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前汉

从秦到汉　到了承秦之后的汉朝，虽然彻底的和平没有立刻降临，但至少社会还是大体上恢复了平静。仅是前汉，从高祖刘邦数起，到第十四代的孺子婴被王莽夺去皇位为止，保持了两百多年的命脉，其间至少没有足以将王朝卷入灭亡的大乱，这些都是事实。从另一方面来看，这让我们有理由推测秦统一天下时与汉平定天下时相比，社会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历来中国式的解释全是儒教式的道德论，其中的代表是汉文帝时贾谊的《过秦论》。据他说，秦在二世皇帝即位时，正值始皇帝的积极政策导致天下穷乏，是施善政、得人心的绝好机会。寒者利裋褐，饥者甘糟糠，不可能满足不了人民的最低欲望。如果此时裂地分封功臣子孙使其立国，宽缓法律而清空牢狱，暂免严酷的刑法而将罪人送回家乡，打开政府的仓库而赈济贫民，减轻赋役让人民安堵，再行文教让各人自爱其身，应该能够充分期待天下太平。但二世的政治却反其道而行，继续着与此完全相反的暴政，最终走向崩溃也是必然的结果。

这番议论确实有一定的道理。始皇帝的政策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强硬的积极政策，因而总有一天必须做出改变，转变到消极政策，而二世却错过了这样的机会。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意味着在秦统一之初，社会上还保留着实行积极政策的空间。但到了汉初，天下萧条，疲敝已极，不管谁得了天下，都已无法再采取积极政策了。

从春秋持续到战国的战争，一方面给社会和人民带来了丰富的体验，有促进文化技术发展的一面，但同时更加招致了民力疲敝的结果。贾谊在形容秦与六国的战争时说“伏尸百万，流血漂橹”。而秦始皇帝的统一战争结束后不久，便有汉楚争霸继之而起，又造成了更大的惨祸。项羽在巨鹿之战获胜后，虽然降伏了秦将章邯，但却不知该如何处置其麾下的二十万秦军，最后将这些人全部杀掉。这支军队原本是为修建秦始皇帝的陵墓而役使的七十万刑徒，也就是犯人，他们免于处刑而被用作苦役，此时又被临时派上战场，因而本来就品性恶劣。而类似的惨剧应该到处都有。据高祖的臣下娄（刘）敬所言，汉与楚“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痍者未起”。因而虽然勉强打倒了项羽，但据《汉书·食货志》，人民失掉了产业，无从劳作，加之饥馑肆虐，一石米的价格涨到了五千钱，人民相食，死者过半。民间当然没有积蓄，就连天子也凑不齐四匹毛色相同的马来拉车，至于文臣武将，根本用不上马车，只能用牛车。

一治一乱　不过实际说来，正是这种疲敝的状况成了战后社会复兴的基础。汉政府最期望的是时局安定，与民休息。为此只能宽刑省法，简政裁员，轻徭薄赋。就算想采取秦始皇帝那样的积极政策，实际上也是做不到的。而且一旦在国初实行消极政策，并成为中国这样重视传统的国家的常态，如果其后没有发生极为特别的事，同样的政策便会维持下去。

战争导致的人口减少和生产设备的破坏，无疑是经济上的沉重打击，但也会使其后的发展更为容易。当时的人口一共有多少并不清楚，但在还没有充分开发的时代，就算是今天看来不成问题的很少的人口，一旦达到了饱和点，也会不断引发如何处置多余人口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在人民居于城郭而在城外拥有耕地的社会形态下，城内的住宅用地会很快紧张，而城外的耕地如果开拓得太远，往返就太费时间，因而耕地也容易不足。在灌溉设备也不完备的地方，就会屡屡出现歉收的危险。

不过在大乱之后，如果人口减半，城内的住宅用地就会宽裕。而农业则会从水利最为方便的肥沃土地开始，因而不怎么需要担心天气带来的歉收。只要能够忘记过去的创伤，人民就会有干劲和盼头。换言之，战乱消除了导致战乱的原因。

这是非常残酷的事，但事实上在中国，这种悲剧后来也一直重复着。这是应该从历史中充分吸取的教训。当时还没有统计的想法，也不曾在数量上思考人口、资源和生产的关系，只能认为周期性的大乱不可避免，而将其归结为机械的“一治一乱”宿命论。

对已经过去的事没有办法，问题应当在于今后怎样有效利用有限的资源和生产，在不发生惨祸的情况下调节人口和衣食住之间的供求关系。

姑息政治　汉高祖统治天下的最高理想是社会安定，而为此首先实行的是封建和郡县并用的姑息政策。这里所说的“封建”并不是要周代复活。与楚争天下时，刘邦对部下的大将与其说是当作臣下，不如说是视作盟友，战事正酣时让韩信称齐王就体现了这一点。统一天下之后，就此承认诸将当时所拥有的势力而给予相应的领土，是最为现实的办法。

除此之外，还有使封建在现实中成为必要的状况。秦的郡县制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边远地区的人民也必须同等地承担赋役，比如长城警卫工作，远方的人民同样要出动。但如果将这些土地作为封建君主的领地，人民就只需对封建领主尽到义务即可，可以因此脱离中央政府的统治。当时还没有治理统一帝国的经验，只知道划一地实施法律，因而只有在郡县和封建之间两者择一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封王建国是使边远地区的人民得到休息的唯一方法。

接下来，如果中央政府想要在避免强烈抵抗的情况下削弱诸王势力，首先可以采取改变封地的办法。最需要防备的是齐王韩信，此人是优秀的军事战略家，以一己之力平定齐地，并且半是威胁地让刘邦封他为齐王。在项羽被消灭后，汉以韩信的故乡是楚为由，将他改封为楚王，又趁楚国基础未牢，在建国满一年时（前201）撤除了韩信的楚王之位。接下来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等的大国，继而其他小国，都被一个接一个地没收了，并且很多情况下是采用暗算手段。

