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后汉

光武帝即位　王莽政权末期，四方群雄割据，其中有很多是自称汉室同族的刘氏。最初得势的是更始将军刘玄，第一个进入长安消灭王莽并称帝。然而，在山东起兵的赤眉军拥戴刘盆子，攻入长安杀掉更始，立刘盆子为帝。其间更始的属下刘秀进入河北，与在邯郸自立的刘子舆展开你死我活的战争。刘秀方面宣称刘子舆是假冒成帝之子，其实是卜者王郎；而对方好像也针锋相对地宣称，刘秀自称景帝之后是假的。其实对历史学家来说，是不是假的都无所谓，但不能忽视的是自称汉室之后在当时是非常有利的。就算不是因为汉王朝的恩泽深入人心，这样做也比较容易被接受吧。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说明王莽的政治不得人心。

刘秀打败刘子舆，也就是卜者王郎之后，中原一带落入其手，成为霸业的基础。由此刘秀得以自立称汉皇帝（25年），西征降伏赤眉军拥立的刘盆子，又平定四方的独立政权，最后统一天下。这便是后汉光武帝，因以河南省的洛阳为首都，因而也被称为东汉。

前汉与后汉　后汉一代就如其名称所示，有很多重复前汉的地方。专制王朝以武力立国，因而在初期武力强盛的时候，依靠其威力凡事都能顺利进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除了王朝自身腐败衰退外，社会上也产生了不良现象，以致严重的问题不断出现。社会不堪重负，陷入混乱，王朝也随之灭亡。创造出这种模式的是前汉，而最初继承这一模式的是后汉。

后汉第一代皇帝光武帝统一之初，正与前汉高祖的时代相同。因为王莽之乱，据说户口减半，社会疲敝已极，因而光武帝一向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在位三十年间，避免与北方的匈奴开战，对新疆地区，也就是西域则弃而不顾。

经下一代明帝、第三代章帝到第四代和帝时，民力已经恢复，财政也丰裕了，因而对外政策开始变得积极。在前汉，这正相当于武帝、宣帝的时代。当时匈奴分裂为南北两国，南匈奴归服于汉，汉则用它攻击北匈奴。同时威服西域地区的都市国家，并按照前汉的先例设置都护进行监视，保护与西亚地区的贸易。西域都护中功绩最大的是班超，他置身西域三十年，先后让西域五十余国向汉朝贡。此外还派遣甘英出使当时被称为大秦的罗马。甘英到达了安息（帕提亚）的西邻条支，也就是叙利亚，来到西海即地中海岸边，得知前方航海极为困难，于是就此返回。在日本，从白鸟库吉和藤田丰八两位博士开始，便将甘英所到达的西海认定为波斯湾，这看来是有问题的。在想要前往大秦即罗马时，绝不会有来到波斯湾而返回的道理。这一错误来源于对途中经过的斯宾、斯罗国名的处理。两位博士都将其认定为泰西封和塞琉西亚（巴比伦附近），并且这一认定在音韵上被认为是铁案如山、丝毫不受怀疑的。只要有这样的先入之念，那泰西封和塞琉西亚前方的海洋确实只能是波斯湾。但如果退后一步，思考一下斯宾、斯罗是否可以有别的认定，则其实还有更加合适的地名。这就是幼发拉底河上游北方的索菲尼国和南方的奥斯若恩国，斯宾和斯罗正是指这两国。而来到这里之后，横亘在前方的西海便是地中海，条支则不外乎是叙利亚。在白鸟、藤田两位博士的新说出现之前，比如那珂通世博士之说正是将条支正确地认定为叙利亚。地名的考证如果过分拘泥于细节，则可能会在大局的把握上发生错误。

武帝派遣的张骞只到达了撒马尔罕附近，而到了后汉班超的时候，东西之间的交通变得容易多了，这从甘英的出使也可得知。班超在和帝时期回国，此后都护不得其人，西域诸国背叛汉朝，而汉也断了设置都护的念头。

北匈奴受到后汉和南匈奴联军的攻击，屡屡败北，又遭到崛起于东方的鲜卑族的侵寇，人民大都投降鲜卑，北单于直辖的部族则远遁西方。其后经过大约二百五十年，在罗马帝国末期入侵欧洲而成为民族大迁徙原动力的匈族被认为正是北匈奴的后裔。

前汉自从武帝以来虽说尊崇儒教，但也只是允许臣下学习儒教而已，天子自己并没有成为孔子的信徒。然而在后汉，明帝的时候建立了被称为“辟雍”的天子的学院，并亲自行儒家之礼。这意味着天子皈依了儒教，而天子的宗教便是人民的宗教，因而可以说从此以后儒教成为中国的国教。

