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2　参考文献解说

编辑参考文献解说，是想让这册《中国史》的读者更好地理解我的想法。深思熟虑之后，只收录了我的著述。如要列举基本史料，那就没有尽头了。即便是重要的文献，如果写得与我的想法不同，也许还会令读者感到困惑。而且我想，若读了我的著述，自然也就知道这些文献的存在了吧。再次重申，本书并不是写给大学者们看的，也不是想要网罗所有的学说。

文中频繁引用的书名用了简略符号。同朋舍发行的《亚洲史研究》（『アジア史研究』）第一至第五（1957年以后），用（Ⅰ）（Ⅱ）（Ⅲ）（Ⅳ）（Ⅴ）表示；朝日新闻社发行的《亚洲史论考》（『アジア史論考』）上中下（1976年），用（上）（中）（下）表示；同社发行的《学习中国》（『中国に学ぶ』）（1971年），表示作（学）。

总论

我的世界史构想是很简单的，有关著述是《世界史序说》（Ⅱ）；关于亚洲史，极简单的有《何为亚洲史》（「アジア史とは何か」），略微详细的单行本有《亚洲史概说》（『アジア史概説』）（学生社，1973年）。我感觉，亚洲大陆也好，欧洲也好，从历史上来看，并非世人所想的那般距离遥远之存在，实际上要近得多，我是在这样的认识下写这些书的。

以某一观点概观中国史，《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与文明主义的社会》（『東洋における素朴主義の民族と文明主義の社会』（上），是想着重考察中国史的南北对立的文章。《中国奢侈的变迁—羡不足论》（「中国に於ける奢侈の変遷――羡不足論」）（Ⅰ），论述了奢侈发展的三个阶段。《中国文化的本质》（「中国文化の本質」）（Ⅱ）、《中国的历史思想》（「中国の歴史思想」）（中）、《中国经济开发史概要》（「中国経済開発史の概要」）（Ⅳ）、《历史与盐》（「歴史と塩」）（Ⅱ）、《从粮食看中国史》（「食糧から見た中国史」）（Ⅲ）、《中国的官吏任用法》（「中国の官吏登用法」）（Ⅳ）、《中国河川史的考察》（中国河川の史的考察）（中），皆为简单的梗概。关于中国与南海诸国之关系，有《中国南洋关系史概说》（「中国南洋関係史概説」）（Ⅱ）。概观日本与中国之关系的文章，可以参考《东洋史上的日本》（「東洋史の上の日本」）（下），与前面提到的《亚洲史概说》的最后部分。对有关时代区分的其他学说之批判，可以读书评《铃木俊·西嶋定生编〈中国史的时代区分〉》（「鈴木俊·西嶋定生編『中国史の時代区分』）（下），以及弘文堂讲座《家族》月报7月号（1974年）所载给福岛正夫教授的私人信件。

关于中国史资料的总说，可见《中国史学入门总编》（Ⅲ），还有我个人的著述目录《宫崎市定著作目录》（『東洋史研究』第二十九卷第四号，1971年3月）。

大致说明古代史的，有《中国古代史概论》（上），特别着重经济的，有《东洋的古代》（中）。概观中世的，有《大唐帝国》（河出书房，《世界历史》，1968年7月），实际以唐代为中心，涉及整个中世，以及《六朝隋唐的社会》（『六朝隋唐の社会』）（上），乃六朝社会之一瞥。

关于近世史，《东洋的近世》（上）略微详细地说明了近世的特色，特别以宋代为焦点。最近世史中，《中国的觉醒》（『中国のめざめ』）（人物往来社，《东洋历史》，1967年11月），论述至国民政府的北伐。

第一篇　古代史

关于殷代的历史，我的想法与通说略有不同，故在《中国上代的都市国家与其墓地》（「中国上代の都市国家とその墓地」）（中）、《有关中国古铜鼎形态的变迁》（「中国古銅鼎形態の変遷について」）（Ⅴ）中论及。

关于古代都市国家，有《中国上代是封建制还是都市国家》（「中国上代は封建制か都市国家か」）（Ⅲ）、《有关中国聚落形体的变迁》（「中国にいける聚落形体の変遷について」）（中）、《中国城郭的起源异说》（「中国城郭の起源異説」）（Ⅰ），等等。关于古代的盐，有《关于贾的起源》（「賈の起原に就いて」）（Ⅱ），从赋税角度论述中国古代的，有《古代中国赋税制度》（Ⅰ）。

