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何谓古代

古代史的发展　如前所述，我所采用的时代区分法是古已有之的四分法的复活，时代与时代之间的分界线中，前两处是对内藤学说的继承，第三处也已有前例，并不一定是我的创见。因此如果对我的理论进行分解，那么各个组成要素都已存在，我只是将它们拿来进行了组装而已。虽然如此，关于整体构想和对各个时代所赋予的意义，我自认还是有着我自己的基本原理。它们并非不能把握实体的抽象理念，而尽量以显而易见和在现象上对时代进行把握为原则。首先关于古代史，我将其理解为，长期分散生活的人类逐渐因为向心倾向而迈向大一统的过程。要特别声明的是，我将历史理解为在时间内展开的逻辑，因此我并不以静止状态作为时代特征，而是加以时间考量，捕捉运动乃至趋势，并以此来对时代进行说明。

太古的人类恐怕是和今天的猴子一样，成群地生活。进步之后，在产生家族等小单位的同时，也产生了由其集合而成的氏族、部族等团体。在部族要结合成更为强固的组织时，在历史悠久的地方通常会形成都市国家。这种现象最初始于西亚，向西传播后成为希腊、罗马的都市国家，而恐怕向东传播后便成了印度、中国的都市国家。

都市国家　我在这里所说的都市国家是英语的City State，再向古代追溯，则是古希腊的Polis。如果因为“都市国家”的名称，而联想到现在的商业都市、工业都市，那是不行的。古代“都市国家”的实体，在原则上是将农民集中起来的城郭都市。我在古代中国所发现的，也不外乎是这样的农业都市国家。

中国的都市国家被称作“邑”“邦”“国”等，周围环绕着城郭，人民居住在其中，耕地在城郭之外，农民每天出了城郭到耕地上劳动，傍晚回到城郭内的家中。这样的都市国家才是能称为国家的人类最初的国家形态，但也因为是最初的形态，在一开始只能将以前的氏族制度原样带入其中，与之共存。不过在经过了长期的都市国家生活后，氏族制度变得有名无实，终至消失。为了克服氏族制度、实现更大的团结，可以说都市国家才是最为便利的形态。

都市国家并非单独产生，多数情况下是成群地出现。在初期，各都市国家都有独立的主权，原则上不从属于任何他者，也不接受任何他者的从属。但各国自由独立，意味着在国与国产生纷争时，并不存在制止这种纷争的权力。因此最后不可避免地发生武力冲突，结果就产生了胜利者统治和失败者被统治的不平等关系。

这种统治关系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战败国的国民被掳到战胜国，成为奴隶式的劳动者，因此会形成有着庞大人口的都市国家。这样，国家内部就会产生自古以来的居民“士”和新来的俘虏庶民之间的阶级对立。士维持着历来的氏族制度，而庶民的氏族制度则被强制消解，只能够维持家庭。战败产生的第二种从属形态，是战败国不被灭亡，依然得以维持国家的地位，但要承认战胜国的霸权，平时要纳贡，战时则要派遣援军。所谓春秋时代的历史，就是前代已形成的强大都市国家间的霸权争夺的连续，其形势与希腊的雅典、斯巴达以及底比斯诸国争霸的过程颇有相似之处。

争夺霸权　在古希腊，一方的霸主与另一方霸主进行战争时，分别从属于两方的同盟国的军队也要参加。这种时候右翼的地位较为崇高，因而由本国的军队所占据，越往左翼地位越低，用来布置弱小同盟国的援军，对手也用同样的方法布阵。因此双方的右翼军队都努力击破对方的左翼军队，问题在于哪一方的右翼能够更快击破敌人的左翼，并乘胜席卷敌人的右翼。中国春秋时代的战争与此完全相同，右翼（右拒、右军）经常是地位崇高的位置。唯独本是蛮夷之国的楚国风俗与中原不同，主力置于左翼，因此中原诸国在与楚交战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在欧洲，进入罗马时代后，因为骑兵的发展，重武装的精锐步兵部队被置于中央，而左右两翼以骑兵作为辅助。汉尼拔在坎尼战役（前216年）中与罗马军队交战时，在中央布置游兵，步步后退而诱使敌军主力深入，然后以强大的主力部队从左右包围敌人，最终取得全胜，这在战争史上极为有名。而晋军曾使用完全相同的战术，在鄢陵之战（前575年）中大破楚军。当时楚军的布阵正是将主力置于中央，而将不可靠的援军配置在左右两翼。

霸权国家在将弱小国家置于统治下时，必然要驻扎军队以将其变为卫星国，这在东西方都是一样的。在希腊，斯巴达掌握霸权时，在底比斯设置驻屯军，并压制民主运动。但从底比斯逃走并藏匿在雅典的志士佩洛皮达斯等，趁斯巴达的驻屯士兵在晚宴上酩酊大醉的机会，回到故乡赶走了驻屯军，恢复了底比斯的独立（前379年）。