后汉的衰落　和帝之后，第五代殇帝即位，到此时为止，天子的系谱都是一脉相承的父传子。但殇帝在位不满一年便夭折，没有子嗣，因而其堂弟安帝被迎为天子。从这时开始，后汉王朝出现了衰落的征兆。这首先表现在系谱混乱所反映的事实：天子的生活流于奢侈，所以身体不够强健，年纪轻轻便去世；又从旁支中迎立后嗣，而所迎立的新天子同样身心都很虚弱，这样的情况一再重复。在前汉，这种情况开始于极晚期的第十一代成帝的时候，而在后汉，早在中期第四代和帝之后就开始发生了。由此可以说后汉作为王朝，其生命力同样很脆弱。这种时候，必然会发生的不是外戚的专权，便是宦官的阴谋。和帝十岁即位，因而窦太后成为监护人，由此太后的哥哥窦宪及其一族垄断了朝廷要职，多有横暴之举。天子对此感到不快，与宦官郑众合谋杀掉窦宪，这样一来宦官又开始扩张势力，形成了将宫中据为己有并与政府对立的形势。

和帝在位十七年后去世，皇后邓氏将出生一百多天的皇子立为天子，这便是殇帝。殇帝不久夭折，邓氏迎立安帝，自己作为皇太后成为安帝的监护人，同时邓氏一族得势。

安帝在位十九年后去世时，皇后阎氏想模仿前代的先例，以监护人身份施展势力，与其兄阎显合谋，将安帝的皇子撇在一边，迎立安帝的堂弟、年幼的少帝，自己当了皇太后。然而少帝在位七个月后即去世，宦官孙程等趁机发难，拥立曾是安帝皇太子的顺帝，杀掉阎显及其一族。此时有功的宦官十九人被封为侯，宦官的势力愈发扩大。

顺帝十一岁即位，长大后立梁氏为皇后，由此皇后之父梁商和其子梁冀相继以大将军身份专擅朝政。梁氏一族相当于前汉的王氏，但结局并不相同。顺帝在位十九年后去世，梁皇后迎立两岁的冲帝，但三个月后即去世，于是又让冲帝堂弟辈的质帝入承大统，并以皇太后充当监护人。质帝八岁即位，虽然是个孩子，却厌恶大将军梁冀的专横，走嘴说出了“跋扈将军”。梁冀听见后内心惊恐不安，于是向质帝进毒饼将其杀死。质帝在位只有一年半。

其后被立为天子的是质帝叔父辈的桓帝，当时十五岁。和帝以来的八位皇帝中，寿命达到三十岁的只有两人，在位超过二十年的一个也没有。未满十岁便去世的有三人，在位时间都只有一年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天子别说是亲政，就连发言权也丧失了。桓帝即位时十五岁，在位达到二十一年，在年龄和在位时间上并无难处，但才能很平庸，无法承担起恢复皇室权力的重任。

桓帝娶梁太后的妹妹为皇后，在位第十三年皇后去世后，宦官单超等趁机调动近卫军，诛杀了梁冀及其一族。然而，其后的事态很严重，因为这项功劳使宦官的势力变得更加难以撼动，似乎永久地掌握了政权。在中国的历史上，此后宦官的专横一般来说以唐和明两代为甚，而后汉则开了先例。

党锢　自从明帝以来，以儒教作为国教，以“明经”或者“孝廉”的名义选拔地方上的学生，担任中央政府的官职，其效果到此时开始逐渐显现。首都的太学中有学生数千人，纵论朝政、人事，而在地方上学生也团结在名士周围，与首都遥相呼应。他们的批判锋芒，必然要指向宦官和与宦官为伍的官僚。宦官唆使桓帝，以诽谤朝政为由拘捕太学生二百余人，称他们为“党人”，并禁止做官，这被称作“党锢”。在中国，有志于学问，是为了将来能被任用为官吏，从而实现学问中的理想，而处以禁锢也就是剥夺做官的权利，在今天来说则相当于逐出大学。禁锢的理由在于结党，因为官僚应当绝对中立，并直接与天子相联结，官僚之间横向结成党派，自然会被看作是应受惩罚的罪恶。只是，当时因为皇后的父亲窦武以及大臣陈蕃的活动，禁锢不久便解除了。陈蕃在顺帝时被举为孝廉，此时官居太尉，成为全国学生群体的领袖。

