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 章 日本输入革命

“大陆经略”

隋朝开始，日本派使团到中国交流，对遣隋、遣唐使帶回的文明顶礼膜拜，对大唐的建筑、茶道、禅宗、相扑、蹴鞠、服饰等文化全面模仿。唐朝之后，中日的正式交流停止。1279年，元军在崖山（今广东新会南崖门镇）将最后的南宋军歼灭，蒙元占领中国，日本“举国茹素”（全国戴孝），向西哭拜哀悼宋亡。元灭宋过程中，日本因得台风（日本人称为神风）相助顶住了元世祖忽必烈数万大军，数千战舰的两次进攻（日本史称文永之役和弘安之役），得保天皇“万世一系”。与此同时，越南三次重创蒙古大军，也免于被蒙元征服。日本、朝鲜、越南不再仰慕游牧民族统治的中国。相比与中国结成宗藩关系，长期进贡的朝鲜、越南，日本始终保持独立，与中国平等交往，未受外族入主，日本人从元朝开始“神国”观念日益强烈，认为中华文明源于夏，传于秦汉，兴于隋唐，亡於南宋，“崖山之後，再无中华”，正宗传承已经移到日本，开始自称中华，鄙视亡于人数很少外族的中国。清灭明后，日本、朝鲜、越南都认为汉人剃发易服臣服少数夷蛮是中华的耻辱，李氏朝鮮，阮氏越南长期着汉服，禁止满清服装、发型，李氏朝鲜长期保持崇祯年号，自称小中华，越南自称南朝，日本开始称中国为“支那”，称朝鲜为近藩，称清国为远藩，称自己代表“中华”、“中国”。

十九世纪初，受日本幕府派遣到“东鞑”（黑龙江流域）侦查的国事侦探间宫林藏在其《东鞑纪行》一书中指出，与其与俄国人争夺人烟稀少天寒地冻的库页岛，不如把视线投向富庶的“东鞑”。明治维新前，日本大陆政策的思想奠基人吉田松阴提出：日本暂时不能与英法德俄等西方列强抗衡，而应该把朝鲜和中国作为征服对象，“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可开拓虾夷（北海道），晓喻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 明治维新的主要推动者福泽谕吉主张“脱亚入欧”，“与西方文明共进退”，称中国是“极不廉耻”的“恶邻”，与中国为邻是日本的不幸。明治时期，天皇参议江藤新平提出：日本“宜先与俄国提携，将朝鲜收下，进而将支那分割成南北两部分，……待经营就绪，即驱逐俄国，圣天子迁都北平，从而完成第二次维新之大业”。

明治维新后，随着国力迅速增强，日本各界形成了“不甘处岛国之境”的共识，向中国扩张的欲望日益强烈，在与清政府谈判《中日修好条规》（18条）和《通商章程》（33条）时，日本反对清国在条约中自称中国，要求称大清国，后接受了李鸿章的妥协建议，“汉文约书中国、日本，和文约书大日本、大清”。这时的日本已经开始认为，“鞑虏”满清可以入主中国，日本也可以入主中国，准备向中国扩张。日本政府接受江藤新平《对外政策意见书》中为向中国扩张作准备的建议，开始派情报人员到中国搜集政治、军事、经济情报。其中，陆军少佐池上四郎等人奉命到满洲活动后向政府提交了绘制出的地图，实地调查报告和《满洲视察复命书》，书中建议向满洲扩张；陆军少佐福岛九成提交了中国南方的调查报告；军事间谍岛弘毅提交了两卷本的《满洲纪行》调查报告。1879年，新设立的直属天皇的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开始派遣大批军官到中国进行军事侦察。其中的桂太郎中佐和小山又次少佐侦察后向参谋本部提交了《对清战争方略》，呼吁扩军备战。

1881 年，鼓吹“破支那，胜俄国，吞并朝鲜”的玄洋社在日本九州福冈成立，并立即行动，派大批浪人和间谍到中国刺探情报。1884年，玄洋社在上海开办了东洋学馆，派佐佐友房和宗方小太郎步行考察中国东北、华北，搜集情报。[1] 1886 年，被日本人誉为“大陆浪人先觉者”的日军参谋本部谍报军官荒尾精（东方斋，1859—1896）奉命潜入中国搜集情报，在上海日商岸田吟香（1833—1905）的资助下在汉口创办了情报兼贸易机构乐善堂。乐善堂各地支部对外是杂货铺。间谍们模仿清人蓄起长发，扮作商人或乞丐，冒着生命危险赴两湖、四川，直指陕、甘、滇、贵，以至新疆、西藏，搜集地形气候、风土人情、产业交通、关卡兵营、军事要塞等情报。宗方小太郎加入乐善堂，继续在中国各地考察。他注意到了湘军集团在“同治中兴”中的巨大作用，在呈送日本政府的《经略长江水域要旨》报告中指出：“中国十八行省中，富于战斗力，挈实勇敢，真可用者，以湖南为第一……今后主宰爱新觉罗命运者必为湖南人”。他建议“及时经营湖南，收揽其豪杰，怀柔其民心，他年中原鼎沸之时，能为我所用者盖不鲜也。若不幸而不能为我所用，亦必不至与我为仇。在我之伸展地图上，便益实多”。接受宗方的建议，荒尾精在长沙设立了乐善堂支部，派宗方坐镇北京支部，负责对清廷中央、华北和北洋舰队的谍报工作。宗方派出间谍以学生名义赴东北搜集情报（他们中很多人没有能够活着回来。战后日军方将被中国处决的间谍的遗骸棺木送回家乡，为他们举行了隆重葬礼，在靖国神社为他们设立灵位），赴华南各省联络各省的哥老会、九龙会、白莲教等会党。[2]

1887年，日本对华情报首脑，参谋本部次长，陆军中将川上操六再派山木清坚中佐和滕井茂太到中国东北侦察渤海湾登陆地点。同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与清国斗争方案》和《清国征讨方略》，提出“乘彼尚幼稚”，以武力分割中国，“断其四肢，伤其身体，使之不能活动”，并提出了向中国扩张的时间表，要求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准备，进攻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澎湖列岛和台湾。这两个官方文件标志日本向大陆扩张的的“大陆经略”成熟。1888 年，荒尾精在乐善堂年会决议中表达扩张决心说：“吾辈同志之目的是，为了全人类首先必须改造中国，而中国清政府已经敌视我们，不理解协同防御之大义。故我同志要协助汉民族之革命运动，使之成功，最迟于十年内改造中国，以期实现中日提携。”

同年，俄国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消息传到日本，玄洋社为俄国向东扩张态势忧虑，要求加快向满蒙扩张的步伐。1889 年，荒尾精向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提交了根据乐善堂三年来搜集的大量情报整理出的数万言的《复命书》。在报告中，乐善堂将六类中国人定为侦察重点：君子、豪杰、豪族、长者、侠客、富者。其中“豪杰”被定义为：一、企图颠覆政府者；二、企图起兵割据一方者；三、对于欧美在华跋扈深抱不满，而欲逐之国外者；四、企图仿效西洋利器者；五、有志于振兴工业者；六、有志于振兴军备者；七、商业巨子；八、提倡振兴农业者。报告提出，清国上下腐败已达极点，纲纪松弛，官吏逞私。日本必须先改造中国，才能团结中国对抗西方。为这一目标，日本须以商战养谍战，在上海建立日清贸易商会，在汉口、镇江、天津、广州等地建立支部，边经商边搜集情报。根据间谍们搜集到的大量情报，乐善堂汉口总堂整理编辑成了2300 多页，内容涉及中国社会、政治、经济、金融、商贸、产业、教育、交通运输、地理、气候、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的《清国通商总览》。日本朝野将此书视为向中国扩张的指导文件（后来也成为研究晚清中国国情的权威文献）。大阪富商冈崎荣次郎读了该书后决定资助上海的“日清贸易研究所”间谍学校。

选定孙文

甲午战争期间，宗方小太郎提出了利用中国会党推翻清政府服务的建议指出：“此时若有非凡之士，其于草泽之间，收拾以上各党派（指哥老会、三合会、白莲教等秘密会党）成一体，以大义名分明示天下，诚心诚意代天行道，普救苍生，乘机而起，觉罗氏之天下不知所归也”。[3] 接受宗方的建议，玄洋社决定扶植中国会党瓦解满清，并开始物色中国会党革命的领袖。不久，他们找到了满意的扶植对象——孙文。

1879年，少年孙文离开家乡，随兄长孙眉到了檀香山，在教会学校学习。1883年回国后，孙文先后在香港拔萃书院、中央书院、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学堂、香港西医书院（雅丽氏纪念医院）学习。1892年，孙文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香港西医书院是个未经注册、不受港英政府承认的非正规学校，首届毕业班只有孙文和江英华两位学生。因毕业文凭不获香港、澳门当局承认，孙文无法获得行医资格，转去广州开办“中西药局”仍难以生存。[4] 诊所办不成，生计成了问题，孙文决定弃医另谋发展。当时，没有功名的读书人，花钱捐官之外的重要进身途径是上书高官，在幕府中谋差事。孙文决定一试，与陈少白合作撰写了一篇鼓吹发展农、工、商、学的建议书，请王韬帮助修改，通过关系找到上海名流郑观应、罗丰禄（李鸿章幕僚）等人写了介绍条子，与好友陆皓到天津上书，求李鸿章 “玉成其志”，“陶冶而收用之”的。孙文上书中所提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等富强治国四纲领是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人主张的抄袭，李鸿章的幕僚们十年前就提出同样内容，甚至还介绍了西方的民主、议院、立宪。正忙于出兵镇压朝鲜东学党暴动及应付日本共管朝鲜要求的李鸿章没有理会孙文的投书，失望的孙文将建议书以《上李鸿章书》的题目发表于《万国公报》（1894年10月）。由于英文报纸上登出“Dr·Sun Yat-sen”，孙逸仙博士之名开始流传。孙文接受了这样的称呼，不予澄清，此后自称博士。

行医及投书失败后，孙文与黄巢、洪秀全落第后的心情一样，决心造反。他少年时深受会党熏陶，崇拜洪秀称帝，早有谋反之志，曾发誓作“洪秀全第二”，干一番“天王”那样的大事业。在广州南华学堂期间，他结识了陈少白、尤列（尤少纨）、杨鹤龄等洪门中人（孙与三人被称为“四大寇”），先后加入了三合会、致公堂、哥老会等洪门等多个秘密会党组织。他曾向陈少白表心迹说“将来有机会时预备造反”。1894年底，孙文到了檀香山，经三合会首领邓荫南、郑士良介绍加入了美洲洪门致公堂，并提议成立兴中会。檀香山致公党接受了成立兴中会的建议，但不接受初到檀香山的青年孙文为领袖。会众们推选有名望，有财力侨领刘祥、何宽为正副主席。孙文失望地离开檀香山转赴香港。在香波，他加入了杨衢云领导的香港洪门，再提议成立兴中会，发动反清暴动。香港洪门也接受孙的建议成立了兴中会，但与檀香山洪门一样，没有推举初来乍到的孙文为领袖，而推举了香港洪门中地位最高的杨衢云为会长。孙文向杨提出了出售10元革命债券，承诺待革命成功后按100元兑换等筹集暴动资金的办法。杨接受了建议，以新成立的兴中会名义发债券筹得了18000港元，决定乘清政府在甲午战争新败之机在广州暴动。在推举事成后的“伯理玺天德”（合众政府大总统）时，孙文与杨衢云闹翻了脸。由于缺乏会众支持，孙文只得妥协。[5]

孙文知道以兴中会的人力财力难以成事，决定寻求日本人的金钱军火支持。经香港西医书院教务长康德黎（James Candlei）介绍，孙文向日商梅屋庄吉推销暴动推翻满清的计划。梅屋乐于见到交战敌国政府垮台，承诺资助孙的暴动计划。[6] 经梅屋引见，孙文面见了日本驻香港领事中川恒次郎，向中川要求军火支持。中川承诺接济，但在给外务省通商局长的报告说：“本月1日，经朋友介绍，清国人孙文（西医）来馆。该人如前日所报，正是欲倾覆现政府，需要步枪25000枝，手枪1000枝，欲求为之筹措。称其党称为兴中会，其中有哥老会员，党员人数难以明言。……孙文说已制定由码头附近运入武器的计划，只要我国给予一些声援，即可充分行事。……总之，孙文等所说的要在两广建独立共和国只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7]

1895年春，香港兴中会在广州发动了暴动。弱小的暴动会众无力军事进攻，只是在广州城内四处放火抢劫，施放炸弹。[8] 这样的暴动为广州百姓痛恨，被政府军迅速镇压。参与暴动的兴中会骨干陆皓东等人被官兵正法。遥控暴动的孙文在暴动被镇压后与陈少白，郑士良得日本人接应乘日轮东渡日本，转赴美国。由于孙文事先与日本领事馆联络，因此暴动后日本报纸上出现了“中国革命党人孙文”之名。这引起了正想物色中国会党领袖的玄洋社的注意。

在美一年中，孙文没有找到合适的发展机会。他认定，造反须得列强支持才有希望，默默无闻的青年是不会被理会的，报纸上的“中国革命党人孙文”也不行，需要有中国革领袖的名声，于是决定到英国去，因为他知道在英国从事反清活动是安全的，可以利用英国舆论造就革命领袖之名。1896年9月，孙文抵达伦敦，到清政府驻英公使馆去宣传革命。陈少白披露孙文投馆情况道：“孙先生故意改换姓名，天天跑到公使馆去宣传革命。后来，公使馆的人疑惑起来，因为当时广州暴动之事，传闻还盛，以为这人或者就是孙逸仙。公使随员邓廷铿因为是同乡，就试出他的确是孙逸仙。于是孙先生就被他们拘禁起来。”[9]