与此完全相同的事，在中国的春秋时代也发生了。霸主齐桓公灭掉了小国遂，并设置驻屯军镇戍该地。但遂人不服，豪族因氏等设计让齐的镇戍士兵饮酒，乘酒醉之际将其全部杀掉（前677年）。

以上的春秋时代的事实乃是根据《春秋左氏传》。《左氏传》据称是由与孔子同时代的左丘明所作，但其来历颇为蹊跷。如此详细的记事文，不管怎么看都似乎是战国以后，甚至汉代的作品，因此其中记载的事实应当也有相当部分是后来掺入的。故而，比较相应故事的年代时，中国总是比欧洲早，但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根据我笼统的想法，这一类的故事在哪里有着共同的起源，西方是在罗马时代，东方则是在汉代，它们分别被传承下来，并被赋予了新的时间和地点，又不知何时变成了确切的历史。如果是这样，那就越发说明东西方的社会有着相似的形势，因而能够将相似的故事接受为自己的东西。如果不能在眼前想象《左氏传》等书中所记的春秋时代，那么将希腊的历史置于座右一并阅读应该也是一法。

领土国家　都市国家争夺霸权的战争，其剧烈程度年复一年地增加，结果出现了新的局面。这便是以强大的都市国家为中心，产生了可称为“领土国家”的存在。在希腊，这是在雅典兴盛、提洛同盟结成时已经可以观察到的现象。虽然沿袭了以前的同盟形式，但实际上已形成可称为“雅典帝国”的存在，而这一点也已为史家们所共同指出。

在中国，经过了春秋末期的准备期，进入战国时代后，“战国七雄”都已成长为领土国家，相应地君主们都已使用王号。作为七雄中心的国都已不是以前的都市国家，而是掌握强权的国王的治所，国王则是整个领土的最高统治者。被包含在领土内的以前的都市国家，虽保持着原来的形态，但已经失去了独立性，只不过是在国王的庇护下被允许自治的地方组织。

进入领土国家时代后，都市国家时代的霸权争夺变得更加激烈。而且争霸战长期延续，迟迟不能终结，这是因为各国的语言、文字各自不同，产生了自己的国民性，爱国心带来的团结力很强大。

战国的领土国家并立，就西洋来说则类似于统一了意大利半岛的罗马与迦太基、叙利亚、埃及等对峙的状况。一度在西洋长期独立活动的都市国家，此时都被吸收到领土国家中，只是作为领土国家的一个单位才被允许存在。

古代帝国　领土国家的对立斗争，最终以其中一国将其他国家全部吞并而落幕。在西洋，罗马帝国成为最后的胜利者，中国则同样有秦的始皇帝吞并六国，由此古代史再次迎来了新的局面。我们将这大一统的国家称为“古代帝国”，以区别于之前的领土国家。

古代帝国的特色之一是规模极为庞大。汉帝国在其全盛时期，人口将近六千万，与罗马帝国相匹敌。秦汉帝国便是为了能让如此众多的人们免于互相争夺、和平共存而诞生的。

以往的历史学急于考虑质的问题，而可以说完全忽视了量的问题。这恐怕是由偏重所谓理论导致的。量的原理或许无法用理论来把握，但这样的理论不是有着某种缺陷吗？

我们试以客观的反省来看，人类在和平对自己有利时便爱好和平，可在和平对自己不利时又喜好斗争。斗争往往过分而威胁到全体的和平。为了抑制斗争、维持全体的和平，产生了国家和政府。中国古人的性格也很粗犷，在路上行走时也都是大摇大摆地走在中央，因为互相碰撞或者觉得对方太傲慢就会发生争执。在城郭外的农田中，也互相将自己的边界向外推移，为了争夺所有权而争斗。为了调停，地域共同体选出有威望的人物来处理民事案件，但如果发展成杀人、伤人的话，就需要都市国家的政府来审理并断罪。不过对于都市国家与都市国家间的斗争，却没有抑制机制，于是霸主出现并进行调停，而霸主随后则成长为领土国家的战国七雄。七雄间的斗争比以前更加激烈，战争大规模地展开，人民遭受的灾难极为惨烈。最后，因为古代帝国王朝的出现而实现统一，和平终于降临到广大的国土和众多的人民之上。

古代的景气⁽¹⁾　然而，这大一统并非基于全体人民的意愿通过投票实现的，反而是通过动用专制君主掌握的军事力这种极为野蛮的力量实现的。虽然如此，这种军事力绝不是突然出现的，背后有着社会整体的进步和发展。此外，要维持这样出现的大帝国，必须有与之相称的文化和智慧，这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养成的。换言之，在古代帝国的建立和维持过程中，凝聚了人类长久以来进化的历史。