桓帝死后，窦皇后拥立侄辈的十二岁灵帝，同时以皇太后身份处理朝政，以窦武和陈蕃为辅佐。两位大臣眼见宦官扩张势力、干涉朝政，谋划削弱宦官，但宦官等先发制人发动政变，杀死了两位大臣，受牵连而死的达一百人，遭到禁锢的达到六七百人。这是第二次党锢。

使用了这样的非常手段，朝廷的声誉不可能不受影响。朝廷为了挽回名声，在首都新建太学并召集学生，命令学者校定五经的正文，用古文、篆书和隶书三种书体将正文刻在石头上，立在太学门前。这便是“熹平石经”，今天只有断片残留下来，是现存最古老的五经文本。不过，这种做法在当时不可能打消知识分子的不满。

对知识分子的禁锢，也意味着封闭了地方人才到达中央的途径。这最终有招致地方背叛中央的危险，因而政府大开卖官之途，作为最简便的选官方法，中央大臣司徒的位子只要五百万钱便可买到。这也有化解财政困难的意图，自不待言。通过这一做法，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了中央与地方的联系，但也只限于地方上的富有阶级，并且只是不学无术、品质恶劣的有钱人与宦官乃至宦官党羽之间的联系而已。

乡制的崩溃　不过，中央与地方关系不协调的最大的原因，应当是后汉以降地方自治趋于崩溃。到前汉为止，古代都市国家的遗制在相当程度上残留下来，人民的居落必定有墙壁环绕周围，其中的居民都被强烈的归属感支撑着，具有共同体意识。这些居落根据大小被称为“乡”“亭”，其内部则分为里，里的周围也有墙壁环绕。里一般包括一百户，在人口稀少的边境地区，有时一个里就是一个亭，但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亭都包括数个里。将近十个亭合在一起称为“乡”，而其中最大的亭也被称作“乡”，这个亭还被特别称为“都亭”。之所以称“都亭”而不去掉“亭”字，是因为有土地属于亭而人民属于里的原则。在表示土地的位置时，一定要说某乡某亭的某处，不能将亭省掉。同样，人被称作某乡某里的某人，不能将里省去。几个乡合在一起成为县，县令及以下的官吏都由中央任命，而县治所在的乡被称为“都乡”，也被称作“县”。在县之上有郡，郡直属于中央，郡太守及以下的官由中央任命。

被称为“乡”“亭”的拥有城墙的居落是古代的邑，也就是都市国家的后身，因而居民有着强烈的独立自治意识。换言之，就是在收税以及审判等方面不喜欢中央的干涉，而尽量以居民自治的方式进行。为此，在乡中设有从居民中推举的掌管教化的三老、负责征收租税的啬夫和治安官游徼，亭则有亭长。民间的小型刑事和民事案件不需劳烦县里，都由这些“乡官”负责处置。这是汉代地方制度的特色，在后世被称赞为最理想的好风气。然而，这种乡制逐渐落后于时代的趋势，变得有名无实。

首先在政治方面，以专制君主为首的中央权力，携带着不好的夹杂物，逐渐向地方渗透。政府的大官或宦官等，在地方上寻求土地而投入资本后，地方上就会有人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与他们勾结，并与地方上的一般人民产生摩擦。纠纷发生时，中央权力介入其中，保护中央的利益，结果就破坏了地方自治。

豪族与庄园　其次，从地方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和货币经济的普及使地方人民的贫富差距拉大。历来所谓的“豪族”只是指大家族，与其他家族之间只有量的区别，但随着社会的发展，量的区别变成质的区别，豪族的生活中充满了一般人无法企及的奢侈。发生这种情况后，同一个乡和亭的人便很难再像以前那样通过共同体意识结合在一起了。

另一个原因是庄园的发展。在货币经济达到顶点并开始出现阴影后，对利益敏感的富人开始将资本投入到土地上，以图保全。本来人民的耕地围绕着城墙，在亭的外侧基本上扩散为圆形，大多数情况下再往外则是横亘的原野。富人不满足于搜购已经开垦的耕地，又开拓原野作为自己的别墅。这被称为“别业”，而“业”就是产业，也就是田产的意思，与西洋的Villa和Manor意思相同。它不单有新建的住房，还在周围附带有山林、原野、池沼和耕地，有各种各样的物产，是能够自给自足的一大片土地。其中的劳动力则由招徕的贫民充当，半奴隶式地被役使着。

这种风气始于前汉，在晋代葛洪的《西京杂记》中有关于袁广汉的记载。此人是长安茂陵的富人，财产达到数亿，来到洛阳后在北邙山下建立了庄园。庄园东西长四里，南北长五里（1里约等于450米），其中造山引水，种植奇树，饲养异鸟。役使的童仆达八九百人，无法想象他们的衣食是从别处买来的，因而庄园肯定附带自给所需的耕地。这是模仿天子的苑囿而建的，而后世贵族庄园的中心部分也是类似的结构。