关于古代思想，有《中国思想的特质》（「中国思想の特質」）（学）、《中国人的历史观》（「中国人の歴史観」）（学）、《孔子在东洋史上的地位》（「東洋史上に於ける孔子の位置」）（Ⅰ）、《中国古代天、命与天命的思想》（「中国古代における天と命と天命の思想」）（中）。关于《论语》的专著，有《论语新研究》（『論語の新研究』（岩波书店，1974年），若要知其要点，《论语的新读法》（「論語の新しい読み方」）（岩波书店，《图书》第239—241页，1969年）则可代用。

进入战国时代，有《战国时代的都市》（「戦国時代の都市」）（中）、《关于游侠》（「遊侠に就いて」）（Ⅰ）。关于秦代，有《读史记李斯列传》（「史記李斯列伝を読む」）（Ⅴ）。关于汉代都市，有《汉代的里制与唐代的坊制》（「漢代の里制と唐代の坊制」）（中）。关于《史记》，有《史记货殖传物价考证》（中）。关于《史记》的写作，于《姿态与文学—有关〈史记〉写作之一试论》（「身振りと文学――史記成立についての一試論」）（中）论及。关于汉代与西域之关系，在《条支、大秦与西海》（Ⅰ）中，关于条支的位置，反对了白鸟库吉、藤田丰八两位博士的新说，而赞同之前的在叙利亚的说法，并加以论述。关于后汉的专论，只有《汉末风俗》（Ⅱ）一篇。

第二篇　中世史

中世前半部分，即所谓的六朝。关于六朝的文章，大约有《六朝时代的华北都市》（「六朝時代華北の都市」）（中）、《六朝时代的江南贵族》（「六朝時代江南の貴族」）（中）、《中国村制的成立》（「中国村制の成立」）（中）、《中国史上的庄园》（「中国史上の荘園」）（Ⅳ）。关于六朝实行的官吏铨选法之专著，有《九品官人法研究》（同朋舍，1956年3月）。

三国时代虽然简单，但仍可举出《三国志的时代》（「三国志の時代」）（Ⅴ）、《魏晋的户口数》（「魏晋の戸口数」）（Ⅰ）。关于近代以后的税制，特别是屯田法、均田法，有《关于晋武帝的户调式》（「晋武帝の戸調制に就て」）（Ⅰ）。关于以晋为中心的士风，有《清谈》（Ⅲ）。进入南北朝之后，《南朝与北朝》（「南朝と北朝」）（Ⅴ）是简单的解说。关于隋代的专著，《隋炀帝》（『隋の煬帝』）（人物往来社，《中国人物丛书四》，1965年）之外，有《隋代史杂考》（Ⅴ），虽然比较短，还有《隋唐文化的本质》（「隋唐文化の本質」）（学）。

关于唐代所谓均田法的税役制度，在《唐代赋役制度新考》（中）当中，特别讨论了杂傜的问题，《有关吐鲁番发现的田土文书之性质》（「トルファン発見田土文書の性質について」）（中）则主要讨论了屯田应有的状态。此外，《日本的官位令与唐代官品令》（「日本の官位令と唐の官品令」）（中），通过比较日本与唐朝，以求更明确地理解官吏的位阶制。在极短的文章《四家为邻》（「四家を隣と為す」）（Ⅳ）、《关于突厥的字音》（「突厥の字音について」）（Ⅳ）中，陈述了笔者的新见解。

关于五代史中山西的重要性，《五代史上的军阀资本家》（「五代史上の軍閥資本家」）（Ⅲ），说明了晋阳李氏的活动。另外，《五代军阀系统》（「五代軍閥の系統」）（Ⅰ）亦值得一读。

第三篇　近世史

本书虽以宋代汇集了近世史的诸种特色为立场，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宋代，但以下各种研究也不单是说明宋代，而是想同时讨论近世。

最简单地概括宋元史的，是《宋元时代序章》（Ⅴ）。关于土地问题，有《宋代以后的土地所有形态》（「宋代以後の土地所有形体」）（Ⅳ）。关于商业，有《商业的发展》（「商業の発展」）（Ⅴ）、《有关中国近世生计资本的借贷》（「中国近世における生業資本の貸借について」）（Ⅲ）。关于矿业，有《中国的铁》（「シナの鉄について」）（下）、《宋代的煤与铁》（「宋代における石炭と鉄」）（下）。关于法制，有《宋元时代的法制与裁判机构》（「宋元時代の法制と裁判機構」）。

在官僚制度方面，宋代以后是科举的时代，对此，有《科举》（中公新书十五，1963年）。关于与官员对立的胥吏，有《以胥吏的陪备为中心》（「胥吏の陪備を中心として」）（Ⅲ）。