亲族封建制　不过汉并没有消除封建制本身。异姓诸侯多数是风云际会之际从民间崛起的有武略的将军，汉害怕他们会成为将来的祸根，于是消灭功臣诸侯，又将高祖的同族分封为王。其中势力最大的是高祖的弟弟楚王、儿子齐王、哥哥之子吴王等，共有九王，高祖甚至留下“非刘氏不王”的遗言。只有长沙王是例外，此王为吴氏，或许因其领地位于边境，又最为狭小，朝廷才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名义上，诸王私有分封的土地和人民，可以自治。但事实上，他们只因是汉室的同族才被提拔，其中凡庸的君主很多，因而在政治上必须依靠中央。而这正中中央的下怀，趁机将能干的官僚作为傅或者相派到各王那里充当顾问，在教导诸王的同时也进行监视。

从这一点可知，汉的同姓封建制一直处于中央的监视之下，性质与郡县没有大的不同。不过作为监视者被派往诸侯国的傅、相却甚尴尬，他们虽是中央派来的，但在各自的王国却又是王的臣下，不知有多少人夹在中央与诸侯之间左右为难而死于非命。有名的文人贾谊被任命为梁王的傅，但因梁王落马而死，他慨叹没能完成傅的任务而时常哭泣，过了一年多便在三十二岁时英年早逝。

匈奴政策　汉初的消极主义也体现在对外政策上。当时最大的强敌是新近在北方崛起的匈奴游牧帝国。匈奴应当是蒙古系的民族，曾因秦将蒙恬北伐而受到打击。接着在汉初冒顿出现并成为单于，征服戈壁周边，形成了广大的领土。这是蒙古地区的第一个大帝国，也是骑兵战术传入后引发的现象。

匈奴族居无定所，带着帐篷与畜群逐水草迁移，他们从孩提时起便骑在马背上，喝着马奶长大。财产就是牲畜，但衣食都用畜牧产品来满足既不健康也不经济。用饲养的牛马交换农民的谷物，则双方都有好处，只是交换时由于语言习惯不同，很容易产生纠纷。而一旦爆发战争，对中国军队来说，机动性较强的匈奴军队是很难对付的。

在高祖分封的诸王中，战国时的韩王室的后裔、名为信的人被封为韩王，此人与名将韩信是同名的两个人。汉初，韩王奉命将封国迁到山西省北部的代，此处是与匈奴接壤的地方，容易受到攻击。代王向中央求援，但中央的援助并不充分，代王终于向匈奴投降。不久，匈奴挟代王南下入侵，一直深入到内地的晋阳，也就是今天的阳曲一带。中央政府不能置之不理了，于是高祖亲率大军出动。本来高祖不擅作战，名将韩信曾评价说指挥十万以上的军队对刘邦来说负担太重，然而此时高祖却带着三十多万人出征。起初形势很好，一路追着退败的敌人向北前进，但这其实是匈奴的计策。当高祖来到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大同时，却被匈奴重重包围。敌人的大军据说多达四十万，超过汉军的数量。高祖被围困在小城中，过了七天都无法与己方取得联系，只能在签订屈辱的和约后撤军。汉向匈奴赠送了数量巨大的黄金和丝绸，又将同族的女子称作高祖的长公主嫁给单于，此外每年还要赠送大量金帛。不过这些花费换来了和平，与进行战争的军费相比还是很低廉的。

高祖其人　高祖在被项羽封为汉王的第五年（前202年）即皇帝位，即位后的第八年（前196年）平定淮南王黥布的叛乱，最终因此时所受的箭伤而死。他生于今江苏省北端的沛，是中等农民之子。这一带在当时相当于华北与华中的分界线。历来独裁者多出现在文化的分界线上，这是因为受了两种不同文明和风气的锻炼，头脑的运转比较复杂，最适于在乱世应付困难局面。并非高祖一人如此，与他共同举事的萧何、陈平、曹参等都是同样性质的人物，并辅助了高祖。以万夫不当之勇闻名的樊哙，也不是只凭蛮勇的武夫，而是懂得进退的通情达理之人。汉的天下是由这些聪明人合力缔造的。因而即便是张良这样的功臣，也因为是外人而没有融入这一集团的自信，在天下统一之后就主动抽身，安于小领主的地位以自保。

高祖临终时，吕皇后问如果大臣萧何去世，该由谁来接任，他回答说可用曹参，又问曹参的后任，他回答说应当并用王陵和陈平。这些都是高祖家乡附近的人，如果张良还在朝廷做官，也没有他的容身之地。最后问到陈平的后任时，高祖回答说不知道，这就是说同乡中的人才已经用尽了。

后来前汉崩溃时，中兴汉朝的后汉光武帝起于南阳，此地接近河南省的南端，也是华北中原文化的尽头。接着取代后汉的魏的曹操，家乡在谯，同族对他多有支援，而谯则在今安徽省北端与河南省接壤处，与沛极为接近。

高祖死后经过一千五百余年，再度由民间匹夫的身份崛起即位的是明太祖。他是淮河流域的凤阳人，而到了此时，华北文化的南方界线已经南下到了淮河一线。

不同地域的交界处容易出现独裁者，似乎是全世界的共通现象。希特勒生于德国与奥地利的国境附近。在日本，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三人都来自尾张、三河，而这一带位于使用银的西日本与使用金的东日本的分界线附近。明治维新之际西乡隆盛、山县有朋出生地萨摩、长门，是日本的边境地区，通过琉球和对马从事海外走私贸易并与海外保持接触。乱世争霸之际，最为必要的就是头脑的运转不因划一的教育而固化，能够对事物进行相对的思考，发挥均衡感而采取基于现实情况的行动。

惠帝与吕后　高祖于在位的第十二年去世，庙号太祖，谥高皇帝。因而“高祖”的称呼很奇怪，但司马迁恐怕是根据当时的称呼在《史记》中设立了《高祖本纪》，这一称呼就此固定下来。后来班固写《汉书》时，将本纪的名称正确地定为《高帝纪》，但在文中依然称“高祖”。高祖死后，其子惠帝继位。

