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南北朝

北魏兴起　与后秦同时，慕容氏的后燕在东方兴盛。但随后鲜卑拓跋氏的代国，也就是后来的北魏，在长城之南建国，依靠未开化民族的力量，一步步在军事上取得成功。其首都平城靠近今天的大同，残留至今的大同石佛寺佛像雕刻便是北魏时代的遗物。

太祖道武帝拓跋珪时，河北的大势力后燕英主慕容垂派遣四五万人的军队入侵，北魏在参合陂迎击并将其歼灭，这是北魏称霸华北之前的第一次胜利。慕容垂病死后，北魏开始反击，攻灭后燕；又转向西方，在世祖太武帝时灭掉匈奴赫连氏所建立的夏，从而平定关中；接着又讨平直到敦煌为止的诸国，统一了黄河沿岸的中原一带（439年）。

北魏之所以能最终称霸，是因为在长城之外有着同一游牧民族的集团，可以从那里源源不断接受人员和马匹的补给。反过来说，之前诸国的霸权之所以不能持续，比如后赵石虎、前秦苻坚、后燕慕容垂等，盛极一时后很快凋落，就是因为同族的人口比较少。占据绝对多数的地方人民，由于种族间的反感而不断图谋叛乱，要将其压服就必须将同族的军团常驻地方要地，进行监视，但无奈的是能够依靠的心腹军队数量很少。大军团召集起来后，地方的驻军数量就会变少，威令无法贯彻到末梢。然而如果到处配置军队，又会使兵力分散，面临被各个击破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集中起来的兵力吃了败仗，遭受沉重打击，霸权就会立刻动摇。在这一点上，北魏可以说受惠于人力资源的丰富，然而也是有限度的。长城外的鲜卑族大量移居内地后，蒙古地区的人口变得稀少，随后在漠北崛起的新民族柔然得势，而北魏则要直接面对这一威胁。

孝文帝的汉化政策　到太武帝的玄孙孝文帝时，北魏将首都从北方的平城迁到中国历代的首都洛阳，这意味着鲜卑族王朝的汉化。未开化的异民族，在与汉族接触时逐渐汉化是自然的趋势，或者可以说是无法避免的命运。只是这时的孝文帝的汉化政策过于激进，特别是禁止说鲜卑语、穿鲜卑服，甚而连鲜卑固有的人名都改为中国式。对此等做法，不仅后世的历史学家，当时的鲜卑人中也有认为太过分的。事实上，这次改革后，鲜卑人在汉化的同时，也失去了朴素刚健的风气而变得柔弱，王朝的衰落也由此开始。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孝文帝的汉化政策是在统治中国时必需的无奈之策。鲜卑族的人口虽然在五胡之中算比较多的，但终究不能与汉族的人口相比。而且在文化上，汉族处于绝对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要让鲜卑王朝的统治持续下去，就必须把自己的文化水平变得和汉族人一样。此外，为了弥补人口不足的缺点，有必要与其他胡族混为一体，以便得到他们的协助。然而，鲜卑族本身没有能够同化其他胡族的文化，因而不得不采用汉族文化。想来，这一切肯定都是孝文帝与侧近进行了缜密的利害计算之后而断然实施的。

东晋衰微　在北魏征服华北的同时，江南也有了新的进展，这便是东晋王朝的衰亡。

东晋政权的弱点，在于自身是一个流寓王朝。本来东晋是西晋皇室的一支，他们带着官僚、军队，从华北流落到江南的新天地，怀抱着终有一天恢复中原的理想而暂住下来。为此，与皇家一同南下的官僚和人民都被赋予了莫大的特权。首先，官僚垄断了中央政府的要职，将本地的贵族当作比自己低一等的阶层来对待，不让他们参与显贵地位的分配。此外北方流民的户籍被称为“白籍”，与本地居民的“黄籍”相区别，冠以原籍的州郡名，他们拥有的土地被免去租税。换言之，北方流民拥有所有权利，却几乎不用承担任何义务。

对于这种不公平，本地的南人当然会不满。但这种不满却没有达到爆发的地步，因为他们在害怕朝廷的北方军队的同时，也意识到如果没有这支军事力量，更加恶劣的华北胡族就会南下。与其受到异民族的征服，不如被晋王朝继续统治。

