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唐

唐王朝的性质　唐代大约三百年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前期和后期。高祖、太宗与高宗父子相继之后，由于则天武后的篡夺而发生了意外的中断，而镇压这次骚动并中兴唐朝的则是玄宗，至此为前期。前期的唐，位于始于北周而为隋所继承的武川镇军阀政权的延长线上。虽然隋唐的皇室都声称自己是汉人，但其实与之前北周的宇文氏没有多大区别，拥有异民族气质浓厚的所谓汉胡混血的血统，甚至有人说就是异民族。比如隋炀帝与父妾私通，唐高宗将父妾武氏立为皇后等，从纯粹中国的立场来看，完全是骇人听闻的乱伦行为，但在北方游牧民族之间却是极为普通的习俗。

在与日本的关系方面，唐代因为制定实施了日本王朝时代法律的样板“律令”，特别受到注意，甚至有将两者都称为“律令时代”的说法。但实际上，律令在中国早自汉魏、晚至明清都得到实施，并非只限于隋唐。其在日本之所以被注意，似乎更是因为唐代律令中包含的土地制度，即均田法。

不过，北朝所实行的均田法，远承三国魏的屯田法和西晋课田法之后，直接始于北魏，其后为周、隋所继承，一直到唐代。而这一制度及其实施方法，其实并不是很清楚。因为当时的法典没有完全流传下来，另一方面，虽然最近敦煌文书等基本史料被发现，但关于应该如何理解，有着很多不同意见，现在无法把握此法的全貌。因而必须事先声明，以下内容只是在我理解的范围内介绍我的看法，绝非得到了所有人的赞同。

首先，我注意到的事实是，均田法并不是在全国同样实行，而主要以华北中原地区为中心。其次，这一土地制度有着漫长的历史，而唐代已相当于其末期，包含了众多矛盾而濒临崩溃，绝不可能按照法律字面得到实施。我想首先从均田法即将崩溃的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的统计开始解说（见表2）。

表2　755年户口统计

表2中，万以下的数字都被舍去。最初的“应不课户”，是指与课没有关系的户，换言之就是与均田法没有关系的户。正如北朝法律中的“不受地者不课”所示，这是贯穿整个均田法的原则。也就是说，从政府那里接受土地之后才会产生“课”的义务，如果没有接受土地，就完全不用负课的义务。那么应不课户有哪些种类呢？首先是王公贵族和高级官僚，他们的耕地是祖先留下来的永业田，或者天子的赐田等，不接受政府分配的公田。其次是坊郭户，也就是住在市区的工商业者，他们在原则上也不接受耕地的分配。接下来第三种，在长江流域以南，有的地方从一开始就不实施均田法，而采用其他税法。如果不是这样，怎么计算都不可能有三百五十六万这么庞大的数字。

课户的身份　从政府那里接受分配耕地的，则被称为“课户”。因此课户是一种身份，与接受土地面积的多少没有关系。而课户内的丁男，则自动成为课口或户丁，其义务是每年缴纳田租，包括粟二石、绢二丈、二十天力役，以及四十天以下的杂徭。这一义务也与受田面积无关。不过就算是课户，如果户内没有丁男，也不能承担课的义务，这被称作“课户见不输”（虽是课户但目前不输粟等），有时也被称作“不课户”。因此不课户与应不课户不同，前者是临时不课户，而后者是本质上的不课户。只是这两者有时被混为一谈，因而需要注意。

承担课的是课口，平均每课户中有大约一人半。课口以外都是不课口，但上表中将不课口放在应不课户的后面，实在容易混淆，其实多数不课口都是课户的家人。课口与不课口合起来便是天下的总人口，而口数比两者加起来还要多一万，乃是两项中被舍去的部分相加的结果。部曲、奴婢等贱民，应该都被算在不课口之中了。

那么，是不是课户以外的户完全没有租税负担呢？并非如此，他们要缴纳财产税。天下的户按照财产多少被分为从上上户到下下户九等，唐中期以后，上上户要缴纳四千钱，以下每低一等少缴五百钱，至下上户缴纳一千钱，而下中户缴七百钱，下下户缴五百钱。这是非常不公平的递增税率，相对于最下等的户，最高等的王公贵族的税率也只相当于其八倍。据说，在此以前的玄宗时，税还更轻，中下户四百五十二钱，下下户二百二十二钱。但即便如此，对贫穷人家来说，肯定也相当难受了。