那么，什么最能象征到古代帝国出现为止的漫长历史的动向呢？我想回答说是经济的发展。然则，什么可以作为经济发展的具体指标呢？对于这个问题，因为古代没有今天这样的统计，不能举出明确的证据来加以断言，但据我的推测，这一指标必定是货币数量的增加。换言之，古代是好景气一直持续的时代；再换言之，可以认为出现了古代的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

经济学家总是像宣读神谕一样宣称，景气这种现象只限于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但名词这种东西并非只能按专家规定的那样使用。而且不管专家学者怎样严密规定，现实中的社会现象并不是得到了学者的允许才存在的，因而也不会向他们征求意见，而是独立地变化发展着。

在古代中国，一方面技术稳健进步，另一方面资源得到开发，商业得以扩大。同时地下的铜矿得到勘探，铜钱得以铸造且保有总量也逐步增加。商人为追求黄金而进入周边的异民族中，推销丝绸和工艺品等中国的制品。造出来便能立刻卖掉这样喜人的经济状况出现了，而这又进一步促进了技术的进步和资源的开发。

战争的作用　对这样的经济发展，战争有时会成为巨大的障碍，不过有时也会带来刺激景气、促进生产的结果。根据古代的记载，中国最初分为万国，因此各国领土狭小，人口也很少。据说最大的国家也只不过有三千家，就算一家有两个壮丁，加起来也不过六千人。因此就算动员全部壮丁，也只能编成这个数目的军队。然而，进入战国时代后，据说齐的国都临淄就有七万户，从每家征发三个壮丁，便可动员二十一万人的军队。这还只是在国都可以即刻动员的数量，如果在全国征集的话，便可组成庞大的军队。韩虽然是比较小的国家，但也可以动员三十万人，更大的魏国可动员兵卒七十余万人，战马五千匹。到战国快要结束时，秦在灭楚时派遣的兵力据称有六十万人。经过长时期的战争后，对一场地区性的战争便能动用如此多的军队进行远征，这背后必定有着相当的经济实力作支撑。其实中国国土广大，人口众多，人力资源从一开始就不是什么大问题，而动员的组织能力和经济力量则比什么都重要。中国的古代社会从氏族社会到都市国家，再进一步从领土国家到古代帝国，这一过程正说明了经济的高速发展。

商业资本　不过，经济的发展并不会让所有人民平等地受到恩惠。那么，是不是政治上的掌权者相应地掌握着经济呢？也不一定，因为政治与经济的原理不同。整个春秋战国，大都市中都设有叫作“市”的商业区域，商品的现货买卖都在其中进行。发财的捷径便是在市中囤积商品，等到涨价后再卖出去以获取利润。如果只是这样的话，再怎样积累财富，或许可以说只不过是商业资本。但同时有些富人则经营铜山，招集数百个像奴隶一样的劳动者从事炼铜和铸造。这已经超出手工业的范围，而接近资本主义了。在西洋的古代，也出现了大致同样的现象，如今学者们似乎也开始了对“古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对此，如果声称“古代”与“资本主义”是不能两立的概念而无视事实逻辑，那么历史学的正确发展便无所指望了吧？

虽然资本的积累本来与政治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政治会对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因而如果能够预知政治上的事件，或者对政治做些工作而创造出对自己有利的经济形势，便可以获得更好的投资机会并一本万利。比如战争发生后，军需品和粮食的价格会上涨，如果有先见之明地事先囤积，便可获得暴利。乘人之危牟取私利的“死亡商人”也是自古就存在的。

政治与经济　政治与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不免有人试图利用经济实力进入政界，并亲自掌握权力。在罗马，富豪克拉苏凭借财力与恺撒等联手，并试图建立三巨头政治是有名的事件；可以称为中国的克拉苏的，便是秦国的政商吕不韦，他在始皇帝在位初期成为大臣并左右国政。然而两人最后均不得善终，死于非命，这当是因为政治与经济的本质终究还是不同的。

形成了古代顶点的秦汉帝国，以繁荣的经济为基础而夸耀富强。作为其实力象征的，是当时的君主支配数量巨大的黄金这一事实。清代的历史学家赵翼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一现象，在其所著的《廿二史札记》中指出“汉多黄金”。秦为了收买敌国有权势的人，散掉三十万斤黄金；汉高祖为了离间楚霸王项羽的臣下，用了四万斤黄金；据记载，前汉末篡夺帝位的王莽灭亡之前，政府中还有六十万斤黄金。不能确切地知道当时的一斤到底有多重，如果和今天差不多的话，则一万斤大约为六吨⁽²⁾。掌权者能够自由使用如此多的黄金，表明了当时的经济实力。赵翼的“汉多黄金”一语，道尽了古代史发展的全部。

(1)　此处的“景气”为日语词，意指经济、商业的运行状况，考虑到翻译时的便利和前后一致而加以保留；作者在自跋中对“景气史观”作了说明，可供参考。

(2)　按东亚传统计量体系，一斤约为六百克，书中其他几处也是按此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