前汉末期，樊氏的庄园更加重视生产能力。开垦的田地有三百余顷（1顷=150米×360米），以宏伟的建筑为中心，池中养鱼，野地上饲养牛羊，建立了有求必给的自足体制。要制造家具什物，则种植梓树和漆树，待其长大。这是因为进入不景气时代后，一旦使用金钱，再想赚回来就必须付出好几倍的努力，因而尽量不花钱。虽然司马迁在《史记》中设立《货殖列传》，记录了从上古到当时的大富豪的事迹，但从那以后似乎绝少出现类似的暴发户，因而后汉班固的《汉书·货殖传》完全照抄《史记》，无法加上武帝以后的新材料。后汉以后的正史中则没有《货殖传》，取而代之的是樊氏那样的庄园主的事迹。

在历来的地方都市乡、亭的远郊出现庄园后，政府的力量对其鞭长莫及，因而租税负担都落到留在乡、亭中的人民的头上，且愈来愈重。他们愈发穷困后，只得抛弃原籍，逃入庄园成为客，这正是后世部曲的起源。庄园不用缴税，因而吸收的流民日益壮大。而与此相反，政府徒有户籍，能够役使的人民却逐渐减少，租税收入也每况愈下。

太平道运动　在这种时候，最受苦的其实是一般老百姓。一方面政府的诛求日益加重，另一方面又受到富豪庄园的压迫。乡制也逐渐崩溃，乡官的力量已不足依赖。总之，传统的生活方式已经无法安心继续了。大家都在思考新的互助方法，结果出现了太平道运动。

巨鹿的张角自称得到黄老之术，创立了名为“太平道”的宗教，宣称自己依靠符水咒语，不用医药就能治病，召集信众，十余年间发展了数十万信徒。势力扩大至北方的幽、冀，东方的青、徐，南方的荆、扬，以及中央的兖、豫，共八州。在地方上设立三十六方，大方统领万余人，小方统领六七千。最初只是民间的互助团体，但势力渐大之后，就趁着民间的反政府情绪转化为革命运动了。因灵帝中平元年干支正当甲子，便宣称这一年是起事之年，在全国同时掀起暴动（184年）。

至于太平道的性质，似乎其团体中并没有多少知识分子参加，农民当然很多，但说它是农民运动，却又不然。在交通不发达的时代，在十几年间发展几十万信众，并且在同一天掀起全国暴动，如果没有发达的交通手段和情报传递是不可能做到的。看起来核心群体应当是交通运输业人员，而关于这一点，也有必要与同时在西方兴起的五斗米道联系起来看。

五斗米道　与张角同时并使用同样手段召集信众的，还有益州的张鲁。张鲁的祖父张陵来到蜀地传道，征收五斗米作为入会费，因而被称为“五斗米道”。中原的张角信众向东方、北方和南方扩展，而在西方却止步不前，应当是因为这里有张鲁。而且张鲁方面从其祖父便开始传道，因而肯定这一派才是正宗。

张鲁的手法也是看病不用药，通过让病人喝符水和交代自己的罪过来治疗，与张角完全相同。此外，据说张鲁还让人在路旁建设叫作“义舍”的住宿设施，在其中放入义米、义肉，允许路人按需要使用。此外对犯了小过的人，则让其修治百步道路以赎罪。看来，这一宗教应当是以交通从业人员为核心而实施互助的。这样说来，张角方面也是同样的人员团结在一起而形成大势力吧。

张角的太平道信徒掀起暴动后，发挥了农民无法拥有的机动性，出没于各地，为了区别自己人和政府军队，便头戴黄巾作为标记，因而被称为“黄巾贼”。据记载，旬月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

党人的本质　政府在出动正规军征讨的同时，又大赦之前被处以党锢的士人，要求他们协助讨伐黄巾。将这些党人拉到自己一方有什么好处呢？本来黄巾中几乎没有读书人加入，如果知识分子加入黄巾成为智囊，那将很难对付，这算是消极的理由吧。不过还有积极的理由，那就是“党人”就如“党”这一名称所示，有着他们自己的联络通信网。在内乱等情况下，这作为情报来源应当可以带来很大的便利。在情报传递方面，安帝时宦官蔡伦发明了纸，这想必提供了更大的便利。此外，党人中有包括地方上有势力的阶层在内的、拥有宏大庄园和众多隶属民众的人，如果以他们为中心组织义兵，政府方面能够动员的力量便可能倍增。