课役，也就是租调力役，是与户税原则完全不同的税法。课役的基础是徭役制度，在现实中，租与调有时被分别换算为十五天的力役，与本来的二十天力役合在一起，每年一共要服役五十天，这是最初的形态。这与当时的大地产庄园有着酷似之处，而所谓课户，可以说是政府拥有的部曲。

与此相反，户税是根据财产的多少以货币征收的，可以说带有资本主义色彩，因而是以庄园主和大商人等自身没有课役义务而经济实力雄厚的人为对象。不过课户也多少有一些资产，因而不免要作为八九等的下户被征收小额户税。

在唐朝的财政收入中，户税所占的比重最初很低，但中期以后逐渐加大，并且设立了新的税种。德宗初年（780年），将历来的各种税役合而为一，颁布了两税法，而这与户税是基于同样的原理。在摆脱中世徭役制度，摸索取而代之的新制度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唐王朝的性质。

太宗的业绩　唐高祖在即位后的七年间，将天下群雄全部讨平，完成统一，而其间功劳最大的是次子李世民。在即位后的第九年，高祖让位给李世民，成为太上皇，而新天子便是被称为旷世名君的唐太宗。的确，平定天下时，太宗作为军人展现出了优秀的才能，但这也是有背景的，即北周以来武川镇军阀的团结。而且在必要的时候，唐一度向东西魏时开始在蒙古地区兴起的突厥借来援军。但天下统一之后，突厥反而成为唐的不速之客，以致带来麻烦。

正如太宗自己所说，守成之难不亚于创业。太宗在位、年号贞观的二十三年，被称为空前的太平盛世。但这与其说是因为天子有德，不如说是因为赶上了好时代。从当时的户口数来看，隋炀帝大业二年有八百九十万余户，而在太宗之初仅有三百万户。在大乱之后的复兴时期，各个方面都需要劳动力，因而没有失业问题。而且战乱导致的东西交通长期隔绝刚刚结束，西亚方面对中国的特产丝绸有着强烈需求。不过，北方的游牧民族突厥阻碍着东西交通，将新疆沙漠边缘的都市置于支配之下，企图征收高额的通行税。于是太宗派遣将军李靖、李击破东突厥，降伏突利和颉利两个可汗，并令其部众守卫北方长城；又灭掉位于新疆东端的高昌国，改设西州，让其监视沙漠的各个都市。到了接下来的高宗时期，唐又派遣将军苏定方，平定西突厥，将直到与波斯接壤的地区置于统治之下。由此东西贸易趋于繁盛，而此时西方的白银作为丝绸的货款流入中国，为中国经济带来了好景气。

唐室内讧的背景　唐朝初期，朝廷的官僚大体上有三种出身。第一种是北周以来武川镇军阀系统的旧贵族，代表是长孙氏。第二种，是趁着隋末大乱从民间崛起、因功登上高位的人，代表是李。他在隋末随群盗而起，在投降唐朝以后，因战功而位至宰相。李本姓徐，随唐室改姓李，本名世，为避太宗“世民”讳而改名李。中国人改姓是很大的事，说明他原来身份低贱。第三种是中国的土著豪族乃至贵族，被称为郡望。他们大都以可追溯到汉代的古老门第为荣，在南北朝战乱时期藏身地方，培植自己的经济基础，到了和平时期，又以地方为立脚点，进入中央政府，寻求显达的地位。在长期的历史中，这些贵族之间自然形成了全国性的排名。在唐代，崔氏和卢氏被认为是地位最高的名族，按照贵族社会中的评价，和他们相比，天子之家李氏也不值一提。另外还有一些人，虽然门第并不高，但因为唐以关中为都，他们沾了首都繁荣的光，实力急剧上升，成为豪族。高宗的皇后武氏和中宗的皇后韦氏，之所以能拥有巨大势力，并非只凭个人才智，还因为武氏一族是并州的豪农，移居长安后负责经营天子的私有庄园，而韦氏则是长安的土著豪族，同族都在背后支援她们。

