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国

中世禅让的开始　据说魏王曹操把自己比作周文王，而他死后，嗣子曹丕趁机逼迫汉献帝让位，开创了魏王朝（220年）。这便是魏文帝，又追谥其父曹操为武帝。这次的王朝变更实际上是一次篡夺，但模仿尧舜的先例在表面上进行粉饰，号称“禅让”。其实同样的事前汉末的王莽已经做过了，而以后的七百数十年间，这种禅让作为正统王朝必需的革命形式不断得到遵行。仅从这一点来看，也有充分的理由将这一时期叫作“中世”而与前后相区别。

中国朝廷所行进的政治仪式中包括“礼”，其内容在礼书中有巨细无遗的记载。禅让之际也要举行盛大的仪式，筑坛登临，老皇帝将象征主权的印绶传授给新皇帝，随后宣布新皇帝即位。不过新天子觉得自己的王朝会永远持续，因而认为禅让之礼只需举行一次，不将其作为会一直被重复举行的礼仪。然而实际上，禅让之礼在中世发生革命时便会重复，因而这样的礼外之礼应该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在众多礼的研究者中，似乎还不曾有谁对禅让之礼进行研究。

即使在表面上伪装成古代的禅让，但终归是依靠武力的篡夺。据说在当时，实施篡夺的魏文帝曾叹息：经书中所说的尧舜禅让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不过考虑到事情能够和平进行，避免了武力革命之际必然发生的血腥牺牲，这其实是非常合理的做法。如果政权交替是在光天化日和任何人都没有异议的情况下进行的，那它就是最光明正大的政权授受了。这恰好与现在通过总选举来决定最高领导人一样。

在得知汉魏之间的禅让后，蜀国的刘备以汉室宗亲为由，主张自己有优先继承皇位的权利，在成都即位。稍迟一些，孙权也在吴国即位，死后被谥为“大皇帝”，史称“大帝”。于是中国暂时出现了魏、吴、蜀三个皇帝。本来皇帝是万民的统治者，在同一时期只能有一个人得到承认。这样一来，三个皇帝中只能有一个是真皇帝，而其他的必然是假货，由此产生了关于正闰论的论争。

正统论　其实在汉代就已经有了关于皇统的正闰论，但当时的正闰论基于五行说。五行即金木水火土五德，五行说的主要内容是每个王朝禀受五德中的一德而生成，德尽以后便会被禀受其他德的另一个王朝所取代。不过汉代的五行相生说却认为，汉的火德跨越了秦朝而直承周的木德，这样秦不被算到正统王朝中，而被置于闰位。这正与闰月虽然在正式月份之后到来，却不被算在十二个月之中相同。因而这样的正闰论主要是关于王朝是被算在正统中与前后相连续，还是不算正统而被跨越过去的问题。从“正闰”的字面上来看，这也是正确的用法。

不过这次产生的正闰论，却是要决定在并存的几个王朝中哪个是正统，哪个是闰位。被算作正史之一的《三国志》将魏作为正统，将蜀和吴降到闰位。一般认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将魏作为正统，但实际并不是这样。司马光自己曾说，因为是逐年记述，所以自然形成了这种样式⁽¹⁾，只是为了便于记述而已。南宋的朱熹，则在其《通鉴纲目》中将蜀定为正统，甚至特意改写了《资治通鉴》中的纪年。不过将蜀作为正统的理由在于刘备是汉室后裔这一点，而司马光对此有所怀疑，并说其系谱似乎并不明确。从历史学的立场来说，司马光的看法更为合理。

不景气的潮流　从三国时代起，中世的特征在于不景气愈发严重。原因首先是前汉时看起来数量甚多的黄金逐渐减少，而这无疑是黄金流向西亚造成的。《汉书》中到处可以见到关于莫大数量黄金的记述，而进入后汉后，这样的记述几乎绝迹，记载财产和交易额时大多用铜钱表示。但当时铸钱的数量并不多，这样一来货币的数量就会不足。这应当是经济萎缩的根本原因。

货币不足导致的不景气变得严重后，货币更加被贮藏起来，结果不景气加速进展，形成恶性循环。于是布帛和谷物成为替代货币，出现了社会一变而倒退到自然经济的现象。从另一方面来看，这可以说是不假人为的自然之道，是上天的拯救。因为它导致农业的重要性被重新认识，为了种粮养蚕，必须开发地力，需要大规模开垦土地，不过问题是当时只能通过庄园这种形式来实现。