不过，本来应当恢复中原的东晋政权，却又从首都建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撤走，过了近一百年也没有行动的迹象。事实上，华北势力强大，而南风不竞，东晋政权似乎要就此一直偏安下去。如果东晋变质为江南王朝，本地的江南贵族就必须要求纠正他们与北人之间的不公平。于是取消黄白籍的区别，将北人也作为本地人编入户籍，也就是“土断”的问题开始浮出水面。

对于这些在旁观者看来完全没有问题、极为正当的要求，东晋朝廷却丝毫没有解决的能力。朝廷的贵族愈发贵族化，只顾维护既得权益，只要是对自己稍有损害的提议，便充耳不闻。九品官人法也日益形式化，个人的仕途完全由门第决定。而且在同一官品的职务中，又产生了“清官”与“浊官”的区别。上层贵族可以由清官到清官，官品从高处上升，最终到达三公；下层贵族只能由浊官到浊官，官品从底部上升，并且会因在中途失去上升的阶梯而到此为止。即便是北方来的贵族，如果门第较低，而又对自己的才能抱有自信，也可能会对让人提不起干劲的政府产生厌恶，转而投身于反对运动。而更加感到不满的是一直被压抑在底层的当地贵族，自不待言。

这种不满屡次被野心家利用，在现实中突然爆发为叛乱。叛乱随后被镇压下去，军人则获得了显露头角的绝好机会。而且世上的人们都在期待着英雄的出现，希望他能解决严重的社会问题，打消自己的不安。

刘裕兴宋　在这种时候出现的便是刘裕。他出生于靠近北方国境的彭城，年轻时从事贱业，其间得到军阀北府兵将领刘牢之赏识而入其麾下。刘牢之正是在淝水之战中击败前秦军队的实际指挥官。刘裕跟随刘牢之屡次平定内乱，建立功勋，刘牢之被以长江上游为据点的大军阀桓玄欺骗而死后，刘裕讨平桓玄的叛乱，威名愈高。

掌握兵权的刘裕参与朝政，实施了悬搁多年的土断，将白籍编入本地户籍，对历来置身于国家权力之外的土地和人民课以税役。由此财政也渐渐宽裕，刘裕于是毅然实施北伐。

当时华北已经接近五胡时代的末期，后秦的姚泓领有从晋的故都洛阳到长安一带，承其父姚兴的积极财政政策之后，正是国力疲敝的时候。因而刘裕的远征军不费力气地占领洛阳，又进逼长安，俘虏姚泓。

然而，刘裕看到的洛阳和长安，已完全失去了东晋人魂牵梦萦的故都的面影。见到故都在五胡战乱中几度遭受劫掠而荒废的样子，刘裕断了迁都此处的念头。只是，如果他在当地只留少量守备部队，是因为以为这样就可以继续占领的话，便是将形势估计得过于乐观而犯下错误了。刘裕的主力撤退后，长安和洛阳立刻被伺机而动的胡族国家夺回，不久就成为北魏的新领土。

然而，此时占据刘裕头脑的已经不是旧都的事了，篡夺看起来气数已尽的东晋、建立新王朝才是他所想的。掌握兵权的实权人物一旦下定决心，禅让的计划就被一步步付诸实施。这样，一百五十年间不见于历史的禅让又在现实中发生了，而且一旦开始，便进入了被不断重复的时代。

刘裕弑杀安帝，让恭帝即位，不久又接受恭帝禅让，定国号为宋（420年）。这就是第一代天子武帝，而三年后，后来统一华北的北魏太武帝即位。从这一时期起，中国南北两个王朝互相对立，因而被称为“南北朝”。

南朝的侧近政治　宋武帝虽然实施了东晋政权下的悬案土断，但没有对流寓贵族与当地贵族的待遇差别进行任何调整。他是崇尚实力的军人，对贵族问题不感兴趣，恐怕他觉得将当地贵族的地位提高到与北方贵族一样，对自己也没有任何好处吧。看起来，他更打算将贵族制度本身变得有名无实。也就是说，表面上尊重贵族的既得权益，实际上则不给贵族大臣权力，另外在自己的侧近中设立直属机构，谋划机密事宜。这一直属机构即中书，可以说是尚书的分支机构。