则天武后　太宗之子高宗即位后，将太宗的妾、已经成为尼姑的武氏带回宫中，加以宠爱，并用作秘书⁽¹⁾，其间武氏开始在宫中扩张势力。最初是与宫中的对手皇后、贵妃⁽²⁾等争斗，相继将她们杀死，接下来又与朝廷的大臣等较量，最终将外戚的元老长孙无忌流放并杀掉。长孙无忌的祖先出自北魏皇室，是历经西魏、北周和隋的名门，其妹妹被太宗立为皇后，因而是唐初地位最高的贵族。这样的人，败给武氏实在是很丢脸，武氏则借此掌握了朝廷的全权。高宗死后，武氏立中宗为帝，但不久又废掉中宗，自己即位，将国号改为周，这便是所谓的则天武后。

武后夺权本来是很勉强的事，因而在蛮干一次之后，必须继续蛮干下去。她将抱有敌意的反对势力、唐的宗室，以及世代功臣之家等逐个打倒，并诛其同族。但长远来看，这可以说对唐皇室产生了好的影响，因为此后唐皇室得以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甩掉负担，自由施政。

改国号十六年后，武后年龄到了八十二岁，宰相张柬之等举兵，杀死武后的侧近，迎中宗复位，武后则在幽禁中去世。然而，因为肃清并不彻底，残存在宫中的武氏势力，与中宗的皇后韦氏联起手来，韦后宛如武氏复活一样君临朝廷。宰相张柬之等因为失策，被韦后用计杀死⁽³⁾，随后察觉到韦后形迹不轨的中宗，也被毒死。中宗有一个弟弟睿宗，曾在武后时被立为名义上的天子，此时其子李隆基举兵，将皇后韦氏及其侧近，以及武氏的残党等，一股脑杀死，迎父亲睿宗复位。即位三年后，睿宗让位给李隆基，这便是在位长达四十四年的玄宗（712年）。

玄宗朝的荣华　之前武后曾肃清旧贵族，现在盘踞宫中的传统势力又被一扫而空，唐王朝在玄宗的带领下迈出了重生的第一步。朝廷的人才选用也不为旧套所束缚，能够比较自由地进行。玄宗在位初期的太平时代，因其年号被称为“开元之治”，而此时的宰相姚崇、宋璟都是没有背景的官僚。

玄宗在位初期，在经济上也是好景气的时代。唐代最初的户数是三百万，到高宗时达到三百八十万，而到玄宗末期达到了与隋代一样的八百九十万，这说明生产力持续增长。初期的经济还是自然经济，丝绸和谷物被用作交换媒介。因而在继承从前形式的律中，规定将丝绸用作货币基准，赎罪时则说铜几斤，而不使用“钱”这一单位。唐初的好景气，也意味着农民自己生产的丝绸，作为货币拥有购买力，想要的东西都可以用丝绸买到。这些丝绸后来都被集中起来卖给外国商人，变为银子流入中国，然后被贮藏到富豪的仓库中。

唐高祖时铸造了名为“开通元宝”⁽⁴⁾的铜钱，但并没有高度通行，从高宗时改变钱的样式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然而，到玄宗时又铸造了同样的开通元宝钱，之后则成了货币的标准形式。不仅其重量在后世被长期沿用，而且传到日本，成为日本钱的范式。其重量也精确地传到日本，成为“一匁”（3.75克）这一单位，而“匁”是“钱”的简略写法。自从汉的五铢钱以来便中断的货币制度，至此得以复活。

而为中国经济带来更大发展的，则是波斯人以及接下来大食（阿拉伯）人的到来。正值唐朝初期时，在阿拉伯出现了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并建立起所谓萨拉森帝国，在太宗时期灭掉波斯萨珊王朝，势力逐渐扩展到中亚。与阿拉伯人宗教不同、信奉琐罗亚斯德教的波斯人，被阿拉伯人追赶，沿着中亚的“丝绸之路”进入中国。他们是娴熟的商人，尤其擅长鉴定宝石和贵金属，精于殖利之术，进入中国后发挥其特长，作为动产资本家而闻名于世。当时，“穷波斯”被当成罕有之物的例子。中国动产资本的崛起，应当与波斯人有着很大关系。

继波斯人之后来到中国的是大食人，也就是阿拉伯人。他们不仅从陆路，也从海路前来，在广州、泉州、扬州等地有居住区。这些地区除大食人以外，波斯人自不用说，还有犹太人等居住，被称为“番坊”，唐朝政府则允许这些人自治。