关于宋元与西域的关系，《宋元时代的西域》（「宋元時代の西域」）（Ⅱ）是极为简单的概括。《东洋文艺复兴与西洋文艺复兴》（「東洋のルネサンスと西洋のルネサンス」（Ⅱ），阐述了我一贯坚持的观点，即宋代的文化对西方产生了影响。反过来，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之一例，有《有关毗沙门天信仰的东渐》（「毘沙門天信仰の東漸に就て」）（Ⅱ）与《中国火葬考》（下）。虽涉及琐事，但因二角五爪龙象征宋代以后天子独裁的禁令，所以撰写了《关于二角五爪龙》（「二角五爪龍について」）（下）。

宋代固有的研究，若作为概说的《北宋史概说》（Ⅰ）、《南宋政治史概说》（Ⅱ）太过简单，则可阅读与佐伯富教授合著的《宋与元》（『宋と元』，中央公论社，《世界历史》，1961年6月，后亦收入中公书系、中公文库）。关于宋代官职，有《宋代官制序说》（同朋舍，佐伯富编，《宋史职官志索引》收，1963年）。关于地方制度，有《宋代州县制度的由来与特色》（「宋代州県制度の由来とその特色」）（Ⅳ）。关于人口统计，有《宋代的户口》（「宋代の戸口」）（Ⅰ）。关于出版法，有《书禁与禁书》（「書禁と禁書」）（Ⅱ），等等。此外，因宋代是铸造使用巨额铜钱的时代，故而撰写了《五代宋初的通货问题》（『五代宋初の通貨問題』）（星野书店，1943年），但目下已绝版。尽管宋代是进步的时代，另一方面也残存着野蛮的风俗，于是在《宋代杀人祭鬼的习俗》（「宋代における殺人祭鬼の習俗について」）（Ⅴ）中有所指出。

关于宋代官僚的风纪，在《宋代的士风》（「宋代の士風」）（Ⅳ）中，论述了未必是以往所称赞的那样。此外，这是中国历代几乎皆有名无实的太学教育实际推行的时代，故而在《宋代的太学学生生活》（「宋代の太学学生生活」）（Ⅰ）中予以比较详细的介绍。

像这样列举，个别问题的研究就会变得很贫弱。首先，关于从宋太祖到太宗的继承问题，有《宋太祖被弑说》（「宋の太祖被弑説について」）（Ⅲ）。关于仁宗朝的西夏战争，有《西夏的兴起与青白盐问题》（「西夏の興起と青白塩問題」）（Ⅰ）。关于王安石，有《王安石的吏士合一策》（「王安石の吏士合一策」）（Ⅰ）、《王安石的黄河治水策》（「王安石の黄河治水策」）（Ⅱ）等。小说《水浒传》虽只是明代完成的文学作品，但将其中所涉以徽宗为中心的史事阐释清楚的，是《水浒传》⁽¹⁾（中公新书296，1972年）。考证《水浒传》写作过程的，是《水浒传的伤痕》，在此举出该书，或许不合时宜。

一直跳到南宋灭亡之际，有《南宋末的宰相贾似道》（「南宋末宰相の賈似道」）（Ⅱ），但这是笔者毕业论文，只是摘要的略传，将来若有时间，想以原研究为基础，发表详细的传记。当然其中是包含《鄂州之役前后》（Ⅰ）的。

关于元代的正式研究，只有一篇《围绕元朝统治下蒙古官职的蒙汉关系》（「元朝治下の蒙古的官職をめぐる蒙漢関係」）（下）。《十字军对东方的影响》（「十字軍の東方に及ぼした影響」）（下），陈述了蒙古西征是十字军引起的，这种意见于此举出大概是合适的。另外，围绕元代来到东洋的马可·波罗将地理学知识传入西方的问题，创作了《马可·波罗留下的亡灵》（「マルコ·ポーロが残した亡霊」）（下），无非是好事者的研究罢了。

进入明代，《从洪武到永乐》（「洪武から永楽へ」）（下），讨论了明初国家性格从太祖到成祖的变化。《帖木儿王朝的遣明使节》（「帖木児王朝の遣明使節」）（Ⅲ），阐明了永乐朝廷的一个方面。此外，关于永乐帝招抚南海诸国，有《中国人的海外进出》（「中国人の海外進出」）（Ⅴ），说明了与此关联的“西洋”一词的，则有《关于南洋区分东西洋之根据》（「南洋を東西洋に分つ根拠について」）（Ⅱ）。

