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4 章 拒绝道歉的“改正”

恢复高考

“粉碎四人帮”后，被二次“打倒”的邓小平迅速作出反映，上书华国锋，表示永不翻案，要求恢复工作。副总理陈永贵敏锐感到邓必然夺取最高领导权，向华国锋进言“千万不能把邓小平解放出来”。华没有采纳建议，批准邓小平复职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解放军总参谋长（三副一长）职务，任邓分管科学、教育领域。

毛泽东百般摧残教育，从高校发动文革，煽动学生造反，下令大学停止招生，在几年后不得不重启招生时废除高校入学考试制度（高考），实行推荐招生制度，使大学招生变成了家庭背景的竞争，堵死了学子通过勤奋进身的道路。“粉碎四人帮”后，教育部希望恢复正规的高考制度，但是，恢复高考意味废除“推荐招生”制度和否定毛泽东的“教育革命”举措。在党国体制之下，教育部对教育无权作主，不敢触及政治禁区。1977年6月，教育部召开文革结束后第一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座谈会，向国务院提出了在维持“推荐制”的同时小比例（1％－5％）地通过考试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的建议。

8月，邓小平在北京饭店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者座谈会，在听取学界建议后表态要恢复正规教育制度，包括恢复高考制度。得知当年即恢复高考还来得及，他决定立即废除“推荐制”，指示教育部召开研究立即恢复高考和高校招生工作会议。邓的指示与中共中央鼓吹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相冲突，教育部无所适从，招生会议开了四十多天无法议决实施意见。这时，邓小平表现出了魄力，指示教育部：不要顾虑毛泽东画了圈的办法，要大胆改革招生制度。有邓此言，教育部拟出了当年招生和恢复高考的办法。其中规定：考生年龄须在25周岁以下，未婚。这一规定实际剥夺了大部分“老三届”知青上大学的权利。对此，邓小平再发指示：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通过自学达到较高水平者要研究经过什么途径选拔回来。这种人成千上万，要注意这部分人，爱护这部分人，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不要定什么名额，这样的人有多少就选多少，可以在名额之外。[1] 根据邓的指示，教育部修改了招生办法，规定“从1977年开始，恢复文革前实行的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制度，工人、农民、知青、干部、应届高中毕业生均可报考”，并规定，“大龄青年，工龄达到一定年限者可以带工资上学”。对于教育部起草的招生文件，邓小平认为文件中的政审条件太繁琐，要求简化为两条：本人表现好和择优录取。

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准了邓小平亲自修改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会后，中共中央下达了恢复高考的文件。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实行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规定考生必须高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恢复从应届毕业生中招生。10月12日，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各新闻媒体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全国青年欢欣雀跃，因停止高考十一年而被剥夺上大学机会的十二届中学毕业生报名参加高考。当年12月，全国高考恢复举行。经过文革的祸害的国家竟无足够纸张来印考卷。邓小平得知纸张被华国锋决定优先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后，指示调纸张先印考卷。570万考生中很多已为人父母，考生之间年令相差了一代人之多。经历了多年做工，务农，当兵的青年们重新坐在课桌前恍如隔世。多数在文革中荒废学业的青年面对文化知识考题倍感无奈。经过考试，三十万青年被录取成为文革后的首批大学生。

报名参加高考的千万青年和他们的家人感谢邓小平果断恢复高考，其中的大龄知青更是感谢邓小平放宽年龄限制帮他们圆了大学梦。知青们的感谢之心合情，但不合理。国人没有理由就恢复高考感谢中共，而应是中共向国人就取消高考谢罪。一个党剥夺教育当局主管教育的权力，随意废除高考，是只有在共产党统治下才有的灾难。清末以来，教育家办教育，教育部管教育，大学自主招生，考试录取天经地义，历届政府都以资助教育，推动办学为己任，没有哪一届政府干涉教育家办教育。只是到了共产中国，大学成了一党的属下和工具，教育独立被摧毁，校长、教授们成了整肃对象，毛泽东一番荒唐话就可以废除高考十年之久，中共剥夺了无数学子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毛泽东去世之后，教育部仍无权决定恢复高考，只能战战兢兢地一次次建议、修改，恢复高考须中共政治局会议决定，须中共文件说了算，显示教育仍被一个党玩弄于股掌之上，教育部仍是党权的奴仆。邓小平简化政审程序的指示虽有进步意义，但他所谓的表现好与不好，青年优与不优还是共产党说了算。他并没有触及一党掌控教育和学子上学权利的暴政。在宣布恢复高考，部分废除暴政时，中共没有就十年取消高考，就鼓动学生造反，砸烂学校，就鼓动学生批斗甚至杀害老师，将千万学生赶到农村荒废他们学业谢罪，连个道歉也没有，而是为自己摆好，称是“党中央英明决策”。

高考制度恢复后，在文革十年中管理学校的“工宣队”、“军宣队”撤出学校。毛泽东创造出来管学校的“工宣队”、“军宣队”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毛的荒诞“教育革命”却没有终结，教育党化，成为一党工具的情况没有变，中共机关控制大学，控制学人的思想的情况没有变，“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仍不见容于大学，中共宣传的“拨乱反正”空有其名。

“揭批查运动”

新一届中共中央宣布文革结束的同时继续毛泽东的各项暴政，继续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大抓阶级斗争”，批斗、迫害、关押、杀害仍在继续。十一大后，新一届中共中央发动了 “清算四人帮及其爪牙、文革中的打砸抢分子”的“揭批查”运动（清查运动），成立了各级“揭批查运动”、“清查运动”领导机构主持整肃运动。与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运动”一样，“揭批查”运动也是随意罪名的迫害运动。由于“四人帮”是执行毛泽东指示的文革领导者，响应中共中央号召的红卫兵、造反派、“革命群众”都逃不脱“四人帮爪牙”罪名，造反行动都难逃脱“打砸抢”罪名。复出的老干部在“揭批查运动”中对造反派实施报复，发泄对文革的怨气。然而正是这些老干部全体参与了发动文革运动，全体参与了号召造反。因此，老干部们主持的“揭批查”运动实际是对响应号召造反的青年们的另一次先“引蛇出洞”后“聚而歼之”的陷害运动。

如同当年的“支左”军队一样，“揭批查运动”主持者支持文革两派中的一派对另一派清算。基层称“揭批查运动”为“一派升天、另一派坐监”，有些地方甚至喊出对造反派中一派“除恶务尽”、“一个不留”的口号。“揭批查”运动中，数以百万计的红卫兵、造反派领袖、积极参与文革运动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机关干部被以“四人帮爪牙”、“篡党夺权”、“反革命”、“反革命集团”等罪名迫害。例如在河南，在“揭批查”运动持续到1983年，整肃了一百多万人，逼得大批造反派自杀。[2] 在浙江金华，“揭批查运动”害死两百多人。[3] 在迫害人数规模，迫害手段残酷，定罪随意等方面，“揭批查”都是毛时代“民主革命补课”、“四清”、“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等迫害运动的延续。“揭批查运动”处决李九莲、钟海源、王申酉三个案例是毛时代在延续的证明。

1966年，女中学生李九莲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投身文革，率红卫兵造反。在1968年江西当局的“三查”（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的大屠杀中，李九莲认识到文革的灾难性质，在日记中质疑“红海洋”、“三忠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在给恋人的信中表达“对国家前途发生怀疑”和 “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生反感”。她因在日记表达思想而被捕。1977年，李九莲在劳改农场批评华国锋独揽党政军大权，经鄱阳县法院、中共鄱阳县委、上饶地区中级法院、中共上饶地委、江西省高级法院、中共江西省委政法领导小组、中共江西省委常委会层层批准，被以“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攻击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罪处决。在赣州市声援李九莲的数万人中，有一位与李九莲素不相识女教师钟海源。她为李九莲的英勇行为所感动，刻印了《强烈抗议》，《紧急告全市人民书》声援李九莲，因此被捕。揭批查运动中，她在监狱的墙上写下了“打倒华国锋”的标语，同样被以“恶毒攻击华主席”的反革命罪名杀害。 [4]

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学生王申酉因也是日记获罪。大饥荒中，王在日记中写了“三面红旗一出，三年困苦降临到六亿人头上”。文革中，他在日记中抨击黑暗写道：“在六万万人民中空前地培植起同封建时代类似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完全以毛泽东的理论独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于亿万人的脑袋。这恐怕是空前绝后的”；“我就是敢于追求真理！！！我只服从于真理！我宁死，宁放逐到最危险最边远的地方去做奴隶，也不愿放弃真理。我敢于对现实怀疑。任何暴虐暴政我都不怕”。[5] 他因写日记被以“反革命”罪名逮捕，被不经审判地关押了两年。1976年，王申酉在给女友的信中全面抨击建国以来的一系列灾难，提出了尊重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打破闭关锁国，实行对外开放等前瞻的改革主张。他因在情书中阐述思想再度被捕入狱。“揭批查”运动中，他被中共当局以攻击领袖和文革罪名杀害。王申酉没有结社，没有上街请愿，没有散发传单。他的全部所谓罪行仅仅是在日记、书信中表达了独立、前瞻的思想。古诗云：“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而王申酉只是日记、情书中表达思想，还没有鸣就丢了性命，“默而不得生”。

平反与“摘帽”

1977年12月，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开始平反冤案。他形容面对情况“积案如山，步履艰难”。实际上，平反艰难是因为中共不能追究自己罪责。主管中央专案组的副主席汪东兴拒绝将中共中央专案组的专案大权移交给中组部，复出后的高层成员们对平反也不积极。因为他们都参与了中共历次整肃运动，是历年冤案的共同定案者。他们不愿意平反冤案，就像当年参加庐山会议整肃彭德怀的160多位中共高层成员不愿意说出庐山会议的真相一样。胡耀邦也在庐山举手参与了整肃彭德怀，他也不能将庐山会议的真相全部披露。党的秘密也是众高层们的秘密。胡耀邦是中共高层中最勇于承认错误者。他承认：“解放后，我们对地下党，对知识分子，对民主党派，对起义人员，对侨属人员，都有不少失误，必须坚决纠正过去的错误”，“将刘少奇打成叛徒、特务、工贼我们大家都举了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都犯了错误”。他提出了“两个不管”，即“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与处理，不管是什么时侯，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声称甘冒被扣“替阶级敌人翻案”帽子的风险。他不顾中共中央专案组的阻挠，指示中组部另起炉灶，对大小案件单独进行调查，以开“疑难案例座谈会”的办法绕过中共中央关于不准召开大会平反冤案的规定，准备对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予以彻底平反。

胡耀邦打算先从平反右派分子开始。二十年前，邓小平领导中共中央整风运动领导小组，反复召开座谈会，鼓动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大鸣大放”，帮共产党整风，（在内部称“引蛇出洞”），在人们真的提出批评意见后，内部传达“收网”的部署，随后将响应号召提意见者划为右派，开除公职，送去劳改。而中央机关院校划出的五十五万右派只是反右运动受害者中的一小部分。在划定的右派分子之外还有内控使用、开除党籍的中右分子、工农中的右派、以“坏分子”名义迫害的工农右派、反党集团、反革命分子等等，实际受害人多达数百万人。在反右运动后，中共对这数百万右派、“坏分子”、“反革命分子”实施了长期的政治迫害，精神折磨，生活折磨，将他们中一部分人杀害。他们的家属、亲友受到株连，子女在升学和就业等方面受到歧视甚至迫害。文革中，右派所受迫害升级，普遍遭受抄家、批斗，其中不少人被迫害致死。胡耀邦个人承认反右运动是一场迫害运动，主张否定反右运动，平反全体右派分子。1978年春，他推动统战部、公安部、中组部、中宣部、民政部在山东烟台召开了讨论反右运动遗留问题的会议。

复出掌权的邓小平否决了胡耀邦平反右派的动议，坚持称反右运动必要和正确。1978年5月，胡耀邦批准《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起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批判“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推动平反。但是，作为党的人，胡耀邦必须维护中共的形象与利益，也必须帮助党掩盖罪行。在批准发表《一份血写的报告——张志新之死》长篇通讯的同时，他下令删掉张批评毛泽东和行刑前被割喉管等情节，将张志新宣传成了“反四人帮”英雄。对于反右运动，他也必须服从党的利益，按照邓小平“对右派不平反，只摘帽”的决定，主持发出了中共中央组织部《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55号文件）和中共中央87号文件，配以题为《全国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新华社消息。中共在实施方案中推出了一些“对右派分子摘帽，安置、使用、提职、提级、调资、奖励、授予职称”的安抚规定，但在87号文件声称：反右运动正确、必要，但“扩大化”了，现在为右派们“改正”。中共的“改正”措施包括：恢复反右前的原工资（不补发右派们22年的工资），允许右派们回原单位或给重新安排工作，允许一部分右派回原籍自谋职业或当农民。

1980年6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在其中说：对章伯均、罗隆基等人（另有储安平、 彭文应、陈仁炳、林希翎等近百人）维持原案，其余予以改正，但在组织上不存在“章罗同盟”。邓小平坚持留下少数右派样板不予改正，一是为坚持反右运动正确，二是因为，罗隆基、储安平等人代表着一种中共不能接受的主张。罗隆基在1930年代曾指出：“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不能把中国的政治引向常轨。共产党一旦得势，政治上‘党治’的方式，自然是一丘之貉 。”[6] 储安平在抗战后中共大打民主牌时指出：“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一个‘有’、‘无’的问题了。……坦白说，今日共产党大叫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的中国政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是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而决非‘民主’。”[7] 中共不能容忍罗、储代表的那种挑战一党专制的声音。

平反右派的同时，胡耀邦打算为数百万“四类分子”平反。建国前后，中共发动了土改运动，剥夺了地主富农的财产，杀害了两百万地主，给其余人带上了“地主份子”、“富农份子”的帽子，将他们列为专政和打击的对象。土改运动之初，中共曾宣称土改运动三年后农村就不再有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之分，大家从此都是一样的农民，地主、富农可以改变成份。但三年后，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中共背弃变更成份的承诺，使“地主份子”、“富农份子”成了终身和世袭的劣等种姓。1960年，刘少奇在大饥荒中主持救灾，曾实施“对表现好的四类分子给予改变成份、摘帽”的政策。但没多久，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据此，中共废除了缓和阶级斗争的政策，开展阶级斗争的宣传，称“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一心想恢复剥削制度，他们中很多人仍藏有变天账”，将对地富分子的迫害升级。结果，从土改运动中幸存下来的地主、富农戴着“地主分子”、“富农分子”的帽子被中共长期作为阶级斗争的靶子。

如果说，地主、富农的认定还多少有财产标准的话，“四类分子”中的“反革命”、“坏分子”的划定完全随意。土改、统购统销、合作化、反右、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反右倾、反瞒产等一系列剥夺、迫害运动，造成城乡人民困苦不堪。民众中涌现出大批反对暴政，要求退社，报怨吃不饱，反对“放高产卫星”，反对政府搜刮口粮，藏口粮，种自留地、向上级政府告状、揭露基层领导罪恶等等抗争者。中共将这些抗争者以“破坏社会主义”、“破坏集体经济”、“走资本主义道路”、“投机倒把”等罪名逮捕、关押，释放后给他们戴上“坏分子”帽子，给曾服务旧政府者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将他们与地主分子、富农分子称为“四类分子”，对他们实施长期迫害。

