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战国时代

从春秋到战国　如果将据称是孔子所著的《春秋》所包括的年代称为春秋时代，那么这一时代应当终结于前481年。但一般都将其大幅向后延长，将直到同一世纪末的时期都计算在内。这是因为到了宋代，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时起笔于前403年，即当时的强国晋分裂为赵、魏、韩三国的时候，尔后便在习惯上将这一年以后称为战国时代。本来司马光应该紧接着《春秋》结束来写自己的书，但他认为这样是将自己当作圣人孔子的继承人，很是不安，因而没有这样做。⁽¹⁾

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在文公死后也维持着强国地位，特别是将以河南省为中心的周系统诸国置于支配之下，并逐渐加强统制，变为领土。因而晋的文化与其他国家相比要先进得多，长期占据了指导性的地位。晋国强盛的原因，在于领土内有直到后世都很有名的被称为解州盐池的食盐产地，而且在北方有适于畜牧的原野，在南方则有伏牛山下的武器制造厂。

将军的出现　晋国依靠地利，组织起强大的常备军，并长期维持国威。但这支军队的指挥权却逐渐脱离王室的掌握，落入世袭将军之手。在春秋五霸强盛时，霸主只不过是联合国的领导者，所动员的军队也不外乎是从同盟国驰援而来的乌合联军，而指挥这些军队的是霸主国家的被称为“司马”的贵族。但当常备军得到设置，战争规模变大，并且越来越呈现出永不停歇的倾向后，便产生了对精通军事的职业人才的需求。这些人一直统领军队，负责训练，被称为“将军”。兵权由司马转移到将军手中，这种现象也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出现。在希腊是由Archon（执政官）转移到了Strategus（战术家）那里，在罗马则是从Consul（执政官）转移到了Imperator（将军）那里，而Imperator到最后成了皇帝。

晋有三军，六名将军轮流担任各军的正副指挥官，晋国的政权便转移到这六家手中。然而这六家为争夺权力而互相攻击，最后留下来的韩、魏、赵三氏便分割了晋国的领土，建立起独立政权，其姓就此成了国名。在司马光看来，这一分裂的完成是在前403年。

三晋与齐　在新兴的三国中，赵位于北方，据有从今山西省到河北省西南一带，在军马生产上较为有利。魏在河南省内占领了黄河两岸，包括解州盐池在内，因而在财政上处于有利地位，领土也到达了陕西省。韩占有河南省南部，领土最狭小，但却将有名的武器产地棠溪握在手中。

与晋的分裂相平行的现象在其他地方也出现了。在齐国，桓公的子孙被大臣田氏夺去王位，伴随着这一革命，齐也一变成为军事国家。南方的楚吞并了吴、越两国，占领了长江沿岸一带，向南一直到达今天的广东一带。这一区域相当于现在中国本土的大半部分，但当时土地还没有开发，人口稀少，生产力不高，文化也很落后。楚国还保存着与中原诸国性质不同的原始文明，因而依然被北方诸国目为蛮夷。

秦的崛起　此时崭露头角登上战国舞台的是西方的秦国。陕西省西南部的黄河支流渭水的盆地，自古以来是易于发生民族融合的地方。以前周系统的民族曾将此处作为根据地向东扩张，征服中原。其后秦国兴起于此，春秋时也曾屡屡入侵晋国，让后者吃尽苦头，但因为地处偏僻，其分量还不足以改变列国形势。然而到了战国，其分量却骤然加重，因为它向西扩大了领土，得以有效利用丰富的资源。

陕西省现在是生产力最弱的贫穷省份之一，因为土地过于干燥。但是在古代，其实干燥的土地才最适于农业。在日本，奈良县现在也绝不是土地肥沃的农业县，但在古代其生产力却足以成为推动整个日本的原动力，原因是地势较高，便于排水。陕西省也是地高土燥，适于农业的地方。在古代，在干燥的地区进行灌溉比较容易，而要在低湿的地区防止水害的发生却很困难。但人类的定居会使土地越发干燥，随着历史的前进，像陕西省这种地方的土地变得过于干燥，屡屡受到旱灾侵袭而没有办法防止，因而每次都会带来饥馑。相反，古代时地势卑湿而不适合人类居住的长江下游地区，在逐渐干燥后却成了最适于农业的沃土。在最近的日本，同样有爱知县、大阪、关东等大河的下游地区在生产力方面崛起，人口也集中到这些地方。

