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

元代的政治　元王朝自世祖灭南宋、统一天下，统治中国约九十年，但此前还有成吉思汗统一蒙古族以后的大约七十年的前史。因此，世祖绝非创业之君主，应该说是守成与扩张时期的君主。不过，他一面背负着蒙古的历史，一面必须承担作为统一中国的君主的责任，即整顿宋金灭亡后的社会混乱。

首先，作为蒙古大汗，世祖当然是成吉思汗之后征服活动的推动者。其征服方法也是继承成吉思汗以来的战术，可称为“推顶战术”⁽¹⁾。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族，实质上是武力征服的统一。此后，统一的蒙古民族的力量，首先被用于征服中国的华北。华北除了汉族，还有许多南迁的契丹人、女真人，统称为“汉人”，世祖此番正是用汉人攻灭南宋。最后大举南侵时，本打算以汉人史天泽为统帅，但因其急病，代以蒙古人伯颜。于崖山灭宋幼帝的元军将领张弘范，也是汉人。南宋灭亡后，其旧地居民称为“南人”。之后向日本输送进攻军队时，就轮到使用南人了，此时的大将吕文焕、范文虎就是被降服的南人。

在朝鲜方面，亦是同样的情况。朝鲜半岛的王氏高丽，在蒙古太宗时降服，不过叛服无常，到二十四代国王元宗时，为平定内乱而寻求蒙古援助，成为完全的属国。下一任忠烈王之后，历代皆从蒙古迎娶后妃，内治外交均在蒙古的指导下进行，官吏全结蒙古式发辫，还有人起了蒙古式的名字。古代中国设郡县统治的时代另当别论，民族国家成立的中世以后，朝鲜最外国化的时代就是这时了。在此情况下，世祖进军日本之际，专门动员高丽军队参与进攻。文永之役（1274年）时，因南宋尚未灭亡，进攻军队的主力就是高丽兵；接下来的弘安之役（1281年）中，则令北路高丽军与南路南宋降军包抄日本。当然，其时的高丽、南人军队在蒙古人指挥下行动。

当时北条氏镰仓幕府，拒绝元世祖要求朝贡的劝诱，也是理所应当的态度。作为中国皇帝，世祖送递日本的国书的确比较客气。但若成为朝贡国，渐渐就会成为属国，属领化无可避免，最好的例子就是王氏高丽。

接着，蒙古大汗忽必烈作为中国皇帝的继承者，必须将居住了汉人的金国故地华北，与自己征服的南宋旧地相融合，进而打造成一个新的中华帝国。

在华北构筑世袭封建势力的汉人军阀，早在元宪宗即位之后就渐渐被消灭，因此，在中国全境组织一体化的政治已并非难事。但元代的地方政治到底与前代有不同之处，这在行省制度上可见一斑。皇帝政治下，相对于中央政府，地方衙门从来是隶属的形式，两者名称完全不同。而元代中央有中书省，直辖黄河以北的广大领域，又在十多处设置与中央完全相同的行中书省，控制几与中央匹敌的辽阔地域。“行”是派出的意思，“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又单称“省”，即地方行政区域的名称。这就是沿用至今的省名之由来。元代的行省名称，存留至今者有河南、陕西、甘肃、江西、四川、云南六省，不过面积都比现在各省广阔，甚至有近两倍者。

中书省与地方行省的权限当然不相同，因为国都的中书省直属天子，可接受天子的裁决。地方的重要案件，则从末端的县传达到州，再由州到府，由府到路，由路到行省，由行省把文书送到中书省，最后中书省得到天子圣旨，再反过传达到末端。圣旨先由天子用蒙古语发布，再直译成汉文下达。这些文体奇妙的汉译圣旨，今日亦可在《元典章》等法律典籍中见到，为学者提供了合适的研究题目。

乍一想，也许会以为朴素的蒙古族统治中国时，行政会简化而传统的繁文缛节会消失。但这看法毫无依据，没有像元代官府这样不顾文书往返之频繁和时间之浪费的时代了。因为元政府长期不行科举，不取进士，主要任用熬出头的胥吏为官员。进士所学虽然无用，但他们由精英意识主导，尚有个人的决断力；凭经验上位的实务胥吏，则因为害怕承担责任而避免做决断，只知道滥发文书，一味迎合上司。

元代的社会　在元代，蒙古人、汉人和南人之外，还有色目人集团。因为是对回纥人等西域迁来的多民族的统称，故曰“诸色目人”，即诸种类人，简称色目人。他们多为商人，很早就为蒙古帝室王公所用，趁蒙古人经济观念未发达，以其独特的理财能力被用作会计顾问，管理金银财宝，以本生利，自己也能获得可观的利益，足以向储户支付利息。蒙古大举西征之际，又委托他们保管数目巨大的掠夺品。这正是色目人最受欢迎的原因，可以说，蒙古西征也是他们指导的结果。