中共创造了迫害“四类分子”的“群众专政”的办法，将他们交由群众监管，要求“只许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定期向派出所、街道、乡村治安人员或有关的积极分子报告，定期写思想检查和汇报。“四类分子”们平时会因微小过失而被批斗，有突发事件或过年过节时会被专政机关或基层当权者召集开会，进行“敲打”威胁，在政治运动中再成打击对象，生命财产没有保障。在农村，地富分子的工分总是被压得很低，连走乡串户的自由都受到很大限制，还总是被派以繁重的无偿劳役。有些地方，“四类分子”还成为世袭制，老的地主富农死后，地富的儿子仍为地、富分子。地富子女被视为敌对阶级，往往被剥夺升学、招工的机会，无数地富之子因所谓“出身”不好娶不着媳妇。由于中共以迫害整肃“四类分子”作为政治动员的手段，城乡基层干部和民众被迫以下狠手打击四类分子来表现对中共效忠。在四清运动中，四类分子遭受了极为残酷的迫害，甚至被杀害。文革初期，各地发生了不少对“四类分子”的大规模屠杀、灭门的事件。没有经历那个年代的青年很难想象“四类分子”遭受的迫害。

胡耀邦知道，中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划定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除了个别刑事犯外都是冤案，有心为“四类分子”彻底平反。但是，中共高层不允许平反。因为大家知道，迫害太多了，彻底平反将没完没了，大家必须维护“党领导的正确性”，因此不能平反，只能“摘帽”。作为党的人，胡耀邦必须执行党的决定，于是主持出台了《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在其中说：“地主、富农分子经过三十年的劳动改造，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落实政策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除了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家分子以及反、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革命委员会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他们本人的成份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今后，他们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们的家庭出身应一律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 1979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宣布给四类分子摘帽子，给他们和他们的子女人民公社社员或工人待遇。到1983年，全国幸存的“右派分子”和“四类分子”四类分子基本都获“摘帽”。

除三十年间屈死的半数，被摘帽的“右派分子”和“四类分子”仍有六、七百万，连同他们的子女，受迫害人数超过了两千万，显示新中国造孽之深重。在所谓“拨乱反正”中，中共创造出了几种逃避罪责的说法。其一，“摘帽”：意思是说，当初给地主、富农、反抗合作化的农民、发表不满言论者、响应“大鸣大放”号召发表批评言论者“戴帽”迫害没有错，没有给他们定罪，只是给他们戴了一顶帽子，如今摘掉就完了，不存在平反、道歉、赔偿问题。这种说法暗示中共有权给上千万人戴上帽子加以迫害。其二，“扩大化”。这一说法不是邓小平的创造，而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的创造。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制造罪名，残酷整肃，秘密处决，逼死、逼疯了一大批干部，然后以一句“扩大化”将罪责推卸给执行者。“扩大化”说法的意思是：党没有错，政策也没有错，只是执行者出现了偏差，不是错误。如果说有错，只是思想方法的错误，有点过左了。按中共的意思，“扩大化”也可以这样表述：没有殴打你，只是碰了你，你的伤亡是因为碰的力度和范围“扩大化”了。延安整风之后，“扩大化”说作成了“革命传统”的一个重要部分，成了中共历次整肃运动的结束语。其三，“改正”。这一说法是邓小平的创造，意思是说，原先整肃没错，只是“扩大化”有点错。对“扩大化”不存在平反问题，宣布“改正”就完事了。其四，“感谢党”。中共在“改正”和“摘帽”时要求受害者感谢共产党给的好政策。后人难以想象的是，受害者们在听到宣布“摘帽”、“改正”时往往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显示毛泽东时代的精神恐怖深入人们骨髓，人们的心灵被完全扭曲，受害者们在长期“低头认罪”后不再相信自己无辜，而真的相信自己有罪。

其五，“杀气腾腾”说。这一说法是邓小平所炮制。他在拒绝平反右派时说：“我们不是给右派平反，只是给错划了的右派改正”，“1957年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同志们可以回想一下，1957年的问题是个什么问题呢？1949年到1957年，我们用八年时间基本上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出来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有些人是杀气腾腾啊！当时不反击这种思潮是不行的。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8] 李锐在多年后披露“杀气腾腾”说出台过程说：“邓小平在对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说：‘1957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於扩大化。’‘杀气腾腾’这句话邓小平说过多次，来源出自《人民日报》刊登人民大学的右派分子葛佩琦言论。但是葛佩琦并没有这样说，他写信给报社，要求更正，当然没有更正。……除了葛佩琦之外，报纸上从未披露过还有哪一个右派分子说过要杀共产党人的话，可见并不能把‘杀气腾腾’的罪名落实到任何一个具体的右派分子头上。可是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共产党在给自己发动的这一场斗争作最后结论的时候，还要拿党的喉舌编造出的这四个字作为‘完全正确和必要’的根据！值得回顾的是，1993年葛佩琦病逝以后，新华社发的报导公布了他‘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蒙受了冤屈！邓小平在那次谈话中还说：‘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他当然只能这样主张。否则较起真儿来，落实当年‘杀气腾腾’的是谁，此人是不是当真说了这样的话，邓小平整个立论的根据就不存在了。”[9] 其实，1957年《人民日报》等大报刊出的“杀共产党”诬陷之词不是报社编辑部可以决定刊出的，须经毛泽东、邓小平过目才能刊出。毛泽东长期垄断《人民日报》，可以随意修改任何内容，而“大鸣大放”时的邓小平也有这样的权力。那诬陷之词出于谁手，只有毛泽东、邓小平这两位反右运动正副总指挥知道。应当说，“杀气腾腾”说法是毛、邓二人为了制造镇压借口合作炮制出来的。二十年后，邓小平为了维护反右运动正确坚持把当年党报的诬陷之言作为拒绝平反的依据。作为文革的受害者，邓小平主张否定文革，但作为反右运动的“副统帅”，他对自己设局陷害百万知识分子毫无忏悔。然而，他毕竟心虚，在坚称反右运动正确、必要的同时批准属下将他1957年部署“引蛇出洞”的指导性文献——《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及他主持发出的一系列反右运动指导文件从他的《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中删除，以掩盖罪责。可见，谢罪、道歉四字不仅在毛的字典中没有，在邓的字典中也没有。

右派代表人物罗隆基早就阐述了一个道理：独裁党不可能对自己追究责任。肃反运动后，毛泽东曾说要对肃反工作作一次全面检查。在“大鸣大放”中，罗针对中共大规模屠杀地主和国民党军政人员，逼死几十万工商业者的罪行提出了“成立平反委员会”的主张。他要求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由执政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三方面组成的委员会，接受“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受害者的冤屈申诉，并明确要求“平反”的机构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肃反”的原领导机构分开。[10] 罗隆基的要求很含蓄。如果明确说，那就是，镇反、肃反运动的滥杀者不可能真正复查，不可能追究自己。所谓人不能自己掐死自己，在一党专制之下不可能有真正的纠错和平反，追究罪责只能在开放党禁，多党制约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开明如胡耀邦所主持的平反也只能是走过场，触及中共权力地位时，声言“两个不管”（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定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胡耀邦也只能维护党的利益，将罪行称为“失误”、“错误”，在复查改正时仍用划右派的“六条标准”作为“改正”标准，对“大鸣大放”言论触及中共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者不予改正。这样的平反更证明了罗隆基当年主张之正确。

在对“右派分子”和“四类分子”实施漫长而残酷的迫害后，中共宣布的“摘帽”、“改正”没有多少意义。对于被杀害的“右派分子”和“四类分子”，对于已在劳改、折磨、饥饿中冤死的“右派分子”和“四类分子”，“摘帽” 没有意义；对于受害者家属和受株连者，“摘帽”也没有意义。因为，受害者没有讨回公道，没有道歉，没有赔偿，没有谢罪。中共宣布“摘帽”后不久，台湾国民党政府对“二二八事件”平反，国民党最高领导人向受害者和全体民众鞠躬道歉，请民间组织对受害人数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登记造册，设立基金高额赔偿，为受害者建立了纪念碑，建立纪念馆。对比之下，人们才知道什么叫平反。

在为右派“摘帽”大会上，胡耀邦向右派们三鞠躬表达歉意。应当说，胡的鞠躬之举颇为误导。国民党主席李登辉向“二二八”受害者家属鞠躬代表国民党，而胡的鞠躬让人误以为是代表中共。但实际上，中共坚持反右正确，并无歉意，胡耀邦只能代表他自己。不过，不管代表谁，他为自己赢得了尊敬。如今，每年都有无数人去共青城胡耀邦陵园纪念馆去凭吊这位中共最具认错精神和人情味的领导人，其中不少人是当年获“摘帽”者或他们的后人。

知青回城

文革十年间，一千多万知识青年被强迫“上山下乡”，去贫困农村与农民争工分、争口粮。这期间，知青离开农村回城的主要途径是当兵、招工、提干及获推荐上大学，没有权力关系者难以回城。文革后期，老干部们复出后第一件事就是安排在农村的子女、亲属回城。知青中的高干子女们随着父母官复原职回城后，没有家庭背景的知青更加绝望。许多女知青在争取回城过程中惨遭蹂躏。

文革结束后，复出的邓小平在讲话中承认：上山下乡不是个长期办法，国家花了大笔资金，却买了四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政府也不满意。胡耀邦则明确提出，应当废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中共中央清楚继续将知识青年赶往农村不是办法，但又无计安排知青在城市就业。1977年，中共十一大决定继续实施毛时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在两年内再送200多万知青上山下乡。这时，各地农村的千万知青已经开始了要求回城的请愿行动。

1978年10月，数百西双版纳知青向国务院寄出了《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信中反映知青生活困苦，要求返城。联名信寄出后不见回复，云南知青们于12月初再发出第二封万人联名信，并成立了要求回城的请愿指挥部。恰此时，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一位上海女知青因难产和农场卫生条件简陋母子双亡。愤怒的数千知青抬尸举行了抗议游行。12月8日，知青们在西双版纳首府景洪召开了“云南各农场知青联席会议”，发布了《罢工宣言》和《北上宣言》，决定派代表进京请愿。云南当局采取强硬措施堵截。12月28日，百余请愿知青在昆明火车站附近集体卧轨示威，阻断了铁路。与此同时，罢工知青再采取行动，将农场领导扣为人质，扬言如果卧轨的代表受到伤害将以牙还牙。中共中央得报后派出调查组到云南调查。调查中，知青跪呼“要回家”，更有知青当众割腕自杀。中央调查组被打动，如实向北京报告实际情况。北京电告云南，同意知青请愿团赴京反映情况。

1979年1月，新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接见了赴京的云南知青代表。他没有安抚知青代表，而是训斥知青“丢掉了军垦光荣传统，闹事对不起国家”，拒绝就知青的要求展开对话。知青代表们见当局没有对话诚意，决定返滇采取进一步行动。知青们的决定被迅速报给了邓小平。邓小平清楚，以流放知青的方式解决城市失业、住房等问题只可奏效一时，这一办法在运用二十多年后现在到了还账的时候了，十万云南知青或可压制，但全国千万知青都如此要求，不可能压制。他果断决定接受知青回城的要求，停止执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据此决定，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知青回城的“六条办法”，其中宣布知青不愿留在农村、建设兵团者都可以回城。随后，四川、上海、北京和云南有关部门在昆明召开了关于知青回城的工作会议。全国各地的千万知青奔走相告，慌乱收拾简单行李，告别边疆、农村，返回原籍城市。千万知青中，约八十万人因结婚等各种原因选择了留在“广阔天地”。

上山下乡运动结束了，千万知青对这段独特经历怀有复杂的心情。多数人认为上山下乡运动葬送了他们的青春和机遇，是他们的一段苦难经历，不堪回首。少数人，特别是走后门先离开农村的，有背景的知青们，对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一往情深，为那段经历自豪。回城后，多数知青因为青春荒废，在随后的改革开放中处于被淘汰的地位，而那些走后门离开农村的知青们什么都没耽误，占得了升学，就业的先机，多数成了随后改革开放的弄潮儿。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中共的一大暴政。在中共建国之前，从来没有多数知识青年没有出路的情况，因为没有哪个朝代消灭私营工商业，没有哪届政府不允许城乡人口自由流动，自由择业。广大知识青年没有就业机会是中国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然结果。中共煽动学生造反，造成停课，下令大学停止招生，将上千万十几岁的知青流放到边远农村，给他们及家人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和痛苦。邓小平说国家为上山下乡花了大笔资金不是事实。真相是，毛泽东时代中国政府的钱都用在了发动战争，对外援助，发展军工，教育经费少之又少。相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同期的发动越南战争的钱，补贴下乡知青的钱只是聊胜于无。就国家的财政开支而言，政府没有为上山下乡花大笔资金，相反是省下大笔教育经费去援助越南了。邓小平决定赶在云南知青再次大规模请愿前决定停止执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的一个重要考虑是，他正在布署对越开战，不想云南出现请愿，不想在这个时候请愿蔓延。相比他准备对越开战的经费，政府十年的上山下乡补贴开支也是微不足道。当时的青年没有问责与索赔意识。被赶到农村多年的青年其实有理由要求国家赔偿。在知青抗争和农民抵制之下中共被迫结束了这一流放运动，却没有道歉，没有赔偿。

农业学大寨运动不了了之

1975年底，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陈永贵向毛泽东提出建议，把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过渡到大队，在全国搞一场“造耕地的人民战争”。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决定开展“普及大寨县”的运动，按大寨模式推行“穷过渡”，刮“平调”风。不久，毛泽东去世，主政的华国锋继续奉行“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政策，于1976年底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要求推广大寨经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大搞阶级斗争和反对包产到户。1977年底，华国锋在北京再召开全国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提出：实现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大队过渡，继续推动“普及大寨县”的运动，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批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这时的中国农村空前破败，农民空前贫苦，绝大多数农民吃不饱饭。持续十多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大量平调生产队的劳力和钱粮，把农村社队的家底掏空，使富队变穷，穷队更穷。农业学大寨会议关于再刮“过渡风”的消息传出，对1958年的共产风之后的大饥荒记忆犹新的各地农民再次突击砍树，杀牲畜以避免再遭“共产”。

1979 年春，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在全国政协小组会上揭露了大寨造假，指出了大寨实行“一切砍光”政策，将林木覆盖的虎头山糟蹋成光山秃岭的恶果，力陈全国学大寨运动是极大的浪费，是把农民推入穷困、把农业引入歧途的错误。杨的发言成了五届政协会议的重大事件。中共农业部党组得知杨的发言后要求杨向大寨的政协委员当面检讨，承认错误。这时，“洋跃进”运动的灾难后果浮现。邓小平亲自拍板的宝钢等二十二个进口大型项目造成创纪录的财政赤字。为保邓小平的“洋跃进”大项目，中共中央要求一大批中小项目下马，使全国陷入萧条。在严重的经济危机中，邓小平迫切希望农业生产有所恢复以帮助应付经济危机，批准万里在安徽推行的包产到户政策。有邓小平的支持，万里宣布安徽不组织去大寨参观，不学大寨那一套。与此同时，胡耀邦主持在《光明日报》推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发起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矛头直指华国锋继续奉行毛泽东的灾难政策。胡比万里更进一步，明确提出，以“大搞阶级斗争”，“平调”农民财产为主要内容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必须停止”，并支持揭露出昔阳县“西水东调”工程的严重问题。

