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都市国家的时代

都市国家的起源　根据中国的古代记载，中国在古时有万国。这里所说的“国”相当于后世所说的“邑”，而将其称为“国”，表示它们互相独立，是不从属于任何人，也不让任何人从属于自己的主权国家。这种国家的数量既然被称为“万”，其面积就必然很小。继万国之后，记载又说其城虽大，不过三百丈者，人虽众，不过三千家者。⁽¹⁾假如一丈相当于三米，那三百丈就是九百米，如果城郭是正方形的，那一边的长度是二百二十余米。如果一家有五口人的话，那人口不过一万五千人。不过，太古的数据是否真的一直保留到形成这样记录的时候，还是很让人怀疑的。后来都市国家之间的竞争日甚一日，独立国家的数量逐渐减少，于是当时的形势被投射到过去，才有了周的初年有一千八百国，殷的初年有三千国，而在之前有万国这种计算吧。

就算如此，还是应该注意到，在太古中国存在着无数的独立小国家，而这些国家都有城郭这种说法。到了汉代，仍然有无数叫作“亭”的、可以说是太古“万国”后裔的小自治体，它们都被城郭包围着。而在提到外国的时候，人民是否居住在城郭中，便被认为是文明国家和野蛮国家的区别。

都市国家的城郭最初必定是一重，建造地址尽量选在便于农耕的平原中稍高的丘陵上。春秋时代的都市国家中，屡屡有被称为某“丘”的出现在记录中，比如卫被称为帝丘，齐被称为营丘，等等。

都市的城郭　虽然最初的都市国家很小，但随着时代的前进，开始流行合并。数量减少后，面积则成反比例地增加。合并既有出于对抗外敌的必要而自发进行的，也有在战争后被吞并的，不能一概而论。

古代的聚落为了防备洪水或者敌人的攻击，在周围环绕墙壁以自卫，这被称为“城”。城这个字就如其字形所示，是用土筑起来的，目的专在防卫，因而有守卫的含义，与有着同样目的的“干”（盾牌）合在一起，出现了“干城”这一熟语。随后由于人口的增加，人民出了城居住其下，城内则成为神殿的所在，或者君主等特殊阶层的居住区域。但一旦有紧急情况，所有的人民都聚拢在城内，致力于保卫战。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后，又在城下的一般居住区周围筑起防御用的墙壁，这被称为“郭”。郭有包围的含义，但并不包含防御的意思。郭大多呈方形，根据其方位被称为“东郭”“北郭”等，这些词同时也成了郭所包围的居住区的名称。由此产生了可以称为内城外郭的都市。

在战争时，郭很容易被强敌的入侵攻陷，市民必须逃到城内。春秋时代的记录中有很多“入郭”的事例。但随着市民财富的增加，郭内遭到敌人的劫掠时，经济上的打击越来越沉重。于是各国争相致力于巩固外郭，甚至出现了厚达二三十米的坚固墙壁。由此郭成了第一道防线，不久后郭也被称为“城”。同时内城的防御设施遭到忽视，变得形同虚设，最后消失了。至此，“城”实际上就是“郭”，如果城墙遭到占领，整个都市便陷落了。

在城郭内的住宅区，道路呈纵横走向，大的叫作“街”，从街上分出来的岔路叫作“衢”。被街衢围起来的一片地区称为“里”，其周围环绕土墙，叫作“墙”。里的入口有被称为“闾”的门，里民在进出时必定要通过闾。进入闾后通往民宅门前的道路称作“巷”，如果是狭窄的空地，则叫作“陋巷”。各个民宅的周围也都有土墙环绕，这也叫作“墙”。

白天人民在城郭外的耕地中劳动，天黑后则回到里巷中的自家休息。城郭的门和里的闾门都是清晨打开，晚上关上。不管有什么理由，都严禁不经过城郭的门而翻越城墙，违者要受重罚。闾门的周围有被称作“塾”的空地，里巷的孩童都在此处玩耍。大人中的闲人则聚集到街衢交叉处的十字路口消磨时间。在大都市中设有被称为“市”的特别商业区，这里也是市民的社交场所。

