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南宋、金

南宋的中兴　单从经济条件而言，北宋的灭亡还不具必然性。换言之，北宋政府虽感知到前途危机重重，但其机能可以正常运作的部分还有很多。从通货方面看，徽宗宣和及此前的政和年间所发行的铜钱，与从前各代的铜钱余量相当，尤其是宣和年间的制钱还很精巧。因此依政治情况看，尚有长久的可能。

另外，由金拥立的张邦昌楚国政权毫无支持、在金军北去后迅速崩溃的事实，可能也是宋王朝尚未被国民完全放弃的证据吧。

北宋宗室，以徽、钦二帝为首，全部三千余人悉数被掳往北地，只有钦宗之弟康王赵构因使金离都，得以驻留河北观望形势，免于灾厄。如今父兄二帝北行，天下人心都意外集中在康王身上。张邦昌弃位后，率群臣迎康王至河南南京应天府，拥立为帝（1127年）。

口称大义名分的宋朝知识分子担心，新帝高宗即位，到底是否算正统。因为上皇徽宗正式传位的钦宗，即使身处敌国，也还在世，既然没有退位，那么原则上钦宗才是正统天子。如此一来，弟弟高宗当然是有问题的。因此，高宗搬出了上皇徽宗之兄哲宗的前皇后元祐太后。

最初，哲宗不喜欢祖母宣仁太后偏向旧法的政策，也不喜欢太后所选的皇后孟氏。太后死后，就到了新党的时代，皇后被废为尼，住在宫中。金军掳掠宋宗室时，孟皇后因已非皇族，幸免于难。这位元祐皇后是族中地位最尊者，对上皇徽宗而言也是嫂嫂，地位在上。所以，无奈中以奉元祐皇后之命即天子位的形式，强调其正统性。即便在外人看来，理论之争实在滑稽，但相关的人却郑重其事。

听说金军所立傀儡楚国溃败，而宋廷又自立新帝，金国再起大军，挥师南下。高宗守不住河南与山东，遂渡过长江，辗转苏杭，躲避金军锋芒，甚至一度从宁波逃到海上。最后在杭州临安府落脚，定为行在，即临时首都。而这已是与金军作战并流浪各地十二年之后的事（1138年）⁽¹⁾。也可以说，此时高宗的天子之位逐渐稳定，国内也呈现出基本的安定。

战争时，宋军完全不是精锐金军的对手，而金军无法攻下高宗南宋政权的原因，是宋人齐力反抗。高宗借此在各地组织义勇军，共战金军。其间，也产生了军阀势力勃兴的隐忧，其中引人注目的将领是韩世忠、岳飞、张俊等人。韩世忠是徽宗时代平定方腊之乱并亲自生擒方腊的猛将。岳飞据说是河北佃户出身，军队义军色彩尤浓，他与部将及部将与士兵之间结成紧密的关系，越团结力量就越强，屡屡立下卓越战功。如果是在唐以前，这样的大将可以演变成封建领主。然而在南宋，即便承认对军队内部的人事变动有临时的自治专断权，也不允许将领统治土地与人民。必须任命文官治理地方，征收租税，充作朝廷财政，再供给军需。因此即使将领专横，也不至于封建割据。

金军稍往南宋内地深入，就会受到严厉反击，必然败退。因此，金国认为上策是将领地大致局限在黄河以北的河北、山西等地，河南、山东以南地区作为卫星国，以宋人统治。于是拥立刘豫，以开封为首都创立齐国，试图以河南、山东为领地，在金军的援助下逐渐蚕食南方，最终吞并南宋。

宋金和议　在宋人中毫无人望的齐国军队虽受金军援助，南侵却总被岳飞等人击破，屡屡败退。结果，金军反而感到特意拥立的刘豫是负担，于是宋金之间产生了进行和睦交涉的可能。

高宗背负着宋王朝的历史，因此其行动自然受到限制。如果他是如岳飞那样崛起于民间的英雄，自然可对仇敌金国发动乾坤一掷的大决战。而一旦失败，则有失去一切的危险，那就不是个人能解决的问题了，宋王朝也要随之消灭。因此无论何时，他都不得不慎重而保守，表面上鼓舞部下将士，说要迎回徽钦二圣，内心却希望和睦，尽量守住领土。

看透高宗心思的是近身的秦桧。他是北宋太学生出身，国都陷落时被掳往北方，途中逃归，向高宗汇报敌军情况后，得到被赏识的机会。也有说法称，金国某将领与秦桧密谋，为使两国结成和约，要他做间谍，所以才放他回去。这个说法实在太牵强，但正如流言所说，他的确热心于推进议和。

高宗与金计划议和的绝好理由，就是如果和约成立，父亲徽宗和生母韦氏都可以回来，他也得以尽孝。在中国，有观点认为孝行比忠君更重要，于是这就成了正当的名目。而一旦着手实行，开始为谈判而往来使节，反对的舆论就立刻沸沸扬扬。因为不能直接攻击天子，就极力批判负责此事的秦桧，宣称赞成消极妥协的政治家都是国贼。因主战派受欢迎，所以太学生与尚未有地位的知识分子，都在这方面大做文章。面对这一切，强行压制反对意见并力促议和的秦桧，力量颇大。

两国一旦决定和谈，就只剩下如何实施的问题了。宋一方反对议和的势力受到打压，金国也消灭了刘豫的齐国。一开始就没有人望的政权，即使灭亡了，在民间也全无波澜。缔结和议之后，先前属齐国的河南、山东地区理应归南宋。然而，这一前景在金国内部引发了政变，主战派掌握政权后立刻打破和睦，双方再度陷入战争状态。而秦桧仍然忍耐着，没有放弃议和的希望。随着战争的进行，金国没有得到令主战派满意的结果，和平的机会又出现了。于是，即便齐国的领土归金国，南宋只拥有淮河以南的领土，秦桧与高宗也不得不忍气吞声地接受。

如此恶劣的和议条件公开后，就无法压制反对和议的势力了，其中最成问题的是握有兵权的将领。因此，秦桧企图解除韩世忠、岳飞等大将的兵权，将其召回都中委以枢密使、副枢密使等。这些官职是名誉高位，表面上看是异乎寻常的提拔，实际上是割离他们与部下的关系，使其陷入孤立。接着，令他们的旧部将领直属中央，并提高地位与待遇，这足以使单纯的军人由衷高兴。即便如此，秦桧还是觉察到，刚直的岳飞必然还要反对和议，于是先发制人，罢免岳飞，而后以谋反之罪投狱。不久岳飞就被冤杀，而之前一直倾慕岳飞的部下和士兵却噤若寒蝉，未有任何骚动。