“西水东调”是陈永贵挥霍国家资财为昔阳县造水浇地的工程。这一工程占用了山西省水利经费的一成，向省内农民摊派徭役，无偿调用干部、工人、教师、解放军工程兵数百万人工搞了四、五年，要截入黄河的潇河水，经人工开凿的隧洞穿过太行山引入昔阳县，帮助昔阳县实现水浇地。这项花费国家上亿资金工程是“农业学大寨运动”劳民伤财兼造假的代表性工程。在胡耀邦的推动下，中共中央决定停建“西水东调”工程。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昔阳西水东调工程缓建》的报导和题为《再也不能干西水东调那样的蠢事了》的社论，揭露大寨经验中造假和劳民伤财说：“多少年来搞农业，一靠运动，二靠‘大干’。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这种蠢事不能再干了。至于‘大干’，近十几年来，‘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搞人造小平原’，‘大搞水利’，‘大搞围湖造田’，有搞得好的，但也确有很大一部分工程搞得很不好，甚至根本不该搞。昔阳县的‘西水东调’工程就是一例。……‘西水东调’所以能说干就干，一搞几年，‘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某些领导同志的封建家长式统治。’” 9月，胡耀邦在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再抨击学大寨运动，直指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修建人造平原是“劳民伤财”。为了应付经济危机，邓小平批准了胡耀邦、万里停止学业学大寨运动的动议，主导四中全会作出决定：停止推行向以人民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穷过渡”和“平调”风，停止在农村中推行大寨“大搞阶级斗争”、“堵资本主义道路”、“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经验，允许恢复农民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逐步停止“学大寨”和在全国“普及大寨县”的运动。

会后，中共剥夺了陈永贵主管农业的大权，各地“农业学大寨”运动制造冤案的盖子被逐步揭开，山西省开始释放“学大寨阶级斗争运动”中被关押判刑的老百姓。《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组成的调查组开赴山西采访，写出了一批揭露大寨真相的“内参”文章，其中包括《大寨走向了反面》、《一部充满谎言的大寨斗争史》、《七斗八斗给大寨造成严重恶果》、《一整套对抗党的政策的极左做法压抑了大寨群众的积极性》、《评昔阳和陈永贵提拔起来的昔阳干部》、《昔阳学大寨，大干社会主义的成败得失》、《昔阳学大寨，大批资本主义的真相》、《昔阳整五种人的经验完全是适应左倾路线需要的产物》、《造反起家，帮派掌权》、《任人唯亲——以对大寨感情态度划线》、《从帮派掌权到家族统治》等等。

胡耀邦推动结束“学大寨”运动非常坚决。但他和《人民日报》只能避重就轻，欲言又止。原因是，发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并非陈永贵，而是毛泽东，为了党的利益，大家必须维护毛泽东，不能明说“学大寨运动”的祸国殃民性质，对陈永贵也不能点名批评，只批“某些领导”，让国人猜。中共只在内部文章和内部文件中提到“农业学大寨”运动给农民带来连年徭役，残酷剥夺和人身迫害等情况，但叫停“农业学大寨”运动时遮遮掩掩，将停止“农业学大寨”运动、停建“西水东调”工程等决定对国人隐瞒，命《人民日报》报导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决定“逐步停止农业学大寨运动”，报导谎称缓建“西水东调”工程，不得点陈永贵的名。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11] 一面承认，大寨、昔阳制造“阶级斗争”，乱批乱斗，将众多的干部群众迫害致死、致残，一面又坚持“学大寨运动”正确，只承认“搞生搬硬套，强迫命令，瞎指挥，一哄而起，形式主义”。谁都知道，十六年的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剥夺农民财产无数，将农民变成了农奴，制造阶级斗争，害死农民无数，迫害农民手段令人发指，将农民拖入赤贫，岂止是“瞎指挥”，完全就是罪恶。革命党不会道歉，更不可能承认罪恶。为维护统治，中共必须维护毛泽东，也就必须维护陈永贵，就不能公开否定“农业学大寨”运动。

与1958年“大炼钢铁”一样，全国农业学寨运动使中国的自然环境遭到了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大破坏。毛泽东发动的这两个运动使全国林木一多半被砍掉，使全国湖泊减少近半，使国土大面积沙化，荒漠化，使广阔草原变成了沙漠，给中国乡土文化遗产和国土生态环境造成了无法估量、无可挽回的灾难。今日中国北方严重的沙尘暴是“农业学大寨”造成的环境灾难的证明。

随着学大寨运动的终结，陈永贵淡出了政坛，被先后免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委员职。1986年，陈永贵在北京逝世。按他的遗愿，大寨乡亲将老支书的骨灰撒在了他生前带领大寨人战天斗地的虎头山顶。学大寨运动中，陈永贵每次回大寨时前呼后拥，各级干部争相拜望、汇报，场面壮观。而他归葬大寨时，没有一个县级以上的干部到场。这不仅是政坛的世态炎凉，更因为永贵书记代表着“农业学大寨”运动。这一运动不堪回首，没有人愿意这一祸国殃民的运动重演。

人民公社制度终结

1977年6月，万里就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在到任后的巡视中，他被农村苦难情景震惊。在金寨，他见到一农户的老人和两个姑娘在严寒中蹲在灶旁取暖，只应答不起身，原来该农户穷得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两个大姑娘没有裤子，不能出门。[12] 视察归来，万里不顾当时中共中央继续奉行的全国农业学大寨”政策和人民公社制度，主持制定了给农民松绑的中共安徽省委《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安徽省委六条），主要内容是允许农民经营自留地和搞正当的家庭副业，自留地收获的粮食在完成上缴国家任务后可以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可以实行定任务、定质量、定工分的责任制。万里的作法得到了邓小平、胡耀邦的支持，《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分别刊登了《安徽省委六条》[13] 。

中共安徽省委的松绑政策鼓舞了农民求生的勇气。1978年秋收后，凤阳县小岗村的二十户农民举行了秘密会议，决定私下退回到自耕农时代。此举在人民公社制度下意味着身家性命危险。因为此前以这种方式求生的农民被以“反革命”、“坏分子”罪名受到“专政”。农民们决心铤而走险是因为，在人民公社制度下他们实在活不下去了。二十年前，中共发动了“大跃进”运动，逼着农民“放高产卫星”，然后按“卫星”产量搜刮粮食，将农民的口粮搜刮殆尽，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大饥荒，使小岗村家家饿死人。饥荒后，安徽当局推行了救灾的“包产到户”，令生产和生活有所改善。当时分给农民的少量责任田成了农民的“救命田”。但是毛泽东很快取缔了“包产到户”政策，下令收回责任田。随后近二十年间，农民在饿死边缘的挣扎。短暂包产到户经历让农民们认准了一个道理：人民公社大锅饭是饿死农民的制度。在没有活路的绝境中，二十户村民决心冒死争回自主经营权。他们对天发誓，立下盟约：第一，将生产队的土地、牲畜分到了各家各户，包产到户；第二，明组暗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对上级和队外任何人讲，谁讲谁就是与全村人为敌； 第三，今后如果队长因为同意包产到户坐牢，全队人包下他家的农活，将他的孩子养到十八岁。二十户农民在盟约上按下手印，连夜抓阄分了牲畜、农具和和土地。

1979年，私下包干的小岗村农户获得了丰收，粮食总产量达十三万斤，是上年的四倍，使这个合作化以来以讨饭闻名的村子首次上交了公粮。小岗人不用再讨饭的消息传到了公社和县里，公社领导怕上级追究，责令小岗队从“包干到户”退回到“包干到组”，同时将小岗村民私下包产到户的情况上报省里。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两个凡是”口号，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决定的鼓舞下，万里表态支持小岗村的“包产到户”。消息传出，凤阳全县效仿小岗，安徽全省效仿凤阳县，其它省效仿安徽，新一波“包产到户”迅速推广开来。基层干部对当年省委书记曾希圣因推行“包产到户”丢官记忆犹新，知道须回避“包产到户”之名，想出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名。正为“洋跃进”带来的经济危机头疼的邓小平敏锐地感到，农村“包产到户”，粮食增产是帮助走出经济危机的道路，表态支持万里在安徽推行的新政策。但是，高层们都清楚，禁止“包产到户”是毛泽东的政策，要维护毛泽东的形象，新政策不能再用“包产到户”之名。万里报上了基层创造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说法，邓小平感到满意，立即批准推广全国农村。

小岗村二十户农民的冒死抗争之举敲响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丧钟。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终结，“包产到户”（联产承包制）推广，人民公社制度名存实亡。1980年4月，四川广汉县向阳乡率先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消息传出，各地农民争相效仿，在中共中央的默认之下，人民公社制度被全国农民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为维护形象，中共中央在沉默两年后才在1982年的一号文件中以肯定“包干责任制”、“联产承包责任制”合法性的方式默认人民公社制度的终结。

自古以来，地是农民的，种什么是农民的事。农民自主耕种，自主收获，自主存粮备荒，朝廷只管收税，不会干涉农民自主耕种经营，没有管农民的部门，不存在管农业的所谓政策，更不存在什么“包产到户”政策。只是在共产革命后，农民被剥夺土地，被强迫加入人民公社，政府创造出了“自留地”概念，规定房前屋后种自留地也须取决于中共政策，规定不准农民搞家庭副业，把农民当成罪犯来管。中共在全国农村推行“大寨经验”，“割资本主义尾巴”，对农户“摸鸡笼子、斩鸡头、挖生姜、拔烟苗”害得农民活不下去。即使是好官万里主持制定的新政策也体现着暴政。例如，代表“给农民松绑”政策的《省委六条》中，“允许农民经营自留地和搞正当的家庭副业”仍是暴政。农民连在房前屋后种菜养鸡贴补生活的权利都没有，农民家庭副业须由政府认定何为“正当”，何为“不正当”，须由中共开会讨论“允许”或“不允许”，这本身就是古来闻所未闻的暴政。凤阳农民有六百年的讨饭史，但穷到没裤子穿却是毛泽东时代所独有。农民贫困，靠讨饭为生，依赖救济粮糊口并非因为农民懒惰，而是因为中共禁止农民自主经营，给农民套上了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枷锁。大饥荒后，曾希圣在安徽推行“责任田制”，当年丰收。1978年，小岗村民冒死包产，又是丰收。农民自主耕种不会有饥荒。然而在新中田，农民包干到户，自主经营须冒坐牢杀头的风险，须全体对天盟誓，全体按手印，托付家小，如同赴刑场一般，世上应找不到比这更罪恶的制度，更恐怖的时代。

大饥荒后的“包产到户”、“责任田制”，小岗村民冒死实行的“包干到户”、“包干责任制”，以及中共中央正式批准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实是一回事。同样事情搞出那么多名称完全是因为暴政压迫，是因为中共要绕开被毛泽东禁止的“包产到户”之名，要避免承认人民公社制度的罪恶。在中共推行合作社、人民公社制度近三十年间，农民自主耕种的权利被剥夺，变成赤贫的农奴。到人民公社终结时，全国有几百个“贫困县”依赖救济粮糊口，全国农民人均年收入仅十几元，农村生产大队的集体积累平均不到一万元。推行如此暴政的中共却将小岗村民冒死包产到户，万里支持，邓小平批准“联产承包责任制”之举宣传成了中共改革开放的好政策造福农民。邓小平、陈云是统购统销制度的主要制定者，也是农民三十年不得温饱的主要责任人。以他们为首的新一届领导层成员们都参与了推行人民公社，都参与了给农民套上枷锁。在二十年后解除枷锁时，他们完全没有谢罪意识，没有道歉意识，反而要求农民感谢共产党。此后三十年间，中共宣传部门将歌颂中共允许农民自主经营使农民致富，歌颂“党的富民政策”作为主要宣传题材，推出了无数文艺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人们只看到“党的富民政策让农民生活改善”的歌功颂德，而看不到中共通过合作化运动剥夺农民财产，通过人民公社化运动将自耕农变成农奴，发动大跃进运动造成数千万农民饿死，农民穷得没裤子穿等等苦难。

人民公社解体后，农民只收回了经营权，合作化时被剥夺的土地有去无回。中共经过这一合一废，完成了对全国私有地权的剥夺，获取了天文数字的经济利益，是为中国革命党的最大宗收益，也是中国革命中最大的一宗罪恶。1982年，中共修改宪法规定，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但这时，人民公社已不存在，集体已是不复存在的概念，宪法中土地集体制所有制的真实含义是政府所有制，官有制，即中共拥有。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间，“党和政府”的规模爆炸性扩张，供养财源主要来自剥夺农民的土地权益。全国农民私有土地所有权的变迁说明了共产革命的真实含义，那就是，革命党打革命旗号抢劫民众私产。

十一届三中全会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两次致信华国锋，表示效忠说：“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接信后，华国锋批准了邓小平复出。1977年7月，华在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主持会议通过了《关于追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其中决定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关于提前召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华的决定并非因为邓小平表态效忠，而是因为军队将领支持邓小平复出。

复出后，邓小平在所分管的科教育领域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发表了要求尊重知识分子、尊重教师、尊重人才，提高教育质量的讲话，推动制定了《1978至1985年全国教育事业规划纲要（草案）》、《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修改意见（讨论稿）》、《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修改意见（讨论稿）》；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提出了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口号，推动了制定了《1978年至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纲要（草案）》；下令取缔学校中的红卫兵组织；解禁一大批在文革前和文革中被禁的电影、戏剧、文艺作品。邓小平的改革举措给文革中长期瘫痪的教育、科学、文艺领域带来了复苏气象，也为自己赢得了声誉。

1978年，邓小平在军头们拥戴下掌握了最高权力。他清楚，华国锋的权力地位来自毛泽东，立即逐华下台会助长要求清算毛泽东的呼声。这不仅会危及中共的统治基础，也会牵连到自己，于是决定让华国锋作一段时间的名义主席以作过渡。这时，他发动的“洋跃进”运动将国家拖入了财政，外汇储备和物资供应的全面危机。他决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应对。按照惯例，在召开全会之要先召开小范围的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在全会上通过的一切事项，以免在全会上临时出现不同意见局面失控。邓小平定调：三中全会议题局限于经济政策的调整，不讨论文革和平反，“向前看，不向后看；不算过去的老账”。他留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会议，自己出访东南亚。

11月，华国锋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上，叶剑英在讲话中说：“中央工作会议体现党内民主，西单民主墙体现社会上的民主”，号召畅所欲言，突破文革禁区。响应叶的号召，胡耀邦、陈云、谭震林等人提出改变毛泽东的文革政策。胡耀邦等人的发言引起热烈响应，会议的主题转向批判汪东兴等几位坚持毛泽东政策的“凡是派”，要求为毛泽东钦定的冤案平反。对于涉及自己的批评，华国锋表现出了党内少有的宽容，鼓励批评意见说：“会议发扬民主，开得生动活泼，敞开思想讨论问题很好”。受华的宽容姿态鼓舞，会议突破禁区，就文革，天安门事件、西单民主墙的大字报等议题展开了讨论。华国锋当场决定为“六十一人案”、彭德怀案、陶铸案平反，审查文革干将康生和谢富治。

