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代

古代史研究法　我想提醒诸位，在学习与日本古代史极为不同的中国古代史时，首先必须有相应的心理准备。而这并不仅限于中国史。古代是悠久的过去，因而缺乏适当的史料，就算有，也很难理解，就算理解了，很多时候史料的价值也很值得怀疑。因而其研究方法与史料齐备的中世，以及史料多得难以取舍的近世相比，自然要有所不同。

首先成为问题的是，关于古代的记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信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对古代人来说，记录并非出于要将史实传达给后世的动机，而更多地只是为了达成当时的现实目的而留下的痕迹，与后世史家出于学术思考写下的著述迥然不同。因而就算是儒教经典中记述的神圣事迹，在今天看来也有很多难以当作史实的可疑之处。

在老一套的中国史中，古代史以黄帝、尧、舜、夏禹王的顺序开始，其中黄帝、尧、舜可能是虚构的人物这一点早就受到批判，而夏以后的历史则一般被认为大概是真实存在的。夏禹王的事迹虽被详细记录在儒教经典《尚书·禹贡》中，然而根据我的思考，这一篇的内容实际上肯定是创作于秦朝到汉初时期。大约四十年前我整理发表了这一想法，而今天我仍能充满自信地主张这一点。

夏殷时代　那么，是不是将夏这一时代抹消掉也可以呢？却也不能简单地这么说。所谓夏王朝定都的安邑位于山西省的西南端，这里因有著名的盐池，恐怕从太古开始便是一处经济中心。有理由推想，在殷王朝兴起之前，这一带有一个叫作“夏”的富裕的都市国家，关于它的记忆经由殷代传到了周朝。

不过，中国学术界的最近倾向是认为中国的历史在非常古老的过去便已开始，因而想承认夏王朝是实际存在的，以至于要将传说对应到考古遗物上加以解释。如果这种做法是出于国粹主义，那么在参考时就必须十分谨慎。

今天一般认为，自被认为是继承了夏的殷代开始，确实存在过的王朝是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不过，对殷代历史的具体内容我们真正明白多少，又会冒出许多疑问。

首先，关于殷末期首都商邑的位置，一般认为位于发现了据说是殷代王陵的小屯村一带的高地上。但据我看来，小屯村附近虽然是殷代的墓地，但却很难被认为是都市的遗迹。我认为，都市一定是位于远离墓地、靠近黄河的平原中央，也就是现在的安阳市一带。而且在商邑的“殷墟”上，卫国不久便建起了都城。因此如果进行考古发掘，应该能够发现殷都重叠在卫都之下，在小屯附近一带的墓地中，还应该有卫侯的墓与殷王的墓一起被发现。以上是我个人与众不同的见解。

众所周知，作为殷代的史料，有所谓甲骨文字或者“卜辞”。但要说它们究竟传达了多少殷代的史实，那么怀疑的理由可以说要多少有多少。首先，刻了文字的龟甲兽骨真的全部是占卜用的遗物吗？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书写文字和实施占卜必定需要长年累月的练习，因而让人担心这些是不是用于练习后堆积的残骸。

在西亚，书写时使用黏土板，写完后晾干使其坚固。而学习书写时也使用黏土板，不过在学习之后马上重新揉捏黏土以再次使用，因而很少会存留下来。即便如此，据说还是发现了可以肯定是学习用的黏土。那么中国的情况呢？学习书写的材料应当还是甲骨吧。学习需要长年累月，因而写过的废甲骨应当达到了庞大的数量。然而这些废甲骨是怎样处理的呢？从后世的情况来推断，如果是记载神圣的文字的甲骨，应该不允许随便丢掉。有理由推想，废甲骨应当是集中在一起，被埋到了不影响他人的地方。如果发掘出这样的东西，该如何将它们与占卜所用的甲骨区分开呢？

甲骨文　接下来产生的问题是，甲骨文字都是殷代的东西吗？占卜必定是作为独门秘技被继承下来的，所以文字的形式被原样传承下来，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用龟甲占卜却贯穿整个周代，甚至一直延续到汉初。后世的东西在出土时怎么与殷代的东西区别呢？根据我的想法，甲骨文中有着并不是很原始的变形，并且其文词的内容中也确实夹杂着与殷代并不相称、像是很久以后的时代的思想。面对苦心孤诣解读让人一头雾水的古文字的先学，这种话实在很难说出口，但我绝不是故意刁难。对于以后有志于斯道的后学，我感到有义务将这些话先说在前面。