如此牺牲之后，两国之间总算缔结了和约（1141年），南宋不但要向金国赠岁币二十五万两白银和二十五万匹绢，大宋皇帝还要对大金皇帝行臣下礼。这真是闻所未闻，无比屈辱。毫无疑问，宋已完全被当作和刘豫的齐国一样了。

作为屈辱与和平的代价，高宗迎回了徽宗的灵柩与尚在人世的生母韦氏。说是徽宗的灵柩，但里面到底是什么，无从知晓。因为韦氏并非徽宗皇后，恐怕在金国是被当作奴婢使唤的吧。幸而得以归来，被尊为皇太后，受到无上的尊崇。没有比人的一生更难理解的事了。说来高宗之兄钦宗亦尚在世，却没有迎归，因为南宋没有要求。若迎回钦宗，那么如何对待，就很麻烦，到头来，大义名分论带来了非常不人道的结果。

南宋政权的性格　至此，徽宗末年以来持续二十余年的战火终于停歇。而战争不仅对宋王朝，对中国人民来说也是无法估量的巨大灾难。黄河沿岸的华北，即中原地区，数度沦为战场，土地荒芜之后又成为金国的领土。金国虽定都燕京，但为了统治的方便，命大量女真族移民，保留惯有的部族组织，即千人一组的“猛安”、百人一组的“谋克”，耕种土地的同时也从事军务。如此必然要征收汉人的土地，也就难免与汉人发生摩擦。

蒙受战祸最严重的，是淮水以南的运河沿岸地带。金军多次南下，又扬长而去，居民屡遭铁蹄践踏。此地又是为广阔的长江流域提供食盐的产地，一旦成为战场，就无法为上游地区提供食盐。因此福建、广东海岸所产食盐，越过群山流向内地，当地则产生了新的私盐黑市组织，形成了足以与官府对抗的独立政权。

平定此番叛乱的是岳飞，当时的叛军有一定程度的机动性，虽然是盐徒，但他们还没有获得民众的支持。这是与明末李自成等乘王朝末期症状兴起的农民军的不同之处，因此，说岳飞是镇压农民运动的反动将军之类的批评是错误的。当时，宋王朝若要对金国采取灵活的军事行动，为了调度军费就必须整顿盐法，也就必须调动一部分在对金作战中不可或缺的岳家军。

南宋的重建和高宗政权的树立，当时就被称为中兴。说是中兴，其实是不甚繁荣的中兴，无法与后汉光武帝的中兴等相比。不过，与北宋末年的状态相比，各方面都有一些革新之象，倒也是事实。

如果从政治上来看，与北宋末年相比，南宋初期的政权机构亦可说恢复了流畅灵活的姿态。无论哪国都如此，官僚组织原先是为了人民而存在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就本末倒置了，官僚成了主人，为了官僚的存在，人民反被役使。于是，官僚组织当中就掺入原本没有任何作用的混杂物而寄食其间，官僚组织随之逐渐繁冗，最后到了无法动弹的地步。如此，人民不得不将官僚的存在视为彻底的麻烦。北宋末年正是这样。

不过，仓促间成立的南宋政府一开始就财政困难，官僚仅是勉强凑成的。军队编制也完全交给将领，将领为了提高战绩，精选兵士，淘汰老弱，高效的军制得以运行。

虽说如此，领土、人口减半，北部更面临着随时准备进攻的、不可信的金国，因而必须不断补充军备，对南宋政府而言，这是很大的财政负担。

于宋而言，金是远比前代的辽更加不可大意的危险存在。辽国以马背民族的游牧国家自居，首都置于沙漠中的上京临潢府，包含内外蒙古的北方区域乃其乡土，汉人居住的燕云十六州不过是殖民地。然而，金过早与宋接触，扩张的对象主要是宋朝的领土，对蒙古地区的治理没有显示出丝毫兴趣，一心南向入侵，占领了半个华北。其首都也置于燕京，被汉人包围，必须与汉人共同生活。所以，即使特意与宋缔结合约，也会发生突然毁约而入侵的情况。

与宋高宗缔结和约的金熙宗是金太祖之孙，继金太宗之位，乃第三代君主。但他于在位的第十五年被堂弟海陵王所杀，后者遂成为第四代皇帝（1149年）。

海陵王爱好中国文化，据说亦善诗文，但这样的人更是宋朝不可大意的对手。海陵王自命中国统一者，迁都至北宋旧都汴京，践踏和平条约，进攻南宋领土，意欲渡江后直捣南京。宋军在南岸采石矶迎战，大破金军，海陵王不知所措，无功而返（1161年）。

海陵王在金国是暴戾的君主，国人无法心服，遂密谋拥立其堂弟世宗即位。海陵王走投无路，被部下所杀，世宗主权得以确立。该事件使宋对金的立场有所好转，宋高宗之后的孝宗时新缔结的和约里，金宋改君臣关系为叔侄关系，即叔父与侄子的关系，且之前宋所交岁贡的银与绢各减五万两并五万匹，定为各二十万（1165年）。

由于这样的状态，屡屡缔结和约也无法安心，南宋政府常苦于军费支出。为解财政之急而采取的政策，是增加发行名为“会子”的纸币。纸币的发行是南宋从北宋继承下来的便利政策，但正因其便利，很容易滥发，一旦滥发就招致物价高腾，造成人民与政府都痛苦的结果。因此，高宗时代不得以作为军费而滥发的会子的善后工作，必须等到接下来的孝宗之世。

孝宗的政治　高宗仅有一位皇子，但已夭折，而近亲全被金军掳往北方，不留一人。通过与金国谈判召回是可能的，但在高宗看来，比起有当然的即位权利的近亲，还不如找亲缘虽远但可以亲自确认的人。如此一来，就只有从一直被疏远的太祖后人中寻找。