后汉光武帝为了亲自裁决政治，不给正式的宰相三公权力，专与宫中的直属机构尚书共同商议政治。然而，当尚书实际掌握了议决政治的实权之后，其地位自然也正式化，如果大臣实际执掌政局，就必须得到“录尚书事”的头衔，获得指挥尚书的权限。三国魏的曹操在事实上代理天子处理政治，因为尚书是汉朝天子的正式机构而敬而远之，设立了与尚书有着同样职能的中书作为自己的顾问。因而在魏王朝建立之后，在正式的尚书之外，又有直属天子的中书暗中出谋划策。然而中书的重要性增加后，不久也变成与尚书一样的正式机构，贵族则被任命为长官。出身军人而非贵族的宋天子，在原样保留中书机构的同时，将其僚属中书舍人召入宫中，谋划政治上的机密事宜，并将决定传达给中书的长官中书监和中书令加以实施。这便是后世中书舍人院的起源，这一机构的奇特之处是虽然是中书的分支，却又直属天子。

不过，宋天子任命的中书舍人都是寒士，他们虽然有优秀的才能，却因门第较低而在升迁上受到压抑。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尚书方面，寒士出身的下僚令史执掌了实际事务。由此，魏晋以来的贵族政治发生了变质，表面上还是与之前一样的贵族制，但贵族位居表面的公开政府从实际事务中浮游出去，而军阀天子和寒士出身的下级官僚在暗中推动政治，当时实行的就是这种变态的畸形政治。

由卑贱的寒士推动的中书政治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好的一面是政治可以不受过去的人情关系和贵族体面的拘束，能够迅速做出决定。武帝之后，经过被废的少帝和其弟文帝，文帝之子孝武帝即位，更加重用中书舍人，实行侧近政治，完成了祖父武帝遗留的土断。

朝廷的高级官僚因为不愿既得权益受损害，历来反对土断，刘裕也不得不将上层贵族分布较多的地方除外。而到了孝武帝时，已能够不顾贵族的意志而断然实施了。

不过另一方面，侧近政治容易陷于武断，特别是当昏庸的天子在位时。因为所有决定都仓促做出，应当起到制止作用的机关来不及发挥效用，就连杀掉大臣和亲戚这样的重大事件，也无缘无故地轻易发生。这是在东晋的贵族政治中几乎看不到的异常情况。宋的九个天子中，被废黜杀掉的达到六个，得以保全性命最后病死的仅有三人。

因为这种政治运行上的致命事件重复发生，宋在统治了六十年后被大臣萧道成所灭（479年）。

从南齐到梁　萧道成即位后，定国号为齐，这便是第一代天子高帝。到其子第二代天子武帝为止都太平无事，但第三代天子废帝因为品行不端而失去声望，被同族的萧鸾所杀。萧鸾立废帝的弟弟为帝，但又将其杀掉，自己即位，这便是明帝。明帝即位之后，将废帝系统的一族全部杀尽，报应在他死后不久就来了。继承其后的东昏侯对自己的荒淫行为不加反省，而又害怕廷臣觊觎大位，将有名望的重臣一个接一个杀掉。第十个被杀掉的是萧懿，于是萧懿的弟弟萧衍在长江上游举兵叛乱，围攻首都时城中有人响应，杀死天子向萧衍投降。萧衍立东昏侯的弟弟为帝，即和帝，但不到一年便将其废掉并弑杀，自己取了大位（502年）。齐王朝和前朝的宋走上了同样的失败道路，天子轻易杀大臣，皇族也互相残杀，最后大臣废掉天子并将其杀掉。七个天子之中，有四个死于非命。

取代齐的萧衍便是梁武帝，虽是军人出身，但很早就作为一流的文化人闻名于世。梁武帝统治的前半期，在血腥的南北朝期间最为和平，据称当时人民歌颂太平，而梁武帝创造了在位四十八年、享年八十六岁的罕见纪录。然而到晚年，他因为醉心于佛教，以慈悲的名义放过罪恶，又因年老，魄力不足，屡次错过转变政策的机会，终于招致国废身死的结果。而这场悲剧产生的原因，则是华北政治斗争的余波。