“惠帝”当然是死后的谥号，而这似乎是给昏庸天子的。后世的西晋也出了一个惠帝昏君，埋下了亡国的种子。汉惠帝虽然不至于此，但其生母吕太后掌握了权力，行事专横，汉的天下几乎要落入吕氏一族之手。因此司马迁的《史记》中紧接《高祖本纪》的是《吕后本纪》，而完全无视惠帝的存在。

高祖死后吕后掌权的情况，与源赖朝和北条政子⁽¹⁾的关系极为类似。高祖起事之初，其妻吕氏出身于门第较高的豪族，因而高祖多有依靠吕氏之处，并且在性格上也往往受到吕氏的掣肘。幸好吕氏没有能够处理时政的父亲，同族也都很平庸，因而事态得以止于吕后一人作恶。成了寡妇的吕太后召来高祖宠爱的戚夫人，断其手脚，挖出眼睛，示众杀死。惠帝见到这一惨象后受到惊吓，日夜饮酒淫乐，不理政事，在位七年，二十四岁时去世。惠帝之子被立为天子，而吕太后公然摄政，天子在位四年后将其杀死而改立其弟⁽²⁾。其间又将吕氏一族提拔为大臣、大将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幸亏在朝廷还有高祖同乡集团的大臣陈平、周勃等。其实他们与吕氏也属同一集团，在吕太后活着时明哲保身，在太后病死后则趁机拉拢近卫军，发动政变，诛灭吕氏一族，又迎立惠帝之弟文帝。

文帝的政治　文帝在位的二十三年是最被称道的太平之世。宫中的生活也极为俭朴，文帝曾想在宫中营建小亭，工匠估计需花费百万钱，文帝说这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于是中止了营建计划。不过到了文帝晚年，建国已四十年左右，关于战争灾祸的记忆逐渐远去，生产也逐渐得到恢复，同时伴随而来的种种弊端开始引人注目。使人悲观的因素，见于当时文人贾谊所著的《新书》。据他所言，在被后世称为太平治世的文帝年间，也有事势之可痛惜者一，可流涕者二，可长太息者六，至于其他背理伤道的事，则不可遍数。

贾谊指出的最大忧患，是封建诸王的势力过于强大，往往有反叛中央的倾向。封建之初，诸王是甘苦与共的同族，但随着世代往下，自然开始与本家疏远，并且私有广大的领土和众多人民，容易流于奢侈暴虐。这也是因为社会上还没有儒教式的教育，天子之家本来没有教养，因而也没有所谓家法，子弟都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当时正好发生了淮南王刘长因谋反而自杀的事件，贾谊担心同样的事件会继续发生。而到了下一代景帝时，果然爆发了吴楚七国的大乱。

接下来，贾谊提醒人们注意的是匈奴的侵寇。他说，匈奴的实际势力还不及汉的一个大县，如果骑兵有六万，按五人中征发一人来计算，全部人口不过三十万。然而积极侵略的却总是匈奴一方，汉则为防御而疲于奔命，这是因为对策不得当。在比较分析了敌我的长短之后，贾谊最终得出结论说，汉应当依靠财力取胜。到景帝之后的武帝时，匈奴问题大致得到了解决。

然而，还有自从贾谊指出以来，岂止景帝、武帝，在后世都永远没能解决的问题，那就是贫富悬殊和瑰玮淫侈。当时建国已三四十年，生产力也已经恢复，在自由放任的政治之下，蒙受恩惠最多的是富人大贾。据说，他们在家中的墙壁上铺上本应用来制作天子衣服的锦绣，让妻妾身穿本应用来制作皇后衣服的罗纨。贾谊说这样的奢侈浪费了社会的积蓄，一旦遇到荒年，人民就会陷于饥馑，并成为盗贼产生的原因。所以应当制定制度加以禁止，劝勉人民致力于农桑，不要趋向商工末业。贾谊早逝，未及充分施展才能，因而司马迁怜悯其志，在《史记》中为他立传，并与战国楚的屈原同列。贾谊本人也同情屈原，曾亲临屈原所沉入的湘江⁽³⁾，写下《吊屈原赋》，投入水中以示祭奠。

吴楚七国之乱　到了在继文帝之后的景帝时，正如贾谊所担心的那样，爆发了封建诸王的叛乱。叛乱的主谋者是吴王濞，为诸王之中最年长者。吴国濒海，有鱼盐之利，又开发铜山以致富强。因吴王有专恣行为，朝廷欲加抑制，决定采用晁错的建议，削减以吴为首的诸王领地。于是吴王拉拢楚等六国，以声讨晁错离间同族之罪的名义起兵。景帝大惊失措，斩了晁错欲以安抚七国，反而使对方气势更盛，一直攻到洛阳附近。正如晁错所言，诸王骄横，削亦叛，不削亦叛。景帝想起父亲文帝的遗言，以周勃之子周亚夫为上将征讨东方诸侯。周亚夫由间道驰入洛阳，取出武库中的兵器装备军队，在依靠阵地阻止敌军的同时，以骑兵威胁敌人后方，断其粮道。在长期对阵后，吴楚的军队用尽食粮，全军瓦解溃逃。吴王经过数十年准备的叛乱计划，就这样彻底失败。对汉朝来说，这下反而因祸得福，有意反抗中央的大诸侯几乎都被趁机消灭，中央得以改封众多小诸侯。而一旦领地被零分碎割，便失去了与本家兵戎相见的力量。一般认为，诸侯势力的衰落是由于武帝采用主父偃的建议实行“推恩令”，但实际上“推恩”在景帝时就已经得到实行，此事可见于《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但司马迁又在《平津侯主父列传》中记载主父偃向武帝献策而实施推恩令，前后自相矛盾。公正地看，列传的根据较为暧昧，不及年表事实记述得准确。但后人习惯了王安石著名的《万言书》中所引《平津侯主父列传》的说法，因而相信列传所言，而不顾年表之说。或许主父偃劝说的并非武帝，而是献策景帝而得到采用。总之，统御大诸侯的问题在景帝时得到解决，这是事实。如果不是这样，就是说好不容易平定了七国之乱，却没能有效利用当时的形势，这对景帝时的政治家们来说，实在是没脸见人的事。