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出访归来。得知中央工作会议已经打破了他与华国锋约定的范围，邓小平意识到他事先命胡乔木起草的，鼓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阶级斗争为纲”的讲稿已不合时宜，命胡耀邦组织人另拟讲稿。胡立即起草了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否定文革和毛泽东政策，平反文革冤案的新讲稿。邓小平清楚，否定毛泽东和容忍民主墙运动的政治诉求会危及中共的统治，删掉了胡稿中否定文革，否定毛泽东政策，实行政治制度改革等关键内容，申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不涉及文革、毛泽东和政治制度，只讨论发展经济和应付经济危机的议题。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宣读了胡耀邦等人撰写的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得到全体与会者的热烈拥护，标志邓小平主政时代的开始。

12月，中共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延续工作会议的进程，继续展开对汪东兴等人的批判。邓小平在讲话中顺应工作会议的转变，用“四个现代化”口号代替“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文革口号。在众高层和军队拥邓小平掌权的形势下，华国锋被迫作检讨，承认“两个凡是”错误。全会决定，抛弃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之“纲”，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1976年的“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平反，成立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恢复市场经济。关于应对经济危机的调整举措，会议决定试行《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禁止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资金、产品和物资；允许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全国粮食征购指标继续稳定在1971—1975年（“一定5年”）的基础上不变，不许“征过头粮”，提高农产品统购价格，降低农业生产资料供应价格，但继续奉行毛泽东关于禁止“包产到户”的政策。

中共中央剥夺华国锋最高权力理由之一是华曾主张“两个凡是”。华上台后确实继承了 “两个凡是”方针，经汪东兴提议，政治局决议，在“两报一刊” 上刊文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4] 但是，“凡是”方针并非始于华国锋，而是中共从延安整风以来长期奉行的方针。中共七大讲话中，刘少奇、周恩来有“凡是”表述。邓小平在1947年晋冀鲁豫干部会上作同样表述说：“凡是自己思想与毛主席相抵触时，要无条件承认自己错了，因为历史证明毛泽东是绝对正确的，没有一点不对；凡是地主与农民发生纠纷，不用调查，要首先承认农民是对的，地主是错的，这是立场问题，要无条件提倡。”[15] 中共高层中崇拜毛泽东热潮在延安整风后持续了三十年。三十中，高层全体都是“凡是”派。在华国锋提“两个凡是”时，等待复出的邓小平曾多次表示拥护。华国锋倒是最先为“凡是论”作检讨者。而邓小平为首的众高层不承认自己的“凡是派”历史，认定只有华国锋是“凡是”派。

全会最重要的结果是邓小平从华国锋手中夺取了最高权力，陈云升任副主席。在此后近二十年的“邓小平时代”，十一届三中全会被宣传成了邓小平主持的以改革开放为主旨的大会。而实际情况是，从三中全会前的准备会到三中会会，会议自始至终由华国锋主持；邓小平、华国锋约定的全会主题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而非改革开放，只是由于叶剑英、陈云、胡耀邦等人推动，会议脱离了邓、华的主题，邓小平跟着转变。转变后的会议主题也非改革开放，而是只讨论经济改革，不讨论治改革，对于涉及反对毛泽东，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中共领导，对于民间结社、呼吁民主的冤案不予平反。这一会议基调之后成为邓小平主政时代的基本政策。

三中全会上，华国锋不断作检讨。会后，他在公开场合继续扮演“英明领袖”，在党内接受批判，被罗列了“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阻挠邓小平为首的老干部复出”、“推动洋跃进”等一大堆罪名。邓小平给华国锋定罪与毛泽东给刘少奇定罪一样，什么名目并不重要。说到改革开放，华国锋与邓小平一样有曾提出这样的口号。华国锋在三中全会前曾针对赴港澳经济考察组汇报时提出的把宝安（现深圳）和珠海建成对外加工基地的建议表示：“在宝安、珠海两个县搞出口基地，那里的工资问题、工厂摆法问题要研究……最好搞个文件，经过讨论，发下去执行。”这是中共高层最早的建立“经济特区”的表态。华还曾在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时提出吸引外资。多年后，一些中共高层在回忆录中说华国锋的宽容、民主作风、不揽权、不恋栈是邓小平成功夺取最高权力的重要原因。例如，于光远回忆三中全会说：“华国锋一直采取接受大家意见的态度。会议开得比较顺利，他这种态度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实际上，华国锋主持三中全会，宽容对待批评，主动作检讨，承担“两个凡是”责任，并不是因为他有民主作风或勇于认错，而只是因循党内的游戏规则，那就是失势者不能再申辩，必须作检讨。暴力革命党中不可能存在民主，举手表决从来都是走过场，真正的决定只能“枪杆子”说了算。要说讲道理，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八大路线”、“反冒进”、“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每一次都能讲赢毛泽东。但毛泽东军权在握，放言“一个指头就可以打倒彭真”、“一个指头就可以打倒刘少奇”。华国锋因没有真正掌握军权而处于软弱地位，只能接受元老们的当面批评、指责，也只能表现得宽容，表态欢迎批评，作民主姿态，作检讨。如果华国锋军权在握也不会宽容与民主，不会作检讨；如果他不下台，大概也会被宣传为“改革开放的设计师”。

平反刘少奇与“七三开”

1980年初，中共中央召开了为五中全会作准备的政治局会议。会议继续对汪东兴等“凡是派”展开批判。当会议讨论《关于刘少奇的复查报告》时，汪东兴表示反对说：“我不同意这么匆匆忙忙地就给刘少奇同志平反。……现在这个材料把一切都推到江青等人身上，事情未必都如此。当初我就在中央项目组，有些揭发的核实明明就是我们一些很好的领导同志批准的嘛。”邓小平道：“汪东兴几乎每一次开会都要出来唱唱反调，已经充当了我们中心工作转移和平反冤假错案的绊脚石了。对任何问题都要说三道四，好像你汪东兴什么事情都知道似的。正因为你当时就在项目组，所以你必须对当时一些问题要负一定的责任。”[16] 汪东兴所言“刘少奇案并非江青所定，推到江青头上不合适”是事实，他有一大堆道理。邓小平斥责汪唱反调，并未以道理驳汪。胡耀邦斥汪停留左的路线也不通。因为，所谓左的路线就是毛泽东的路线。会议的基调是维护毛泽东，斥汪等人犯了左的错误不通。不过，暴力革命党内从来是掌握军权者作决定，会议不是讲道理的场所。在权力斗争格局明朗的形势下，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等毛泽东晚年宠臣除了请辞别无选择。

1980年2月，中共召开了十一届五中全会。中共的全会的各项决定从来都是在会前的准备会上已经作出，准备会的决定在会前由最高领袖作出，全会只是举手通过领袖决定的过场，如果有人即席提出准备会没有议的事项，或发表不同意见，那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搞突然袭击”。中共的十一届三中会会出了意外，会议临时突破了邓、华私下约定的讨论范围，但这次全会没有出意外，全体代表举手通过了准备会议前邓小平作出的各项决定：接受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等人的辞呈；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政治局常委；华国锋交权，辞去国务院总理兼职，由赵紫阳接任；恢复文革开始时被取消中共中央书记处；胡耀邦任总书记；为刘少奇平反，撤销周恩来主持的对刘少奇的审查报告、撤销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作出的“将叛徒、内、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决议；通过《中共党章（草案）》和党内《准则》；审判林彪集团成员和四人帮；取消“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以及提前召开中共十二大。

在决议“永远开除出党”，然后再决议撤销开除决议这一点上，国、共两党没有区别。当年国民党就反复出现“永远开除出党”，然后恢复党籍大家握手言欢的事。国民党内的权力斗争通常到败者通电出洋或下野即止。而毛泽东整刘少奇、彭德怀则留一点余地，连刘提出回乡务农的要求都不答应。在刘少奇挨斗后，毛召保健医生李志绥乘专机飞到杭州报告斗刘情况。[17] 毛对刘少奇的情况了如指掌，在对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谈话中曾提到刘患有肾炎、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等四种病。在刘家周围筑起高墙，将刘单独监禁，切断电话，停止医药，对刘夫妇揪斗，将王光美关进监狱，将刘少奇转移开封等等一切迫害步骤均是毛泽东在操控。不仅残酷迫害，还要观看刘、彭等受迫害过程的纪录电影以解恨。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共同签署报送的《关于刘少奇历史三次叛变的罪行材料》上，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全体成员的同意批注。

在决议平反刘少奇时，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隐瞒了毛泽东以阴谋手段整肃刘少奇，将刘残酷折磨致死的真相。邓小平否决了胡耀邦组织《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等人写出的《还历史本来面目──论为刘少奇平反的重要意义》的社论稿，代之以胡乔木组织人写出的《恢复毛泽东思想本来面目》的社论稿，[18] 完全回避毛泽东的罪责，将迫害刘少奇说成是“四人帮”所为。对于这后一篇社论稿，胡绩伟等人质疑：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不就是《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所宣告的要打倒刘少奇吗？胡绩伟的质疑在理。埃德加•斯诺应毛之请登天安门城楼时曾问毛泽东：“你什么时候明确地感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回答说：“那就早了，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的第一条就是‘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 两篇社论稿的背后胡耀邦与邓小平的分歧。邓小平何尝不知道以“恢复毛泽东思想本来面目”为题的平反社论之不通。他清楚要维护中共的统治就必须维护毛泽东的形象。在筹备刘少奇追悼会时，出狱不久的王光美拒绝悼词中“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刘少奇”提法，坚持不删去这一提法就不参加追悼会。最终，王与党妥协，党同意删去“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好学生刘少奇”提法，王作为党员服从组织决定，同意将《人民日报》平反文章中关于刘少奇在隔离囚禁中被绑在床上半年直到死亡等悲惨细节删去，以维护党的形象。

5月，中共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刘少奇举行了万人追悼大会，邓小平致悼词，全国下半旗致哀。会后，中共为刘少奇举行了国葬，由海军军舰护送，由家人将其骨灰洒入大海，将刘少奇所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重新出版发行，在刘的家乡为刘建了铜像。王光美与邓小平一样清楚维护毛泽东形象对中共的积极性，决定为了党的利益不再计较毛的迫害。1990年代后，她带子女参加毛泽东的纪念活动，与毛家后人“一笑泯恩仇”，并对新凤霞说：“凤霞，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新鄙视地评论：“她男人都被毛整死了，她还说这样的话，你说坏不坏？”[19]

十一届五中全会后，邓小平命胡乔木为六中全会起草决议案，并为决议案定下了评价毛泽东“七三开”的调子，要求维护毛泽东形象，维护反右运动的正确性。1980年10月，胡将理论班子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报了政治局。中共中央将这一决议草案发给四千高级干部讨论以“统一思想”。在为期一个月的高层讨论（四千人大讨论）中，多数高层成员认为草案是在为毛泽东的形象涂脂抹粉。铁道部副部长李颉伯说：“这场浩劫实际上在1956年11月的中央会议上就种下了根。这次会上，周总理讲话，肯定近年工作冒了；陈云、富春、先念都讲了类似的话。在这之前少奇还组织人写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会上毛主席没有吭声……1958年1月，他召开了南宁会议，在会上就发作了，说你们1956年反冒进，就是反对我。你周恩来同志说了什么，陈云、富春、先念同志说了什么，少奇写了社论，你们把自己抛到了右派的边缘。谁晓得我身边有没有睡着赫鲁晓夫？将来有一天他作秘密报告。1959年上海会议，毛主席又批评刘、周、朱、彭（德怀），说我是主席，是统帅；副统帅就是总书记——实际上包含了要把刘少奇同志作为接班人撤下来的意思。1959年的反右倾以后的历次党内斗争，就都是通向文革了。”团中央书记胡克实说：“文革前我亲耳听到毛泽东说要‘钓鱼’（阳谋）和要搞‘剥笋政策’（在党内一层层剥掉异己分子）。当时我听了很吃惊。无产阶级领袖怎么用这种语言呢！……毛主席出尔反尔的事情很多。如1953年团中央起草团章，上面有‘用毛泽东思想教育青年’一语，毛亲笔勾掉，还嘱咐我们不要再这样写；可是在文革中却把这事说成是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我们挨斗，过不了关，他却不出来吭声。又如1959年庐山会议，本来要批左，却变成批右。1962年七千人大会，他大讲民主；没几个月，在十中全会上大批翻案风。三年困难时期，中央决定下马，主席并未反对；但情况刚好转，他又大批下马风。文革派工作组是主席批准的，后来却说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路线。1972年刚批林，又批右倾回潮。他批别人对他搞突然袭击，他自己就搞。刚批了几天四人帮，转过来马上批邓。……他这一张一弛，把全党搞得不知所措了。”王光美发言说：“高饶事件中，事前毛主席约少奇谈话，要求反周（周恩来）。少奇不同意，说反周对党不利，周有很大功绩，在国内外有很大威望，绝不能反；并自己承担责任。后来高岗就反周、刘，毛默许。有的同志还以为毛主席支持高岗，他们才跟高岗。四清时我写的桃园经验，主席看过，很欣赏，还推荐给江青和身边工作人员看。他在少奇当选国家主席那天，召开中央扩大会议，批少奇把四清搞左了，几天后他提出更左的口号。”[20]

根据“大讨论”中要求追究毛泽东责任的意见，陆定一，胡耀邦主张要像苏共揭露斯大林那样公开批毛。邓小平否决了批毛动议，要求高层们“顾全中共大局”。他说：历史决议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21] 邓小平坚持维护毛泽东有多重考虑。第一，他深知否定毛泽东必然危及中共的统治；第二，与华国锋一样，他的权力地位也来自毛泽东的提拔。因毛的提拔，军事外行的他得以国共战争中成为统帅二野、三野，锋头超过林彪的总前委书记，因为毛泽东担心周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权力太大，他获任政务院副总理，因毛对刘少奇照顾民生的八大路线不满，他被毛安排以总书记的身份总揽全局，牵制刘少奇和周恩来；第三，反右运动中，毛泽东以抬他为副统帅的方式否定刘少奇接班人的地位；第四，邓与毛共同领导了反右运动，维护毛泽东就是维护自己。出于上述原因，邓决定对毛泽东作“七三开”的评价，即七分功绩，三分错误。他知道这样的评价能为华国锋代表的中共党内毛派势力所接受，有利于华顺利下台。众多中共高层成员，包括《决议》起草小组组长胡乔木，不同意对毛泽东“七三开”评价，认为回避了毛泽东造成灾难的严重性。邓小平坚持“七三开”，要求“对错误宜粗不宜细”，禁止提及具体错误。他一连十几次发指示，召见起草小组，最后摊牌说：“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决议》宁可不做。”与邓激烈争论后，胡乔木被迫交权养病，邓小平任命邓力群接任起草小组组长，起草了掩盖了毛泽东罪恶的“七三开”全会《决议》草案，将文革罪责推给了“林彪、江青两反革命集团”。1981年6月，中共召开了十一届六中全会，邓小平主导全会“七三开”评价毛泽东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说：“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革是给国家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中共掩盖罪恶，拒绝谢罪、拒绝道歉是对世界进步潮流的反动。1970年12月8日，在波兰犹太人街区发生历史性的一幕：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向犹太殉难者纪念碑献花圈后突然跪了下来，广场上一片寂静。他后来解释说，下跪之举不仅是对波兰人，更是对本国人民的，因为太多的人需要排除压在心中罪恶感，承认我们过去的罪责不仅有助于洗刷我们的良心，而且有助于德国人与犹太人、波兰人生活在一起。勃兰特以下跪树立了国家领导人承担国家责任和进行政治道歉的榜样，并因而获得当年诺贝尔和平奖。他之后，西德历届总理都传承了他的良好开端，对政府过去的罪责真诚谢罪，成立赎罪委员会以向德国侵略受害者赎罪。德国最高领导人为推进德国反思更是不遗余力。1995年，统一后的德国总理科尔在二战死难者纪念碑前再次下跪。德国人在每年5月8日二战纪念日都会举行集会游行，为当年国家的罪行忏悔。在2013年大屠杀纪念日，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德国对纳粹罪行负有永恒责任。每个德国人都必须反思自己在过去的作为和不作为。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德国正视历史的做法是对的，可以让后代不重蹈覆辙。” 忏悔之外，德国对在二战中受害国家和受害者采取了巨额赔偿行动。“到2002年，德国赔偿金额达到1040亿美元，它每年还继续向10万受害者赔偿6.24亿美元的养老金”。德国表示，多年来共调査了49名奥斯维辛集中营前守卫，其中30人应该被起诉。有人质疑纳米罪犯的追捕是否还有意义，因为那些被起诉者都己走到生命尽头。追捕负责人回应，年龄并不能成为他们逃脱罪责的挡箭牌。德国反省、谢罪、寻求和解的态度为其它国家和政党效仿。台湾国民党政府为“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死难者建成了纪念碑。