庄园是以自给自足为原则而围起来的一大块地，选择地形复杂之处，以游玩、休憩为主要目的，当然也备有用以获利的生产设备。从前汉袁广汉和两汉之交樊氏的庄园，到中世的晋代石崇、南朝宋谢灵运的庄园，都属于这一类。与此同时，也有人以“名田”的名义大量占有土地。这是指大量购买现有的耕地，其弊害在前汉末就已经很严重，而朝廷也讨论了限购土地的方案。名田主要着眼于谷物的生产，谷物在当时具有商品性，是收益率较高的投机对象。兼并他人名田而占有大量土地的行为，在对社会的影响上与庄园没有不同。

客与部曲　至于庄园中的劳动者，汉代多称“童仆”。“童仆”按照字面的意思不外乎是奴隶，但中国有很多比喻式的表达，因而“童仆”并不一定都是指真正被买卖的奴隶。到了后汉末，又有“乡曲”“私付”“宾客”，或与童仆同时出现，或者取代了童仆。他们与奴隶那样用钱买来的财产不同，其人格得到承认，但是隶属于主人，不能摆脱主人的支配，可以说介于奴隶与自由民之间。这样的贱民在不同的时代有种种名称，到了唐代统一叫作“部曲”，而在称呼部曲中的女性时又特别使用“客女”。

按照唐律，部曲与奴隶不同，不是交易得来，因而也不能买卖。不过部曲可以转而侍奉新的主人，也就是换东家，而按照规定，这时新主人要付给旧主人衣食钱。关于“衣食钱”的意思，历来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解释为部曲从旧主人那里领到的衣食钱。这完全说不通，如果是这样，越是到了老年而干不动活的人，其衣食钱就应该越多。其实应当解释为部曲到成年，也就是十六岁为止领到的衣食钱，即养育费。这就是说，典型的部曲是在饥荒等情况下被父母抛弃而被主人捡来养大的孩子。这种恩义使他成为主人的仆人，并且不能离开主人。而与此相类似的人，比如被半解放的奴婢等，也都包含在部曲的范畴之中。在六朝时代有“衣食客”，这里的“衣食”同样是养育的意思。“客”是对离开原籍而常住他乡的人的称呼，换言之就是脱离政府掌握而寄身于他乡富豪的人。西洋的“Colonatus”便相当于中国的客。

饥饿的时代　后汉末发动的叛乱并非只有黄巾。冀州有黑山军，并州有白波军，其他州郡也各有本地的叛乱者，大者聚徒党两三万，小者六七千。叛乱的原因，应当在于严重的不景气潮流中的失业问题，以及进一步爆发的饥民暴乱。加上政治无能，为平定某地的叛乱而在其他地方征发军需物资时，又导致这里的人民加入叛乱，骚乱无止境蔓延，全国陷入混乱，局面不可收拾。然而如果任由叛乱者到处掠夺，只会更加阻碍生产，因而产生了以新兴的军阀为中心，筹划重建秩序的动向。只是这些维持秩序的军队，互相之间为了争霸而攻战，结果混乱愈发严重。据说曹操与袁绍争霸时，其领地内谷一斛值五十万余钱，这意味着通过正常手段绝不可能得到谷物，因此在接下来才会有“人相食”的记载。

据记载，曹操最终打败黄巾时，接收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打败黑山军后收降十余万人，击破匈奴的入侵后收降胡汉二十余万口，在获得其他胜利时想必也要接收类似的降人吧。占领的敌人的地盘，只是荒废的贫瘠土地，接收的降人，只是除了身上衣服之外一无所有的贫民，因而战后事宜比战争本身更困难。曹操能够最终打倒强敌，基本完成统一大业，是因为他除了是军事战略家外更是政治家。只是今天看来，他的政治手法是绝对无法赞成的权宜之计，而他之所以那么做也是时代使然，解决人们的吃饭问题才是最重要的。

戒严令下的时代　可以说，曹操是在长期的戒严令之下治理天下。他的军队是从盗贼和异民族的降人中挑选最勇猛的人组织起来的，管理时也用最为严格的军律。军人可以说像奴隶一样，称作“军户”。一般民众也不是古代那样的自由市民，而是农奴式的半自由民。只有政府的官吏和担任军队指挥的武将，作为特权阶级残留下来。