秦逐渐强盛的另一个原因，是征服了居住在甘肃省一带被称为“义渠戎”的民族。虽然被称作“戎”，但他们却建设城郭都市居于其中，似乎保持着程度很高的文明。而且有火葬风俗，与中国完全不同，从这一点来看似乎是印度—伊朗系的民族。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不可能完全孤立于西方的同族而殖民，必定保持着与西亚文明圈的接触。秦可能借此开辟了与西亚的交通，获得了吸收西亚进步文化的机会，还得以进口珍奇物产并转卖中原，从中获利。古代东西交通的道路比后世更为偏北，从黄河大拐弯向西去；溯渭水而上到其源头附近再向西的路线，则是很久以后开辟的。

燕与日本　在以上六国之外，另一个新登场的强国是河北省北部的燕。虽然传说燕是周武王的弟弟召公所封之国，但毫无疑问只是假托而已，其民族也应当与周不同，是北方系的民族。燕国远离中原，因而与天下大势几乎没有关系，但由于其地理位置，它必然要向辽东方面扩张势力，起到了向朝鲜传播中原文化的作用。因而它对古代日本的开发，也应当有很多间接的贡献。

战国的王权　春秋时代，就算是强国的君主，称王的也只有与中原诸侯传统不同的长江流域新兴国家楚、吴、越。进入战国时代后，除了吞并吴、越的楚以外，齐、燕、秦、韩、魏、赵的君主相继称王，这是决不屈服他国霸权的表示。他们当中，有的是从春秋时代君主之下的将军发迹而成，这一事实表明王位只是依靠武力维持的。他们是现实中的强主，所以在解释其主权的来源时已不需要宗教式的神话。

国王在国都附近设置强大的常备军，并亲自掌管。战争时，临时任命将军，但向将军授予明确任务，后者不得超出职权自由行动。就算凯旋归来，也要在进入国都前解除兵权，只身入朝。这些制度都是为了防范政变导致的革命于未然。

在领土内，曾经的都市国家丧失了独立，大多与新兴的经济都市一起成为叫作“县”的行政区域。“县”与“悬”一样，都是指依附于中央的都市。县除了向中央输送租税以补充经费外，在常备军的兵力不足时还要征发本地壮丁，作为辅助军队出动。有时将几个县合在一起称为“郡”，以便中央监督。“郡”的意思是“群”，不外乎是县的群体。“郡县制”便萌芽于战国时代。

领土国家　战国的领土国家与春秋的都市国家之不同，在于前者有着明确的国境。在都市国家时代，被认为最为重要而神圣不可侵犯的，是环绕在住宅周围的城郭，城外虽然散布着耕地，但与邻国耕地的界线并不很明确。在界线附近可能残留着没有开垦的原野，而很多情况下这些原野属于谁并不清楚，因而曾有游牧异民族沿着这样的间隙一直深入到中原腹地。进入战国后，在都市失去独立而依存于中央的同时，中央为了保护居民，将支配权扩展到都市之间的空地，开始将广阔的平面作为领地占有，于是自然产生了国境的概念。有时为了保护本国的领土，开始沿着国境线修筑长城。尤其感到这种必要性的，是大致位于中原的中央而四面都被别国包围的魏国。魏沿着与秦的国境，修筑了与黄河平行的长城。

只是应当注意的是，战国强国的领土本来是将都市国家聚集在一起而形成的，因此国境线常常犬牙交错，凹凸出入非常厉害，有时在他国的领土内拥有飞地的情况也并不罕见。按照后世的思维来读当时的历史时，常常会碰到难以理解的现象，有时就是因为这个。

都市的改观　包含在领土内的都市，随着社会的发展开始分别担负起特殊的任务，生态发生了分化。国都在拥有众多军队和官僚等非生产阶层的同时，为了提供蔬菜等新鲜食品，依然必须有相应的居于城中而在郊外耕作的农民。但是谷物等可以贮藏的食品则从领土内的各个地方运来，民间也有富豪在市中设立仓库，囤积物资以追求投机利润。