考古学　这样一来，下一个问题就是考古学对中国古代史能够作出什么样的贡献。属于地质时代的北京人暂且放到一边，1923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在河南、陕西发现的彩陶（彩色土器）反映出，西亚文化一直传播到了中国，受到学术界的瞩目。特别是安特生在河南省渑池县发掘的仰韶遗迹，被看作是彩陶文化的代表，从而出现了“仰韶文化”这一名称。彩陶文化后来过渡到黑陶文化，这一时期的代表性遗迹是山东省历城县城子崖的龙山遗迹，其所代表的龙山文化一直分布到朝鲜及中国台湾。这一文化被认为是连接着殷文化的，但更为详细的情况尚不清楚。

殷代属于金属器时代，但对于金属中最初出现的青铜武器和容器的起源，还没有什么确切的了解。不过从普遍的文化发展状况来看，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确信殷代的青铜并不是自己的发明，而是受到了外部的影响，并且其根源应当和其他文化一样，都是在西亚地区。

殷周革命　一般来说，中国历史事实中确切的部分，似乎可一直追溯到殷周革命。根据古代记载，殷从其祖先汤王开始，到第二十八代时出现了纣王，纣因宠爱妲己致使政治紊乱。正好此时周在西方崛起，其先祖由山地南下，定居于渭河盆地，建立了都市国家，在文王时开始强大。文王之子武王纠合邻近的异民族进攻殷，攻陷了殷的首都商邑（在今河南省），并杀死纣王。随后武王回到根据地固守国都镐京（在今陕西省），一直延续到第十二代幽王灭亡为止，是为西周。武王之子成王时，其叔父周公营建洛邑作为别都，负起监视东方诸侯的任务。而幽王灭亡后，其子平王逃到此处定都，之后便为东周。

关于纣王，与之类似的故事在其以前和以后都有。之前有夏桀王的故事，说桀王溺爱妺喜而使国家大乱，为殷的汤王所灭。之后有周幽王的故事，说幽王宠爱褒姒，对她言听计从，结果失掉人心，遭受异民族的入侵而灭亡。三者必定来自同一渊源，那么要说哪一个是原典，在这种情况下，时代最靠后的应当是原典，其内容陆续被投射到较古老的时代，因而产生了好几个改编的版本。这么一来，可以推测，最初有了幽王的故事，而纣王的事迹是二次的投射传说，桀王的事迹则是三次的投射传说。这不仅限于小说，在被当成史实讲述的英雄传记中也必定有类似现象。

将纣王的故事和幽王的故事相比较，幽王的故事要可信得多。幽王在之后的历史中有春秋时代紧接其后，与后世的历史具有关联性。尽管纣王之后直到周幽王为止的历史有着巨大的空白，纣王这一部分却例外地有清晰的影像，从遥远过去的星云中浮现出来，这怎么想都很不自然。虽然幽王之前还有宣王的故事，但仔细观察便能发现，这其实也是孤立的故事，与前面和后面都接不上。

如果要从两个故事中得出事实，大概应该是这样吧：殷代末期，崛起于西方的未开化民族周受到更加不开化民族的压迫，逐渐被排挤到东方的平原上，其间也有消灭发达国家殷的武功。而这便结晶为武王的英雄传说。然而在同时，周的根据地也被异民族夺走了，这便成为幽王的昏君传说，并不得已留在了周民族的记忆中。在这种情况下，光辉的胜利故事大多夸张地流传下来，而灰暗的战败故事则作为微弱的声音残留下来。后来应当是两者分离开来，而光辉的故事被放到灰暗故事之前的遥远过去了。

周的封建　所谓周武王封建的事迹，也有让人难以轻易相信的地方。根据古代记载，武王灭殷后将其弟周公封到鲁国，将召公封到燕国，分别守卫东方和北方的国境，又将其弟康叔封到卫国，让他在殷的遗迹上建都。而到了下一代成王，又将王弟唐叔封到唐国，其子继位后改称晋侯。此外又有郑侯，据称其祖先是幽王的叔父。