原本，宋太祖死后，其弟太宗即位之事就极为怪异，自宋以来一直被怀疑，因为当时太祖有两位已经成人的儿子。故而有传言说，太宗也许是趁探望兄长病情之机行弑篡逆，由此端坐天子之位。说起来，太宗即位是十月，一般要等到次年才改元，但那年却在迫近十二月时突然改开宝九年为太平兴国元年，这是十分奇怪的（976年）。其后，太祖二子皆受迫害，不得善终，其子孙益发被疏远。不过，祸福难料，正因为被疏远，宋宗室被金军连根拔去时，他们当中得以幸免藏匿的倒很多。当时有些煞有介事的传闻，说金军总帅容貌颇似宋太祖，是太祖转世云云。

高宗从他们当中选出太祖次子德芳的六世孙，即相当于自己侄子的孝宗，作为皇子养育在宫中，五十六岁时让位，自己做太上皇，又活了二十多年，八十一岁时去世。他虽然壮年戎马倥偬，备尝艰辛，晚年却能够安度余生，与兄长钦宗境遇完全相反。钦宗一直苦等宋政府遣使迎归，却到底没有如愿，最终惨遭金国暴君海陵王杀害。

高宗选出的孝宗不辱模范青年之名，堪当养父的委任。作为远亲过继的养子，被后宫、老臣包围，于忧劳繁重的环境中，他能以谦逊勤勉守住自己的地位，正好比日本的上杉鹰山⁽²⁾。

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消除战争中增长起来的累积赤字。政府财政不足，若在今天，就以发行国债来摆脱。在当时，也是完全相同的意思，试图通过发行不兑现的纸币“会子”来解决。会子本来也是兑换券，但其本钱已挪作他用，明明没有兑换希望，仍继续发行，以供应政府支出。因此发行越滥，价值越跌，且一旦下跌，下次就必须发行更多的会子。会子价值跌落，物价就反比例上升。无论什么社会，压迫一般人民生活的元凶，头一条就是物价高涨。

此时，唯一的解决方法是抑制会子的发行额度。因此，有必要在完善政府财政、确保岁入的同时减少支出。无论在什么时代，政府的支出都与家庭的经济不同，必定有许多浪费。因此如果要厉行节约，即便有许多节约的余地，一旦着手，反对意见必然甚嚣尘上，故而，问题在于如何压倒这种反对。像以前的王安石一样，孝宗坚持抵抗，亲自贯彻财政紧缩，为他人示范。

幸好，在北宋末期的混乱之后，南宋的官僚机构得以简化，抛弃了多余的累赘，拥有灵活的性质。虽然领土变小，但长江流域的肥沃土地，尚包蕴着无限的开发潜力，所以倘若恢复和平，人口增加，人民勤于生产，政府的岁入自然也能增加。

孝宗在位二十七年间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会子在民间重获信赖，有些情况还能兑换比面值更高的价值。想来这也理所应当，因为使用轻便的纸币远比沉重的现金便利。纸币开始使用之后，在民间经济生活中，比景气的变动更受重视的，是纸币价值变动导致的物价变动。或许，景气状况和纸币信用最终还是一致的，因为南宋时期，纸币信用最为可靠的孝宗朝，也被认为是生活最好的时代。

朱子学的创立　孝宗时代，和平繁荣的背景之下，学问得以繁荣。这与科举的隆盛也有关系，不过由于科举是选拔官吏的考试，因此无论如何都会介入政治。政治上严禁结党，但还是会自然形成党派，因为学风这种形式也会影响到科举的答案审查。

北宋的党争持续到南宋。高宗即位时利用了元祐皇后，徽宗的失败是由新党蔡京的过错造成的，这样的舆论确定后，王安石的学问开始在朝廷中受到排斥。但由于南宋初期的政治家多受北宋末年的新党教育，其学问还是倾向于王安石的流派。特别是获得高宗信任的秦桧，因是北宋末年的太学生，所以接受的是王安石的学问。故而，在南宋朝廷掌权的实务派官僚都源自王安石的流派，虽然相信学问与政治是并存的，但一旦成为官僚，说到底还是会偏重实际的政治。

与之相对，旧党一系在学问方面，就算在北宋末期新党全盛的时代，也绵延不断地持续下来。其主流是在旧党学者中，宗仰程颢、程颐兄弟为祖。在蔡京专权的时代，有传播二程学说的杨时（1053—1135年），号龟山先生。他因蔡京推荐而得官，但在金军南下之际却弹劾蔡京，并上奏称蔡的学问继承自王安石，应当承担责任，王安石所获得的尊荣也应当剥夺，此举曾招来非议。杨时在南宋高宗初年去世，但学问扩展到南方，承其后者中出现了朱熹（1130—1200年）。

朱熹是中级官员之子，科举中进士后，避开宦途，继续求师问学，在有福建第一名山之谓的武夷山，筑室勤读。朝中有人知晓朱熹的学问与为人，屡屡请他出山为官，但他辞而不受，就算接受了也不久留。当时有称为“祠禄”的年俸制度，他一生几乎只出任过名义上的官职，辞职之后接受“祠禄”。所以，当时对知识阶层而言确实是很好的时代。

但朱熹弟子一多，他的学派就屡屡以道学之名受到攻击与排斥。道学是程颐学统的总称，而自朱熹成为道学大成者之后，就将所谓的朱子学、宋学称为道学，后来西洋人所说的新孔子学派也称道学。后来元代编纂的《宋史》中，在传统的《儒林传》之外还设《道学传》。《儒林传》记载汉唐以来的注疏学者，《道学传》则以朱子为中心，似是记述上溯至周敦颐和二程子的新学派，而今日看来，并无判然之别。《道学传》大概意味着某种殊荣，为的是给复兴孔孟之道的有功之人设置特别席位，加以优待。

那么，朱子道学屡屡招来非议的理由是什么？大概其一是极端的观念论，其二是相信该观念论可以立刻实行而强求他人接受。

若说观念论这点，不单道学，宋代的学问皆是观念论。王安石学派一方面重视客观，有实际性，而同时也因此被批评为对现实过度妥协。然而，道学派有时近乎禅宗，甚至可以说是有儒教之形的佛教，有主观与独断的缺点是肯定的。

朱子的学问基于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这是对原本被认为是出于道家之手的太极图的说明，朱子做了进一步发挥。朱子学讨论了宇宙的生成，但不是物理学，不是天文学，也不是生物学，勉强可称为先验的宇宙论，然后由此导出人性论。当时的学问，无论是什么，如果能据此很好地说明，就是真理。