在大都市，为了交易而设定的特别商业区被称为“市”。在市中直接进行买卖的，只限于得到政府许可并登记在册的商人。但从商被视为贱业，因此大资本家以用人的名义进行大规模的交易，甚至出现了富可敌国的人物。货币经济的流行使资本的积蓄成为可能。

直到春秋时代为止，经济都停留在所谓自然经济的状态，谷物和丝绸被用作货币。黄金和青铜货币得到大量使用，是在进入战国时代以后。在燕、齐一带有被称作“刀”的小刀形青铜货币，在赵、魏一带则有被称作“布”的铁锹形青铜铸币。这些都是用于小额交易的货币，巨额交易则使用黄金。在地球上，黄金以沙金的形式广泛分布，不管是哪里，凡是未开发的处女地，经常有沙金被河水冲刷后自然聚集而被发现。中国的商人为了寻找黄金，组织商队进入未开化民族的境内。结果在普及中国文化和促进当地民族自觉的同时，也使中国社会中的黄金日益丰富。这又刺激了经济，使好景气时代到来。但是一旦地表的沙金被采尽，生产就不能继续，因而伴随着资源的枯竭，依靠黄金的增加而形成的好景气便难免要走到尽头了。

市的繁荣　在战国时代的好景气之下，物资与黄金集在市中，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市不仅是交易场所，因为出售酒水和食物，也是市民交际和娱乐的场所。春秋时代开始的庶民地位的提高和士庶区别的取消，在进入战国时代后基本完成，导致了本来意义上的姓的消失，而在称呼人时只用氏和名的习惯得以普及。到最后，氏也被称为姓，氏和姓成了同义词。古来延续下来的同姓不婚的习惯，如今变成了同氏不婚，这一风习直到最近都是中国的习惯法，长久约束着人民。在引进了中国制度的朝鲜半岛也是这样，并且由于此处氏的数量较少，同氏的人很多，因而常常给民间的婚姻带来障碍。唯独日本没有形成这样的习惯，而在旧中国的人看来，这难免成为违背人伦的行为。

赢得身份解放的庶民如果有自由支配的时间，便可以聚集在市中尽兴玩乐。有人弹琴唱歌，有人吹笛跳舞，有人以斗鸡、赛犬、博弈、蹴鞠为乐。又有人聚众说书，讲说的内容有尧舜和三代帝王的事迹，也有商队从远方带来的新闻。有时这些市井的口述传说会就此升华为历史事实。

中国古代的市，正可与古希腊的Agora和罗马的Forum相类比。只是西洋的市不仅仅是交易、社交场所，还经常是谈论政治的地方，有时还是进行政治运动的场所。与此相比，中国的市政治色彩非常稀薄，这一点与西洋不同。之所以说“稀薄”，是因为并非完全没有。例如，当齐湣王为燕国打败并被杀时，王孙贾来到市中招募市民，募得四百余人，袭击篡夺者并将其杀死，掀起了齐国的复兴运动。⁽²⁾然而市最终没能成为庶民政治运动的中心，因为中国都市国家维持独立的时间非常短，市没有来得及发展成熟。市得到发展是在进入领土国家的专制君主统治以后，而以专制君主的朝廷为中心出现了第二个社交场。这一场所日趋隆盛，市作为社交场的意义则反比例地日渐稀薄。中国之所以没能培育出民主主义，原因中有着这样的都市构成上的因素。

政治与学问　春秋时代，君主所支配的领域比较狭小，其政治也为传统所束缚，并且受到世袭贵族阶层的掣肘，因而不能随心所欲地实施新政策。但到了战国，君主终于掌握了强大的主权，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自由施政。然而即便摆脱了传统的束缚，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来运用政治，也希望有可以依据的基本原理。于是，各国的王争着聘请通晓政治理论的学者以资顾问。结果朝廷变成了一种社交场所，国内外的学者聚集到此，互相论难，为推广自己的道而互相竞争。所谓的“诸子百家”，就是对这些学者的总称。