北魏的衰微　北魏因为孝文帝的汉化政策，表面上华丽的贵族社会繁荣兴盛，以新都洛阳为中心出现了汉文化的复兴。追随中国古代井田制的理想，基于三国魏以来实施屯田法的经验，北魏颁布“均田法”，试图实施耕者有其田的政策。这便是隋唐土地政策的直接起源，但当时在多大范围内得到了有效实施，则不得而知。

反而，在孝文帝的政治中可以看到许多矛盾之处。跟随孝文帝移居洛阳的鲜卑人摇身一变成为汉族式贵族，子孙也能够加官晋爵、享受荣华富贵，但留在地方上的同族却依然过着军营生活。军人在建国之初虽然是很光荣的职业，但在站在汉化立场上飞黄腾达的鲜卑贵族看来，他们不过是不值一提的贱民。曾经为国家的建设携手奋斗、甘苦与共的同族，如今分裂成了贵族和贱民两个阶级，互相之间意气不投。其实，在内地服役的军人还算好，最为劳苦而报酬最少的，则是沿着长城外的阴山山脉驻扎的前线部队。

为了防御当时在蒙古地区得势的游牧民族柔然，北魏设置六镇。最初，如果在这条前线上建立战功，可以得到相应的奖励，走上出人头地的道路。然而迁都洛阳后，守卫部队的长官都是中央派来的汉化贵族出身的将领，他们矜夸家世，将军人视作奴隶，战功则归到自己头上，军人越出力就越吃亏。

因为六镇军民的这种不满和穷困，爆发了镇民的叛乱，叛军势力在葛荣的带领下逐渐扩展至内地，河北的要冲邺面临危险。孝文帝之孙孝明帝大为惊慌，眼见正规军的力量不足依靠，便向山西省北部的大豪族尔朱荣求援。北魏的中央政府虽然已经汉化，但在地方上还保留着古代氏族制时代的遗风，有着被天子当作客人而允许自治的部族。尔朱荣是当时最大的一支部族势力，他们放牧的牛羊驼马以毛色分群，布满十二座山谷。

当时北魏发生内讧，太后胡氏毒死孝明帝，并立三岁的孩童为天子，自己处理政事。尔朱荣率军进入首都，将太后和年幼的天子沉入黄河，又杀死追随太后的朝臣两千余人，迎立孝庄帝。在消除了后顾之忧后，尔朱荣驰援邺，以骑兵包围数十倍于己的敌人，生擒葛荣。葛荣的军队本是由被胁迫的农民组成的乌合之众，在允许他们互相寻找亲属并离开后，数十万大军一朝云消雾散。

此时尔朱荣被北魏皇帝封为太原王，同族布列朝廷，因贵族化而一时萎靡不振的北魏政府似乎顿时恢复了活力。但是内心已经彻底汉化的北魏皇室无法忍受朝廷被粗野的尔朱氏占领，受到尔朱荣拥立并娶其女为皇后的孝庄帝，也无法压抑对尔朱荣的反感。孝庄帝以皇后生下了男孩为名，将尔朱荣骗入宫中，将他与近亲等三十人一起杀掉。

然而，虽然除掉了尔朱荣个人，却没有出现实权回到北魏天子之手的形势。据说孝庄帝事先研究参考了后汉末董卓在宫中被杀的先例，但董卓是没有后援的个人，而尔朱荣却是在背后拥有强大部族的族长，情况完全不同。历史上的先例不是这么简单就能够派上用场的。

北魏分裂　果不其然，尔朱荣之侄尔朱兆率领一族宗党进攻洛阳，俘获孝庄帝并将其绞死。然而尔朱兆没有统帅之才，曾被尔朱荣评为不过是三千骑之将，如今无法承担收拾混乱的重任。动荡的局面，对能够洞察时势的英雄来说，正是横空出世的好机会。

尔朱荣的旧部中有名为高欢者，曾前往洛阳求官，结果眼见朝政混乱而死心，回到乡里后广交地方豪杰。高欢曾在尔朱荣手下建立战功、显露头角，但看到尔朱兆的庸碌后便开始谋求自立。他怀柔了当时被尔朱氏残酷驱使的二十万六镇遗民和葛荣的旧部下，独立后占据冀州。