清政府驻英公使馆拘押孙文之事被报界披露后引起英国各界的关注。英国舆论反对清政府在英国以言论逮捕人。在英国政府和舆论压力下，清政府驻英公使馆释放了孙文。获释后，孙文请老师康德黎代写《Kidnapped in london》（《伦敦被难记》）一书以自己名义在英国出版，在书中称自己是中国革命领袖，是被清政府公使馆诱捕进去的，另外请密友陈少白撰文刊登于《中国邮报》（The China Mail，《德臣西报》）吹捧自己是“唯一具体把握局势，又具有能使民族更新的一往无前的勇敢精神的中国革命领袖”。[10] 随着媒体对扣留事件的广泛报导，《伦敦被难记》被译成俄、日、中文出版，及陈少白的吹捧文章被报刊转载，孙文缔造自己为革命领袖的策划大获成功。法国史学家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写道：“国父伦敦蒙难获释后在伦敦召开多次记者会，透过媒体在西方世界树立起了‘可敬爱国者’的形象。这个英雄形象接着传回中国，帮他完成了向革命军精神领袖和国父的飞跃”。对于陈少白吹捧孙文的文章，香港兴中会的共同创立者谢缵泰致函《中国邮报》编辑部说：“为消除因最近中国驻伦敦公使馆逮捕拘禁孙逸仙造成的错误印象，请允许我通知您：改革派的领袖是杨衢云，孙逸仙仅仅是改革运动的重要组织者之一。”[11] 多年后，孙文在私下谈话中多次承认“伦敦被难”是自己主动走进清政府驻英公使馆“宣传革命”的，从而自己否定了《伦敦被难记》中“清政府诱捕”编造。他的追随者胡汉民、戴季陶后来都承认，孙文在伦敦是主动求捕的。

孙文在英国缔造名声时，玄洋社领袖头山满派宫崎寅藏（又名宫崎虎藏，宫崎滔天）、可儿长铗（可儿长一）、平山周三人到中国联络中国会党，为“大陆经略”物色中国会党的全国领袖。日本外务大臣大隈重信拨出专款资助宫崎等人的中国之行。宫崎等人受命，一时不知如何执行。这时，回国述职的日本驻伦敦武官宇都宫太郎告诉他们，根据英国出版的《伦敦被难记》一书，中国革命领袖是孙文。于是，宫崎、平山赴香港、澳门和华南各地寻访孙文，于1897年9月在横滨找到了孙文。大陆扩张派议员犬养毅接到关于孙文报告后说：“这是份大礼物”，指示将孙文接到东京。为不公开孙文的身份，平山周在途中以“中山樵”之名为孙文登记住宿，孙文此后即以中山之名在日本活动，孙中山成了广为人知的名字。

接孙中山到东京后，玄洋社的代表内田良平对孙进行了一番考察。他向孙表示，如果中国革命能够在日俄关系上对日本有利，日本将支持孙革命。孙承诺：“原来吾人之目的，在于灭满兴汉，至革命成就之晓，即令满蒙西伯利亚送与日本亦可也”。内田良平对孙的答复感到满意，向玄洋社建议扶植孙中山为中国革命会党的领袖，[12] 并解释用意说：“吾人赌生命以援助孙革命之所以，以其与日本利益相一致之故也。孙以大义名分、兴汉灭满为革命旗帜，建设汉人之中国。吾人以故助汉人，使满人求助于俄，而后日、支提携以破俄，收满洲、西伯利亚为我所有，奠定经营大陆之基础。”[13]

听取内田的报告后，犬养毅和玄洋社社长平冈浩太郎决定为孙中山提供一套住房和一大笔津贴，将孙中山养起来，作为颠覆满清政府的人才储备。犬养指示陆实（陆羯南，时任《日本新闻》主编，东亚同文会骨干）向孙中山、陈少白等人提供活动经费。他在给陆的信中写道：“拜启：持呈函之平山周氏现与孙逸仙氏同寓一处。最近，尚有王陈(指王质甫、陈少白)二人来此。彼等亦广东革命党员。弟刻下卧病中，诸事不能兼顾。与神鞭君磋商结果，务请吾兄代为照顾彼等一切。至于生活费用，由平冈浩太郎氏按月送上，他日当面谢平冈也。愿吾兄将彼等掌握住，以备他日之用。但目下不一定即时可用也。彼等虽是一批无价值之物，但现在愿以重金购置之。自去岁以来，弟即暗中着手作此计划矣。书不尽意。”[14] 随后，犬养毅将孙中山介绍给了玄洋社创始人头山满等日本政界要人。孙中山以同样承诺通过了头山的测试。于是，犬养毅、大隈重信、头山满等“改造中国”派将孙中山作为未来中国政府的首脑来培养，准备利用中国会党推翻清政府，实现向中国扩张的计划。

接受内田、头山的资助之外，孙中山依靠兜售满蒙向日本各界筹集资金。例如，下田歌子被要求提供革命经费时问：“革命成功之日，是否有意将满洲予以日本？”孙中山答：“可也。”下田答：“如此，当不惜尽力”。[15] 有了日本人的经费扶持，孙中山在日本站稳脚跟，得到越来越多的会党来投。他自己生活舒适，娶了日本少女大月薰为秘密革命夫人，大月为孙生下女儿宫川富美子。[16] 孙中山后来回忆在日本的革命经历时写道：“结识日本友人，遂往日本，以其地与中国相近，消息易通，便于筹画也。抵日本后，其民党领袖犬养毅遣宫崎寅藏、平山周二人来横滨欢迎，乃引自东京相会。一见如旧识，抵掌谈天下事，甚痛快也。时日本民党初握政权，大隈为外相，犬养为之运筹，能左右之。后由犬养介绍，曾一见大隈，大石（大石正已）、尾崎（尾崎行雄）等，此为予与日本政界人物交际之始也。随而识副岛种臣及其在野之志士如头山（头山满）、平冈（平冈浩太郎）、秋山（秋山定辅）、中野（中野德次郎）、铃木（铃木久五郎）等，后又识安川（安川敬一郎）、犬冢（犬冢信太郎）、久原（久原房之助）等。各志士之对于中国革命事业，先后多有资助，尤以犬冢、久原为最。其为革命奔走始终不懈者，则有山田兄弟、宫崎兄弟、菊池（菊池良一）、萱野（萱野长知）等。其为革命尽力者，则有副岛（副岛义一）、寺尾（寺尾享）两博士。此就其直接于予者而略记之，以志不忘耳。其它间接为中国革命奔走尽力者尚多，不能于此一一悉记，当俟之革命党史也。”[17]

1898年，日本秘密策动菲律宾的反美独立运动，玄洋社派孙中山运送军火给菲律宾独立军。孙出师不利，向菲贩运軍火的“布引丸”号轮船在浙江马鞍岛外触礁沉沒，参与菲律宾革命的活动被迫结束。1899年初，宫崎寅藏奉玄洋社之命召集哥老会、兴中会、三合会的代表在香港成立了“忠和堂兴汉会”，指定未到会的孙中山为“统领”，成为兴汉会的实际领袖。当年夏，孙中山在日本与同样接受日本资助的中国会党领袖唐才常讨论了“湘鄂及长江起兵”推翻满清的计划。唐等于年底回国准备在长江流域起事。拳乱中，张之洞捕杀了唐等，维护了南方秩序，挫败了日本人支持的乘乱肢解中国的计划。

日本趁拳乱肢解中国的计划不光在长江流域实施，更在东南沿海大举实施。首相山县有朋、陆军大臣桂太郎制定了乘拳乱出兵厦门，吞并福建的计划，[18] 获明治天皇敕许后向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台湾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下达密令，调动军队待命，准备配合在厦门港外的日本“和泉”舰出兵占领厦门。作为计划行动的一部分，宫崎寅藏、孙中山率领福本成、远藤隆夫等日本军官及兴中会会众由日本来到香港。关于如何实施肢解，内田良平等人主张暗杀李鸿章、刘坤一等要员， [19] 孙中山则主张策动李鸿章在南方宣布独立。日本方面批准了孙的策反计划，孙派陈少白和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联络，策动李宣布“两广独立”。策动被李鸿章拒绝后，宫崎、孙中山召集陈少白、郑士良等兴中会骨干，制定了惠州暴动的计划，约定由杨衢云、陈少白等在惠州发动暴动，孙中山负责寻求台北日本当局的军火粮饷接济。根据惠州暴动计划，宫崎寅藏赴新加坡联络康有为共同行动。康有为不耻孙中山投日充当分裂中国的工具，拒绝在北方暴乱时加入日本人肢解南方的计划，向新加坡警察署报警，称来新拉拢他加入暴动的宫崎是刺客。根据康的举报，新加坡警方拘押了宫崎。

9月初，孙中山来到台湾，向儿玉总督寻求军火支持，与儿玉订立了密约。孙以将来革命成功后新的中国政府名义，承诺委托日本管理厦门，儿玉总督承诺支持孙在惠州发动的会党暴动。[20] 双方约定中国会党先暴动，然后进抵厦门，日军随即出兵占领厦门，向暴动军提供武器和金钱，双方共同攻占福建全境，然后进军广东，日本扶植孙中山建立广东、福建独立政府。[21]孙再向后藤新平寻求金钱资助。后藤答复说，厦门有台湾银行支店，地下室存有二、三百万银币，革命军到厦门夺取银币，我可以假装不知。[22] 随后，孙中山在台北设立指挥中心，与兴中会的郑士良、日本大陆浪人日南、平山周 （南万里）、山田良政等人组织暴动，以金钱、军火收买洪门首领黄福及嘉应州一带洪门三合会党同意在惠州三洲田发动暴动，约定暴动后进向闽南，等待日本从海上运来枪械。10月6日，黄福率会党依约定在三洲田发动了暴动。随后，河源县的朱罗顷、和平县的曾金养、海丰的洪亚重等洪门三合会、三点会首领在各自县起事响应。根据计划，日本方面派人在厦门东本愿寺纵火，再以火灾为由，向清政府当局发最后通牒，要求镇压纵火的暴民，为出兵厦门制造借口。这时，有报纸披露出，火灾前寺内日本住持曾搬运私人物品，直指事件系预谋制造出兵借口。

以美国为首的列强各国不承认日本分裂中国的计划，向日本发出警告。明治天皇接受伊藤博文等重臣的建议，宣布接受美国的“门户开放”原则。山县内阁因政策变化总辞，伊藤博文上台组阁，采取与美、英协调一致的政策，下令停止肢解中国南方的行动。台湾总督奉命停止对广东暴动的支持，并将孙中山在台北的指挥中心撤销。孙中山只得通知指挥暴动的郑士良：“政情突变，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亦无所得，军中之事，请司令自决进止。”[23] 集结在三多祝营地的会党暴动军是为钱而战的雇佣军，得知孙中山承诺的日本金钱、军火及出兵泡汤后顿时四散。暴动首领中的日本浪人山田良政在逃跑中迷路，被清军抓获处决，郑士良、黄福等暴动首领逃往香港。

三洲田暴动是日本利用中国拳乱之机肢解中国、吞并粤闽计划的一部分。清政府出手镇压分裂国家的叛乱无疑是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正义之举。多年后，随着革命党当政，作为日本人肢解中国东南计划一部分的“三洲田暴动”竟被颂扬为了“庚子首义”，在庚子年被国人斥为“二毛子”的兴中会暴动会众们被宣传成了首义义士。民国八年，孙中山在广东自封大元帅时，特意为山田良政撰写纪念碑文，称山田为“外国义士为中国共和牺牲者之第一人”，“其人道之牺牲，亚洲之先觉，身虽殒灭而其志不朽矣”。这里，孙的说法其实是日本的“大陆经略”、“大亚洲主义”的口吻。

1901年，头山满、内田良平在玄洋社的基础上成立了以内田良平任“主干”（会长），头山满任顾问的黑龙会，作为向中国大陆扩张计划的执行机关。内田良平曾经访问并致力研究俄国。他认为，日本必须向亚洲大陆扩张，而第一目标是中国满洲，扩张的主要障碍是俄国，日本须立足于黑龙江流域才能与俄国对抗。根据这一构想，他以黑龙江之“黑龙”为会名和会刊刊名，确定宗旨为：“回顾东亚的大局和帝国的天职，为实行兴隆东亚的经纶，挫折西力东渐之势，目前的急务是先与俄国开战，在东亚将其击退，把满洲、蒙古、西伯利亚连成一片，建设经营大陆的基础”。黑龙会成立后，日本商界，财界纷纷捐款，支持黑龙会夺取黑龙江地区新领土的事业，政客、理想主义者、激进份子，幕府瓦解后失业的浪人武士们纷纷来投，加入日本的“大陆经略”。从此，日本对中国会党的扶植主要通过内田良平领导的黑龙会执行。

同年，兴中会领袖杨衢云在香港遇刺身亡。对此刺案，后来国民党史家解释为是清政府派刺客所为，但更为可信的说法是孙中山，或黑龙会为了取杨而代之所为。黑龙会决定的革命领袖是孙中山，洪门中声望与资历在孙之上的杨不合黑龙会的要求，必须让位于孙。去杨后，黑龙会采取措为孙中山施塑造革命领袖形象。1902年，宫崎寅藏出版了《三十三年之梦》（《三十三年落花梦》）一书，在其中将孙中山吹捧为亚洲英雄、“支那革命大豪杰”、“世界伟人”。不久，该书以《大革命家孙逸仙》之名在日本出版了中文版。同样接受玄洋社和黑龙会资助的章太炎、黄兴、秦力山、柳亚子等中国会党只得服从黑龙会，承认孙中山为革命领袖。秦力山表示不服说：“四年前，吾人意中之孙文，不过广州湾之一海贼也”。[24] 他奇怪孙中山是如何在几年间一跃成了中国革命领袖。章太炎的不服在几年后以发动倒孙运动的方式表现出来。二十年后宫崎去世时，孙中山作了《发起宫崎寅藏追悼大会启》，盛赞宫崎是“对于吾国革命历史上尤著有极伟大之功绩”。他所言的 “伟大之功绩”其实不是宫崎的，而是玄洋社和黑龙会的，宫崎只是按照玄洋社和黑龙会的计划行事，造就他为中国革命领袖。