学派的产生　孔子去世后，其弟子中有人继承师道，开设私塾教授弟子；有人找门路仕于战国王家的朝廷而成为官僚，并从事教育。孔子的学派—儒教—兴盛后，便有人模仿其做法而创立一派学问，其中比较早的是墨子，他应当生于孔子去世后不久。

孔子将周文王、武王和周公作为理想中的圣人加以尊崇，彰宣其道，墨子则提出应当遵从时代更早，因而更为有德的夏禹王的教诲。据他称，禹王力行勤俭，为民楷模，是平治黄河、拯救世间的君主，因而政治家应当以禹为榜样，节约简葬，废除音乐等无用的娱乐，赴汤蹈火也要为他人服务。在墨子看来，儒教所主张的“仁”不外乎是有差等的爱，厚待自己周围的人，而关系一疏远，待遇便随之变差，作为德是不彻底的，不分彼此的同等“兼爱”才是最高的理想。儒教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进行军事攻击，墨子则认为这是没有兼爱精神的结果，战争只有在不得不防御时才得到容许。所有人民和平共存是支配着人类的鬼神的愿望，因而对能够契合鬼神意志的人，鬼神必定会在冥冥之中给予赏赐，这可以由历史上的事例得到证明。而在现实中表明鬼神意志的便是大多数人民的呼声，这是墨子的结论。墨家的学说在战国时非常盛行，达到与儒教相伯仲的地步，但汉代以后就衰落了，已不成学派。我们今天读墨家著作，其中有战术，有逻辑学，是重实用的功利主义学说，反而有很多适合现代的地方。只是其学悬绝已久，因此其书艰涩难懂，并且看起来也有不少文字错讹。

如果说墨子的学说是中国的斯多亚学派，那么与其同时，还有可称为伊壁鸠鲁学派的杨朱所提倡的自爱说流行。他写的书没有流传到今天，因而详细内容并不清楚。但似乎是主张人生来都是利己的，因而应当只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生活；他人也有自爱的权利，应当予以尊重；如果互相都守着自己的本分的话，社会便能够和平地得到治理。这一学说本身没有风靡世间，但对后来的诸家学说却有很多影响。

孟子　对于墨子和杨朱学说在世上的流行，试图站在儒家立场加以反击的是孟子。因为墨子已经在文王、武王之前放了夏禹王，孟子便抬出尧、舜，宣称自己的儒教是尧舜之道。尧、舜不私天下，尧让位给舜，舜让位给禹，然而禹将王位传给其子，世袭制由此开始。在这一点上，禹的德不及尧、舜，而墨家之学也同样不及孔子的儒教。“兼爱”的无差等的爱反而有损向父母尽孝这一自然的感情，因而要加以反对。

在与不同的学派战斗时，需要各种武器，而学问的武器便是书。儒教方面开始用《春秋》作教科书，应该是在孟子的时代，即前4世纪中叶前后。《春秋》的正文只是极为简单的编年史，虽然被认为基本上传达了史实，但要以此确立《春秋》学，除了须将其记载作为历史加以解释外，还必须以某种政治理念来进行评判。在《春秋》的解释学中，《左氏传》主要站在追求事实关联的立场上，而在理论上发展出特殊解释学的则是《公羊传》。比如在《春秋》“隐公元年”条中有“祭伯来”三个字的记载。这是说周王室的大夫祭伯逃亡到了鲁国。这种情况一般应当使用“奔”这个字，为什么这里用了“来”呢？《公羊传》回答说，因为祭伯是王之臣。根据其解释，王是天下的主人，就算是鲁国，也是王所统治的土地。因而祭伯的行动只是没有得到王的命令便改变居住地，对此不使用意味着出奔的“奔”字。在这一解释的背后，有着王是天下的主人，不能有与之相对立的外国这一政治理念。