氏族制度　在都市国家形成之初，古时候的氏族制度被原样带入其中。在中国，这叫作“姓氏制度”更为恰当。中国古代自由市民的人名由三个部分组成，即姓、氏与名。姓是最大的分类，周王族姓姬，齐的君主一族则是姜姓。从姓分出来的集团的名称是“氏”。氏中以居住地命名的最多，自周以下，鲁、晋、卫、齐等都市国家的名称便成了该国君主的氏。而在从这些公室中又分出来的家中，有孟孙、叔孙等以始祖与公室的亲戚关系为氏的，也有司马、史、卜等以世袭职业为氏的。最后还有个人的名字，即父亲所起的“名”，这则千差万别。只是中国有避免直呼本名的习惯，因而在本名之外还有叫作“字”的名称。孔子因为据说其母祷于尼山而孕，便以“丘”为名，而字“仲尼”。

“姓”这个字由“女”和“生”组成，并且“姬”“姜”“姒”等姓都是女字旁，于是有意见认为这应当是中国母系社会时代的残留，并一时占据了统治地位。但这其实是误解，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母系家族制度，并没有实证，就算有，古老时代的情况也不可能传递到现在的汉字中。这是因为“姓”这个字，还有实际的姓“姬”“姜”等字，都是由偏旁组成的合体字，换言之就是较晚才出现的汉字。那么为什么这些字都是女字旁呢？这是因为姓是和女子关系最为密切的称呼。在中国古代，有着女称姓、男称氏的习惯。女子不仅在未婚时通常以姓来称呼，结婚后也仍然使用娘家的姓。因此周王室一族的女子在年幼时是姬，嫁到别家后仍然是姬。如果有区别的必要，就按照排行称为“孟姬”“仲姬”等。因此“姬”虽然本来是固有名词，但自春秋时代以来，上流社会中姬姓的女子最多，因此“姬”后来变成了普通名词，就算不是姬姓，也将显贵女子称为“姬”，一直延续到现在。

中国的姓氏制度不可思议地与古罗马的氏族制度相似。在罗马，拥有完全市民权的人也拥有三个名字，分别相当于中国的三个名字，只是排列顺序不同。比如Caius（名） Julius（姓） Caesar（氏），最前面的是Persona，即个人的名，也叫作Praenomen，相当于今天的First Name。接下来是有血缘关系的一族的名字Gens，相当于中国的姓。习惯上，对男子一般将姓省略不称，也与中国一样。而女子则与此相反，总是称姓，像Julia这样是将名词女性化的称呼，不管是在年幼，还是嫁到别家以后，都一直是Julia。后来罗马的Gens的名称被普遍用作个人名，Julius屡屡出现在男子的名字中，Julia则屡屡出现在女子的名字中。排在最后的Caesar是Familia，即家族名，相当于中国的氏。Caesar家代代都是皇帝，因而后来这个名字成了皇帝的意思，进入德国后变成Kaiser，一直延续到了本世纪⁽²⁾初。

士与庶民　在中国古代的都市国家，随着都市的发展扩大，其内部也产生了阶级的区别。拥有姓的同时还拥有完全市民权的士，与没有姓也没有完全市民权的庶民形成了阶级对立。前者，也就是士阶级的男子，在战时有武装从军的权利和义务，可以参与国政，担任官吏。士只能与有姓的女子结婚，而没有婚姻权的庶民女子就算与士结合，也只能得到妾的地位。士与庶的区别是由战争中的征服和被征服的关系产生的，此外，从别国移民而来的人，如果没有被士的社会所接纳的门路，也只能永远埋没在庶民中间。

中国的士庶对立可以与古罗马的Patrician与Plebeian的对立相类比。罗马的庶民也没有姓，只称氏与名，最初也不被授予完全的市民权，既没有成为战士的权利，也没有成为战士的义务。

古罗马展开了历史上典型的阶级斗争，而问题的核心在于，虽然战时从军的义务逐渐被强加到庶民头上，但他们参与国政的权利却丝毫没有得到承认。然而当时的罗马正在向外扩张，国政必须得到庶民的支持，因而士族逐渐向庶族让步，歧视最后终于撤销了。