留日热潮

甲午战败使中国朝野看到了日本维新富国强兵的成效，形成了应当向日本学习的共识。1896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官派生13人赴日留学。1898年，湖广总督张之洞派出100名官费生赴日留学。拳乱过后，清廷宣布变法，张之洞建议奖励出洋留学说：“非育才不能图治，非兴党不能育才，非变通文武两科不能兴学，非游学不能助兴学之不足”。接受张之洞、袁世凯等重臣的建议，清廷批准了外务部制定了留学生章程。该章程中规定：凡学成归国者，分别授翰林、进士、举人等出身，按等录用；自费留学考试合格即可由政府出具公文保送，费用困难者还可酌情补贴，毕业归国，与官费生同等对待。[25] 清廷还批准了张百熙等人奏请的派“素行端谨，志趣远大者”，包括宗室、京堂、翰林以及侯补道府各级内外职官以官费出国游学的具体奖励条款。在清廷和地方政府的鼓励下，学子们掀起了史无前例的留洋运动。

拳乱中，八国联军中的日军军纪良好，不参与烧杀抢掠，在占领区内维护秩序，派兵守卫故宫，经报纸报导，使国人对日本充满憧憬。新政中，清政府以日为师，大量聘请日本顾问，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大幅减少，新兴的日本在中国的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加上地理接近和费用较低等原因，留学日本成了潮流。1901年当年，赴日留学生增至500多人。1903年，张之洞制定了《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继续推动赴日留学运动，赴日留学生增至1300多人。1904年，学务大臣张百熙上奏了《奏请考验出洋毕业生章程》，赴日留学生增至2400多人。

到日本后，有留日学生感叹道：“日本学校之多，如我国之鸦片馆，其学生之众，如我国之染烟瘾者。”[26] 当时日本学校派发的《留学生自治要训》让很多留学生颇不习惯，但这些规矩至今仍然适用。例如：不可随地吐痰；不可随地小便；大小便要排在便器中；在路上遇见友人，不可扬声呼唤，也不可久立路边闲聊，稍作倾谈，行过礼即宜分手；夏天也不要赤身露体；进入陈列所时不可随便打听价钱；不可随便打听别人的年纪；同住者写信或温习时，不要在旁打扰；他人书桌上的书籍或抽屉中的物件不可乱翻；在室内应坐下、不要徘徊打转；出入房之时应行礼；出入房时要记得关上门户；食物掉落在席上时应拾起放在厨房一角，不能再放回口里；室内要打扫干净；夜间不要大声呼叫；对下女（女佣人）要庄重等等。[27]

因应中国的留日热潮，日本学校设立了专门适应快速拿到文凭需要的“速成科”，即贩卖文凭的学店。速成科通常课堂上配翻译，学制最短能够一个月就拿到毕业证。超过九成五的赴日留学生进了速成科。例如，招收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弘文学院有近两千中国留学生，只有129人进入了学制三年的正规“普通科”，杨度等人在弘文学院一个月就拿到了速成师范文凭。弘文学院的速成学生鲁迅承认，速成科的留日学生主要忙于“往集会，听讲演”。[28] 留日学生中众多的集会、演讲和汉民族主义刊物的背后是得日本民间慷慨资助的排满运动。

日俄战争爆发后，中国赴日留学生猛增至万余人。1905年9月，日本早稻田大学派了两名教育家来华，与张百熙、袁世凯、张之洞等人讨论中国留学生教育状况。清政府对拨出宝贵经费推动的赴日留学运动变成了排满革命运动强烈不满。日本教育家则指出：“我国过去派遣学生到西方学习的经验表明，努力追求学问的人，不会接受危险思想，回国后鼓吹极端危险议论者都是些不用功的学生”。[29] 针对留学生现状，张之洞派人拟定了《约束游学生章程》十条，要求驻日机构约束规范留日学生，要求留日生不论官费私费，无论入日本官立学堂还是私立学堂，均须由出使大臣、总监督公文保送；非有病不准请假外出；学生应以学业为本分，不准妄发议论，刊布干预政治之报章；对留学生中品行不端者，中国出使大臣、总监督即知会该学堂请为斥退，同时还拟定了对归国服务的奖励办法和举行归国留学生考试授予实职的计划，以鼓励留学生专心学业。

11月，日本文部省应清政府的要求颁布了《取缔（约束）清国留学生规则》，对中国留日学生的活动加以限制，提高了学生注册及入读的条件。规则颁布后，同盟会策动八千多留学生举行罢课，抗议当局对留学生的排满革命活动的限制。这八千多速成班学生本来就专注于革命活动，并也不上什么课，罢课只是一种扩大影响的说法。罢课运动中，宋教仁、秋瑾等会党领袖号召全体留学生归国开展革命。恐怖主义者秋瑾在浙江同乡会集会上以刀插桌，称谁回国后再投降满清就给他一刀。出面向日本政府递交抗议书的留学生组织干事长杨度反对同盟会拉留学生入会党阵营的作法，主张抗议活动局限于要求取消《规则》中的第九条（各公私立学校要管束清国人的寄宿舍及属于学校监督的旅馆）、第十条（各公私立学校不得允许被他校以行为不良命退学的清国人），而接受其它约束规则，反对罢课运动，更反对罢学回国革命的主张。

中国留学生的罢课抗议行动持续月余，受到日本舆论的谴责。12月7日，《朝日新闻》发表文章批评中国留学生不务正业，不承认自身的缺点，反而聚众闹事。陈天华对留学生的抗议活动感到悲哀，反对同盟会组织罢课、罢学的闹事活动。一年前，他与黄兴、宋教仁等回国，在长沙创立华兴会，策划暴动事泄后逃亡日本。黑龙会召集成立同盟会后，他对革命越来越怀疑，对大多数留日学生投身会党从事革命活动失望，决心以自杀惊醒留学生们。当晚，他写下三千言的《绝命书》寄给留学生总会，次日在东京大森湾投海自尽。陈天华蹈海引起日本当局震惊。日本政府对约束规则作了新的解释以平息留日学生的不满。而同盟会则以陈的自杀作为煽动革命的题材，推动罢课退学回国革命运动。其实，陈天华的《绝命书》没有抨击日本政府，认同报纸指责的中国留学生“东奔西走，逞无所之”，“一些留学生出入于酒楼妓馆，恣意游荡，乐而忘返，多有荒废学业，相率而堕落者不可胜计，先来者既作俑于前，而后到者更尤而效之”，他疾呼：“顾问题有何存亡之分，我不自亡，人孰能亡我者！惟留学生而皆放纵卑劣，则中国真亡矣。岂特亡国而已，二十世纪之后有放纵卑劣之人种，能存于世乎？鄙人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他对学生们投靠外国势力悲愤而死，而革命党们“不见省”，以安排陈的灵柩回乡隆重安葬的方式推动更多国人投身革命。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将陈宣传为革命烈士，只将他鼓吹革命的《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等文广为宣传，而将他痛心革命党人“放纵卑劣”的《绝命书》隐瞒。

1906年，清政府学部两次颁布条例，收紧出国留学的条件，规定不再公派留学生进日本速成科学校，日本学部因应清政府的要求和日本教育界的抨击，取缔贩卖文凭的速成科“学店”，宏文等著名学院也大量取消速成课程，至此中国留学青年的“速成科时代”结束。1907年8月，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了的十五年协议和《五校特约》，规定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等五所最好的正规高等学校每年招收165名中国公费学生。事实证明，张之洞和清政府要求日本当局对中国留学生及日本政府出台《约束规则》正确而及时，张与日本文部省联手结束“速成科时代”对中国留学生有益，也对中国有益。对清廷来说，推动赴日留学运动极其失败。留学生们没有带回专业知识和宪政思想，而是带回了种族主义、暴力革命的思想和恐怖暗杀、武装暴动计划，成了立宪的大敌。

与留学日本相比，同期留学欧洲的学生只有数百名，多数集中在巴黎。其原因是法国政府补贴使费用相对低廉，以及法国被视为西方文明的一个中心。赴欧洲的学生受到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同样偏激。至1906年，巴黎和东京两地留学生中都成立了无政府主义团体。由于国情差异大，晚清的留学热潮主要流向日本和法国，而很少人赴英美，这是中国的遗憾。中国留学生的流向引起了美国的有识之士的注意。他们认为美国有责任推动中国走向自由、宪政之路，游说政府发起了退还庚款，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计划，并影响了庚子赔款的其它列强效法美国退庚款。但是，英美为代表的宪政国家离中国遥远，美国对中国没有野心，不像日本人那样为“大陆经略”投入血本，因此自由、宪政思想在中国的影响力微弱。

汉民族主义运动

甲午战争期间，宗方小太郎为日军起草了大量中文文告，在其中提出利用满汉矛盾和汉族会党推翻清政府的建议。他写道说：“（满清）前之叛乱者殆无义名而叛，今之叛乱者无不以恢复明祀为名义。其故何在？曰：‘恢复明朝’一语最易煽动民心，又为民心之所向故也……方今中国之形势颇似元朝末运。彼因起于满州异族，夺取明之天下，正如元之于宋，出自异族而统治中国则一也。故目今背叛朝廷者多为人民饱尝弊政之余而开始种族竞争者也。征之该国历史，自古以来凡由异族起而夺取天下者，常于人种之竞争中被夺回。”[30] “今爱新觉罗氏之天下百弊丛生，已濒于阳九之末运，岌岌之势有如败屋之将倾倒，殆已呈不可收拾之势”，[31]“欧洲各国对中国之深谋远虑既已如此，一朝中原鼎沸之日，岂能止于徒手旁观乎？”他建议日本“制天下之机先，一朝有事之际，方可凌驾欧人，使之不能呈其欲望于中国中原也。”“此时若有非凡之士，其于草泽之间，收拾以上各党派（指哥老会、三合会、白莲教等秘密会党）成一体，以大义名分明示天下，诚心诚意代天行道，普救苍生，乘机而起，觉罗氏之天下不知所归也”。[32] 宗方因上述分析与建议得明治天皇接见，被日本朝野“誉为中国通之第一人”。 日本陆军大臣山县有朋大将统帅第一军在东北发布了宗方小太郎撰写的《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告示，其中号召：“切望尔等谅我徒之诚，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33]

按照宗方小太郎的建议，日本朝野支持汉民族主义以推动排满。在日本人资助下，留日学生和在日中国会党掀起了汉民族主义热潮。1902年，日本的大陆扩张派召集章太炎为首的中国会党和一大批留日学生在横滨举行了“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号召反清复明。随后，《江苏》、《浙江潮》、《湖北学生界》等一大批鼓吹恢复汉族统治的刊物涌现出来。留学生们在日本的图书馆里寻找汉族征服异族、统治异族的历史资料，掀起了再造中国历史的运动。

汉民族主义运动的内容之一是宣扬黄帝为汉族始祖。春秋前文献记载的最古帝王是禹，战国文人创造出了比禹更早的尧、舜；战国后的文人再创造出了比尧、舜更早黄帝。胡适指出：“老子的年代太近，无论怎样把他的年岁拉长，《史记》里有百六十余岁及二百余岁等说法，总还不够老，于是齐学有另寻一位古人的必要。这时候，各家学派都不嫌托古改制，抬出一位更渺茫无稽的黄帝出来，医卜星相，阴阳五行，都可以依托于黄帝……共计黄帝一人名下有书十二类，452篇，此等书的出于六国晚期人的依托，是汉朝学者所承认的。”[34] 战国后的文人创造出黄帝后，华夏各族，如魏、遼、夏、金、元、清等非汉族的王朝也称自己为炎黄后裔。但日本兴起的汉民族主义运动宣布只有汉族才是“炎黄子孙”。1903年，《江苏》杂志率先改光绪二十九年为黄帝纪元四千三百九十四年，并刊登《中国民族始祖黄帝像》。随后，黄帝迅速成为排满的标志，日本人资助的“军国民教育会”设计徽章正面为黄帝像，背面小字为“帝作五兵，挥斥百族，时惟我祖，我膺是服；刘师培发表了《黄帝纪年论》，提倡以黄帝纪年取代光绪纪年和公元，声称“黄帝者，汉族之黄帝也，以之纪年，可以发汉族民族之感觉”；革命党人的《黄帝魂》、留学生办的《江苏》等期刊立即以黄帝纪年；《黄帝魂》、《黄帝书》、《猛回头》、《警世钟》等歌颂黄帝“始祖公公”的小册子在日本大量出版；广东留学生领袖欧榘甲撰文称说：“合中国汉族之始祖，黄帝也；合中国汉种各族姓所自出，黄帝之子孙也”；[35] 湖南留学生陈天华在其小册子中呼唤黄帝“始祖公公”“给汉种速降下英雄”，以匡国难，还有刊物干脆宣布汉族为“世界民族第一之黄帝胄裔”。[36] 上述宣传通过反清刊物传播到国内，各地会党开始了将黄帝汉族始祖观念与驱除鞑虏相联系。例如，陕西的会党开始重阳节祭扫轩辕黄帝陵活动，在黄帝陵前宣誓：“驱除鞑虏，光复故物，……复汉族之业”。

汉民族主义热潮中，康有为批判种族主义说：“满洲云者，古为肃慎，亦出于黄帝后，我国皆黄帝子孙，今各乡里，实如同胞一家之亲无异，排满论不过宋、明来据夷之旧论而已”；[37] 严复指出：“满汉同是炎黄贵种，当其太始，同出一源，排满民族主义乃宗法社会之真面目也”；[38] 最早用中华民族一词的梁启超指出，煽动排满并不利于中国的进步，鼓吹大汉族主义的“驱除鞑虏”口号与立宪共和的方向背道而驰，在汉民族主义甚嚣尘上时抛弃曾经鼓吹过的汉民族主义，转向宣传改良。