老子　虽然一般都相信孔子在年轻时曾向老子学习礼，但从现今保存下来的《老子》一书的内容来看，这肯定是比《孟子》还要晚出的思想。所谓老子之学，是对个人主义的主张，属于比其本身早很多的杨朱系列。但它并不是杨朱之学那样的快乐主义，而认为应当超越快乐。同时，以超越儒教所尊重的礼制和获得精神自由为理想。具有完全相同倾向的著作还有《庄子》，两者合称“老庄”。这一学派将黄帝作为其开创者，因而又被称为“黄老之术”。

有用之学　战国时，随着各国竞争的激化，有用之学受到追捧，学问因而更加细化和专业化。由此产生了兵家、农家、法家等，分别提供了关于兵法、农业和法律的专业知识，并著书立说。当然这些学问古已有之，其实是作为必不可少的常识在各个领域的专家之间传承下来的，但到这时整理成了系统，并以理论武装起来，以用来打动各国的君主和有权力的政治家。

兵家中有名的是孙子和吴子，合称“孙吴兵法”，这二人均是真实存在的人物。只是他们与现存的兵书《孙子》《吴子》到底有多大的关系还是个疑问。最近⁽³⁾在山东省的银雀山发现了《孙子》的竹简，由此得知《孙子》有两种，但即便如此，前述的疑问还是无法打消。

本来农业知识必不可少，《孟子》中也曾出现研治以农业为专业的神农之学的人物。而神农氏被认为是实际存在过的皇帝，则是很久以后的事。

荀子　以上这些学派互相竞争，而儒教依然是最大的学派。只是在儒教之中，因为各自的侧重点不同，所选择的教科书也各有差异，因而又分化为种种学派。这表明当时儒教还没有固化，仍然持续成长着。战国快要结束时出现了荀子，他反对孟子乐观的性善说，主张性恶说，认为应当以礼制防止作恶，集礼学之大成。然而礼究竟是什么？据荀子说，便是古代圣人制定的生活规范，是必须永久遵守不误的至高准则。为什么后世的人民能够遵守过去圣人制定的规范呢？因为人的本性没有变化，圣人推求人性的平均值而制定了适用于所有人的礼制，可以永远通用。荀子的学说在后来被承认为儒学的主流，一直到汉唐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继承荀子而汇集关于礼的学说的是《礼记》，其中有一篇名为《中庸》。一般认为这一篇是孔子之孙、孟子之师⁽⁴⁾子思所作，但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古老，《中庸》的思想在《荀子》中已经有所叙述。然而在宋代，因为朱熹推崇《中庸》，将其放入四书之中，《中庸》便被认为是连接孔子和孟子的中间思想，但这并不正确。

法家　到荀子时，礼被认为是对自古以来的良风美俗的制度化，因而能够约束人们的生活，开始带有与法律极为相似的性质，只是没有强制力而已。既然如此，便产生了使用权力对背礼的人进行处罚更为有效的想法。由此在荀子的门下出现了李斯、韩非子等法律专家，提倡法家学说。不过法律不管在什么时代都是世间所需，因而自古即有，自不待言。只是在与其他学派的关联中赋予法律以理论，树立起一家之学的人物中，要特别举出这两人。

在被算作法家的作品中，有很多是后世的伪作。比如《管子》据称是春秋之初齐桓公的宰相管仲所著，但现存的《管子》是很久以后的作品，可能是出自汉代人之手。其内容极为繁杂，而以水为万物之本的思想，让人觉得或许与希腊的泰利斯等有关。

法家作品中还有《商君书》，据称是仕于秦孝公的商鞅所作，但现存的《商君书》似乎也是后世的伪作。

古代帝王的系谱　从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来看，应当注意的是，进入战国之后诸子百家相继而起，并在古代帝王那里寻找自己的渊源，古代帝王的系谱由此形成。孔子举出周文王、周武王作为可信的帝王，墨子在前面添上了夏禹王，孟子又声称之前还有尧、舜的存在，而道家老庄又论说更为古老的黄帝之道。到了汉代，司马迁写作《史记》时，便将黄帝作为曾经存在过的天子放在最前面，其后为尧、舜，接着从夏禹王经殷代而至周文王、武王，探求其事迹而列于本纪之首。司马迁也知道在黄帝之前还有神农氏，但这是农家信奉的始祖，他并没有采信，因而没有将其放入正统君主之列。但到了很久以后，神农氏的正统性也得到了承认，并且又在其前加上了伏羲氏，于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相连续，被称为“五帝”。伏羲被认为是易学的始祖，“易”即是卜筮之术，最初是与儒教没有内在联系的职业，而最晚被儒教所吸收。易学指南书《易经》，也与自古已存在的《诗经》《尚书》以及接下来的《春秋》《礼》，一起被称为“五经”而得到尊崇，而且在列举五经的名称时，习惯上总是将来历最为可疑的《易经》放在最前面。