高欢攻陷邺并转移到此处，为了夺回邺，尔朱兆聚集大军疾驰而来，却被高欢迎头击破，大败逃窜之后自杀。高欢进占洛阳，从北魏宗室中迎立节闵帝。由此，关东的中原大部为高欢所统治。

在此期间，在以今天陕西为中心的关中展开了另外一番形势。葛荣之乱时，北方六镇中唯有武川镇采取了与其他镇不同的行动，在宇文泰的率领下进入关中，占领长安作为据点。正巧此时被高欢拥立而取代节闵帝的孝武帝，因不满高欢专权，从洛阳出逃，投奔长安的宇文泰。

高欢没能追上孝武帝，又从北魏皇室中拥立孝静帝，并迁都邺。由此北魏分裂为孝静帝的东魏和孝武帝的西魏，但两边天子都被架空，实权分别由高欢和宇文泰掌握。在西魏，宇文泰因忌惮孝武帝的为人而将其毒死，改立其堂弟文帝。

东西魏的灭亡　高欢与宇文泰为了打倒对方、统一华北而互相竞争，攻战连年，但棋逢对手，不分上下，战力日渐消耗却决不出胜负。于是双方都觉得再打下去没有意义，在国内巩固势力才是上策。在东魏，孝静帝坐拥虚位十六年后，经高欢之子高澄，到高澄之弟高洋时篡夺天子之位，定国号为齐（550年）。这便是北齐的文宣帝。

在西魏，文帝死后其子废帝继立，因憎恶宇文泰而欲杀之，反而被废黜弑杀，改立其弟恭帝。宇文泰死后，其子宇文觉废掉恭帝，即天子位，国号为周（557年）。这便是北周孝闵帝。西魏的灭亡比东魏晚了七年。

在总是为名分问题而喋喋不休的中国，微不足道的东魏和西魏都只是名义上的、偏于一隅的王朝，却也发生了关于谁是正统的争论。北齐的魏收在编纂《魏书》时基于自己的立场，将东魏作为正统写入书中。然而到了后世，又有意见认为如果将继承北周的隋作为正统王朝，北周及其之前的西魏也必须是正统，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便遵从这一说法。到了清代，谢启昆著《西魏书》，主张西魏是北魏的继承者。但是这些议论并没有意义，因为当时是南北朝对立的时代。如果不是将北朝作为正统，东西魏的正闰之争便毫无意义；如果承认南北朝并立，那也必须同样承认东西魏的并立。而在中国，几乎没有将北朝作为正统而将南朝置于闰位的说法，将南朝作为正统是一般的常识。正统论同时还要讨论实力和名分，在当时的形势下，东魏和西魏在实力上没有很大的差距，而从面积和人口来说，东魏更胜一筹。从名分上来说，两者是半斤八两。就算认为高欢拥立的孝武帝逃到了宇文泰那里，因而西魏是正统，但孝武帝后来被宇文泰毒死，因而其后被拥立的文帝并没有主张自己是正统的权利。这样的正闰之争完全是鸡毛蒜皮的议论，但通过在这种事情上发生争论这一点，能够窥见中国思维方式的特色。

侯景之乱　在前面说到的东西魏灭亡之前稍早，在东魏时值高欢已死、其子高澄继任大丞相，在西魏则是宇文泰还活着时，以侯景这一人物为中心，在东魏、西魏和南朝梁三国之间发生了微妙的纠纷。而最后触了最大霉头的却是贪心过头的梁武帝，这实在是一个讽刺的结果。

侯景出身于北魏的北方六镇，跟随尔朱荣征讨葛荣时立功，开始为人所知。尔朱荣死后，侯景成为高欢的属下，被委以统治河南十三州之任。然而高欢死后，他与高澄不和，向梁提出想带着自己统治下的河南投降。东魏的高澄知道侯景怀有二心，出兵攻打他，侯景又改而向西魏求救。虽然西魏因为揣测不透侯景的心思，没有过分介入，但动了心的梁武帝却派出军队，甚至打算制订与侯景一起攻打东魏的计划。