不过，这种阶级分化并不是突然发生的。本来战国以后，古代都市国家内部的士庶之别逐渐淡化，进入汉代后曾一度似乎完全消失。然而后汉时萌生了一种复古主义，在地方上，郡太守与治下的吏民之间被认为是有君臣之分的，对太守恪尽忠义被赞为美风。换言之，官尊民卑的风气浓厚起来，接着吏与民分离，在朝的官吏地位崇高，在野的民众地位低下。自魏时起，这作为制度固定下来，随着时代的进展，又在官中出现了宛然身处封建制下的特权贵族。这可以说是古代士庶阶级对立的复活，但并不是直接继承古代，是后来再次发生的，中途有间断，因而性质自然不同。新生的贵族阶级也被称作“士”，但他们鄙薄武事而尊崇文化教养，与古代本质上是武士的士大不相同。在这里也可以看出古代与中世的不同。

九品官人法　助长了这一贵族制度的，则是九品官人法。魏文帝曹丕在即将篡汉即位时，为了除去历来在选用官吏时往往受到豪族势家左右的弊端，根据陈群的建议，精选候补官吏，严格审查资格，又在地方的郡中设置中正官，负责评定候补官吏的资格并推选到中央。按照规定，被中正评为二品的候补，首先任用为中央所设的九品官阶中比二品还要低四品的六品官。以往将这一做法称为“九品中正”，但并不正确，应当按照当时的称呼叫作“九品官人法”，也就是按照九品任用官吏的方法。

这一立法本意虽好，但当时社会上正洋溢着贵族制的气氛，新法立刻变得有名无实，反而变成维护贵族制的堤防。地方的中正本身也是贵族，对贵族的子弟总是给予二品以上的高评级，随之二品成为这一家的既得权益，成了表示门第的标志。这样一来，不管多么优秀的人才，第一个官职都由门第来决定，如果第一个官职太低，也就没有出人头地的希望了。

九品官人法的目标中，有联结地方上有势力的人与中央政府的意图。虽然当初不受关系左右任用人才的目标没能达到，但应该起到了联结地方与中央的效果。然而，它带来的后果是形成一个同时占据中央和地方的浑然一体的贵族集团，而全国性的门第等级自然也确定下来。

村制的流行　在日本，将汉代经六朝到唐代视为社会性质相同的时代，并将其命名为“古代帝国”的看法很有地位。但是，从汉代到三国期间，社会有很大的变迁，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其实例在聚落形态的变化上也可以找到。古代都市国家“邑”的遗制一直延续到汉代，县、乡、亭等在形式上都是环绕着城墙的都市，而其居民都是农民。因而这些都市必然成为谷物的集聚地，到了举国暴乱、饥民四出的时候，便成了绝佳的掠夺对象。而都市的防御力甚薄弱，于是政府将小都市的居民迁移到大都市中，以便齐心协力进行防御，但这种做法也有很多危险。如果移居时间过长，那么人口密度过大将导致耕地匮乏，而一旦人口集聚的大都市陷落，则会发生规模更大的惨祸。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想到了更为聪明的躲避祸害的方法。那就是不再执着于集中居住在都市中的生活方式，而在自己的耕地中建起临时住处，三五成群以村落的方式生活。这种做法从前汉末起逐渐盛行，豪族的企业式庄园中的农民便以这种方式生活。这时农民在都市被战乱破坏后，已经不打算重建，而是造起类似庄园村落的农村，开始新的生活。如果敌人来袭，就将谷物藏在地窖中，暂时逃到别的地方。敌人入侵了没有食物的地方也不会久留，等他们退散后农民再回来，修缮被破坏掉的屋子，继续居住。如果敌人从一开始就知道农村是这样，可以预计他们不会袭击小村落。这是将现实世界当成梦幻泡影的浮萍式的生活，对谛观无常的佛教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实际上，在后来的南北朝混乱时代，佛教僧侣在政治上经常保持中立，在敌对的两个阵营之间也能够自由往来，起到了收集情报并传递给人民的作用。

纵然是临时的，移居无疑也会对生活的连续性造成重大打击。因此在容易频繁遭到敌人袭击的地方，农民想到要拥有一定的自卫能力。于是，他们在战略上重要的地点建起小型要塞，作为储藏粮食和武器的地方，一旦有紧急情况则固守其中，这种要塞被称为“坞”。战争都是相对的，敌人也要考虑到得失，对所得甚少的坞，他们是不会付出大量代价发动攻击的。

都市的变质　后汉末期，一度垄断政权为所欲为的董卓，考虑到自己可能在政治上倒台，便在长安附近建起万岁坞，作为倒台后的落脚之地。万岁坞的城墙高和厚都有二十米，积蓄了够用三十年的谷物。董卓曾言，事成则雄踞天下，不成则在此处度过余生。然而不久他被部下杀死，安置在坞中的一族老少也被斩尽杀绝。政府没收了坞中的财宝，共有黄金两三万斤，白银八九万斤，其他锦绮宝物堆积如山。万岁坞对董卓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但我们从中可以得到关于当时坞的概念。