在中国的都市国家中，应该发生了同样的事。士阶级有持“戈矛”即武器，从军作战的权利，而庶民则只是在战时作为夫役被征发，没有携带武器的权利。当时的战争中普遍用车战，一般是四匹马驾一辆战车。《诗经》中屡屡出现的“四牡”即是指此，而以“四牡翼翼”“四牡业业”等歌颂其勇壮。观察从西亚到罗马一带的古代浮雕，可以看到许多四匹马牵引战车的画，我们也可以由此想象中国古诗想要表现的光景。

持有武器的权利　最初，车马武器原则上都是个人自备，但进入春秋时代后，战争规模不断扩大，而且频繁发生，个人逐渐难以承受自筹军费的负担。于是兵制得到改革，其中之一便是设立常备军。历来的做法是按照需要召集有从军义务的人，但是这样很难制订准确的战争计划。于是编成能够随时动员的部队，就算还没到职业军人的地步，也预先确定好必要时能够立刻召集补充的人员。到这时，从历来没有从军义务的庶民中征发战士就变得不可避免了。其次是取消个人筹备武器的做法，由政府代为准备。但这需要财源，这些费用必须用税收来支付，这种新税被称作“赋”或者“军赋”。不过到了某一时期，只从历来自筹军费的士阶级征收，必定不够用，因而势必要向庶民征收。由此，租税制度的改革也不可避免了。按照历来的原则，军赋应当作为人头税来征收，但为公平起见，根据财产—主要是土地—来征收较为恰当，也应当较为容易。在春秋的发达国家中，这两方面的改革，看起来是在以前600年为中心的一百来年间相继实施的。

阶级斗争　在古罗马，完全的市民权由任官权、参政权、结婚权和财产权组成。这四项权利逐渐难以为士族所垄断，被相继分配给庶民，这一过程便是古罗马的阶级斗争史。不过在分配市民权以前，还有法律明文化的阶段，比如十铜表法便是如此。如果依照由士族垄断的习惯法来审判，不知其内容的庶民便会很不安，于是十铜表法应发布成文法的要求被制定出来。但是人们对它的评价非常差，于是又加上两个铜表，作为十二铜表法来使用，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从记录中也可以发现，在中国的春秋时代，成文法第一次得到制定，在晋国它被铸成鼎上的铭文（前513年），在郑国则被写在竹简上（前501年左右）。

像这样整顿军备，并且依照成文法来审判后，必然要对政府机构加以扩大整备。由此产生的便是官僚集团的出现，以及掌握了这一集团的君主的权力之扩大。

都市与君主制　关于春秋以前诸侯国的历史，我并不打算完全相信《史记》等书的记载。这些书中除了开国时与周的关系之外，就只有接下来的君主系谱，这些人的事迹则完全一片空白。这正与日本神武天皇之后十代左右的空白相似。而到了春秋时代，即鲁隐公元年（前722年）以后，以鲁的历史为中心，多少能够追踪附近诸侯国的动静。

在周代，王室自不待言，鲁、晋、齐等诸侯国也都采用君主制。在这一点上，认为西洋古代的都市完全不同是不正确的。希腊诸国在初期都是君主制，斯巴达的君主制一直持续到了最后，罗马在初期也是国王制。在中国，君主制只是没有崩溃而一直持续下去而已，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只是一直持续下去这一点是应当思考的问题。恐怕这是因为实力相当的众多国家并存，并在互相进行战争的同时互相扶持以尽力维持君主制。“兴灭国”便是当时称道和尊敬的义举。

虽说叫作君主制，但其实与后世的君主制极为不同，远不是儒教所说的那种尊贵的君主。在据称是由孔子编纂的《春秋》中，“弑君”的记载据说有三十六处。儒教据此将春秋时代的大约二百五十年解释为君臣关系紊乱的时代，但这是因为设想了在以前有着君主权力很安定的所谓三代的太平盛世。春秋以前的真实历史并不清楚，因而没有证据能够让我们断定实际上比以前好了还是坏了。不过能够确定的是，直到这一时代为止，君主权都没有得到确立，君主与其亲戚和官僚在身份上并没有很大的差别，地位也很不稳定。而且因为君主权逐渐增长，很容易与周围产生摩擦，反而成了引发悲剧的原因。

