦恭，全无国家栋梁的体统。因此最后毫无抵抗，即使被罢职，也无处申告。见惯父亲这般态度的蔡攸，自然认为谄媚天子即政治。宫中演戏时，蔡攸与同僚大臣王黼一道涂白粉，抹胭脂，混在优人当中扮丑角，博得一片喝彩。其父蔡京毕竟经历过激烈的党争，品尽世间甘苦，而后才悟得帮闲的最高战术。但恰比父亲年轻三十岁的蔡攸，可谓遗传的天生帮闲；而且天生的浪荡子徽宗与其父神宗完全不同，蔡攸与他极为投契，两人好得无以复加。好结果的实现需要无数有利因素，而恶劣的结果只要一个大缺陷就足够了。不称职的天子加上不称职的臣子，当然会把国家推向危险的命运。而此番外部又发生了一起大事件：一直保障北方国境安全的辽国灭亡了。

金的兴起　宋因蔡京的政治，都市与农村之间景气的不平衡日益显著，而完全相同的情况也发生在北方的辽国境内。

在辽圣宗之孙道宗长期统治（1055—1101年）的时候，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的复合体所产生的矛盾逐渐明显，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辽与南方的宋保持着大致的和平，国境贸易持续的过程中，中国文化也滔滔涌入。如此一来，统治阶层的契丹贵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他们一向是勇武的马背民族，此时却渐渐成为中国的城市人，说中国话，学习中国文学。换言之，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这也意味着为了维持生活，中国的物资变得不可或缺。而要获得中国物资，就必须有货币。因此契丹的统治者利用其地位，使尽一切方法榨取被统治者，著名的例子就是契丹官吏强制女真族进献沙金。

当时，在黑龙江支流松花江流域居住着女真族，他们臣服于辽，每年狩猎海东青进贡给辽。为了催促贡品，契丹官员来到松花江口附近巡视，获知此地出产沙金，遂要求除了海东青之外还要上交沙金作为礼物。不论何时何地，黄金总是作为高价货币通用。因此女真族与契丹官员之间纷扰不断，女真族的不满也无法上陈辽国朝廷。另一方面，沙金的出产为女真族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源，使他们实力增长的同时，无疑也起到了促进民族自觉的效果。他们终于意识到，没有理由一直忍受辽的虐政。

在宋蔡京第三次掌权后的第二年，女真酋长阿骨打公然叛辽，攻破辽的远征军，并于次年即皇帝位，定国号为金（1115）。在金军乘着新兴民族独立运动气势的猛攻面前，已陷入衰颓期的辽的防卫努力，全部化为泡影。金在顷刻间平定了辽河以东，朝着渤海湾海岸进攻。此时，金隔着狭长的海湾，接近了宋的领土。宋廷得知这一形势后，理所当然地判断，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时机到了。但两国始通来使，交流意见后未能迅速发展为军事同盟。因为不凑巧，此时宋正与西北的西夏作战，招抚藏系的西番，企图将如今的青海地区内地化。而统领大军的就是有监军头衔的宦官童贯，他在获得战功之后早已不是宦官身份，拥有正式的官职，可以指挥军队。

但就在这时，金已势如破竹，攻陷了辽的根据地上京临潢府，前锋则朝长城一带南下猛进。于是宋急忙与金交涉，结成军事同盟，确立了两军南北夹击辽国、夺取燕云十六州并归还于宋的方针。不过，对此计划最热心的是童贯与蔡攸，蔡京到底是老臣，知道这是极为危险的赌博，始终不同意蔡攸的提案。而蔡攸立功心切，强逼父亲辞职，与不甚可靠的天子徽宗商议后，决心发出大军，恢复领土。

而更不巧的是，西北国境的军队必须转向东北，刚在国都集结，东南浙江就起了方腊之乱。方腊是睦州的地主，因不堪忍受地方官的压榨而举兵反叛，立刻四方响应，瞬间占领数州之地。特别是杭州陷落，事态严重，此地乃大运河的终点，如果叛乱沿运河蔓延，会益发严重。因此，宋廷命童贯率领集结于京中的远征军改发东南，很快平定叛乱，凯歌还都。方腊之乱的同时，山东淮南又有宋江动乱一方，但也很快被俘虏。小说《水浒传》写宋江归顺后，加入讨伐方腊的军队，战功赫赫，其实是因童贯还有一名部将名宋江，由此产生误传。

在此期间，金军已越过长城南下，攻陷辽国西京大同府，即云州，占领附近数州。童贯的军队火速北上，进攻辽的南京，即燕京（今北京），但或许是因刚刚讨伐方腊，军困马乏，反被辽军攻得节节败退，丑态毕现。

蔡攸与童贯密谋寻求金军援助，金军很快攻下燕京。因为是约定之外的出兵，金要索取军费，宋军只得答应，金军这才安然撤退，但城中贵重之物早已悉数被抢掠一空，只余难民哀哭空城。即便如此，对宋而言，这仍是久违的收复失地的大事，举行了盛大庆典，又将燕京附近数州命名为燕山府路。

但西边的大同府仍被金军占领。此前两国结盟之际，对行动范围与战后的处理规定得含糊不明，金军当然将大同视为战利品，据为己有。

北宋的灭亡　至此，北宋恢复领土的目标仅达成一半。若失此时机，恐怕又要等几百年。出于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浅薄之见，宋派人打听逃离辽国首都的末代天子天祚帝的下落，寄书敦促其重兴辽国，建议共同对抗金军。天祚帝是道宗之孙，比宋徽宗晚一年即位，在位已二十四年，对辽的灭亡负有比任何人都更重大的责任。如此昏君，与徽宗真是如出一辙。