对蒙古君主而言，征服得来的领土也是掠夺品，可以用来生利。人民缴纳的租税，与其说是国家经费，不如说是对君主个人的贡奉。为了尽可能向领土内的人民征税，世祖任用波斯人阿合马为政府的财务官—制国用司使，让其承办租税业务。野心家为了追求个人私利，使沉重的税务负担成为天下人民的命运。政府的汉族官吏提出反对，激愤于阿合马的专横，于朝廷将其击杀（1282年）。接下来，回纥人桑哥被任命为宰相级别的平章政事，也因频频征税而成为人民怨嗟的目标，最后遭弹劾，和党羽一起被处死（1291年）。因为任用这些色目人，元代的税制遂带有显著的西方色彩，一改将土地作为主要征税标准的习惯，除了主要以户数、人口为征税标准外，还采用征收白银、生丝等新方法。但吞并南宋后，军费支出减少，也惮于骚扰新领地的人民，没有改变江南一带施行的两税法。

故而，华北与江南虽同为汉人的居住地，却产生了税法相异的奇特现象，不过使用纸币“交钞”的货币政策并未变化。在宋代，纸币尚是辅助性货币，到元代则成了本位货币。此外因为白银、铜钱只有辅助性地位，宋代一度大量铸造的铜钱，一到元代，只在极短的期间内，铸造发行了仅有的以年号命名的几种。

尽管纸币成为本位货币，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在元代初期，人民却很少苦于通货膨胀及随之产生的物价腾高。这是因为，政府发行纸币的同时也在努力回收。但要说人民生活较之宋代是否更轻松，也绝非如此。原因是，为了回收纸币，又以盐为中心课以重税，所以即便货币稳定也毫无意义。贫民的生活总是无助的。

元代社会唯一值得称道的是，范围宽广的市场向所有人开放，因为随着大帝国的出现，此前的国境撤除了。市场扩大使远距离商业变得容易，商业隆盛的结果是好景气的到来。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沿着所谓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在大都谒见元世祖，又南下从泉州出发前往波斯湾。即便带有公务性质，如此大规模的旅行也需要庞大的费用。他并不是出发时就携带了全部旅费，而是到一处购买商品，再到下一处售出，在精明的买卖中前行。商品价格的地域差，自古也有固定不变的，比如黄金越往西越贵，相反西亚的工艺品越往东价越高。但陶瓷器之类，在宋代以后就从中国向四方输出。银价则依时而异，自古中国就是白银输入国，元代使用交钞后，即如劣币驱逐良币之原则，白银流向西方。而且北宋时所铸巨额铜钱，当时已流往日本和南洋诸国，南宋时持续如此，到元代则更为严重。

就在最近，1976年，韩国木浦附近的新安冲发现了沉没的中国海船，船体货物的打捞开始后，截至1977年7月，发现了以陶瓷器为主的六千七百余件遗物与十万枚左右的铜钱。这些铜钱多为宋钱，最晚的是元武宗时代的四年里（1308—1311年）铸造的至大通宝。据此推测，该船可能是满载当时销路最好的商品，在驶往日本的途中沉没于此。如果船不沉，抵达日本后，铜钱大概会换为金银，并在日本卸货。事实上，日本各地也屡有报告称，发掘了以宋钱为主、包含元明制钱的大量铜钱。

征服王朝　在中国人看来，世祖忽必烈似乎是宽厚的仁君。但其在位的三十五年间，政治却充满矛盾。这是他必须同时扮演蒙古大汗与中国元朝皇帝这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角色的必然结果。

元朝之前的两个征服王朝辽与金，在这点上也一样。最先占据汉人领土而必须统治汉人的辽王朝，发明了国家的二重体制。对北方民族设北面官，依据传统习惯法统治；另设南面官，以中国法制统治汉人。统一两者的是契丹的汗，也是辽国皇帝。但在辽代，中国的要素比较少，实质上终究是大契丹汗国。

继承辽代的女真族金王朝与辽相反，不论领土还是人口，中国要素均占决定性地位。因此，其君主的两种性质中，女真大勃极烈的性质不如中国金王朝皇帝的性质强。同时，女真民族的汉化也极为显著。因此金被蒙古攻陷灭亡时，纯如中国王朝覆亡那样充满哀愁。

而元朝无论哪一方面都表现得极强烈，这正是其特色。首先，对蒙古大汗来说，除本部的东亚直辖领土之外，还有横跨北亚、中亚、西亚的同族四汗国的宗主地位。特别是世祖继续蒙古的征服任务，在攻灭南宋、统一中国之后，更向日本、爪哇送去远征军。为筹办军费，任用色目人在中国内地前所未有地大幅增税，极尽横征暴敛。