汉民族主义运动的内容之二是贬斥少数民族。革命党人在日本图书馆史籍中寻找汉族辉煌的证明材料，鼓吹汉族统治少数民族天经地义，其它民族入主中原天理不容。宋教仁在其《汉族侵略史》中歌颂汉族对外侵略扩张说：“集合四百五十余神明聪强之血族，盘踞四百六十余万里肥美膏腴之地壳，操用五千余年单纯孤立之语言，流传一万四千余形完富美备之文字，……其人类学上之价值，则不独于亚细亚系统人民占第一等位置，即于世界亦在最优之列。”陶成章在其《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叙例》一文中说：“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孰为中国人？汉人是也。中国历史者，汉人之历史也，叙事以汉人为主，……则我祖先创拓之丰功，不敢不颂言也”。他吹嘘说：“汉民族既有政治上的帝王豪杰、科技文化上的巨匠鸿儒、也有热心爱国的大义之士……皆世界莫能及。”

汉族主义运动的内容之三是宣传汉族英雄。1903年，日本学者世川仲郎出版了鼓吹大汉族主义的《中国民族主义第一伟人岳飞传》一书。史学家吕思勉指出：南宋立国之初，军事实力没有办法跟金国抗衡，大将如岳飞、韩世忠等人的部队都是群盗纠合，“既未训练，又无纪律，”，平定盗寇尚可，遇到金兵，则非败即遁。偶有小胜，也无补大局。大将们把持军区内财政、人事大权，架空中央。金宋如果交战，中央只能继续容忍大将割据，金宋议和中央才能收回兵权。议和在当时不可避免，高宗皇帝杀岳飞收国兵权才能勉强立国。岳飞只郾城打了一个胜战，郾城以外的（抗金）战绩都是莫须有的，岳的战功长期被夸大，最著名的郾城大捷也严重注水。[39] 宋孝宗继位后为岳飞翻案收买人心，但宋后百年史书鲜有歌颂岳飞之词。明朝，在异族侵略威胁下，汉族文人推出了托岳飞之名的《满江红》词和“还我河山”手书以振奋民族精神，使岳飞成了家喻户晓的汉族英雄。从南宋孝宗开始，历代君王不断加封岳飞，用意不在鼓吹汉族主义，而在为本朝统治作政治宣传。乾隆多次造访杭州岳庙，亲撰《岳武穆论》，道光帝重修岳墓，慈禧太后为岳飞题匾“忠灵未泯”，用意在希望消除民族隔阂。而《中国民族主义第一伟人岳飞传》一书鼓吹汉族主义。该书在《湖北学生界》刊载后，一场宣扬汉族英雄的热潮在日本兴起，文天祥、郑成功、史可法等汉族英雄传记、小說大批涌现。《江苏》第四期卷首附史可法画像一帧，后录词一阕，推崇史可法“义析春秋、防严夷夏”，第六期载《为民族流血史可法传》一文，称史可法为文天祥第二；《扬子江》第三期也刊出黎士宏所撰《史可法殉难记》；《中国白话报》发表了白话文《中国排外大英雄郑成功传》（郑的生母是日本人，日本人也称郑为民族英雄）。宣传汉族英雄热潮传到国内，种族主义会党组织大量涌现，陈独秀在安徽搞起了岳王会，陶成章等人在江浙组织了龙华会，在会章规定：“凡入会，必供少保忠武王岳爷爷神位于中央，左首列杨将军再兴之神位，右首列牛皋之神位，左下列王将军佐之神位，右下列施义士全之神位，供三牲……刺左臂，歃血盟，祭文（黄纸写），四起四拜，誓毕，斩鸡头……” 会党每次行事，都要重复以上程序，仪式与各国的民粹组织，黑手党，恐怖组织大致相同。

汉民族主义运动的内容之四是宣扬仇杀满人。运动中，留学生刊物中最具煽动性的是宣传清军屠城的“扬州十日”故事。事实上，明末人口大量减少是“闯、献”造反的祸害。在闯、献和明朝两败俱伤后，清兵入关迅速夺取政权，是历史上流血最少的改朝换代之一。从明末到清末，两百多年来没有“扬州十日”屠城的记载。日本人、中国会党和留日学生们为煽动种族仇恨合作造假，编出了托名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声称这篇披露清兵在扬州屠城的文字在国内遗失，被留日学生从东京和大阪的图书馆里发现。《扬州十日记》所讲的清军屠杀八十万汉人（这一数字大大超过了当时扬州的人口）的故事在清军火炮与城墙的关系、史可法行军路线、当时扬州城的人口数字、清军的军纪、书中人物的民族语言等方面漏洞百出，将江阴，嘉定降清汉将的屠杀也宣传为满人屠城，完全经不起学者的推敲。[40] 鲁迅记录当时的情况说：“在东京的大批中国留学生专意搜集明末遗民的著作，满人残暴的记录，钻在东京或其它的图书馆里，抄写出来，印了，输入中国，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41]

汉民族主义运动的内容之五是骂汉奸：章士钊在其《汉奸辨》一文称：“所谓真汉奸者，助异种害同种之谓也。满人所谓的汉奸乃汉族中之伟人硕士，即为爱同类之故，甘心戎首，虽牺牲其身而不顾”；刊于《民报》的《虎伥遗恨》一文将清初的吳三桂、施琅父子、李光地等人列为汉奸；刊于《汉帜》的《驱满酋必先杀汉奸》一文将与非汉族人交往者皆骂为汉奸，从“召戎伐周”的申侯鄫人一直骂到岳钟琪、纪昀、曾国藩、曾国荃、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骆秉章、沈葆桢、彭玉麟、罗泽南、刘铭传、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鼓吹“谓之杀汉奸也可，谓之杀满人亦可也。”[42] 照革命党人的逻辑，全体国人基本都是汉奸，连他们自己也逃不掉汉奸骂名。

汉民族主义运动的内容之六是宣扬汉族族粹，通过发掘汉族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来宣扬汉族优越。章太炎主持的《民报》、陶成章在东南亚创办的《教育今语杂志》均连篇累牍地刊出论述国粹的文章，宣称：“环球诸邦，兴灭无常，其能屹立数千载而永存者，必有特异之学术，足以发扬其种性，拥护其民德者在焉”，[43] 山西留学生办的《晋乘》则将宣传国粹列为“六大主义”之首。

由于人多势众，大汉族主义成了日本留日学生与会党中不容争辩的思潮。最能说明汉民族主义运动之偏狭的是革命党大力宣传的三本排满小册子：《革命军》、《猛回头》和《警世钟》。在清政府全面革新，推动立宪，国家快速进步之时，三本鼓吹极端民族主义和恐怖主义，鼓吹“诛绝五百万有奇被毛戴角之满洲种”、“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仇人方罢休”。小册子出自不久后自杀的陈天华之手并不奇怪，但是否真的出自十八岁的邹容之手颇有疑问。《革命军》曾经革命党理论家章太炎修改，邹容后在上海法庭上说自己书稿被窃，不记得小册子的内容，也不知市上所售之《革命军》为何人所刷印，[44] 让人怀疑是小册子是留日会党煽动仇杀的作品，或是出自日本人之手，托病弱青年邹容之名是为了增加蛊惑性。在黑龙会的支持下，兴中会，光复会等会党将这样的小册子以及《江苏》、《浙江潮》、《湖北学生界》等宣传排满革命的书刊印刷上百万册，运到国内和海外派发给各地的会党。小册子中血腥，混乱的文字对中国的会匪有着强烈的煽动力。清廷军机处向各地方当局发出查禁从日本流入革命书报的电令说：“近闻南中各省，书坊报馆有寄售悖逆各书。如《支那革命运动》、《革命军》、《新广东》、《新湖南》、《浙江潮》、《并吞中国策》、《自由书》、《中国魂》、《黄帝魂》、《野蛮之精神》、《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瓜分惨祸预言》、《新民丛报》、《热血潭》、《浏阳二杰论》…….等种种名目，骇人听闻，丧心病狂、殊堪痛恨。若任其肆行流市，不独坏我世道人心，且恐环球太平之局，亦将隐受其害。此固中法所不容，抑亦各国公法所不许。务希密饬各属，体察情形，严形查禁。”[45] 清政府电文所言是事实。这些小册子确实“骇人听闻，丧心病狂”。

日本兴起的汉民族主义运动和排满运动通过在华日租界的排满报刊迅速传播全中国。这时上海的日租界是日本在华推动排满运动的据点。轰动一时的“苏报案”证明了这一点。《苏报》为1896年日本驻沪领事馆创办，转由湖南人陈范接办后仍是日本人在中国扶植排满革命的宣传平台。在清政府推行新政之时，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等革命党人接受日本人资助充当写手，在《苏报》上大量发表鼓吹种族主义、排满兴汉的文章，咒骂清廷肆无忌惮。1903年5月，《苏报》刊出鼓吹杀满人的《革命军》和章太炎鼓吹排满革命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在文中鼓吹暴力排满，骂光绪帝为“未辨菽麦小丑”，在《革命军》序、《客帝篇》等文中称《革命军》小册子为“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为动员推翻专制政府的号角”，“其宗旨专在驱除满清，光复中国”。在日本人的支持下，章文和《革命军》小册子“不及一月，数千册销行殆尽”。正在推行各项改革的清廷在舆论管制方面已经极为宽松，但对公开鼓吹杀满人，推翻政府及辱骂皇帝的报纸不得不采取行动，谕令两江总督魏光焘查办。魏光焘命上海道袁树勋查禁《苏报》。躲在租界从事排满宣传的章士钊、蔡元培、吴稚晖、邹容等人从容逃走。章太炎知道在日租界庇护下清廷奈何他不得，坚持不逃，要在租借地接受洋人审判以扩大影响，并写信给躲在日租界的邹容让其投案自首，相约共赴大义。由于《苏报》报馆设在英租界内，上海道不得不与上海的外国领事团交涉，请求签发拘票捕人。各国领事为了维护租界治权，坚持不允。清政府只好委托洋人律师指控《苏报》“污蔑今上，挑诋政府”。经过交涉，租界当局同意中西巡捕联合搜捕，但坚持此案为“租界之案”，只能由设在租界的“会审公廨”来审理此案。清政府只好作为原告，在中外联合组成的法庭上对子民提出起诉。经过清政府与外国领事团长达半年的“讨价还价”之后，合议法庭改判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两年，不引渡，在租界服刑。清政府未达到弹压排满革命的目的，案件审判反而帮助革命党人作了一番宣传，使革命党人更加有恃无恐。章太炎在租界受审的策划成功，一举奠定了革命理论家第一人的地位，成了青年心目中的英雄。而邹容在关押期间病死狱中。

1903年春，在《交收东三省条约》条约规定的第二期撤兵期限期时，俄国不仅违约拒不撤军，反而增派军队进驻满洲，并照会清政府外务部，提出任命阿列克塞也夫为远东总督，将东三省划入其统治区域等进一步侵略东北的七条要求。推动对俄开战的黑龙会派人召集汉族十八省商学各界人士在张园举行了谴责俄国侵略东北的“拒俄”大会，顺便煽动反清革命。会后，革命党派人在北京、湖北、安徽、江西、浙江、广东、福建、湖南等地召集学生集会，成立了以拒俄为名的反清革命组织。日本政府尚未决心对俄用强，要求停止操纵中国留学生和会党组织“拒俄义勇队”。根据日本方面的转变，革命党改“拒俄义勇队”之名为“军国民教育会”，专门从事策划革命排满，“起义、暗杀”。[46]

清政府所言的“名为拒俄，实为革命”是事实。全国各地的拒俄组织拒俄是假，借拒俄之名组织排满革命党是真。拒俄运动中，黄兴、宋教仁、刘揆一、陈天华、章士钊等在日会党首领以拒俄义勇队名义回国组织排满会党，于1904年2月在长沙组织成立了排满会党“华兴会”。作为哥老会的“龙头”，黄兴自任会长。华兴会以“驱除鞑虏，复兴中华”为宗旨，以“同心扑满、当面算清”为口号，对外称“华兴公司”，以办矿名义发行华兴公司矿业股票筹集革命经费，承诺革命成功后给予回报，迅速发展了500多会众。在穷困的国人中，发行什么革命股票也不可能筹集到收买哥老会骨干和新军官兵的足够金钱。黄兴等人能成立新会党，设立机关，成立教日文的“东文讲习所”以发展学界会众，成立“黄汉会”以发展军界会众，成立“同仇会”以发展洪门会众等等，是因为手中有日本人扶植中国会党的金钱。华兴会成立后，黄兴、刘揆一等密谋在次年的慈禧太后寿辰日发动以湖南哥老会等反清会党为主力的武装暴动，但由于暴动计划泄露，黄兴等人又逃回了日本。同年，蔡元培、陶成章、章太炎、徐锡麟、秋瑾等浙江会党也以拒俄名义回国，在浙江等地组织排满会党，在上海成立了光复会。光复会的宗旨与早在日本兴起的汉民族主义运动内容一致，以“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誓词。