朱子的宇宙论，是包含精神原理之“理”与物质原理之“气”的二元论，终极情况就是无运动、绝对静止的“太极”，此时“气”包含于“理”，乃混沌之境。同样，在人性论中，天然之性的“良心”与气质之性的“欲望”相对立，到绝对静止的“敬”之境，气质之性包含于天然之性，由此性善说得以成立。

朱子从此出发，重新解读了以往的经典，亲自加以注释，尤其是对《论语》《孟子》以及《礼记》中《大学》《中庸》的解读，合为《四书集注》，广行于世。五经也按朱子之意附以新注，依次整理，不过后来，四书比五经更受重视。五经追根究底是广义的礼学，因此其解释自然就依逻辑学最终成为经院哲学。四书则好比佛教的论部，解释时可以注入自由新鲜的思想。也有非难称，朱子的注疏因易于理解而大为流行，另一方面，一直以来的注疏，即所谓的“古注”却渐渐无人问津。

朱子又著《朱子家礼》，作为实践规范。按说圣人所作之礼不许增减，朱子此举或属多余。佛教中也有被非难为律外之律的部分，禅寺清规可以说是按照时世变化的要求实行的。

朱子还基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著《资治通鉴纲目》，目的之一是鼓励学生阅读历史。总而言之，中国的正史卷帙浩繁，在朱子的时代，到五代史为止有十七史，读完也非易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可谓正史的摘录，至少朱子认为读了这本书就算通读历史。不过这也有二百九十四卷，并不是谁都能读完的。因此，朱子命门人将之进一步简化为五十九卷的《资治通鉴纲目》，记述分纲与目，可以更高效地通读。身为朱子，居然在书籍编纂工作上假手他人，可知宋代的知识阶层不同于清代的考据学者，并不怎么读书。所以清代的考据学者很轻视此书，别说收入《四库全书》，连《四库全书总目》中也未列入。

《通鉴纲目》是在大义名分意识形态下写的书。尤其是在正闰问题上，《资治通鉴》形式上将三国中的魏列为正统，纲目中将蜀汉改为正统。因为朱子认为，国家要作为道义国家才有存在的价值。但若以蜀为正统来记述历史，就与实际情况不符，而这并非问题之所在。朱子学的这种态度，一旦转到现实的政治外交方面，别说于分析现状无益，还难免大发空论的危险。

宋金的和战　孝宗六十三岁时，让位于其子光宗，隐居称寿皇。然而光宗为皇后所迷惑，乏于孝养，五年后寿皇驾崩之际甚至未曾临丧。因此，大臣们以高宗皇后、当时的太皇太后吴氏之命，迫使光宗让位于其子宁宗。这是南宋持续三代有太上皇的原因。

此番让位之际，展现手腕的是韩侂胄。他是北宋名臣韩琦的曾孙，母亲是皇太后之妹，侄女是宁宗皇后，是双重外戚，并且出身名门。因此，宰相赵汝愚在建议内禅时，就把他当作联络人。不过赵汝愚属道学家一派，韩侂胄是新党一派，故而二人同朝共事并不相合。且道学很受新进学子欢迎，科举时中进士者渐渐多为此派，终要担心官界要道学化了。故而韩侂胄先着手在朝廷里排斥赵汝愚一党，又在科举与任官之际发布不采用一切道学之徒的思想限制令，这就是“伪学之禁”（1196年）。伪学就是道学，道学之徒全被认为是伪善者。因此，并不是为了维持治安把学问当作危险思想加以禁绝，只是当作政治家统治人民时不合时宜的曲学加以鄙视。所以，削去朱子官位也并非以经学原因，而是说他以吃菜事魔的妖术簧鼓后进。吃菜事魔是当时从西域传入中国的祆教，当然，说朱子宣传这种宗教，不可能是事实。

然而，似乎将朝廷权力集于一身的韩侂胄，却轻易陷入了自取灭亡的境地，这源于他在外交政策上的失败。当时金的后方、外蒙古地区兴起了鞑靼族，传来了金欲讨伐鞑靼却大败的消息。对宋而言，金向来是积恨深重的敌国，不但夺走华北领土，还屡有屈辱之仇，所以对宋朝政府当初与金议和一事，反对论调也一直不断。尤其是道学派从大义名分论出发，主张与金断绝关系。其实就这点来说，朝廷的实务派也一样，在现实外交政策方面二者是共通的，但因为政治上的现实问题，与金开启战端并无成算，只得暂且隐忍自重。于是，道学派就攻击实务派卑怯，说他们更重视盘算而不是正义。

如果金国濒临灭亡是事实，则另说，在实际政策上，实务派与道学派之间的差异或许也能因此消解。恐怕正因为双方都以为北伐有望，持续八年的伪学之禁才得以缓和，已经去世的赵汝愚、朱子等人也官复原职。而后朝议愈发倾向于北伐，岳飞被追封为鄂王，褫夺秦桧所赠王爵，并改谥为缪丑。这些都是道学派乐见的。

然而，实际上北伐并不顺利。宋军一越过国境就遭到迎击，反被金军侵入领土。金国确实苦于北方蒙古成吉思汗，但还是有对抗南宋的余力。挑起战争的南宋不得不再度求和，颜面尽失，丑态毕现。又依金之要求，将战争负责者韩侂胄处斩，首级送予金军，更添一层耻辱。据说金军反而感到吃惊，谓此乃爱国者头颅，愿妥善处置。但韩侂胄自己对这结果也有责任。拿破仑曰：“政治家的过失甚于犯罪。”因为不能以动机为失败辩护。南宋如此丧尽颜面的媾和虽然有损国威，但后来知道，金国因蒙古的进攻陷于苦境乃是事实，宋若再等几年或许就好了。但当时不知道这一层，这到底是致命的失策。

当时，在金国有稀世名君之称的世宗死后，是其孙章宗的时代（1190—1208年在位）。韩侂胄的首级送抵金国那年，章宗去世，其叔父卫绍王继位。因继承失序，内乱爆发，卫绍王被杀，章宗之弟⁽³⁾宣宗即位（1213年）。宣宗一代苦于应对蒙古，当宋再次提出断交时，已无反击之力，最终陷入向宋求和而被拒的境地。

物价与景气　宋宁宗天性愚蠢，在外戚与大臣的辅佐下才勉强守住帝位，对韩侂胄的仓促鲁莽行动也无法控制。金军入侵时，慌忙暗杀韩侂胄的是大臣史弥远与第二任皇后之兄杨次山。其后，朝政的指挥权落入史弥远之手。