与上述进步相反，中共口口声声拨乱反正，但坚决拒绝谢罪，拒绝道歉，创造出“摘帽”、“改正”等说法以逃避罪责，拒绝真正的平反。十一届六中全会后的二十多年中，中共收到了上百万来自全国各地团体、党外人士要求重新评价毛泽东的函件，上千件要求改建、撤销毛泽东纪念堂的提案，也收到了万里、宋平、李德生、彭冲、谷牧等中共第二代元老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重新评价毛泽东的信息，对这些呼吁和要求一概拒绝。

大审判

中共十一大宣布，“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叛徒江青、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的党籍，撤销‘四人帮’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列举“四人帮”的罪状为：分裂党、篡党夺权、架空毛主席、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打击和诬陷邓小平、迫害毛主席、阴谋推翻党中央等等。决议中的“分裂党”、“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丧心病狂”等罪名是典型的随意罪名。应当说，“四人帮”说法是新一届中共中央为掩盖毛泽东文革罪责的一大创造。其实，整个文革期间，江青等四人没有独立于毛泽东的主张和行动，四人均听命于毛，不存在“四人结帮架空毛泽东”的情况，更不存在“迫害毛主席”、“阴谋推翻党中央”的情况。所谓“四人帮罪责”其实只有一项，就是忠实地执行了毛泽东的文革各项政策、指示。

十一届五中全会后，中共成立了公审林彪、江青集团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1980年11月，特别法庭开庭审判，列举了林彪、江青两集团“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等48条“反革命集团罪”。判决书指控：四人帮积极参与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林彪搞政变夺权、黄永胜向叶群密报毛主席南巡讲话的内容、吴法宪把空军的一切指挥权、调动权交给了林立果、李作鹏没有采取任何阻止林彪飞机起飞的措施、邱会作参与政变和刺杀阴谋等等。特别法庭依据一份手写文件指控林彪集团制定了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林彪指示刺杀正在南巡的毛泽东等等。特别法庭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支持上述指控。法庭出示了林彪写给林立果和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手令，但没有提出手令字条是林彪所写的证据。由于在不同文件中存在这一手令的横写和竖写两个版本，手令的真伪成疑。[22] 姚文元在出狱后，后写道：“九一三林彪事件，在中央公布的资料中，掺了很多假，有的是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因为当时有过决议：一切要从维护毛主席形象、绝对权威，维护毛泽东思想、维护文化大革命、维护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几大原则出发。”[23] 邱会作之子多年后指出：九一三后，林彪、叶群，黄、吴、李、邱身边工作人员被拘留审查的数百人都参加了对林彪集团的揭发，却没有一个人揭发出政变的事。中央专案组派出了一支庞大的队伍对林彪的家，对黄、吴、李、邱等人的办公室和家反复清查，也没有查出政变的证据。[24] 大概是由于上述指控多不能构成罪行及缺乏证据支持，故起诉书把林彪、江青两集团扯在一起。

在特别法庭上，江青高喊口号，不承认法庭，质问说：“我所干的这一切，邓小平、华国锋，包括你们现在在台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曾经异口同声地拥护过，参加过，你们又怎样解释你们当年的行为呢？”张春桥从头至尾一言不发，不答提问，拒绝签字，实际行使了西方司法中才有的沉默权。姚文元承认犯了错误，但不承认犯罪。王洪文有问必答，承认所有指控。人们不知道，专案组对王用了酷刑。与王洪文一起关押在秦城监狱的邱会作在回忆录中披露，他初见王洪文就发现王的身体极差，当问及原因时，“王洪文说，他被关押第一天起就戴着重刑具，它会自动地紧固，要是挣扎，它就会逐渐加紧，像念紧箍咒一样。为了减少痛苦，王洪文什么都承认，于是有了法庭上的让说什么就说什么。经过两个月的审理，特别法庭判处四人帮和林彪集团成员犯有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非法拘禁罪、诬告陷害罪、刑讯逼供罪、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宣布判处江青、张春桥死缓，姚文元２０年，王洪文无期，陈伯达１８年，林彪集团成员１８至16年有期徒刑。

法庭认定的十六名“反革命集团主犯”中有十三名是中共政治局委员（包括五名常委和三名副主席），实际是审判了文革中共中央。自己审自己算不上是法律意义上的审判，只能说是中共公审大会宣判办法的延续，与镇反、土改、一打三反等运动中的喊口号判决无本质区别。特别法庭所起诉的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反革命宣传煽动、诬告陷害等罪名均是无从界定的随意罪名。新颁布的刑法中有如此之多的无从界定的随意罪名说明，它还不能算是真正的法律。

与“四人帮”一样，林彪集团也是新一届中共中央创造出来的说法。吴法宪后来在回忆录中指出：“文化大革命中，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相当一部份领导干部受迫害的问题上，毛泽东及周恩来应当负主要和直接的责任。毛泽东是决策者，而周恩来是主要执行者。其他的人，不要说我们几个人（指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就是包括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在内，对此都不是说了算的。” 关于文化大革命，新一届中共领导层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25] 对此，江青秘书阎长贵指出：“文革的‘伟大战略措施’都是毛作出的，无一是林、江作出的。林、江在文革中所做的坏事，都是在毛的‘伟大战略部署’下作的。……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是毛泽东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把火，这件事实际上是毛背着中央，利用江青到上海通过张春桥组织姚文元做的。这把火点得有些失利，受到他没想到的抵制；毛泽东又出新招，利用江青懂点文艺的本领，叫她去找林彪，所谓‘请尊神’，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发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很重要的一步棋，也是把江青送上政坛的关键一步棋，这样使江青在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就是使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好地为他所利用。毛泽东对江青最大的利用是让江青任中央文革小组长。……当年林彪本来是请假不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当时林彪不在北京，在大连休养，毛泽东一定要请林彪到会，让人一次又一次地打电话，因为毛泽东要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法定程序换接班人，他需要林彪的一票，来换下刘少奇。”[26] 如吴、阎所言，文革中，“两集团”成员都是毛泽东的工具。林彪的生活秘书李文普和保健医生蒋大夫分别证实林彪有精神异，林彪的服务员王淑媛、张云生分别证实林彪有自杀倾向。命都不想要的人不会有权力野心。被毛泽东三番五次请出来后，林彪唯毛泽东之命是从，没有独立主张。林唯一的独立主张是九大后主张结束文革。“四人帮”之四人则完全没有独立于毛泽东的主张。事实上，审判中所指控的罪行都是毛泽东指挥所为。可以说，新一届中共中央创造出了林彪和“四人帮”说法，让两集团替毛泽东、周恩来，同时也替他们自己，承担发动文革的罪责。特别法庭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庭。它不是独立的，只是宣布中共领袖决定的机关，“定什么性，诉什么罪，判什么刑，谁该重判，谁过去有功可以轻点都是他们（邓小平、彭真）说了算”。[27] 特别法庭在正式开庭前经过多次预审和彩排，证人经过培训等。中共中央为辩护小组定下了“不能动定性，事实不能变”的“基本原则”，决定要“一审终了”。[28] 在这样的审判中，证据无关紧要。

大审判中，最应公开的是毛泽东文件柜中的党国核心机密文件。那里面有很多高层写给毛泽东打的小报告，检举信，检讨书。毛泽东用这种办法驯服高层，高层们谁也不想曝光这些材料。众高层一致决定，销毁那些整人的专案材料以及毛、周的一些重要文件，为维护毛泽东、周恩来的形象，也为维护大家的形象。中组部副部长李锐多年后披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审判结束后，两案专案组机构随之撤销，而原本由两案专案组搜集并保存的大量资料也就转到我们中组部保管。在这批资料中，有许多见不得人的东西，既有涉及周恩来的许多见不得人的东西，如上述他给刘少奇做结论的原稿；也有涉及其他领导人的许多见不得人的东西，如他们背地里相互打小报告、相互揭老底的原稿。大约在1983年至1984年间，中组部奉命销毁一大批档案材料。在销毁之前，中组部部长陈野萍让我看了一个原属于刘少奇专案组的绝密件。这个绝密件中有两份原稿，都写的是给刘少奇定罪的结论，一份是由江青主持草拟的，一份是由周恩来主持草拟的。由周恩来主持草拟的那份结论计有四条，是周恩来亲笔写下的，我认识他的字。人们不知道的是，周恩来给刘少奇定的罪名比江青给刘少奇定的罪名更重。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决议，基本上就是按周恩来所亲笔拟出的那个结论来定调子的。可惜啊，这两份原稿都给烧了，没有啦！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那么长的时间，做了那么多的坏事，没有留下许多属于自己的墨迹，却留下别人的墨迹，比如上述那个属于周恩来的墨迹。”经邓颖超多次催促胡耀邦，中共中央决定烧掉一大批中央专案组的档案材料。[29] 按说，审理政治局委员们的特别法庭应该有权，也有必要接触中央专案组的专案材料和毛泽东、周恩来文件柜中的核心机密文件。但他们没有接触到这些党国机密。那些材料的去向或许已是永远的谜。革命党必然有很多东西需要隐瞒，不可能对秘密档案到期解密。

审判“四人帮”后，新一届中共中央继续清算文革派，于1982年底发出了《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下令清算“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将躲过了“清查五一六”运动、“揭批查”运动的文革运动骨干和造反派领袖逮捕判刑。其中，已被长期关押的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被判18年，前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被判17年，北京的“四大红卫兵领袖（谭厚兰因癌症免于起诉）分别被判15至17年重刑，前清华大学革委会主任迟群被判18年。邓小平决定，对“四人帮”余党的清算不得涉及毛泽东。据此，文革中与迟群一起被毛泽东点为钦差的谢静宜获免予追究，迟、谢二人命运两重天。审判北京红卫兵领袖的同时，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造反组织重要头头记录在案工作的意见》，要求追究各地高校红卫兵领袖。1984年7月，中共中央再发出和《中共中央关于清理三种人若干问题的补充通知》，继续追究红卫兵和造反派领袖在文革中的罪责。

“清查三种人”运动与“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一样，是中共“翻烙饼”式整肃运动的延续。所谓三种人就是响应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起来造反，抄家，“破四旧”，迫害当权派，推翻各级中共党委的政府机关的红卫兵和造反派领袖。他们犯下了滔天罪行不假，但他们追随的并非“四人帮”、“林彪集团”，而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从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到1983年的“清查三种人”运动，中共整肃、迫害了数百万响应他们号召造反的红卫兵和造反派。

华国锋下台

从1978年中被邓小平夺去最高权力开始，华国锋陷入在公开场合扮演领袖，在高层内部不断作检讨，接受批斗，孤立无援，辩解无门的难堪境地。中共将华国锋的傀儡实情对国人和外界隐-610;了两年多。两年间，中共政治局向高层成员打招呼说华国锋犯了错误，要求高级干部们“为了保证全党全国全军的安定团结，中央要求所有上述同志严格保密，绝对不得外泄。”邓小平让华国锋装扮最高领袖欺骗党众和外界是为了减少华国锋支持者对自己夺权的反弹。

1980年底，邓小平认为时机成熟，决定正式罢免最高领袖华国锋，连续召开九次政治局会议部署去华行动。会上，陈云发言提出“华国锋同志当主席不适当”，“国锋同志要有自知之明”；胡耀邦发言说：国锋同志继续当党的主席、军委主席，看来党内多数同志是不会赞成的。因此，国锋同志自己提出要辞去这两个职务，我觉得好。这对党、对华国锋同志自己都有好处；叶剑英的发言说：“我确实把华国锋同志当做‘后主’看待，尽管我自己精力不足，水平不高，还是想尽力扶助他。我对他还讲过一些过誉的话。……华国锋同志犯错误，我也是有责任的。如果国锋同志不愿意承担责任，那就由我承担好了。”在众元老联手的形势下，华国锋表示接受发落。系列政治局会议最后作出决议：华国锋辞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由胡耀邦接任中央委员会主席，由邓小平接任中央军委主席，但对外暂不宣布，等中共召开六中全会后再正式宣布胡、邓的接任实情，在此期间华国锋仍须以最高领袖名义接见外宾。华国锋受够了长期装扮领袖的难堪，在1981年元旦拒绝再按照元老们的要求“率领”众高层出席茶话会。

邓小平在其主导制定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列举华国锋的错误为：“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1978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 既然权力斗争的结果已明朗，华国锋以什么罪名下台不再重要。十一届六中会会上，华国锋举手同意了全会的罢免决议，并对文革后四年的主政作了检讨。全会公报宣布：全会通过无记名投票，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选举的结果是：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赵紫阳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华国锋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组成，他们是：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习仲勋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上述改选和增选早已为在预先的政治局会议决定好，六中全会的无记名投票只是走个过场。

六中全会后，华国锋平静地离开中共领导层。中共中央按照维护毛泽东的方针，保留华国锋的中共中央委员职，让他继续享受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待遇。中共官方对华评价说：在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后来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犯有四个方面的错误：第一，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真理标准讨论；第二，拖延和阻挠邓小平等老干部复出和平反冤假错案；第三，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制造和接受对自己的个人崇拜；第四，在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须对“洋跃进”负责。邓小来给华国锋定的四项罪名只是权力斗争手段，无公正可谈。事实上，华国锋不仅没有阻挠邓小平复出，更在“粉碎四人帮”的当月“在政治局会议上明确宣布要让邓小平堂堂正正地出来工作，在会后派李先念、陈锡联和吴德到玉泉山去看望邓，请邓出山。随后，华率叶剑英、李先念和汪东兴一起到玉泉山，向邓介绍了“粉碎四人帮”的经过，再按中共惯例亲自批准了邓小平的手术方案。1976年底，华国锋批准恢复邓小平享受最高层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特权。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宣布邓小平复出工作。在些之后，华国锋没有再提“两个凡是”。请邓复出之外，华国锋还亲自登门请胡耀邦出山，请张爱萍复出主持领导原子能机构，请万里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1978年，当胡耀邦领导的中组部在平反问题上与汪东兴负责的中央专案组发生了冲突时，华国锋支持了胡耀邦，使胡的平反冤假错案举措得以继续。被平反者及家属对胡耀邦感恩戴德，他们不知道，没有华国锋的支持，胡是不可能大规模平反的。”[30]