然而，东魏不愧有着自高欢以来在实战中锻炼出来的无敌军队，侯景战败，请求在梁的境内得到保护而前来流亡。侯景的部队虽然在东魏面前败退，然而与梁的军队相比却格外强大。不久，侯景看出梁的弱点并发动叛乱，渡过长江后围攻梁的首都建康。半年后梁武帝以讲和的形式向侯景投降，结果反被幽禁起来，最终饿死。当时的八十六岁，可以说相当于现在的百岁长寿了，谚云寿则辱多，此言不虚。

然而拥有原始野蛮人强悍的侯景及其军队，却因行为过于暴虐，招来江南人的愤怒。梁军从四方聚集而来，侯景不支败退，最终在逃亡过程中被杀。

经此骚乱，曾经繁华一时的建康一带化为瓦砾焦土，因而梁武帝之子元帝舍弃此地，移都长江上游的湖北江陵。

在梁发生侯景之乱期间，东魏高澄被刺杀，其弟高洋继位，又废掉东魏皇帝而自立，成为北齐文宣帝。北齐趁着梁的混乱出兵南下，越过淮河，吞并了淮南之地。

西魏此时也无法坐视，丞相宇文泰进攻梁元帝所都的江陵，降伏元帝（554年）。元帝在投降之前焚烧藏书十余万卷，叹息说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文武之道尽矣。侯景之乱时，建康的图书也蒙受兵燹，因而这一时期书籍接连遭了灾难。西魏军队将城中男女数万人作为奴隶带回北方，接下来又立梁武帝之孙为天子，让其领有附近数州，作为西魏的属国，这便是后梁宣帝。其父被称为“昭明太子”，以《文选》的编者闻名，但因为武帝长寿，没等到即帝位便谢世了。

之前平定侯景之乱有功的将军陈霸先，在建康拥立元帝之子敬帝，随后又逼迫敬帝禅位给自己（557年），这便是陈武帝。然而其领土与前朝梁相比要小得多，长江以北一半被北齐夺走，一半被西魏和后梁所占，仅保有长江以南。

北齐北周的灭亡　与篡夺西魏的北周相比，北齐土地更为辽阔，文化更为繁荣，按照常理应该能够压倒北周。然而，在继承高欢的诸帝中有很多性格异常者，虽然文武才能出色，却因猜忌心太强等原因，同族之间互相残杀，进而大臣之间也国论分裂，反而给了北周可乘之机。

北周的宇文氏自从祖先宇文泰以来，大致能够互相扶助，维持国势。此时，以根据地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在生产力上不及北齐，在数量上往往被压倒，但这似乎反而使北周上下团结得更为牢固。例外情况是第一代闵帝和其兄弟明帝接连被堂兄宇文护毒死，但其后即位的闵帝和明帝的弟弟武帝得以杀死跋扈专权的宇文护而亲政。

在北齐，第一代文宣帝高洋嗜酒好杀，屠杀了众多大臣诸王，以及前朝北魏的皇族。其子废帝即位后，被叔父孝昭帝夺去皇位，而只有孝昭帝看起来像是正经的普通人。其后孝昭帝之弟武成帝即位，杀掉孝昭帝之子而将自己的儿子作为继承人，不久禅位而自称太上皇帝。武成帝是不逊于其兄、第一代文宣帝的暴君，让王朝彻底失去了信誉。在武成帝死后继位的后主与武成帝同样昏庸，并且杀掉国家的柱石之臣，国政愈加混乱。趁此机会，被藐视为积弱已极的南朝陈发动反击，夺回了被北齐占领的淮南江北之地。而西邻的对手北周当然也不会错过这个好机会，北周武帝发布总动员令，首先攻陷北齐的军事根据地平阳，接下来占领了北方重镇晋阳，并乘势围攻北齐的首都邺。北齐后主让位给太子并计划出逃，结果被俘虏，旋即被杀（577年）。持续了六代二十八年的北齐至此灭亡，而回想当初其始祖高欢与劲敌宇文泰交锋，上演了无比壮烈的白刃战而不分雌雄，北齐在灭亡时竟难以置信地脆弱。

然而，胜利者北周与北齐同样短命。武帝死后宣帝即位，立同为武川镇军阀出身的杨坚之女为皇后。宣帝是之前北周系统中未曾有过的淫虐天子，作风更像是北齐诸帝。为了沉溺于个人的放纵生活，在位一年便让位给幼主静帝，自称上皇。成为上皇后一年，因荒淫而年纪轻轻去世，外戚杨坚被封为隋王，成为幼主的监护人。成为监护人一年后，杨坚废掉幼帝而即位，这便是隋文帝（581年）。再次统一华北的北周武帝死后仅仅过了三年，北周的政权转瞬之间落入隋王朝之手。