我怀疑这一系谱没有反映真实情况。我认为这是后来编造的，不外乎是将从东周初期开始的周与诸国的同盟关系表现为亲戚关系。这种将国际关系置换为亲戚关系的思维方式似乎是中国独有的，宋代也将与辽的盟约作为兄弟关系，接下来南宋与金之间则定为叔侄关系。在东周之初，与周关系最亲密的是距离最近的郑国，因而在这一同盟中将郑的祖先定为幽王的叔父，这应是最为古老的吧。随后周与卫国建立了同盟，便将其祖拟为武王之弟。接着，鲁被当作武王弟弟周公之子伯禽所建之国，接下来晋国强大后周受其保护，因而将晋作为成王之弟所建之国。如果对方是异姓的国家，比如齐，在桓公成为霸主后，其祖先太公望是文王、武王之师这种算不上系谱的系谱也被编造出来了。

都市之神的系谱　其实与此相似的事在希腊的都市国家之间也发生过，只是希腊是以都市的守护神来代表都市，编造出了神与神的系谱。众神的系谱反映了希腊都市国家间同盟关系的推移。

古代希腊的都市国家都有各自的守护神，在强有力的霸权国家的守护神之间出现了系谱。最初的霸主是奥林匹亚，其神宙斯便在诸神之中占据了最高的位置。接着，海上都市波罗斯的神波塞冬成为宙斯的弟弟。随后成为同盟霸主的是德尔斐，其神阿波罗便成为宙斯之子。接下来变得强大的斯巴达的神阿尔忒弥斯成为阿波罗之妹，而随后强大的科林斯的神阿芙洛狄忒又成为其妹，最后称霸的雅典的神则成为最小的妹妹。

中国古代的都市国家也有各自的守护神，比如宋国的神是大辰，因而宋被称为大辰之虚。同样，陈被称作太昊之虚，郑被称作祝融之虚，卫被称作颛顼之虚，鲁被称作少昊之虚。表示这些神关系的系谱今天并不明了，但有的被说得像是正统的最高统治者。这些传说恐怕是在周民族入侵之前流传，还没有最终完成便被周的入侵打乱，最后终于被忘掉了吧。其后形成的则是假托于周的系谱的一系列亲戚关系，对想要当作亲戚也找不到办法的齐、楚，师徒关系就被编造出来了。其实师徒关系受到重视是在很久以后—恐怕是始于春秋末期孔子的时候。

周的东进　归根到底，我认为不论是周武王灭殷建周，还是幽王灭于西方，以及其子平王东迁洛邑，都不过是传说。但我相信这些传说有一个核心的史实，那就是一场历时多年的民族移动，即周民族在今天的陕西一带受到异民族的压迫，被排挤到东方，又征服了原住的殷系统的都市国家。殷被灭的年代，可以推测为所谓周室东迁的公元前770年前后。

我还怀疑武王平定东方并将亲属分封到各地建国的说法。我认为，这是在周民族建立的都市国家中出现较为强大的都市，并形成同盟关系后编造的系谱，与希腊诸神的系谱异曲同工。

研究古代史的态度大体上可分为两派，一派是信古派，一派是疑古派。信古便是对写下来的文字尽量不加怀疑，遇到矛盾之处，才不得已将两者分别长短，但绝不夹杂臆测。中国的传统学风基本属于这一派，遵守《论语》中“信而好古”的教训。

疑古派史学　疑古派则与此相反，不管多么古老的记载，也不管有多少人相信，只要不合道理便加以怀疑。只是怀疑也各有程度，从尽量尊重传统的折中派到有罪推定的极左派，各种各样的派别中，我这样的恐怕属于左派。虽说如此，却也并不是要抹杀一切，只是有这样的洁癖—怀疑再怀疑，只相信怀疑到底后剩下的东西。

大体来说，古代史的年代有越研究越缩短的倾向。历来日本的正统古代史观在纪年上要比实际早六百数十年，现在这已基本成为定论，而得出这一结论则花了五十多年。

西亚的历史同样有研究越是进步年代就越缩短的倾向。比如据我所知，古代史上的大人物巴比伦的汉穆拉比大王的年代，在1880年是前2300年代，到1916年则向后调整到前2100年代，在1934年变成前1950年乃至1900年，到了1960年又向后修正到前1700年代。大略算来，每研究一年就缩短十年，有趣的是日本的纪年大概也以同样的比率缩短。如果认为在尚古癖不逊色于任何其他世界的中国，古代编年中没有任何水分的话，这种想法不是很奇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