奴隶制　在都市国家时代的社会中，除了士族与庶民的阶级对立，还有奴隶。其中男子称为“臣”，女子称为“妾”。这是由战争时的俘虏、掠夺或者人身买卖产生的，所有者是君主及其贵戚、富豪等。特别是君主拥有众多的臣妾，伴随着君主权的扩张，其数量也日益增多。应当注意的是，协助君主参与政治的官僚集团，最初也是模拟为君主效劳的奴隶而发展起来的。

后世官僚集团的统率者被称为“宰相”，“宰”是厨师，“相”是协助主人起居的护理人，都由奴隶担任。此外，据史实所示，辅佐齐桓公的管仲曾经因与桓公作对而成为俘虏，是从死囚中释放出来的奴隶。辅佐秦穆公的百里奚曾将自己以五头羊的价格卖掉，因而也是奴隶。而出现在时代更早的故事中的傅说，是殷天子见其从事奴隶劳动而赏识提拔的，其姓“傅”是指看小孩的人，也是奴隶的工作。这样看来，先是在君主的侧近有奴隶集团，其中有能力的人成为政治上辅佐君主的顾问，从而提高了地位，掌握了大权，虽然身为奴隶，却受到世人的尊敬。于是有人开始主动投身于这些奴隶之中，进而形成了官僚集团。此时，这些官僚便在君主面前自称“臣”。君臣的关系由此确立，本来就和君主与人民的关系不同。生活于春秋末期的孔子仕于鲁哀公时也是采取臣的形式，因此就算其地位是大司寇，也与后世的高官不同，只是哀公家臣集团的一员。

官僚制与孔子　政治机构的整备在国内成为当务之急后，会有相应的人才需求，特别是充实官僚集团成为必要事项。顺应这种社会要求而负责教育人才的是孔子。孔子可以说是私塾先生，向弟子传授君主所要求的教养、文字、语言、朝仪、礼法、音乐、弓术等，并在有需求时挑选弟子加以推荐。也就是说，他开设的不仅是负责教育的学校，同时还是职业介绍所。

孔子在教育弟子时最为重视的是礼。“礼”如同其示字旁所表示的，本来是指祭神时的仪式，后来含义逐渐扩大，包括了交际时的规矩等广泛的职掌典制的实践。中国人在社会生活中，将以往的做法作为不成文的规矩而加以尊重的习惯，在这一时代已形成。祭祀自不待言，在政治、外交和日常生活中也都必定有一定的规范，对其严遵不背是做一个有教养的绅士所必需的条件。负责汇集保存这种典故来历，在政府内是君主的近史的职务，在民间则由巫、祝等作为专业来传承。巫、祝都是在祭祀、葬礼等场合负责协助仪式的职业，孔子本人就出身于这种家世。

同礼一起，孔子将诗与书也作为教学的科目。诗除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民谣之外，还包括有着古老起源的祭神歌之类，都是在宴会或祭祀时配着音乐演唱的歌词。将这些歌词加以编纂形成了现在的《诗经》，虽然据说是孔子所编，但《论语》中记载的孔子实际口述教授的诗却有很多没有包括在其中。《诗经》恐怕是到了很久以后，流行歌已经完全不同的时候，由孔子学派的人搜集的吧。

书本来是文字书写的学问。当时需要文字知识的，只限于以政府为中心的少数特殊职业，主要目的是记录政治上的大事，或者在铜器上刻铭文。在练习书写这种文字的时候需要范本，而最恰当的自然还是以前的记录。一般相信孔子为此编纂的便是现在的《尚书》，但这里面还有很多疑问，比如被当作是周武王及其弟弟周公的训诫之语的部分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信，恐怕是今后值得研究的好题目。

孔子与儒教　孔子向弟子们传授为当时社会所需要的实用学问，并且为他们介绍工作。但如果只是这样的话，在当时做着同样事情的塾师恐怕比比皆是，为什么只有孔子的事业流传到后世，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呢？这是因为他在传授实用学问的同时，还阐述了人生的理想。他认为实用、实利的背后必须伴随理想。在教授礼的时候，他告诫弟子礼不只是动作的方式，还必须包含对君主的尊敬、对朋友的信义、对死者的追慕等真情。在将古代的记录作为文字范本加以学习的时候，他教育弟子要从中学到政治的理想、胜利者的圣德、失败者的愚蠢行为，并应用于实际。他还强调诗和音乐不单是享乐，还必须有助于社会生活和家庭关系中的和平与情操。他传授的既是立足社会需要的职业学问，又是省察内心、自问人应当是什么的伦理学问。由此必须说，将孔子作为中国式的人伦学之祖是极为自然的结论。