武帝完成统一　景帝的十六年统治结束后，其子武帝继位，在位时间达到空前的五十四年，而汉的国势也在这一时期达到绝顶。不管武帝是否意识到了自己的任务，他完成了统一历史上出现的古代帝国这一重大使命。经过高祖依靠武力的统一和景帝对诸王的镇压，敌对势力的妨碍已经被消除，但这时出现的应当是历史上的第一个试制品，古代帝国在内部还残留着使其无法成为彻底统一体的弱点。到武帝时，才逐渐对细节部分进行雕琢，最终打造出与其他世界相比也毫不逊色的古代帝国。

武帝实施的第一项统一政策是统一思想。汉初继承了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形势，朝廷官僚的兴趣也各不相同，儒学、老庄以及法家之学浑然并行。比起学问，武帝更喜欢文学，即位之初便进行了选拔文学之士的策问，即以文章回答天子的问题。在对策的一百多人中，董仲舒的文章最合武帝心意。董仲舒的主张是以儒教指导政治，一般认为朝廷由此决定采纳儒教，但事实并非如此，董仲舒的话不足以决定政府的方针。虽说后来在公孙弘的建议下设立了博士弟子员，实施英才教育，但目的是培养实际有用的文学之士，并不是为了振兴儒学教育。归根结底，朝廷中儒教系统的大臣官僚逐渐增多，因而儒教自然获得了官学地位，似乎这才是真相。

那么为什么儒教能够压倒其他学派而获得胜利呢？其实还是因为儒教学问自身有着足以占据优势的特点吧，最大的长处即以历史学为基础。老庄尊崇无为自然，排斥人为，因而没有历史学；墨子之学只有《尚书》而没有《春秋》，也就是说有古代史而没有中世以后的历史；战国纵横家之学，只有近世史而没有古代史。但儒学在古代有夏商周三代的全盛期，其后有春秋，而春秋末期是孔子的时代，之后有孟子、荀子等学者接续，一直到达现代史。拥有这种连贯的历史体系的只有儒教。换言之，只有儒教能够教给人们中国是什么，以及中国应该是什么样。

归根结底，武帝爱好文学是事实，但似乎并没有将儒学作为国教的想法。然而通观起来，在武帝漫长的统治期内，儒教成为学问正统的趋势已经确定，可以说时势的力量超越了天子个人的意向。既然如此，那么说武帝表彰六经也并不算错。而以后其他学派大都沉沦，儒教实现了对思想界的统一。

年号制　在武帝自己想出来的统一政策中，包括年号的制定。历来的纪年法都是将新君即位后的第二年作为元年，以在位年数纪年。战国时代，七国当然都是使用各自君主的即位年数，进入汉代以后，封建君主在其领地内依然以各自的即位年数纪年。在中央，因为文帝在位时间稍长，到了第十七年时又将该年作为元年。将这一年称为“后元年”加以区别，则是后世的加工。接下来的景帝改元两次，将第八年作为中元年，又将之后的第七年作为后元年。这种方法在整理记录时容易混淆，极为不便。特别是皇帝直到死后加谥号为止都没有名称，后世可以说“景帝中二年”，当时则只能说“皇帝二年”。此外加上地方上封建君主的即位年数，更容易混乱。到了武帝时期，将六年作为一轮，从第七年开始回到元年，但改元几次之后，前后就难以区别了。于是在第五次改元时，为元年制定了“元封”的年号。此外又追溯以往，分别给每个六年追加了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的年号。这在当时是非常进步和方便的制度，中央所定的年号通用于国内所有地方，并且不管多少年后，后人据此都能立刻明白是指哪一年。而且，如果让承认中国主权的异民族国家也使用年号，共通年代的范围便能相应扩大。在中国，最终没有产生像基督教纪年那样将某一起点定为元年而永远数下去的想法。

创立年号后，武帝又进一步制定历法，并命名为“太初历”。“太初”是当时的年号。按照今天的区分，太初历是太阴太阳历，是将以月亮的运行为根据的太阴历和基于太阳运行的太阳历合在一起而成的。一年的长度是三百六十五零四分之一天，并分为包括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在内的二十四节气，这是属于太阳历的部分。月份分为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两种，基本上轮流设置以符合月亮的盈亏，这是太阴历法。只是为了与二十四节气相协调，如果两者之间相差超过半个月，则插入闰月进行调整。每年重新确定历法是皇帝的特权，使用皇帝颁布的历法是承认皇帝主权和成为臣下的证据，被称为“奉正朔”。

对匈奴的战争　武帝时期，在对外政策上也对历来的方针进行了大转变，改而采取进攻性的积极政策。对汉来说，正面的敌对势力是北方的匈奴，但自从高祖战败以来，一直小心翼翼，一味采取避免战争的政策。十八岁⁽⁴⁾即位、年轻气盛的武帝耻于沿袭祖先的退缩政策，决心一战，不过背后似乎也有经济官僚的怂恿。建国以来持续和平，朝廷又注意节约，结果到武帝时朝廷的财政已经有了富余，以至仓库中陈米盈溢，铜钱生锈。如果财物这样藏而不用，就会导致不景气。但如果在这时发动战争，消费则会旺盛，因藏匿而退出流通的货币和物资进入社会，经济会呈现出活跃的盛况，而这又能刺激生产，使雇佣盛行，从而救济失业者。在后世的经济官僚中，似乎也有人抱着同样的想法而煽动战争。

然而，同匈奴的战争并不像武帝最初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匈奴方面拼死反击，战争长年持续。不过汉在后方有着丰富的生产手段和资源，进入长期战后，形势开始对汉有利。汉用投降的匈奴士兵作为先锋，又在内地大规模养马，练成骑兵大部队后派遣远征军，而匈奴方面只能用游击战抵抗。