可以说在蒙古诸君主中，世祖对中国文化表现出最深的理解。他任用汉人，特别是因优待儒士，即以儒教修身的有教养之人，南方的道学亦首度传入华北，开始盛行。在蒙古人看来，儒教是一种宗教，学习儒教的儒户与道教的先生、佛教的僧人、基督教教士也里可温等，被置于同列，不但规定免除徭役，还鼓励他们专心修行。因此，世祖重用汉人许衡、南人赵孟頫，也是出于公开怀柔汉族人的目的，绝非自己真的与儒教有共鸣。汉族知识分子热切盼望再行科举，但并未实现，汉族官吏屡屡请求的律令编纂，最终也没有实行。不过，世祖颁布了作为判案基准法则的《至元新格》，明确了施政方针。但因这部法律只是极简单的规则，实践中不敷应用，不得不积攒具体判例，编辑成习惯法例规集。元代法制胜于宋朝之处，在于允许公开刊行法规与判例。在贯彻其自我意志的独裁制度下，宋代天子认为法制只在统治者一方，一般庶民只要遵循古来的道德规范即可。对于违反这种道德规范的行为，站在统治者立场的官吏进行的处罚，则是德治主义的政治行为。不仅禁止出版成立于宋代、可称为政令集的“编敕”，连前代的唐律也禁止刊行，正是基于这样的顾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旦他们知道法律，就会想尽奸计逃避法律，反而会对风俗教化产生恶劣影响。而元代公开法律，明示人民必须遵守的行动基准。这是甚为进步的，或许也是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结果。

抛开政治立场，打动世祖及一般蒙古人的是流行于西藏的一种佛教—喇嘛教。世祖即位前，受兄长宪宗之命，由四川入西藏，遇喇嘛八思巴，闻其说法后尊之为帝师，统辖天下僧侣。世祖对喇嘛教的深奥教义理解到何等程度虽有疑问，但一般蒙古人对喇嘛教的理解，毋宁说主要在世俗应用方面。不过，喇嘛教寺院在蒙古各地广泛建立，俨然国教，还是很久之后的事。

诸汗国的叛乱　元世祖得以成为中国的皇帝，仰赖蒙古历史的背景，但此事未必总是对世祖有利。他同时是蒙古的大汗，因为被卷入蒙古民族的内乱，所以不能成为专心统治中国并享受和平的元朝皇帝。

从属蒙古大汗的西方四汗国中，最不满太祖的是太宗后裔的窝阔台汗国。第一代的窝阔台是成吉思汗第三子，仅得到国都和林以西邻接的阿尔泰地区的贫瘠土地。但其父死后，他以大汗身份统治满洲、内外蒙古及中国华北，相较长兄后裔的钦察汗国、次兄察合台汗国，并未感到劣势。而在其子定宗贵由死后的忽里勒台大会上，大汗之位被宪宗一系夺去，窝阔台汗国又多苦寒不毛之地，与其他三汗国相比，被排挤到最为穷蹙的地位。一如预想，窝阔台汗国诸王在忽里勒台被集体排斥，被宪宗一方以武力压倒，不得不忍耐下来等待时机。宪宗死后，形势又有变化，两位弟弟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开始各自召开忽里勒台，争夺势力。窝阔台汗国诸王最初与阿里不哥联合对抗世祖，但阿里不哥一旦战败就丧失斗志，降于兄长门下。而自矜有尊贵血统的窝阔台汗一族尚不肯罢休。

窝阔台汗国的中心人物，是定宗之侄海都。他趁世祖与南宋对抗之隙，伙同察合台汗、钦察汗等势力召开忽里勒台，并被推戴为蒙古大汗，摆出公然挑战世祖的架势。世祖苦于这些敌对势力的进攻，等到攻灭南宋，即命当时的统帅伯颜引兵讨伐海都。窝阔台汗国的军队与宋军不同，乃是蒙古民族中保留了最原始状态的游牧部队，所以这场战争是异常酷烈的考验。不过伯颜足堪此任，数度化解友军危机，最终未令海都得逞。但内乱前后持续将近四十年，蒙古大帝国从整体上被弱化，行动受到阻碍。后来，先是元朝一边的世祖与伯颜相继去世，世祖之孙成宗继位；另一边的海都亦殁于两年后⁽²⁾，三汗国的联合也随之解体。最终，察合台汗国征讨窝阔台汗国，将之吞并，又与元朝讲和，至此内战终于结束（1304年）。

元王朝的中国化　蒙古民族的旧制，作为主权者的大汗，应于实力王公集会的忽里勒台上推戴出来，任何君主都没有立储权。忽里勒台虽为集议，但因大势所向在事前有预知的可能，所以有阴谋丛生的余地。实际上，忽必烈也察觉到若召开正规的忽里勒台，当选的可能是其弟阿里不哥。故而只召集支持自己的王公召开小规模的忽里勒台，使自己在形式完备的情况下成为大汗，接着又对照中国的情况称皇帝。因此可以说，皇帝之位就如大汗宝座的影子。然而世祖以皇帝制度为基准，对大汗宝座进行了新的解释。首先着手的是，立嫡子真金为皇太子。对汉族皇帝来说，立皇太子是常例，对蒙古大汗来说却没有什么皇太子。大概世祖的真意是自己死后皇太子即皇位，且必然附随着大汗之位。若如此，就破坏了蒙古的传统，是以汉族改变蒙古，而这必然招致蒙古人的极大反感。毫无疑问，西方三汗国叛乱及世祖一派内部与之呼应的原因，正是这种汉化的权宜政策。