隋的统一　在公元6世纪末，隋王朝之初，中国的中心依然在华北中原。从大势来说，如果华北出现了牢固的统一政权，江南的割据政权便难以一直保持独立。因而南朝的灭亡看起来只是时间问题，但对南朝陈来说，不幸的是在明主宣帝在位十四年后，昏庸的后主继承了皇位。喜爱游乐的青年天子大兴土木，装饰宫殿，带着以宠妃张丽华为首的美人，日夜摆酒设宴，痴迷于玩乐。这对伺机统一天下的隋来说是绝好的机会。

隋文帝为了获得进攻江南的跳板，废除了占据长江要冲江陵的后梁政权，将数州置于直辖之下。隋在江陵组建沿长江而下的水军船队，与直冲建康的陆军两路攻陈。在此突袭之下，脆弱的陈王朝陷于崩溃，后主成为俘虏（589年）。

至此，长期分裂为南北的中国，在隋王朝之下再次统一。从东晋建立以来已过了二百七十余年，而从北魏太武帝统一华北与南朝宋对立开始，已过了一百五十余年。但在中国的传统史观中有一种观点认为，隋王朝并不与之后的唐连在一起合称隋唐，而是被算作南北朝中的北朝之一。因此，唐代李延寿所著的《北史》记载了从北魏一直到隋的灭亡为止的史实。

此外“六朝”一词在指称以建康为都的江南文化时，是指三国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但这个词还可以用来统称包括南北在内，从三国之后的晋到唐代之前的、可以说是过渡期的时代。比如明代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的“六朝”便包括从晋到隋，而对此书进行增补，并收集了从上古到唐以前全部散文的清代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其中的“六朝”也是同样的用法。

中世统一的意义　中世是分裂倾向很强的时代，但应当注意的是同时有着迈向统一的趋势。而又需要注意的现象是，促成统一的原动力并非产生于以往的中国社会，其时机乃酝酿于与汉族不同质的异民族之中。

后汉时开始进入中国内地的异民族移居者逐渐增加，他们发动暴乱的结果便是“五胡十六国”的分裂。然而，随后因为鲜卑族的移居，以鲜卑为核心的强大的北魏政权带来了华北统一。这是“五胡”在经历诸多变迁后，逐渐失去自己独特的国民性，在长期的军队生活中被最为落后的鲜卑所同化的结果。但是，在北魏朝廷因为汉化政策而失去迈向更大统一的能量时，有必要再次退回到原初状态，而这转化为六镇叛乱，华北一时陷入大混乱。其间以武川镇军阀为核心，再次迎来了迈向统一的时机。这第二次的统一趋势，完成了北魏朝廷未能成就的事业，那就是不仅要把华北，还要进一步把江南囊括在内的大统一。但要说这次统一已经稳如泰山，却也不尽然。在中世的中国，分裂的因素本来就强烈发挥着作用。因而隋朝短命而亡，其后又是天下大乱，而这次的大乱被武川镇军阀的最后代表唐王朝所收拾。唐王朝动辄被视作与汉王朝有着同样性质的统一王朝，有时连称汉唐，被认为是古代帝国的延续。但仔细观察，汉与唐之间夹着大约四百年的所谓六朝时代，其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变，因而两者的性质绝不可能相同。

此外，因为有隋唐的统一，有意见认为将中世定义为分裂时代有很大障碍。但我想指出的是，中世并非指一直处于分裂状态的时代，而是指分裂倾向很强的时代，也就是说，不是就状态而言，而是就趋势而言。所有的事物都有作用和反作用，在分裂倾向很强的中世，出现统一趋势也绝非不可思议。特别是当它不是自发产生于中国社会的内部，而可以说是被从外部带进来时，就更是如此。表面上形似空前大统一的唐王朝，却意外出现了很强的分裂倾向。随着接下来对其历史的轨迹进行追踪，这一点将会逐渐明朗。