武帝选拔青年担任远征军的将军。一般认为在战争中不仅士兵，指挥官也是由年轻人来担任为有利。在古今战争史中，观察大战役中指挥官的年龄，可以发现获胜的将军比较年轻似乎是一个原则。不过就算任命了年轻的将军，如果士兵心中不服，也起不到效果。于是武帝便从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侧近中选拔人才，以天子个人的权威将他们任命为大将。卫青是卫皇后的同母弟弟，霍去病是卫皇后姐姐的儿子，李广利是武帝宠爱的李夫人的哥哥。这三人的出身都很低贱，但却因此而得以接近天子，被任命为大将后都立下了不负委任的军功，反而是贵族气、作风老派的名将李广等接连失败。如果是在后世有品格的独裁天子的时代，像武帝这样使用人才的方法反而会在朝廷招来纷纷议论，大概终究无法实现，而正因为是古代能够强行己意的专制君主才做得到。有趣的是，关于这三位大将的选用，清代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指出“武帝三大将皆由女宠”，使用了类似非难的语气，并且不可思议地认为他们立下大功是“理之不可解者”。

积极的对外政策　武帝利用这些将军沉重打击了匈奴，将之驱逐到戈壁沙漠偏远之处。与此同时，在南方、东方和西方也都展开了军事行动。设置在今广东的南海郡的郡尉赵佗，趁着秦末内乱，吞并桂林、象郡而独立，自称南越王。然而汉自从高祖以来，极力息事宁人，只是偶尔派使者催其朝贡。武帝则在讨伐匈奴获得胜利后征伐南越，生擒赵佗的玄孙建德，灭其国，设九郡，而最南端的日南郡据说相当于今天越南的顺化一带。

武帝又在东方征服朝鲜。自古以来，朝鲜有自称殷代箕子之后的箕氏朝鲜国，但到了汉初，从燕国逃亡而来的卫满取代箕氏成为国王。其孙卫右渠在位时正值武帝时期。趁国境发生纠纷，武帝从海陆攻击朝鲜，灭国设四郡。其中存续时间最长的是郡治位于今平壤的乐浪郡，为中国政治、文化前进的一大基地。中国知道在东方大海中有一个倭国，也是通过乐浪郡。

张骞出使　在西方，武帝也大事征伐。与匈奴交战时，武帝听说匈奴的仇敌月氏国占据伊犁一带，依然在抵抗匈奴，便派遣张骞出使其国，想与之缔结攻守同盟。然而当张骞到达时，月氏已经因匈奴的追击而逃向西南方，并灭掉希腊人建立的大夏国，征服了从大夏国领土阿姆河沿岸一带直到印度西北的地区，建立了大月氏王国。从天山北路的伊犁一带到阿姆河畔似乎很远，但实际上这条线路曾几度成为北方民族南下印度的通道。张骞克服重重困难，到达了大月氏的国都，提议夹击匈奴，但大月氏已经在新领土上安顿下来，没有接受汉的提议。新大月氏国的中心在今天的撒马尔罕附近，气候温暖，物产丰富，并且位于从东西洋交通的干线转赴印度的交叉点上，是四方物产辐辏的要冲。张骞没能达成本来的目的，但在逗留大月氏期间，他调查了附近的西亚诸国、锡尔河畔的大宛国和占有波斯及其周边的安息国等地的情况，在完成十三年的旅程回国后，向武帝作了报告。

武帝根据这些新信息，与取代大月氏占领伊犁一带的乌孙民族结盟，共同对付匈奴，此后两国的关系持续了很长时间。

另一方面，武帝得知西亚有着与中国不同的文明，多有珍奇物产，便派遣商队展开交易。两地之间横隔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其西又有将亚洲分为东西两部分的险峻的葱岭，也就是帕米尔高原，旅行不仅有很大困难，还频频受到北方游牧民族劫掠的威胁。于是武帝将万里长城的西端向北推进，并在南侧设置酒泉、武威两郡，以保护从内地到大漠出口敦煌的道路。

敦煌有玉门关，从那里往西，沿着大漠边缘散布着伊朗系民族的都市国家，汉将这些国家变成朝贡国，让它们保护往来的商队。再往西越过葱岭有大宛国，位于现在的费尔干纳地区。

西方贸易　武帝听说大宛国有叫作“汗血马”的名马，便派遣商队前去求马，结果大宛杀掉使者、夺走黄金，不肯出口马匹。武帝任命李广利为大将，征讨大宛。汉军两度到达大宛城下，第二次终于降伏大宛，得马三千余匹而返回。这应当便是今天所说的阿拉伯马，但其实是原产于伊朗高原的品种，肺活量很大，适于赛马。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记载了这场战争的经过，对大宛以外诸国的记载则应是基于张骞的报告。

东西亚之间的通商并不是此时才开始的。特别是北方游牧民族不仅富有移动性，还对交换感兴趣，必定从太古时起便进行着接力式的物物交换。有理由推断，在古代波斯帝国建立以后，其商队已到达中国附近。但是国家之间，特别是获得国家力量支持的商队贸易则始于武帝时期。

大规模的贸易开始后，势必要对社会、经济带来重大影响。中国想从西亚获得的是宝石、珊瑚、玻璃、香料等，很多是加工品、工艺品，输出的则以黄金和丝绸为主。因为丝绸是中国的特产，而黄金的价值在东方的中国比较低，越往西越高。比较当时的文化水平，无论如何都是西高东低。多数情况下，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进行贸易时，都是发达国家出现黑字而落后国家出现赤字。在汉代，中国拥有的丰富黄金年复一年流向西亚，长年累月之后就招致了中国的货币量减少的严重后果。