七国争霸战　太古时被称为“万国”的独立的邑，进入春秋后变为并存的数十个都市国家，而进入战国之后又被整编为“七雄”，这不外乎是战争导致的弱肉强食的结果，只有强者才能存活下来。既然武力争斗得到认可，也没有任何人能加以阻止，那么作为必然的趋势，战争持续发生，并且规模越来越大，各国互相吞噬，直到一国统一天下为止。只是，历史虽然注定要循着这似乎不可更改的情节展开，但实际上演时还需要演员。

战国之初，最以富强闻名的是魏国，它位于诸国的中心，有着最先进的文明，并拥有繁华的都市。但是这些长处也是短处，因为它与除了燕以外的所有列强接壤，因而卷入国境纷争的风险很大，与一国开战时，必定有别的敌国在背后虎视眈眈。故而魏在与赵、韩作战时，被齐国从背后袭击，结果国威扫地，从此沦为二流国家。趁着魏国的衰落而兴起的，则是西邻秦国。秦在七国之中本来是最落后的，但在引进魏国的文明和整顿国政之后逐渐强盛起来。秦夺取了魏在黄河以西的领土之后，必然要将矛头指向解州的盐池。魏都最初是靠近盐池的安邑，但因为接近与秦的国境，为了避开兵锋而移都大梁，即今天的开封，但仍然倾尽全力想要守住盐池。

合纵连横　如果盐池落入秦国之手，秦的势力就会无止境地增长，其他诸国的命运也会陷入危机，因而出现了六国联手保魏的运动，即苏秦的“合纵”。而想要破坏合纵、瓦解各国同盟的，是秦国一方张仪的“连横”策略。以双方虚虚实实的权谋霸术的往来应对为中心而编纂的是《战国策》，不过这本来是纵横家学派的教科书，因而虽然借用六国的形势为舞台，但内容究竟有多少是史实，却很值得怀疑。然而，司马迁在记述战国时代形势的推移时，多有将此书用作史料的地方，因而记述难免有陷于混杂的遗憾。法国学者马伯乐（Henri Maspero）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于是提出苏秦等是否为虚构人物的问题。但这恐怕是多虑了，苏秦、张仪等人的名字在《孟子》中也明确出现过。

至今为止，纵横家的学说往往被认为不过是辩论的方法，但实际上，这并不是类似现代演讲术的东西。在辩论之前，还有从数理的角度对现状进行的分析。在对现实形势准确把握的基础上，依据客观的均衡感做出缜密而大胆的判断，辩论才会有说服力。但这也是优秀的政治家早就在做的事，只是没有特别宣称是什么学说而已。由于纵横家的出现，这些秘密被公然摆到桌面上，得以作为一家之学进入实践。在当今世界上，特别是在外交上，也需要这种均衡感，但总觉得日本人在这一点上有所欠缺，可能是因为没有纵横家的学问吧。

统一的进展　最终使战国的形势迅速发生变化的是战争中的两项发明，即铁器的使用和骑兵战术的应用。铁与其他金属一样，首先发明于西亚，何时传到中国并不十分清楚，但战国时铁的用途逐步扩大却是事实。不过在中国，首先是铸造技术取得了进步，由于其性质，铸铁必然被广泛应用在农具等钝器上，用于武器等有刃的锐器还较少。由于铁器的应用，之前必须使用青铜的地方可以用铁来代替，相应地可以将青铜节约下来。由此青铜生产的压力得到缓解，得以武装大量的军人，进行大规模的战斗，而这又使战争的胜负具有了决定性的效果。对失败的一方来说，东山再起变得很困难，而胜者则能够充分享受胜利的果实，获得了日趋强盛的立脚点。