关于英宗朝社会的动摇，《中国近世的农民暴动》（「中国近世の農民暴動」）（Ⅲ），以邓茂七的叛乱为研究对象，想来在日本是最早的。

明代盛期的文化以江南，特别是苏州为舞台，大概最早极力主张这种说法的，是《明清时代的苏州与轻工业的发展》（「明清時代の蘇州と軽工業の発達」）（Ⅳ）、《明代苏松地区的士大夫与民众》（「明代蘇松地方の士大夫と民衆」）（Ⅳ）。研究嘉靖时代的倭寇，论及其最初未必是以劫掠为目的的，是《倭寇的本质与日本的南进》（「倭寇の本質と日本の南進」）（上）。描绘明亡前后乡绅生活的，是《张溥与其时代》（「張溥とその時代」）（Ⅴ），以张溥为中心讨论明亡，这在日本大概是最初的尝试吧，不过这个人物无暇在本书正文中出现了。

进入清代，《清朝文化及其背景》（「清朝文化とその背景」）（Ⅴ）一文概观其盛衰之大势，《清帝国的繁荣》（『清帝国の繁栄』）（人物往来社，《东洋历史》，1967年9月）讨论至乾隆时代。关于异民族王朝征服者的满语与被征服者的汉语如何调和的问题，在《清朝国语问题之一面》（「清朝における国語問題の一面」）（Ⅲ）中有所考证。雍正帝的政治在清朝有重要意义，这在近来已被明确了解，也与笔者的提倡有关，《雍正帝》（下）是原先岩波新书中的一册。《雍正硃批谕旨解题》（下）、《清代的胥吏与幕友》（「清代の胥吏と幕友」）（下）、《雍正时代地方政治的实状》（「雍正時代地方政治の実状」）（下）等篇，亦为同一主旨。

乾隆帝时代，欧洲是“中国趣味”（Chinoiserie）的时代，《法国的中国趣味之时代》（「フランスにおけるシナ趣味の時代」）（学）对此作了概观。《18世纪法国绘画与东亚的影响》（「十八世紀フランス絵画と東亜の影響」）（Ⅲ）特别单以绘画为研究问题。关于乾隆时代学风的代表，有一篇《章学诚的文章论》（「章学誠の文章論」）（Ⅲ）。关于早期的广东贸易，在《清代对外贸易的两种资料》（「清代対外貿易の二資料」）（Ⅱ）中，于第一种资料内有所介绍，不过第二种资料是描述《南京条约》之后不久的事。

关于太平天国，笔者有独特的见解，于《太平天国的性质》（「太平天国の性質について」）（下）中有所讨论。关于混乱中发起的英法联军及第二次鸦片战争，在《英法联军的北京入侵》（「英仏連合軍の北京侵入」）（Ⅱ）中特别论述了外交交涉的原委。作为其结果，清朝无奈打开国门，而从历史学角度考察其意义的，是《中国的开国与日本》（「中国の開国と日本」）（上）。

清末，延续千百年的科举被废止，关于这之前不久面向举子出版的善书之命运，于《有福读书堂丛刻》（Ⅴ）中论及。

第四篇　最近世史

最近世史与我个人的现代史是一致的。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是明治天皇去世之年，同时也是大正元年，我正读小学五年级。当然，我当时对中国的事之类还完全无知，但如今回头看中华民国的历史，我是渐渐把它当成现实世界的新闻加以接受的。若将其作为从无限大距离来眺望的纯客观历史来研究，实在太近，但通过整理自己的见闻经验来研究，又太遥远。将其作为学校教师必讲内容加以整理汇集，结果就是《中国的觉醒》（『中国のめざめ』）（人物往来社，《东洋历史》，1967年11月），以及《京大东洋史Ⅳ—东亚的近代化》（『京大東洋史Ⅳ、東亜の近代化』）（创元社，1952年）的最后三章。此外，专门为委托调查而撰写的，有《大战前西藏外交论》（「大戦前チベット外交論」）（Ⅲ），概述了围绕西藏问题的中英外交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也渐近知天命之年，于是经常有人要求我发表对时局的看法。虽然说是介绍现状，但因有史学专业者的立场，必然会试图在漫长的中国传统延长线上加以考察，因此有数种随笔论说。《人民共和国的前途》（「人民共和国の前途」）、《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文化大革命の教訓」）、《批林批孔的历史背景》（「批林批孔の歴史背景」）、《从历史来看西藏的国境问题》（「歴史から見たチベット国境問題」）、《最近中国国际关系的看法》（「最近の中国国際関係の見方」）等皆属此类。特别是最后一篇，以外蒙古为中心讨论了中苏关系。在我是自明之理的事实，日本评论家却绝口不提，我现在也觉得难以想象。这些都收入了《东风西雅》（岩波书店，1978年）之中《新中国视角》（「新中国への視角」）一部。

(1)　这里的《水浒传》指作者的一种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