1989年，邓小平推出了“三代领导集体”的说法，称有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他自己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共领导集体，称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除“两个凡是”外没有独立的东西，不能算一代领导集体。对此说法，《人民日报》负责人胡绩伟指出：“华国锋任胡耀邦为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组织部长，批准解放了一大批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重新启用和任命他们担任重要职务，任命赵紫阳、万里、杨尚昆、习仲勋、任仲夷、项南、周惠等担任省、自治区负责人，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局面。1979年冬，华国锋批准了广东省委提出的在广东实行开放政策，建立特区的建议，批准建立了广东蛇口工业加工区和深圳特区。华国锋是中共领导人中最宽容，最不恋栈，不揽权，最尊重宪法、党章的规定程序者，是少有的能激流退者。过去的三十年，几乎把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的历史功绩全部遗忘了，把全部颂词献给了邓小平及其接班人。中共宣传部门只强调邓核心、邓理论、第二代，把整个改革开放进程的功劳都说成是邓小平设计和领导的，这种违背事实真相的造新神运动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很不公正的概括和总结。”[31]

下台后，华国锋深居简出，唯每年毛泽东的诞辰日和忌日必携家眷和随从去毛泽东纪念堂祭拜。中央警卫部队战士回忆，华国锋在贵为“英明领袖”时仍保持着平民本色，经常自己洗衣服，亲自带领战士们大扫除，对下级从不乱发脾气，乐于帮他们解决生活、学习上的困难。2001年9月，华国锋率领他的办公室主任、警卫员、机要秘书、专职司机等人组成的党支部提出集体退党，以表达共产党腐败的不满。[32] 11月6日，日本记者在记者招待会上提问：“华国锋是否要求退党？”中共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朱邦答：“这个问题不是我回答的范围，以后不要在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问这种问题。”

第 55 章 洋跃进

另一轮“大跃进”

1975年，邓小平在复出主持国务院，提出了以资源换设备构想，要求计委拿出一个十年规划方案。他阐述构想说：不进口怎么行？要进口，就要多出口点东西。这里有一个出口政策问题。出口什么？要大力开采石油，尽可能出口一些。煤炭也要考虑出口，还可以考虑同外国签订长期合同，引进他们的技术装备开采煤矿，用煤炭偿付。[1] 按他的要求，国家计委提出了以资源换外汇，大规模引进西方国家先进设备的《1976至1985十年规划纲要》草案。这一草案出被称为“洋跃进”计划。邓小平的“洋跃进”计划与毛泽东的“大跃进”主导思想一致，特点都是好大喜功，自以为可以随意决定经济发展速度。毛泽东的“大跃进”要求钢铁产量当年翻番，邓小平的“洋跃进”要求石油、煤炭产量和出口量迅速翻番。

由于毛泽东在当年发动“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的“洋跃进”计划没能成为正式纲要。但是，中共中央在邓小平去职后继续执行了这一计划，要求石油、煤炭行业产量迅速翻番。各油田在命令之下采取杀鸡取卵方法开采。石油生产的常识要求通过控制生产压差达到稳产高产，自喷油井油嘴的大小由地质参数决定，随意放大油嘴，产量可以暂时提高，但会使油田迅速衰竭。[2] 江青抨击掠夺性开采说：“邓小平把咱们的原油连煤炭，棉布统统压价出售。燃料我们自己也缺呀。我们最近还发现了高产的油田啊，都拿走了，都拿给外国人去了。他进口了好多外国设备，不晓得为什么都挤到今年上马。有的设备根本没有处理三废，现在毒害人啊。”[3]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复职，重提十年规划。1977年，邓小平在掌握中共最高权力后主导政治局批准了计委提出的八年引进65亿美元设备和项目的计划。1957年，毛泽东从莫斯科归来雄心万丈，带头跃进，要求将刚刚制定的激进纲要推倒重来。二十年后，这一幕再现，邓小平雄心万丈，要求将刚刚推出的65亿美元引进计划推倒重来，指示几位主管经济的副总理“胆子大一点，步子大一点，搞几百个项目”，要求将两年前制定的《十年规划》各项指标大幅调高。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国家计委放出了新一轮的“高产卫星”，声言在1985年以前，全国钢产量从3000多万吨翻番到6000吨，石油产量从1亿吨增至2.5亿吨，建成120个大型项目，其中包括10大钢铁基地、9大有色金属基地、8大煤炭基地、10大油汽田、30个大电站、6条铁路新干线、5个港口。二十年前，毛泽东要求各项产量指标迅速翻番，以搜刮农民粮食出口换外汇换取快速军事工业化。此时，邓小平再搞“大跃进”，如江青批判那样，卖资源买设备，要求 “一个大庆变成十个大庆”，以滚滚石油换得滚滚外汇，“购买一个现代化”。按照邓小平的要求，国家计委推出的八年基本建设投资相当于过去二十八年总和。毛泽东的“大跃进”要求一切求快，“只争朝夕”，背后是真正用意是与苏共争雄；邓小平“洋跃进”也是一切求快，背后的用意也是与苏共叫板，执行毛泽东的政策，扶植红色高棉，“教训”越共。

1977年12月，邓小平主导中共中央批准了《1976-1985年国民经济发展十年规划纲要》草案，将草案交人大通过。1978年2月，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通过了邓的纲要，“洋跃进”正式启动。与毛泽东在“大跃进”中对人大刚刚批准的指标又不满，要求不断加码一样，邓小平也在人大批准后立即对十年纲要不满，指示国家计委、建委和经委的负责人研究扩大引进规模，推动追加引进项目。在邓的压力之下，计委只好跃进，将引进设备总额从65亿美元增至了180亿美元。计委没想到，邓对跃进速度仍不满意。4月，邓小平在听取国家计委等五部委关于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的汇报时表示不满说：“扩大进出口贸易问题，我已经说了多次，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做得快一些好一些。政策上大胆一点，抢时间进口设备，是划得来的，得到的比付出的利息要多，问题是善于去做。目前的时机是有利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思想解放了，可以拿资本主义国家行之有效的办法为我们所用。要想一想，现在思想解放得够不够，到底还有什么障碍，看看上层建筑、生产技术方面存在什么问题。有些事情不能总在北京转圈子，一拖就一两年，要尽快研究解决。”[4]

1978年5月，中共中央派出考察团兵分几路，副总理谷牧率团赴西欧五国考察、上海市委书记林乎加率团的赴日谈钢铁项目、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率团赴港澳考察。考察官员们对世界经济、科学技术在中国文革十年间高速发展，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增长速度更高达年均7%——10%的情况多少有耳闻，但出国后还是被国外的飞速进步震撼。他们了解到，西德年产5000万吨的露天煤矿只用2000工人，而中国同样的生产能力用16万工人；瑞士伯尔尼公司一个低水头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2.5万千瓦，职工只有12人，同样容量的电站在国内要数百工人；法国马赛索尔梅尔钢厂年产350万吨钢只需7000工人，而中国产钢230万吨的武钢用7万工人；法国戴高乐机场每小时起落飞机60架，北京首都机场每小时起落不到两架次；日本普通家庭住宅四五十平方米，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普及，平均两户有一辆汽车，东京大型商店商品多达50万种，而北京的王府井百货大楼的商品仅有2万种。代表团成员们感叹，中国宣称支援世界革命，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出国门才知道我们最落后。

6月，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了谷牧、林乎加、段云等人的考察汇报。华强调谨慎说：国外引进与国内条件要平衡。有些大的项目，下决心要慎重。这不是优柔寡断。千万避免万马奔腾、齐头并进，最后都上不去。大家的热情是好的，现在劲头来了，但是引进不能不顾国内条件。邓对华的谨慎要求不以为然，鼓吹跃进说：下个大决心，不要怕欠账，……思想要解放。他指示主管经济的余秋里、谷牧、康世恩、方毅等四位副总理：同国外做生意，搞买卖，搞大一点，什么150亿，搞它500亿，利用资本主义危机，形势不可错过，胆子大一点，步子大一点，不要老是议论，看准了就干，明天就开始，搞几百个项目。[5] 二十年前，毛泽东即席吹“十五年赶上英国”，然后在几个月内改为十年、五年、三年、两年赶上英国。邓小平吹牛，将自己提出的65亿美元引进计划迅速改为了180亿，然后在三个月后又改为了500亿。

7月至9月，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上，邓小平要求“十年引进八百亿美元，最近三、四年先安排三四百亿美元”。这时，邓小平得军队支持，一言九鼎，失去最高权力的华国锋像当年刘少奇转变立场，追随毛泽东鼓吹“大跃进”一样，也跟随邓的调子鼓吹“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方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二十年前，没人敢对毛泽东的“大跃进”臆想提出不同意见，全体高层附和毛泽东；此时荒唐重演，没有人敢对邓小平的“洋跃进”臆想提出不同意见，全体附和邓小平。二十多年前，陈云在曾提出“反冒进”，警告要注意“综合平衡”，在反右运动后抛弃“反冒进”主张，向毛泽东提出了“土炉子炼钢”的建议，此时陈云同样套路，抛弃“洋跃进”之初警告的“引进资金要考虑国内配套资金问题”，转变立场，附和邓的洋跃高调。李先念如同当年忠实执行毛泽东的系列“大跃进”荒唐指示一样，在务虚会总结报告中按照邓小平的意思发出号召，提出“国民经济新的大跃进”，将八年基本建设投资从原设想的4000亿元增加到5000亿元。[6]

在众高层附和之下，邓小平主导中共中央将各项指标一改再改，在一年间将引进规模从65亿美元“跃进”到了500亿美元，再到800亿美元，再现“大跃进”“放高产卫星”的一幕。发动“大跃进”时，毛泽东要求“两本账”，说是钢产量一年翻番，实际要求半年翻番。“洋跃进”中，邓小平同样作法，说是“十年引进800亿美元，最近三、四年先安排三四百亿美元”，实际要求立即引进800亿美元的项目和设备。在1978年的最后几个月内，他突击签约引进了总金额高达78亿美元的22个大型成套项目。邓小平还表现出与毛泽东的不同之处。毛只下命令，从不具体操办。而邓喜欢亲自操刀，亲自拍板签约了大庆、齐鲁、上海、江苏等四套30万吨乙烯和宝钢等项目。他不光拍板全套引进大型钢铁项目，拍板将钢铁项目落户上海宝山，还拍板引进了石化、汽车项目，决定将这些重工项目都落户上海。上海远离能源、原材料基地，两条铁路已不堪重负，优势在于科研和技术，本应学习日本和“四小龙”，进行产业布局调整，扬长避短，向高附加值、高科技、轻工业、服务业方向发展。然而邓小平不向专家请教，不走论证程序就作出上述决定，使上海的产业结构无可挽回地走向上了工业重型化轨道。

邓小平在几个月内花出去的78亿美元外汇规模超过了1950—1977年引进项目外汇花费的总和。他曾在十几年前操办中苏论战时带着200亿元的援助礼单赴越南寻求越共支持，因此不认为78亿美元有什么了不得。但是，对年收入仅874亿元人民币，外汇收入仅76亿美元的全国财政而言，邓小平一个人在几个月内的大手笔花销已让全国财政面临破产。更糟的是，这78亿美元只是支出总额的冰山一角，开销的大头是陈云警告的为引入项目配套的国内资金支出，这配套支出总额将远超78亿美元。

想当然地提出以出卖资源购买现代化的邓小平不清楚还贷的压力，不明白出口货源和外汇收入不可能在短期内翻番的道理。毛泽东命令钢产量每年翻番，邓小平宣称的将在短期内不断发现、建成新油田，“一个大庆变十个大庆”等等，二人同样思维，同样缺乏经济知识。陈云、李先念、秋里、方毅、谷牧、康世恩等主管经济官员具有更多的常识知识，清楚石油和煤的产量、出口量和外汇收入是不可随便吹牛的，明白投资须有更大金额的配套资金的道理。但他们都是从延安整风、反右、“大跃进”、“反右倾”、文革等运动中生存过来的，深知与独裁领袖唱反调、犯颜直谏的政治风险。与当年“放高产卫星”时一样，高层们谁也不说破“皇帝新衣”，只管趋利避害，只管附和邓小平。

随着宝钢等大项目开工，财政、外汇、重要物资供应立即陷入危机。邓小平意识到出了问题，在1979年初对几位副总理的谈话中改变口风说：我们要从总方针来一个调整，先搞那些容易搞、上得快、能赚钱的，减少一些钢铁厂和一些大项目。引进的重点要放在见效快、赚钱多的项目上。今年计划有些指标要压缩一下，不然不踏实、不可靠。[7] 邓小平不至于不懂大型项目一旦上马难以改变的道理，说这番话无非是为推卸造成经济危机的责任。官员中懂行者不少，但大家都以乌纱为重，没有人接着追问减哪些钢厂，减哪些大项目，更没有人敢提宝钢下马的建议。

1979年3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以陈云、李先念为首的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负责应对严重的财政、外汇和物资供应危机。受命后，陈云指出：“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比例失调的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精明陈云很清楚若在一年前，甚至半年前的务虚会上严正提出比例失调的问题，明确反对跃进计划是有可能避免危机的，但那样会触怒邓小平，此时他可以说这番话了，但这番话已可有可无。邓小平知道自己闯了祸，在当月的“务虚会”上表示同意进行调整。有了邓同意调整的表态，中共中央在当月的政治局会议上达成一致意见，承认1978年建设规模搞大了，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调，决定修改1979年的经济计划，进行为期三年的国民经济调整。“大跃进”后，毛泽东在大饥荒中无法收场，只好默认刘少奇出面收拾烂摊子，以“调整”之名停止“大跃进”胡闹。刘少奇出面领导救灾，不敢批评毛泽东，不承认自己的一半责任，要求杀一批饿死人大省的大员，大骂《人民日报》负责人不讲真话。此时上述情节再现，邓小平造成灾难后无法收场，只好默认调整，让陈云出面收拾烂摊子。陈以“调整”为名停止“洋跃进”胡闹，不敢指出邓小平的责任，也不承认自己的一半责任，狠批冶金部主管。众高层其实都清楚，冶金部只是奉命行事，宝钢是邓小平亲自谈的项目，大家都曾举手同意，追究起来谁也跑不掉，骂冶金部长是最好的台阶。毛泽东当年拒绝认错，又被迫默认纠错。邓小平完全一样，回避自己的责任，以表态支持陈云进行调整为自己打圆场说：“这是个大方针、大政策。经过调整，国民经济会更快地形成新的生产能力。这次调整，首先要有决心，东照顾、西照顾不行，决心很大才干得成。其次要看到困难，把道理讲清楚，把工作做充分。”[8]