其次，骑兵战术的应用不仅使战术为之一变，而且导致诸国之间的强弱差距愈发扩大。战国初期，战争中即便使用马匹，也只是牵引战车，而战车的行动难免很不方便。然而如果是一人骑一马，就算很陡的山坡和狭窄的小路，也能轻易通过，行动更敏捷了。特别是如果能够有效利用骑兵的机动性，将敌人包围歼灭也并非不可能。骑兵的出现与现代战争中坦克的出现有着同样的意义。

骑兵战术　似乎长期养马的人都能想到骑马奔驰，但实际并不是这样。骑马的方法也首先在西亚发明，然后向四方传播。骑马首先要驯马，而驯马必须有马衔。这些工具和技术的发明实际上并不简单。恐怕花了数千年才发明出来的骑兵战术，首先在中亚的游牧民族之间传播，又经由游牧民之手到达了中国。在中国，首先从邻近的楼烦学到这一战术并编成骑兵部队的，是赵武灵王（前？—前295年）。

居住在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虽然放牧马群，却在很长时间内不会骑马。他们学会骑马，应该比将骑马的方法教给赵人早不了多少。不过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自古便在西亚发展起来的骑兵战术开始流行于东亚的游牧民族之间呢？看起来，似乎是受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影响。亚历山大大帝率领包括骑兵在内的两万五千人的军队，占领撒马尔罕并到达锡尔河畔，是在前329年。在这里，他受到土著波斯军队的反抗，而其中也有斯基泰人的骑兵部队。恐怕就是在这时，附近的游牧民族得到了学习希腊军队更为优秀的骑兵战术的机会。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据说是在前307年，距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只过了约二十年。越是精锐的文明，其传播速度就越快。

赵国自从采用骑兵战术后，国势大振，在北方扩张势力，将异民族纳入领土，又扩充骑兵与四方国家作战。由此，赵国名将的时代拉开序幕，取代了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对赵奢、廉颇、李牧等人的事迹，司马迁在《史记》中大书特书。

秦的强盛　然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骑兵战术效用的却是秦国，虽然秦向赵国学习并稍晚采用骑兵战术。在前4世纪末，秦昭襄王即位，任用将军白起，频频向中原诸国发动进攻，尤其是迫使魏割让了旧都安邑以及邻近的盐池（前286年）。秦为了确保这一地域，将当地人民交还魏国，随后又从本国迁移来志愿移民的人，并将罪犯强行遣送到此地负责防御。取得这莫大的资源之后，秦的国力终于如日中天，蚕食诸国的领土后又实行强制同化政策。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东方诸国只能仰秦鼻息，汲汲于贪图一时苟安。昭襄王在位长达五十六年，他去世时各国争相派遣使者参加葬礼，尤其是靠近秦的韩，国王亲自奔赴秦国吊唁，暴露了前所未闻的丑态（前251年）。

昭襄王死后，孝文王成为国王，但第二年便去世，其子庄襄王在继位后的第四年去世，而继位的庄襄王之子便是后来成为始皇帝的秦王政。以其即位后的第二年为元年（前246年），直到三十七年（前210年）去世为止，他扫平六国，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统一，建立了皇帝政治。

(1)　刘恕在《通鉴外纪·自序》中记载，“治平三年，恕蒙辟置史局，尝请于公曰：‘公之书不始于上古或尧舜，何也？’公曰：‘周平王以来，事包《春秋》，孔子之经不可损益。’曰：‘曷不始于获麟之岁（前481）？’曰：‘经不可续也。’恕乃知贤人著书，尊避圣人也。如是儒者，可为法矣。”

(2)　史载前284年，燕国将军乐毅率联军攻破齐都临淄，湣王奔莒，楚顷襄王以救齐为名派淖齿率兵入齐，湣王委任淖齿为国相，但是淖齿却杀了齐湣王，并与燕国分齐地。文中“篡夺者”即指淖齿。

(3)　银雀山汉墓竹简发掘时间为1972年。

(4)　现在一般认为孟子是子思的再传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