同时，纵贯唐朝国内的交通道路，成了世界性交通道路的一部分。如果将地中海定为起点，就可以沿着叙利亚—波斯—中亚—新疆—敦煌—长安—洛阳—开封—大运河—扬州—东海—泉州—广东—占城—马来—锡兰—阿拉伯海—红海—叙利亚的路线，绕亚洲大陆一圈。当然，从这条大干道上的任何地点出发，还有着无数条通往世界各地的支线。

从唐前往日本，则有北环线和南环线。前者从洛阳、开封一带开始，沿黄河来到山东省北岸，再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南下，到达对马；后者从扬州附近的海岸出发，横穿东海，再由五岛列岛到达九州。自古以来多用北环线，而唐以后，南环线得到了普遍使用。

玄宗时期唐王朝得以复兴，国际贸易也极为繁盛，于是玄宗模仿贞观时期设置的六都护府，在边境地区设置十节度使，负责守备国境和保护贸易。十节度使中的安西节度使和北庭节度使都位于新疆，是同名都护府的复活，都以保护商队为目的。

安史之乱　这样的经济活跃现象虽然是好事，却也带来了弊害，那便是贫富之间的阶级差别很快开始显著。玄宗时期，各个方面都有异常活跃的新兴阶级，他们在感受不到传统束缚、充分发挥自己能力的同时，沉溺于旁若无人的奢侈生活，丝毫不加反省，这使贫富对立更加突出。天子玄宗自身就是典型的例子，他与杨贵妃的安逸享乐使官僚和军队纪律涣散。而异民族色彩浓厚的河北军阀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叛乱一起，“开元之治”的荣华一朝便委于泥土。

玄宗避乱入蜀，其子肃宗即位，在位的五年全都花在平乱上。上皇玄宗在七十八岁时去世后，肃宗也马上去世，其子代宗即位，在位达十八年。

安史之乱好不容易平定下来，但此后的唐已经不是以前的唐了。安史之乱的主谋者虽然被诛灭，但从其中分化出来的军团残留在以河北为中心的地区，表面上归顺朝廷，实际上却是以节度使名义持续割据的军阀。玄宗末年，户数超过八百九十一万，到肃宗时减少到二百九十三万。这并不都是实际的减少，同时是由军阀等处于半独立状态，很多地方不向朝廷报告户口数导致的。无论如何，中央政府所掌握的人口减少这一点是肯定的。

变质为财政国家　与此同时，唐作为国家也开始变质。之前的唐是继承武川镇军阀系统的武力国家，以武力为立国之本，通过武力维持治安、施行法制、征收租税并维系政府。在这种运行体系中，货币所能介入的余地很小，政府不通过任何中介而直接将人民用于军事和力役的情况很多。然而在直面安史之乱时，政府发现这样的体系已经完全落后于时代，不得不转而采用新的方式，那就是专向人民收税，用税收供养军队。

肃宗即位后的第三年（758年），唐政府根据第五琦的建议实施榷盐法，也就是盐的专卖法。盐的专卖曾在汉武帝时实施过，其后时行时废，而从此时起，则被历代政府继承，几乎成为中国的国策。而且，其目的在于用专卖所得充当军费，因而税率颇高。最初，在一斗盐的原价十钱上加上十倍的一百钱，以一百一十钱贩卖。这已经是贵得吓人的价格了，而随着时代推移，政府的财政愈发困难，盐价也随之上涨，变为三百一十钱、三百七十钱。这相当于原价的三十七倍，而唐以后的各个王朝，也大体上维持着同样水平的税率，一直到清末。明治以后，日本人来到中国，吃惊地发现盐竟然比糖还要贵。

专卖并非只限于盐，几乎同时，酒的专卖也开始实行，不过因为实施较为困难而时行时罢。接着，茶的专卖、矿山税、津渡税等，都开始实行。只要能成为收税对象的东西，都一个一个找出来，能收的税全部收走。

肃宗之后，经过代宗，德宗即位，其在位初年实施了两税法。这意味着均田法被废除，允许农民将公田作为自己所有，并规定在春秋两季缴纳税钱，以取代之前的课役，即租庸调。在实施了各种商品的专卖之后，政府运营财政以金钱收入为中心，因而土地税也必然要用钱来缴纳。只是，因为承担纳税义务的农民没有现金收入来源，用钱纳税的方法实施起来很困难，因而实际上不得不采用以丝绸和谷物折纳的简便方法。另外，两税法的本意是政府每年编制预算，根据预算计算税金，只征收必要的金额。但对长期以来习惯了量入为出的官僚来说，这是完全相反的做法，他们无法适应，因而采用了机械的、不能灵活变通的方法—将最初确定的税额一直继承下去，如果不够则附加征收差额。而土地使用状况发生变化后，很少会根据变化编制新的账册，因而课税往往不公平。