然而，皇太子真金先于世祖而病死。这位皇太子比父亲更理解汉文化，听从儒臣之言，是深受汉族人瞩望的有识之人。不过，皇太子之位一旦确定，很快就受到中国式朋党的困扰，据传真金晚年与世祖不和。因此皇太子死后，世祖似乎不打算再立太子。虽然对皇太子的第三子，即后来的成宗寄予期望，但并未立皇太孙，只是授皇太子之印，让他监督北方军队。这并非正式的立储宣言，仅是对亲信表示自己的意向。因此，世祖死后，成宗之所以能即位，主要就是因为顾命大臣伯颜的决断。伯颜斥退诸臣的异议，让成宗即位，又令诸王宗亲和文武百官朝觐新皇。此时已没有召开忽里勒台的必要，汉式的君臣之分也由此定下。但蒙古人之间流传的君主公选传统，有其根深蒂固之处，其后皇位继承之时也难免纷扰。

成宗在位十三年，死后的大约二十五年间（1308—1332年），是围绕皇位继承持续前所未有之混乱的时代。蒙古的传统已经失去，汉的传统尚未定下，于是只有依靠实力和谋略的权力斗争了。即便在宋之前五代的纷争时代，也未曾发生如此过分的混乱。

成宗效仿世祖立皇太子，但厄运也一如世祖，独生的皇太子先于成宗而死，且无后嗣。两月之后，成宗崩，骚动在所难免。大臣们计划拥立世祖之子，即成宗的叔父安西王，但这是失序继承。成宗近亲的后辈有兄长之子海山等人，海山与其弟凭武力进入大都，杀死反对派，即位而成武宗。武宗立其弟为皇太子，死后其弟即位，乃仁宗。

仁宗的政治　仁宗在位的九年（1312—1320年），是混乱时代中唯一例外的安定期。武宗、仁宗兄弟对汉文化比较理解，据说也常用儒臣之言。最令汉族文化人喜悦的，则是南宋灭亡以来久已废绝的科举得到复兴。

不过，不能一概乐观地认为这完全是出于尊敬中国传统。进士及第⁽³⁾的一科百人中，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各二十五人。尽管形式上平等，但若考虑到人口与知识程度，就没有比这更不公平的了。据统计，在这前后，汉人与南人加起来的汉族人总数，约一千三百万户、五千八百八十万口；移居占领地的蒙古人估计有四十万户；色目人数量虽不明，但肯定不会比蒙古人多。看这数字分配，就知道当时元朝政府不但要有汉族人进士，还一定要有蒙古人进士与色目人进士。因为按元代官制，所有官厅的长官达鲁花赤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汉人、南人主要担任低级官职。当时的蒙古人自尊心极强，少有习汉语、汉文者，官厅长官要处理有关汉族人的案件时，可用人才极少。从必须由蒙古人、色目人担任的官职的数量而言，五十人已相当可观；但从汉族人的立场而言，考虑到宋代曾一科有进士五百人，甚而九百人，五十人实在不算什么。这样一想，再行科举的意义，无非是通过求取精通中国文化的官吏，奖励蒙古人学习汉文化，到底无法与以前汉族的进士相比。而且，使蒙古人及第的同时，录取同等人数的汉族人，不过是为了陪衬，这才是真相。虽然如此，渴盼已久的科举重开，还是足令汉族读书人狂喜。因此，汉族史家认为仁宗是稀有名君，对他不惜赞誉之词。不过事实上，仁宗嗜酒长醉，是连上朝处理政务都嫌厌的怠惰之人。只是仁宗不像蒙古君主中常有的不辨是非的横暴之人罢了。

抛开天子个人不谈，仁宗时代毕竟是一个转换期。世祖以来，蒙古人的统治到了这一阶段，已自然形成一种模式。元王朝自世祖《至元新格》以来，没有完整的根本法典，但一些可依据的法典在政治上是必要的。因此，各官衙将工作中作为必要先例的文书保存下来，用以指导政务，这些规则到仁宗统治结束时已渐趋完整。宋代以来，江西民间乃法律思想兴盛之地。仁宗统治结束、英宗即位的延祐七年（1320年），江西官衙编纂印行了《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六十卷，简称《元典章》。两年之后的至治二年（1322年），追加了增附的《新集条例》。在元代，没有类似唐律那样的编纂，也没有宋代那样编敕的集大成。即便《元典章》由地方官府的人员编辑，不是在政府命令下编纂的正式法典，作为混合中国式与蒙古式习惯法的记录集成和贵重的法制史料，还是弥足珍视。