日本人发起，中国留学生与会党跟风的汉族主义运动是日本向中国扩张计划的一部分。几年中，革命党活动的背后都是日本金钱在推动。在清廷迎合世界进步潮流时，会党代表着专制、倒退的方向。汉族主义运动的倒退性质可以从它与会党合流看出。会党的组织、帮规和仪式显示它们与几百年来反清复明的会党相比并无进步。洪门为明末发端于东南沿海的反清复明秘密会党，在清代扩展至全国各地。据说名称中的“洪”来自朱洪武的年号，以示以反清复明为宗旨。洪门别名、支派众多，著名者有天地会、三点会、三合会、江湖会、哥老会、致公堂、洪帮、红帮等。洪门各地成员都可以山、堂、香、水命名“开山”，各建名号，彼此不相统属。新入会者须仿照洪门三十六誓：“第一誓诚心入会，不敢反悔，如有反悔，天诛地灭；第二誓入会以后，协力同心，不敢畏避，如有畏避，雷殛火烧；第三誓会中秘密，不敢漏泄，如有漏泄，身受千刀；第四誓祭旗起义，闻命必到，如有不到，命尽五殇；第五誓兄弟同心，如同手足，如生外心，身死五刑……”。光复会成立后立即联络浙江、安徽和上海一带的各路会党，组织暗杀满族官员的恐怖活动，陶成章联络了台州宁海伏虎会残余（伏虎山，因制造了焚毁宁海天主教总堂，处死神父和教民的宁海教案而被政府军剿灭）、严州白布会、双龙会、三合会、哥老会、大刀会头目内，洪帮，青帮等会党，徐锡麟则前往嵊县、诸暨、义乌、东阳、缙云等地联络龙华会、白布会、双龙会、洪帮会党。[47]

1904年，孙中山受黑龙会委派，到檀香山去联络洪门。美洲的天地会会党的主要组织是美洲致公堂，其组织庞大，会众数以万计。孙中山经洪门前辈钟兆养介绍，拜盟加入了檀香山洪门致公堂，在五祖像前发三十六誓，誓守洪门二十一条例十条禁，然后被洪门大佬黄三德封为“洪棍”（洪门军职分洪棍、纸扇、草鞋几等，洪棍相当于元帅）。他向致公堂建议，举行全美洪门会员总注册，并代拟了《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在其中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汉族”口号。当时北美洪门堂口多接受康有为的改良维新主张。在致公堂大佬黄三德支持下，孙中山打出“排满革命，重整洪门”的旗号，对各地致公堂会员进行重新登记，争取到了多数北美洪门堂口的支持。

清代，洪门发动了多次反清暴动，都不能成事。其中著名的有朱一贵暴动、林爽文暴动，太平天国时期的陈开、黄德美、刘丽川、朱洪美、朱九涛等暴动。华兴会、孙中山的洪门、光复会与南明以来的反清复明会党的不同之处是，二十世纪会党们得日本朝野扶植，的主要文件来自日本，接受日本的金钱。与中国民间、军中一样，留日学生中也是遍布秘密会党。孙为首的革命党人手中有黑龙会提供的革命经费，对留学生和来日本混的中国会党有不可抗拒的号召力。留学生和会党们纷纷投身革命党，即投身到黑龙会门下。黑龙会以孙中山的名义开办了青山军事学校，从来投的中国会党中选出部分送去军校培养，作为中国革命的骨干。

同盟会成立

1905年，日本战胜俄国的消息传到中国，中国朝野有识之士一致要求效法日本，实行立宪。日本不希望中国立宪强国成为对手。在清政府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时，黑龙会加紧扶植中国革命党的步伐，决定将中国各路会党召集在一起，成立以推翻清政府为宗旨的统一的革命党。7月30日，黑龙会召集来自中国十省的七十五位会党领袖和留学生在东京黑龙会本部（内田良平宅）开会。内田良平、宫崎寅藏等人主导着会议，宣布中国同盟会成立，指定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宣布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委派黄兴、陈天华、宋教仁、马君武等人负责起草同盟会章程。[48]? 8月中，黑龙会再召集1300余中国留学生举行大会，向留日学生代表们宣布孙中山是“中国革命英雄”，“四万万人之代表”。[49] ?8月下旬，黑龙会再召集百余排满团体代表举行大会（同盟会第二次成立会），宣布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宣读了黄兴等人起草同盟会章程（三十条），宣布同盟会总部下设执行部、评议部、司法部，在国内外分设九个支部，国内为东（设上海）、西（设重庆）、南（设香港）、北（设烟台）、中（设汉口）五个；国外为南洋（设新加坡）、欧洲（设布鲁塞尔）、美洲（设旧金山）、檀香山四个。

作为日本朝野扶植中国会党推翻满清计划的产物，同盟会的基本纲领不是中国人提出，而是来自宗方小太郎在甲午战争期间修改朱元璋《北伐檄文》提出的“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之句。[50] 加入同盟会的中国会党主要是黄兴、宋教仁为首的华兴会和章太炎、陶成章为首的光复会，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并不代表多数。孙之成为同盟会总理并非受会众推选，而是因为他迎合了日本向中国大陆扩张的计划，被黑龙会指定为革命领袖。冯自由记录写道：“逸仙在会上行主席身份，而会下却对内田等行帮会之礼节，跪接跪送，修武（董）、家彦（邓）、锡麟（徐）等颇鄙之”。[51]

同盟会东京总部的场地，人员经费，机关报《二十世纪之支那》的经费均来自黑龙会。不久，黑龙会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更名为《民报》，在中国各大城市租界发行，作为宣传排满暴力革命的平台。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推出了“三民主义”理论。他的民族主义重复洪门的“反清复明”宗旨，其诉求是“驱除鞑虏”即驱除满蒙，恢复汉族统治。他讲得明白：“就大多数说，四万万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汉人”。[52] 这样的种族主义理论不给其它民族空间，意味着国家分裂。他的民权主义要点为革命党代表民权。在清廷申明立宪之后接受宪法制约的进步面前，革命党权不受制约的纲领意味倒退。他的民生主义要点为，革命党将会强收私人土地归国有，再由革命党按 “平均”原则分配，实现“耕者有其田”， “排斥少数资本家，使人民共享生产上之自由。故民生主义者，即国家社会主义也”。[53]

1906年，在清廷走向立宪时，孙中山、黄兴、章太炎与黑龙会共同制定了武力推翻满清的《革命方略》。《革命方略》包括《军政府宣言》、《军政府与各处民军之关系》、《招军章程》、《招降清朝兵勇条件》、《略地规划》、《对外宣言》、《招降满洲将士布告》、《扫除满洲租税厘捐布告》等八个文件，提出了组织国民军，武力推翻清政府，建立独裁军政府的基本方略。命方略》中的《招降清朝兵勇条件》和《招降满洲将士布告》基本照搬了宗方小太郎在甲午战争后撰写的《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告示内容。

《革命方略》要求革命党一党独裁，不给其它政党留下任何活动空间。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根据这一思想，西方宪政的本质就是制衡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益，防止独裁。三权分立是唯一能防止民主制度变成独裁制度的方法。宣布预备立宪后，清廷决定效仿西方宪政，即按照三权分立为原则，设立中央和府、州、县机关和作为国会和省议会的过渡形式的资政院和咨议局，准备放弃专制集权，接受国会对皇权的制约和监督。与清廷自愿接受对皇权限制的进步相反，孙中山制定《革命方略》要求革命党权力不受制约，代表着专制对立宪的抗拒，也代表着日本大陆扩张势力策动中国革命，趁乱向中国扩张的“大陆经略”。

在清政府实行变法新政，领导中国深刻变革的几年间，日本人扶植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将它们再联合成同盟会，启动了中国种族革命。在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快速走向共和进程中，同盟会在各省大力发展组织，开山堂接受会众，在各地新军中发展势力，准备会党暴动。得到日本朝野资助，从日本回国的会党领袖们能量巨大，黄兴、宋教仁的华兴会，陶成章、徐锡麟的光复会，刘静庵在武汉的日知会，焦达峰在两湖的共进会，吴春阳、陈独秀在安徽的岳王会，井勿幕在陕西的同盟堂，胡瑛、曹亚伯在湖北的科学讲习所均迅速壮大，刘道一等人还趁湖南水灾，米价飞涨之机发动了“萍浏醴”暴动。

日本扶植中国会党搞颠覆的行径违反了它与诸列强共同签署的“不支持殖民地革命的协议”。1907年2月，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奕劻致函伊藤博文，要求日本停止颠覆活动，将同盟会首领孙中山引渡中国，或驱逐出境。在列强压力下，日本政府嘱黑龙会将公开支持颠覆转为暗中扶植，送孙中山离开日本。根据政府的政策，黑龙会和东京富商重金礼送孙中山离日。孙中山对同盟会组织隐瞒了接受巨款的情况，将大部分礼金带走。孙离日后，章太炎、张继、刘师培等同盟会成员们得知孙中山带来了日本政府和富商赠款强烈不满，认为日商和日本政府的赠款是扶植反清革命的，而非赠给孙中山个人的，动议撤消孙中山总理职。黑龙会命黄兴出面劝说章、张等放弃罢孙，平息了倒孙（第一次倒孙）风波。章太炎不满黑龙会包办同盟会，宣布退出同盟会以抗议继续以孙中山为总理。

倒孙风波后，孙中山不再参与日本同盟会的活动，转到了越南，仍以在日本弄钱的套路，以出让云南领土主权相承诺，换取了法国当局通过法国银行买办曾锡周的资助。有了钱，孙中山在越南设立指挥部，派人到国内收买会党，派黄兴回国指挥，接连在南方沿海策动了“饶平黄冈暴动”、“惠州七女湖暴动”、“钦州廉州防城暴动”、“镇南关暴动”、“钦州马笃山暴动”和“云南河口暴动”等六次反清暴动。黄兴率会党进攻钦州时，法军开炮轰击中国军队以协助暴动军。这些暴动均因策划草率，承诺国内会党的经费、军火没有如数到位而迅速失败。

在清廷推动地方自治，提出立宪时间表，准备民选国会期间之时，革命党们在鼓吹洪门几百年来的反清复明诉求。同盟会将邹容的《革命军》、日本人的《大革命家孙逸仙》等册子大量印刷运入国内散发给各地会党。陶成章拟定的《龙华会章程》代表着光复会、哥老会、天地会、洪门，以及同盟会的诉求。这一章程这样鼓动反清复明：“苦的苦到万分，穷的穷到万分。他们做皇帝、大官的，依旧快活到一万二千分”，“报我们兄弟家祖上的大仇，并现在种种暴虐待我们的新仇，赶走了满洲鞑子皇家，收回了大明江山，……如果外国人不帮满洲以礼相待，如果帮满洲，杀他尽绝”，“要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财产，不准富豪霸占”，“我们兄弟家所做赶去皇家的事件，并非一个人可以做得去的，还要众位兄弟同心协力呢？所以我们的会，就叫做革命协会，山名就叫做一统龙华山，堂名呢？就叫做汉族同登普渡堂”，“大都督又有功劳，便在枢密府功劳簿上注定他的姓名，将来等新朝廷成立论他功劳的大小，还要封他的祖宗，荫他的妻子，使他的子孙世世代代食禄做官呢，并且还要铸了他一个铜像，宣扬他忠义的名誉呢，另外若超度等时件，一切照洪家潘家的旧规……到那时候，没有大财主，也没有苦百姓，税也轻了，厘捐税关也都废了，兵也少了。从此大家有饭吃了，不愁冷了，于是乎可以太太平平，永远不用造反革命了。要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财产，也不准富豪们霸占，使得我们四万万同胞，并四万万同胞的子孙，不生出贫富的阶级，大家安安稳稳享福有饭吃。” 在根据《龙华会章程》改定的《革命协会章程》中，陶成章解释说：“革命就是造反”，“以上新设立的官职，乃是取法于大明、大唐的，并不是杜撰出来的。现在五大都督府呢，就是以前的五堂。左右都督呢，就是以前的新副。统制使呢，就是以前的当家”陶成章在《龙华会章程》、《再规平实》等文中所言代表了反清会党们反对清廷推动立宪的普遍思想。他写道：“口口声声拍满洲人马屁的外国人同几个亡心昧理的中国人，居然想望满洲立宪。立宪二字，外面看看像是照各国的样子，实在是把权柄集中皇帝同几个大官身上，却好借着‘立宪’二字，用出种种的苛法来压制我们……况且立宪实在是有弊病，无论什么君主立宪，共和立宪，总不免于少数人的私意，平民依旧吃苦”，“满人讲立宪，不过以之骗汉人，欲开国会，亦将为敛财计”，“康有为、梁启超之讲立宪，与保皇之宗旨同，乞怜虏廷，以求为赐环计，外则以之炫惑华侨，内亦思以假借为利用，而又兼以欺骗为利用者也”。他号召“行团体暗杀”，“计一举而覆满洲之巢穴也”。可见，革命会党的号召不外是改朝换代，升官发财，仇杀异族，且更加专注于恐怖活动。比较革命党人的纲领与清廷颁布的宪法大纲，谁进步谁倒退不言自明。

同盟会成员中，九成是留日学生。日本人提供的经费对他们有不可抗拒的号召力。这些革命者后来在回忆录中都称为国为民投身革命，而讳谈接受外国资助的实情。不仅同盟会员如此，后来的国、共两党的革命家们也都是隐瞒为接受外国金钱而投身革命的事实。孙中山行医与投书失败后造反的情节与黄巢、洪秀全落第谋反情节大同小异，不同之外是得到外强金钱资助。没有外国的金钱，中国会党不会变身革命党。兴中会百名成员名单中包括犬养毅、宫崎寅藏兄弟、山田良政、萱野长知等众多致力大陆扩张的日本要人，同盟会员中有大批黑龙会会员参与。日本外务省出版的《东亚志士录》中记载了上千位参与同盟会和为反清革命献身的日本人名字，其中有半数以上是黑龙会成员，说明了同盟会的外国属性。在二十世纪中国，投身革命就是投靠外国势力，这话让读革命史长大的人难以接受，但却是中国革命家们的真实历程。中国的革命、暴动都是外国金钱、军火所策动，革命党人不过是外强向中国扩张的工具。