然而天祚帝在阴山下被金军虏获，宋的密谋暴露，宋金同盟关系一变而成敌对关系。其时金太祖阿骨打已病死，其弟太宗即位，骤起战端，金军南下，长驱直入东京开封府（1125年）。

北宋上下狼狈不堪，慌乱之中，徽宗匆忙让位给其子钦宗，逃往南方。被金军包围的钦宗政府同意了金军的议和条件，除了巨额赔款，还割让了作为河北山西前线阵地的三镇，金军这才扬长而去（1126年）。

当时舆论纷纷谴责蔡京等人之前的政治外交失败，蔡京被流放海南岛，死于途中。童贯先被处以流刑，又被赐死。同时，蔡攸也被诛杀，王黼则在抵达流放之地前死于暴民之手。如此，之前北宋政府的负责人已全部被清理，但新政府的外交却并未好转。

因为金军撤退之后，宋政府内部强硬派论调忽而高涨，既不想赔款，也不想割地，罔顾形势，反而要加强守备。没有打胜仗的自信，却屡屡毁约，没有比这更危险的政策了。

次年，金军又疾风般南下，此番上皇徽宗无暇出都，与钦宗同被敌军包围。部分宋军出城应战，不但无济于事，城墙反被完全占领，以致天子、百官和军队成为囊中之物，生杀予夺悉由金军掌控。

金军将徽、钦二帝呼入军营，作为人质，要求交换巨额金银。宋政府强制征收都人所有的金银，却依然无法满足金军要求的十分之一。于是金军将城中府库的财宝悉数掠夺，将徽宗及宗室三千余人掳至金国，在汴京立大臣张邦昌为楚天子，誓为金之属国，这才撤回大军。但金军北去后，张邦昌的楚国很快垮台。

宋金两国的交锋，以宋的惨淡结局收束。毋宁说宋要负大半的责任，拙劣的外交政策招致了大祸，所有的办法都难以摆上台面，事态终于到了最糟糕的地步。这暴露了宋朝政治家的本质，说明国内通用的最有效政略，对外不过是最愚蠢低劣的小聪明而已。因为金国与其后出现的蒙古族不同，人口稀少而经验匮乏，乡下莽夫而已，一开始就没有称霸世界的大野心。如果宋朝的对策不错误至此，一定有消弭灾难于中途的余地。陷入如此境地，盲目主战派也有责任。大凡国家存亡之际，似乎都有最不合适的人担当国家政要。

北宋的文化　徽宗的政治最终走向悲惨的破灭，遭后世耻笑，但如果没有这个结局，或许也能享有创造一种都市文化典范的名誉。即便说这一切建立在牺牲全国农村的基础之上，但在首都集中如此丰富的物资，容养出知识阶层如此精致洗练的生活，在历史上是前所未见的。美术史上称为宣和时代的“宣和”，是徽宗最后的年号，事实上美术的黄金时代不限于宣和的七年间。所谓宣和，是代表北宋后期的总称。

宋代朝廷设翰林图画院，聘用待诏，即天子近身的画家。中国的绘画与其他地区一样，最初只是单纯的装饰画，画家不过是画匠而已。到唐代，绘画经知识阶层之手，与书法同被认为是艺术，特别是王维的山水画被后世视为南画之祖。从五代到宋代，山水、花鸟、人物绘画均得到长足发展，画院也网罗了各个流派的画家。神宗时，郭熙有山水大家之称，徽宗时，米芾创米点山水。徽宗自己就是画家，花鸟画技艺出众，创作了一种纤细流丽的重彩工笔。

徽宗兴趣广泛，是无可挑剔的文化人。他在汴京东北构筑艮岳，是贵族享尽都市奢侈生活之后渴望回归朴素自然的体现。但所用的岩石花木要从遥远的江南运来，担当此任的朱勔仗天子之势逞威，成为后来方腊等叛乱的起因。从这点来看，艮岳实无可取之处。但如此建成的艮岳，却无意中营造出自然之趣，建筑的柱板都保留了白木的原色。

而今造访巴黎的旅人，大概没有人不会去勒阿莫农庄（Le Hameau）看看，这是与凡尔赛宫相邻的小特里亚农宫（le Petit Trianon）的一部分。它是来自奥地利王室、嫁给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1755—1793年）留下的舞台设施；她在饱享欢乐之后，也开始心仪朴素的田园生活，追求心灵的平静。这与徽宗的艮岳如出一辙，虽然两者相隔六百多年的时光。如此说来，北宋时代，山水画已在艺术史上获得稳固地位，而在欧洲最终获得独立身份，则要到尼古拉·普桑（1594—1665年）与让-安东尼·华托（1684—1721年）的时代，前后也相差数百年。无论如何，在对自然的认识方面，这也是东洋进步的佐证了。

(1)　应为后周显德六年（959年），收复瓦桥关时所置。

(2)　应指宋仁宗时对灵渠的修建疏通。

(3)　东京皇居外苑与东京站之间的繁华办公区，日本金融、经济中心区域。

(4)　庆长年间（1596—1915年）受朝鲜铜活字本启发与影响而刊行的木活字本，汉籍底本可能据宋元旧本，价值较高。

(5)　应是与和宋合作的吐蕃首领潘罗支作战时受伤而亡。

(6)　耶律迭剌应是阿保机的胞弟。

(7)　江户时代武士礼服的一种，由质地、色调相同的无袖短外衣与裙裤组成。

(8)　山口、岭，登到山路高处将下坡之处。

(9)　江户后期京都朝廷与江户幕府之间围绕赠予闲院宫典仁亲王尊号一事而起的纷争。

(10)　平安后期奥州（东北地区）发生的战役，结果是安倍氏灭亡，清原氏称霸东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