财政政策　因为连年对外征战，汉政府的国库支出剧增，曾经无比丰富的积蓄也被用尽，随后陷入穷困。另一方面，战争给资本家带来了大发横财的好机会，特别是制铁业者通过制造武器获得了巨大的利润。于是武帝在救财政之急的同时，以惩抑不法大工商业者的名目，将当时的代表性商品盐和铁转为政府专卖。然而一旦付诸实施，便发现无论如何都需要各自领域的专业知识，因而只能将民间的盐商和制铁业者任命为政府的盐铁专营官吏。本来官营商业的效率就很低，又要从中获取利益，结果民间不得不购买有杂质的盐和劣质铁器，纷纷抱怨。因而在武帝去世、昭帝即位之后，从地方上推举的候补官吏，也就是贤良文学之士，要求大臣桑弘羊等废除盐铁专卖，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其经过记录在桓宽的《盐铁论》中，成为今天了解当时实情的珍贵资料。

只靠盐铁专卖仍然不能解决当时的财政困难，于是武帝又向车船征收商品流通税，将酒也作为专卖品，又让诸侯捐献黄金，如果捐献的黄金品质恶劣，则要没收领地，用尽手段增加收入。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实行“均输法”以调节物价，并在历史上首次尝试以白银作为本位货币。据记载，这些新政策大都以失败收场，但在后世，宋代的王安石曾试图复活均输法，而将白银用作货币的做法也在此后逐渐流行，到了明代白银终于被承认为事实上的本位货币。

《史记·货殖列传》的世界　可以说，汉在武帝时达到了鼎盛期。其实这不仅是汉的鼎盛期，也是古代史发展的顶点。汉代秦成就了统一，而且是超过始皇帝统一的大统一。使大统一成为可能的，是从遥远的古代开始—虽然一进一退—大体上顺利持续发展的经济上的好景气，其背后则有货币的不断积累。武帝以青铜铸造五铢钱，历来没有标准的铜钱形状得到统一，并长期成为后世的标准。黄金作为称量货币与铜钱一起使用，而黄金一斤（大约600克）相当于铜钱一万枚。除了中国所产，黄金还从异民族的国家源源不断流入。

武帝时代经济的繁荣景象，就是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和班固《汉书·食货志》记载的世界。在描写年入二十万钱、与诸侯享受同等乐趣的富商大贾的同时，也记载了这些有钱人家里多达八百一千的奴隶的存在。这表明，经济发展使暴发户辈出的同时也带来了无数自由民的没落。

尽管出现了这样的繁荣，令人无可奈何的阴影也不知从何处悄然降临。好景气不会一直持续，当时的人们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不久就会到来的巨大反作用，并准备了对策。司马迁将其概括为“以末致之，以本守之”，意思是通过商业投机获取财富，而后以投资农业保全。盛极必衰是中国人的人生哲学，在经济繁荣的背后，司马迁已经预感到中世停滞的到来。

昭帝　汉初，天子与大臣通过同乡的信赖关系结合在一起，没有后世那样被“忠义”等道德所限制的君臣关系。因而如果过于依靠这种信赖，就会出现吕氏弄权那样的危险。随着时代的推移，同乡之间的纽带逐渐淡薄，但君臣通过信赖结合这一点并没有变化。在漫长的统治即将结束时，武帝预感到自己的死期，在决定将皇位传给昭帝后，虽然其生母赵氏没有罪过，但仍将她赐死。这是为了预防昭帝过于依靠信赖关系而重蹈吕氏事件的覆辙。武帝又从大臣之中选出最值得信任的霍光和金日两人，托以后事。霍光是大将军霍去病的弟弟，霍去病与卫青同是卫皇后的近亲，因而具有容易形成信赖关系的条件。金日是匈奴王之子，出身于朴素民族，因而人格正直，足以信赖。

昭帝在位的十三年，承前代对外征战造成的疲敝，又回归到立国之初的精神，以休养生息为宗旨。昭帝死后无子，其兄之子昌邑王刘贺被迎为天子，但因年少喜狩猎，多奇矫之行，霍光认为他没有天子的器量而对其死心，在位两个月⁽⁵⁾后便将其废黜。这一悲剧产生的原因是青年天子不知道亲近朝廷的大臣，难以切断与以前一起嬉戏的近习之间的信赖关系，想将其带入朝廷。

宣帝　接下来，霍光等人又从民间迎来武帝的曾孙宣帝即位。宣帝是在逆境中辛劳长大的，因而有能够忍耐的一面，也努力亲近朝廷的大臣，但却没能融入盘根错节的大臣集团的贵族氛围。而大臣方面也无法不抱有同样的情绪，为了拉近与皇帝的关系，大臣们采用了非常手段，霍光的妻子悍然毒死皇后许氏，将自己的女儿立为皇后。

然而宣帝却隐忍不发，顺从大势，在霍光死后重用其兄、其子，允许霍氏一族备极荣耀。另一方面，宣帝开始亲自施政，勤勉地处理各种事务，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人事升降。这在霍氏一族看来是侵犯自己的既得权力，因而各人心中都有不满。此时有人告发霍氏一族企图谋反，宣帝便将霍氏一族诛灭，霍皇后也因牵连被废。

宣帝留心地方政治，提拔成绩出色的地方官为中央的大臣。同时，这也是为了扫清朝廷中自然形成的门阀势力，要将人事方针转换到重视才能的效率本位上。不过，这是只有像宣帝这样拥有专制条件和能力的人才能做到的事。宣帝在位二十五年去世后，平庸的君主接连即位，选用大臣时又开始重视个人之间的信赖。于是最容易得到信赖的外戚开始专横，随后达到篡夺皇位的地步。

宣帝曾公开声称并用王道与霸道是汉朝的传统，而“霸道”是指法家的方针。据法家之说，君主应当亲自掌握权力，不能借与他人，对大臣也不能放松警惕。然而“王道”，也就是儒家学说，则提倡选拔大臣之后应当用人不疑，将政治交给他们处理，从另一角度来说，这也是欠缺自主性的态度。