4月，中共再次召开了讨论应对危机的中央工作会议。当年大饥荒中，中共提出了“八字方针”，在毛泽东和大家都不认错地情况下拐弯抹角地否定“大跃进”，进行“关停并转”的调整，将胡乱上马的项目大批下马。“洋跃进”危机中，这一幕重演，新一届中共中央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在邓小平不认错地情况下拐弯抹角地否定了“洋跃进”。中共两次八字方针中，除了“调整”二字有意义外，其它全是文字游戏，而“调整”说法的妙处在于回避认错，在不追究责任的情况采取纠错行动。其实，新一届中共领导层不必搞什么“新八字方针”，旧“八字方针”可以照用。两次“八字方针”的具体办法一样，都是让一大批胡乱上马的项目下马，将城市人口大批赶到农村以解决城市失业和物资供应危机等等。会上，李先念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了《关于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报告，承认两年来“急于求成”，要求“进行坚决调整”，宣布将《十年纲要》提出的1985年钢产量6000万吨的吹牛指标降为4000万吨，关停并转一批企业，缩短基建战线，将全国在建的1700多个大中型项目削减到 1000个以下；宣布严格控制引进规模，引进大项目要组织各有关部门会审，两亿美元以上的重大引进项目，要报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审批。上述应对经济危机的系列会议继承了大饥荒后以“急于求成”、“交学费”等说法推脱责任的传统。高层中没有人提出追究责任，原因很简单，大家都举了手，追究起来谁也跑不掉。

会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国家建委的《关于改进当前基本建设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清理在建项目，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将一大批已经开工的建设项目停、缓、并、转、缩。中共制定高指标、乱上重工业项目可以重复，但想以一纸命令再强迫城市人口去农村不可重复了。不仅中共不能再动员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解决城市的失业问题，相反还在全国知青请愿的压力下不得不同意1000多万知识青年返城。在“洋跃进”带来的经济危机中，中越边境战争使财政亏空雪上加霜，致1979年的财政赤字突破了200亿元，赤字率比1958至1962年大跃进期间还高出一半，此外还有22个大型项目合同造成的巨额外汇收支逆差。这时的经济危机如陈云所言，比大饥荒时还严重。当局应付经济危机没有别的办法，一是滥发钞票弥补财政赤字，二是再次采取“关停并转”等紧缩措施，其结果是造成了整个1980年代的通货膨胀、经济萧条、4000万知识青年失业、民怨沸腾，城市犯罪激增，社会治安严重恶化，监狱爆满，以及随之而来的“严打”运动灾难。

大饥荒后，中共不得不在农村采取“三自一包”政策，给农民一些经营自由，帮助经济走出困境。“洋跃进”造成经济危机后，中共同样办法，放松对农民的管制，允许“包产到户”。不过，为维护毛泽东形象，中共不再用“三自一包”、“包产到户”之名，将“包产到户”政策改称为“联产承包”制，允许农民承包土地、分户经营，允许集市贸易，降低农业税收，提高农产品价格。上述对农民“松绑”的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迅速恢复，极大帮助了政府缓解财政危机，同时导致人民公社的解体。结果，邓小平应对“洋跃进”灾难的被动之举歪打正着，成了让农民致富的政绩。

“洋跃进”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与“大跃进”灾难相当。两次灾难证明，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滥用，政府高层拍板的投资决策十有八九是胡来。“洋跃进”引进的一大批项目同一般的官办项目一样，多是不经专家论证而由高层拍板，破坏产业布局，高能耗、高污染的国外淘汰项目，多因配套设施，能源等限制和经济调整等原因长期闲置，造成惊人的浪费。例如，三十万吨乙烯项目有一套长期堆放在南京扬子江石化公司场地闲置，每年还要花费数百万元的维护费。

“洋跃进”运动给中国带来长久和巨大的遗害，持续直到以到二十一世纪。因为“洋跃进”造成巨大的财政亏空，国家财政无钱足额应付军队、医疗、教育等开支，邓小平再作出几项灾难性的决定：其一是让军队经商，号称“以军养军”，开启了军队开始全面腐败的进程。在二十一世纪中国解放军中，贪污腐败规模惊人，“大老虎”动辄贪腐百亿计。军队全面腐败带给国民的损失相当于另一次的大跃进或“洋跃进”损失；其二是医疗商业化，政府逃避公共开支责任，让医院自己去赚钱，由此形成了全世界最不公平的医疗体系；其三是教育商业化，政府逃避公共开支责任，让学校自己去赚钱，以弥补教育经费的不足，由此形成了全世界最腐败的教育体系。

1980年，在将华国锋逐出领导层时，邓小平列举华国锋的主要错误之一为“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将“洋跃进”的责任推到了华国锋的头上。对邓此举，胡耀邦直言，当时大家一起犯下的“头脑发热”的错误，把责任都算在华国锋头上并不公平。胡的说法很客气。其实是邓小平头脑发热，逼迫众高层跟随，以陈云为首的一大批官员明知邓的大跃进荒唐而不敢说实话，一致举手支持荒唐决策，众人合力织造了“洋跃进”这一皇帝新衣。

宝钢灾难

了解“洋跃进”来龙去脉的最好案例是宝钢。1977年7月，邓小平复职后立即搬出他1975年提出的以石油换设备的《十年规划纲要》，声称要“建十个鞍钢、十个大庆”。9月，率团访日归来的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向国务院提交报告，建议从日本引进钢铁工业技术设备。本来，邓小平即使同意也应当让冶金部门的专家去操办。但他认为自己内行，在11月亲自向来访的日本新日铁公司董事长稻山嘉宽提出向新日铁购买大型钢铁企业。这时日本正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削减高能耗，高污染的重工业比重，正希望出售钢铁工业技术设备。稻山立即表示同意出售。于是，邓小平不经论证，不咨询专家意见地决定了引进规模巨大的钢铁项目，并且决定了将此项目落户上海宝山。1978年2月，中日政府根据邓小平会见稻山的谈话签订了“资源换设备、技术”《中国和日本长期贸易协议》。其中规定，中国向日本出口原油、煤炭，日本向中国出口技术、成套设备和建设器材。执行此协议，宝钢一期85亿美元的总投资除了很少的建筑工人工资部分以外基本上都付给了日本新日铁公司。年底，宝钢建设项目在邓小平的亲自督促下正式开工。这时，一大堆问题暴露出来。首先，华东落后的公路、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根本不能支持宝钢这样的对基础设施要求极高的巨型项目；其次，上海地质条件不适合重工业项目，光打地基就要花费巨额的冤枉钱；其三，宝钢投资规模过于巨大，上马后立即对全国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更大的问题是，宝钢只是邓小平同时引进的22个大型项目中的一个。宝钢等项目开工后，全国财政、外汇收支、物资供应立即陷入全面危机。

1979年春，中共中央被迫召开一连串会议，讨论应对高达200 亿元的巨额财政赤字和巨额外汇收支逆差。会议决定，进行为期三年的经济调整，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这时，主管经济的官员和众高层全都清楚，危机的根源是宝钢等巨型项目，最有效的调整举措是让巨型项目中最大的宝钢工程下马。因为，国家显然无法同时执行22个大型项目合同，违约赔偿不可避免。既然如此，预算投资总额高达200多亿元的宝钢下马是“清理在建项目，缩短基本建设战线”最有效的举措。况且，宝钢刚刚开工，立即下马是损失最小的调整举措。但是，众高层谁也不说宝钢下马这句话。因为大家知道，宝钢是邓小平亲自拍板的工程，关乎邓小平的颜面，说让宝钢下马的话会冒犯邓小平。大家都等着邓自己说这句话。然而，邓小平与毛泽东一样，从不认错，他向毛泽东写检讨也并非真正认错，而是要求复职的策略。他声言宝钢不下马，要干到底，要勇往直前。按说，不提宝钢，提22个大项目中的其它几个下马也应当有人出声了。但众高层清楚，不仅宝钢是邓小平的面子工程，22个大型项目都是邓拍板决定上马的。于是，众人谁也不提那造成严重经济危机的22个大型引进项目。二十年前在庐山开会时，十五省饥荒，很多省饿死人，中共高层中除彭德怀私下写信没有人敢于出面制止灾难扩大，高层全体附和毛泽东，批判彭德怀，任由灾难扩大。这一幕在1979年重演。没有人敢于出面制止灾难扩大，高层全体附和邓小平，任由灾难扩大。会议决定，让上千合理上马，投资额不大，更能创造就业机会的中小型项目、轻工和民生项目下马，以保邓小平的22个面子项目。与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造成大饥荒后的应对一样，中共再次以丑恶的办法应对经济危机，实施所谓“清理在建项目，缩短基本建设战线”。

在6月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会议上，主管经济的李先念承认宝钢决策荒唐说：“宝钢放在上海是为了解决调铁的问题。开始并不想搞这样大的规模，由于高炉很大，上海现有钢厂吃不了这么多铁，发生了‘大茶壶小茶碗’的问题，于是增加了炼钢、轧钢设备，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钢厂。”[9] 李先念此言透露出宝钢决策过程实际上是“先决定了再说，走到哪儿算哪儿”。同月，中共中央派陈云到上海去处理宝钢问题。与“大跃进”中刘少奇一味迎合毛泽东，不敢明确批评一样，陈云在一番调研后顺着邓小平的意思表态说 “要干到底”，“店铺开门不怕买卖大”。这样的调研结论是邓小平愿意听的。7月，邓小平到上海视察，发表谈话说：“宝钢国内外议论多，我们不后悔，问题是要搞好。第一要干，第二要保证干好。”随后他主持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调动全国各条战线支持宝钢”，实际是将宝钢灾难摊到全国各行各业加以掩盖。在9月的中央会议上，邓小平宣称：“历史将证明，建设宝钢是正确的。”然而国人不知道，邓小平对决策的灾难性比谁都清楚，他在与稻山的谈话中间接承认失误说：“宝钢由于调整会拖延一段的，我说过用现金支付欠款的，但现在看来做不到了。”[10] 老百姓不知道，邓小平声言“保证干好（宝钢）”的代价是全国无数合理的小项目停工下马，政府调全国的资源和外汇收入来保这个巨无霸的面子工程。古代帝王通常都具有认错品质，会在灾难后罪已，对不是朝廷造成，但给给臣民巨大痛苦的天灾也会痛责自己。革命党与封建帝王的一个主要区别是，革命家们不会认错，没有罪已意识，漠视灾难带给百姓的痛苦。在二十年前的大饥荒中，邓小平了解家乡省上千万农民饿死的情况，但多次催逼西南大员李井泉从四川向京城调粮食，在饥荒后积极为李井泉开脱。此时，他深知经济危机的严重性，但以一句“我们不后悔”坚称决策正确，没有自责。这种漠视人民痛苦，坚决拒绝自责的品质不是毛泽东、邓小平专有，而是全体革命家的共同特点。众高层在二十年前附和毛泽东造成饥荒，此时照样附和邓小平，联手造成严重经济危机。

高层们怕冒犯邓小平不敢批评宝钢，但专家们从专业角度间接提出了批评说：“宝钢不应建在这个地方。从经济地理角度看，是违反社会主义生产力配置规律的，从当前中国实际经济情况看，也是不急需的，应当停建，转移到其它地方。”[11] 连日本的经济专家都对宝钢项目提出了批评。他们指出：“决定兴建这么大的工程本身就不一定合适，按日本一般做法，宝山工程的地点选择是不可想象的”。1980年初，宝钢基础桩由于地质原因出现位移。在9月的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有代表批评“洋跃进”是“新冒进”，“造成了近200亿元的财政赤字”，质问为什么要上宝钢；厂址为什么选在上海软土层；宝钢会不会增加上海的环境污染；出现桩基位移的宝钢投资是不是无底洞；进口矿石有没有保证等等。甚至有代表发言说：“宝钢决策者是千古罪人，应该从楼顶上跳下去！”[12] 人大代表们敢于如此激烈批评是因为他们以为宝钢的决策人是上海市委负责经办宝钢事宜的陈锦华。陈后来叫屈说：“宝钢上马是邓小平决定的，我只是具体执行人，怎么当得了罪魁祸首呢？”[13] 虽然人大只是清谈机构，并不能形成对高层权力的制约，但人大代表们的质疑多少对高层形成压力。此外，宝钢项目暴露出的问题太多，建设无法继续。11月，中共中央决定，宝钢工程“一期停缓，二期不谈，热轧钢板和冷轧钢板厂退货”。众高层们都清楚，由于宝钢等项目没有在1979年初刚刚动工时下马，现在这些大项目带来的灾难规模已经大到难以收拾。但是，党内不可能出现人大会议那样的质问。高层们都是多年来在举手拥护领袖决策中生存过来的，只要不危及官位，没有人会宝钢二期合同规定的巨额赔偿和已进口设备的闲置真正着急。因为一，这些是邓小平的项目；第二，大家都相信国家有的是石油、煤炭，多出口就是了。人大会议也不可能有对荒唐决策，造成巨额赔偿、设备闲置、无数合理的小项目下马等等的问责，因为第一，代表们对“洋跃进”造成经济危机的来龙去脉不了解；第二，人大代表们也是官员，也遵循趋利避害的生存法则。

在宝钢项目必须缓建，部分停建，部分退货的情况下，高层们都知道需要有个让邓小平下台的台阶。这时大家都想到了专家，最好是借专家之口找个台阶。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专家论证宝钢一期工程是否继续。独裁体制下，工程开建后才论证是必然现象，建国以来的重大工程都是不经专家论证，由领袖荒唐决策的。建国之初，毛泽东一句“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三门峡建坝工程就决定了。毛泽东时代大型工程基本都是先开工，后论证，或只管开工完全不论证。这荒唐一幕在邓小平时代重演。1981年1月，国家计委、建委召集十七个部委，上海有关委、局、院校，宝钢工程指挥部、宝钢顾问委员会负责人及一大批专家、教授共200多人举行了宝钢一期工程论证会。论证会摆出了三种意见：一、停建，将到岸设备分到其它钢厂；二、按原进度继续建设；三、缩小规模、延长工期、分段建设，再花25亿元投资，把已投入103亿元的工程救活。高层们和专家们都清楚，论证会议提出的三种意见都意味灾难。这时专家们也清楚了宝钢与邓小平的关系，不再质问。于是，论证会沦为清谈馆，所谈意见只是将灾难情况上报中共中央。由于邓小平已经宣布宝钢决策正确，声言“不后悔”，中共中央于1981年2月决定宝钢一期继续建。

1984年2月，邓小平再次视察宝钢，回京后提出：“宝钢二期要上”。1985年9月，花费128亿元人民币的宝钢一期工程建成投产。国人不知道，从1978年到1985年，中国的石油，煤炭工业都在服务一个目标——出口资源换宝钢。七、八年间，中国出口日本百亿美元的石油、煤炭，只换回了一个宝钢，买回来的是日本淘汰的冶炼设备和技术，连同基础建设用工程机械都一起买了回来。按宝钢的合同，配套港口和道路的建设也由日商承包，以石油支付。为建宝钢，政府不得不在1979年后每年超发货币，总共超发了数百亿元，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几年间，宝钢带给国家的巨大损失被摊派到了全国各行各业去“消化”，全国人民都被迫为宝钢，为了邓小平的荒唐决策节衣缩食，为邓小平的面子工程买单。十几年间，宝钢项目耗尽了全国的外汇储备和石油、煤炭出口的收入，使全国的产业结构和布局劣化，扩大了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全国百姓蒙受了巨大灾难，但不知道自己是宝钢灾难的受害者。