革命与改良之争

戊戌变法后，康有为赴欧美各国考察，了解了各国乱倡民权、暴力革命带来暴政及血腥灾难的历史。他特别被法国大革命带来的灾难规模所震撼，在考察后得出结论：立宪对国家人民有利，而暴力革命的本质让愚民、暴民成为统治者，将带给国家和人民祸害。中国新政改革中，越来越多海外保皇党人接受革命宣传，相信革命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1902年，康有为发表了《与同学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等两封著名的公开信，阐述反对暴力革命的观点。他写道：“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然则必欲予民权自由，何必定出于革命乎？革命未成，而国大涂炭，则民权自由，且不可得也。是故真有救国之心，爱民之诚，但言民权自由可矣，不必谈革命也。然则革命者之言民权自立，不过因人心之所乐而因以饵之，以鼓动大众，树立徒党耳！假令革命果成，则其魁长且自为君主，而改行压制之术矣。” “今欧、美各国，所以致富强，人民所以得自主，穷其治法，不过行立宪法、定君民之权而止，为治法之极则矣。……统计欧洲十六国，除法国一国为大革命，实与俄之一国为专制者同，皆欧洲特别之情。其余十余国，无非定宪法者，无有行革命者。然法倡革命，大乱八十年，流血数百万，而所言革命民权之人，旋即借以自为君主，而行其压制，如拿破仑者，凡两世矣。”他驳斥在日本的中国革命党鼓吹的种族革命说，经过几百年融合，满汉早已平等，革命党的反满口号是“大怪不可解”。

1903年6月，革命党中的理论家章太炎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文以革命党在日本编造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故事，和清廷杀维新党人作为“立宪更流血”，流血合情合理的论据，将康有为走渐进、平稳进步道路的主张斥为“甘当满人奴隶”。章太炎不讨论西方革命带来长期灾难的事实，专注于人身攻击，谩骂康有为“利禄熏心、甘当奴隶、为一时之富贵甘冒万亿不韪而不辞的封建市侩”，骂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结果，章太炎鼓吹的暴民造反，种族仇杀，及进行人身攻击的文章赢得了多数国人喝彩，章此文后被革命党奉为反清革命的代表檄文。

随后，改良与革命的论战在梁启超与革命党人之间继续。拳乱后，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半月刊）。他在《新民丛报章程》中阐述该报的三条宗旨为：一、报纸取《大学》新民之义，因为要维新中国，必先维新民众，中国所以不振，在于民众公德缺乏，智慧不开，将采取中西道德为德育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为智育原本。二、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附从。三、持论务极公平，不偏于一党，不为灌夫骂坐之语，不为危险激烈之言。在创刊号上，他以“中国之新民”笔名发表了脍炙人口的长篇政论文《新民说》，此后在《新民丛报》连续刊载。《新民说》强调“新民为今日第一急务”，呼吁国人摆脱封建奴性，树立独立、自由和爱国家、爱民族的思想，激励国人“自尊”、“进步”、“利群”、“进取冒险”，强调“国民”意识对于国家，“新民”对于“新国家”的迫切与必要。

《新民丛报》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的自由、自治、平等、权利、义务等新思想观念，介绍了西方文明中几百位著名的历史人物，介绍文章包括：《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新派生物学家小史》、《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亚里斯多德之政治学说》、《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民约论巨子卢梭之学说》、《政治学学理摭言》、《格致学沿革考略》、《地理与文明之关系》等等。在《新民丛报》第3号、第4号上，梁启超连续介绍了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认为这是一个国家“创设自由政治”，保障国民“自由权”的模范政体。

在宣传“西学”新文化、新思想、新观念的同时，梁启超大力批判封建专制，批判科举制度和“孔学”，在这方面与他的老师康有为划清了界线。他在给康有为的信中说：“弟子以为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学说变其思想（欧洲之兴全在于此），然初时不可不有所破坏。孔学之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北行南辕也。……思想不自由，民智更无进步之望矣。”他提倡思想自由说：“我中国学界之光明，人物之伟大，莫盛于战国，盖思想自由之明效也”，“秦始皇焚百家之语而思想窒息；汉武帝独尊儒术，思想又遭窒息，自兹以来，已经二千多年了”。[54]

《新民丛报》号召青年摆脱封建思想束缚和奴性，作具有新思想的“新民”，影响了一代青年。此后几十年的中国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几乎都是在《新民丛报》的影响之下成熟起来的。黄遵宪称《新民丛报》“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严复称其“为亚洲二十世纪文明运会之先声”；胡适说《新民丛报》是代表和创造了时代的杂志，读该报使他“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梁漱溟回忆说，他十五岁时寻到了整整三年的《新民丛报》六巨册、《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一厚本，“寝馈其中者约三四年”，“感受任公先生启发甚深”，少年时代有幸阅读《新民丛报》上梁启超的文章是一生“莫大的幸福”。

随着汉民族主义运动在日本兴起，《新民丛报》的影响力逐渐不敌日本人资助的《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等宣传排满革命的刊物。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及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等刊物在留日学生中的影响力倍增。在《民报》第二期上，同盟会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开始向国人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暴力革命学说。革命报刊在栏目等方面继承了《新民丛报》的风格，但在内容方面抛弃了后者追求的自由、宪政、共和目标，“偏于一党”，“为灌夫骂坐之语”，“为危险激烈之言”。

将社会一词及社会主义思想介绍到中国梁启超并不主张社会主义，而主张实行君主立宪，逐步改良，维护私有产权，反对暴力革命。1906年1月，他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刊载了《开明专制论》和《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两篇长文（后将两文合刊为《中国存亡之大问题》一书），在其中指出：中国人尚未具备共和国民的资格，因而宜先经过一段时间的开明专制，实行君主立宪，待国民的共和资格确立再移植为共和宪政。改良的进程须是逐步的，革命并不能加速改良，而只能导致流血、内乱，私有财产被侵犯，私人土地被任意剥夺，私产被收归国有将危及国本，而无助国民素质的提高。对于梁启超的改良主张，《民报》专门发表号外批驳，掀起了论战。章太炎、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汪东、刘师培等写手以《民报》为阵地，率领同受日本人资助的香港《中国日报》及上海《苏报》二十多种革命派报刊，连续刊文批判梁启超的改良主张，挑起了一场论战。

革命党人的主张之一是排满，称满人当政是中国衰弱的主因，“非扑满不能弭瓜分之祸”，必须武力恢复汉族江山，其它民族接受汉族统治天经地义。胡汉民在论战中称：“满政府不倾，而遂许其同化者，以狐媚为虎伥，无耻之尤者也”；朱执信说，“革命者，以去满人为第一目的，以去暴政为第二目的”；刘师培列举史籍以证明满州不属中国，而是外夷、敌国，以此了证明必须“排满革命”；孙中山骂梁主张改良为“卑劣无耻，甘为人奴隶”，称“于光复之前而言此，则所救为非我之国，所图乃他族之强”。[55] 对于革命党人的上述论调，首创“中华民族”一词的梁启超指出，中国历来就是多民族国家，并非汉人独有，满人也是中国国民，经过清朝二百多年民族融合，满族人“实已同化于汉人，而有构成一混同民族之资格者也”，满汉不平等是政治性质而非种族性质，满汉冲突已经不再重要，满族出身的贵胄作为一个统治集团已不再只是满人利益的代表，清廷正在自上而下地推行立宪，主动接受限制权力，走向虚君共和，在这种背景下的排满兴汉说只能挑动民族仇杀，对推动中国进步无益。并且，换一个汉族皇帝并不能解决中国存在的问题。

革命党人的主张之二是反对立宪。章太炎撰文称：“夫谓国民不可革命而独可立宪者，何也？岂有立宪之世，一人圣明于上，而天下皆生番野蛮者哉”，“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汪精卫在其《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和《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两文中提出：“对于异族政府，无论其为立宪，为专制，亡国均也”。对革命党人反对立宪的主张，梁启超指出，出洋考察的结果显示，有无君主并不是民主、共和与否的标志，中国宜循序渐进地进行社会改良，通过君主立宪达到国家富强。

革命党人的主张之三是鼓吹暴力革命，反对和平、渐近的改良，声称革命军不会重蹈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群雄割据的覆辙，因为共和革命无帝位之争，没有内乱的理由。梁启超反对破坏立宪进程的种族革命，反对法国式的暴乱革命，更反对革命党暗杀满人官员的恐怖活动。他指出：“革命者，最险之着，而亦最下之策也”，中国民智未开，如果鼓民气，其结果势必引起暴民骚动和外国干涉。杀人流血终究是不祥之事，是国家和人民的“大不幸”；革命将酿分裂之患，招干涉惹瓜分之祸；“革命复产革命”，大乱之后易生恶政，人民最终只能将自由奉于一人或一党之手以苟全性命与财产，“此则民主专制政体所由生也”；且破坏之后建设不易，革命的代价必由子孙后代加倍偿还，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轻言革命。对梁启超关于“革命只能导致流血内乱”的警告，章太炎回应：“革命不免杀人流血”。

论战中，梁启超单枪匹马，革命党有黑龙会资助，利用写手众多优势，将《新民丛报》称为“独夫之机关杂志”，将主张“君主立宪”的和平改良宣传为“要专制”，将主张以暴力革命改朝换代宣传为“要共和”，批判梁维护私有产权的主张说：地主占有土地“徒手坐食”，农民沦为佃农是“地权失平”，农民遭受地主的压迫是“人权失平”，鼓吹三民主义纲领，主张暴力革命推翻满清，由革命党将土地收归国有，再行分配，实现“耕者有其田”，声称推翻满清皇帝即为实现共和。随着论战持续，革命党人的暴力性彰显，根本拒绝理性探讨与诚意对话，出言不逊，扣帽子，泼污水，爆粗口，实施人身攻击。比如，汪精卫以《斥为满州辩护者之无耻》为文章标题，未及辩论已先定对手为“无耻”，在另一文中指梁启超“不排满者如同汉奸”；胡汉民在以“辩奸”、“民意”等笔名自称汉族英豪，骂梁启超利用戊戌六君子沽名钓誉，是“出尔反尔”的“反覆小人”，是满奴国贼。

梁启超感到革命党人是在谩骂而非论战，于是在1906年7 月的《新民丛报》第83期上发表了《劝告停止驳论意见书》。革命党拒绝停骂，继续在《民报》上斥梁为“清政府弄臣”、“文妖”，斥《新民丛报》被斥为清政府的御用新闻。梁启超托徐佛苏向革命党人建议“以后和平发言，不互相攻击”。孙中山拒绝梁的和平论争建议说：“革命与保守，理不兼容，势不两立……如黑白之不能混洧，东西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扑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

1907年7月，梁启超、徐佛苏、蒋智由、麦孟华以及张君励等300余留日学生在东京发起成立“政闻社”，宣言四项政纲为：“一曰：实行国会制度，建立责任政府；二曰：厘定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三曰：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四曰：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宣言提出：“国家之目的，一方面谋自身之发达，一方面谋国中人民之安宁幸福，而人民之安宁幸福，又为国家发达之源泉，故首最当注意焉。人民公权私权，有一见摧抑，则民日以瘁，而国亦随之。然欲保人民权利，罔俾侵犯，则其一、须有完备之法律规定焉以为保障。其二、须有独立之裁判官厅，得守法而无所瞻徇。”政闻社宣言首倡人权保障，将人权的保障和制度变革并列为中国救亡图存的首要任务，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梁启超在致康有为信中指出：“革命党在东京占极大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者过半”， “举国的革命狂热”是国家的心腹大患，若不尽快实行立宪，革命将不可避免。[56] 10月，梁启超领导的政闻社在东京举行成立大会。同盟会不容宣传不同主张的社团，派章太炎在《民报》撰文称：对中国来说“立宪无益，而盛唐专制之政，非不可以致理”，[57] 派张继、陶成章率数百暴徒冲击政闻社的成立大会，殴打政闻社主要成员，打得梁等落荒而逃，再向他们发出暗杀威胁。在人身威胁和经费不足的困境中，梁启超既无力继续论战，也无力维持报纸。1907年底，《新民丛报》在出版第96期后停刊。至此，持续两年的改良与革命的论战以改良派失败结束，梁启超“开发民智”、宣传西学的影响力终于敌不过革命党的暴力革命宣传。《新民丛报》停刊后，改良派拥护者纷纷投向革命党阵营，暴力革命、排满的主张赢得了更多青年和各地反清会党的拥护。后来胡汉民在自传中回忆录中就论战结果写道：“交战之结果，为《民报》全胜；梁弃甲曳兵，《新民丛报》停刊，保皇之旗，遂不复见于留学界，亦革命史中可纪之战争也。”其实，同盟会之“全胜”不是胜在论战，而是胜在有黑龙会的金钱支持，胜在黑道暗杀威胁。孙中山口口声声民权主义，民权立国，但连不同主张的和平论争都不容，以暴力和黑社会的手段对付论战对手，显示其民权不过是抄袭西方词句，真正信奉的只是暴力消灭异己。这一点在他统治期间被充分证明。不仅孙中山，革命党人都是如此。革命党们不仅自认有权以武力冲击不同主张团体的集会，更自信有权暗杀异见者。秋瑾、徐锡麟等恐怖主义者不仅宣称要“杀尽满人再图立宪未迟”，还以恐怖威胁对付主张立宪改良的汉人。可见，革命党民权词句背后是专制与暴力。

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之不敌日本人资助的《民报》，主张和平改良的政闻社不敌诉诸暴力的同盟会，预示了中国改良和立宪运动夭折的命运。几年后，革命党策划暴动推翻了清政府。但是，革命后上台的革命党不得不抛弃其论战中的基本立场——排满、排蒙、“杀尽满人”，证明了梁启超民族同化、“五族共和”主张之正确。辛亥革命后，革命党将康、梁的改良，反对暴力革命的主张斥为反动。然而，中国二十世纪历史证明，康有为、梁启超在世纪之初的预见正确：种族革命不能带来进步，暴力革命带来流血、大乱，暴民成为统治者对国家人民是灾难。

革命党人对康、梁的论战留下了恶劣的传统。此后百年，革命党人的文章，论战中传承了同盟会当年的不讲道理，胡搅蛮缠、谩骂、恶毒人身攻击甚至恐怖威胁。当年《民报》论战文章让人明白，革命党的文风大都一样，与暴力革命党之间不可能有讲道理的论战。