从肃宗到德宗期间开始实施的一连串新经济政策，使唐的国家性质为之一变，武力国家由此变为财政国家。财政被放在最为优先的位置，并认为只要岁入增加、财政充裕，和平和文化都可借此获得。如果国内发生叛乱，便用金钱雇佣异民族的军队；如果遭到异民族的入侵，则用金钱达成和解。这种财政国家的方式，为以后的宋王朝树立了先例，而且这一政策并不只限于中国，在西亚的文明古国也屡屡实施。

党争之弊　在经济政策上亦可看出，唐王朝进入后半期后，失去了北朝的色彩，开始显示出浓厚的汉化色彩。唐王朝的前半期，武后、韦后等女性插足政治，这些在汉族式的社会中是无法设想的现象，说明唐王朝具有异民族性质。而这一性质在玄宗以后消失，代之出现的是源于汉族式社会弱点的种种特征。这便是在后汉末也曾发生过的官僚抱团结党，以及与此相伴而生的宦官专权。

在德宗朝，宰相卢杞得到重用，把持权力，人称奸邪。在德宗之子顺宗不满一年的在位期间，野心家们结成党派，企图左右朝政，著名文学家柳宗元也在其中。不过顺宗死后宪宗即位，这些人全部被贬到外地。宪宗时，李吉甫成为宰相，据称用人得宜，而其中包括诗人白居易，不过也有人非难李吉甫逢迎天子。李吉甫之子便是李德裕。

穆宗之子敬宗在宫中被宦官弑杀，其弟文宗、武宗相继成为天子。文宗时，李德裕任翰林学士，身处言路，因憎恶崭露头角的李宗闵曾非难其父失政而排斥李党。李宗闵则求助于宦官，又提拔牛僧孺，两人一同成为宰相，反过来将李德裕及其党派赶出朝廷。当时将李宗闵和牛僧孺合在一起称“牛李之党”，而后世弄错了这个词的意思，将其理解为李德裕和对立的牛僧孺两派的党争。

朝臣党争是颇具中国特色的现象，特别是当时，李德裕因沾了父亲李吉甫曾是宰相的光，没有经过任何铨选就当了官，是“任子”出身；而与此相对，李宗闵和牛僧孺是进士出身，而且两人还有同年之谊。任子与进士都是中国式的制度，而以此为背景的党派之争，其后一直延续了二十年，结怨之深，也不得不说很有中国特色。

牛僧孺因为在任期内采取的西藏政策失败而倒台，接着李德裕成为宰相，又将李宗闵赶出朝廷。然而，李德裕因为反对宦官而去位，李宗闵取而代之成为宰相，李德裕被罢免。在这一时期，李德裕是任子出身的贵族，自尊心很强，不屑与宦官结托；而与此相反，李宗闵等进士派，像暴发户经常做的那样，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甚至甘受宦官指使，由此招致恶名。

武宗继承其兄文宗成为天子后，又将李德裕召为宰相。牛僧孺和李宗闵理所当然地被罢黜，遭到贬谪。然而在武宗死后，武宗叔父辈的宣宗即位，立即将李德裕贬到地方，第二年再次贬官并流放；而几乎同时牛僧孺去世，李宗闵已死于前一年，两党的首领终于被一扫而空。在唐王朝后半期的君主中，宣宗与宪宗一起被称为名君，不过他虽然平息了朝廷的党争，却没能抑制住宦官的专横。宣宗死后，唐王朝似乎完全成了宦官的王朝。不过，宦官势力的扩张并不是突然开始的，其渊源可以一直追溯到玄宗朝。