元帝、成帝　宣帝的太子是许皇后之子，宣帝还在民间时，多有受许氏一族保护，因而虽不情愿，但还是立了这个太子。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太子过于柔弱，看起来容易被信赖关系所牵绊而丧失自主性。太子即位之后便是元帝，而当宦官与大臣发生争执时，元帝果然无法裁决，只能任由事态发展。其间宦官的阴谋发挥了效果，使硬骨头的大臣萧望之被杀，而宦官石显获得了权势。汉初宦官不曾干预政治，但从武帝发挥专制权力而在宫中大兴宴游时起，他们逐渐得势；到了宣帝为压制大臣而重用宦官的时候，便开始在暗中积蓄势力。

元帝在位十六年去世后，其子成帝继位，朝廷中的形势陡然一变。幼时以好学闻名的太子，在二十岁即位后却喜好淫乱，耽于饮酒，对政务丝毫不感兴趣，将政治委托给母亲王太后的哥哥王凤。王凤将得势的宦官石显罢免并杀掉⁽⁶⁾，到这时为止还算好，但此后信赖关系的平衡被打破，王氏一族利用既是大臣又是外戚的优势掌握了权力，形成王氏指导天子的形势。

王凤死后由其弟王谭⁽⁷⁾接替，王谭死后由其弟王商接替，王商死后由其弟王根接替，这样王太后的兄弟相继成为大臣。王根因病退出政界后，又轮到其侄王莽成为大臣，掌握了实权。王莽因为父亲早死，在王氏一族之间被当成继子，因而发奋勤学，被称为模范青年。非难王家专横的声音在朝中逐渐高涨后，王太后将希望寄托在王莽身上，在王根之后加以任用。

王莽的登场　成帝死时无子，其侄哀帝被迎立，在位六年去世时同样无嗣，其堂弟平帝在十岁时被立为天子。当时王太后已经年老，不能监护幼帝，王莽作为大臣自然代替天子来主政。

王莽随后篡位，建立起新王朝而使汉王朝中断，但终归失败。而关于王莽这一人物，至今仍有许多无法理解的地方。有关王莽的史料全都写于后汉时代，自然把王莽说成是最大的伪君子、十恶不赦的叛徒，但他的行动和政治之中，还有无法简单看成是坏人所作所为的部分。因而，最近又有将王莽看作是走在时代最前面的理想主义者而加以美化的看法，但似乎也没有充分的说服力。如果有第三种方法，那就应该首先考察当时的形势，再将王莽放在背景之中进行总体观察。

首先，王莽依靠一族的力量坐上了大臣的位子，这没有错。但他在年轻时受到王氏一族的冷遇，因而并不想在得志之后继续成为王氏的傀儡，为一族的繁荣尽力。他似乎还有将王氏一族历来的行为视作丑恶，并进行反抗的正义感。

经学集团　王莽既然脱离王氏家族，打算走自己的独特道路，那就势必要找能够合作的人。幸好，他年轻时几乎放弃仕进念头，转而刻苦钻研学问，因而有同学集团。这是刚开始在社会上活动的经学集团，中心人物是刘向、刘歆父子。这一集团与武帝时得到任用的文学之士相比，性质稍有不同。文学之士因其文学才能得到任用，他们的经术在现实中几乎没有发挥作用的余地，刘向等人的经学则试图将经学的理念原样付诸实施。但作为经学根据的经书毕竟是古典，不得不承认原样应用是很困难的。于是，刘向等人的新经学要对经典进行现代式的解释，再进一步加上基于经典的预言学，也就是谶纬学说，以使儒教获得新生。

但是不管什么时代，要将从学问中获得的理念实施于现实，不能不遇到巨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寻找强有力的庇护者，而当时最适合扮演这一角色的是王莽。然而，即便王莽以代表王氏一族沿袭从来的做法为目的，要稳固掌握政权也必须面对相当大的困难。朝廷中还根深蒂固地残存着反王势力，伺机寻找王莽施政的破绽。所以，舍弃历来的做法而实施新的政策，需要面对更大的风险。尽管处于这样的形势之中，王莽还是毅然将古代儒教的理念付诸实施，因而其行动从一开始就具有异常的性质。

王莽的执政　王莽是依靠外戚的地位接近权力的，因而首先必须与处于同样地位的其他外戚斗争。对手首先是前代天子哀帝的母亲丁氏和祖母傅氏家族，王莽以他们在哀帝时举止专横为罪名，将他们全部赶出首都，贬回原籍。接下来对平帝的母亲卫氏及其一族，假仁假义地以避免重蹈丁氏、傅氏的覆辙为理由，将他们扣留原籍，禁止入京。此后，王莽模仿周公辅成王的先例，以周公自任，但并不只是演戏，似乎真的进入角色，陷入自我陶醉。王莽之子王宇反对他的这种行为，与其师吴章合谋，计划以神怪之事吓唬自己的父亲，并将卫氏一族召到首都。吴章是《尚书》的博士，因而关于周公比王莽知道得更清楚。愤怒的王莽杀了王宇和吴章，并株连卫氏一族，将他们全部杀掉。为了进一步巩固地位，又将女儿嫁给十二岁的平帝做皇后。平帝因自己和生母卫氏见面都遭到阻挠，对王莽怀有怨恨，王莽察觉后将十四岁的平帝毒杀。平帝临终时，王莽模仿周公故事，写下愿代平帝去死的祷文，放入金滕之匮，藏于殿中。平帝死后，王莽一边在宗室中寻找继承人，一边在得到王太后的许可后，以“摄皇帝”之名处理政务。第二年王莽改元居摄，让平帝侄辈两岁的孺子婴即位，而十四岁的寡妇皇后王氏则负责监护。