宁宗在位三十年，死后无子，不得不再度迎来远亲的太祖子孙继位。此番即位的理宗，乃太祖之子德昭的九世孙，即宁宗的堂侄。在中国，无论多么远的亲缘关系，要论继承，还是习惯于避开同代从下一代中挑选。

实务的史弥远讨厌道学家，屡屡与他们冲突。当时道学领袖是真德秀与魏了翁二人，他们共同批判政治，因违逆史弥远而遭贬。虽然如此，道学流行已是大势所趋，不能阻止。首先，理宗本人喜欢道学，明里暗里加以庇护，尊崇道学家，并召见因对朱子提出异议而受到部分人士推崇的思想家陆九渊（号象山）的子孙，赠予官爵，又追封朱子为太师信国公。认为道学是儒教正统并在旧派儒教之上的常识，是理宗统治期间形成的。其谥“理”过往未曾有过，而得此谥正是因为他重视道学之理。

宰相史弥远在世时，理宗对他尚有顾虑，不敢公然召道学家入朝。史弥远于七十岁死后，理宗才有机会在朝野内选拔有名声的道学派新人，并着手对惰性导致的因循姑息的政治大行改革。

当时社会上最为关心的是物价腾贵。从开始使用纸币以来，政府一旦财政紧迫就轻易增发会子，敷衍一时。但这必然招致物价的上升，物价上升使政府财政愈发艰难，接下来不得不继续增发会子。正面蒙受物价上升之害的，一直都是民众，特别是贫民。因此滥发会子造成的贬值，是谁都能一目了然的。民众对政治动向也抱有关心，甚至会对朝廷的人事变动作出敏锐的反应。当此之际，民众愿意接受的往往是在野党，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就是道学派。一般而言，从宋代开始，印刷渐趋容易，从前不易成为书籍内容的学者语录等，都能印刷并广为流传。此种语录之学，有类似于现今传媒机构的作用，虽然有非难认为，这一现象反映了对学问草率随便的态度，但它使大众接近学问的功绩也不能否定。

在野的道学派的政治议论，首先通过印刷物在知识阶层扩大，之后又以口头传播的方式在民众之间流传。物价腾贵是因为政治恶劣，政治恶劣则因政治家恶劣，若说政治家恶劣在哪里，那便是他们内心恶劣。圣人君子不在其位，小人奸邪占据要职，所以政治不清明。那么，现在谁是贤人？说来只有真德秀与魏了翁。当时国都有这样的歌谣：“若欲百物贱，直待真直院。”直院是直学士院，待遇同翰林学士，乃真德秀职名。

史弥远死后，理宗亲自开始改革政治，次年改元端平，力度之大，令人振奋，这就是“端平更化”（1234年）。首先，将真德秀与魏了翁召入朝中，凭资格无法直任宰相，故而任命为相当于天子顾问的翰林官。因录用深孚众望，都下民众引领以盼。而真德秀入宫后，先进所著《大学衍义》，谓政治之要义必须从“正心”开始，作了一番格调高雅的讲说后离宫而去。但之后经济并未有任何改善，物价也一点未下降。故而都人死心，续前句歌谣云：“吃了西湖水，打作一锅面。”翌年，真德秀任副宰相，不久逝世。魏了翁亦继而去官，大约两年后去世。

蒙古的兴起　理宗在位时，北方蒙古世界发生大变动，由此生出的波动终于迫近南宋国境，动摇了宋朝政府。

建立金国的女真族居住的满洲，不同于蒙古人居住的草原，毋宁说是森林地带，因此女真族不是游牧民族，而是定居的狩猎民族。他们与辽不同，对蒙古的沙漠草原地带没有兴趣，国家的发展方向也不是西向，而是南下，以至于侵入中国，占领华北。故而从前服从于辽国的蒙古地区没有出现霸主，而是陷入群雄割据的无政府状态。重新整编蒙古民族并建立庞大帝国的成吉思汗由此崛起。

在有戈壁之称的大沙漠周边称霸时，经常被当作根据地的是外蒙古的鄂尔浑河流域，古代匈奴，继而突厥、回纥，皆在此处设立基地。古代匈奴起于与汉相接的内蒙古东部，之后的突厥、回纥等中世游牧王朝，则皆起自西方而势力波及东方。该事实说明，游牧民族争霸战，原本就是与他们相接的南方地区的文化优劣之反映。

然而中世末期，从内蒙古东部的临潢（今辽宁省林西县）兴起的契丹族辽国，再次证实了东方的优越性。这归根到底说明的是，那里有制造武器所必需的丰富铁矿。满洲北部自古就有制铁业的事实，乍一看颇不可思议。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征服了在黑龙江流域广为分布的室韦族，而据说此地出产金银铜铁，人民善于制造铜铁器。1961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东南部的阿城县（今属哈尔滨市）发现了古老的冶铁遗址，证明这是事实。同时发掘的北宋神宗时代的元丰通宝钱，恐怕是在辽代大量流通的。其后女真族的金国崛起，也是在附近一带设上京会宁府。

辽统治蒙古族时担心他们变强，严禁输贩铁器给他们，而到金代，铁禁渐弛，尤其是金占有华北时，陕西地区发行的宋朝铁钱流入蒙古族之中。铁钱当然是铸铁，或许他们已经知道将铁钱重铸成锻铁或钢铁的技术了吧。有了大量的铁，就可以自由使用武器，因此可以说他们的势力也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

成吉思汗统一了沙漠以北的外蒙古的蒙古族，南下后首先降伏西夏。自北宋时西夏勃兴以来，这个国家就控制了西域和中国的交通路线，对过往的商队课以重税。因此西域的商队考虑避开西夏，穿过其北部的内蒙古沙漠，而后向东，到达辽的上京临潢府或燕京。在沙漠中旅行，毕竟需要适当的方法，或许是扩大商队规模，并充分准备足够的骆驼。因此，作为这条路线的要冲，安插在后世所指绥远附近的天德军得以繁荣，“天德”之名在后世的西洋地图上也必然会出现。这条路线有一段北上，先是进入内蒙古地区，再到外蒙古，构成了世界交通的一环，并促进了蒙古族的勃兴，最终使该地区成为成吉思汗发起大规模征服行动的根据地。