宦官专权　玄宗宠爱杨贵妃并沉湎于宴乐，掌管宫中事务的宦官自然得势，据称在朝的官僚要想升到将相之位，捷径便是请宦官高力士从中斡旋。不可思议的是，高力士娶了美人，耽溺于荣华，又积聚金钱财货，建筑佛寺道观，达到了国家都做不到的尽善尽美。其后被称为名君的宪宗，意图削弱宦官势力，结果反而被宦官弑杀。接下来的穆宗在位四年而死，其子敬宗在位两年后为宦官所弑，敬宗之弟文宗被宦官拥立。然而，文宗并不喜欢宦官的专权，与宰相李训等图谋诛戮宦官；而掌握近卫军的宦官等出手反击，将李训等朝廷大臣全部抓获并杀死。虽然终究没有对天子下手，但自此以后，政事悉归宦官之手，天子和宰相只是在文件上署名，就连天子的废立宦官也可以任意行事。文宗对宦官的专横咬牙切齿，却最终没能找到对抗的方法，在位十四年后郁郁而终。文宗死后，宦官违背其意志，拥立其弟武宗。当时处于这样的状态之中，可知官僚之间虽然发生党争，但非关政治的核心，只是着眼于官僚的人事变动和升迁快慢而已。接下来的宣宗，也是宦官所立。人称英明的宣宗虽有诛除宦官之志，但最终也没能找到机会。其子懿宗、懿宗之子僖宗和僖宗之弟昭宗，都是宦官拥立的天子，据称当时的天子只不过是宦官的门生。然而，就在朝中大臣结党相争、宫中宦官愚弄天子、天子自暴自弃而沉湎于奢侈宴乐的时候，社会上却进展着惊天动地的大事件。

黄巢之乱　政府实行食盐专卖，以昂贵的价格卖给人民，不止在经济上让消费者受苦，而且必然要带来更大的副作用，这便是秘密结社的产生。所有的统制必然伴随着黑市，而统制价格越高，黑市买卖的利益就越大。如果放任不管，官盐就会卖不出去，因而政府严厉取缔，对于黑市商人处以包括死刑在内的重罚。于是，黑市商人也想办法自保，组织起秘密结社，在全国范围内互相联系，最终做好了武装起来发动反抗的准备。自从唐朝实行食盐专卖以后，中国社会陷入了一种畸形的状态，一方面有秘密警察，另一方面有黑社会，人民的生命财产时时受到威胁。此后的中国社会，即便是在号称和平的时代，也经常在局部发生或大或小的叛乱，就是这个缘故。而这种叛乱的最初例子，便是发生在唐僖宗初年的王仙芝、黄巢叛乱。

这两人都在山东省内靠近河南省境、交通便利的黄河沿岸，秘密贩卖私盐。趁着各地因灾害和重税爆发小规模叛乱，王仙芝首先起兵，接着黄巢响应而起并成为头目。当时社会上遍布失业者，因而立刻有数万之众聚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似乎混杂着很多投降后被配流到各道的异民族。这些人天生就是娴熟的军人，此外，秘密结社的通信网络遍布天下，因而叛军的战斗力和机动性都要大大超过官军。在这一点上，这次叛乱的性质绝不能说是农民战争。叛军横行天下，如入无人之境，渡过长江，攻陷广州，又往复于长江南北，最后途经洛阳，直捣首都长安。

天子僖宗出奔蜀地，并向移居到山西省北部晋阳的沙陀部族酋长李克用求援。沙陀是突厥系的民族，此前降唐并被赐予国姓李。李克用频频击破黄巢，并与从贼军投降过来的朱全忠联手，把黄巢追得走投无路，最后将其杀死。

此后，平叛有功的李克用和朱全忠为了争霸而互相攻战，李克用被击破后回到山西，中原成了朱全忠一个人的舞台。他占据了大运河与黄河的交汇点开封，据此牵制唐朝廷，在僖宗之弟昭宗时率兵进入长安，将宫中的宦官悉数诛戮。

然而，从宦官的控制中解放出来的唐朝廷却更加孤立无援，除了杀掉宦官的朱全忠以外，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而眼见天子昭宗一身英气，怀抱中兴之志，朱全忠感到畏惧，于是将首都迁到靠近自己根据地开封的洛阳。从百官到人民，都被迫退出长安，上演了一场大骚动。在上下哀号中，天子到达洛阳，不久就被杀掉，其末子哀宗被立为帝。哀宗的九个哥哥都被杀掉，而其自身也在即位后的第四年被迫禅位给朱全忠，禅位之后很快就被杀掉。这就是盛极一时而延续近三百年的唐王朝的末日，而朱全忠便是五代后梁的太祖。

(1)　应为昭仪。

(2)　应为淑妃。

(3)　张柬之被流放襄州（今襄阳），气愤而死。

(4)　正式名称应为“开元通宝”，“开通元宝”是当时的俗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