帝位继承的内讧　武宗立仁宗为皇太子并传位一事，也有遗留问题。这样的情况下，经常引起纷争的是接下来应传位给兄长之子，还是传给自己的儿子。不单天子困惑，大臣的意见也不统一。此时，仁宗不顾兄长之子，传位给自己的儿子英宗，这显然违背了其亡兄的遗志。朝臣之间对英宗多有异议，于是他怀着地位不稳的疑惧，一心经营佛事，以求逃避现实。另一方面，朝廷财政也因此陷入困难，发生灾害时人民苦于饥饿。大臣们见皇帝没有人望，遂结党弑君，拥立泰定帝。泰定帝是世祖皇太子真金的嫡孙，按汉式的说法，他是最有权继承皇位的人。但在此前的四代天子统治期间，他一直处于臣下的地位，且远离政权，与朝臣关系亦疏薄，大臣当中偏向武宗子孙诸王者，并不在少数。

泰定帝在位四年而死（1328年），九岁的皇太子即位，为天顺帝。诸臣之间果起动荡，武宗之子图帖睦尔乘机起兵，进入大都，天顺帝出逃，下落不明。泰定、天顺二帝死后无有祭祀，也无庙号，为方便起见以当时年号呼之。事实上，天顺帝九月即位，威令尚未行诸都外，十月就已失势，因此几乎没有实行天顺之年号。

进入大都的图帖睦尔不想自己即位，而是迎立其兄，这就是明宗。明宗无视天顺帝的存在，同年九月改年号为天历，这是革命的形式。明宗把有功的弟弟图帖睦尔立为皇太子，奇妙的是，翌年在召见这位皇太子之后明宗即猝死。史载的“暴崩”，往往是弑逆之际的写法。

皇太子即位，乃文宗。他自小有英明之誉，为泰定帝所忌，辗转边地而改封他处，最后隐匿于外蒙古的沙漠。趁泰定帝之死举兵，受大臣燕帖木儿拥护而入大都。众人皆望其登帝位，但他固辞不受，让于兄长明宗。因他兄弟只有二人，众人皆赞其谦虚。然而明宗最终意外横死，他登上天子之位也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然而，即便是深孚众望的文宗，一旦成为天子，也难以满足天下的期待。文宗尊信喇嘛僧人，从西藏请来帝师，命大臣等出迎郊外。儒教一方也乘机要求追赠孔子父母、颜回、曾参以及二程子以王公之封爵，但这场对抗战实际上以儒教告败收场。后来与喇嘛教的日益兴盛相反，儒教萎靡不振。

顺帝的即位　文宗在位三年而死，因后嗣尚幼，皇位继承再成问题。大臣们立明宗次子为宁宗，但在位仅两月即死，又立其兄顺帝。这是元朝从世祖以来的第十一代天子，也是王朝最后的天子。

顺帝在位三十五年（1333—1367年），时间上超过了世祖，但仅是时间长，却完全不光彩。

说起来，顺帝虽是兄长，却在其弟宁宗之后即位。其母出身异族，明宗居沙漠时结婚而有此子，故受明宗冷遇，在叔父文宗的时代还被赶到高丽，并未受过皇子该有的待遇。宁宗死后，外无近亲，虽为失序继承，顺帝还是继位为天子。即位之初，朝廷大臣燕帖木儿掌握政权⁽⁴⁾，无视天子王公，专横至极，贪受贿赂，耽于享受。但因燕帖木儿沉溺酒色，不久即病死。可是顺帝年仅十四，还无法趁机掌握政权。不仅如此，失序继承一事也长期引起议论，成为其统治的瑕疵，并导致皇帝地位的弱化。顺帝即位之际，最有力的支持者是叔父文宗的皇后，即当时的皇太后。她先立顺帝，又会同大臣与顺帝约定之后皇位传于文宗之子燕帖古思，并将其立为太子。但在顺帝二十一岁时，皇太后发动了拥立太子的兵变，失败后反被顺帝废黜。顺帝将太子流放高丽，并在途中将其杀死。又将文宗与臣下弑杀明宗的罪恶揭露出来，进行了褫夺文宗庙号的非常处置。这等无情的举动，当然又在朝臣间引起很大异议。

燕帖木儿在其专权时代，将其子塔剌海作为文宗养子，又将女儿立为顺帝皇后，塔剌海之兄唐其势在父亲死后也玩弄权势。顺帝不喜燕帖木儿一族的专权，推举伯颜为太师右丞相，将政治全部托付给他。蒙古制度与汉制相反，右比左更尊贵，右丞相一如字面意思，是宰相中权势最大者。燕帖木儿的子孙对此不满，唐其势因而谋划政变，试图排挤伯颜，行废立之事，结果败在伯颜反击之下，并遭捕杀。其弟塔剌海逃至皇后膝下躲避，也被拉出斩杀，血染皇后衣衫。伯颜进而欲执皇后，皇后向顺帝求救，但顺帝平静地将她赶出宫外，处以死刑（1335年）。

如此，伯颜的权力愈来愈大，是年十一月改元至元。至元是世祖持续使用了三十一年的年号。同一王朝两次使用同一年号是前所未有的事，有效仿世祖、祈祷长久在位之意。但即便年号相同，世祖之时元王朝正当日出之势，顺帝时的元王朝，已是濒临衰亡的落日命运。顺帝的至元仅维持了六年，而前后两个至元给历史记述造成了很大麻烦，习惯上将顺帝的至元称为后至元，与前至元相区别。