隋文帝的事业　隋文帝杨坚在历史上被算作名君，但当时的评价却未必如此。杨坚虽然与北周宇文氏同属武川镇军阀，但其门第并不高。他因运气好而轻松当上了天子，但似乎正因为这一点，他的猜疑心非常强，为了自己地位的安全，将宇文氏一族悉数杀死。武川镇集团往日一致应对困难，杨坚这种破坏团结的行为受到了严厉指责。

然而要让文帝自己说，他只不过是为了天下人民，想实施公正的政治而已。为了考验官吏，他暗地里让人行贿，看他们是否接受，如果接受了，则严厉处罚。这样的行为虽然被指为非天子所应为之事，但他期望官吏清廉的意向应该得到体谅。历来的九品官人法与立法的本意相反，成了守卫贵族主义大本营的护符，因而杨坚将其废除，开始实施以才能为本的科举，这也反映了同样的意向。特别是对于科举的功过，虽然有种种不同意见，但不管是好是坏，这一制度都在其后一千三百年间的中国得到实施，因而必有可取之处。顺便一提，一般认为科举开始于文帝之后的炀帝大业年间，但这是误解，其实是在文帝开皇年间。

炀帝的命运　隋文帝灭掉南朝陈，完成了再次统一分裂已久的中国的大业，在位二十四年后去世。一般认为文帝被其次子炀帝所弑，但此事并不确切。此外，说炀帝是史上罕见的暴君也言过其实，与北朝齐和南朝齐的诸君主相比，他并不昏庸。只是他喜爱奢侈，频兴土木，导致民力疲敝，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但考虑到其中有开凿大运河，也不能一味非难他；大运河北起白河，中间经过黄河、淮河和长江，到达钱塘江，将东西流向的大河南北贯通，带来的交通革命泽被后世。只是大运河最初是政府专用的官营水路，民间也开始大规模利用是唐代中期以后的事。这正如科举真正摆脱贵族式的操作，要到宋代以后。在中国这样广大的社会，开始与盛行之间总是有着以百年为单位的时间差。

对隋炀帝来说，最为致命的是征讨高句丽的屡次失败。而这与其说是出于炀帝虚荣心的黩武，不如说是抑制不了军队妄动的隋政权的本质缺陷导致的。无论何时何处，国家的军人都以战争为职业，没有战争他们就不能出人头地，因而总是期望发生事端。隋王朝虽然是以武川镇军阀为基础而建立的，但在这些军阀之间却不怎么受欢迎。因而如果强制压抑他们的欲望，对方的不满就会转而向内，未必不会将矛头对准皇室的软肋。炀帝的父亲文帝，也没能抑制住他们对外征讨的欲望，兴师讨伐高句丽，结果遭到失败。军队一旦失败，便想着下次一定要恢复名誉，更加受到战争欲的驱使。炀帝的第一次进军被阻挡在辽东城，撤军时承受了莫大的打击。战败的消息传来后，各地发生了反抗隋朝统治的叛乱，但隋朝置之不顾，强行发动第二次征讨。前线战斗正酣时，掌管后方补给的大将杨玄感谋叛，阻断了炀帝的归路。炀帝虽然一时陷入危机，但因为杨玄感没有声望而败亡，炀帝得以渡过难关。然而，隋朝仍不引以为戒，孤注一掷发动第三次征讨，这次终于迫使高句丽在名义上投降，但其间内地的叛乱已经无止境地扩大，情况严重到无法收拾了。

炀帝察觉到根据地长安的军队无法依靠，便重新组织近卫军，沿着大运河南下扬州，在此观望天下形势，结果为部下所杀。而当时，同属武川镇军阀的李渊、李世民父子在北方的前进基地晋阳举兵，进入长安后立炀帝之孙为天子，即恭帝。对李渊父子来说，占据历代都城长安，可以利用既存的组织获取天下情报，是最大的有利条件。当时关东有很多著名英雄豪杰的割据政权，而李世民逐个将他们讨平。

不久，李渊废掉隋恭帝而即天子之位，这便是唐高祖。当时普遍认为要成为正统天子，就必须采取禅让的形式。因而高祖尽管并不需要奉戴隋皇室，却也花费了不必要的功夫。其实，唐朝李氏在武川镇军阀中的门第比隋朝杨氏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