之后成吉思汗向金进攻，迫使金国从燕京迁都开封。混乱往南发展，蹂躏华北之际，汉人蜂拥而起，对掠夺土地的女真人纷起杀戮。此间兴起的军阀势力从属于蒙古政权，如封建诸侯般在各地树立起割据政权。当时的蒙古族也是根据封建体制扩大统治，因此认同相同性质的政权，认为在此基础上进行统治最为便利。其时，负责经营中国并被封为太师的是成吉思汗的得力部下木华黎。

之前辽灭时，耶律大石率领部族逃往西域，攻破西域霸者塞尔柱人，并扩张领土，在如今的新疆地区建立起西辽王国。这时，被成吉思汗打败的乃蛮部残党逃往西方，篡夺西辽国王位，成吉思汗听说他们计划对蒙古复仇，于是将经营中国之事全权交给木华黎，亲自领兵西征。

蒙古军一战扫平乃蛮势力，平定西辽旧地，接着开始攻略雄视西亚一带的土耳其系花剌子模王国。成吉思汗与他的四个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和拖雷，相继夺取以富强闻名的西突厥斯坦各城邑，打败并逼死花剌子模王，追讨王子扎兰丁，侵入印度北部。此外，蒙古先锋军进攻土耳其系的钦察部领地，同时与俄罗斯援军交战并将其击破。这是蒙古军与欧洲人交战的最初经验。此时，蒙古军征服的东西突厥斯坦地区大都交予二子察合台，形成了察合台汗国。

成吉思汗西征归来，吞灭西夏，其后欲攻打金国时染病而亡，终年七十四岁⁽⁴⁾（1227年）。蒙古族并不认为君主有权指定后继者，确定领导者时由强者在集会上推选，这与欧洲日耳曼民族的习惯相通，蒙古族将此集会称作“忽里勒台”。作为成吉思汗的后继者，第三子窝阔台在忽里勒台上被选中，即汗位。中国式的庙号为太宗，他承袭父亲太祖之志，立志征服金国，提议与南宋结盟，共同作战。

南宋理宗朝廷这次又重蹈了此前灭辽时的覆辙。宋对金固然有二帝被虏的深仇大恨，但比起之前勃兴时期的金国，新兴的蒙古是更加可怕的强敌，对于这点，宋廷似乎缺乏认识。金的末代天子哀宗被蒙古军赶出开封，逃至邻近南宋国境的蔡州，宋协助蒙军将之攻灭（1234年）。这自然是好事，但其后南宋见淮水以北并未确立稳定的秩序，错误地判断蒙古军会抛弃此地，于是发出恢复故都开封的军队，前进到黄河沿岸。故都及周边曾是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人口稠密，此时却因战乱而荒废萧条，呈现出不堪入目的凋零之景。宋军祭祀了附近的北宋皇陵，但陵墓在之前刘豫的齐国时代已被悉数盗掘。然而，宋军北上的情报一经传出，蒙古军不知何时已从四方集结而来，宋军大败逃归。此时违反条约的责任在宋，之前对金犯过的错误再次上演。

对宋而言，幸运的是尽管打破了和平，国境不断有小规模战争，但似乎蒙古军并没有大举入侵之势。这是因为元太宗转而进攻欧洲了。

蒙古的西征　指导这支远征军的是成吉思汗的孙辈。术赤之子拔都为总指挥官，太宗之子贵由和拖雷之子蒙哥也加入其中。蒙古军队首先蹂躏俄罗斯，然后进入波兰，于西里西亚的列格尼卡攻破波兰与德国的联军，长驱直入，逼近意大利，但碰巧太宗讣报传来，大军折返。是时，包含俄罗斯大部分在内的被征服地区，概与拔都为领土，根据其东邻的住民钦察部之名定国号称钦察汗国。

《元史·食货志》可见，这次远征之前，元太宗在河东道西京大同路与交城县建立冶铁之所（1236、1237年），目的无疑是给次年⁽⁵⁾开始的西征补给武器。无论何世，决定持久战胜败的最大要素都是军需品的补给。因为战争无非是消耗的竞争。蒙古军队进攻到欧洲深处，战争不断、消耗不断，却丝毫未显衰势，是因为后方不断有武器供给。由于中国在宋代以后引入煤炭冶铁法，原料铁材的生产量居世界之冠，而中国的生产力则成为蒙古大帝国建立的基础。

蒙古的太宗在位十三年，终年五十六岁。据说他酗酒，自知其害却无法控制，故而早死。太宗死后，皇后乃马真担心召开忽里勒台推选后继者时发生异议，便自己摄政，强行坚持四载。其后，乃马真皇后主持召开忽里勒台，成功推选其子定宗贵由为大汗（1246年）。然而定宗在位三年即死，继承又成问题。定宗皇后海迷失模仿母后故事，自己摄政，行使大权两年。不过这次不像之前那么幸运，有实力的王公贵族撇开海迷失后召开忽里勒台，推戴成吉思汗幼子拖雷之子蒙哥为第四任大汗，按中国的习惯称宪宗。表示不满的定宗皇后被新政权杀死。

蒙古族有幼子继承的风俗，年长诸兄依次分家，而幼子因与父亲长期共居，父亲死后，自然就继承父亲的全部财产。拖雷最受成吉思汗喜爱，一直共居，故未分得自己的领地，而大汗之位又被太宗一系攫取，拖雷仅得到中国内地的很小封地。此时拖雷之子蒙哥能成为大汗，也是因为王公们都很同情他。

但因汗位世袭制并未确立，大汗直接管领的蒙古与华北区域，未必都能由子孙统治。因此宪宗计划扩张领土，作为子孙永久继承的封地。

宪宗令其弟忽必烈攻略中国，又命三弟旭烈兀进攻西南亚。旭烈兀依次征服从阿富汗到伊朗、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土耳其割据诸侯，攻灭了名目上的主权者—以巴格达为首都的萨拉森帝国的末代哈里发谟斯塔辛（1258年）。进而平定叙利亚地区，建立伊儿汗国。

另一方面，忽必烈攻入南宋领土，经四川、云南，征服西藏，怀柔当地喇嘛，并将之置于保护下，进一步平定中南半岛。至此，南宋已被蒙古势力从三面包围，任谁都能看出，南宋的衰落只是时间问题了。