伯颜是民族本位主义者，取消了好不容易由仁宗重开的科举，因而在汉族人当中更遭恶评。取消的理由是：原本重开科举的目的是奖励蒙古人向学，计划任用理解汉族传统的蒙古政治家，但事与愿违，参加科举的尽是汉族人；蒙古人即便不从事无聊的学问，亦有出人头地之途，所以不想多此一举参加科举。

伯颜以其弟之子脱脱为养子，授以宿卫之兵，作为扩张自己势力的工具。而这位脱脱很早就修习中国古典之学，师友亦多汉族人。他见伯颜专横过甚，恐累及自身，遂与天子策划，将伯颜流放岭南，后者最终病死途中。

伯颜失势而死，脱脱得以承担政局，一改旧政方针，改至元为至正（元年为1341年）。一度宣告废止的科举亦复兴，并持续到蒙古北遁。脱脱之名在中国传统正史中，以《辽史》《金史》《宋史》三史之总裁官列于各书卷首。三史之编纂，自世祖时已开始准备，但义例应当如何，一直意见不定，以致一再拖延。这时，才任脱脱为国史院都总裁，任欧阳玄等为总裁官，开始修史之业。而立刻被提出来的，又是一贯的正统论。汉族人的意见多以宋为正统，将辽金收入其中，主张可用《晋书》的体裁。对此，蒙古人无法同意，说因为辽建国早于宋，且南宋对金执臣礼，故不应一概视宋为正统。这的确也是合乎情理的议论。也有议论称，或将辽金合为《北史》，以北宋为《宋史》，南渡以后为《南宋史》。结果如现在这样，辽、金、宋各为一史，承认彼此的独立性，可以说是最合理的做法。但这也造成了承认同时并存的两位皇帝的结果，正统论被埋没，在汉族人当中留下了不满。

自顺帝即位以来就掌管政治的脱脱，也无法匡正顺帝的个人生活。他比前代诸位君主更尊信喇嘛教。此类喇嘛僧人往返于西藏与大都之间，征用沿途人民的劳力、物资和房屋，一旦反抗就处以“殴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断其舌”（《元史·释老传》）的极刑。甚至可以说，元朝的天下大半毁于喇嘛僧之手。

叛乱纷起　因为这样的状态，汉族人对元的统治反感强烈，自顺帝即位十五年以来，长江流域叛乱纷起。叛乱根深蒂固，一处被镇压，其他地方很快又爆发，这样的情况的确是王朝末期的症状了。而叛乱都是在蒙古人最为轻视的所谓南人的居住地，即长江流域发生的，这是当时的特征。

危机四伏之际，偏偏黄河又大起泛滥（1351年）。河水从宋朝旧都开封府一带流向南方，几与大运河平行，涌进淮水，一同入海。因此黄河一泛滥，就牵连到大运河的水路，情况相当糟糕。大运河的功能一旦丧失，华北就粮食不足，不仅政府，民间也陷入巨大恐慌。

所以必须修改黄河河道，使河水流淌于堤坝之间的固定水路，为此需要大量劳动力。恰好当时经济不景气，失业者甚多，所以劳动者很容易招募。但考虑到时局，工程结束后解散劳动者和善后工作反而更加可怕。众易集而难散，是中国自古的教训。中国的内乱，很少真是所谓的农民起义，大多都是失业者的叛乱。因此，只要失业者多到感觉威胁时，就集中大量劳动者，而解散时该如何处理，就成了当时政治家忧心的源头。但若对大水灾置之不顾，饥民也会蜂拥而起，这是显而易见的。故而脱脱作出的最后决断是：“役不大兴，害不能已。”

这是漕运使贾鲁建议的结论，脱脱采纳此条，将治河工程全权交付贾鲁。贾鲁使役黄河南北兵民十七万，通过五个月的连续施工，成功将黄河水纳入河道。作为技术者，贾鲁是有能力的官吏，当时的计划也甚为合理，此时定下的河道长久被后世称为“贾鲁河”。

但是，竣工之后，劳动者的解散以及之后产生的失业问题，就是技术家贾鲁力所不及的政治问题了。曾一起工作的劳动者们，解散后仍互相保持联络，求问职业是当然的目的，但若无正规职业，落入黑市交易和秘密结社的群体也在所难免。这样一来，接着很快就是公然的叛乱了。

不过，叛乱很早就已发生。单说之后持续发展的大势力，就有浙江台州的方国珍、河南颍州的刘福通、湖北罗田的徐寿辉，等等。方国珍利用海运业者的身份贩卖私盐，谋取利益，受官府追捕后发起叛乱，做了“海贼”。元代，国都在大都，即现今的北京，运送江南谷物，若通过大运河，则路程太远，故也利用海运，从长江口入海，绕过山东半岛，抵达白河口。因此方国珍一旦在海上作乱，海上的漕运也会受影响，政府想尽办法寻求妥协，但反而每次都使方国珍的势力更强大。