一期工程建成后，宝钢的问题继续浮现。日本的技术设备只能冶炼巴西的富铁矿石，宝钢不能冶炼中国丰富蕴藏和产量巨大的贫铁矿石。换句话说，宝钢长期需要巨额外汇供养，进口巴西或澳大利亚的富铁矿石炼钢，宝钢是当时国家宝贵外汇的无底洞。在整个1980年代，中国外汇奇缺。国人不知道，当时出现的外汇券是深圳为了保护自己出口所赚外汇不被宝钢吞噬而发行的。另外，从巴西或澳大利亚来的大吨位运输船无法驶入长江口。为让宝钢投产，远隔重洋运来的富铁矿石还要卸在宁波北仑港，再装上小轮船运到宝钢。一个荒唐决策带来了永远地折腾与浪费。

一期工程建成二十多年后，宝钢领导人继续以“宝钢挣回了当年的投资，又赚了一个宝钢”的说法欺骗着国人。他们没有算上宝钢项目造成经济危机带给全国的损失，没有算上大批中小在建项目为了宝钢而下马的损失，没有算上中央以行政命令向全国各行各业的摊派，没有算上无数企业因宝钢占用外汇而被迫停止的技术改造的损失，没有算上宝钢占用外汇带给科研和教育项目的损失。此外，宝钢等重型项目的落户使上海永久地为“洋跃进”吞咽环境问题等苦果，其灾难无法计算。

邓小平吹嘘“一个大庆变成十个大庆”，而事实是，他的洋跃进没有实现十个大庆，倒将连仅有的一个大庆掠夺到衰竭。江青对资源换现代化计划的批评说对了。在二十一世纪，中国贫油，离开进口石油一个月就全面崩溃。造成这一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自己的“洋跃进”计划，邓小平下令掠夺性开采，造成大港、大庆等油田迅速衰竭。这时，由于油价、矿石价的上涨，炼钢产能过剩，宝钢的设备根本不如所占地皮值钱。这时的中国政府是多想出现一个邓小平式的买家，以石油、煤炭资源来换项目，把宝钢等二十多个项目一揽子买走，把配套建设之权也一起买走。当年，日本等国遇到了邓小平，成功将淘汰产能脱手，实现产业结构转型，还收取了巨额违约赔偿。如今中国政府可找不到这样的买家了。因为，私人资本不会买，亲自决定买大项目的国家领导人找不到了。

财政包干

“洋跃进”中，政府的财政亏空比大饥荒后更加严重，中央政府无法应付各地方政府的拨款要求，中央对地方统收统支，全部包揽的财政体制难以为继。1980年，赵紫阳临危受命接任总理，推出了财政包干办法，即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分灶吃饭”，承诺节余归地方以调动地方帮助中央应付财政危机的积极性。财政包干的主要内容包括：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的收支范围；地方财政包干基数以1979年财政收支预算执行数为基础；地方财政收入在用于财政支出后的余额上缴中央，不足部分由中央予以补助；地方上缴比例、调剂收入分成比例和定额补助数核定后，五年不变，地方在划定的收支范围内，多收多支、少收少支；涉及全国性的财政收支管理权集中在中央。

财政包干办法后来被宣传成了改革开放的产物。事实并非如此，它其实是中共制造灾难的产物。毛泽东心目中只有“大一统”的秦制，拒绝地方分权自治。对应秦制，中共实行中央对地方大包大揽，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即地方的收入全归中央，地方用钱全由中央下拨。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胡乱上马了一大堆军工项目，造成大饥荒的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财政亏空，使中央包揽地方开支的体制难以为继。1960年代初，刘少奇为应付经济危机曾经实施地方财政包干。洋跃进造成的经济危机中，赵紫阳拾起刘少奇的财政包干办法正式推行，让地方各显神通，帮助中央财政渡难关。因此，中共财政包干不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而是革命带来灾难的写照。

早在北洋政府时期，中国地方分权的进步潮流已经发端。1920年代初，中国选择了联省自治，建立联邦制国家的道路。当时各界的共识是，大一统的秦制不适合中国各地差别巨大的现实，地方自治，粤人治粤，湘人治湘，晋人治晋是最佳的选择。中国的这一正确选择被外国输入的革命所扼杀。大饥荒中和改革开放中的财政包干办法与地方自治不是一回事，因为新中国的地方官员不是地方选出，而是中央任命。因此，它不能合理地解决中央与地方间权限与利益的分配难题，不可能制定出各地一致认可的公平方案，中央和地方就包干基数的讨价还价无法公开透明，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无法稳定，难以达成双方均认为合理的办法。

财政包干制将税收增长大部分留给地方政府，在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积极性的同时，也激发了地方扩张政府规模为和实行地方保护主义的冲动。在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财政收支缺乏监督和控制手段的情况下，财政包干成了地方政府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面子工程，挪用资金，透支财政收入，乱收费、乱摊派，官商勾结，滋生腐败的重要动因。然而，尽管有上述缺陷，财政包干相比中央统收统支制还是有进步意义。它使地方财政利益与经济发展挂勾，更能调动地方积极性，从经济上打破了中央垄断一切的模式，使地方有了一种抵制中央暴政的武器，使经济改革走上难以逆转的轨道。比如，在财政包干制下，“大炼钢铁”那样的暴政可能就不易推行全国了。

严打运动

建国后，中共实行所谓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私营经济，扼杀提供就业机会的源头。中共宣布“三大改造”完成后，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中共无计解决失业问题，只好采取不是办法的办法，将知识青年赶去农村，禁止农民进城谋生。随着毛泽东时代结束，人民公社的解体，千万农民进城谋生和千万知青回城，中共多年来以驱赶、流放解决失业问题的欠账到了偿还的时候。

在城市失业问题严重，迫切需要发展民生工业，提供就业机会之时，邓小平发动“洋跃进”，将国民经济拖入了严重经济危机。应对危机，中共推出了“新八字方针”，压缩基本建设。这时，解决问题的正确之道是下马造成危机的保宝钢等大项目。但邓小平拒绝认错，中共高层全体迎合邓小平，中共中央要求全国各行各业付出代价来保他的宝钢等巨型项目，下令将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和在建轻工项目下马，为邓小平的二十几个巨型项目让路。千百万中小企业下马立即造成百业萧条，使本已严重的失业问题雪上加霜，而邓小平的巨型项目用钱虽然耗资、用汇巨大却不能创造多少就业机会。结果，全国城市失业人口数千万，严重的失业问题导致犯罪率飙升，治安恶化。

1980年初，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提出“对现行犯罪分子的处理，不能从轻，要从重；不能从慢，要从快”，主持五届全国人大第十三次常委会议居然推翻刚开始生效的《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死刑须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规定，宣布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死刑。5月，中共中央政法委召开了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推出了要求加大力度打击犯罪活动的《京、津、沪、穗、汉治安座谈会纪要》。6月，中共中央批转了该纪要，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中共中央的纪要通过了《关于死刑案件核准问题的决定》，将死刑复核权无限期地下放给了地方法院。除了下放死刑核准权，刑法规定的死刑罪名也被扩展。1981年和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接连通过《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和《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前者加重了处罚，后者将走私罪、投机倒把罪、盗窃罪、贩毒罪、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受贿罪的法定最高刑罚修改为死刑。然而，数千万青年没有出路，没有工作，重刑、死刑没有解决治安恶化的问题。治安形式持续恶化，先后发生了东北王氏兄弟抢枪、抢劫、杀人出逃，流窜数省死打伤数十人的“二王大案”、“卓长仁等劫机案”、“呼伦贝尔团伙抢、奸、杀二十多人系列案件”（616案件）、“唐山菜刀队杀人”案等震动全国的大案。

1983年夏，邓小平在北戴河发出了严厉打击刑事案件，从重从快惩处的指示，强调“稳稳当当地解决不了问题，严就能治住，在三年内组织一次、二次、三次战役，一个大城市，一网打尽，一次就打他一大批”。[14] 随后，中共出台了一系列“严打”文件和所谓人大法规，其中包括《中共中央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中共中央(1983)31号文件，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发布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和《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由此发动了“严打运动”。

中共中央31号文件推出了流氓罪名，要求“对流氓团伙分子要一网打尽，对流氓头子要坚决杀掉”。人大常委会《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第1条规定：“对杀人、强奸、抢劫、爆炸和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主要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民愤极大的，应当迅速及时审判，可以不受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的关于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期限以及各项传票、通知书送达期限的限制”；第2条规定：“前条所列犯罪分子的上诉期限和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期限，由刑事诉讼法第131条规定的10日改为3日。”《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将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3条修改为：“死刑案件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得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中共的系列文件法规强调“严打”、“速判”、“快杀”，下放死刑核准权，实际要求像“镇反运动”、“一打三反”运动中那样滥杀。延续毛泽东的惯用作法，中共内部下达了5%的“严打”指标，要求按此例判重刑、死刑。

为完成镇压指标，基层公安机关将许多服刑中犯人拉出来重新重判，将原判五六年的犯人重新重判十年以上，将原判十多年者重新改判无期徒刑甚至死刑以充数。执行邓小平的“从重、从快、严打”指示，基层从抓人到杀人几就办完。如同“反革命”罪是随意整肃、杀人的“口袋罪”一样，严打运动中的“流氓罪”、“投机倒把罪”也是同样的“口袋罪”。“严打”运动中，当局将穿着暴露，拍裸照，私人集会，随地大小便，在厕所写脏话，抢个电影票，男女朋友一起跳舞，年轻人在公园谈恋爱者随意逮住，将拥有淫秽书画录像，青年男女婚外性行为，偷窥、举办家庭舞者以流氓罪、“非法聚众”，“流氓活动”，“流氓团伙”等罪名判处重刑，指挥城市居委会举报嫌疑者，将居委会办成了镇压工具，使居委会有了“小脚侦缉队”之名。当时，青年中开始出现穿花衬衫、喇叭裤，留着长头发、大鬓角，戴着墨镜等时尚。这对长期以来国人留短发，穿灰色中山装或绿军装的传统产生了冲击。严打运动中，无数新潮青年经“侦缉队”举报，被以流氓罪逮捕，判刑。以下几案反映出“严打运动”冤狱之泛滥：西安市女青年马燕秦喜欢跳舞，有三百多男舞伴，与其中部分人有性关系。数百舞友被以流氓集团罪名逮捕，马等三人被枪决，数十人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王姓女大学生因与十多名男子有性关系，被以流氓罪处决。刑前她说：性自由是我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我的这种行为在二十年后将不算什么；四川泸州一王姓青年与同伴打赌，在街上强吻了过路少女，被以流氓罪枪毙；北京的十多名小贩在火车站哄抢了农民的西瓜，被“顶格”判处了死刑、重刑。其中一位小贩只抢了一个西瓜的青年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河南一对青年恋爱同居，女方家长反对，报案称强奸，男青年被以流氓罪判处了死刑；一偷自行车贼被便衣警察抓住，以螺丝刀划破便衣警察胳膊，被以反革命罪处决；安徽蚌埠李姓青年嫖妓后不给钱，被控强奸，一审被五年有期徒刑，在“严打运动”被改判十五年徒刑，青年不服上诉，在第二波“严打”中被处决；以周大维为首的几个学生加入了一农户的赌局，输钱付不起逃跑，被抓时以水果刀刺穿农民手掌，在“严打”被判了死刑。[15]

“严打”运动沿袭镇反运动传统，实施大逮捕行动，然后将犯人手插木牌押到会场，宣判后游街，很多犯人被绳勒脖子以防喊冤，然后押赴刑场执行枪决。运动中，各大城市当局不断组织大逮捕，在体育场馆连续举行万人、十万人公审大会，一次枪毙几十人属于平常，其恐怖场面是镇反运动、一打三反运动的再现。遵循中共高层“可杀可不杀的杀”的指示，各地当局将婚外同居、打架斗殴、偷鸡摸狗者也屠杀凑数。运动中，全国几乎每个县都有了杀人场。这样的恐怖局面历朝历代没有，只是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才有。如同在“一打三反运动”中以思想、言论定罪，屠杀反抗暴政者一样，“严打”运动不只针对刑事犯罪，同时以思想、言论定罪大规模逮捕，判重刑或杀害反抗暴政者。运动在全国持续了三年半，按照中共中央“严打”、“从重”、“从快”、“顶格”等指示判处的两百多万起案件绝大多数是冤案。严打运动后来与“清污”运动会合，各地在严打中纷纷举办了“清污”和“严打”的案例展览。如今回首，那些展览完全可称是国家罪恶展。

1984年，全国治安在屠杀恐怖中好转，刑事案件大幅下降。当局只宣传民众因治安好转而支持“严打”运动的一面之词，而封杀对滥杀的谴责声音。如果在民国时代，独立媒体定会指出：犯罪率上升，治安恶化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判刑轻，死刑少，而在于青年们没有就业机会和出路。邓小平是毛泽东的传人，他的“洋跃进”是毛泽东“大跃进”的传承，他的“严打”运动是毛泽东镇反运动的传承。毛泽东发动镇反运动时要求放手杀人，下达杀人指标，邓小平发动“严打”运动同样要求放手杀人，下达杀人指标。邓小平1980年代内部讲话围绕从重、从严，传承着毛泽东嗜杀的特点。与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信奉杀人立威。 “严打”运动期间，他下令将数十万解放军内卫部队改编，建立了武警部队，以加大“严打”力度。

“严打”运动显示出全国人大的的傀儡性质。运动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抛弃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责任，按照邓小平的要求，推出一系列鼓励“从重从快”，快杀、多杀的所谓法规，成了镇压工具。没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在“严打运动”中被冤杀。中共历次镇压运动害死人数绝对不止官方披露的数字，“严打”运动中被杀人数和冤杀人数也不止官方数字。可以肯定的是，当局永远会隐瞒对自己不利的真相。邓小平发动“洋跃进”运动，让无数中小企业下马，又发动“严打运动”，要以多杀来解决失业和治安问题，无疑应对“严打”运动的无数冤案负责。

实行死刑的国家的治安并不比废除死刑的国家好，滥杀的“严打”运动只能收效于一时。在经济情况好转之前，严打运动一结束治安状况立即恶化。在第一次“严打”结束后的1988年，刑事案件的立案数由1987年的57万件上升到83万多件，说明靠滥杀来维持治安不是办法。政府滥杀无辜必然埋下了仇恨。基层人员知道作恶报应的道理。“严打”过后，各地的公安机构都作了大调整，公检法系统实行了大规模的人员易地换岗，甚至转业调离。其用意是帮助严打的打手们逃避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报复。“严打”结束后不久的六四运动中，袭击警察、军队的所谓暴徒中不少人是对政府的严打暴行冤冤相报。

1997年，新一届中共领导人继承传统，发动了第二次“严打”。2001年，中共再发动了第三次“严打”。“严打”运动的受害者比右派还惨。右派在二十多年后获“摘帽”，而“严打”运动中的冤案三十年后也未获平反，更谈不上赔偿了。那位“严打”运动因婚外性行为而被杀害的女大学生说对了，她的所谓流氓罪在二十年后是平常的私生活。2006年底，中共公布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有关问题的决定》，宣布废止邓小平主持推出的死刑核准权下放，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变相承认了几次“严打”滥杀非法。