第 5 章 载沣当国

摄政与罢袁

拳乱平息后，十八岁的载沣以皇弟身份率团赴德为德使克林德遇害向德皇威廉谢罪，成为满清皇族出访西方第一人。到柏林后，他因谢罪礼仪与德方发生争执。德方要求载沣晋见德皇时行中国跪拜礼，载沣力争说，世界各国使节觐见彼此元首时均不行跪拜礼，若德皇强欲清朝使者行中国礼，传闻于他国，反为德国之耻，获德方放弃跪拜要求。赔罪后，载沣在欧考察参观了军校、企业、博物馆、电机厂、造船厂，一路谢绝国内各级官员迎送，显示出开放和务实的作风，获各国舆论好评。归国后，他进入贵胄学堂，主修算学、化学、电学等十三门近代课程，用从欧洲自购带回的天文望远镜观测，在日记中记载了关于哈雷彗星、五星连珠、日食月食等的观测记录，并率先使用汽车、电话、剪辫子、穿西服，被外界认为是代表着新思想。外界的看法没有错。1906年，在清廷讨论立宪问题时，载沣明确支持了立宪。

1908年12月2日，载沣抱着年幼的宣统帝（溥仪）举行登基大典，定1909年为宣统元年，颁诏大赦天下。摄政后，载沣树立勤政开明形象，颁布诏书申明：“凡先朝未竟之业，莫不敬谨继述”，“届时即行颁布钦定宪法，仍以宣统八年为限，……期在必行，内外诸臣断不准观望迂延，贻误时机”，[1] 要求凡是朝廷交议的有关宪政事件，要首先研究，议复不得超过五天。

载沣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满族王公贵族以军中贵胄少壮派要求“去袁”。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及恭王溥伟力主杀袁，谓“此时若不速作处置，则内外军政方面，皆是袁之党羽；从前袁所畏惧的是慈禧太后，太后一死，在袁的心目中已无人可以钳制他了，异日势力养成，削除更为不易，且恐祸在不测。”[2] 奕劻、世续、张之洞等军机大臣坚决反对，谓杀袁或致北洋军兵变及列强干预的严重后果。张之洞力阻杀袁不光是为了袁世凯，也为了自己，因为他也感到了满清贵族的排挤。袁世凯预感到凶险，一面以积极拥戴载沣作皇帝争取载沣的谅解，一面称病躲到天津，投奔亲家杨士骧，并准备远赴日本避祸。

虽握有兄长光绪帝的“诛袁”遗命，载沣最终还是否决了满蒙权贵们的杀袁动议，决定以回籍养病为由罢袁，颁布上谕：“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蒙先朝擢用，朕登极之后，复与殊赏，正以其才可用，使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朝廷体恤之意。”载沣否决杀袁动议除了因为北洋军集团的反对和张之洞、那桐、奕劻等大臣力阻，还因为他是倾心西方文明的革新者，想推进改革，不想上台后杀改革派领袖。经庆亲王奕劻和英国公使朱尔典（Sir John Newell Jordan）出面担保无事，袁世凯由天津返回北京，向摄政王辞行，挈家仓皇离京。官场中人避之惟恐不及，只有杨度、严修前来送行。张之洞在袁离京前叹道：“行将及我，亦自危其势之孤也。”[3]

离京后，袁世凯没有回项城老家，而是到彰德（今安阳）城北门的洹上村，购天津何氏的别墅，题名养寿园，自号“洹上钓叟”。载沣并未对袁的追随者实施清洗迫害。内阁总理大臣奕劻，陆军大臣荫昌仍与袁保持着密切联系。袁的老友徐世昌仍旧外放总督、后升任内阁协理大臣（内阁副总理），幕僚赵秉钧仍任民政部侍郎，儿子袁克定仍在邮传部任丞参。袁世凯的罢职引起列强的关注。英国驻中国公使朱尔典认为袁世凯是中国“唯一强有力的人”，地位无可替代。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评论说：“随着袁世凯的退休，北京政府中再也没有一个性格坚强，并有知识和才能的人。”革命党人抓住袁世凯被逐事件大肆宣传，称此为满汉民族矛盾不可调和的例证以煽动革命暴动。不过，懂军事的旗人铁良同时被逐证明，事件并非满汉之争。

各省成立咨议局

罢袁后，载沣在推动立宪方面与袁世凯同样积极，将陕甘总督升允等几位反对立宪的官吏开缺以表明立宪国策不可动摇。1909年内，载沣连颁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和《京师地方自治章程》、《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府厅州县议事会议员选举章程》，将袁世凯在直隶的地方自治选举经验推向全国；要求各省督抚（新疆奏明缓办除外）遵守《九年筹备立宪事项清单》规定的时间表，将“筹办咨议局”之事一年内办齐，以1909年10月14日（九月初一）为“各省咨议局第一次常年会开会之期”；要求各省省城及各府厅州县设立自治研究所，将“城镇乡应办自治各事，演为白话，刊布宣讲，以资劝导”，“讲习自治章程，造就自治职员”，以为地方自治“储备人才”。[4] 在载沣领导下，全国过半省区成立了地方自治局、自治研究所、自治讲习所等推动地方自治机构的机构。

宪政编查馆拟出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规定：“地方自治为立宪之根本，城镇乡为自治之初级，诚非首先开办不可”，人口五万以上为镇，五万以下为乡，乡镇为地方自治的最基层单位，地方自治设为上下两个级别：城镇乡为下级地方自治，限五年内初具规模；府厅州县为上级地方自治，限七年内一律成立，先上级进行自治试点，嗣后再推至乡镇，城镇设议事会、董事会等机构，乡设议事会和乡董，乡董办事之地为自治公所，乡镇自治范围主要限于学务、卫生、道路工程、农工商务以及本城镇乡之慈举。

关于选民资格，《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规定：“不识文字者不得为选民；居民内除素行公正、众望允孚者经议事会特别议决可为选民外，必须年纳税或捐地方公益二元以上者才可充当选民。”《各省咨议局章程》和《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借鉴西方自治与民主的经验，规定以拥有一定财产作为咨议局议员的资格条件，将无业游民，赤贫者，文盲等没有责任感和参政能力者排除出选举。这样的限制在会匪势力庞大的中国对防止义和团式的暴民运动极为必要。因为，地方自治经费主要来自地方公款、公产、公益捐款，交纳捐税者才关注自治经费的使用，才有参与地方事务的积极性和责任感。多年后，苏俄引入中国的共产革命以文盲、赤贫者、无业者为乡村基层领导，结果使大批地痞流氓成了基层领导和祸害乡村的恶霸，证明清末地方自治运动提出的以财产与文化为参选资格的正确。

在教育落后、风气闭塞、交通不便的条件下，各省的首次咨议局议员选举困难重重，存在投票不踊跃，候选人由督抚指派，贿选，个别地方出现了暴力操纵的情况。但总体而言，全国咨议局议员的选举基本公正。至1909年（宣统元年）10月，除新疆外，各省均成立了省咨议局，共选出议员1453人，候补议员58人。根据选举章程对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限制，实际选出的咨议局议员以士绅为主，绝大多数年富力强，具有科举功名、国内新式学堂毕业学历或留学日本资历，代表着有知识和教养的阶层，其中不少议员还具有从政或从事地方公益事业的经历。各省议长基本由当地有声望绅商或教育界人士担任。

10月14日，各省咨议局同时召开了第一届会议。根据《各省咨议局章程》，咨议局职权为：议决本省应兴应革事件、岁出入预算事件、税法及公债事件、担任义务之增加事件、单行章程规则之增删修改事件、权利之存废事件、选举资政院议员事件，申复议员谘询事件、公断和解本省自治会之争议事件、收受自治会或人民陈请建议事件等等。各省咨议局会议上，议员们踊跃提出关于地方建设和发展实业的议案，内容包括立法、保护主权、弹劾官吏、发展实业、改革弊政、推动立宪政等等。奉天咨议局预备议案中，实业议案占了四成。各省咨议局会议内容主要围绕推动地方建设与立宪的要务，包括督促改良司法、开办各级地方审判厅、筹办巡警、维护社会治安、建立自治研究所、普设宣讲所、筹措自治经费、教育改革等。[5]

江苏是绅商推动立宪和参加咨议局选举最积极的省份。在议长张謇主持下，咨议局在议事日程、审查提案、议员提议、讨论、表决程序、议案三读通过等方面相当规范，与列强各国的议会已大致相同。广东的咨议局议员选举中，合资格选民，约有14万人，占广东2800多万人口的0.5％，全省选出议员94人，其中绅商占了绝大多数。在随后的两年中，广东咨议局共召开常年会和临时会议各两次，形成议案147件，内容主要关于地方建设，如筹抵赌饷（筹款以抵偿禁赌带来的经济损失）、改良监所、举办家庭工艺、设立游民教养院、设立教育会、设立劝学所、统一省财政等等。度支部大臣载泽根据广东咨议局的决议奏请广东全面禁赌，获清廷批准实施，反映出咨议局议政的历史作用与末代清政府尊重地方自治的真诚。

新成立的咨议局不可避免处于地方督抚属下的地位。清廷颁布的《各省咨议局章程》规定各省督抚与咨议局的关系为：督抚如不同意咨议局的决议可不施行，也可以要求咨议局复议。虽然《各省咨议局章程》尚未赋予立法权，咨议局的决议案对督抚尚无约束力，但已经确立了议会与行政机关相互牵制的架构，对督抚的行政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监督和制约。地方督抚对政权之外出现一个独立的监督机构自然很不习惯，感到碍手碍脚。长期以来，辖区的财政盈余是督抚们的私库，各省咨议局要求督抚们报告年度预决算，接受议员审核，多引致冲突，一些咨议局以停会进行了抗争。咨议局追求成为与省督平等的独立立法机关，争立法权与监督权无可非议，但有些议员们要求改革一步到位，走向了偏激。随着革命党的反清活动的升级，各省咨议局逐渐背离了和平改良道路，部分议员暗通会党，出现了咨议局与革命党、会党合流的情况，显示新生的绅商阶层尚不具备民主与宪政所需的素质。

请愿与逼宫

受革命会党四处暴动的影响，立宪派不满清廷的立宪时间表，要求立即召开国会，立宪派领袖张謇发表了《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书》，警告“外侮益剧，部臣失策，国势日危，民不聊生，救亡要举，惟在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要求清廷缩短预备立宪时间，于宣统三年召开国会，组成责任内阁。11月，江苏、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山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十六省咨议局代表在上海举行了“请愿国会代表团谈话会”，决定组团赴京请愿。“请愿国会代表团”启程前，张謇为代表团饯行，告诫代表“秩然秉礼，输诚而请”，“设不得请，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诚不已，则请也不已”，即使政府不能全部接受请愿要求，我辈也对国家对后代问心无愧。

1910年1月，各省咨议局代表组成的请愿团到京，向都察院递交了由直隶咨议局议员孙洪伊领衔署名的请愿书，再遍谒亲贵大臣递交副本，寻求支持。请愿书谓“九年之中，患机叵测”，要求“期以一年之内，召集国会”。摄政王清楚，答应在一年内召开国会意味着召开没有民意基础的假国会。他对请愿代表团优礼相待，耐心安抚，寻求互谅，颁布诏书回应请愿代表团的呼吁。他解释道：“我国幅员辽阔，筹备既未完全，国民知识程度又未划一；如一遽开议院，恐反致纷扰不安，适足为宪政前途之累”，“夫行远者必求稳步，图大者不争近功……俟将来九年预备业已完全，国民教育普及之时，召集议院”。他劝说各省议耐心等待立宪条件具备再开国会，坚持1917年召开国会的“九年立宪时间表”。请愿拒绝载沣的解释，决定扩大请愿规模。张謇致函各省咨议局议长，邀齐集北京，组成“议长之请愿团”。

6月，各省咨议局议长或副议长率150多名请愿代表到京再次请愿，在北京召开了各省咨议局联席会议，成立了“咨议局联合会”，推湖北省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和四川省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为正副会长，决定在资政院开幕时提出请速开国会议案。孙洪伊等请愿团代表再往摄政王府上请愿书，在其中指责清廷预备立宪“真诚意少，敷衍之意多”。与此同时，“咨议局联合会”在各省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请愿，北京、天津、保定及奉天、四川等省学生罢课响应。

请愿压力使清廷陷入两难：坚持按九年筹备清单的时间表实行渐进改革为立宪派、各地督抚所不容；迁就请愿运动的要求，召开没有地方选举基础的假国会无异抛弃立宪计划。在革命党日益严重的颠覆威胁下，清廷只好以政局稳定为要，迁就各地督抚的联名要求，放弃九年预备立宪的时间表，宣布将预备期缩短为六年，定于1913年召开国会。载沣在上谕中声明：应行筹备各大端，事体重要，头绪纷繁，计非一二年所能蒇事，急亦无可再急。国民应循之秩序，此次缩定期限，系采取各督抚等奏章，万不能再议更张。[6] 他向请愿代表说明，国会的设立不可能说办就办，以朝廷所规定的1913年召开国会的期限，距现在也只有两三年，各方面的准备工作没有就绪。他呼吁请愿者体谅朝廷难处说：“惟兹事体大，宜有秩序，宣谕甚明，毋得再渎请”，“宪政至繁，缓急先后之间，为治乱安危所系，壮往则有悔，虑深则获全”。

各省咨议局议长们都清楚载沣上谕中所说的“民智未尽开通，财力不敷分布，操之过蹙，或有欲速不迭之虞”是实话，清楚召开国会须有基层选举基础，需要准备时间，立即召开国会要求不切实际，以张謇为代表的真正立宪派主张在朝廷已经让步的情况下不宜再行追逼，请愿应适可而止，但部分暗通革命党和具有会党背景的请愿代表坚持要求立即召开国会，以配合革命党人关于清廷立宪为骗局的宣传。他们像革命党一样在种族问题上做文章，抨击官制改革后汉族官僚人数比官制改革前少，将清廷的任何解释、呼吁均指为拖延行宪借口。这时的请愿团已经丧失了立宪所须的和平妥协精神，背离了张謇告诫的“秩然秉礼，输诚而请”的宗旨，思维与行动均转向了革命。