河南刘福通，则趁黄河泛滥和修复工程兴起之际聚集人众，势力骤然壮大。刘福通信奉韩山童，伪称他是宋徽宗八世孙，必将取代元而成为中国之主。韩山童是秘密结社白莲教的祖师，自祖父以来就以弥勒佛转世诳骗民众，他与刘福通一起举兵，人称“红巾贼”。韩山童不久遭政府军讨伐而被捕，其子韩林儿逃脱，与刘福通共同行动，被其后兴起的各路叛军尊奉为精神支柱。后来成为明太祖的朱元璋，在初期也承认韩林儿是大宋皇帝，并臣服其下，被任命为副元帅。

朱元璋最初投身的叛军，是起兵自淮水沿岸之濠州的郭子兴部。郭子兴是尊奉韩林儿并求其庇护的群雄之一，爱重朱元璋，将养女许配为妻。这就是后来的马皇后，有贤德，被称赞为贤内助。郭子兴借助朱元璋的行动，渐渐开始在群雄中崭露头角，但不久即病死，其部下归入朱元璋帐下。朱元璋觉悟到，与韩林儿等红巾军共事不会有作为，考虑自己开辟天地，于是南渡长江，攻下南朝旧都南京作为根据地。

朱元璋的出生地濠州，在淮水正南。淮水是历史上的南北分界线，以此为界，自然环境、农作物、经济状况和人情风俗，皆迥然两样。而此分界线上成长的人，因兼具两者性质，在当时那样的乱世中有很大的优势。这是因为从那里北上或南下，在任何土地上都不会有违和感。

与朱元璋南下以江南为根据地相反，其宗主韩林儿向北，与刘福通共入河南，攻下宋之旧都开封，并以此处为都。其别将毛贵，入山东攻陷济南，一时北伐军威势大振。不过毛贵不久在内讧中被杀，韩林儿亦受元政府讨伐而被逐出开封。刘福通随韩林儿南下，渡淮水，驻扎于安徽安丰，结果被以苏州为根据地、自号周王的张士诚的部下所杀。韩林儿向朱元璋求助后被救出，但不久也被杀死，僭称宋帝历十二载而亡。

韩林儿势力旺盛时，响应者覆盖华北中原，占领上都，烧毁宫殿，与高丽相接的边境地区亦被卷入骚乱。见此形势者，或许会认为向北方发展对韩林儿大有裨益。但他的部下毫无军纪，专擅掠夺杀戮，尽失民心，终至土崩瓦解。与之相对，元政府的正规军虽然衰颓，但尚有相当的战斗力，若与乌合之众的叛军正面对垒，多数情况还是能够获胜。但即使元军在战争中取胜，却已没有彻底扫平叛乱的能力了。王朝末期的症状，已经恶化到连军队的力量都无法治愈的地步了。

朱元璋尽可能避免与元军冲突，南渡长江，真可谓明智之举。如果在古代或中世，这只是以江南为根据地维持割据势力的保守政策，但是到近世就不同了。即使韩林儿在华北打败元军，也必然要面临粮食补给的问题。若不能从南方获得谷物补给，华北政权亦难维持。这个原理，必定要由元王朝来体现。如果长江流域分离而独立，蒙古朝廷在华北也难以为继。

给韩林儿、刘福通以最后打击的周王张士诚，也是私盐贩子出身。他是最大的食盐集散地扬州附近的泰州人，与三个弟弟共同乘船卖盐。台州的方国珍也好，张士诚也好，都是中国叛乱领导者的典型代表。日本学者总爱说“农民叛乱”，不管什么都归为农民，而我经常奇怪的是，这些农民到底是地主，还是佃户？如果是地主联合的叛乱，那么也不好称为农民运动；若是佃户，则因交际范围狭窄，很难掀起大的骚动。叛乱要成功，事前须有广泛的联络，所以利用交通网的才能是不可或缺的。拥有运输手段而组织私盐贩卖的秘密结社，才是叛乱最合适的巢窠。

在当时蜂起的群雄中，张士诚可以说是难得的文化人。他以苏州为都，以江浙区域为领土，而这里是当时中国生产力最高的丰饶之地。初时国号为周，其后改为吴，称王号。因张士诚的出现，粮食完全无法北上，元政府大受其苦，屡屡谋求妥协而受挫。因吴国的富有及相较而言的平和，许多文化人前来避难，并得到张士诚的优待。但也因为太富裕，张士诚反而失去了进取气象，安心于封闭国境而耽溺于奢侈逸乐，也不知外界群雄形势，最终被西邻的朱元璋吞并。

朱元璋的活动　朱元璋虽然占据了长江上的战略要地南京，但东边的张士诚和西边的陈友谅，都是不可大意的豪强。陈友谅是武汉一带长江上的渔民之子，或许正如《水浒传》中张横、李俊之辈。他最初投奔的，是起自家乡附近罗田的红巾军徐寿辉部，辗转各地的过程中夺得江西江州（今九江）作为根据地，不久杀徐寿辉，取而代之，自号皇帝，国号为汉。