贾似道的时代　南宋理宗为宁宗养子，作为模范青年，前途备受瞩目。老宰相史弥远死后，始得机会亲理百政，着手录用大儒，进行有端平更化之称的政治改革，但其结果却与期望完全背离。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儒教思想毫无招架之力。失望的青年天子转而成为虚无主义的游荡天子，在宫中大行宴游。宦官得势，大兴无用建筑，拼命博天子欢心。对此，都下学子标榜道学，不断攻击当局的颓败无能。临安知府见学生运动肆虐无序，欲以强力镇压，而学生愈加拒斥，企图举行联合罢学，沸反盈天。最终政府为了安抚学生，只得罢免知府。

与此同时，物价益发高涨，人民如蹈水火。在史弥远时代，理宗内心未必有多舒畅，但他想到当时人们对政治的评价虽差，时局倒还能收拾，便决定任用史弥远之侄史嵩之，希望重现强权政治。察知此事的太学生们，以史嵩之正居父丧为由，攻击说即便有天子之命，夺情任显职仍是不孝之极。朝臣中也有响应者，优柔寡断的理宗不知所措，最终只得取消任命。对南宋而言，幸运的是蒙古太宗死后有四年无后继者的空位期，定宗死后又有两年空位，政局持续动荡，对外行动受到掣肘。然而宪宗即位后，蒙古再次开始积极政策，国际关系骤然紧张。

蒙古大汗宪宗已开拓西藏至中南半岛一带新领土，欲分三路攻打南宋。一旦准备就绪，便亲率大军进攻四川，令其弟忽必烈自正北方直取长江中游，副将兀良合台自中南半岛入侵广西、湖南；三军会师长江流域后合力东向，欲横扫南宋。然而，宪宗在四川平原遭到宋军顽强抵抗，未能到达重庆即病死军中，其部队只得撤回本国。

另一方面，忽必烈在今武汉渡过长江，包围鄂州城。南宋理宗贵妃贾氏之弟贾似道督率诸军，组织防卫，与蒙军对峙。忽必烈已知宪宗死讯，犹敢盘踞此地，是为了获知西南偏师的信息。结果，兀良合台虽已进入湖南，却未能与忽必烈会师，到江西后才渐取得联系，于是定下日期，准备渡江北归。而侦明此事的贾似道率大军与北归的蒙古军战于长江，趁地利取得相当的优势。

此番蒙古大举入侵，南宋朝野震撼，恐慌无极。蒙军纵然是因宪宗之死才撤回，南宋朝野却恢复了自信，贾似道因战功被大肆宣扬，一跃成了时代英雄。他进入中央政府，成为宰相，获得理宗无比的信任，一手掌握了军政大权。从这时起，直到南宋灭亡，出现了大约十五年的贾似道时代。

他在南宋的地位，可比北宋时的蔡京。但与蔡京在徽宗面前的一味卑躬屈膝相反，贾似道保有大臣的矜持，有时甚至态度不逊。理宗身后无子，其弟之子度宗即位时，贾似道宛然以辅弼成王的周公自居，加太师位，封魏国公，于西湖以西的葛岭构别墅而居，十日朝觐一次，仅处理政务。不过要说政治如何，较蔡京常与宦官沆瀣一气，贾似道运用权术抑制宦官，不许他们在宫中轻举妄动。又一改从前外戚干政的情况，在贾似道的威权面前外戚地位沦落，不敢混淆公私。更令人吃惊的是，此前动辄以联合罢学威胁政府、置喙人事并左右舆论的学生运动也被封禁，学生们唯唯诺诺，听从学官指导。“其术盖有过人者”，时人如此评价。

贾似道利用在政府内的坚固地位，开始实行安定经济的新政策。当时通过正规的两税，无法为北方边防军队提供足够的兵粮，所谓的和籴实际上是强制征购米谷，在民间引起不少骚乱。贾似道想出的一劳永逸之策是收买公田，即向民间大土地所有者强制征买三分之一的土地，作为公田由政府经营，所得收获则供给军队。贾似道认为，设置公田时虽不免骚乱一时，但却能为将来长久安定的财政运营提供基础，遂在当时谷物产量较高的浙江西岸六府州实施。

政府经营大规模土地，并未将租地人当作农奴。至于当时征收地租成为可能，则是因为大土地所有形态已完全改变。当时的大地主多为居住在都市的富豪，对土地等并无兴趣，只是每年要收取充当地租的米谷。因此他们与佃户立约，缴纳地租之外，并不干涉土地的使用方式。所以，随着耕作集约化，土地生产力得到提高，同时佃户也成了小地主。也就是说，佃户将租来的土地转租给劳动者，再收地租，只要把其中的一部分交给土地所有者即可。实际上，随着经济环境复杂化和农作物多样化，土地被细分后散落各处，大地主不可能留意到土地上的每个角落，也不可能向每个佃户发送指令。因此，干脆承认佃户的独立经营权，自己则成了食利的资本家。可以说，资本与经营已分离，这也正因佃户原本就是自由民才可能。就此而言，也绝不能说佃户是农奴之类的存在。

只有在这样的大土地所有形态之上，贾似道的公田政策才有可能出现。政府向过去的所有者征购部分土地而成为地主，土地经营还是交给之前的佃户，只是改由政府征收作为地租的谷物。由于这种地租的性质为佃租，政府征收的税率必然高于其他地税。故而即便是在邻接的区域内，也产生了公田（或曰官田）与私田向政府缴纳谷物多寡悬殊的结果。这在南宋政府持续时期也还好，不久南宋灭亡，进入元代，官田与私田之本意被遗忘，只留下两种不公平的税率。该地的历代官吏与民间，必然苦于过重的地税和因不公平而产生的不满舆论。

为解决由不兑换的会子跌价造成的物价高涨问题，贾似道推出的新政策是发行可兑换的新纸币“关子”，并逐渐废除会子。据当时的记录，此项政策与之前的公田一样，也令民间颇为不满，物价反而一味走高。要结束百余年间交替持续的通货膨胀政策，自然难免一时的混乱。不幸的是，还没来得及观其效果，南宋就已灭亡，所以我们也没有用以确切判断该政策的史料了。