这样，地方上历来被称为“乡”“亭”的农业都市衰败下去，逐渐过渡到村落生活，但对政府来说，县以上的大都市在军事和行政上都是必要的，不能解散。于是政府把农民赶出去，将都市武装起来，将其转变为专供官吏、军队以及工商业者居住的要塞。在较大的都市，只将其中的一部分用坚固的城墙防御起来。而这个小要塞并不在中央位置，而是偏于一方，以便与外部直接交通，这是与古代都市国家的内城所不同的地方。这种形式也影响到首都的布局，在北魏的洛阳和唐的长安，宫城位置都偏北，可以从北方的城门直通城外。日本古代国都的设计也基本上沿袭了这种形式。

异民族的内迁　和欧洲的中世一样，在谈论中国的中世时，也不能忽视与北方异民族的关系。在罗马帝国末期，越过沿莱茵河、多瑙河一线的长城移居内地的日耳曼人，作为军阀发展壮大，扰乱内地；同时又发生了新的日耳曼民族的迁移，他们越过莱茵河的防线进入内地，在所到之处建立起独立王国。一般便以这所谓的“民族大迁徙”作为西洋中世的开端。而在中国，也发生了类似的现象。

建国之初，后汉便与北方民族有密切的关系。光武帝在平定群雄时，对乌丸民族的骑兵，也就是“突骑”的武力多有依赖。统一天下之后，汉的国力强盛，而匈奴的南单于因与北单于斗争失败，请求内附于汉，光武帝令其八部居于山西省北部的并州。他们在汉的郡县之外自成系统，由单于统领并受汉的监督，不过每当发生战争时，都要应召从军。汉末董卓组织大军进京时，部下中有很多西方、北方的异民族。接下来袁绍割据于今河北省冀州时，也将邻近的异民族编入军队。曹操杀死继承董卓军队的吕布，破袁绍、平冀州，每次都收编敌军，结果军中自然有很多出身异民族的战士。这亦是其军队被称为“军户”，并受到低于普通农民的半奴隶式对待的原因之一。

曹操讨伐袁绍的外甥高干而平定并州时，其中也包括南单于的匈奴部落。对于还没有充分汉化的勇武匈奴民族，曹操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将匈奴分为五部，各个部落分别设置部帅统领其众，此外又派遣“匈奴中郎将”进行监督。换言之，曹魏将很多出身于异民族的人收容在军队中加以役使，并依靠军队的力量统治异民族。

屯田　那么，当时混有异民族的军队，为什么甘心听从魏政府的指挥呢？答案是为了获得生活资源。动乱的世界同时也是饥饿的世界，社会处于人相食的状态中，因而只要能在一定的秩序之下得到食物便满足了。幸而在动乱初期，中国这片土地和勤劳农民的生产力可以满足军粮的需求。然而随着动乱的长期化，农民相继去世、逃亡，眼看会有军民同归于尽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屯田来实现军粮自给的方法应运而生。

从前汉时代起，在国境屯驻大军时便屡屡实行屯田，而最大规模地实施的则是三国时的魏。曹操最初将根据地设立在河南的许时，召集农民进行屯田并取得成果；当与南方的强国吴争霸时，又利用大军南征的机会，引淮河支流淝水的河水，开辟了芍陂的屯田，这是大规模开垦耕地的开始。其实这样的开垦并不是曹操的发明，作为政府责任人，他模仿实施了民间早在前汉末便开始流行的庄园开发。因而曹操死后，名将邓艾继续在首都洛阳至淮河之间的地域开辟更大规模的屯田，而与魏敌对的吴、蜀两国也实施了屯田。吴国将军陆逊在与魏国接壤的国境地区屯田，吴王孙权前往视察时，亲自做样子引牛耕地。蜀相诸葛亮在攻打魏国时，也曾就地屯田以省运输之劳。

本来军队应当专心于军事，食粮由人民提供。然而三国时，不管哪个国家，军人都且耕且守，在兵农两方面受到役使。换言之，军人从政府那里领到自己耕种所得的谷物，然后又以兵役为政府服务。然而从政府的性质来考虑，这也不足为奇。不管哪里的政府，都是向人民收取租税，又利用租税来统治人民。屯田制的特别之处是对军人的榨取比普通农民更多，一半以上的收成都要作为地租上缴。考虑到屯田本来的性质是政府的庄园，这也并非不可思议。