朱元璋被裹挟于这两股势力之间，受到双方压迫，但他看破张士诚安于现状、无有进取之心，遂姿态谦恭，曲意逢迎。也有人说朱元璋可能曾以臣自称，奉张士诚为正朔。如此令张士诚安心之后，西向与陈友谅争霸，率军船溯航长江，打败陈友谅的舰队，攻下江州。败走武汉的陈友谅稍后重整旗鼓，再度袭来，两军于鄱阳湖上展开决战，汉军受到火攻，战船被焚，领导层悉数战死，以大败告终。其残存势力亦于次年被平定，沿江群雄中，汉国首先被灭（1364年）。

接下来，朱元璋向东与张士诚作战，这次与战陈友谅时一样，无法短期决战。因为张士诚倾尽财力，加固城邑。朱元璋先入侵南北国境外围，然后收缩包围圈，从四面向孤立的苏州逼进，苦战十月后终于攻下，俘得张士诚而归。张士诚据苏州十二载而灭。

至此，朱元璋的势力覆盖了长江中下游的平原，重要的经济中心悉数收入囊中。浙江的方国珍受伐而降，据有四川的夏国明玉珍已死，幼弱之子明升嗣位，但已不值一提。于是，一直与张士诚对抗而同称吴王的朱元璋受群臣推戴，即皇帝位，国号大明，改元洪武。以李善长为左丞相，徐达为右丞相。李善长擅实务，精通财政与法律，有如汉代的萧何、曹参；徐达是得力干将，如汉之韩信。因此又任徐达为征虏大将军，率军北伐，不久打败元军，攻破大都（1368年）。在中国史上，自中世以来，以南方为根据地北伐而成功的，明为首次，之后的例子就是国民政府的蒋介石了。

元顺帝逃离大都，奔往上都。明军追击，攻下上都，继而平定华北，顺帝隐遁外蒙古的根据地和林，两年后病死。太子即位，虽然守着皇位，年号改称宣光，但中国统治者的实质已全部丧失，回归为元世祖之前的沙漠游牧国家。大都陷落、顺帝北遁之后的元王朝，史书上一般称作北元。

元王朝的弱点　蒙古民族以破竹之势征服欧亚，建立了空前的大帝国，又以世祖为元朝皇帝，攻灭南宋，统一中国，历九十余载而终。作为近世的王朝是比较短暂的，归根结底说明元在中国的统治是失败的。虽然武力强大，令人畏惧，但实际上，可以说武力过于强大正是统治失败的原因。

蒙古人的民族自觉非常高，持有的信条可称蒙古至上主义。尤其是政治上负有责任的最高官僚达鲁花赤之位，几乎全为蒙古人独占，色目人为辅佐，汉人、南人仅有很低的地位。作为统治中国的主权者，却很少考虑自古以来汉族思想的传统。天子是为了天下人民的利益而存在的汉族理念，他们终究不能理解。

蒙古人最初过着游牧生活，似乎不能拥有足够的兽群，而以狩猎为生。因此即便通过征服建立了庞大帝国，政治上仍是狩猎者的理论，即征服的土地与人民不过是狩猎而得的战利品。换言之，土地、人民是征服者的私有物。所以问题就是如何运营对所有者最有利，被征服者等同于物件，没有任何发言权。因此其政治极为残忍苛酷，亦在所难免。

他们的主权者，虽然是由实力王公聚集的忽里勒台推戴而出，但这里也有一个限制，即一旦出现伟大的征服者，新任君主就一定从其血统中挑选。成吉思汗是伟大的征服者，故而其后蒙古民族中各部族的汗，一定要从他的子孙中选出。这项规则据说一直延续至最近。这是基于成吉思汗的领土即成吉思汗的私有物的理论。同样，世祖建立元帝国后，皇位继承之际，虽然纷扰不断，但能被选为皇帝候补者的，往往是世祖的子孙。因为元帝国是由世祖大举征服而建立的，元帝国是世祖的私有物，所以应由其子孙继承，他人不得侵害其所有权，这是道义所在。其后严酷的反复斗争，都是为了主张所有权、守护所有物。这种政权之下，必定无法期待为人民考虑的政治。蒙古人统治中国的成绩是最糟糕的。

(1)　原文为“押出し戦法”，相扑术语，即两手或单手扣紧对方腋下，将其推挤到赛场外。此处指后文所论征服某地之后，又征此地人入伍，推到下一场征服战的做法。

(2)　海都死于1301年，忽必烈死于1294年（成宗即位），伯颜死于1295年，此处时间有误。

(3)　应为会试中选者。《元史·志第三十一·选举一》：天下选合格者三百人赴会试，于内取中选者一百人，内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分卷考试，各二十五人。

(4)　燕帖木儿去世之后，顺帝才即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