元的统一　为整顿南征大军而撤退的忽必烈，驻扎在东蒙古的开平。另一方面，宪宗的直属部队守护宪宗灵柩，撤到外蒙古的根据地和林，与驻守在那里的宪宗之弟阿里不哥会合。至此，蒙古有了两个中心，开平的忽必烈与和林的阿里不哥争夺大汗之位的态势已经形成。如果号召西方诸汗国的实力王公召开忽里勒台，形势必然对阿里不哥有利。但控制资力最丰富的华北地区，得以利用其人力物力的则是忽必烈，他决意只召集倾向于自己的实力王公到开平参加忽里勒台。如此一来，他果然被推戴为大汗。接着，忽必烈更进一步，宣称蒙古大汗也是中国皇帝，以燕京为都，称大都。为了统治中国，构建了以中书省为中心的新政府，任用以汉族人为主的官吏。同年建元，定年号为中统（1260年），不过国号依然是大蒙古国，取自《易经》的国号“大元”还在十年之后。忽必烈的庙号“世祖”是他死后不久定的，而追尊先祖成吉思汗为太祖、窝阔台为太宗，以及其下定宗、宪宗，则是第七代武宗时的事（1309年）⁽⁶⁾。由此可知，尽管出现了世祖忽必烈这样胸怀远大的君主，蒙古民族的汉化一时还很难实行。

对于世祖即位，阿里不哥为首的和林派王公一起反抗，决定推举阿里不哥为大汗，至此，两派冲突已不可避免。世祖一方有中国资源的支持，因而在对抗中占据优势。最终阿里不哥战败乞降，兄弟虽告和解，但支持阿里不哥的诸势力，特别是太宗窝阔台汗的子孙依然心怀不满，为后世埋下祸根。

平定和林势力后，世祖再度对南宋发起积极攻势。南宋鉴于之前蒙军轻而易举蹂躏内地州县，倾国力加强了国境的防卫。蒙军不能像以前那样凭奇袭轻易取胜，不得不发起正面攻击，集中攻略南宋防卫最为严密的襄阳城。襄阳在湖北东北⁽⁷⁾部，与河南接壤，居长江支流汉水要冲，乃南北分裂之际的必争之地。

双方在襄阳攻守死战六年，以南宋守将吕文焕的投降为终结，此间宋朝倾注的举国物力人力全部化为泡影。南宋自恃坚固的第一线一经溃败，蒙军即以狂澜怒涛之势席卷内地，迫近首都临安。

当时虚弱的南宋天子度宗已驾崩，其子恭宗赵㬎幼年即位，由祖母谢太后辅佐。舆论不断以专权和战败责任弹劾宰相贾似道，最终后者流放福建，又被杀于当地。在元代编纂的《宋史》中，贾似道与蔡京、秦桧、韩侂胄共入《奸臣传》，不过像奸臣的只有蔡京，其他三人应该说是权臣，而非奸臣。由此可知，影响《宋史》的道学思想何其偏颇。当时甚至有议论称，王安石也该入《奸臣传》。

贾似道被流放后，南宋朝廷没有一人能承担责任，只得陷入混乱。大臣一个两个地潜逃，后任刚补上又逃走。于是，年轻人意外登上宰相之位，文天祥即其中之一。正如世人所知，后来他出使蒙古军营时被扣留，逃脱后在江西举兵勤王，战败遭虏，最后被送往大都杀害。

摄政的谢太后对群臣彻底死心，最终在蒙古军统帅伯颜阵前投降。同是首都降伏，南宋与北宋有很大不同。据记载，南宋政府的府库财宝和宗室、大臣被送往北方时，临安人亲眼目睹这样的大事件，却不罢市，照常经商。

恭宗的兄弟帝昰、帝昺由张世杰等军人拥出，逃至海上，相继称帝，计划复兴宋室，但回天无力，最后的残存势力于广东崖山海面全军覆没。这是都城陷落、政权崩溃三年之后的事。

历史的反复　有宋一朝，共延续三百一十七年命脉，南宋占一百五十年⁽⁸⁾。宋代历史与文化，长期垂范后世。宋代的政治要适应崭新的近世社会，必然产生异于从前的形式。因此，朱子所著、堪称宋人传记集的《宋名臣言行录》，作为后世中国政治家处世方略的指导书而广受喜爱。唐以前人物的行为，则早已不适合近世人。宋代的人物若生活在清末，也不觉奇怪；反之，清末的曾国藩若生活在宋代，亦不使人有多少不协之感。

宋代的文化、社会高度发达，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飞跃性的进步，这也是事实。内藤湖南博士特别强调这一点，其学说影响之大，甚至欧洲产业革命文化也被压到与宋代文化相当的程度。文化进展既已停顿，之后的历史不过是反复。事实上，宋代以后的历史即可见到反复的现象。

宋在与北方民族对抗的同时，展开了自己的历史。但其间社会内部矛盾积蓄，产生了老化现象，最终在与北方辽、金、蒙古等后起势力的竞争中败亡，中国迎来了元王朝的统治时代。若将宋至元当作一个周期，其反复者即之后的明、清两代。明朝恢复了汉人的天下，以再现宋王朝为己任，但也与北方的鞑靼民族持续抗争。最终，明王朝也伴随着老化，逐渐不敌取代鞑靼的清王朝之攻势，顷刻而亡，又开始了大清帝国称霸东亚的时代。

这样看来，宋的反复乃明，元的反复乃清。再者，这四个王朝都是近世王朝，从这点而言，大可说后续的三个王朝都是宋的反复。对历史这门学科，从各个角度加以重新研究与讨论，可以获得更深入的理解。在此处进行这样考察时，根本的标准是宋代的历史。我为宋代花去大量篇幅，或许超出了必要，但也是基于这样的理由。

(1)　将临安定为行在应是1129年，1138年定都于此。另1138年金撤销伪齐，把包含东京开封等三京之地的河南、陕西归还南宋。

(2)　上杉鹰山（1751—1822年），江户中期的大名，出羽国米泽藩第九代藩主。因外祖母为米泽藩第四代藩主之女，十岁时成为米泽藩第八代藩主的养子。在位期间厉行节俭，推广平民教育，推行经济改革，为后世称道。

(3)　宣宗应为章宗异母兄。

(4)　应为六十六岁，1162—1227年。

(5)　西征开始时间应为1235年。

(6)　太祖、太宗、定宗及宪宗的庙号应该均为忽必烈时所定，武宗时加谥成吉思汗。

(7)　应为西北。

(8)　以1276年临安陷落为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