不安定的政治　即便如此，当时曹操的政治方针肯定也是极为冒险的。他利用异民族众多的军队压服异民族，通过分配军队上缴的谷物让军队服从。在实际执行时，稍有差池便会产生危险的破绽。因而要维持这种制度，必须实施极为严酷的法令，这就意味着将全社会恒久地置于戒严令之下。

正如曹操的政策所示，中国中世历史的推移是以异民族对策和土地政策为主轴展开的。而进一步探索，则会发现这两个问题背后的共同要素是为了吃饭而展开殊死争夺。异民族和贫民都没有提高生活品质这样悠闲的愿望，在充满深刻不景气的世道，异民族不得不为了求食而彷徨，贫民不得不为了谋生而流浪。然而，在悲惨的底层人民支撑起的上层社会，优雅的贵族阶级却一派繁荣。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也并非不可思议的事。戒严令这种东西，对实施对象来说意味着涂炭之苦，对实施者来说，却没有比这更求之不得的了。关于这一点，只要回想一下我们日本人的战时生活就可以明白。

三国国力的比较　虽然统称“三国”，但其国力绝非同等。后汉将全国分为十三州，各州设刺史进行监督。魏在中央司隶州之外还拥有幽、冀、青、徐、兖、豫、并、凉，共九州，吴拥有扬、荆、交三州，而蜀只有益州一个。这样算来，三国的国力为9∶3∶1，但吴、蜀的土地面积广阔，开发规模也较大，因而户口数比较多。现据263年左右的统计做一下比较，则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263年三国户口数

户数比大约为7∶5∶3，但这一比例不可能准确反映真正的国力情况。口数比为4∶2∶1，这应该比较接近真实情况，但魏的口数实际上肯定更多，因而三国的实力对比应该在6∶2∶1左右。

将表1中的数字合计，那么户数为146万，口数为767万。这与后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年）的统计结果，即户数1067万、口数5648万相比，户数和口数都减少到了七分之一左右。当然统计总会有误差，特别是在这一统计中，被吸收到庄园中的隶属农民等，可能没有上报，因而实际数字或许没有这样急剧减少，但政府能够掌握的户口减少是不争的事实。由此可知，当时记录中所说的“海内荒残，人户所存，十无一二”并不只是比喻。

三国之中，魏以洛阳为都，领有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九州。虽然拥有压倒性的优势，但这一地区也是蒙受战祸最惨重的地方。因而魏虽然在武帝曹操、文帝曹丕两代几次进兵到长江边，企图平定吴国，但每次都因战力不继而失败。在数量上处于劣势的吴和蜀结成攻守同盟，承认对方的皇帝与己方平等，形成了共同阵线，因而对魏来说，全力进攻也有危险。然而，等形势暂时平静下来，建立起秩序后，魏在数量上的优势便开始发挥作用了。

蜀汉灭亡　魏文帝之后，魏明帝继位，而将军司马懿因抵御蜀国丞相诸葛亮有功，逐渐将朝廷的权力掌握在手中。明帝之子齐王曹芳在位时，司马懿发动政变成为丞相，其后实权归于司马氏一家，司马懿之子司马师成为大将军，废黜天子曹芳而迎立曹芳的堂弟高贵乡公曹髦。司马师死后，其弟司马昭继承其位，而新天子不堪司马氏的专权，起兵攻打司马昭，反而被杀。司马昭迎立被杀天子的叔父辈元帝。

此时，蜀相诸葛亮已经去世，昏庸的后主刘禅在位，政治混乱，司马昭派遣邓艾等人攻打蜀国，后主投降。蜀历先主刘备、后主刘禅父子两代，享国四十四年。这里的“先主”“后主”的称呼是遵从将蜀置于闰位的《三国志》的写法，《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是晋人，而晋继承魏，因而必然要将魏置于正统。如果像南宋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以及这一系统的史书那样，将蜀作为正统，则应以刘备的谥号称其为“昭烈皇帝”，并接在后汉献帝之后。刘禅向魏投降，没有天子的谥号，因而不得已称“后皇帝”。而奇怪的是，理应将蜀汉作为正统的历史小说《三国志演义》却依然使用“先主”“后主”的称呼，而对魏武帝、魏文帝等则皆直呼其名为曹操、曹丕云云。

(1)　指《资治通鉴》中只有《魏纪》，蜀汉和东吴无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