这样，王莽掌握了所有权力，但他的前路却比过去更为艰难。因为当时的社会以武帝时期为顶点，繁荣的绝顶已经逝去，而经济萧条则逐渐不知不觉到来。同时，政府内出现了王朝末期症状，纲纪的废弛和官僚的堕落在加速进行。而让不景气更加严重的，是社会贫富悬隔持续扩大，货币集中、停滞到富豪手中，货币流通量不断减少。这些不良现象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最底层的民众陷入涂炭之苦。政府也试图救济，但总是失败，如果不发生奇迹，似乎没有什么打开局面的办法。王莽正好是在这个时候掌握政权，他从自己接受的儒教立场出发，得出了近乎信念的理想：要纠正社会的不良现象，只有让古代圣王的政治复活。

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中国进行了最初的户口调查，据这次统计，当时的户数为一千二百二十三万户，人口为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人，据说是汉代最高的户口数。虽然奴婢应当没有包括在内，但其数量并不会太多。然而从整体来看，恐怕以当时的开发状态而言，人口已经达到了饱和点，水旱灾害带来饥荒时，都会有大量的人饿死。另一个原因是，从事生产的人口少而游食之徒众。对于豪强兼并带来的空闲土地的增加，政府屡次想加以抑制，但对土地所有设置的种种限制总是失败。贫民要经常性地面对失去土地的危险，饥荒时如果不卖身为奴婢，则要么饿死，要么沦为盗贼。

最初，王莽试图以阻力最小的转变货币政策的方法来突破局面。他首先禁止黄金私有，让所有者将黄金交给政府，作为补偿则发给值五十、五百和五千的新铸铜钱，让人们与旧五铢钱一起使用。不管什么时代，大钱的面值一般都要少于实际价值，因而受到民间的排斥。显然王莽当时也失败了，他似乎认定失败的原因是自己只是摄皇帝，也就是临时皇帝，因而得不到人民的信任。加之地方上有人以打倒王莽为名而起兵，他认为只能发动真正的革命，于是取代四岁的孺子婴，成为真正的皇帝。最初约定孺子婴成年后复位，但到第二年王莽就违背誓言，将孺子婴降为臣下，将自己的儿子立为皇太子。

新王朝　王莽将国号改为新，作为变革的第一步，又大改官僚名称，任命四辅、三公、四将等。接下来全面改革货币，将五铢钱等全部废除，重新铸造大小两种钱币。另一方面，基于土地公有的原则，将天下所有土地命名为“王田”，禁止私自买卖，如果拥有超出耕种能力的土地，则要首先分给亲戚，其次分给地方共同体。以前奴婢可以牛马般在市上贩卖，如今叫作“私属”，禁止买卖。在还不清楚新政能够在多大范围得到实施时，一个接一个的其他新政又陆续推出了。

其中应当注意的是以调节物价为目标的“五均法”。基本内容是：设置司市官，在春夏秋冬的第二个月制定商品的标准价格；如果民间有销售不掉的物资，均官则以标准价格买进，如果这些物资的价格高涨，则以标准价出售；人民只能以标准价格互相买卖商品；在人民急需用钱时，以百分之三的利率向司市贷款。此外，禁止民间酿酒，改为官营。即位之后三次改革币制，铸造“货布”和“货泉”。

这些新政策在理念上有极为进步、合理的地方，但要说为实施新政进行了多少准备，那实在是令人不胜寒心。从一开始就认定疏于实务的官僚不堪经营之任，于是任用富商大贾，结果他们只将账面粉饰一下，暗地里贪赃枉法。无法通过改窜文件蒙混过关的政策，以及禁止买卖土地和奴婢等有价值的政策，在实施时遭到很多反对，不出几年就不得不撤销。王莽的新政，几乎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任何痕迹。只有新铸的铜钱货泉广泛分布于东亚，今天也有很多从各地的遗迹中出土，因为是在很短的时期内铸造的，我们能很方便地推测这些遗迹的年代。而这一货币广泛流通的理由，在于它与王莽想要改换的五铢钱有着同样的质量，这不是极大的讽刺吗？

王莽的失败　王莽的空想式新政不仅使国内陷入混乱，还导致了与四方异民族之间的摩擦。对于从宣帝时便臣服于汉的匈奴单于，王莽将其印上的“玺”字改为“章”字，重新制造赐予，结果匈奴怒而入寇。王莽也不落下风，将匈奴单于改称为“降奴服于”，兴三十万大军北征，结果天下骚动，叛乱四起。其中以在今湖北省荆州起事的绿林军和平林军势力为最强，置身平林军的汉室后裔刘玄，受诸将推举而即皇帝之位，攻破武关后进入首都长安，王莽在乱军之中被杀。

王莽死后，检查政府的金库时发现还有六十多万斤黄金。此事很好地说明了当时的世态，那就是面对经济上的不景气，上到政府下到个人都形成了习惯：一旦得到金钱便藏而不用。而金钱如果不在适当的时候使用，一旦错过时机就永远不会再有使用的机会，即使再用也不会有效果。

到了接下来的中世时代，吝惜金钱的风潮更加普遍，因而可以说王莽为中世做了表率。而且并不仅限于此，对于中世，王莽树立了众多先例。他利用外戚和大臣的地位篡窃神器，而这在中世成为普遍的王朝交替形式，只是名称变成了“禅让”。此外，由王莽首先实施的基于儒教主义的政治，也在接下来的后汉时代被继承为王朝的基本方针。可以说，将儒教公开定为国教始于王莽。

(1)　源赖朝是日本镰仓幕府（1192—1333年）的建立者，曾被流放到伊豆国；北条政子为其妻，出身伊豆国豪族。

(2)　惠帝驾崩（前188年）之后继位的是前少帝，为惠帝皇后养子，生父不明，四年后被废黜、处死。之后，后少帝刘弘即位，是否惠帝之子存疑，吕后去世后在政变中被杀（前180年）。

(3)　屈原沉入的是汨罗江，不是湘江，但贾谊是在湘江上写的《吊屈原赋》。

(4)　应为十六岁。

(5)　此处作者说的“两个月”时间未知其出处。《汉书·武五子传》载“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乱。大将军光与群臣议，白孝昭皇后，废贺归故国”。

(6)　贬回原籍途中病死。

(7)　应为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