背离立宪的革命党思维还表现在新开议的资政院中。根据章程，资政院钦选、民选议员各占100议席，因新疆咨议局缓办未选出，最后钦定钦选议员和民选议员各98人。钦选议员为宗室王公世爵16名、满汉世爵12名、外藩王公世爵14名、宗室觉罗6名、六各院官员32名、硕学通儒10名、纳税多者10名；民选议员由各省咨议局议员互选后，再由督抚复选确定。1910年10月，清政府遵行九年筹备立宪时间表主持资政院开院，资政院议长正副议长由皇帝钦派贝子溥伦、法部侍郎沈家本担任，载沣临院致辞。开议后，留日归来的四十位议员成为提出议案、质问、说帖的主力军和资政院议政活动主导者。根据《资政院章程》，资政院职权为议定国家预算、决算、税法、公债、制定法规、弹劾大臣及议定奉特旨交议事项。资政院的设立是清末筹备立宪，是“庶政公诸舆论”，以“为他日设议院之权舆”的重要步骤。资政院与成熟的现代国家议会虽有距离，但是立宪准备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步。然而，留日归来的议员将在日革命党的激进、极端和暴力思想带到了资政院，将资政院的会议变成了抨击清廷的讲堂，主导第一届会议通过了速开国会案和弹劾军机处案。议员们明知资政院开院都过于仓促，立即召开国会条件并不具备，却刻意与激进请愿运动相呼应，将资政院办成了煽动对抗的机关。对请愿运动好言相劝无效，清廷只好下令遣散请愿代表，将东三省请愿代表押解回籍。东三省总督锡良为首的一众督抚支持请愿运动，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威，会党背景的请愿领袖们针锋相对，举行秘密会议，相约谋求“各省独立”。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湖南议长谭延闿、四川议长蒲殿俊等人相约，返回各省联手会党暴动，推翻满清政权。至此，绅商议员正式与会党合流，促开国会运动转向了暴力革命。

促开国会运动背离立宪初衷的原因之一是革命威胁。日本立宪没有革命威胁，所以能够成功。而清廷的立宪遇到了宪政国家立宪时不曾有的障碍。在日本朝野扶植下，同盟会大搞暴动和恐怖活动，策划以恐怖暗杀阻止立宪，在香港组织了支那暗杀团，计划刺杀从欧洲考察回国的贝勒载洵，载涛，严重干扰了立宪进程。受革命党声势影响，促开国会请愿运动转向激进。请愿骨干中鱼龙混杂，立宪公会商绅中的不少人本身就是会党，推动请愿中带有借机造反的打算。他们中的部分人看清了革命的强势，早早与革命党接通了联系，准备配合起事。在他们带动下，促开国会运动从一开始就变了质。

革命党行刺贝勒事败后，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抨击革命党以恐怖活动阻挠立宪改革的行径，抨击革命党领袖“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革命党人都知道，梁所指是孙中山。孙频繁策划暴动，但从不亲身赴险，总是遥控暴动，事败先逃。对梁启超的评论，他无言回应。章太炎乘机再掀“倒孙风潮”，率光复会员宣布脱离同盟会，恢复光复会的独立活动，致同盟会会众革命情绪低落。同盟会骨干汪精卫决定以亲自行刺的行动来洗刷“远距离革命家”的恶名。在促开国会运动中，他来到北京埋土炸弹行刺载沣，事败被捕。狱中，他写下了“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 引刀成一快， 不负少年头”的豪迈诗句。载沣认为杀革命党人对立宪不利，可能招致更多革命党人效法，决定以怀柔化解恐怖，将原拟的死刑改判无期徒刑，不对汪等用刑，派肃亲王善耆，贝子溥伦到狱中说服汪精卫放弃革命与恐怖，为清廷效力。在经历了血腥的二十世纪后国人才知道，对颠覆者、刺客最宽宏的政府是末代清廷。

促开国会运动背离立宪初衷原因之二是地方督抚对中央逼宫。日、俄改革的经验证明，自上而下地推行改革须有强大的中央集权、充裕的国家财政和稳定的政局等条件相配合。日本明治天皇在中央集权得到巩固后才推行维新。维新过程中，明治天皇颁布的《奉还版籍令》和《废藩置县令》都在加强中央集权。而清廷自太平天国暴乱开始，中央集权不断衰落，到了庚子拳乱中南方督抚拒绝朝廷“乱命”时，多数省已处于半独立状态，慈禧太后只是靠着多年积累的政治资本和督抚互相牵制维持着中央政令通行。财政方面，清廷在庚子赔款后财政破产，靠对外借贷和向地方摊派度日，严重依赖各省上缴。如此困难局面中开始的变法新政在最初几年因慈禧太后的强力领导和袁世凯、张之洞等汉族重臣支持尚能顺利进行。随着革命党的暴动和颠覆威胁升级，清廷的中央权威进一步衰落，中央与地方围绕集权、分权和财政分配的冲突已经难以解决。慈禧太后去世后，中央与地方在权威和财政方面的冲突爆发。载沣要执行立宪时间表，只能向地方摊派改革开支，催地方督抚向中央上缴财政收入。1909年1月，载沣颁布《清理财政章程》，要求在各省设立清理财政局，由度支部派专任监理官赴各省清理财政，按季度详报本省财政收支数字。章程公布后，地方督抚纷纷上书，或婉言抵制，或弹劾本省财政监理官独断专横，使中央这一政令无法实施。随后，清廷再设立督办盐政处，颁布盐政新章程，要求将各省的重要财源盐税收归中央。地方推行新政事项，诸如办学校、办实业、举行地方自治等等大幅增加财政开支，因此各省督抚反对中央垄断财源，抵制中央垄断盐税收入。由于载沣的中央权威日益丧失，各省督抚不断拒绝中央的财政摊派。度支部尚书载泽亲自兼任督办盐务大臣一职，毫不退让，应对中央与地方督抚在财源问题上形成的僵局，载沣颁布了上谕，要求各省督抚与盐政大臣以国事为重，“和衷共济，妥协办理”，[7] 但中央和地方财政均捉襟见肘，冲突无法和衷共济地解决。《时报》评论说：“度支部现在清理财政，各省督抚大员多怀疑惧，而泽贝子（度支部尚书载泽）百折不回，务期得收成效，昨闻各督抚及司道之条陈财政者，已多至百余起，惟其中各怀私见，恐难实行。”[8]

在军事权方面，载沣派弟弟载涛、毓朗、铁良等亲贵统领禁卫军，大力提拔国外归来的留学生为军事领导人，任留德国归来的荫昌为陆军部尚书，任留日归来的良弼为禁卫军协统，任吴禄贞、蓝天蔚、阎锡山、张绍曾、蔡锷等留日归来的青年为各省新军统制（师长，省新军最高军官）、协统（旅长），希望通过亲手提拔将领增加在军队中的权威。1910年春，载沣通告各省督抚，拟派参谋官到各省督理军务，统一整合全国军事力量，通过海军处电令驻各省兵舰一律听从海军处命令，不得擅离驻地。中央收督抚军权的政策遭到以云贵总督李经羲、东三省总督锡良为首的督抚抵制。李经羲公然电称：如果实行军谘使监视各省军务而不受督抚节制，那就请朝廷将督抚一律裁撤，否则不予承认。在两江、两广、陕甘总督及山东、河南、陕西、安徽、江西、贵州等省巡抚联合致电抵制之下，载沣的军事统筹计划也告失败。清廷推动地方自治不可避免地削弱了中央权威，包括满蒙督抚在内的地方官员日益抗拒中央政府的政令，纷纷以支持赴京请愿运动的方式挑战清廷的权威。1910年11月，东三省总督锡良领衔十八省督抚联名奏请明年召开国会，设立责任内阁。这时的联名奏请形同最后通牒，潜台词是若清廷说不大家就支持会党暴动。在地方督抚联合逼宫形势下，莫说是缺乏政治资本的摄政王载沣，就是当国四十年的慈禧太后也无能为力。载沣坚持九年预备立宪期，推动立宪与地方自治等施政没有错，他要求适度加强中央集权，使中央有财力进一步推动政治经济改革也没有错。如果人们知道这样民间发动全国请愿运动在此后百年都不再可能就会明白，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期并非拖延，而是相当激进了。

逼宫之后，汉族督抚和咨议局领袖们再借种族问题向清廷发难。1911年 5月，清廷颁布了《新内阁官制》。其具体内容为：裁撤旧设之内阁，军机处，设立配合君主立宪制，辅弼皇帝担负行政之责的责任内阁。撤军机处设责任内阁举措是新政以来官制改革的继续，基本实现了袁世凯的《新内阁官制》构架，是推进政治体制转型的重大进步。按照立宪计划，各省督抚不再直接上奏皇帝而上报告给内阁，内阁对皇帝负责，受资政院制约，中央权力中心由皇帝转向内阁。载沣提出的责任内阁成员为：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庆亲王，皇族），内阁协理大臣那桐（满族）、徐世昌，民政部大臣善耆（肃亲王，皇族），度支部大臣载泽（镇国公，皇族），海军部大臣载洵（贝勒，皇族），农工商部大臣溥伦（贝子，皇族），理藩部大臣寿耆（宗室，蒙古贵族），陆军部大臣荫昌（满族），司法大臣绍昌（满族），外务部大臣梁敦彦，学部学务大臣唐景崇，邮传部大臣盛宣怀。

各省督抚学革命党作法，在民族问题上做文章，指责责任内阁为“皇族内阁”，上书朝廷说：“以皇族组织内阁，不合君主立宪国公例，请另简大员组织内阁”，援引英国皇族不能担任内阁成员的范例，由要求重组内阁。各省咨议局议长、副议长齐赴北京召开了第二次联合会，联手资政院以种族理抵制新内阁。清廷拒绝咨议局干涉中央决定权。于是，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发表了《宣告全国书》，在其中称：“新内阁如此，吾人民之希望绝矣。议员等一再呼号请命而不得，救亡之策穷矣。”

一年来，各省咨议局立宪派组织的赴京请愿团有两个要求，一个是速开国会，一个是设责任内阁。清廷缩短了召开国会的准备时间，撤旧内阁，成立了新内阁，基本满足了请愿团的要求。载沣要继续推动改革，就必须采取措施加强中央权威。在汉族大员和地方督抚日益与朝廷离心离德的形势下，载沣任命几个信赖的皇族进入内阁实属无奈之举。事实上，载沣任命的满人内阁成员中没有保守、无能之辈，都是著名的改革派、立宪派。其中，奕劻历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外务部总理大臣、首席军机大臣，明确主张三权分立、体制改革，在官制改革方案中明确主张立法权属议会，是清廷作出立宪决策，决定逐步放弃皇权的主要推动者；[9] 载泽作为首席考察大臣，是推动立宪的功臣。考察归来后，他派人将从各国搜集的资料辑成书籍数十种，将其中三十种撰写提要，进呈慈禧、光绪，积极推动立宪，将四百余种外文书籍送交考察政治馆参考，与戴鸿慈一起整理出版了《欧美政治要义》和《列国政要》等书，向国人介绍欧美宪法和宪政思想，在立宪派和海外华人中享有崇高声望。他在《新译日本法规大全》一书的序言中指出：“日本国运之勃兴”，“国度进于至强”，是因为“其所争者在公家之是非，而不在一已之利害，有政党而无私党，以至诚之心行大公之事，皎然可质于神明”；民政大臣善耆、海军大臣载洵都是贵族中立场鲜明的立宪派，与梁启超等海外立宪派人士保持着密切联系；出任资政院总裁的溥伦主张“凡事先交资政院参议”，与度支部大臣载泽等人常激烈争论，代表着国会对行政的制约；司法大臣绍昌是新政中司法制度改革的功臣，主持起草或颁布了《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大清民律草案》等众多重要的法律文件，积极推动在县、府、省设立各级审判厅，各级检察厅则接受法部领属和监督。[10] 载沣任命这样几位积极推动立宪、进步的内阁名单并无不妥，并且他还申明，这届责任内阁为过渡性质，按预备清单步骤，两年后的1913年将正式召开国会，届时责任内阁将由选举产生。然而，这时的汉族督抚、汉族咨议局员们抛弃立宪初衷，以阁员种族比例为借口否定改革步骤，指责清廷改革没有诚意，与鼓吹“驱除鞑虏”、“立宪是满人骗人东西”的革命党沆瀣一气。不少立宪派绅商、议长、议员脚踏黑白两道，另一身分就是会党。他们看清了清廷权威衰落的趋势，早早已与会党、革命党联络，准备加入造反。立宪派与会党黑社会搞在一起，立宪断无成功可能。在地方督抚和各省咨议局的联手通牒面前，清廷被迫步步退让，中央权威尽失，各省督抚抵制中央日益变本加厉。

中央与地方权力的纷争从来都存在，如果仅是权力划分和财政问题，清廷还有寻美英列强支持继续推进改革和立宪的可能，但在地方督抚的挑战和革命党的颠覆威胁互相响应，互相利用的形势下，载沣正确与进步的改革计划注定失败。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的史书称清廷组“皇族内阁”是爆发革命的一大原因。实际上，载沣摄政以来的举措均是顺应世界进步潮流之举。武昌暴动后，载沣解散了“皇族内阁”，让袁世凯组阁。袁世凯在组阁中排除了皇族，革命党并不因此放弃推翻清政府的计划，袁世凯之后的民国政府排除了满人，革命党依然坚持要推翻政府。可见，反对“皇族内阁”只是造反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