孔子被后世当作儒教的创立者，受到极度的尊崇，但是由此却产生了种种误解。孔子的言行录《论语》在一定程度上真实传达了他的面貌，但是《论语》本身也一直存在诸多曲解孔子原意的误读。比如这本书被认为是阐述以“忠孝”为支柱的道德，但实际上孔子所说的“忠”并不是这种意思。忠的意思是不仅对君主，对某一相识的人也要诚实，而且“忠”在《论语》中出现的频率很低。反而，孔子最为强调的是“信”。信是在通常的人类生活中，特别是都市国家市民之间的信赖感，正是应当成为社会道德基础的东西。信当然是友人之间的原则，同时也是一般的人与人之间，以及君主与人民之间不可或缺的纽带，如果没有信，人类社会就无法保持和平。要维持都市国家，也要以市民之间信的存在为前提。但是，像这样读《论语》的方法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被歪曲、被遗忘了。

对孔子的评价　对孔子教诲的解释随着时代变迁，因为当政者在自己的立场上对孔子加以利用，结果不管什么时候孔子都站在掌权者的一边压迫人民，就成为在所难免的倾向。所以，清朝灭亡后的民国初年，以北京大学为中心发生了思想革命运动，陈独秀、胡适等先锋宣扬打倒儒教。然而社会安定以后，孔子依然和以前一样，成为人民崇拜的对象。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与针对林彪的“批林”运动一起，反对孔子的“批孔”运动也再度发生。思想革命时期攻击儒教，主要是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集中非难儒教牺牲弱者而不加顾惜；但批林批孔时有所不同，主要针对孔子的教诲是维护旧体制的反动教条这一点。公平地说，孔子出生于两千五百年以前，其教诲已不适合于现在，固不待言。其实，问题更在于在如此长的时间中一直利用孔子的势力，但是在中国人的印象里，孔子是一直活着的，所以思想革命、批林批孔被认真地宣扬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与此相反，作为指导日本人的原则，孔子的教诲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像在中国那样被滥用并给人民带来不便。因而对我们日本人来说，批林批孔那样的运动首先可以说是没有意义的。这是我们的幸运，而由此，孔子在中国也未必找不到辩解的途径。

孔子与历史学　孔子被后世当作学问始祖的同时，也被当成历史学的开创者。因为据称是中国最古老记录的《尚书》和《春秋》都是由孔子亲手编纂的。但这一说法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不过孔子曾经参考使用与现存《尚书》类似的古代记录亦见于《论语》，因而这必定是确有其事的。不过现在的《尚书》从被称为古代圣王的尧、舜开始，经由夏禹王，以周文王、武王、成王及周公的事迹为中心，编辑了据称是到周穆王时代的记录。现在的《尚书》包含古文和今文两个系统，清代的考证学者证明古文部分是后世的伪作，只有今文系统是真的。那么，今文部分真的记载了历史事实吗？这也大有疑问。孔子本人似乎认为周的历史中到文王、武王、周公的事迹为止都是确切的史实，但今天看来，这些事迹也值得怀疑。据内藤湖南博士分析，现在的《尚书》中首先形成的是周公前后的诸篇，因而是最古老的部分，而在此之前，关于殷的部分最早被附加上来，接下来夏的部分、尧舜的部分被陆续补充进来。这便是“附加”的学说。

在孔子的时代，文、武、周公的传说被认为是历史的开始。其后经过了相当长的时期，历史逐渐向古代扩展，本来只是传说的东西被当作史实，获得了历史上的地位。于是最初有圣天子尧，其晚年让位给舜，舜让位给禹，王位通过“禅让”的方式传承。但禹将王位传给其子，因而变成了世袭制，夏王朝建立，最后到了桀王的时候因为暴虐而被殷（商）王汤所灭。殷在纣王的时候施行暴政，于是被周武王所灭。现在所信奉的中国古代史就这样形成。