另一方面，对党人来说，他们虽然反对宦官和腐败官僚，但对于汉王朝自身却没有敌意，反而想要恪尽忠诚。因而从一开始，就与明确提出要革命、企图树立新政权的“黄天”来取代汉的“苍天”的黄巾军水火不相容。所以只要政府做出邀请的姿态，他们就会立刻顺水推舟地响应。只是他们与宦官本是仇敌，因而在黄巾之乱平定后，出现了很多像荀昱这样再度与宦官争斗而被杀的人。

黄巾本是乌合之众，没有合格的领导者，一旦正规军与民间的义勇兵协同作战，便在各处先后败北，很快被平定。但此时组织义勇军从民间崛起的英雄，却因为与部下的团结极为牢固而逐渐显露头角，政界越是混乱，他们越是能够扩大势力。河北涿郡的刘备，以及原是政府小官的曹操都属于这一类人。随后，这些新兴势力开始与以政府为背景的旧势力官僚展开争霸。

宦官的诛除　平定黄巾后，后汉朝廷终于松了一口气，但灵帝二十二年的统治闭幕后，宦官与官僚之间爆发了大冲突。灵帝之后，十四岁的皇子刘辩即位，何太后与其兄何进作为监护人处理政事。担任首都长官司隶校尉的袁绍，劝说何进诛戮宫中的宦官，以除祸根，但何进优柔寡断，结果反而中了宦官的计，被暗杀在宫中。袁绍见事态紧急，便率兵入宫，遇到宦官不分老幼一顿乱砍，将两千多人全部杀光（189年）。

这是非常粗暴的做法，但当专制君主无能时，宦官便会起而弄权，其弊害不可胜数。当时被称为“十常侍”的宦官集团专断政治，将亲戚党羽派遣到地方上，囤积土地，以图生财。这必然会侵犯地方官的权限，进而导致政治混乱。而此时受害的总是无辜的地方人民，而且对地方的申诉，中央绝不会受理。郎中张钧眼见这些实情，上书要求将十常侍斩首以谢天下，反而遭到下狱虐杀。

然而宦官被一扫而空之后，天子也跟着权威扫地。昏庸的灵帝曾将一个宦官称为父，而将另一个宦官称为母，一味依赖他们。而此后即位的少年天子因为失去宦官的支持，完全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另一方面，杀光宦官的袁绍官位尚低，没有足以成为政府中心的威望。于是将军董卓趁机率大军开进首都，为确立自己的威望，废掉即位不到半年的天子，而让刘辩之弟、九岁的献帝即位，自己以相国身份左右朝政。

天下大乱　反抗董卓专权的袁绍逃离首都，纠集东方诸州郡，组成联军，攻打在洛阳的董卓。董卓见联军来势汹汹，便弃城而逃，带着献帝迁都长安，但他为人暴虐，被部下所杀。

聚集在袁绍麾下的诸将因董卓逃亡而失去目标，各自返回根据地以自保，天下陷入四分五裂。其中最有势力的是袁绍和曹操，前者以河北省冀州为根据地，后者则领有今山东省东部的兖州。袁绍出身名门，家族四代中连续出了五位朝廷最高官，号称四代三公，因而代表了位于后汉延长线上的旧势力。与此相对，曹操可以说是新兴势力的代表，其武力基础在于乡里中根深蒂固的亲戚、朋友关系，以及乡党式地团结起来的农民。

两方隔黄河争霸，曹操将献帝由长安迎到自己的根据地河南省的许，并将此处作为首都，“奉天子而征四方”，讨伐袁绍，结果大破对手；袁绍死后，又追击其子，吞并冀州。打败这一强敌后，黄河流域自然平定，曹操被献帝封为魏王，领有汉版图的大部分，进而建立了比汉天子更有实力的魏国这一独立势力。

如果这是在两百年前，那么黄河流域的平定便意味着全国的平定，无法想象还会有敌对势力存在。然而在后汉期间，南方的开发有了大的进展，以至于出现了以长江流域为根据地与华北对立的势力。这便是据有长江上游蜀地的刘备和以长江下游吴地为中心的孙权。刘备在中原辗转迁徙，与曹操争霸而失败，最后入蜀，以成都为根据地。而孙权纠合土著豪族势力建立政权，并帮助刘备在赤壁击破曹操南下的军队，从此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于是出现了三国分立的形势。历来中国的大趋势是从分裂迈向统一，但从此时开始出现了很强的分裂倾向，就算有时出现统一，也会立刻被卷入分裂的浪潮。由此可以很明确得知，世间的情形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