比《尚书》还要可疑的，是孔子与《春秋》的关系。据传，孔子根据其祖国鲁的古代记录，编纂了从鲁国君主隐公元年（前722年）到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命名为《春秋》。据说编纂的目的，是根据孔子是赞美还是批判，对不同的历史事实使用不同的笔法来记载，以此让不忠之臣和不孝之子感到畏惧。孔子是否有这样的历史观并不明确，他编纂了这样的史书是不是事实更是让人感到怀疑。《春秋》这一记录，恐怕是在进入战国时代以后，经由孟子等人之手成为宣传儒教思想的参考书的。

春秋时代　不过由于有《春秋》这一记录保存下来，而且在对其进行注释的书中有《左氏传》，我们得以把握春秋这一时代的整体趋势，这必须说是值得高兴的事。《春秋》的记录过于简单，欲了解其意义，《左氏传》是必不可少的注释。但《左氏传》恐怕不是一开始就作为记录流传下来，而是口耳相传，可能是到了汉代才被整理成文字，而此时已经过了种种变形，添加了新的要素。但是除了《左氏传》，已没有别的记载当时史实的书，因而我们只能谨慎利用它，以追踪历史的变动。

我们看《春秋》的内容，可以知道在所谓春秋时代之初，在以今天河南省为中心的黄河平原一带，即“中原”地区，同时存在着数十个强大的都市国家。此前在中原诸国中居于领导地位的洛邑的周，这时已经失去实力，变为历史上的存在。这大概相当于古希腊强国争霸时代的德尔斐吧。鲁国位于今天山东省靠近河南的地方，威势似乎曾强大一时，但在其北方又有齐国崛起，桓公时齐国达到鼎盛，以至能够号令中原诸国。这便是“春秋五霸”中的第一个，之后晋文公、楚庄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相继称霸。

五霸是什么　抛开古代记录的道德史观，站在今天的历史学立场上来考察春秋时代的史实，可发现其意义在于中国文化的扩张普及，以及作为对此的反动异民族开始民族自觉，并建立了强大的都市国家。所谓春秋五霸，应当都是与周民族不同的民族。据传齐是出于周文王之师太公望的姜姓国家，但实际上是受到鲁国文化影响而新兴的国家，因为靠近海岸，依靠制造和贩卖食盐强大起来，并压倒鲁国而称霸。晋崛起于山西，通过将牲畜从北方的游牧民族转卖到中原诸国获利，在文公时成为霸主。其祖先据传说是周武王之子、成王之弟，但这样的晋周关系很值得怀疑。楚、吴、越三国在春秋时便被称为蛮夷之国，尤其楚被称为“蛮”，而此“蛮”似乎与中南半岛的孟族有关系。此外，吴与越是同一系统的民族，越是分布在从今天浙江省的海岸地区往南直到越南的海岸民族，越南的“越”不外乎就是春秋的“越”。住在越民族以北海岸的是被称为“夷”的民族，而“越”与“夷”本来的发音可能是一样的，而齐国可能就是出于夷族。

向领土国家的过渡　五霸出身于异民族，因而与周系统的民族必定有很多不同。特别是在政治组织上，它们虽然受到中原都市国家文化的影响，但其发展方向却并不是都市国家，而是有着很强的成为领土国家的倾向。比如齐国以临淄这一强大的大都市为中心，将附近的小都市变为属国，使其隶属于自己，不承认各个都市的独立性，将它们一律作为领土加以支配。而且依靠这些领土所提供的财力和武力与中原诸国打交道，将鲁以下的各国都置于名义上的同盟之中加以支配。之所以没有将这些国家变成彻底的领土，是因为各国都有作为都市国家的历史，独立精神极为旺盛，要将它们变为领土还有非常大的困难。

由此可以说，中国古代都市国家的历史并不能追溯到很久远的古代，其形成比较晚近，并且受到周边异民族的压迫，未能长期保持自身的繁荣。因而它们未能像古希腊那样发展出独特的都市国家文化，并将其作为遗产留给后世。不仅如此，就连都市国家的存在本身都被后世的史家忘却和忽视。

尽管如此，在进入随后的领土国家时代之后，都市国家文化依然保持着生命并继续发展，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向后世放射出异彩。

(1)　见《战国策·赵惠文王三十年》。这里的三百丈应该不是如作者下文所认为的指周长，可能是指半径。

(2)　指20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